婆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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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守节这事从秦朝就兴起了,一直延续到明清,宋朝也是重灾区
宋朝建立后,沿承了前世王朝奖励“忠节”的传统,并在实践中采取了若干革新措施。在王朝统治前期,朝廷对“义门”大肆奖赏,以保证这些地方豪族对王朝的忠诚,而很少犒赏守节之人。宋真宗时期朝廷进行了重大变革,将免除赋税作为嘉奖的方式。自此之后,一个家族中只要有任何人受到朝廷的奖赏都能免除各种各样的赋税劳役。但是,在此后的七十年中,很少有家族获此殊荣。直到宋哲宗时期,这种局面才开始改变。这种改变源于朝廷内部的党派之争。我们都知道“王安石新法”和他所提倡的新政策,这引起了北宋朝廷内部的党派之争。哲宗登基时,朝政掌握在他的祖母宣仁皇太后手中。她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王安石却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因此两派各持己见,都认为自己秉承天命,执掌正义,能为王朝带来和平与繁荣,而对方则不仅执迷不悟而且代表了无可救药的罪恶。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拿出谁才是真正秉承天命的征兆的重要性。而征兆即表现在王朝统治下“忠贞”之士的数量。因此,在宣仁太后统治的八年中,朝廷对“忠贞”之士的奖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而这种情况在宋徽宗统治时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将自己视为贤能的明君,能够以自己的美德教化他的子民。朝廷上下热衷于颁布和记载各种吉兆来显示他统治的贤明。而对“贞节”者的奖赏便是他贤明统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对“贞节”行为的关注引发了对节妇问题新的重视。到十一世纪末,人们开始大量撰写关于“节妇”美德的文章。
北宋灭亡后,忠诚成为岌岌可危的南宋朝廷最关心的利害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首先,早期的表现是南宋政府对忠贞官员的表彰,特别是政府为这些以身殉国的官兵修葺墓碑,部分忠勇之士的事迹被文人墨客写成传、序、集、诗流传后世。被颂扬的男人大多是拒绝投城降金而英勇殉国的官员,而女人大多是不堪被敌人玷污而自刭以保清白的烈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为这些烈妇歌功立传主要目的是为了强调男人在国破家亡之时应尽保家卫国的职责。因为在当时,妇女的这种保节之举已成为国家动荡之时忠孝节义精神有力的表征。一个忠贞的女人可以是为保护父亲、保护婆婆而死的孝女、孝媳,可以是对自己丈夫至死不渝的节妇,也应该是忠诚于自己的国家和文化的烈女。因此,南宋时期,这些忠贞的女英雄被载入各类传记中流传于文学界,提高了世人记录节妇德行的兴趣。最终,到南宋末期,妇女忠贞的形象变得富有灵活性,这就使得那些本来单纯代表贞节寡妇的美德带有了政治色彩,她们忠贞不渝的美德是男人们应当学习和效仿的。
此外,南宋朝为“节妇”歌功颂德行为的盛行有时也带有私人的和文化娱乐的目的。例如,有一个关于姓施的寡妇的故事。她丈夫在一次与他父亲去日本的旅途中过世了,她虽然依然年轻,但却拒绝再婚并担负起抚养遗腹子的责任。虽然她周围没有读书求学的传统,但她开始教授儿子知识,坚持告诫儿子只有读好书才能过上好日子。在她的努力下,她儿子成功地考取功名当上了朝廷官员。后来,她的孙子将她的德行上奏朝廷,得到了朝廷的承认与赏赐。八十年后,在一块施氏节行碑上刻着她十五个做了官的子孙后代的名字。很明显,这块碑不仅是为世系家族成功地扬美名而庆贺,更让整个家族为此而扬名天下。
而南宋朝晚期,诗歌散文中记载的烈士、烈妇的事迹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娱乐。我们看到大量的妇女为了保持清白而自尽的故事,这并不是为了教育世人,而是为了突出主人公的善良可爱并以此感动读者。一些时候,这些诗词是作者看到忠烈祠中烈妇的形象而激发的创作,这使烈妇作为文学作品的题材而广泛流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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