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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四顾 于 2024-5-27 21:54 编辑
就是心理战。
二战以来,美国军方和北约的各种手册通常将“心理战”或“心理行动”界定为不同的战术，如宣传、隐蔽行动、游击战，以及最近的公共外交。④Communist的理论家则经常将其指称为“动员与宣传”等相类似的行动,并将其看作是与阶级斗争和人民战争等更大范畴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①英国与纳粹德国在这一领域的战略战术历史上被分别叫作“政治战”(political warfare)②和“世界观之战”(Weltanschauungskrieg),所有这些关于心理战的概念化运用都明确地将大众传播与暴力手段(谋杀、破坏、暗杀、暴动、反暴动等等)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达到意识形态目标、政治目标或军事目标的工具。这些相互重叠的概念系统常常为各自的发展提供支援，它们分享着特定社会系统的各种文化政治假设，正是这个社会系统催生了这些战略技巧。
在当前的语境下，对心理战最恰当的理解是为了达到资助者(主要是政府或政治行动方)的意识形态目标、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而探索目标受众文化心理属性和传播系统的一套战略战术。换句话说,心理战是大众传播理论在现代社会冲突中的应用。它关注暴力和一般传播手段在达成政治军事目标过程中的综合运用。
美国政府关于心理战的全面解读可以在美国军方冷战早期的战争计划中找到。这个军方的定义从出台之日起(1948年年初)就被定位为最高机密，40多年中一直是官方的秘密文献。直到1980年代晚期，我通过档案解密法的申请，才得以获取早期心理战计划的一系列记录。其中的一份文献中有这样的内容：
心理战不同于正统的军事行动，它使用一切道德的和物理的手段，以达到：
1.摧毁敌人战斗的意愿和能力。
2.剥夺他从盟友和中立方获得的支援。
3.增强我方军队和盟友获取胜利的意志。
心理战使用任何可以影响敌人思想的武器。这些武器被界定为心理的，并不是因为武器本身的属性，而只因为它们产生的效果。因此，各种公开宣传(白色宣传)、秘密宣传(黑色宣传)和灰色宣传，各种破坏行动、颠覆行动、特别行动、游击战、间谍活动，不管它是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还是种族性的压迫手段，都可以作为有效的武器。它们的有效性在于可以在敌人心理上制造各种纠纷、猜疑、恐惧和绝望，而不在于它是否来源于宣传机构和心理战机构的策动。
这一段落中提到的“特别行动”在另一份文献中有明确的界定：
那些由盟友或友好力量执行的，深入敌后的对抗行动……(它们)包括心理战(黑色的)、秘密行动、颠覆、破坏和其他多种多样的行动，例如暗杀、目标捉捕和援救坠落飞行员等。①
……
在本书中,心理战或心理行动的内涵就包含在美国军方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所指定的范畴中,有几点需要强调,第一,在美国的概念中,心理战一贯调用多种多样的暴力手段,包括游击战、暗杀、破坏,以及更媒体宣传工作,范围从公开的白色宣传新闻报道,到秘密的黑色宣传。常见的,对附属国那些残忍独裁政权的支持。第二,心理战还包括各种第三,美国的心理战不仅仅针对“敌人”,也包括美国和盟国的人民大众。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首先讨论1945年之前的美国心理战运行，特别是哈罗德·拉斯韦尔、沃尔特·李普曼等著名传播理论家的思想和行动,以及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完成的各种开拓性传播学研究。随后,我将描述在二战时期出现的、一批受雇于美国心理战项目的传播学者如何构建了学术圈的非正式社会网络。
相比于美国人的一线“实践”，他们的“理论”建设同样成果显然。
由此看来，美国政府在1945到1960年间开展的心理战项目，对这个时期大众传播研究最重要的议题设置方面都起到了直接或者间接的作用。效果研究的很多重要基础探索都来自于二战时期的心理战。美国军方、情报和宣传机构资助的项目,其中采用的实验和准实验的研究方法和量化文本分析等方面的创新，都在大众传播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冷战时期大量有关外国传播体系、信息扩散以及发展理论的研究，也受到当时美国国家安全需要的引导和塑造。
1945至1960年间，政府资助的心理战项目和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之间的关系至少有三方面特征,第一,美国心理战项目一定意义上是大众传播理论的应用形式。美国的社会科学，包括大众传播研究，为美国政府和整个西方工业文化胁迫目标群体建立了合理性解释。心理战项目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技巧，以便施加胁迫性影响。正如施拉姆在1954年所言,囊括了当今各种传播研究成果的“宣传”,“就是社会控制的工具”.
第二,政府的心理战项目为整个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的大众传播研究提供了大部分经费,应用社会研究所和社会研究中心等重要研究机构都是依靠军方、情报和宣传机构的合同维持生计,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传播学发展成为一项独立学科的那些年尤为如此。
第三，有数据显示政府项目并没有决定什么是科学家应该说的，但却强烈地影响了谁具有话语权。在科学家的眼中,保持相对独立性、避免研究结果受到直接干预,这是军方资助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受到欢迎的一个原因。①美国学术圈也会不时地给合同委托机构带来不那么受欢迎的研究结果。2尽管有时话可以这样说,但其实政府合同很明显地帮助组织和供养了科学家的一种非正式组织网络。而这些科学家正是主导美国传播研究领域几十年的那批人,正如克劳森的研究显示的那样。
不论传播研究如何标榜自己，美国的传播研究通常并不是中立客观的,它与政治经济力量的距离可能都不到一壁之隔。事实上,传播研究与权力机构紧紧缠绕在一起,这一点与主流经济学或是原子物理学一样。这些学科是建制内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产物,它们之间的结合太过广泛以至于已经成为一种显而易见的常识。
心理战项目的支持者一直宣称，这种心理战模式的胁迫应该比正规战争成本更低、更灵活,而且也没有传统战争那么血腥,甚至可以转移或者避免争端。这些支持者声称美国在国外运用这些技巧能够带来人道主义并产生民主，而这些政治价值正是美国政府和大多数美国学术圈所公开支持的。
然而，与上述言辞相悖的是，美国宣称理应在心理战项目中受益的一长串国家,今天却陷入更为糟糕的境地: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萨尔瓦托、菲律宾、土耳其、印度尼西亚、最近的巴拿马和前苏联。这些目标国的大多数民众今天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处于极度贫困的状况,与号称惠及众人的干预行动和传播项目开展之前相比,这些国家变得更不民主、更不自由，医疗情况更差，人民处于更大的恐慌中。甚至一些一向保守的人物，如约翰·保罗二世教宗都认为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历时数十年的相互竞争带来了明显的灾难性后果，在这些竞争中，心理战正是一项核心策略。①
讨论心理战的问题具有争议性，因为再度审视心理战的历史脉络会得出一种异端邪说式的结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总是贪婪的、破坏性的,对种族灭绝采取容忍的态度,愿意牺牲无数人去追逐看起来越来越遥远的安全幻想。再度反思心理战在传播学中的作用，需要再度审视当今西方意识形态的来源，审视这种意识形态是为谁的利益服务，以及社会科学家在传播这种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样的讨论总会惹恼那些认同现存秩序的人们。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些思考也许会带来一丝希望。
之所以“宣传”一词在英文语境声名狼藉，就是无止境的心理战、传播战略战术培养了民众神经质般的敏感性格，对外他们不愿相信的可以斥之为“宣传”（这也被官方所鼓励引导），对内他们提防警惕则可能被斥为“阴谋论者”遭到鼓励打压（而这种“实用性”定义、镇压权利依然被传媒霸权支配）。从最开始，传播学发展就潜藏着一种“实用目的”，哪怕到后来出现新媒体失控（如越战、现在的加沙）罪行被不断曝光，传媒权力也不可能再被中立化，它们只会被某些相对主义者视作分裂了（如冷战，所谓的“真相”取决于你更愿意被哪一边制造的“事实”影响）。
另一个例子是中央情报局暗中资助社会科学研究所(Bureau of SocialScience Research)关于酷刑折磨(这是最合适的说法)战犯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严刑审问俘虏的行为只是被简单理解为社会心理学原理在传播学中的一项简单应用。2总体上,如果没有美国军队、情报部门和宣传机构的长期资金注入和方向指引,传播研究很难达到今天这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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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26 2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