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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朝末年的运势与灾异
这段文本探讨了西汉时期由天文异象和自然灾害引发的政治动荡及恐慌情绪。蜀汉作为汉高祖刘邦的发源地，岷山崩塌被视为汉朝灭亡的征兆。汉代学者刘向对此极为忧虑，认为这些灾异预示着汉朝的衰亡。他不断上奏，告诫皇帝注意这些不祥之兆。
皇帝们对此非常恐惧，频频发布罪己诏以示自责，并希望通过自我反省来避免更大的灾难。有时，他们甚至将责任推给大臣，导致多位丞相被罢免或自杀。哀帝即位后，由于身体疾病和政局不稳，更是频繁更换丞相，试图通过改元和其他措施来摆脱危机。
（二）哀帝**四年的“行西王母诏筹”事件
研究汉史和西王母的学者，都会注意到这场发生于西汉末年的大事件，即上文一再提到的“行西王母诏筹”事件。该事件屡见于《汉书》，文字或详或略，至少有8处，[54]足证其影响之巨：
哀帝**四年正月，民惊走，持稾或棷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
——《汉书·五行志·五行皆失·人痾》
（**）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颜师古曰：“西王母，元后寿考之象。行筹，又言执国家筹策行于天下。”】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李奇曰：“皆阴为阳之象。”】击鼓号呼相惊恐。
——《汉书·哀帝纪》
（**）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惊动，讙哗奔走，传行诏筹祠西王母。
——《汉书·天文志》
因建言：“往年荧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于河鼓，其法为有兵乱。是后讹言行诏筹，经历郡国，天下骚动，恐必有非常之变。 ”
——《汉书·息夫躬传》
是时郡国地震，民讹言行筹。明年正月朔日蚀……（（鲍）宣复上书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养黎民。即位已来，父亏明，母震动，子讹言相惊恐。”
——《汉书·鲍宣传》
日食，诏举方正直言。扶阳侯韦育举（杜）邺方正，邺对曰：“……然嘉瑞未应，而日食地震，民讹言行筹，传相惊恐。”
——《汉书·杜邺传》
（王）嘉复奏封事曰：“……奢僭放纵，变乱阴阳，灾异众多，百姓讹言，持筹相惊，【颜师古曰：“言行西王母筹也。 ”】被发徒跣而走，乘马者驰，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为筹者策失之戒也。”
——《汉书·王嘉传》
（王）莽乃下诏曰：“……哀帝之代，世传行诏筹，为西王母共具之祥，当为历代母，昭然着明。”
——《汉书·元后传》
以上诸条叙述或提到的“行西王母诏筹”、“传行西王母筹”、“传行诏筹”、“讹言行诏筹”、“讹言行筹”、“讹言，持筹相惊”等，皆指同一事件。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哀帝**四年春，出现了大旱，此前又有地震、日食等灾异。在该年的正月到三月间，关东的民众突然惊惶奔走，他们手持一枚“稾”（案《说文·禾部》：“秆也。”）或“棷”（案《说文·木部》：“木薪也。”），互相传递，说是“行西王母诏筹”，在道上相遇时众达“千数”。这些人有的披髪赤脚，有的连夜冲击城关（案“折关”即“斫关”。），有的越墙而入，有的骑马驾车奔驰，共经历二十六个郡国而到达京师长安。夏季，他们和长安的民众聚集在里巷、阡陌，设置博具，用歌舞来拜祠西王母。还有人在夜晚持火上屋，敲鼓呼号。他们并传书说：西王母告诉百姓，佩戴此书者可以不死；如果不信，在门枢下会看到白发。该事件到秋季止歇。
东汉荀悦《汉记·孝哀皇帝纪》也记载了这一事件：
（**）四年春正月，关东民相惊走，或持筹相与，号曰“西王母筹”。道中相逢多至数千人，或披发徒跣，斩斫门关，逾墙入屋，或乘骑奔驰，或致驿传行，经历郡三十六所，至京师。又聚会祀西王母，设祭于街巷阡陌，博弈歌舞。又传言：“西王母告百姓，佩此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户枢中有白发。” [55]
此段文字和《汉书·五行志》所述稍有不同。 《五行志》中的“经历郡国二十六”，[56]这里作“经历郡三十六所”。另外，《五行志》中的“持稾或棷一枚”，这里径作“持筹”（案同《汉书·王嘉传》）；《五行志》的“佩此书者不死”，这里作“佩此符者不死”。据此，或可进一步推断：民众所传之“筹”约为小木条状，又称作“书”或“符”，可佩挂在身。[57]
将这些记载汇总起来，可得到几点认识：（一），“行西王母诏筹”事件发生于**四年春，地点在关东地区，涉及二三十个郡国（26个或36个），约占郡国总数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58]（二），民众突然流播“讹言”，惊惶奔走，传递、佩带西王母的“诏筹”，据说可以“不死”。 （三），他们西行入关而前往长安，群体大者达数千之众，其中有人使用了“置驿”车马。 （四），夏季，他们在长安同当地民众举行了多种拜祠西王母的活动，其活动带有巫术的色彩（如佩符，歌舞，夜间持火，击鼓呼号等）。 （五），整场事件持续了大约半年，朝野震动。
“行西王母诏筹”事件的发生，除“三七”、“百六”临近和灾异频繁外，还有浓暗的背景。西汉末年时，人民的处境非常困苦。在前文引述的那些记录灾异和君臣言论的史料中，已包含了不少关于人民遭遇水旱灾害、山崩河决、饥馑、疾疫，以致四处流亡的信息。哀帝时，谏大夫鲍宣将人民的生存状况归纳为“七亡”与“七死”：“国家空虚，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吏为残贼，岁增于前。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繇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迣，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今贫民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 [59]鲍宣所谓“亡”，是“失亡”之“亡”；所谓“死”，“生死”之“死”。
先来看“七亡”。 “一亡”，即“阴阳不和，水旱为灾”，指的是自然灾害，此项排在首位，最为重要。 “二亡”、“三亡”、“四亡”，指的是“县官”（国家、皇室）、“贪吏”和“豪强大姓”的吸敛，这三项皆属原已存在的社会问题，此时因自然灾害和“末世”的到来而愈发严重。 “五亡”、“六亡”、“七亡”，指的是妨害正常生产与生活秩序的诸因素，这些因素使人民损失财产，不得安宁。再来看“七死”。 “一死”、“二死”、“三死”，包括酷吏、刑狱的苛刻与不公，系源自官府。 “四死”、“五死”，包括盗贼的暴行与民间的仇杀，系源自底层。 “六死”、“七死”，包括饥荒与时疫，这两者与“阴阳不和，水旱为灾”（即“七亡”中的“一亡”）有密切的关联。总之，在西汉末年，致使人民陷入“亡”、“死”之境的因素有多种，其中，严重的自然灾害、官府和豪强大姓的榨取、吏治的恶劣、动乱的社会秩序对人民的危害最为深广。
汉代人认为，西王母主宰长生，能够赐福解难。传说西王母有不死之药。西汉景帝时，刘安及其宾客所撰《淮南子·览冥训》曰：“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 [60]武帝时，司马相如所撰《大人赋》曰：“吾乃今日睹西王母……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 [61]又如，在汉墓的墓室壁画及画像石、画像砖上，往往有升仙题材的图像，其中常见西王母和捣药之玉兔、神草仙药等；汉镜图案中亦常见西王母，多伴有“仙人不知老”，“寿如金石”，“与天相保”之类的铭文，皆是其证。
两汉之际，崔篆所撰《易林》一书载录了4096条占卦变之辞，[62]内有数十条提到了“西王母”、“王母”。[63]其中，有的内容与长生相关，例如：
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生不知老，与天相保。 （《易林·讼之泰》）
弱水之右，有西王母。生不知老，与天相保。不利行旅。 （《易林·既济之大畜》）[64]
还有的内容与赐福、赐子相关，例如：
王母多福，天禄所伏。居之宠光，君子有福。 （《易林·剥之观》）
王母多福，天禄所伏。君之宠光，君子有昌。 （《易林·无妄之需》）
中田膏黍，以享王母，受福千亿，所求大得。 （《易林·小畜之丰》）
稷为尧使，西见王母，拜请百福，赐我喜子。 （《易林·坤之噬嗑》）
西逢王母，慈我九子。相对欢喜，王孙万户，家蒙福祉。 （《易林·鼎之萃》）[65]
还有的内容与避灾祸、解危难相关，其条数较多，例如：
引髯牵头，虽惧无忧。王母善祷，祸不成灾。 （《易林·讼之需》）
穿鼻系株，为虎所拘。王母祝福，祸不成灾，突然自来。 （《易林·谦之节》）
穿鼻系株，为虎所拘。王母祝祷，祸不成灾。突然脱来。 （《易林·萃之豫》）
晨夜惊骇，不知所止。皇（王）母相佑，卒得安处。 （《易林·损之震》）
患解忧除，王母相于，与喜俱来，使我安居。 （《易林·蒙之巽》）
戴尧扶禹，松乔彭祖。西遇王母，道路夷易，无敢难者。 （《易林·讼之家人》）
驾龙骑虎，周遍天下。为神人使，西见王母，不忧危殆。 （《易林·临之履》）[66]
崔篆，涿郡（今河北省涿州）人，其家族曾蒙受王莽的宠幸，本人亦曾任新朝的建信大尹。东汉建立后，他便不再出仕，专心写作。 《后汉书·崔骃传》记载：“建武初，朝廷多荐言之者……（崔）篆自以宗门受莽伪宠，慙愧汉朝，遂辞归不仕。客居荥阳，闭门潜思，着《周易林》六十四篇。” [67]可知该书约完成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初年。不过，从全书内容看，崔篆写作的时间似乎较长，有可能始于西汉末年。[68]书中关于西王母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西王母的崇仰、祈愿和他们的心态。
西王母神话可能最初产生于古代的东夷文化区。在典籍里，关于西王母的较早的记载，见《庄子·大宗师》、《管子·轻重己》、《山海经》、《尔雅·释地》和《穆天子传》等。有学者指出，其中最早者应是《山海经》中的《大荒经》，后世以西王母为西方之神的说法即由此而来。然而细审《大荒经》，书中所显示的历法制度和先王谱系却表明其产生的地域可能在东夷文化区。这就意味着,《大荒经》中的“西方”或许并不很远，《大荒经》中的西王母未必如后世所以为的那样住在遥渺的西荒。[69]另，《荀子·大略篇》也记载：“不学不成：尧学于君畴，舜学于务成昭，禹学于西王国。” [70] “君畴”、“务成昭”皆人名，因而“西王国”也可能就是西王母，或是与之有关的人物。[71]
西王母信仰可能与早期道教有一定的关系。在道教的神谱中，西王母是重要的神祇。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及传入之初，其地位尤其崇高。张华《博物志·杂说上》:“老子云:万民皆付西王母，唯王、圣人、真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属九天君耳。” [72]道教以修道成仙、追求长生不死为主要目标，神仙思想是其理论的重要成分。而神仙思想大致萌生于战国时代的燕国、齐国的滨海地区，[73]西王母信仰或亦如是。在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等资料中，西王母的图像很多，形象甚为尊显。此类画像石、画像砖等主要分布于山东、苏北、河南、陕北、晋西北和四川等地，以山东和四川最为密集，而这两地正是早期的道教团体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活跃区域。
“行西王母诏筹”事件表明，西汉末年时，西王母崇拜在关东地区的民众中可能已较为普遍，而该事件又使之得到有力的传播。关东，即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省新安县）以东，其范围很大。不过，从道教的起源与活跃之地，从行筹者经历了二三十个郡国、奔走约两三个月（正月——三月）而抵达长安等情况看，该事件所涉及的郡国可能是在青、徐、兖、豫等州及冀州南部、扬州北部，即今山东、河南、河北、安徽、江苏等地，而不会远至更北或更南的地域。
今试以两块疑似出现了西王母诏筹图像的山东画像石（见文末附图2、附图3及其说明）的出土地为例，对该地至长安的里程作一粗略的估算。这两块画像石都是在今山东省滕县（滕州）桑村镇西户口村的汉代墓葬中发现的。墓葬位于鲁中南山区西南麓的延伸地带，该地带属黄淮冲积平原的一部分，西汉时为鲁国蕃县，墓主应是本地人。据《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五·徐州》记载：“（徐州）西至上都二千八十里……滕县，南至州二百里。本古滕国，汉蕃县也，属鲁国。” [74]唐时滕县至徐州的距离为200里，徐州至长安的距离为2080里，则滕县至长安的距离当为2280里。按唐1小尺等于汉1.1尺、[75]汉1里等于0.414公里计算，[76] 2280唐里约合2508汉里、1038公里。汉时的情况或近于此。[77]
汉代的邮人一日一夜行200汉里或160汉里，[78]这两者都是以步行接力的方式传递公文的速度。普通人的速度没有这样快，因非专职者，又不接力，也不可能日夜无休。 《汉书·贾捐之传》记载：“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 [79] 50汉里，约合21公里；30汉里，约合12公里。 《武经总要·军行次第》亦记载：“凡军行在道，十里齐整休息，三十里会干粮，六十里食宿。”注：“古法：三十里为一舍。倍道兼行，一日再舍。今六十里为食宿，亦量军士急缓为节。” [80]则古时军队的行进速度为一日30—60里（因时代不同，1里的具体长度有差别）。又《资治通鉴》唐昭宗干宁元年条胡三省注：“唐制：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 [81]则唐代公差的步行速度为一日50唐里（约合23公里）。假设这两块画像石的出土地——汉代的蕃县至长安的距离确为2508汉里，假设“行西王母诏筹”事件发生时该县曾有行筹者出发或经过，假设其行进速度是一日50汉里（21公里），则由此地直往长安需用约50天。不过，据《汉书》记载，这些行筹者不仅一路奔走，他们还“相惊动”，“喧哗”，“传相付与”，有宣传、串联之类的举动，这些都会影响其行进速度。此外，他们还有可能遭遇恶劣的天气、艰难的路况、口粮不足、疲劳和伤病的干扰等，故实际所用天数或许更多。
在“行西王母诏筹”事件中，有一些颇为难解的疑点，因资料短少，目前只能做试探性的讨论或猜测。例如，从《汉书》记载看，有的行筹者很是匆忙，他们连夜闯关，翻墙，乘坐车马奔驰，这是何缘故？或许可以这样来解释：在该事件中，行筹者必须尽早赶到长安（也可能有个预定的时间），在那里举行重要的活动。而如果其所在郡国距长安较远，或是出发较迟、路遇障碍，就有可能误事，因此有人会非常急迫。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行筹者为何去长安？他们要在那里做什么？
这些行筹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流民。理由如下：首先，这些人的目标明确，他们为传行西王母诏筹、追求“不死”而奔走，目的地是长安，同那些为觅食、逃避疾疫而盲动流窜的普通灾民不同。其次，这些人的样子异于常人（“被发徒跣”，似是负罪、自谪之貌），举动也异于常人（“惊走”、“讙哗”，“或夜折关” ，“或逾墙入”，显得十分狂热）。再者，这些人到达长安后，用带有巫术的色彩的大规模的活动拜祠西王母。此外，这些行筹者约有数千人或更多，[82]从他们的长途奔走和在长安数十日的停留、食宿与活动看，似当有相应的组织者和资金支持。将该情况同有人曾使用“置驿”车马之事相联系，或可这样猜想：他们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官府的允许或帮助；其部分成员可能拥有一定的身份，甚或是宗教团体头领之类的人物。
西汉后期有一个颇可留意的世风，即社会各界向帝王献书、献策者很多。在今本《太平经·作来善宅法》中，有一段“六方真人”与“天师”的对话，讲述了民众踊跃前往京师向帝王进奉“善书”、“奇文殊方妙术”、“善字诀事”的情形，并谈到“天师”所作“洞极之经”可悉除灾祸，使帝王无忧。其文曰：
今天师前所敕愚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之要文，及究竟贤明之善辞口中诀事也。今四境之界外内，或去帝王万万里，或有善书，其文少不足，乃远持往到京师；或有奇文殊方妙术，大儒穴处之士，义不远万里，往诣帝王，炫卖道德；或有黎庶幼弱老小田家婴儿妇女胸心，各有所怀善字诀事，各有一两十数，少少又不足，使人远赍持往诣京师；或有四境夷狄隐人胡貊之属，其善人深知秘道者，虽知中国有大明道德之君，不能远故赍其奇文善策殊方往也。今天师言，乃都合古今河洛神书善文之属，及贤明口中诀事，以为洞极之经，乃后天地开辟以来，灾悉可除也，帝王长游乐，垂拱无忧也。[83]
从《太平经》的成书过程看，这段引文提到的“洞极之经”当属其中间过渡环节，编撰时间始于西汉末年或新莽时期。[84]而民众向帝王大量献书之事，则大约在成帝时就已出现。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85]《汉书·郊祀志》亦记载：“成帝末年颇好鬼神，亦以无继嗣故，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祠祭上林苑中长安城旁，费用甚多。” [86]可知成帝曾派陈农寻求天下遗书，并鼓励献方术者，予以安置。其后，国运益衰，世情汹涌，哀帝亦广询对策，并一度采纳进奉过《包元太平经》的甘忠可的弟子夏贺良等人的建言，易号而“更受命”。又过了两年，涉及关东二三十个郡国的行筹者涌入长安，他们来此地的重要目的之一，可能是要将所谓“西王母诏筹”奉达帝王，或是进献、陈说相关的书、策（例如《师策文》，详后）。但囿于相关资料缺乏，今已无法详考。到王莽执政时，为了笼络众心和改换朝代的需要，又进一步大揽人才。 《汉书·王莽传》记载：“（元始四年）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 [87]王莽为学者所筑的“万区”之舍应位于长安或其附近，也许就是在当年安置过众多行筹者居留的旧地上修造的。
行筹者前往长安的原因，在今本《太平经·师策文》中似亦可略寻线索。[88]《师策文》的全文如下：
师曰：〈起〉“吾字十一明为止，丙午丁巳为祖始。四口治事万物理，子巾用角治其右，潜龙勿用坎为纪。人得见之寿长久，居天地间活而已。治百万人仙可待，善治病者勿欺绐。乐莫乐乎长安市，使人寿若西王母，比若四时周反始，九十字策传方士。” 〈止〉[89]
此文神秘而奇特，共91字，“九十字策传方士”之“九十”是其约数。 《释名·释书契》：“策，书教令于上，以驱策诸下也。” [90]知是“教令”类的文字。此文的前5句颇为费解，盖为隐语。其中第1句，《太平经·解师策书诀》曰：“'吾字十一明为止'：师者，正谓皇天神人师也；曰者，辞也，吾迺上辞于天，亲见遣，而下为帝王万民具陈，解亿万世诸承负之谪也；吾者，我也，我者，即天所急使神人也。”又曰：“十一者，士也。明为止者，赤也，言赤气得此，当复更盛，王大明也。” [91]按此，该句可能与《包元太平经》的编撰者甘忠可所谓“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的赤精子有关，[92]也可能与西汉末年的崇火德的观念（例如《河图赤伏符》之谶言“四七之际火为主”）有关。[93]后半部分的6句意思显豁，讲述了对长生、除病和安乐的向往与实现。其中，“乐莫乐乎长安市，使人寿若西王母”2句尤引人注意。长安是西汉的京师，“乐莫乐乎长安市”，可证《师策文》的时代必在东汉之前。此2句将长安同极乐、长寿和西王母联系在一起，正与“行西王母诏筹”事件中民众对西王母的祈愿和他们的行进目的地相合。而《师策文》的主旨，应就是《解师策书诀》所谓“师”的紧急使命：为帝王和万民陈述讲说，解除“亿万世诸承负之谪”。最末2句“比若四时周反始，九十字策传方士”亦可注意。在“行西王母诏筹”事件中，那些串联者、组织者里或许就有这类“方士”。果如是，《师策文》就是其“师”所传授的“策文”。而对于行筹的民众来说，奋力在厄难来临之前赶到长安，奉达西王母的诏筹和旨意，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为了躲避厄难，就是消弭厄难之道。
行筹者前往长安的另一重要目的是在该地举行拜祠西王母的活动。前引《汉书·五行志》曰，行筹者到达长安之后，“其夏”，他们和京师的民众以多种形式拜祠西王母，“至秋止”。而另据其它文献记载，祭祀西王母的时间正应在夏季。 《管子·轻重己》曰：
以春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夏至，而麦熟。天子于大宗，其盛以麦，麦者，谷之始也……皆齐大材，出祭王母。[94]
“春日至”，指的是春分，再过92天便是夏至。马非百认为，《管子·轻重己》所言“齐”，通“赍”，持也；“材”，即木材；所言“皆赍大材”，同《汉书·五行志》“民持棷一枚”，因《说文》释“棷”曰“木薪也”；所言“出祭王母”，同《五行志》“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祭……歌舞祠西王母”；又所言“出祭王母”在夏至，而《五行志》“京师郡国民祠西王母”亦在夏季，二者一致，则《管子·轻重己》这条记载似为民间祭祀西王母一事之反映。[95]**四年的夏至是五月乙巳朔十二日丙辰（公元前3年6月25日）。[96]大约从这一天开始，民众开始了拜祠西王母的活动，持续到到秋季而止。
王先谦认为，在该事件中，民众是为西王母将至而先行其筹：“天子将出，一人前行清道，呼曰传筹。今制尚有之，葢昉自汉世。此譌言王母将至，为之传行诏筹，即其义也。” [97]按此推想，行筹者约在春末到达长安，而后应是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准备，并同当地的民众合作，才正式开始其拜祠西王母的活动。其中，那些“设张博具”、“歌舞”、“击鼓号呼”之类的行为，当具有迎请和奉娱的意味。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活动是在夜间举行的。据前引《汉书·哀帝纪》记载，拜祀西王母的民众“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这可能与当时人们认为西王母是属于“阴”的神祇的观念相关。[98]民众所以夜间登高、敲鼓呼喊，或许是在月下向西王母祷告。后来，王莽因元后王政君的母亲怀孕时曾梦月入怀而声称王政君为“太阴之精”，有“**女主圣明之祥”，“获西王母之应”（详下节） ，[99]大概就是迎合和利用这一观念。
卫宏《汉旧仪》曰：“祭西王母于石室，皆在所二千石、令、长奉祠。” [100] “二千石、令、长”，即郡太守、王国相和县令、县长。 《汉旧仪》以载西汉制度为限。[101]这项由地方行政长官主持奉祠西王母的制度，应与西汉后期大规模兴起的西王母崇拜有关，而且很可能是在“行西王母诏筹”事件的前后建立的。
当该事件过去，或因其初时之暴起，又缘由又似乎不明，且未见结果，故议者多称这场骚动是民众“讹言行筹”，见前引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息夫躬、谏大夫鲍宣、前凉州刺史杜邺、丞相王嘉等人的言论。然而震荡并未就此而止。它的余波持续存在，甚至影响了皇室与朝政。
（三）白发的西王母与与王政君
这段文本主要讲述汉朝太皇太后王政君与西王母信仰的关系。王政君被赋予神圣象征，王莽通过将她与西王母联系，借此巩固权力。他利用这一象征，宣传她为圣女，扩大她的影响力，并通过让她巡游各地施惠百姓，增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但是行西王母诏筹事件发生时，王莽并不在朝内，也并没有人把该事件与王政君联系，而是与哀帝母亲，祖母联系，不过最终，王莽成功借助这一宣传策略在政治上获益，但其新朝并未长久。
(四)西王母形象演变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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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7-16 13:56
咋没人想到杀了这些神棍回收释经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