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肾
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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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力 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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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时间 202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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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大多数看到越南战争那惊惶失措的结局的人都会觉得，他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东西“难以置信”,事实就是如此。现实中总有些东西，它既不能被希望所把握，也不能被恐惧所预见，正是现实中的这种东西，当幸运时我们庆祝它，当不幸时我们诅咒它。所有关于深层原因的思考都从对现实的震惊返回到那些理论中，这些理论看起来是合理的，并且能通过通情达理的人认为可能的东西被解释。那些敢于挑战这种似是而非的人,那些坏消息的承受者,那些坚持“照事情实际之所是讲述它”的人,从来都不受欢迎,并且通常根本不能被容忍。如果说掩盖“深层”原因属于现象的本质，那么掩盖并使我们忘记事实,即如其所是的事情的坚硬而赤裸的残酷无情,就属于对深层原因的思考的本质。
当我们的整个政治生活都被习惯和命令，被委婉地称为公共关系的东西所统治,即被麦迪逊·艾维纽的“智慧”所统治的时候,这种自然的人性倾向在过去十年中已发展到一种极端的程度。这是消费社会中那些向公众推销其商品的小职员们的智慧,这些小职员中的大部分人消费其商品所花的时间要比生产它们所花的时间多。麦迪逊·艾维纽的职责是帮助推销商品,这种职责的兴趣越来越少地集中在消费者的需要上，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更大量地推销商品的需要上。如果产品的丰富和过剩是马克思那种无阶级社会梦想的最初目标,在这种无阶级的社会中，生产力天然过剩——就是指这个事实：由人类需要激发的劳动力总是生产超过延续个体劳动力和他的家庭所必需的产品——而且，如果这个梦想会超乎其作者最狂热的幻想，而通过那种技术的进步(它暂时的最后阶段是自动化)得到实现,那么我们就已经生活在社会主义者和**者梦想的现实之中了。只是这个高贵的梦想已变成某种噩梦般的东西。
对于从早期的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它只能通过一个巨大的浪费型经济才能维持下去)的事实性变化,那些想思考其潜在的“深层”原因的人,如果他们注意到列维斯·蒙弗德(Lewis Mumford)最近在《纽约客》 (New Yorker)上发表的思考，那会是有益的。因为这确实太对了，即“这整个时期(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潜在前提”一直是“进步的教条”。蒙弗德说：“进步是一个火车头，它铺设自己的路基而不留下它自己轨迹的任何永恒印记，它也不朝向一个可想像的和人类意欲的目标运动。‘走下去，这就是它的目标”。”但不是因为在这种“不停地走下去”之中有一种内在的美或者意义。要产生即刻的毁灭，根本不需要停止发展、停止浪费或者停止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的消费，在任何时刻宜称“一切已足够”就可以了。这种进步，伴随着广告公司持续的噪音,以毁灭我们生活的世界为代价,以导致那些事物内在的荒废为代价,而继续走下去,对于这些事物,我们不再是使用它们，而是滥用、误用它们，然后把它们丢弃。最近对环境威胁的突然惊醒是这种发展中的第一道希望之光,尽管就我所能看到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发现一种途径,能停止这种失控的经济而不造成一次真正的大崩溃。
然而,比这些社会和经济后果更关键得多的是这个事实,即打着公共关系名号的麦迪逊·艾维纽策略已被允许侵入我们的政治生活。国防部报告不仅详细地展示了“这样一幅景象,当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试图逼迫一个落后的弱小国家在一个其价值极富争议的问题上屈服的时候，它一周内杀伤了 1000 名平民”，这一幕用罗伯特·麦克南拉(Robert McNamara)仔细而有分寸的话来说是“不怎么漂亮的”.而且,这份报告无疑再次乏味地证明了,这项并不十分名誉也不十分理智的事业，完全是被一个超级大国为自己创造形象的需要引导的，这种形象能够让世界相信，它确实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
这场具有严重破坏性的战争，其最终目标（约翰逊曾在 1965 年表达过)既非权力也非利益，甚至也不是像在亚洲的影响这样真实的东西，这样的影响毕竟是服务于实际利益的，为了这种实际利益，威望、即一个好形象是必需的，并应该被自觉地运用。这并非急欲进行扩张和吞并的帝国主义政治。从这些文件讲述的故事中获取的可怕真理是,惟一永恒的目标已经变成那种形象本身，它在无数的备忘录和“选项”中,就是说,在“剧情”和它们的“观众”(从剧院中借来的词汇)中,已被争论过。对于最终目的来说,所有“选项”都只是短期的可替换手段，直到最后，当所有征兆都指向失败时，这整个官方机构就迫使其优秀的智力资源去寻找办法避免承认失败，并且保持其“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的形象完好无损。当然,正是在这个时刻,政府一定会与新闻界正面冲突，并且它发现，相比于针对美国的外国阴谋或实际敌人,自由而未腐化的新闻界是形象制造的更大威胁。这种冲突肯定是由国防部报告在《**》 （New Yorker Times）和《**》的同时发表引起的(它也许是本世纪最重要的独家新闻),但只要新闻记者愿意坚持他们出版“所有值得印刷的新闻”的权利，那么这种冲突实际上就是不可避免的。
在有历史记载的人类谎言的巨大仓库中，作为全球政策的形象制造确实是某种新东西，但撒谎本身在政治中既不新鲜也不一定愚蠢。在紧急情况中，在那些有关特殊秘密、特别是必须防备敌人的军事问题上,谎言一直被认为是正当的。这不是原则上的欺骗,它是少数人因为特别环境而拥有的特权。而形象制造，这种麦迪逊·艾维纽的表面上无害的欺骗,却被允许在全部政府机构(无论是军事的还是民政的)中彻底扩散--包括“搜寻与破坏”行动组的那些伪造报告,空军伪造的灾后调查，就马丁大使来说，直到登上直升机逃跑的那一刻，他一直在给华盛顿提交的进展报告。这些谎言不向朋友或敌人掩藏任何秘密；它们也不打算掩藏什么秘密。它们意图操纵国会并诱骗美国人民。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欺骗在政治中也不新鲜,至少在我们这个世纪就是如此。它在那些处于全面控制下的国家就是相当成功的，在那里，欺骗不是被形象所引导，而是被意识形态所引导。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它的成功是势不可挡的，却是基于恐怖而不是基于隐蔽的诱骗,而其后果却远非令人鼓舞:别的不说,这种原则性欺骗在很大程度上就说明了,苏联为何仍是一个不发达和人口稀少的国家。就我们的问题来说，这种原则性欺骗的关键方面在于，它只能通过恐怖起作用，就是说，通过纯粹的犯罪行为对政治过程的入侵起作用。这就是 1930年代和 1940年代在德国和苏联大规模发生的情况，那时,两个大国的政府被大屠杀凶手所控制。当终结随着希特勒的失败和自杀以及斯大林的突然死亡到来时，尽管通过非常不同的方式，同样的政治性的形象制造被同时引入到这两个国家中,以掩盖其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纪录。德国的阿登纳政权觉得它必须掩盖这个事实，即希特勒不仅得到了一些“战犯”的协助,而且获得了多数德国人的支持;而苏共**上,赫鲁晓夫在他著名的报告中假装所有一切都是对斯大林“人格崇拜”的不幸后果。在这两个例子中，这种欺骗就是我们今天会称为掩饰手段的东西，而且，为了使人民在这个国家已留下无数罪恶的可怕过去中转身回头,为了恢复某种正常状态,人们感到欺骗是必要的。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欧洲的可怕灾难如今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就是，这种血淋淋的犯罪行为，其形式还一直是一种标准，我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用它在政治中衡量什么是允许的和什么是禁止的。公共舆论危险地倾向于宽恕所有无凶手的政治犯罪，而不宽恕街头犯罪。
极权政府曾发明这样一种方法，它可以挖掘出巨大的遗忘之洞穴，以埋葬那些不受欢迎的事实和事件，这是一项庞大的事业，只能通过数百万地屠杀那些亲历或见证过去事件的人才能成功。因为它要使过去像从没有存在过一样被忘掉。自然，绝没有人想遵循这些过去的统治者的无情逻辑，尤其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成功(如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我们的情况来说，不是恐怖，而是伴随着压力的劝诱和对公共舆论的操纵,被期望在恐怖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对于政府的这种企图,公共舆论起初并没有表现得非常顺从;对事件的第一反应是关于“越南”和“水门事件”的文章和书籍的骤增,它们多数并不急于把事实告诉我们,而是急于寻找并且教导那些我们应该从最近的过去中学到的教训，并且再三引用这句古老的谚语：“那些不吸取历史教训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
现在遭到报应的就是这种长期持续的形象教育，它看起来和吸食毒品一样容易上瘾。在我看来，再没有什么比公众对我们在柬埔寨的“胜利”的反应(在大街上,像在国会中那样)更能说明这种嗜好了。在许多人看来,这次“胜利” “正是医生开出的” (苏尔茨博格)治疗越南失败创伤的药方。确实,就像詹姆斯·利斯顿(James Reston)在《**》上恰当地引用的: “这是一次令人满意的胜利!”此时此刻,当这个仅仅几十年前还确实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今其人民却为战胜一个最弱小、最无助的国家而欢呼雀跃的时候,我们希望,这最终是发生在这个国家中对权力的侵蚀的最低点,也是自信的最低点。女士们、先生们，当我们现在从这些年发生的那些事件的废墟中慢慢地站起来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不寻常的岁月，以免我们变得完全配不上两百年前开始的那种光荣。当报应发生时,我们起码要认真对待它们。让我们尽力不逃往某些乌托邦-形象、理论或纯粹的愚蠢。为了自由,恰当地记录人类中的杰出之士和卑劣之徒,这正是这个共和国的伟大之处。
摘自汉娜·阿伦特的《报应降临》，写于1975，“我们聚在一起庆祝一个生日，这不是美利坚两百周年的生日，而是这个合众国两百周年的生日,而恐怕我们再也不能找到这样一个更不合时宜的时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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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空气爹地
沪公网安备 31010702007642号 )
发表于 2024-2-26 22:38
即便掀起一片波澜，也会被犹太人掌控的舆论机器给压下去
ykw极端支持以色列是那么偏门的新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