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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己之见：A.“非文化-情节的恋足”
幼儿和犬类对足部的注意并非来自视觉文化的熏陶，它们反映的是其在基本生物层面的突出特性，尤其是对狗来说气味更有着多重意味。
1813年，丹麦解剖学家Ludvig Jacobson在动物身上发现了一个独特的嗅觉器官，他将这里的器官称为犁鼻器。
它不是用来“络合”空气中普通的气味分子，而是专门用来识别和分析“信息素”的。
在人类的层面来看，信息素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气味”。但拥有犁鼻器的动物能够“闻到”信息素的“味道”，并通过嗅闻“读”出其中蕴含的信息。
如果我们愿意将自身多少带入到犬类的感知模式，那么许多“天然”的气味/异味就可以还原出具有独特意义的信号，而貌似变态的体验亦有“自然”的逻辑可循，动物通过信息素识别彼此状态并进行某种程度的沟通，人也一样。
据研究报道，女性腋窝汗液和眼泪的信息素会控制排卵、影响情绪，吸引异**。女性伤心的泪水也可能分泌出信息素，从而抑制男性的性冲动。另外，当女性生活在集体宿舍中，腋窝的气味影响可以介导月经的同步。而新生儿对母亲天然的亲近则可能来自于母亲乳汁或乳腺分泌的信息素。这些都是人类具有信息素的有力证据。不过到底是哪些具体的化学物质发挥上述信息素的功能，仍是未知的。
此外，有两种具体的类固醇物质被认为很可能是人类的性信息素，即雄甾二烯酮和雌甾四烯（图四）。雄甾二烯酮主要存在于男性的精液、腋下的皮肤及毛发上，可以提高女性的情绪状态，降低负面情绪，对男性却起相反的作用；雌甾四烯最初发现于女性的尿液中，可对男性的情绪产生正面作用，提升其情绪状态。据研究报道，这两种类固醇物质对于性别识别似乎也有一定的作用，它们可以有效地传递性别信息，从而影响信息素接收者的性别感知。其中，雄甾二烯酮作用于异性恋女性和同性恋男性，使他们将未知对象更多地判断为男性；相反，雌甾四烯作用于异性恋男性和同性恋女性，使他们倾向于将未知对象判断为女性；而对于双性恋倾向的个体而言；这两种物质则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倾向。
C.不洁与违禁
私以为基于信息素的解释走向对“异味”的迷恋实属自然，只因在现代城市社会中各种工业香精、体面文化的修饰已逐步让个体的“气味身份”失真乃至消失，导致只有泄露“异味”能够反应他们的现实生活，运动、劳动、紧张、焦急这些过程及内含情绪都会在汗的异味中显现，只有这个时候Ta才在原始的嗅探中重回“赤裸”，暴露作为动物的真相。足部在这里是一个更加隐秘、相对腋下不方便处理的部位，在大众文化中也经常被一笔带过，忽略/淡化其在“气味发生”环节的重点作用，人们会调侃臭味，并因此感到羞耻，这不单单是出于卫生观念，更是源于象征的短路。
进一步，又不得不暂时忽略那些生物科学尚未明确的问题（如人类的嗅探机制在“进化”中如何丧失和保留），将“洁净-不洁”的问题归到象征文化中讨论，质疑常识中到底有多少属于“卫生学”又有多少属于“巫术”。
我们越是深入到这个或者是与之类似的规则之中,我们就越发明显地发觉自己所研究的是象征性的体系。那么,这真的是我们对于污秽的观念和仪式污染之间的区别吗？我们的观念是卫生学的，而他们的是象征性的吗？绝非如此：我将要论证的正是我们关于污垢的观念表达的也是象征体系,世界上不同地区间污染行为的差别只是细节上的。
在我们开始考虑仪式污染之前，我们必须深入地从包装布及灰尘的层次来仔细地重新审视自己关于污垢观念。通过将它们条分缕析,我们应当识别出任何我们已知的由近来的历史所造成的结果。
我们当代欧洲人对于污秽的观念和那些原始文化对于污秽的观念之间存在着两点显着的差别。一个差别是，在我们看来，对污秽的规避是卫生学或者是审美的事,与我们的宗教无关。在第五章(原始世界)中,我将更多地谈及那些将我们对于污秽的观念和宗教分开的特殊思想。第二个差别是,我们对于污秽的观念乃由关于致病生物的知识所统领。疾病的细菌传播是19世纪的伟大发现，它导致了医药史上最为根本的革命。我们的生活天翻地覆地改变了，这使得我们很难不在病源学的背景下看待污秽问题。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对于污秽的观念并不是最近才产生的。我们必须努力地让回溯跨过已逝的150年,方能分析在细菌学介入之前规避污秽的基础，例如在熟练地将痰吐到痰盂中被认为是不卫生之举之前。
如果把关于污秽的观念中的病源学和卫生学因素去掉，我们就会得到对于污秽的古老定义,即污秽就是位置不当的东西(matter out of place)。这是一个十分具有启发性的研究进路，它暗示了两个情境:一系列有秩序的关系以及对此秩序的违背。这样一来,污秽就绝不是一个单独的孤立事件。有污秽的地方必然存在一个系统。污秽是事物系统排序和分类的副产品，因为排序的过程就是抛弃不当要素的过程。这种对于污秽的观念把我们直接带入到象征领域，并会帮助建立一个通向更加明显的洁净象征体系的桥梁。
在我们自己对于污秽的观念中，我们能够发现自己使用的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纲要，它包括了所有有序体系所摒弃的元素。这是一个相对的观念。鞋子本身不是肮脏的，然而把它放到餐桌上就是肮脏的；食物本身不是污秽的，但是把烹饪器具放在卧室中或者把食物溅到衣服上就是污秽的；与之相类似，客厅里出现卫生间设备；衣服丢在椅子上；室外的东西带进室内；楼上的东西跑到楼下；内衣在放外衣的地方出现等等。简言之，我们的污染行为是一个反应，它声讨任何一种可能混淆或抵触我们所珍视的分类的物体或观念。
我们现在应当强迫自己关注污垢。在这种定义之下,污秽就是分类的剩余和残留。它们被排除在我们正常的分类体系之外。在努力关注污垢的过程中，我们背离了自己最强烈的精神习惯。因为不论我们感知的是什么，这些东西都会被归入我们这些感知者所负责的模式之中。感知的过程并不是消极地允许一个器官——比如视觉和听力——接受一个现成的印象，就像调色板上的一个颜料色块一样。认可和回忆并不是激起过去印象的陈旧意象。人们通常认为，我们所有的印象都示意性地在最初就已经被确定下来了。作为感知者,我们从落入我们感知范围内的所有刺激物中挑选出那些我们感兴趣的。我们的兴趣由创造模式的倾向统领着,有些时候我们叫它图式(schema)(参见Bartlett, 1932)。在不断变换印象的混沌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建造了一个稳定的世界,在那里事物都具有可辨认的形状,这个世界位于深处并且具有永久性。在认知的过程中，我们也在构建：接受某些提示，拒斥另外一些。最可接受的暗示是那些能够轻而易举融入我们的既成模式中的那些暗示。模棱两可的暗示被当做能够和模式中其余内容整合来处理。不和谐的暗示则被弃绝。一旦它们被接受，那么假设的结构就随之修改。随着学习进程的推进,物体开始被命名。这样一来它们的名称就会影响下一次被感知的效果：一旦被命名，它们就会更加迅速地投入到未来的鸽笼式分类归档中了。
随着时间的推进和经验的增长,我们越来越大地投资在自己的名称体系中。这样，一个保守的偏见得以建立起来。它赋予我们以信心。在任何时候我们或许都不得不修正我们的假设结构以便吸收新的经验，但是我们对自己的假设越有信心，那些有关过去的经验就越发一致。我们发现自己故意忽视或者歪曲那些拒绝融入的不合适的事实，使它们无法干扰已经建立的假设。大体上讲，我们注意到的任何事物都是在感知行为中被事先选定和组织起来的。我们和其他动物一样具有某种过滤机制，能够在最初拣选那些我们知道如何使用的感觉。
诚然，必须承认，这些象征秩序的确有隔离不同类别微生物交叉传播降低致病概率的效用（于此，恋味癖就是在自觉涉险），但在此之上我们或许可以把强迫症般的洁癖与对恋物癖行为的厌恶并列看待，这两者的共同点都在于对看不见的事物产生剧烈的抵制冲动，它不是基于显微镜的明证，主要源于幻想——神圣秩序被违背、错乱蔓延的幻想。在这里“不卫生”实际上等同于“不洁净”乃至“病态”“邪恶”，它们是“模糊”“非正常”的状态，这比起医学诊断更接近巫术-宗教裁判。
也正是在此层面上，人们对于“异常癖好”的态度往往超越了“卫生观念”，不会仅仅停留在“哦，这会让你生病”，而是径直走向“这很恶心”、“这不正常”。这并非源自个人锚定对象差异的具体比较（如恋足癖对恋粪癖），而是一而概之的排异模式。
我们有若干种方式来处理那些非正常事物。在消极方面，我们可以忽视它们，不感知它们，或者感知那些我们要批判的东西。在积极方面，我们可以有意识地面对这些反常的事物，并且创造出一个它们能够融入其中找到自己位置的新的现实模式。当然，要个人修正他自己的分类计划是不可能的。但是，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的体系会有若干部分是从他人那里得来的。
从公共意义上说，文化是将一个群体的价值观标准化，它在个人经验间起仲裁和调和的作用。它在最初提供了一些基本的类别，这些类别是一个积极的模式，其中的观念和价值整齐排列。并且最重要的是，它具有权威，每个组成成员都被诱使表示同意，因为其他成员都已经达成一致了。但是它的公众特性使它的分类更加僵化。一个个体的人或许会修订他的假设模式。这是私人的事。然而公众的分类是公共的事务。它们无法被轻易地修正和改动。可是也不能忽视反常形式的挑战。任何一种已有的分类体系都免不了会产生非正常的东西,任何一种文化也总会面对一些公然挑战其假设的事件。除了有丧失信心的危险外，它不能忽视那些从它体系本身产生的非正常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任何一个值得一提的文化中，我们都能够发现处理模糊或反常事件的多种预案。
第一，通过一种或其他解释，含糊不清常常被缩减。例如，当畸形儿出生时,人与兽之间的界限就有被混淆的危险。如果把生畸形儿看做是一种奇特罕见的事件的话,那么分类就又可以被重新建立起来了。因此,努尔人把畸形儿看做是“河马孩”,它们只是意外地投胎成了人。有了这个定义,相应适当的行为就很清楚了。人们将“河马孩”温柔地放入河中，因为那里是原本应当属于它们的地方(Evans-Pritchard, 1956,p.84)。
第二，反常的存在可以在身体上得到控制。因而在非洲西部的一些部落中存在着这样一个规则，如果人们认为同一个子宫中不能同时生产出两个孩子，那么双胞胎一出生就必须被杀掉。这样才能够消除社会反常现象。就像晚上打鸣的鸡一样，如果它们的脖子当下就被拧断了的话，它们的存在也就不会同人们把鸡定义为破晓时啼叫的鸟相矛盾了。
第三，规避反常事物的规则确认和加强了反常事物所不能遵守的那些定义。我们可以把可憎的事物看做是被认可的事物模式的消极方面。
第四，反常的事件也许会被定义为危险的事件。不可否认的是，个人在面对反常事物时会感到焦虑。但是如果把制度的发展看做与个人自然产生的反应一样则是大错特错。这样一种公众想法更有可能是在减少个人和普遍阐释之间不和谐的过程中产生的。在福斯廷格(Festinger)的着述中，很明显当一个人发现他自己的看法和他朋友们的不同，他就会要么动摇起来，要么尽力劝说他的朋友们改正他们的错误。把一种东西定为是危险的是一种设法规避问题的方式。它也帮助建立起一致性，这方面在后面关于道德的章节中将会涉及(第八章)。
第五,含糊的象征在仪式中的最终作用和在诗歌与神话中的一样，都是为了丰富内涵或是要人们注意到存在的其他层次。我们在最后的一章中将会看到仪式是怎样通过运用反常的象征将恶与死亡整合到生与善中去，最终组成了一个单一、宏大而又统一的模式。
总而言之，如果不洁就是不适当，那么我们必须透过秩序的进路来研究它。一种模式如果想要保持下去的话,就一定要将不洁或污秽排除在外。意识到这一点是深入洞悉污染的第一步。它将我们置于神圣和世俗之间不清晰的界限中。同样的原则一直适用。此外，它使得原始和现代之间也不存在特定的分别。我们都服从同样的规则。然而在原始文化中,制定模式的规则具有更大的力量和更完全的广泛性。而在现代,这样的规则却只能应用于杂乱脱节的存在区域。
总结
气味层面的恋足/袜癖源于人同时作为气味动物和象征动物的身份斗争，以前者来说，执着气味是十分自然的天性发挥，但经过现代城市文化改造（气味管理中各种各样的“香”消除了“天然”，只有“臭”残存）这种执着被压制到了特定领域中，这在后者的秩序则是追寻不洁的异常，进而被压缩排除。之后，恋足/连袜就成了对反映个体及生活本真面的“不洁”残余的偏执，因此神圣秩序的贱斥反而加重了“确信”程度（“例外”得以更“例外”），最后进入促生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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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13 00:03
气味控开除足控，太恶熏了
闻过媳妇脚味儿的表示不理解，干净点不好吗
我绝对恋足主要是那个视觉美感吧。最多加点骚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