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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الطائر 于 2024-9-15 00:24 编辑
当时的历史背景：
尽管中国对参战有着强烈的愿望，但由于开战之后形势复杂混沌，北洋政府一开始选择中立。然而，中立并没有使自己摆脱厄运，就在北洋政府1914年8月6日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即通过参战决定。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于8月23日前同意，立即撤退在日本海及中国海上的一切军舰，并在9月15日以前将胶州湾租借地全部无条件地交予日本。
此时的德国已无力在远东与日本抗衡，便通过驻华使馆代办马尔参向中国表示，德国可以立即将胶州湾直接交还中国，条件是中国要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北洋政府打算趁机收回胶州湾以阻止日本出兵山东，立即与德国进行非正式磋商。日本获悉后警告中国必须马上停止此项活动，英国也表示不会承认中德之间达成的协议，迫使北洋政府中断与德国的谈判。北洋政府又寄希望于美国的斡旋，建议将德国在胶州的权益转让美国，然后由美国交还中国，但美国拒绝这一建议。袁世凯召集官员紧急商议，认为依德国现有国力不足以赢得欧战，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对德国宣战，这样才能出席战后和平会议并收回胶州。于是，袁世凯对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表示，中国愿意提供5万兵力与英军一起收复青岛。这表明中国已提出参战的申请，却遭到英国的断然拒绝。
被英国拒绝的背后，实则是日本从中作梗。日本照会俄、英、法三国政府：没有日本的同意，关于中国参战的问题不得形成任何协定。英国与日本经过交涉达成妥协：日本保证维护英国在中国的利益，英国则配合日本在山东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8月23日正式对德国宣战，并于9月2日出动海军在山东龙口等地登陆。袁世凯无计可施，只能设法限制日军的行动范围，划出龙口、莱州及胶州湾附近各地为“战区”。然而，日本完全无视中国政府划定的范围，于10月6日占领济南车站，控制了胶济铁路。日军在英军的配合下于11月7日占领青岛，其后公然在山东各地架设军用通信线路，设立民政署，把整个山东变成它独占的势力范围。1915年1月3日，北洋政府宣布取消“战区”，要求日军撤回。日本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得寸进尺，于1月18日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和附庸。
“二十一条”彻底暴露了日本灭 亡 中 国的野心，促使中国进一步坚定了参战的决心。1915年11月6日，中国通知英国政府，如果得到英、法、俄的邀请，中国将准备加入协约国方面对德国作战。此时一战已经陷入堑壕战僵局，协约国方面当然欢迎中国参战。然而，日本以中国参战“不利远东和平”为由，再次胁迫协约国拒绝中国的参战要求。
在一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都极力阻挠中国参战。但是到1917年2月，日本的态度却发生180度的变化，由反对变为鼓动中国尽快参战。日本态度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其与协约国在牺牲中国的基础上，暗中达成妥协——日本以支持中国参战为条件，换取协约国在战后对其在华势力特别是山东权益的承认。
由于日本态度的转变，中国参战的外部阻力已除。但是这时北洋政府内部却发生了“府院之争”，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不愿让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从中捞取政治资本，由同意参战转为反对参战。但“府院之争”的实质并不在于中国是否参战，而在于由谁主导参战，以便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壮大己方实力。这一内争延迟了中国的参战时间，直到1917年8月14日，中国才正式对德、奥宣战，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
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康有为在十一月写作《救亡论》称：“今万国之新化新政，莫不出于欧，即美亦欧化也。则欧人之俗，最宜详考之。”这就首先在修辞上确立欧洲政俗的正统地位。而欧洲人的常见做法，却是“迎立君主于外国”。十九世纪，比利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挪威各国独立，均不建共和，甚至从外国迎立君主。康有为暗示，革命派的做法，其实偏离了国际的主流。而他提出的修辞，是用共和话语来包装君主立宪制，将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称为“虚君共和”——在此，他不得不放弃了德式君主立宪制，而将英式君主立宪制作为首选项。
形势的发展当然没有按照康有为的期望走下去，共和制成为现实。但康有为坚持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共和制并不是国际社会中的主流政体，而且也不适合其“三世说”对于中国所处历史阶段的界定，必然会造成混乱，而从共和制回到君主制恰恰符合国际社会的主流。这一事业也离不开其他君主国的支持。在一九一七年，正当黎元洪与段祺瑞为是否出兵参加“一战”而发生“府院之争 ”时，康有为致信黎、段二人，旗帜鲜明地反对对德宣战，理由是德国很可能会赢得战争，届时中国将处于被动地位。而另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他正在与张勋合谋发动复辟，而德皇威廉二世承诺给予支持。
丁巳复辟迅速遭到镇压。同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最终退出 “一战”。一九一八年德国战败，康有为所推崇的“英主”威廉二世躲到了荷兰。在“一战 ”结束之后，君主制作为欧洲主流政制的时代，也走向了终结。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 “走向共和”，一系列新的民族国家成立并采取了共和制，维也纳体系中曾经的五强，只有英国还是君主立宪国，而美国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在这种情况之下，宣布君主立宪制是世界主流政制就缺乏可信度了。康有为继续主张君主立宪制，但在新的国际体系影响下，其国内听众日益寥落。
面对德国的惨败，康有为不得不修正他的德国观。他在一九一九年的一封书信里论证，处于“升平世”的德国本来应当做到“内诸夏而外夷狄”，联合文明国家，但是却采取了“据乱世”的“内其国而外诸夏”的做法，与欧洲各文明国家交战，违背了自己的使命。然而这不过是康有为的事后解释。在不久前，他还将普鲁士通过铁血政策统一德国视为区域一体化的典范，换而言之，铁血政策对他来说本来不是问题。
维也纳体系业已崩溃，正在到来的新国际体系又是何种构造呢？当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和平计划时，康有为欢呼雀跃，以为看到了大同的曙光，同时他认为威尔逊倡导的“民族自决”适用到中国，其自然的意涵就是收回列强攫取的利益。然而，巴黎和会给了康有为一记重重的耳光。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康有为发表声明支持爱国学生，反对在和约上签字。但他仍对威尔逊国际联盟抱有一定的希望。一九二〇年国际联盟成立，然而中国山东问题仍没有答案，美国这个倡议者最终也没有加入国联。康有为的期望一一落空，痛感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再寄望于列强的善意。
那么，中国又能以何种方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在康有为去世前几年的政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方面仍然反复强调君主立宪、尊崇孔教与物质救国三大旧纲领，另一方面，将疑惧的目光投向正在崛起的苏俄。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随着时局的发展，康有为对苏俄的恐惧不断加深。布尔什维克推行的诸多国内政策，当然是符合康有为“大同义”的，但康有为认为在一个不成熟的历史阶段推行这些政策必然会带来灾难。他将发动北京政变的冯玉祥与广东的国共两党一概而论，呼吁北洋系军阀停止内斗，合力遏制中国的 “俄化 ”。
晚清以来，作为弱国的中国无力与列强对抗，但常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都曾运用这一外交策略为中国谋夹缝中的生存。而上述列强的矛盾中，又以日本与欧洲各国的矛盾最为凸显，常为中国外交所利用，于是，在近代中日关系中，中国、日本和西方列强三方之间形成了一种几乎是周期性的现象：日本总想乘着西方列强不注意扩大在华势力，可是一旦对中国显露出过度的野心，又会引来西方列强的干预，这时日本国内又会出现中日亲和的主张，觉得还是应该与中国搞好关系，中日两国要相互提携，共同对抗西方。反过来说，中国每逢受到日本欺压，就会通过国际舆论引来西方列强的关注，而日本也不得不因此调整对华政策。从甲午以后的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到袁世凯故意泄露“二十一条”引来英美等国干预，再到巴黎和会上中国公开要求日本归还青岛、废除二十一条，都是这一策略的运用。“以夷制夷”的最终成果，就是1922年签订的《九国公约》，该公约约定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九个国家对华施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九国公约》再加上《四国公约》以及《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构建了一战以后东亚地区的“华盛顿体系”，限制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因此在华盛顿会议以后直到九一八之前，中日之间大体太平了近十年，可惜中国忙于内战，没能利用这段时间奋发图强。
早在1915年中日签订《民四条约》(按：即“二十一条”最后谈判的结果)的时候，胡适就在日记中写道，尽管“此次交涉，余未尝不痛心切齿”，但依然觉得“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此则历来外交史所未见。”[16]这段话看起来又像是胡适“卖国”的证据。其实作为李鸿章的学生，袁世凯一直是“以夷制夷”的高手，他无力拒绝“二十一条”(当时中国军力仅能抵挡日军七个小时)，但充分利用英美和日本，以及日本政府内部的矛盾，将中方损失降到了最低。正如唐启华所言：“袁世凯努力与日本周旋，其外交实已达到当时中国国力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签署的《民四条约》，较诸‘二十一条’原案，已打了很大的折扣，看不出有卖国的迹象。”而且签约后，袁世凯又通过各种国内法予以限制，“让日本人获得的条约权益实际上无法落实”。[17]但也正是袁世凯以及后来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对日本在满洲利益采取明里承认暗里限制的策略，造成了中日双方的许多纠纷，日本遂以此为借口不断侵略中国。而这正是后来胡适主张与日直接交涉“解决悬案”的一个历史背景。
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还有一个用意，就是破坏袁的声誉，当时袁世凯是唯一有望让中国维持统一的强人，《民四条约》的签订令袁声望大跌，而他对此的反应就是希望通过称帝挽回自己被削弱的政治合法性，结果不但身败名裂，更让中国陷入十多年军阀混战的乱局之中。这一段历史，胡适亲所经历，也是他日后主张先统一再抗日的重要原因。
在1931年之前，就对日外交而言，上述“以夷制夷”的策略大体都是有效的。这就是为什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从张学良到蒋介石，第一反应都是“遵守《非战公约》，倚靠国联调停”，而这同样也是胡适支持国联的原因。甚至在九一八以后，日本已经下定决心要打破华盛顿体系，依然在“天羽声明”、“广田三原则”、“近卫三原则”等外交声明中，强调改善中日关系的前提之一就是中国必须放弃“以夷制夷”的策略。可见日本对此前中国利用西方列强打压自身的记忆是如何深刻。
1914年底到1915年初，胡适和女友韦莲司常讨论该如何应对日本强占青岛，胡适主张一面讲国际道义，一面准备国防，而韦莲司则主张不争主义，认为中国不抵抗日本侵略，虽有失国体，但抵抗的损失“较之不抗之所损失，当更大千百倍，则可断言也”[18]，最后胡适被说服。[19]1915年中日《民四条约》签订以后，举国都骂袁世凯政府卖国，胡适则对政府外交策略表示赞赏。他还发表了《至留学界公函》，呼吁“此时言及作战，纯系一派胡言，愚不可及”，主张学生应履行自己的责任，读书学习，“为将来振兴祖国做好一番准备”。[20]当时即引来众多责难。不难看出，此时胡适对日的态度和三十年代以后基本一致。
胡适早年在国内读书时，受进化论影响很大，他的名字就来自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去美国留学时，正逢各种世界和平主义的思想大行其道，而胡适所在的康奈尔大学，自1904年起就成立了“大同社”，后发展成为“国际学生联合会美国分会”，其会旨即在宣扬理想主义与国际和平，主张人类种族的全体超越国家的畛域和民族的分割。胡适一到美国，就积极参加各种和平主义的活动。在思想上，他更将中国儒家的“大同”，道家的“不争”，墨家的“非攻”以及基督教的部分主张与进化论糅合起来，形成了国际大同主义的思想。他认为“天择”之上，应该还有“人择”，所以当今世界之上，国与国的关系不应全是弱肉强食的关系，还要有一种国际的人道主义，假如国际道德从“天择”进化到了“不争”和“大同”的“人择”的程度，中国也就有了和平。
胡适“世界大同主义”的观念，源自于英国和平主义者诺曼·安吉尔1910年轰动一时的著作《大幻想》，该书认为当时世界各国财政经济相互依存，一旦打仗，胜者和败者同样遭殃，所以战争是不可能的。(当然很快就被一战的爆发打脸了)胡适在美留学时听他的朋友讷司密斯博士介绍了这本书，当时还不大认可，但认为其说与老子“不争”的思想颇有相通处。此后胡适见到了安吉尔本人，并研读了他的《大幻想》，对安吉尔越来越佩服。[21]在现实政治中，胡适十分推崇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世界和平、民族自决、道义外交等原则，尤其是威尔逊为维护国际争议与世界和平不惜诉诸战争的思想，改变了他原有的绝对和平主义，也成为他日后对日态度转向主战的思想根源之一。胡适在日记里大量抄录威尔逊的言论，无论次数还是篇幅都超过其它西方思想家，由此可见威尔逊对他的影响之深。
欧战爆发时，梁启超任币制局总裁，本欲有所作为，但天不遂人愿。①于是，梁启超花大力气研究刚刚爆发的欧战，1914年11—12月撰写长文《欧洲战役史论》，11月6日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演讲《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1915年1月20日、2月20日在新创刊的《大中华》第一、二期发表《欧战蠡测》。其中《欧洲战役史论》长达20节，在当时如此全面分析欧战爆发的前因后果，这可能是最长的一篇文字，展现了梁启超广博的世界历史知识和惊人的国际洞察力。此文当时并未公开发表，显示梁启超的审慎。不过，梁启超虽为一代启蒙思想家，但缺乏欧洲经验，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大战的分析有其局限，他为德军在战争初期所发动的凌厉攻势所震撼，看好德军在战场上的表现，他表示：“自开战之始，吾尝昌言德之必胜，且言其决胜甚速，比则频有难吾说者，吾亦几不能自坚持。虽然，吾终信德之决不能败也。”②梁启超对德国的极端崇拜，在战后曾被人诟病。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讽刺梁说：“著《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替自己作政治活动的广告；一面归咎于人，一面自己掠功。”③矛头直指梁启超。如果将梁启超对欧战前期战况的观察与严复所撰《居仁日览》作一比较后可知，梁氏对欧战的分析确不及严复专业，严复为海军专业出身，又有留学英国、游历欧洲大陆的经历，具有较为广阔的国际视野，通过直接阅读英文报刊，严复从一开始就不看好德国的实力。④严复因任总统袁世凯的外交顾问，他的分析在当时对最高决策自然具有一定指导作用。
作为思想家，梁启超敏锐地预感到欧战可能对世界思想演变大势的影响，即：“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也，当别为专篇论之。”⑤梁启超将欧战定义为“民族国家的战争”，把欧洲的近代史看成是一部国家主义的发达史，对欧战暴露的西方弱肉强食的强权逻辑作了大胆批评。⑥目睹德国在战争中渐趋劣势的表现，他的立场也在调整。1917年初欧战双方进入决战阶段时，他多次上书段祺瑞，主张对德宣战；公开发表《中德国际前途观》《余与此次对德外交之关系及其所主张》《绝交后之紧急问题》等文，申诉中国参战之理由，从积极进取来说，“处今日国际关系复杂之世界，虽以至强之国，犹不能孤立以自存……凡此皆足证明今日之对局，凡国于世界者，皆不能不求与国。”“吾之所谓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以结纳友邦获得奥援增高国际地位为前提，而以孤立退婴为大戒。”从消极维持来说，“我国二十年来惟托命于均势，此事实之无可讳言者也。”“中国所托命之均势，则英、俄、法、美、日五国均之而已，而当欧战疲敝之余，能生死我者尤莫如美、日，我若能提絜美、日，而自伍于此五国者之林，虽进焉无所获，而退焉必足以自保……德而全胜，则中国必亡，无论吾参战与否，皆无可逃避也。”梁启超为打消人们对参战的种种顾虑，针对美不参战说、俄国革命由德人煽动成功说、德胜报复说、俄德单独媾和及德俄日同盟说、日本乘机侵略说、影响商务说、影响民食说、酿成内乱说等反对参战的各种说法，一一回复、批驳，预判中国参战可获之利益。①这与严复等人坚决要求对德宣战的主张不谋而合。②当时，反对中国参战的声浪颇盛，朝中有总统黎元洪之抗拒，酿发所谓“府院之争”，国会参众两院的国民党议员群起反对;外有国民党孙中山、唐绍仪，遗老派康有为反对宣言和通电，段祺瑞之部属徐树铮也“日日扬言，谓合肥为梁某所误”，③所以主张参战面临的阻力甚大。冯国璋上台后决定参战，梁启超又代拟《大总统布告(对德对奥宣战文)》。④1918年11月18日，梁启超发表《对德宣战回顾谈》，详细回忆中国参战的来龙去脉。梁启超说，他在中国对德宣战后，还曾建议段祺瑞“更勿投身国内政争旋涡中，惟当亲身先赴法国战场，而大兵之运输徐随其后”，此议不见采纳。徐世昌当选总统时，梁正患大病，“展转床蓐，以不肯舍忘此伟大妄想故，托人致词于彼，请速行切实计画，为赶明年春期战场之准备”，亦未能成。梁启超将其咎推之于南方的国民党人，“推原此次参战目的后半段所以不能贯彻之原因，其最大罪恶，固在南方好乱之徒，兴无名之师，牵制政府，致不能有余裕以发展于外。”⑤当时中国南北对立的局面对中德关系影响殊深，北京政府对德宣战，南方军政府则暗中与德交好。⑥对此，梁启超无可奈何，只能扼腕长叹。
欧战结束后，梁启超前瞻战后世界大势，发表《欧战议和之感想》《中国国际关系之改造》《欧战结局之教训》《世界和平与中国》等文或演讲，对中国与世界之关系作了新的论述，对世界和平抱以新的期望。梁启超充分肯定中国参战之价值，他说:“我国民实亦以一种极大觉悟，破除其数千年闭关自守之故见，自进而参加于人类全体之正义和平活动，以尽其为国际团体一员之天职，使人类全体共同生活之基础更进一步，斯即我国参战最大之意义，最大之价值也。”他希望借此新机，建立新的国际关系，“永绝战乱之源”。“吾敢信我国人对于世界为和平后之贡献，其所尽之义务，决不让他国。以我国原料之丰富，劳力之勤良，以之补偿战后疮痍，实负一莫大责任。”⑦对于中国参加巴黎和平会议，解决中国问题，梁启超提出了五点具体建议：“第一，可以开放外蒙、西藏，实行威尔逊所谓民族自治自决主义，多予各该地人民以自治之机会，但持宗主权，居指导之地位，且不妨许外人公同指导也。第二，青岛之当归还中国，本不待论。即外人租借地之威海、旅顺，从前本为对待德国青岛胶州湾而起，今目的已消失，则各该处或请即予归还，或请明白保证，租借期满即行见还，不再展延。第三，中东铁路本为中俄合办，今鉴于东北形势，宜声明以我之名义，而用各国之力，共同管理之。第四，领事裁判权固为中国之耻辱，即在各国侨民，受裁判于非法官之领事馆员，亦岂有利?宜即请求撤回此权，或于租界地方，由中国政府任命外人为法官，以当审判之衔……第五，关于关税，虽不能遽望互相平等，然一部分之自由科税，务望得许。如消费税之类，为各国税收之中坚，亟当加以整革，以裕财源。”⑧梁启超的这些建议，对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的决策有一定影响。①考虑到舆论对外交的可能影响，梁启超在欧行前夕，特别提醒国人：“故我国民于此时宜发挥一种舆论，内以督促政府，而外以博世界之同情，寔今日所最当有事也。然欲舆论发生效力，第一，当求有价值；第二，当求一致。”②他还提出开展“国民外交”，他说:“各国无不注重国民外交，其政府之外交政策，恒依以为转移。吾国夙无所谓国民外交者，一方固由当局者之不知注重，一方亦由我国民素未造成此等势力。此后应当切实研究，并造成此等势力，以与各国国民为国民的外交。是则吾人所应努力者也。”③注重公共舆论，推动国民外交，这是欧战后梁启超新的外交思想，对当时朝野都有相当影响力，五四运动的兴起与此有直接关系。
从看好德国的优势兵力，到主张对德宣战，到最后展望欧战后世界和平、希望建立新国际秩序，这就是梁启超观察欧战走过的心路历程。探讨梁启超思想时，人们总是喜欢以善变、多变来形容他的演变，梁则用“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来自辩，笔者认为用“识时务者为俊杰”来形容梁启超欧战观的调整可能更为适合。梁启超欧战观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对战后世界和平抱持积极的态度，对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给予礼赞，他后来倡谈基尔特社会主义并非偶然。
严复将自由视为一个历史演进过程。政府权界广狭为天演自然之事，由其国所处天时、地势、民质而决定。自由不仅与民智进化相关，而且与地理和国际环境密不可分。他指出，自然有机体国家在成立和演进之初，大抵由外力之逼迫。因外患而求合群并力，因合群并力而立政府机关。故政府权界广狭，端视其国所受外来压力如何，而民众自由乃与之成反比。若一国地广物博，又无外寇凭陵，则其民所享自由必多；而若一国外敌环伺，或地处战略要冲，则其国之政令必密，而国民之自由亦微。由此可知，英国国民比德国国民所享自由独多之故。因英为岛国，以海为域；而德居欧陆战略要冲，故武备不得不修，而武备修则人民之自由必寡。同样，北美的自由亦非由于盎格鲁种性枭健之故，亦因地势使然。美国虽处大陆，实无异岛国，因而英美两国政治皆取放任主义。而法德欧陆诸国则不然。故17世纪英国民权日张，而法王路易十四之治则日趋专制，普鲁士伏烈大帝父子亦专制之尤。法德专制皆因国家为求生存则不得不修武备，武备修则治权不得不大，治权大则所干涉多而放任少。国民之自由既非根于种性，抑非宗教使然。普鲁士与英美同属条顿人种，同信路德新教，但其专制政治与英美**迥异。普鲁士的专制归根结底还是其地理环境使然[10]226-227。作为《法意》的译者，严复关于自由与地理环境之相关性的观点显然受到孟德斯鸠的影响。
严复根据英美法德历史地理之比较而得出结论：“今所立公例系云：凡国成立，其外患深者，其内治密；其外患浅者，其内治疏。疏则其民自由，密者反是。”[10]227他进而指出：“论近世之国，如英人者，固可谓自由之民，而俄国者，不得称自由之国也。大抵历史中并兼国家，其民即不为真奴隶，亦不可谓有自由。舍此而外，则民气发舒与否，视邻敌相逼何如。是知兵战一事，乃自由之仇敌。”[10]232严复“兵战乃自由之敌”的观点深刻揭示了国家安全与自由的相关性。
严复强调指出，自由离不开其具体的历史条件，故必须因时因地制宜。他说：“国于天地，以所当时势民材之不齐，每有今所可任自由，而百年以前，乃政府所必事者，亦有在此国可任自由，而彼国必为政府所管理者，等而论之，斯大误矣。”[10]228“政府当问之事，相时为之，初无限制，而民之自由亦以智、德、力三者程度为高下，初无可为典要者。”[10]229严复强调自由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可离开历史而抽象谈论自由。
严复进而从地理环境与自由的相关性阐释英美自由与德国专制之别：“美之自由过他国者，以独雄新洲，战守之事，非所亟也。英之自由，为天下首者，以为岛国，既治海军，可安枕也……德者固以兵立国，以兵立国斯所以为节制干涉者，不得不烦。而所以予民自由者，不得不少。疆圉既固，而后讲教育、劝商工、开航路、略远地焉。故英美法者，既富而后强从者也。而德意志图强而后为富者也。而各国干涉放任之差，亦缘此而为异。”[4]984
对于自由主义学说，严复称其为近代欧洲政治学的主流理论，但未下定论。对他来说，自由不是抽象死板的原则，其适用与否有具体的时间与空间条件。“政权乃对待之事。昨日之所是，可为今日之所非；此际之所祈，可为后来之所弃。国众有大小之殊，民智有明暗之异，演进程度，国以不同，故于此中，不得立为死法。即如十八世纪无扰之说，至于近世，其所致之反动力亦多。故于一切政事之中，其说有全胜者，而亦有不全胜者。全胜，如宗教自由是已。乃至自由商法，则虽得亚丹斯密 Adam Smith之大力，而所胜者仅在三岛。若夫欧、美二大陆间，至今商务，犹为政府之所保护而维持，则众目所共睹者。甚矣！政之不可以一端论也。”[10]231即如英国，自由亦非一成不变。严复谈及其二十多年前负笈英伦之时，英政府风气亦由放任主义而趋于干涉主义，如教育事业步趋德法而实行集权。
严复的政治史研究具有开阔的历史比较视野，尤注重国际环境之外部因素。他主张寻求国家治乱盛衰之原因，不可仅观内因，而宜兼察外缘。他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将英美之自由和法德之专制归于岛国与大陆的产物。他强调，即使考察其内因亦不可空谈种性，所谓盎格鲁先有议院因其民最重自由之说实为最无价值之解说。严复这一观点显然与梁启超《新民说》中关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性最优秀的观点大异其趣。
严复关于自由之历史性的观点深受孟德斯鸠和穆勒理论的影响，后两人都强调地理环境与自由的相关性,将国家安全归为自由的前提条件。严复将自由视为天时地利人为的产物，尤其将国家安全与国民程度归为自由的两大基本条件,而这也是他思考中国自由问题的基本逻辑。
严复的政治思想深受英伦保守的自由主义之影响，晚年严复为民国初年之共和乱象和欧洲大战所刺激，思想更趋保守，并由此渐生西方文明与自由主义的幻灭感。他指出：“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政如罗兰夫人临刑前对自由神谓：'几多罪恶假汝而行也’。”[16]690在一封致友人熊纯如的信中，他表达了对西方民主制度之效率和力量的深刻怀疑：“两宗交战国，固是文明程度相若，而政俗实大不同：德、俄虽有议院，然皆尚武而专制；而英、法实皆民主，民主于军谋最不便，故宣战后，其政府皆须改组，不然败矣；日本以岛国，然其变法不学同形之英，而纯以德为师资者，不仅察其国民程度为此，亦以一学英、法，则难以图强故也。吾国形势程度习惯，于共和实无一合，乃贸然为之，以此争存，吾决其必无幸也。”[16]660“学英法则难以图强”一语道出了严复徘徊于自由与富强之间的深刻困境。
1917年，在另一封致熊纯如的信中，严复怀着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忧虑而沉痛告别自由主义。信中写道：“世变正当法 **转之秋，凡古人百年数百年之经过，至今可以十年尽之……故一切学说法理，今日视为玉律金科，转眼已为蘧庐刍狗，成不可重陈之物。譬如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以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于今，其弊日见，不变计者，且有乱亡之祸。试观于年来，英、法诸国政府之所为，可以见矣。乃昧者不知，转师其已弃之法，以为至宝，若土耳其、若中国、若俄罗斯，号皆变法进步。然而土已败矣，且将亡矣；中国则已趋败轨；俄罗斯若果用共和，后祸亦将不免，败弱特早暮耳。”[16]667欧战之祸使老严复深感西方的幻灭：“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圜区。”[16]692此时，严复这一戊戌时代的“西学圣人”，已因国内革命和欧洲战祸的双重刺激而痛苦地告别启蒙主义，摒弃西方自由主义，而回归中国传统。对他来说，真正亘古不变且耐久无弊的唯有孔孟之道。
对比：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的实际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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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9-14 19:37
睡什么睡，起来hi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