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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声讨暴力的时候很容易忽视一点：即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他们共处同一个世界，却呼吸着截然不同的空气。前者享受着充裕、舒适、文明的优越，而后者却无时无刻不因歧视、镇压、管控、生存时空被侵占感到压抑、愤怒、恐惧。在此等悬殊之下，暴力是生理本能也是唯一的选择，而与殖民者呼吸着类似空气的旁观者，很容易对这种看不见的异类“空气”感到费解、疑惑，最终对爆发的暴力感到全然无法接受——尽管他们对压迫者的所作所为仿若习以为常。当农民得到枪支时，古老的神话就黯然失色，而禁忌也会被一个接一个地打破；对一名战士来说，手中的武器就是他的人道。因为在造反的第一个阶段，杀戮是一种必然；击毙一个欧洲人是个一石二鸟之策，那一下子消灭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留下来的就是一具死尸和另一名自由人，幸存者第一次感受到他足下所踏的泥土属于国家。在那个时刻，国土不再离弃他：无论他去哪里，无论他在哪里，它都在那儿——国土始终就在他身边，它与他的自由融为一体了。（p.lv）[118] 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是总量之间的关系。殖民者以力量对抗数量。殖民者是暴露狂。他们担心自己的安全,便高声提醒被殖民者: “这里的主人,是我。”殖民者在被殖民者心中挑起怒火，只差临门一脚就会喷涌而出。被殖民者被锁在殖民主义的天罗地网中。但我们看到,在内部,殖民者获得的,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石化状态。被殖民者的肌肉紧张会经由一些血腥的爆发定期释放:部落之间的斗争,酋长之间的斗争,个人之间的斗争。 在殖民地世界,被殖民者的感性被维持在一种十分敏感的状态，就像一个在躲避腐蚀性物质的新鲜伤口。心理机制收缩起来,被消除,又通过肌肉示威宣泄出来,这也使得一些学者宣称,被殖民者是歇斯底里的。看不见的守护神密切关注着这种能够直接与人格核心沟通的感性。过于兴奋的感性,在肌肉遇到危机自我释放的时候,能与情欲一道，达到自我满足。
……
被殖民者过了多年不切实际的生活,沉溺在最骇人的幻象中,现在终于手持冲锋枪,迎击唯一否认他们存在的力量:殖民主义势力。在战火洗礼下成长起来的被殖民者年轻一代很可能嘲笑-—但他们没有放弃——那些祖先的僵尸、两头马、还魂的死人、趁人打哈欠时钻到体内的神怪。在实践运动中,在暴力活动中,在解放计划中,被殖民者发现现实，改变现实。
我们看到，尽管这种暴力在整个殖民时期都一触即发，但最终都化为虚无。我们看到,借由舞蹈或着魔的情绪宣泄,暴力得以纾解。我们看到,暴力在自相残杀的斗争中被消耗殆尽。现在的关键是要抓住正在转型的暴力。此前,暴力沉湎于神话,获得自我满足,想尽办法找到**的机会。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条件,能够使暴力转变方向
大可以批判这种自发的暴力是短视、残忍、无谋的，但假如一个人既有理智也有良心，更有不赖的记忆力，那么他必然可以看见，被殖民者之所以常年处于激进、紧张的支配下其背后是殖民者的控制，是他们有意或无意在不断用侵占、骚扰、扫荡、欺辱等等外人看来“尚可接受”的暴力制造出极端的境况，这一境况早已远离了正常的人道标准（但没人真的在意），而正是这样非常的绝望处境让被殖民者的身心饱受折磨虐待，最终释放出了“不可接受”的暴力，然后被全世界瞩目，让绅士和淑女们惊叹着“多么野蛮”，让热血者投身其中流干献血，让有识之士扼腕叹息徒作口头批评。
在其一个最富启迪意义也最为重要的段落中，法农强调，种族主义和对欧洲人的仇恨并不足以培育出一场解放战争。
显而易见，反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和捍卫某人肤色的决心（它是被殖民者对殖民压迫的反应的特征）代表了加入斗争的充分理由。然而，人们并不支持战争，也不能容忍大规模的压迫，或不忍见证为了仇恨或种族主义的胜利而家破人亡。单单靠种族主义、仇恨、怨气以及“复仇的正当要求”，是不能培育出一场解放战争的……一天天地，领导人将逐渐认识到，仇恨并非一种议程。（89，黑体为原文强调内容）[121]
考虑到法农自己在社会—心理方面的洞见，他把握住了殖民者如何利用复杂的心理战。殖民者也试图通过给予让步来平息起义。法农警告，某些妥协和让步实际上是“桎梏”。因为他们打算让殖民制度永远存续。此外，本地人也渐渐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他们逐渐认识到，“原始‘摩尼教式’的二元论原则”——“黑人”与“白人”相对、阿拉伯人与异教徒相对——是过于简单化的。有些“黑人”能比“白人”还要“白化”。“殖民地定居者中的某些成员，被证明比某些本地人的后裔更加亲近（极其亲近）民族主义斗争。种族和种族主义的维度在两边都被超越了。”（95）
法农坚持认为，对一场解放战争来说，反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仇恨、怨气并不能提供议程。他也注意到，存在着一类反革命的残暴无情。“存在着一种对微妙之处和个体情况的无情和蔑视，它是革命的典型特征。但是，还存在着另外一类与第一种无情有着惊人相似性的残暴，它是反革命、冒险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典型特征。如果这种纯粹而绝对的残暴无情不能被立即控制的话，那么它就必定在数周之内导致运动失败。”（95，黑体为原文强调内容）
在他的“自发性的伟大与弱小”一章中，法农用一种华丽的修辞总结道：“唯有由人民所为的暴力，由领导组织和指引的暴力，才能为群众提供破译社会现实的钥匙。要是没有这种斗争，要是没有这种实践，那么除了狂欢节的游行和空话连篇之外，就别无他物了。到最后剩下的就是：轻微的再适应，顶层的些许改良，一面旗帜，而在底层则是七零八落、苦不堪言的群众，他们依然陷在‘黑暗时代’的泥淖之中。”（96）
殖民体系的卓越成效不在于文明胜于野蛮，更在于“文明”能批量制造“野蛮”，而在对整个文明世界诸般呈现中赏心悦目的前者必然优于暴戾无道的后者，由此来说，殖民体系最成功产物是某种奇特的园艺景观，在那里哪些是园哪些是曼妙的观赏植物哪些是需要被铲除的杂草不言而喻。如果再稍微添点“现代性”调剂，那么它指不定还能驯服“杂草”，让它们内部分裂、脱节，然后乖乖等着被逐步根除。只要那条看不见的界限随意活动四处挑拨，杂草总会不由自主的“越界”顺利激发光明正大的“自卫”。
大屠杀从某种意义上是迫害者和受害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如果没有得到及时便捷或存在于一个较大范围内的合作,执行集体屠杀这样程序繁复事物的官员们将会遭遇到棘手程度绝然不同的管理、技术和资金方面的问题。为了大屠杀的顺利进行,纳粹诱使受害者合作,也就是利用受害者自己的理性选择从而配合迫害者的目的。纳粹当局把犹太人集中起来,绞尽脑汁地成立了一个犹太管理委员会,采取"拯救你能拯救者"的策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人,直到大家都被送进毒气室为止。要想使受害者的理性选择符合迫害者的目的的基本前提在于"封锁"受害者,即将受害者限定在一定的职权范围内,使其做出理性决定时只能以迫害者的意志为唯一参照系。犹太人本身已经被剥夺反抗的资源,纳粹又采取分阶段的消灭方式,这迫使犹太人的价值世界压缩成一个标准——继续活下去。犹太人中的大多数以他们的理性和理性判断的技巧做允许他们做的选择，而这个选择恰恰是有利于纳粹的大屠杀 在谈判之前,在最好的情况下,大部分民族主义政党也仅限于为这种“野蛮”做解释、找理由。它们与人民斗争保持距离,常常在一些私下非公开的圈子里,肆意谴责那些被报纸和宗主国舆论批评为“丑陋”的精彩行动。它们声称看待事物必须客观,这就成了保守主义政治的合理借口。然而,实际上,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人的这种典型态度并不客观。他们并不确定群众这种急躁的暴力是保护他们自身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此外,他们也相信暴力手段都是无效的。毫无疑问,对他们而言,所有通过武力来粉碎殖民压迫的尝试都是绝望的行为、自杀的行为。在他们的脑海中，殖民者的坦克和战斗机仿佛能遮天蔽日。当有人告诉他们必须行动时,他们仿佛看到炸弹从头顶倾泻而下,装甲车沿路开来,枪林弹雨,警察出动……于是他们坐着不动。他们还未行动,就认为自己已经输了。他们无法通过暴力取得胜利,这一点无须证明，已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与行为中表现出来了。
……
镇压非但没有遏制冲动，反而加速了民族意识觉醒的进程。在殖民地，当民族意识的萌芽发展到某一阶段时，大屠杀加强了这种意识，因为它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武力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这里必须指出,政党并未发出武装暴动的命令,也没有准备暴动。所有这些镇压,这些因恐惧而起的行动,都非领导人所愿,这些突发事件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时,殖民当局可以下令逮捕民族主义领导人。但今天，殖民主义国家的政府非常清楚,使群众失去领导人是十分危险的。因为那时,人民会如脱缰之马,投入到暴动、叛乱和“野兽般的屠杀”中去。群众放任自己的“浴血本能”，迫使当局释放一些领导人。领导人一回来,就必须面对要让局势重新恢复平静的艰巨任务。被殖民者自发地将暴力投入到摧毁殖民体制的庞大任务中,却发现自己不久后又重新开始喊那些毫无活力、没有成效的口号: “释放X或Y。”于是殖民当局释放这些人,同他们谈判。群众街头舞会的时间到了。
只要“文明”的园艺景观还存在，碍眼的“野蛮”就不会消失，文明世界会尽其所能展开植物学、美学、伦理学上的延伸，让园丁顺利工作确保彼此各在其位，让游客们确信的始终成真。
因为正如我们所说,第三世界并未被排除在外，恰恰相反，它处在风暴的中心。这就是为何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在讲话时,会无止境地维持着挑衅和夸张的口吻,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口吻本应消失了。新领导人常被指责不礼貌,我们也能理解。但我们较少注意到,这些领导人在与兄弟或同志接触时,表现得极为礼貌。不礼貌,首先是一种对待别人的行为,对待来观察和调查的前殖民者。前被殖民者时常会有这样的印象:这些调查的结论早就已经写好,记者的任务就是提供证明。文章中穿插的照片,证明记者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他也真的到过那里。调查旨在证明：自从我们撤离，那里的一切都变糟了。记者常常抱怨没有受到礼遇、工作条件差、采访遭遇冷脸或敌意,这一切都很正常。民族主义的领导人知道，国际舆论都是由西方媒体打造的。当一个西方记者向我们提问时,鲜少是为了帮助我们。例如,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号称最自由主义的法国记者也会不断使用模棱两可的词,来描绘我们斗争的特点。当我们因此开口指责时,他们却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是客观的。对于被殖民者而言,客观性总是被用来反对他们。我们也同样理解,在1960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国际外交采用了全新的口吻。殖民国家代表的口吻是挑衅的、粗暴的、过激的,他们的人民却不觉得他们过分。非洲国家的发言人使用激进主义的口吻,促使伤口化脓,也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大国让人无法接受的否决权和只会彼此对话的本质，以及第三世界微不足道的作用。 在殖民主义为阿尔及利亚人民判定的特点中,有关其可怕的犯罪天性的论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1954 年之前,法官、警察、律师、记者、法医一致认为,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天性已经成为问题。他们断言,阿尔及利亚人是天生的罪犯。他们提出一种理论，辅以种种科学论据。这种理论在大学里被教授了二十多年。阿尔及利亚的医学生在不知不觉间逐渐接受了这种教育。精英们在适应了殖民主义之后，也适应了关于阿尔及利亚人民具有先天缺陷的说法。天生的懒鬼,天生的骗子,天生的小偷,天生的罪犯。我们打算在此详述这一官方理论，说明其具体内容及科学论据。接着我们会以事实为依据,试图重新阐释该理论。
阿尔及利亚人经常杀人。法官会对你们说,这是事实,五分之四的预审案件都和人身伤害有关。他们信誓旦旦地说，阿尔及利亚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没有轻罪犯人。阿尔及利亚人——此处适用于所有北非人——干违法的事情时，总是会走极端。
阿尔及利亚人野蛮杀人。首先他们喜欢用刀做武器。“熟悉这个国家”的法官就这一主题创建了一套小小的哲学。例如卡比尔人喜欢用手枪或步枪,平原的阿拉伯人则偏爱用刀。有的法官暗自怀疑，阿尔及利亚人生来不见血不罢休。他们会对你们说,阿尔及利亚人需要感受到鲜血的温度,需要沐浴在受害者的血泊中。这些法官、警察、医生严肃地论证**的灵魂和血的关系。①一部分法官甚至说,阿尔及利亚人杀人时,首选和偏爱的方式都是割喉。阿尔及利亚人的野蛮尤其表现为受害者身上数量众多的伤口,有一些伤口是死后造成的,完全没有必要。尸体剖检无可辩驳地验证了此事:伤口几乎都是致命伤,就好像凶手想要把受害者杀死无数遍。
阿尔及利亚人无故杀人。法官和警察面对杀人动机时，常常目瞪口呆：一个动作、一个影射、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由一棵共有的橄榄树引发的口角、一只越界了半亩地的牲畜……这种凶杀案--一有时是双重或三重凶杀案—-背后的动机、理由追究起来，普通得令人绝望。由此产生一种印象:这个社会团体隐藏了真正的动机。
最后,阿尔及利亚人偷东西时,总是破门盗窃,有时还会引发谋杀，同时，所有案例都涉及对业主的攻击行为。所有这些围绕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行为展开的观点，看上去已经足够用来尝试建立一种系统学说。
……
就这样，从阿尔及尔大学毕业的阿尔及利亚医生都听到而且学会了一种理论：阿尔及利亚人是天生的罪犯。我甚至想起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曾十分严肃地陈述这些学到的理论,还补充说: “虽然难以承认,但这是科学定论。”北非人是罪犯，他们的捕食者本能众所皆知，他们巨大的攻击性有目共睹。北非人喜欢走极端,因此绝不能完全信任他们。今天是生死与共的朋友,明天就可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无法感知细微的差异,对笛卡尔主义一窍不通,平衡、冷静、节制的概念与他们最内在的秉性相抵触。北非人是粗暴的,从祖上遗传下来的粗暴。他们无法遵守纪律，无法疏导自己的冲动。是的，阿尔及利亚人天生冲动行事。
而令人遗憾的是，只要被殖民者始终得不到承认，他们的生存权、发展权、人格权得不到保障，就不得不重复实现“文明”陈述的“事实”，文明制造的“现实”，从那些“文明人”佯装不知却兢兢业业运作良好的残酷世界中产出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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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贾科梅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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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0-13 2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