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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四顾 于 2024-11-27 08:18 编辑
垄断“进步”定义,以政治正确的取消文化对异见者群而攻之(就如JK·罗琳的遭遇),靠灵活的“跨界”钻空子(心理跨性别者参加女子体育竞赛、使用女厕所),用“酷儿”文化当刻板标牌挑战公序良俗染指基础教育领域(尤其是变装女皇、sm一类入校表演),轻率地将心理问题归结为性别认知问题煽动儿童进行变性甚至以为时尚、以“多样性”、“包容”为由对大众文化指摘的同时将恋童癖“自然化”。
这当然都有反例,但lgbt+运动本身还是绑架了大众对进步、理想生活的解释权、想象力,那些弄潮儿正竭尽全力让“性别权力”这个概念成为更具体的现实,lgbt是遗传,是构建,是流体一时转念,更是对社会权力的篡夺择取——“异性恋霸权”这个在各样批判越轨中被滥用的词便是新的原罪象征。
进一步说,反感、反对lgbt运动并不等于不能和身边的性少数个体融洽相处,这不是化学阉割、隔离私刑的时代。相反,正是日益激化的政治运动在取得一定成果后挟持了他们原本应当解放的人群,将“性少数”问题从包容共处转向无止境的“觉醒”、从异性恋体制夺权。是原罪,让平等不可避免地变为无罪者借住“进步话语”对有罪者的倾轧,而原罪问题在更早的政确潮流中便有体现。
比如女权运动,比如促使lgbt成型的性别理论,比如波伏娃常被引用的《第二性》,
女人不是天生命定的,而是后天塑造出来的。雌性的人在受到社会熏陶后表现出来的女性形象,并无法以生物的、心理的、经济的先天条件来界定;铸造出这种介于男人和阉人之间的奇异生物的,也就是说铸造出这种被我们划归为女人的,是整个文明。一个人只有在涉及和另一个人的关系时才会被设立为「他者」。
其中涉及社会性别的观点一再被后继者着重重申。波伏娃不止解放了“女性”,同时也剩下了“男性”,而进步言语者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还把他们留在“第一性”的樊笼中作燃料。这样的事又发生了一遍,只是这次“第一性”成了“异性恋霸权”。
尽管偶尔会有理智者澄清个体和体制的差异,但作为“诅咒”的原罪是一视同仁的,背负原罪者感到的不安、屈辱亦是如此,他们必须赎罪,因为他们是历史罪业的化身,非主体。看看《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里这段话:
女人總是會有對男人感到忿怒的片刻,怪罪他們要為男性特權的壓迫後果負責。不管對男性優勢怎樣開玩笑、合理化、或者感傷,在某些層面我們都知道那是真的,女人為父權付出的代價遠比男人多。儘管有父權體制和它為男人所舖下的厭惡女性的阻力最小的路,男人女人在某個程度上還是能尋找到相愛的方式。不論女人是否為女性主還義者,在某個層面女人多少知道她們有理由對男人作為一個集備感到憤恨。我們不需要太深入探究性別關係,就可以知道這裡不只是活生生的「兩性戰爭」,也不只是「異性相吸」親密關係的迷人案例。這裡」有個壓迫體系在運作,而男人是主要的受益者。不只這樣,男人也該為這體系的延續負起主要責任:
我們必須承認,男人是女人成為人類正式成員的最大障礙.......假如我們放棄主觀想法,不再堅持說自己、配偶、或親人不是這樣,而能靜靜地看待對女人過去的描述,這事實就會很清楚。在各個層面,男人阻礙女人在私領域以外發揮其所長……無疑地,男人做為一個階級持續不斷地努力要讓女人在男人的控制之下·5
姑且不論男人的個別表現如何,光是父權的事實就足以讓女人有充足的理由怨恨男性這群人,只是因為在女性所經驗到的壓迫關係中,「男性」整體就是特權的擁有者。這相當不同於某些要男性個人為父權的存在負責,並因為他們作為男人就該受到責難。換言之,當一個女人說「我憎恨男人」這話時,並不必然意味著她恨我,亞倫(Allan)·只是我們活在以個人化思考為主導的社會裡,我們很容易忽視作為個別的男人和作為有特權的整體男性間的重大差別。因此,一個女人可能會對某個男人發怒,但實際上她真正生氣的是父權體制和男性特權。或者,她可能對某個男人的行為反應過度,將對整個體制的憤怒全發洩在他的身上。我們對這種事可能不能怎麼樣,只要記住這種情況常會發生,碰到時好好處理就對了。
男人尤其可以學著不要把它當成人身攻擊,皮要厚一點,不要太敏感,就讓它溜過去,不要把精神花在辯論是不是男人該承擔這種憤怒之上。女人的憤怒是改變現狀的重要動力,如果她們要小心謹慎擔心是否憤怒會傷害或觸怒男性,她們就會沈默消音了。在性別工作坊中就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這種情況,女性因為顧慮到男性而默不作聲,沒能說出她們對男性特權的感受。當然女性該如何表達對男性的憤怒,去區分個別男人和特權的整體男性,隨著工作坊的進展還有討論的空間。但是,假如男性真正的關懷是想對父權做些什麼,對於女性偶爾錯置的憤怒,男人就不應當感到不悅或防衛。容忍這些怒氣是男人享受特權所要付出的代價,就代價而言,其實並不太高。
問題是男人對父權(有意無意地)有很深的認同,以至於他們會把對體制的批評當作是對他們個人的人身攻擊。這就是為什麼即使男人沒受到指責也覺得受到指責的主要原因。女人受到壓迫的例證隨處可見,我們很難不看出文化對女人的厭惡是真有其事,以及男性作為是被定義為較優越的。在性別工作坊裡,當男人女人分別列出女性在職場中不利的處境,兩者所列舉出的事情的相似的程度令人吃驚。所以說許多男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只是很難抗拒不去保持現狀,並把他們的自我認同至少部分建立在拒絕和否定女性作為上。所以大部分的男性在聽到對父權以及男性特權的批評時,他們很難不去把它當作人身攻擊,並且採取防衛姿態,因為就某程度而言,這些批評的對象的確包括了男人。不管男性個人態度或行為如何,每個男人在參與父權體系的過程中,都因女性的犧牲而獲益,因此他們很難不對此感到不舒服。這就很容易為男性帶來愧疚和罪惡感。
……
因為每個人都參與父權體系,因此每個人都分享父權的遺產。然而就像宰制與從屬團體一樣,男人及女人與父權體系有不一樣的連結關係。男人女人繼承父權的方式和程度也有所不同,所該負的責任也不一樣。女人像其他從屬團體一樣,在她們的壓迫中扮演一個角色。許多女性主義著作都在提醒女性這點,要她們改弦易轍認同另類的路徑。像其他宰制團體一樣,男人的問題更大,因為父權給了他們許多理由主動地或者被動地去維持男性特權。既然父權以男性的名義存在,主要的受益者也是他們,所以男人對父權和置身其中的自己特別有責任知道自己所繼承的,以及為什麼這很重要性。
男人要對父權負責任,就要在沒有羞愧和內疚的情況下接受和承認它。男人不能躲在爭論中說,父權是別人的問題,說某某人得到的好處比較多,某某人遭受的痛苦比較少。或者說,自己是超級大好人,從沒傷害過任何人。我們不能把複雜的父權問題,簡化成父母教養方式或者人格問題。我們不能躲在參與父權對自己造成的傷害後面(「離我遠一點,我也受傷了」)。因為,我們傷害自己的生活,不能免除我們對父權破壞他人生活的責任。就像自殺不能抵銷殺人,男人的自虐與對其他男人的欺虐也不能抵銷掉他們對女人的虐待。在女性尚未同意和男人一起療傷,或者不再指責個別或集體的男性以前,不論是否公允,男人都必須承擔這個責任。我們也不能躲在種族或階級的議題之後,把父權化約成只是白種男性上層階層的問題。雖然上層階級的白種男性較能從父權核心價值中獲益,但不獨只有他們認同父權和捍衛父權,我們所有的人都有份。
上述引用的两段话很有趣的地方在于,作者揭示对男性“错愤”的同时,动员男性加入到对父权制的反抗中去。原书是二十多年前的老书,现在的人当然可以看见“错愤”至今发展成了何种文化,作者把它视为一种反抗压迫的天然能源,可在原罪的诱导之下已然成了自绝的纵火。问题不是男性皮不够厚、太敏感,或者依赖父权制。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些新生代男性没有分润过去的罪恶遗产,他们不崇尚男尊女卑,认为生育该由孕妇自决,厌恶家暴、性侵,质疑传统的男子气概、反对论资排辈、酒桌文化等陈规陋习,但他们无权无势依然处于“第一性”的屈辱之下。
“第二性”的概念是为了将女性从第一性相对的构建囚笼中解放,而LGBT+又是其瓦解性别的后继者,那么不难发现一个潜在的前提:“第一性”已然完成了,它的潜力要么沦为罪业,要么被转化为催生余者解放的动力,就如许多理论家笔下“女性”成了可能性的象征,唯独它自己一动不动,仿若死了。这正是绝望的肇因,当女权自然/合法的抨击父权,而性少数又自然/合法的抨击包括传统女权在内的“异性恋霸权”时,他们的“错愤”让被侮辱者惊觉自己根本不是“1”,在进步解放的序列上更是怎么也数不到,因为ta已经“完结”了,成了既失去过去又无未来的断片,实质上的“-1”。
作为现代人,许多人发自真心的厌恶过去愚昧狭隘的世界,讨厌其中的暴力歧视,可当他们真的失去那样的世界,却发现暴力歧视没有消失,只是转了个向,自己成了矛头所向、永恒的柴薪,那他还有何理由去尊奉抛弃他的“进步事业”?这种被植入的绝望促使改观,有的渴望归零从头开始,有人喊着重返“第一性”,还有一些人,他们等着换个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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