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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中的孩子，连抑郁都是矫情
这两年，青少年心理健康引发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
去年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10-16岁的未成年中小学生中，约有14.8%存在抑郁风险，相当于7人中就有一人。在西部、农村地区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风险更高。
心理老师的存在变得急迫且必要。2021年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每所中小学至少配备一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正是这一年，26岁的文莉入职县中，成为这所中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心理老师。
这里的学生很需要文莉。在严格遵循军事化管理的县中，他们背负着更大的升学压力，得到的却是更稀缺的资源、更少家庭的支持和关注。甚至抑郁症去污名化尚还是件难事，因为生病无法继续学习的孩子会被指责，“你是不是就想偷懒？”。
只是文莉刚想开展一番事业，就被狠狠泼了盆冷水。她入校的第一天，被“发配”去当主科老师和班主任，身兼数职。高强度的工作加上不合理的评价体系，她比学生产生了更多困惑。
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所写，或许正是文莉的心声，“教育只是社会的映像和反映。……老师们同样生活在整体的社会道德环境中，本身也会受到影响，他们又如何教给学生与众不同的思想呢？”
以下根据文莉的讲述整理：
一
没有成绩，你什么都不是
我大学读的是应用心理学专业，2017年本科毕业，我没有像班上大多数同学一样转行，而是去了某偏远地乡镇学校，考上了特岗心理教师职位。
我喜欢与人交流，也喜欢当老师的感觉。在乡镇工作满三年时，我看到县城的初中在招聘心理教师，想着有编制、专业对口，县城中学应该会有更大的施展空间，于是果断报名。
那时我以为，心理老师就是单纯地负责心理方面的工作。没想到我一进校，就被要求担任班主任和两个班的主科教师。
事实上，我从没接触过主科教学，学校也不在乎我有没有相关资质。因为语数外三大主科的教学任务更重：课程多、批改量大、还需早起看早读，资历老的老师只要有机会转岗去教小科目，不愿意教主科。主科老师的缺口很大。
我每周的课时量达到30节以上，是正常课时量的二到三倍。光教学已经很忙了，入职第二年，我还成了校行政人员，需要额外承担校里的行政工作。
每个月，县里都会下达任务——3月学雷锋，4月缅怀先烈，5月青年节……从前期策划、中期执行到后期宣传，都由我一个人负责。最头疼的是，学生实际上没有课余时间开展活动，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我的一天通常这样度过：早上六点多起床，六点五十就必须出现在教室，上完晚自习下班已经十点。上课、守自习、改作业、做材料……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经常整个半天都来不及去喝口水、上个厕所。
大小病不断，却没时间看病，都是自己买药，对着说明书服用。有时候，连去药店的时间都没有，尽管药店就在学校门口不到200米的地方。一般是美团买药送到校门口，隔了很久我才有空去拿。
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我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开展心理健康的工作。
我曾经找领导协商，我理解学校不容易，可以先带别的科目，希望等有老师了，能允许我全身心投入热爱的心理工作。可是一直等到第二年，情况还是没有改变。有一次，有个领导同意给我调去教政治，开会时都说好了，第二天公布新一学期的教学安排，发现还是让我继续教语文。
而我提出的许多设想，也没有落地的可能。过去我在办公室、操场或者食堂遇到领导，就和他们说自己的规划：能上心理课是最好的，不能也要定期做筛查、开活动。
这是写在心理教育教科书上的话，也是我大学一直在学的东西。一个完整的校园心理健康支持系统，首先要有稳定、持续的心理课程，最少也要两周一次。其次要有定期的大型活动，比如讲座、团辅、游园。还要有筛查测评，最少一年筛查一次，对有问题的学生不断地跟踪和反馈。最后，还要开展个体咨询作为辅助。
而以上这些“应有”的环节，这里一个都没有。
领导总是打个哈哈敷衍过去，后来学校的中层直接告诉我，不会给我开心理课的，“十年后估计也开不起来”。
只有当上级需要完成的某项检查里有涉及到心理健康的部分——比如校园安全工作、德育工作等等，才会要求我提供一些我从来没有机会真正讲授的课件和教案。
和县里其他学校的心理老师交流过后，我发现我并非个例。县里只有一所高中有专职心理老师，其他中小学的心理老师要么由教其他学科的非专业教师挂名，要么像我一样虽然是学心理出身，实际上身兼数职，没有接触心理工作的机会。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这两年国家重视，对心理老师的师生配比有要求，加上学校年年都有跳楼未遂的学生，所以我入职那年，上级给了学校一个心理教师的编制。
可是进学校之后，我就完全归学校管理了。县教体局的人知道新招的心理老师在教语文，他们没有插手。
对于心理老师的考核，从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县里那位唯一的专职心理老师，因为不带班，没有成绩，所以考核被领导随意打分，打了全校最低分，很伤自尊。因为各种阻力，她也没有在校园里开成心理课。
其实国家是有规定的，心理老师享受跟班主任同等待遇，但几乎没有地方能落实。我与副校长争辩，他显得很无所谓：“那是国家的规定，我们县是县说了算，甚至是学校说了算，我们学校就是拿成绩说话的。没有成绩，什么都不算，你什么都不是。”
有段时间，我每天一睁开眼睛就会感到痛苦，只能靠意志逼自己起床上班。骑车去学校的路上，我经常会生出一种陌生感，不知道自己是谁。一路上，我无意识地不断问自己，我要去哪里，我要干什么，这些问题我答不出来，但是脚会不自觉地骑车往学校的方向走。
有几次，我会莫名幻想突然出现一辆大车把自己撞飞的画面。走进学校的那一刻，我又全身心投入工作，完全忘了所有的痛苦。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那时我已经是抑郁的状态了，可当时的我并没有太多时间和心情关心自己的情况。
二
教育机器
这是县里规模最大的初中，每个年级有十几个班。人很多，但学校不大，两排教学楼、四排宿舍楼，和一个由简易遮雨棚充当的食堂，构成了两千多个孩子全部的世界。
这也是全县升学率最高的初中，把县里其他初中远远甩在后面。即使是全年级成绩最差的班，也有2/3左右的学生能考上高中。
和许许多多县中一样，作为“全县的希望”，它肩负着巨大的考核压力，只能靠高强度的学习和军事化的管理苦干出成绩——这是心理教育无法开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是滋生心理问题的温床。
每个建筑从二楼起都被金属质地的防盗网封得严严实实——我到学校的第二年，一名男生险些在校园内跳楼自杀，那之后没多久，学校就装上了这些防盗网，从物理上切断了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但其他方面一切照旧。
从此之后，这里就更像一个监狱，从内到外都密不透风，让人感到压抑。
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定死的，像机器一样不停运转。从6:50上早读，从直到22:30寝室熄灯，学生们没有半刻喘息，去哪里都要用跑的。
中午12:05下课，12:15去食堂已经几乎没有饭了，12:20要进宿舍，12:30值日老师开始查寝。
饭点的时候，食堂座位不够坐，端着碗的孩子坐满了教学楼一楼的阶梯。更多的学生为了节约时间坐也不坐，打饭的地方到洗碗的地方不到一百米，他们打完饭，干脆边走边吃，走到洗碗池，饭也刚好吃完。
课间只有八分钟休息时间，有的课间才三分钟。已经如此短暂，学生们还只能在班级前后门之间的区域活动。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课间都有值日老师检查。如果有学生窜到别的班门口，就会挨批评。
我们班初二那年搬到了二楼，背后就是一个花园，我经常把他们“撵”出去，让他们去花园里面玩玩。我说你们可以去踢球，去看花，去捉鸟捉虫。但是他们已经麻木习惯了，很少有人下去。偶尔有学生玩闹一会儿，踩着铃声进来，就会有老师和我“告状”，他们觉得孩子跑得大汗淋漓的，上课就没精神了。
可是十多岁的孩子，正是爱玩爱动的年纪，保证充足的运动量才会更有活力。长时间关在狭小的屋子里面，非常影响身心健康。
我时常觉得这里像一个庞大的教育机器。每一个老师都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负责把学生加工成符合标准的合格产品。学生们被剥夺了自主的时间和空间，也不允许有不同的想法。
县中评价人的方式是如此单一，只有成绩。除了成绩，没有任何可以给到孩子支持的东西，孩子有特长、优势，也不被认可，不被尊重。学校没有任何课外活动，唯一一次破天荒地开了“兴趣课”，还是为了应付检查，抽出一个年级上，后来检查不严了，“兴趣课”再也没开过。
有一种说法是，“心理学面对的已经是最末端的问题了。”无法改变现实，才只好诉诸心理，这样高压的环境得不到改善，我一个成年人都觉得压抑，要这些孩子怎么不抑郁呢？
三
“抑郁就是矫情”
和城市里的孩子相比，县城的孩子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心理问题。哪怕生病了，他也不知道他病了，更不知道要和谁说，没有任何能够求助的资源。
我过去接触过城市里的学生，他们会看书，会查阅资料后主动询问我：我有这些症状，是不是生病了？我是不是抑郁了？我怎么办？
但是县里面的孩子是没有这种自我觉察性的。哪怕我做了一些科普，他们仍旧觉得“心理疾病离我好远”。当疾病真正发生，他们格外手足无措。
孩子对心理疾病的觉察和周围人的观念有很大关系。这个环境不允许学生有心理问题。
在县城，对抑郁症等心理疾病最常见的错误认知，不是将其妖魔化，而是将其普遍化、平常化。校领导不止一次公开说心理学是假的，“信不信把学生送去州医院、市医院，全部都会诊断成抑郁症”。他们向学生传输的也是这种观念，“你不要觉得自己有病，你没有病”或者“我们任何人都是有病的”。
有一次开全校学生大会，一位中层领导问台下的同学们：“你们谁敢说自己最健康、最没病？敢的人举手！”底下有同学举起手，他接着说：“等下我带着你去医院，一诊断，就是个重度抑郁。”举手的同学又默默把手放下。
当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学校的第一反应是认为他是“装的”，是为不想读书找的借口。即使有学生已经去县医院得到抑郁症的诊断结果，他们也觉得医院的诊断是“骗人的”。甚至一些班主任也这样认为，每天说说笑笑的人怎么可能抑郁呢？哪怕相关的科普已经非常多，在网络上几乎是个常识了。
而学生因为担心被老师贴上“矫情”、“懒”、“不想学习”的标签，不敢发现自己的问题，更不敢向外界求助。结果就是越来越严重。
我刚去的第一个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副校长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去一条公路，帮他劝一个学生回校上学。这个学生在妈妈送他上学的路上，突然说，要是再逼他去读书，他现在就从这个大桥跳下去，或者撞车撞死掉。
我当时人不在县里，没法马上赶到，就在电话里多问了几句学生的情况，才知道他已经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我很震惊，告诉副校长，孩子这种情况已经明确地在实施自杀行为，要引起关注，赶紧就医，今天不要再去刺激他，更不要想着让他回学校了。
可是无论我说什么，副校长依然坚持让我把学生“劝回学校”。我不同意，最后，他失去耐心，愤怒地挂了我的电话。
后来这个学生怎么样了我不知道——这是我工作的常态。虽然是名义上的心理老师，但我几乎没有机会完整地跟踪一个案例。学校只在危急情况时把我拉过去，让我和学生聊几句，没头没尾的。
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不仅得不到学校的信任和支持，也很难得到来自家庭的帮助和关怀。
县城地处流域的一处干热河谷，是全省闻名的农业大县，支柱产业是蔬菜水果种植和销售。在我们学校，只有极少数学生的父母是公务员或做小生意，这些学生集中在最好的几个班。其他学生的父母基本都是农民，对心理疾病闻所未闻。
我接触过一个女生，通过量表和结构化提问判断她确实有一些心理问题。和学生说了之后，她告诉我，“没关系的，我还能再撑一下”。我想联系家长，帮她寻求更多帮助，她只说，“老师你不要说了，说了家长也不会信，只会觉得我矫情，他们不会支持我的。”
还有一个尖子班的学生，最初班主任觉得不对劲，是因为他频繁地跟课任老师发生冲突。老师只是正常地说话，他会突然瞬间情绪爆发，站起来破口大骂，仿佛产生了一些妄想。
进一步观察后发现，他常用小刀划自己的胳膊，胳膊上深一道浅一道排满了暗红色的刀痕。在寝室，他会毫无征兆地将头狠狠地撞向床架。班主任怕出事，就来咨询我。我们都很担心他的情况，把他的家长叫到学校面谈，想让家长带他去医院做进一步的诊断治疗。
没想到，妈妈来了之后对孩子的自残行为并不在意，她反复说，她和孩子爸爸平时都很忙，孩子是因为离家远，觉得父母不够关心他，所以要装病，以此来获得父母的关注。在我的强硬要求下，这位妈妈才答应带孩子住院治疗。
和一些学生聊下来我发现，他们的症结其实是在家庭。我在学校给他们做好了心理疏导，但是很难说服家长改变相处方式，学生一回到家，面对糟糕的家庭关系，很快又会重新陷入抑郁。
我班上的一个学生，父母会在他面前骂人、打架，说话也很难听，对他动辄打骂，但孩子从来不敢对家长说，这些行为对他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我把家长喊来沟通，他们满口答应，但后来问孩子，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更何况，很多时候，孩子心理上出了问题，并不比孩子成绩下降更能引起家长的重视。
四
一则免责声明
疫情之后，整个社会对心理问题都越来越关注了。县里先后发生了两起中小学生自杀事件，之后，全县范围内的学校都加强了对学生的心理问题的重视。
这看起来是件好事，但我总觉得，我们离正确的路还有很远。
有学生自杀后，县教体局要求各个学校上报名单，排查“问题学生”。所谓“排查”，其实就是让班主任把单亲重组家庭学生、贫困生、残疾学生还有“刺头”都统计出来，选出他们眼中疑似抑郁症的学生，汇成一个六七十人的名单，让我给这些的学生开场讲座。
我听到这个消息啼笑皆非。且不说这种“排查”方式根本不科学，抑郁症很复杂，不是开个讲座，说两句话就可以好的。要一个个单独地做辅导，才能评估到底是什么原因，对症下药。该就医要就医。
学校想的很简单，讲一场讲座就可以让他们舒缓情绪、不自杀了。他们不专业的做法完全不起作用，甚至会带来更多不可想象的问题。
他们选出的人未必是抑郁症，却让我针对抑郁症讲，相当于给别人贴标签。里面有真实抑郁的人，一看这种专题讲座，就会立马对标自己，也会有病耻感。一群同样抑郁的人在一起，如果中重度的互相认识，某种因素催化下甚至可能会相约“**”。
我不愿意成为二次伤害学生的那个人，因此我拒绝了。他们又去找了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人家当然也没答应。后来这件事不了了之。
我猜测，也许学校也知道这样没什么效果，他们只是把这些行动看作一则免责声明，一种出事之后可以为学校开脱的理由——“我们给他们做过心理辅导了”。
22年下半年，疫情卷土重来，学校三天两头封校。原本学生周末两天还能回家休息，现在只能呆在学校上课和自习。什么时候能放假，都是未知的。晚上查寝走过女生宿舍，经常听到阵阵哭声。
那段时间，很多学生因为心理问题住院，光我们年级就有七八个。副校长对抑郁症的态度出现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毫不在意变成了严防死守。
他不再嚷嚷着“抑郁症不是病”，听说哪个学生得了抑郁症，也不管是不是真的，就如临大敌，让他们都去住院或者由家长领回家，“反正不能在学校”。
有个孩子住院后觉得自己恢复得差不多了，没上报就回学校上课。副校长发现后非常生气，当着全办公室老师的面质问班主任：“你们班主任是怎么防的？怎么会让这种学生进来？赶紧让家长领回家去！”
从专业的角度看，评估学生能否复学需要很多流程。医生出具建议书后，心理老师要对学生进行访谈，观察他的语言和认知，做一些小的测评。还要收集他周边人的反馈，看他的状态是否稳定。
只不过，学校也并不遵循这一套，全凭副校长自己判断，标准是成绩。如果住院的学生成绩很好，他会希望学生尽快返校；如果学生成绩较差，他就会让学生赶紧回家。
去年上半年，我和另外两位不同学校的心理老师，被县里组成群访工作组，为各学校排查出的问题学生做心理咨询。
其实在我们看来，充其量只能算是访谈。心理咨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我们只能和每位学生进行一个小时左右的交流，建立信任都很难，更不用说帮助他们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我们都觉得，拉我们去只是走个过场，假装全县很重视这个事情。
即便知道成效微乎其微，但我能感觉到其他两位老师和我一样，还是想努力做点什么，可能学心理的人多少都有点理想主义情怀。每个孩子有什么问题，需要校方、家长注意什么，我们还是会整理成文字交给他们的班主任。
群访结束时，我们写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提交给教育局，列出了一系列问题，以及对部门和学校的建议。报告交上去，没有任何回应。但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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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4-1 18:57
您猜怎么着，在年前某地火灾事故出现以后这种钢筋防盗网在消防检查的压力下全给锯啦，到了这时候，往常总出场的各种难处各种不得以就全都识相地消失啦
据我观察啊，只是观察，没有任何人这么说，只是我从学校氛围中感受到的猜测：
是，如何面对压力、挫折和欲望是教育里重要的一环，现在老师家长都把给不到孩子足够压力当作自己教育的失败
我上高中大学的时候遇到诸多校园问题认识很久的老师跟我讲：在河南学生没有人权，特别是精神健康方面你和人说出来都是丢自己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