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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上过中国历史课的欧美人几乎都熟知下面这段引文，它是1793年马戛尔尼（Macartney）勋爵率英国使团访华时，《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中的一段话：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上面这段文字曾被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记者以及教师们广为引用，用以说明传统中国对正在兴起的西方力量的失于认识：乾隆愚蠢地认为乔治三世是在向他朝贡，而他对英国礼物的贬低则被认为是对西方科学甚至工业革命的拒绝；与朝贡联系在一起并体现在磕头仪式中的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与新兴欧洲国家间的平等外交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结论中所暗含的对清朝政治文化的宽泛解读，曾受到专家们多年的批评。然而，对上段引文的传统解释是如何形成的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它经久不衰？
广泛阅读清史档案资料显示，那段被广泛引用的文字并不代表乾隆对英国使团的真实反应，乾隆主要把使团看作一种安全威胁；相反，大量资料显示的反倒是18世纪英国对礼仪的关注，以及这种关注在20世纪初乾隆敕书开始广泛流传时对中西学者的影响。对《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是如何被解读的考察显示，无论是历史档案的编辑取舍，还是我们今天的清史观点，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20世纪初中国政局变化的影响。
二、真相是什么？
如果我们按照日期顺序阅读《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故事是从一封信开始的：这是1792年10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写给两广总督的一封信，信中告知英吉利国王打算派使团在乾隆生日的那一天前去祝贺。随后是中国沿海省份官员在等候英国船只出现时，朝廷与官员的诸多文件往来。1793年7月下旬，使团抵达天津外洋，在使团成员乘船前往北京，然后越过长城，前往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的路途跋涉中，乾隆和他的官员间有很多的公文往来。这些公文大多是关于行程安排的，其中也有很多关于英国所带礼品的讨论：让英国人提供礼品清单，以及礼品运送、装配和展示的方法，还有一些是关于使团觐见乾隆时的礼仪的讨论，只有少数文件提到了磕头问题，而其中的几个还是责备徵瑞自高自大，幻想大使应该向他磕头。
转折点发生在1793年9月底，当时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使团从承德返回北京后，清官员开始安排他们南向广州的行程；第二，英国的一系列要求被翻译成中文。当乾隆读到这些要求时，他感到非常不快。英国人不仅想在北京留任常驻大使（为了越过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还想在沿海港口和北京进行贸易，要求享受税收减免，同时索要宁波港附近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和要求在广州附近建立一个基地。
这些要求具有重大的政治上和财政上的含义，乾隆当然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之前已经写好的给英吉利国王的那封公式化的敕书被扔掉，一封新的敕书，按照乾隆的个人指示被起草。新起草的敕书对使团提出的所有要求予以逐条陈述和拒绝。尽管许多读者认为马戛尔尼遭到拒绝是因为其拒绝磕头，从而导致乾隆的愤怒，但敕书中并没有提到磕头或其他任何礼仪问题，而是集中在对使团各种要求的陈述和拒绝上。这个敕书便是前面那段著名引文的出处来源。在那段引文中，乾隆一方面对英国礼物轻描淡写；另一方面又强调自己的慷慨。这个敕书被正式交给马戛尔尼，使团亦匆匆离开北京。
这之后，乾隆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避免因拒绝英国要求而可能造成的军事后果。在军机处在向沿海各省总督的一道重要上谕中警告说：“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今既未遂所欲或致稍滋事端。”，继而敦促各地总督加强防御。
紧随着这个上谕，是地方官员汇报自己遵旨采取各种行动的回奏，也有很多是关于如何摆脱当时停泊在舟山的五艘英国军舰的，特别是全副武装的“狮子”号舰。舟山岛有深水良港，这也是英国人希望在那里建立基地的原因之一。马戛尔尼曾解释说，因为许多水手生病了，所以需要在岛上休息。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狮子”号上暴发了严重的痢疾，导致多人死亡。乾隆接受了他们要在岛上休息的请求，但同时敦促地方官员让英国船只尽快离开。船长欧内斯特·高尔（Ernest Gower）在他的航行日志中曾记录，他们在沿中国海岸向南航行途中，曾遭到中国船只的驱逐，当地人还向他们的井中投掷脏物，致使他们没有干净的水。他们通过鸣枪展示力量，停靠在港口的中国船只也不时地鸣枪展示他们的力量。还有一些奏折是向乾隆报告，他们如何向正在往南航行的英国使团展示军事力量（这些也出现在英国人的记录中，里面提到沿途有大量的士兵巡逻，并对清兵所展示的大炮做了不屑的评论。）
与乾隆这些上谕混杂在一起的，还有松筠和爱新觉罗长麟写的一系列奏折......档案资料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在乾隆的心目中，对英国要求做出有效的军事和外交反应远比在马戛尔尼使团抵达北京之前所讨论的磕头和其他礼仪问题重要得多。
另外，《粤海关志》（1839）中还收藏有乾隆的另一道严厉的敕谕，强调不允许英国人占领岛屿的重要性，并以建立海防的敕令结尾。
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出版的清朝对外关系史中，把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置于当时清朝战胜廓尔喀人（Ghurkhas），并与俄国进行了成功边界谈判的强大王朝背景之下。整个19世纪，中国这边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记述也呈现出近似的叙事，马戛尔尼使团都被看作一个防务问题，重点放在军事准备和对英国人在广东贸易的管理上。
三、观点从何而来？
导致《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名声大噪的是清王朝1911年的灭亡和民族主义的兴起。1914年，两位居华英国作家把乾隆敕书的英译本收录进了他们编写的清朝野史。正是从这本英文著作中，中国学者摘选出了《乾隆皇帝谕英王敕书》。对他们来说乾隆在敕书中的愚昧和自满正好应和了民国革命..... 对于英国的作者们来说，马戛尔尼使团的失败赋予了英国强权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出于这种目的，马戛尔尼提出的要求被概括为外交关系和自由贸易（而不是减免税收和索要领土基地）。马士（Morse）称之：“英国1793年提出的适度贸易权利法案，在1842年通过武力得到了实现。”英国作家们以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为始点讲述中英关系，通过讲述英国曾两次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实现国家间的正当平等关系，但却都不幸失败的故事，进而论证英国对中国使用武力的正当性，而在写作中则避而不谈使团的那些实质性要求。这样做所产生的一个效应，就是使当年清朝看起来更像是在对文化冲突进行反应。
但是错误片面的观点需要更多的中国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以及原始材料的“支撑”（编者按）。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的主要中文资料来源来自于1927年出版的《掌故丛编》的第一卷，收录了有关访华的47份文献。之后约翰·朗切洛·克兰默·拜格（John Launcelot Cranmer Byng）将其中一部分文件译成英文，并以《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使团出使北京的中国官方文献》的标题出版。克兰默·拜格认为这些文献是关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非常完整的记录”，但事实上它们只是档案馆里600多份有关文件中的一小部分。这47份文献的选择则受到编纂者先入为主的立场及当时政治背景的影响。
从基本层面上来讲，《掌故丛编》的编者们对清朝历史的总体观点都受到那一代人民族主义反满思想的影响。当时选录和编释档案的大部分实际工作是由研究生承担的。指导这些研究生的沈兼士曾直白地写到，像有关明朝灭亡和文字狱案等的文献十分重要，其他文献可作为资料统计之用。另外一个更直接的政治背景是：1928年初，当《掌故丛编》的第一卷正在编纂时，蒋介石的国民军队正在北伐，这给故宫博物院带来了一个危险的局面。一方面，北洋政府中的保守派对把清帝赶出故宫，并把故宫作为博物院深感不满：孙中山的支持者，广东人陈垣，就在北洋政府对国民党主要支持者的镇压中遭到逮捕；另一方面，博物馆也受到国民党内部激进分子的威胁。北伐中，国民党又通过了要将整个宫殿及宫内物品作为叛逆者资产予以出售的议案。在这种情况下，《掌故丛编》的编者们无可避免地要考虑，如何能使他们的工作更容易为新政府所接受。这个新政府不仅视自己为孙中山的接班人和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者，而且视自己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正在着手从英国人手中拿回租界。
《掌故丛编》的第一卷就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诞生的。对文献的选择集合了编纂者的革命民族主义和国民党处理清朝历史时对反帝的强调。第一卷以康熙的照片和那些曾让许宝蘅兴奋的康熙离京出行时写给驻京太监的上谕开头，这样会给读者一种感觉，就是这些档案资料可以揭下清廷的面具，从内部窥探其真实的面目。照片和朱谕的后面是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相关资料，其余的是与汉民族主义反满案件有关的皇帝敕谕（关于17世纪要求汉人蓄辫的有关敕令）和与中国边界防卫有关的文件（里面一位著名的汉族将领年羹尧在西藏作战，但却在雍正登基后的权力斗争中被处死），还有关于清朝对中国人思想和文化进行控制，实行“文字狱”的文献。虽然该卷并不是国家指导下的宣传册，但却是编纂者们的立场和当时环境推动下的产物。这些文献原本来自清朝的自身记录，文献本身对清朝并没有明确的敌意，但当把这些文献集合在一起时，就对当时的反清舆论做出了贡献。《掌故丛编》和当时其他档案资料汇编对这些主题的突出，在接下来的数年里，深深影响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编者们在选择与马戛尔尼使团有关的档案资料时有着同样的考虑。许宝蘅在他简短介绍的一段文字中解释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国国际关系的开端，而他的目的是提供《东华续录》中所没有的新史料。档案文件以百灵（Francis Baring）宣布大使馆成立开始，以马戛尔尼使团离开北京结束，大量文件涵盖的是使团向北京赶路和后来在承德接受觐见的这段时间；其效果是突出对礼品和礼仪进行讨论的这个时间段，从而漏掉所有与军事反应有关的档案文献，并通过《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将这种叙事效果推向高潮。这种效果部分是因为利用了军机处档案，这些档案涉及的是从天津到北京的行程，还有使团在北京和承德的住所安排，而乾隆与松筠、长麟，以及各省负责沿海防务官员之间的公文往来，则大部分保存在宫中。
总体来说，《掌故丛编》里那些经过挑选的档案文献制造出了一种效果，那就是清王朝被描绘成了一个面对正在崛起的西方力量，既无知又被动的王朝。清朝官员一方面对礼仪细节表现出过度的关注；另一方面又对他们所面临的军事威胁毫无觉察。这里的一个争论是，导致19世纪清朝军事力量弱小的原因是什么？这一争论符合20世纪初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其与五四运动相关，而且也符合那种用文化差异来解释近代中西双方力量悬殊的更广泛的兴趣。双方都呼吁进一步西化，而陈垣等学者对汉化的历史研究，则是这场辩论的政治共鸣部分。上述批判的某些方面至今令很多学者信服；就像很多档案汇编在编纂时有意排除某些档案一样，《掌故丛编》的问题是，其在编攥过程中所受到的各种历史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在最后的出版中体现出来。几句介绍之后，《掌故丛编》并没有对其所剔除的档案文献数目做任何提示，致使读者以为他们是沉浸在并未被修饰过的18世纪的清朝官员的原始声音中。。
四、观点的强化
《掌故丛编》中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的清史档案资料是通过费正清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进一步强化的。《反应》一书第一章以《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结尾，但敕书被严重删减，里面有关英使团主要要求的所有文字都被删除，“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则成为敕书的最后一句话。然后，费正清加了一段自己的话，使效果更加突出。他说：“按照这种说法，那些即将攻破城门、摧毁中央帝国古老优越感的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仍旧被视作文明范围之外未被教化的夷人。”邓嗣禹原本打算把乾隆敕书和《掌故丛编》中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几个其他文献一同放进书中出版，但费正清将这些资料缩减为了只有一道敕书，并把这道敕书作为一个最著名的例子，用以说明清廷曾要把西方国家纳入它“传统且不合时宜的朝贡框架”里。
《反应》这本书后来成了美英几代人的本科生教材，不仅现在仍在使用，而且继续影响着未来的资料编纂。用《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作为美国制定对华外交政策辩护的依据，其作用就像是何伟亚所指出的：用这道敕书来代表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文化主义、孤立主义和自给自足。整个冷战时期，整整一代人的教科书都在用乾隆敕书中的那段引文来说明传统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隔绝（这种说法并不令笔者信服，因为当初正是大量的贸易促使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五、结论
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历史学家们所熟知的警示故事：解读档案文件时的历史背景很重要，孤立引用某一段话则会产生潜在的误导；然更进一步，我们还需注意的是，档案被如何提供给历史学者，将影响到历史学者如何使用这些档案。在一个档案资料大量电子数据化的时代，一个关于档案资料出版的故事似乎显得无关紧要；然而，在一个规模巨大的数据化的档案资料中，当某些档案被选择，某些档案被排除，而使用者却并不知情时，这意味着当研究者为了寻找某些特定词汇而阅读时，问题将会变得更加严重......
编者按：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在于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观点找到论证所需要的所有材料，但是很容易陷入结论先于证据的偏见困境，最终发现现实发展与结论所预测的完全不符，这种矛盾的出现意味着我们思维方式与认识社会的方法需要更新。
主要内容摘抄自：
沈艾娣 |《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与有关传统中国对外关系之观点在20世纪早期的形成（[作者沈艾娣 （Henrietta Harriso），牛津大学教授。译者张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杨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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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9-24 17:20
生意没做赢就直接打仗开抢，英国人实在太文明了
没让带英从你这里挣到足够多的钱，那你就是闭关锁国了，活该被文明的带英拷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