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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2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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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Abba-il-Aeons 于 2023-12-2 21:14 编辑
十二、日益成长的竞争对手——日本人
“我们正在跟日本打仗，不是用枪炮和弹药打仗，而是在用技木、生产
率和质量打一场经济战。”
——国民半导本公司经理査尔斯、斯波克1981年对公司雇员的一次讲话
“如果美国政府不采取措施阻止日本人对美国市场的渗透，硅谷将成为一片废墟。”
——因特尔公司副董亊长罗伯特·诺伊斯，1982年
也许信息社会真正开始于1973年10月，当时斋月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中断了世界原油的供应，石油价格飞涨。石油输出国组织削减石油供应的决定，使这个卡特尔成为世界注目的组织。国际贸易中这种里程碑式的变化，标志着工业时代赖以存在的无限廉价能源的结束。1973年后，日本、美国和其他北方富国开始把信息——而不是能源——作为社会赖以运转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说，当一个国家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移时，信息可以代替能源。日本人最迅速和最充分地懂得了信息等于能源这个道理。1973年的危机对日本是个沉痛的教训。它的面积只有加利福尼亚州大小，而人口在美国的一半以上，并且几乎没有什么自然资源。
日本政府及企业界领导人预见到工业时代的终结。1971年，日本通产省采取了一种旨在对世界计算机销售**增加控制力量的政策。因为计算机是一个信息社会的心脏。这种政策意味着要取代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产省知道，要想成为计笕机方面的带头人，日本将必须首先取得半导体方面的优势地位。硅谷正横在日本前进的道路上。
最近一家美国高技术公司的经理说：”日本在任何一个他们选择的领域都击败了我们，如收音机、电视机、拉链、汽车等等。他们以优质低价战胜我们。现在，他们又以技术创新来击败我们。而我们无法防御他们。很快美国就将只是日本的一个粮食和原料的供应者，并且是日本制成品的购买者。日本正迅速地使美国变成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5年期间，日本经济增长了55倍。今天日本占有世界经济活动的10%，尽管它仅占有世界面积的0.3%和世界人口的3%。
日本经济从1945年战败时的最低点恢复的速度，正如人们经常所描述的那样，实在是一个”奇迹”。
日本人是怎样干的呢？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引进技术，其中火部分来自美国。例如，索尼公司在1953年花了25，000美元买到制造晶体管的许可证。日本诸公司在半导体方面沿用了相似的战略，仿制美国设计的产品，随后使其质量更高，但价格却更低。这种技术转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受到鼓励，当时美国认为日本是虚弱的。仅在近几年美国公司才开始限制新技术向日本输出。正如一家美国公司的经理所说的：”现在我们需要多卖牛奶而少卖奶牛。”美国以另一种方式援助日本经济的恢复一一担保日本的防务，在日本的岛屿上驻扎了45，000人的军队。日本的国防开支仅占它国民生产总值的1%。相比之下，美国这一数字是日本的5倍。
美国人被日本消费品所吸引：美国境内的15%的摩托车日本生产的，60%的电视机和20%的汽车也是日本造的。日本每年对美出口大约是500亿美元，尽管日本是美国最大的海外市场，美国对日贸易赤字还是达到每年180亿美元。
导致日本经济奇迹的一个因紊是它同美国的特殊关系。但最主要的还应归功于日本人民。他们具有艰苦洛斗的美德、高水平的教育和可直接转化为事业成功的团体协作精神。这些品质可能来自于日本传统的水稻种植文明，那种生活方式需要有团体意识和共同劳动。这些特性正好适应了现代信息社会的需要。
日本享有长达几十年的政治和经济的稳定；自由民主党已统治了28年。政府和私人企业密切合作，形成了一种被美国人称为”日本公司”的官商一体合作模式。日本政府对其同家来来的设想，是要领导世界的微电子业。
考虑了这一切问题后，硅谷的经理们因担心日本的竞争而惶惶不可终日，那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全世界要警惕啊，日本人来了!
64K随机存取存储器这种微电子工业基础芯片的研制过程，最充分地说明了日本人对硅谷微电子工业的威胁。一位着名的观察家说：”作为创新与创业堡垒的美国半导体工业，在遭受了第一次重大的失败之后，在遭受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之后，还在头昏目眩。”这次失败是在64K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研制上。
64K随机存取存储器至少在几年时间内将是微电子计算机业的核心产品，预计在半导体产业史上它将成为销售额最大的一种芯片（图12.1）。这种产品代表着微电子技术的尖端。谁控制了64K随机存取存睹器的制造，谁就在最近的将来保握有巨大的商业实力。对于已经进行着的256K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研制工作来说，掌握了64K生产技术者的战略地位，也是值得羡慕的。
64K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是一种包含着64，000个以上——确切地说——65，536个存储单元的一种半导体芯片。随机存取存储器意味着半导体芯片中的每一个存储单元都可以被单独地访问，而不是一定须从起点开始，顺序到达所需的单元。因此，每一单元都可以随机存取。一个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在使用中需持续充电。这样，当一个64K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存储单元中的信息不再需要时，可以输入新信息以代替原有的数据。通俗地说，就是存储单元可以反复使用。
64K随机存取存储器最重要的应用是计算机。储存芯片用丁储存数据，并且当它与诸如微处理器这类数据处理逻辑芯片结合使用时，随机存取存储器就成了计算机、导弹、机器人或其他微电子产品的”大脑”。美国在64K随机存取存储器方面的失败，是它仅控制这一产品世界市场的44%，而日本的公司则控制了56%。
在1973—1975年经济衰退期间，美国半导体公司失去了三分之一的雇员，对工厂和设备的投资削减了一半。当经济回升时，美国公司尚未准备好。到1978年，日本的半导体公司已控制广大约40%的16K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市场。与日本生产1K和4K随机存取存储器时的情况相比，这一市场份额是个惊人的增长。日本人在16K随机存取存储器上的成功，使硅谷半导体公司开始警觉日本的竞争。他们开始看到将要来临的适什么——那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美国公司在研制1K随机存取存储器方面以及在研制4K和16K方面，一直领先于日本。这三种产品的基础创新都是由美国公司作出的，然后由日本半导体公司拾去并加以完善。然而，现在日本人支配着64K随机存取存储器市场，并且他们还着手搞256K随机存取存储器的销售了。这表明老的竞争格局正在改变。昨天的技术追随者变成了今天的技术领先者。1983年开始销售256K随机存取存储器的五家公司是富士通、三菱、日本电气、东芝和摩托罗拉，仅摩托罗拉一家是美闻公司。
一些观察家感到，尽管在其他微电子产品方面（如常用芯片和微处理器），美国的前途仍是光明的，但由于在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竞争中败北，美国在随机存取存储器市场上的支配地位可能已结束了。在计算机软件方面，美国还是强有力的。然而，半导体存储器是整个微电子业的基础。如果美国在随机存取存储器技术方面的创新优势丧失，其他领域（如计算机）可能也将被超过。美国公司丧失了64K随机存取存储器市场的支配地位，在单纯的经济意义上说、也是重要的。虽然至今已销售了1000多万个64K随机存取存储器，但是这个数字仍不到所预计将会销售的全部64K随机存取存储器的1.5%。到1985年，64K随机存取存储器的销售额将达到20亿美元，大约占当年全部卡导体销售额的10%。
硅谷半导体公司在64K随机存取存储器上的挫败，使鲍博·诺伊斯、杰里·桑德斯和他们的同事们咬牙切齿，并寻找新的途径以同日本人决一雌雄。在1981年10月，因特尔公司和美国微型仪表公司达成协议，联合研制新的半导体产品。并可以制造对方研制的某些芯片产品。因特尔一美国微型仪表这两家公司的协议，标志着美国微电子业从内部激烈竞争转变成合作。
对于日本在64K随机存取存储器上的胜利做出的第二个明显反应是，美国半导体公司和计算机公司趋向于联合进行研究与发展工作。在1982年2月的一次内部会议上，50家美国公司的代表们呼吁在基础研究方面进行合作。”我们的微电子和计算机业正由于研究与发展工作的严重重复而受到损害。每个公司都重复去搞别人已完成的发明，这是一种最为有害的浪费。”美国半导体生产商和计算机公司现在正集中资金和人力搞几项研究与发展的作项目。
学习曲线这种观象，首先给推出某种新半导体产品的厂商带来财务上的好处。当一种芯片供应量增长时，其价格就下降。64K随机存取存储器的价格已经猛跌了。1982年，64K随机取存储器每个售价5美元，而1981年是毎个50美元。在64K随机存取存脐器价袼下跌如此迅速时，摩托罗拉公司请求美国政府调查日本的物价政策，它提出，日本公司可能是在亏本销售64K随机存取存储器，以便垄断市场。美国半导体公间要求政府实行关税保护并修改法律，以便美国公司能够密切地合作。数十年来，硅谷公同对华盛顿持怀疑态度，宁愿不要美国政府过问而自己去干。但这期间日本在半导体存储器方面的进展，迫使美国的微电子公司不得不向政府求援了。这样，日本的威胁促进了硅谷的政治化。
Z理论：日本风格的管理
威廉·G·大内博士是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的一位经营管理学教授。他写了一本畅销书——《Z理论——美国企业如何对付日本的挑战》。该书连续22周成为《**》的最畅销书目，创了一本学术性着作的记录。无疑，Z理论受欢迎的原因是时间上的巧合：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恰逢底特律正在崩溃，众多的美国人要求对日本在汽车、录相机和其他产品方面的优势做出解释。
大内的书指出，答案要从日本管理风格的性质来找。该书认为，一批美国公司已在成功地表现出一种日本式的美风格（所谓Z理论），这表明，高超的日本管理方法有很多方面可以应用于美国。遵循Z理论的大部分实例，是高技术公司，其中很多公司是在硅谷的公司。实际上，大内的大部分现场研是在象休利特—帕卡德这样的公司中进行的，当时他还没到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而是斯坦福商学院的教授。
日本风格的企业管理，主要成分是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和多种多样福利待遇。终身雇佣的后果，意味着对雇员进行的各种在职训练项目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工人将在公司待很长时间。但是，为了能对工人实行终身雇佣，日本经理们就必须有效地对付经济周期造成的一些经济不稳定性。
同典型美国公司相比，日本公司对它的雇员来说更为重要得多。人与人之间的大部分接触是在工作中进行的。共同工作的人在工作时间外有更多的时间是一起渡过的，例如，雇员们下班后经常在一家饭馆用餐。在一起工作的日本人感到他们是一个家庭的成员，并且工作时间以外再聚会对他们好象是再自然不过了。
日本公司的特点是雇员之间的广泛联系和决策权分散。在许多公司中，早上工作开始前的4一5分钟集会已是惯例。对日本工长们来说，通过让下级工入参加讨论而作出决定，是常见的事。这种自下而上的联系使得领导者起到一种协调、统一和为取得一致意见而努力工作的作用。
太内这本论述Z理论的书总的命题是不容争辩的：象对待人一样对以你的雇员，邀请他们参与公司事务，答应他们将长期在公司工作，而他们将会做更多的质量更高的工作。这种管理风格反过来将使公司获得更多的利润和赢得雇员们的忠诚，他们不会离开你的公司去与竞务者合作。
Z理论适用于硅谷高技术公司的独特状况，并且一批微电子公司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管理风貌。例如因特尔公司、苹果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坦德姆公司就是如此。并不是他们受大内着作的影响而去这样做的。或许你会奇怪，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硅谷高技术公司实行Z理论那套管理方法呢？有些公司（如国民半导体公司）决定不搞Z理论的那套。在国民半导体公司，半导体业出现萧条就大量的解雇，然后在该行业复苏时又大量雇用。
少数硅谷的发言人认为Z理论只是在吹捧日本的优势。”Z理论就象是电子产业的斯卡斯代尔食谱”，高级微型仪表公司的杰里·桑德斯责备说，”它除了廉价推销这种见解——日本管理优越于美国——之外，再无什么货色。而那种见解不过是一种神话。”
一些硅谷人员认为，Z理论虽有些道理，但由于美、日文化的差异，在运用时不能整个搬过来。”同样是以尊敬和礼貌待人，但这种苹果馅饼也得是美国式的，而对许多人来说，终身雇用制似乎象是终身奴隶制”，数据査询公司副经理弗雷德·齐博说。尽管如此，与几年前——64K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竞争之前——相比，硅谷公司对于学习他们日本竞争对手的管理方法，兴趣要大得多了。
每家主要的日本电子公司都与其他一些公司具有松散的联系，是某个”系列”（企业集团或财团）的成员。系列是一些相互兼任董事和互相拥有股权的公司的集合体。一个系列通常又在每种重要产业中有一个公司，例如松下系列包含着东芝（微电子学）、丰田汽车公司等等。作为一个系列的成员，有几种好处：比较容易获得资本；可有一个销售产品的国内市场；由于使用一个共同的名字，如三井或三菱，可以减少广告费；可能得到产品计划工作方面的支援；有利于打人国外市场，因为每个系列都包括一家贸易公司。每一个微电子公司都是某个系列的长期稳定的成员，各成员公司之间由财务、购买与销售关系、以及管理而联系在一起，并以一个系列银行为中心。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硅谷不断分裂出新的半导体公司。对比之下，日本建立半导体公司的模式则完全不同。六、七家主要的半导体公司是一家更大的电子公司的分部，后者又是某个财闭的成员。这种垂直结合的一个特殊优势在于，一个半导体分部间它的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象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和休利特—帕卡德公司这样一查美国电子公司的半导体分部也有类似的优势，但大多数硅谷半导体公司并不是一家更大的电子公司的一部分，所以它们没有这种优势。
通产省和日本公司
日本通产省在离皇宫几个街区的东京商业区一帻暗灰色的11层大楼中。通产省这座方型大楼里尽是身着黑色西服头脑聪敏的年轻人，他们很多人是东京大学法学院和工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他们挤在办公室里同文件堆和根本算不上精美的办公设备为伍。
通产省是日本智力和权力的最大聚集地；它的管辖范围从控制全国性的自行车赛赌场活动，到分配电力，以及筹划国家产业政策等。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战时的军工部发展而成的·它如今在日本与硅谷进行的这场半导体一计算机”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协调作用。通产省通过一整套复杂的正式与非正式关系来影响日本的私营公司；美国人往往用”日本公司”这个词来形容日本官商一体密切合作的关系。
几十年前，通产省鼓励日本钢铁业的口号是：”钢铁就是国家”。很快日本就以世界最低的成本生产出高质量的钢铁。大约十多年前，通产省认为，未来决定于计算机工业，特别是决定于作为计算机基础的半导体工业。于是计算机一半导体成为一种目标产业，就象过去的钢铁工业那样。未来一代的半导体芯片被通产省称为产业的粮食，其意思是说，下一代半导体芯片是正在出现的信息产业的基础。七年代末，日本投资3.2亿美元建立了一个官商合办的半导体研究中心（它已经有了1000多项专利发明），其中通产省出资1.3亿美元。这项研究措施帮助日本半导体公司赶了上来，并在某些领域超过了他们的硅谷对手。
通产省是强有力的，因为它代表着举国一致的意见：为了经济发展，要把微电子方面的技术创新放在优先地位。通产省决定着日本的经济政策。日本的国会和法院，主要是在（或如果）官僚们走得太远时才出面干预。通产省通过”行政指导”，来影响微电子工业，具体方法是给予半导体和计算机公司以优先地位，指导国民认清它们的重要作用，提供资金，减免陚税，以及给予研究与发展工作方面的援助。其结果是，日本微电子业的集中、联系和协调要比硅谷对手强得多。美国和日本微电子业之间这些差异，部分地是因为它们各肉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不同——美国崇尚独立和竞争，而日本则是信奉集体主义与合作。
日本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与美国明显不同，美国微电子业对政府的影响很小，并且几乎没有得到联邦政府机构的帮助。与日本不同，美国政府对微电子公司持超然态度。在日本，政府和企业是共同努力的合伙人，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同盟式的；在美国，这种关系则往往是相反。日本政府和企业之间，通过一些正式的团体和作正式的关系，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相互影晌。在日本的微电子业中，由若干公同组成的一个产业协会主持着一些合作研究项。这个产业研究机构活动经费来自协会会员的会费和一种政府特别税收——由通产省协调并征收的全国性自行车赛赌注税（每年这种税收约有1000万美元用作研究与发展经费）。
因此，通产省和私营企业是以一种关系网而结合起来的，这种关系导致了对产业政策形成举国一致如决策过程。通产省在这种决策过程中是个意见协调者和意志统一者。—个日本半导体公司经理评论说：”政府应该走在产业前面半步，但不是整整先走一步”。相比之下，硅谷公司的领导们则坚决主张：”我们不想同政府的官僚们合流”。一位企业领导人说：”我们坚持保留失败的权力。”或许在政府和企业关系上美、日的本质差异在于：美国没有高技术产业政策，而通产省有。
正如硅谷公司对日本对手表现的担心那样，后者确是美国计算机工业巨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一块心病。目前日本计算机公司仅控制世界市场的10—15%，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一家就控制了50%。日本希望到1990年将赢得30%的击场份额，首先要在发展中国家增加销售（特别是在亚洲），然后打入美国市场。
日本是在严重不利条件下开始对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发起攻出的。主要的不利条件是日本的文字，它包括2000多个书写符号·，毎个符号都是一个表意符号，这些对计算机处理来说是难之又难的。假定有那么一部计算机或一个打字机，它的键盘有多达2000键——那得要多长时间才能找到你所需要的键啊!为了克服语言文字方面的这一严重阻碍，研究与发展工作要优先解决印刷符号的视觉识别和声音识别问题。日本的计算机通过识别语言和书写符号，能做一些令人惊愕的事倩。然而，英语仍是世界范围的计算用语言。
在计划使计算机赶上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方面，通产省通过进行两个合作课题起了带头作用。这两个课题是：第五代计算机项目；国家超高速计算机项目——通常称为超级计算机项目。第一个项目开始于1982年，计划搞10年，投资额为4亿美元。第五代计算机项目的目标，是创造一种功能更**接近人类的计算机新品种。第五代计算机将很容易使用，因为它被设计成能够学会解决它本身的问题，即能够从自己的运行经验吸取教训。这种新型计算机将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最新成果，以便摹拟人的识别能力，它还将能处理图表之类的非数字信息。通产省增设了一个新机构——新一代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由它来统管第五代计算机研究项目的实施。这个研究所包括了通产省、日本电报电话公司和日本其他8家最大的计算机公司。通产省要求每家公司都出资金，并派出他们年龄在35岁以下的出类拔萃的计算机工程师。第五代计算机项目获得成功的一个希望所在，是造就一批杰出的计算机设计师，他们将代表着信息社会技术专家们的精华。
计划用于打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对世界计算机巿场统治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超级计算机项目”，计划在八十年代之内完成，耗资1.4亿美元。通产省的目标是生产一神比目前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快1000倍的计算机。为达到这样的高速运算能力，超级计算机项目将用砷化镓制造的半导体芯片替代硅半导体芯片。这项合作的研究与发展活动包括了通产省和日本其他主要的计算机公司。如同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一样，每家公司都得出钱，并且派出其有才能的研究与发展工作人员。超级计算机计划用于原子能聚变模拟、气象预报和空气动力学分析之类的科学领域。所以，超级计算机是为将来在各个领域进行技术创新提供一种科学工具。世界第一部超级计算机已由美国国防部用于计算火箭发动机周围气流的动力学数据。完成这种任务每次要用18小时。而设计中的日本超级计算机，干这种事每次只需10秒钟。
通产省通过象超级计算机这样的联合研究项目，统一指挥相互竞争的各计算机公司的研究与发展工作。研究与发展工作是各参与公司都希望去做的工作，而各公司的协作有助于防止这方面出现不必要的重复。各参与公司在第五代计算机和超级计算机项目有任何发明成果时，都将首先获益。用这种方式，鼓励日本计算机公司之间互相竞争，虽然它们在通产省主持的项目中进行着合作。
美国微电子公司声称，”日本公司”代表一种不公平的竞争形式。肯定地说，尽管日本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日本正在技术创新方面赶上硅谷的唯一原因，但通产省对日本的公司所提供的独特援助，使它们得到一种相当大的优势。美国公司可以自由地组织合作的研究与发展项目，至少在反托拉斯法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是如此。实际上，作为对”日本公司”的回答，在八十年代已产生了几个合作研究项目。美国政府也可以通制定一些长期的国家政策来协调美国高技术公司的活动，但目前它还没有这样做。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需要担忧”日本公司”的竞争吗？一个最近参观通产省合作研究项目的人，把这些项目比作计划打一场游击战的一伙革命者，其意思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不用太担忧。也许是不必太担忧，但通用汽车公司在几年前不也是这样说的吗？
日本在汽车领域是怎么干的
底特律与日本竞争的关系，给微电子工业的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最近对美国汽车业的一项分祈表明，美国的汽车生产成本**高于它的日本对手，而质晕却不如人家。当美国顾客被问及是否他们愿再买同一构造和样式的汽车时，买过国产小型汽车的顾客77%回答”是”，而买过进口汽车的颐客要有92%回答”是”，今年在美国销售的每4辆小汽车中，有1辆是日本造的。
1960年美国生产了800万辆汽车，占世界总产量的48%，而日本那时的产量仅占3%左右。1980年是日本取得世界汽车生产霸权的转折点，它占了这一年世界汽车总产量的28%，而美国下跌到只占20%。美国的汽车厂开工率只有一半，年亏损额达42亿美元，这对任何产业来说都是损失最惨重的记录。底特律的灾情在1980—1982年继续恶化。许多观察家认为，美国汽车业必须转产小型汽车，当实行了这种转变时，小型美国汽车的销路还是不如日本的微型汽车。
生产一部小型汽车，底特律的成本要比日本多2，203美元。日本在成本上主要优势是：（1）劳动成本低，这主要因为日本仅用60小时就装配一部汽车，而美国要用120小时，这就省了550美元；（2）零部件的库存量少，这一项又省了550美元；（3）劳动管理好，节省成本478美元；（4）质量管理好，节省成本329美元；（5）以及技术更先进、旷工较少等等其他因素，这些又比美国省了296美元。海运以及其他有关费用花去了日本这2，203美元优势中的485美元，但这仍意味着在美国市场上，一辆日本小汽车能以低于类似美国小汽车1，718美元的价格出售，或者意味着使丰田和日产汽车公司得到美元的超额利润。日本通过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如机器人、计箅机辅助设计等）、高质量和劳资密切合作，创造了这一差异。
日本的技术大部分来自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罗杰·史密斯对其公司500名高级经理说：”我们再不能让他们（日本人）接过我们的技术，并在我们所擅长的比赛中打败我们了。”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其他的汽车公司现在仔细地研究日本工厂，想看看能从日本人那儿仿效或借鉴些什么，同时公司的经理们正在同日本汽车公司一宗一宗地进行交易。通用汽车公司已同意进口铃木和五十铃汽车公司的微型汽军，因为它自己生产这种汽车不合算。1983年初，通用汽车公司和丰田公司同意在加利福尼亚州弗里曼特市通用汽车公司的一家工厂生产小型汽车。这种汽车将由丰田设计，使用丰田的引擎和传动装置，而且工厂经理将由日本人担任。美国汽车公司正在买回他们传授出去的技术发明，同时取得日本经营管理和工作伦理方面的成果，对美国汽车制造商们来说，日本汽车打败底特律是一个丢脸的经历。
质置
在一个老的幽默短剧里，鲍博·霍普从他的口袋里拔出一支手枪，并试图开枪。手枪扳机不住地卡嗒卡嗒响，然而枪却没有响。霍普检査了手枪，然后嘲笑说：”日本货”。多年来，”日本货”成了质量差的同义语。但现在已不是这样了，日本公司生产的半导体，其质量比美国还高。
半导体工业主要问题之一是，由于质量和可靠性差而使大量芯片报废。半导体生产公司的报废率，一般大约是50%。此外，购买芯片用子计算机之类产品的公司，还得对每件购入元件进行所谓”质量保险”的进一步检验。
1980年3月2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日本电子工业协会一次会议上，日本半导体质量的优势像一颗炸弹爆炸了。休利特—帕卡德公司的数据系统分部总经理理查德·W·安德森放映了一部幻灯片，把美、日公司的半导体质量做了比较。休利特—帕卡德公司在1979年里从3家日本公司和3家美国公司购买16K随机存取存储器。美国质量最高的一家公司的产品所出的故障比率，也是日未质量最低的一家公司产品的6倍。幻灯片放映到银幕上时，你可以听到观众一起啧啧不已。休利特—帕卡德公司没有交待卖主是谁，但一位知情的观察家说，日本的公司是富士通、日立和日本电气公司，而美国的半导体产品来自因特尔公司、莫斯泰克公司和得克萨斯仪器公司。
硅谷各半导体公司对安德森放映这套幻灯片的直接反应是一片愤怒。后来他们着手提高芯片生产的质量，大概这正是安德森所希望发生的事情。半年后，安德森报告说，美国公司向休利特—帕卡德公司提供的16K随机存取存储器，质量提高了将近1倍。但是最好的美国公司仍然比不上最糟的日本公司。日本的竞争已对硅谷的半导体公司起了有益的影晌，推动了他们更加重视质量。这种质量改进的动力，有一部分是来自于顾客的要求。
在美国质量管理通常是作为生产过程一部分的严格的一再检査的同义词。对比之下，日本的方法主要是防患于未然——在一种新半导体产品最初计划过程中，它的结构就要设计得尽量减少失败的可能性。在质量管理方面，还花大气力来作人的工作，激励工人们发挥技艺，以致使每个雇员实际上变成一个质量管理的专家。日本的经验表明，工人自己就能使质量**改进。日本公司中成立了各种各样的质量管理小组，每个小组由大约12个共同工作的人所组成。质量管理小组定期开会，通常每周聚会一个小时，讨论改进工作的意见，组长把他们的意见送上级机构，以最后决定是否执行这些建议。
日本的质量管理方法，在七十年代开始得到全世界的钦佩，人们认识到，日本产品之所以畅销，不仅是因为它们的价格有竞争力，而且因为日本货质量高。在几十年时间内，日本货的质量由一种笑料成为人们所钦佩和仿效的对象。
日本怎样得到美国的技术
直至最近以前，日本公司一直是购买美国的微电子技术。例如，日本的日本电气公司间因特尔公司和得克萨斯仪器公司签订了一些技术援助协议，日立公司同摩托罗拉公司有个技术特许协议，富士通公司同高级微型仪表公司也有一个类似的合同。无需说，这些出售技术的交易都是在硅谷认识到日本威胁之前做成的。
在过去的五、六年里，日本的公司利用了另一策略取得硅谷的技术诀窍：他们建立了一些被轻蔑地称为”间谍商店”的机构。1977年，日本电气公司买下了加利福尼亚州瞭望山一家半导体公司——电子阵列公司（ElectronicArrays）。这家日本电气一美国电子公司，是其日本母公司在美国的一个分支，如今在硅谷的中心地带雇用了600名雇员。除了制造芯片之外，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探听技.术情报并将其送到东京。其他日本微电子公司也在硅谷设有坐探；东芝公司1979年买了马鲁曼（Maruman）半导体公司，富士通公司拥有阿姆达尔计算机公司的36%股份。一种合资企业，如东芝公司与逻辑电路系统公司（LSI）合营的逻辑电路公司（Logic，Inc.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克拉拉），除了能提供进入美国市场之便而外，还是取得娃谷技术的一种方式。
当技术情报从硅谷流到东京时，它得到认真的精选和鉴定。获取的资料有些是通过通产省得到的，因此硅谷的一位批评家称通产省是”一个产业界的中央情报局”。他是指日本组织了一批技术专家，专门从美国报刊杂志上选取有用的情报。
这些获取技术的策略无一是不合法的。日本用于获取美国技术的其他策略则可能是不合法的。在第五章提到的那个最着名的例子发生在1982年，当时日立公司和三菱电气公司被指控企图非法购买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技术机密。
内部创业
日本有句谚语：”飞出的野鸡遭枪打”。进入那些大电子公司的大学毕业生被告诫说：”指甲一长，往往要折断”。在一种同事的合作受到赞赏而个人主义思想受到惩罚的文明中，人们别指望硅谷式的创业热会有大发展，事实也正是如此。风险资本在日本几乎不存在。因为新建的以及分离出来的公司极为少见，因此不需要风险资本。东京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追求的是在通产省或像日本电气、东芝、富士通这样的电子公司谋个职位。他最后想到的事情才是创办自己的一家小公司。如因特尔公司的鲍博·诺伊斯所说的：”日本的儿童们从4岁就进入了一种僵化的求学模式，并且再也走不出来。因此，在创业活动方面，硅谷能胜他们一筹。这正是美国微电子产业的支柱。”
九州是”硅岛”，它是日本主要四岛中最南端的一个岛，拥有多余的劳力以及纯净的空气和水。近几年来，硅岛已成为日本电气公司、东芝公司和其他主要电子公司半导体圆片制造厂的聚集地。从这种意义上说，硅岛很像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得克萨斯州的奥斯丁、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以及美国一些电子公司如今在那里设置新生产机构的其他”硅谷”。同它们一样，九州没有从老企业分离出来的创业公司；但又跟它们不一样，九州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公司。
但是，日本创业精神可能是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依靠一个大公司内部的发明和创新。因为日本要在技术创新方面与硅谷的竞争中取胜，所以他们大力鼓励个人以”内部创业”的形式冒尖。为了留住自己的创新创业家，日本的公司即使已经决定不把这种人的某种新设计作为一种新产品加以开发，也允许他们继续半脱产去搞自己某种新设计。日本公司至少在其研究与发展工作中，已经开始更多地鼓励些个人主义。例如，日本电气公司现在对公司内部的”分离”活动提供一定的风险资本。在日本电气公司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分部，一个搞激光技术，一个搞工业用微处理机，而且组成了一个股权全归日本电气公司所有的新公司。东芝公司也允许其研究与发展工作者从事个人有兴趣的而公司又觉得没有多大意义的”志愿研究”。这种志愿研究可以用东芝的设备来进行，但不可以同研究与发展工作人员承担的研究任务相冲突。
一些日本公司试图吸引有创造力的个人，这些人的经历出身可能会妨碍他们被一个名牌大公司终身雇佣。例如，一家影像游艺机生产商——南江（Namco）公司刊登广告，招聘改邪归正的青少年和申请工作的三流学生。南江公司的经理中村正矢解释说：”对影像游艺机设计师来说，在学校里获得的知识不是很有用。我愿意要那些以不寻常的方式考虑问题的人，他们好奇心强极了，是一帮爱寻开心的与众不同的家伙”。正是被南江公司以其独特的广告招聘来的三流学生之一东流岩谷，设计了”贪吃的人”。
民族文化影响着鼓励创新的方式。围绕着一种技术创新而进行分离创业活动，是硅谷个人主义文明的决定性内容。但在集体主义的日本，大部分技术创新可能是在现有公司内部形成的，这些公司的巨大规模和产业结构肯定使创新者比他们的硅谷对手地位优越。为了完成某些大规模的研究与发展课题，由通产省协调进行的政府与企业合作研究项目可能是特别有利的。这种合作方法，也许还包括政府的援助，这对硅谷公司来说是一种新事物，但是硅谷公司现居意识到，他们也能像日本人那样把这种事干好。
硅谷的政治化
直至最近几年以前，硅谷企业界的头面人物们一直认为美国政府是他们草坪上的一块儿杂草。但由于日本微电子的威胁变得更为强烈，加利福尼亚的企业家们日益期望华盛顿有个解决办法。政治活动已成为硅谷一个发展的新行业。
大多数硅谷公司的经理是保守的共和党人；他们是作为工程师创业家而”搞成了的”，完全可以理解，这些人相信，他们已在其中出了头的资本主义制度，天生就是正确和可靠的。如果以别的什么思想方式来考虑问题，就会使他们对自己的成就产生怀疑。这些企业界的领导人完全信任自由市场的作用，以致到了自拆台脚的地步。对于日本微电子和计算机的竞争日益增长的问题，几年来他们总是犹豫——是否要求美国政府帮助解决。的确，在同日本电子业进行的斗争中，把联邦政府拉进来是否合适这个问题，硅谷至今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向政府求援，就等于是承认官僚们在硅谷公司如何经营的问题上也有发言权，而这种看法正是企业家们深恶痛绝的。这与他们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他们坚信：自由市场机制会在竞争中作出最终裁决。
汤姆·斯科尼亚是前高级微型仪表公司的经理，现在是圣何塞的风险资本家，他回顾了硅谷政治化的早期历史。1973年，”西部电子制造商会”（现在的美国电子协会）支持通过一项美国法律：允许在国外装配的产品免税再进口。这个法律对美国公司在海外装配半导体的业务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它意味着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减少了。工会认为它会增加失业，所以反对这个法律。”西部电子制造商协会”应邀派出代表到”众议院方式方法委员会”声明电子业的立场。当”西部电子制造商协会”最初对此畏缩不前的时候，鲍博·诺伊斯（因特尔公司）、査尔斯·斯波克（国民半导体公司）、威尔福·科里根（后来在费尔柴尔德公司）、杰里·桑德斯（高级微型仪表公司）在帕洛阿尔托的”明餐馆”共进午餐。他们对日本公司已夺走了5%的4K随机存取存储器市场感到震惊。当端上来福饼时，这四位半导体业的领导人已决定成立”半导体产业协会”。为了使这个协会有更大的地区代表性，他们邀请总部在菲尼克斯的摩托罗拉公司参加这一组织。一位摩托罗拉公司的人汤姆·希克曼成为半导体产业协会的常务会长。今天半导体产业协会已经包括33个成员公月，它们抱成一团对付”日本公司”。
起初，半导体产业协会的注意力限制在与日本的半导体贸易问题。过了三、四年，该协会才逐步有了能集中进行一场金融战的大量本钱。对干半导体产业协会向华盛顿派出像鲍博·诺伊斯这样有影响的发言人，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一些硅谷经理们总是认为，离联邦政府越远越好。但在最近的几年中，半导体产业协会已变成一个越来越有影响的施加政治压力的集团了。半导体产业协会的立法活动已推动美国电子协会把更多的活动用于在参、众两院进行游说活动。作为它的敌手，半每体产业协会已经表明，一个高技术产业协会能够在华盛顿施加影响。硅谷公司不得不十分不倩愿地承认，美国政府是它们冋日本竞争取胜的一个必要的合伙人。
使美国微电子产业近年来政治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华盛顿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日本院外活动集闭。1977年，17个代表日本利益的院外活动人员在美国司法部登记；而今天他们的人数超过了140个。日本院外活动集团每年要花费30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用在诸如前参议员丁·威廉·富布赖特、弗兰克·丘奇、约翰·滕尼，前里根竞选活动总管约翰·西尔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査尔斯·曼纳特这类实力人物身上。日本院外活动集团悄悄地变为在华盛顿最大的资金最充足的外国代表团。相比之下，半导体产业协会和美国电子协会看起来是相当软弱无力了。”日本人已学会如何买到进入美国政治体系的通行证”。
与此同时，硅谷经理们既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又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只要他们对高技术公司的特别问题表示了同情就行。微电子公司集中在包括硅谷在内的第12选区，这削弱了半导体一计算机产业的政治实力。但是，随着美国各地出现了十几个其他”硅谷”，微电子业的政治基础将会扩大。由于这些公司利润率很高（这可以转化为政治捐款），可以预计，微电子公司的政治影响在不久的将来定会增加。而且，像日本竞争对硅谷的威胁这种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有广泛影响的。
在硅谷，一个时代的信号是国民半导体公司董事长査尔斯·斯波克对政治看法的转变。直到七十年代初期，斯波克还坚决反对在半导体公司搞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他逐渐意识到，尽管国民半导体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厂家之一，但它还是不能单枪匹马对付日本的技术竞争。斯波克的公司是成立一y政治活动委员会的发起公司之一，该组织向愿意代表高技术^业利益的政治家提供竞选经费。在1982年选举中，硅谷领导人们对一些候选人（特别是参议员皮特·威尔逊、他的对手杰里·布郎和众议员爱德华·兹肯）提供了一种新的高水平的政治支持和个人资助。
从竞争到合作
外部的威胁往往能够使以前处于内部争斗的同一体系的成员们联合起来。硅谷新的合作形式包括在半导体公司之间达成一些技术交流协议、发起一些合作研究与发展项目，以及通过产业协会采用联合行动，促进工程技术教育事业。
1981年的因特尔一高级微型仪表公司协议，要求两家公司的研究与发展工程师们坐在一起，设计一些新的半导体产品。高级微型仪表公司开始制造两种因特尔公司畅销的微处理机（8086型和8088型）。对这两家公司的一个明显的好处是，使它们避免了研究与发展活动的重复。这项协议使最富于创新的半导体公司因特尔公司与芊导体行业销售最得法的高级微型仪表公司联合起来。高级微型仪表公司经理杰里·桑德斯宣称：”美国幸导体行业，由于日本对存储器市场的劫掠，正承受着对它的能力进行的一场非常严重的攻击。这项联合协议的目的在于，以既定数量的研究与发展工作能力，向市场提供更多的技术”。
美国半导体公司投资于研究与发展的资金大约是他们总销鸽额的9%，而整个美国工业的这个数字大约为3%。这9%只能表示硅谷全部努力的九牛一毛而已——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硅谷的每一个雇员都是个研究与发展工作人员，时时刻刻注·意着技术创新。
从前，几乎所有的微电子研究与发展工作都是由各个半导体公司单独进行的。但由于对日本优势的忧虑有增无减，硅谷公司于1982年开始认识到，某种形式的合作研究具有明显的4处。一个成果是1981年在斯坦福大学成立集成电路系统中心，进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下一步就是设计一些半导体芯片。集成电路系统中心由18家赞助单位集资兴办（包括诸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因特尔公司和休利特白卡德公司这样的大亨）。他们每家都承诺3年之内每年赞助75万美元，总计共达4，050万美元。美国国防部以研究合同的形式提供了另外800万美元。集成电路系统中心由前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主任约翰·林维尔教授领导。每年集成电格案统中心将培养100个项士生和30个博士生。18家赞助单位有雇用他们的优先权，并能最早获得集成电路系统中心的研究成果。每一公司还可派一些关键的研究与发展工作人员到中心去工作一年，以便他们能实际地参加这个科研项目。
在美国出现的一些联合的研究与发展中心，是半导体行业对合作有了新认识的重要标志。但是，通产省的官员们不必为此担忧而夜不能寐。同他们的日本对手相比，美国的合作研究项目缺乏像第五代计算机项目那样的一致目标。就是在合作搞起来之后，竞争成性的美国仍然有许多要向一体化的日本学习。
硅谷能够对付日本的竞争而得救吗？首先应想到的是美国微电子业是否应该得救。
日本的竞争虽然对美国提出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但它也提供了一些有利的方面：半导体、计算机和其他以半导体为部件的电子产品的价格，要比没有竞争时降低了；技术创新迅速地变为新产品而进入市场；日本的竞争已促进美国半导体公司改进其产品质量。此外，硅谷的领导人以对政府的不同看法而搞起政治来了，他们从单纯相信竞争转变为支持某些有限的合作。
对美、日竞争还有这么一种看法：如果日本公司能制造高质量低价格的半导体产品，那就让他们干吧。包括美国消费者在内的所有消费者，都将因此而直接受益。让日本电气、富士通、东芝以及其他日本公司去控制存储器芯片市场（可能不久还有计算机市场）吧。让美国公司去干他们最拿手的计算机软件，可能还有微处理机好了。如果人们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那么这一格局将是目前这场竞争的必然结果。
不幸的是，这种让每个人去干他最拿手的工作的主张，会使美国成为一个二流的国家。因此，让我们假设，美国社会有义务去挽救硅谷免于日本人的竞争之灾，那么，美国能做些什么呢？
第一步是要明了日本在微电子方面的竞争是多么严重。硅谷公司的经理们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至少有5年了，但大部分美国公众对此还一无所知。他们考虑的是底特律和汽车，而不是森尼维尔和半导体。如果照此下去，下一个受灾的部门该是半导体了，而后是计算机。美国公众若想防止这种事态发展，他们就必须意识到有这种发展的可能性。
对付日本微电子威胁的第二个战略，是学习他们的长处。
日本式的管理方法，经修正成Z理论以适应美国的情况，可以加以运用而使美国公司获益非浅。休利特—帕卡德、坦德姆以及其他公司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日本电子公司可能还向我们显示了：政府作为长期计划工作的一个协调者——作为一个联合研究与发展项目的促进者，并给某种产业部门指明其前进的方向——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美国要活下去，可能它需要有自己的通产省。最后，硅谷公司还可学习掌握日本至关重要的优质生产方法。对一家微电子公司来说，迅速向”学习曲线”的下部移动，并不是赢利的唯一方法。若重视质量，虽然在生产某种新半导体芯片或创新的计算机方面起步迟了些，但还是能取得优势。
美国人的第三个目标，应是如同日本人了解美国人那样去了解日本人。不了解自己的对手，则是个致命的弱点。美国对日本知之甚少。我们不了解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对外国人来说，日语是人们公认很难掌握的，结果就是美、日商务谈判必须用英语进行，甚至这些谈判在东京举行时也是如此。英语是所有日本学龄儿童必须要学的第二种语言，而且大多数日本企业界人士至少具备一定的英语会话能力。这意味着日本人能够浏览美国的技术刊物，保持同美国技术创新并驾齐驱。由于挫折是很少发生的，当美国微电子业人士去东京出差时，他们谈起具体谈判之外的更加广泛的话题时，越发滔滔不绝，头头是道。美国人以一套与其日本对手不同的文化传统习惯办事，他们不了解日本文明。结果是给了日本人极大的单方面好处。
你想想，买一张为期两周往返旅行机票去东京办事的硅谷企业家，他预计，谈成生意用10天时间是绰绰有余的了。美国人不明白建立一种长期的信任关系封日本人的重要性。他泄气地返回洛杉矶。基本原因不在于交易的条件，而是由子对日本的价值观念缺乏了解。
如果硅谷想要得救的话，它必须发挥自己的拿手好戏——创业精神。这种精神可能是美国同日本进行微电子竞争的最大资源。这种精神可将高技术活动引导到仍未被认识的方面去。在那些领域，日本公司只能尽力摹仿美国。对创业精神继续充满信心，这对美国获得这场竞争的成功具有根本性意义。因此，将会减少创业动力的那些联邦政府的政策（如提高资本收益税的税率，那会限制了风险资本），从长远来看是一种错误。
 看下来还是挺感慨的，黄金时代的日本要是没老美打压，还真不好说现在电子工业会是什么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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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2 21:03
试了下一楼还发不了原文，见二楼。。。
很明显，国际分工的效率优于日本单打独斗，美国人不管怎么搞都实际上没啥办法，但是国际分工，真的把日本半导体打击了，三星，海力士，TSMC，都是在商业战上真刀真枪挤垮日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