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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hosannas 于 2023-9-26 17:19 编辑
《2010年度北京大学肯尼亚考古及主要收获》这篇讲的比较清楚和学术，郑和后裔没有实证，但文化交流确实存在，基本就是这个结论了。截取一部分吧。
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在肯尼亚的考古工作和研究项目最初并不是出于学术的主动。由于当前我们的研究有更多、更迫切的项目需要做，也需要循序渐进地由近及远地开展，因此这项工作是事出有因的。
1994年，美国女作家李露晔(Louise Levathes)出版了她为郑和撰写的传记《当中国称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①,书中叙述了自己在肯尼亚邂逅的传奇：一个黑人告诉她，自己是中国人的子孙，是数百年前在肯尼亚拉穆群岛中的帕泰岛沉没的一条中国商船遇难幸存者的后裔。李露晔是美国专业女作家，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长达十年，曾获选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南京大学中美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因此得到许多中国学者的帮助，毕6年之功，完成了《当中国称霸海上》一书。
1999年6月6日，《**》记者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在《**》上发表了一篇题为“1492:The Prequel”(1492年前的占领)的文章②,报道了他沿着李露晔指引的方向探访了肯尼亚拉穆群岛中的帕泰岛③(见图4),他采访了自称是“中国人”的人，根据当地口碑历史传颂者的报告，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船在拉穆群岛外侧的礁石上触礁沉没(见图5),船上的船员游到岸上，当地的人们帮助并接纳了他们，后来，他们与当地人结婚生子，定居下来。直到今天。他还提出一个大胆的推想：这些自称有中国血统的人，很可能是郑和部下的后裔。传说中的几百年变成了确定的六百年，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此，这些居住在帕泰岛上的人就被冠以“郑和船队后裔”的称谓。①
其实，相关的报到可能出现得更早，据说，将近20年前，一个西方国家的记者到拉穆旅游度假，在饭店就餐时偶然听一个服务员说自己是中国人的后裔，职业的敏感使其随即进行了调查采访，并报道了东非海滨生活着中国人后裔的事情。但这件事到底发生在哪一年，这个记者到底服务于哪家媒体，目前还没人说得清。
此后，各路媒体工作者闻风而至。《人民日报》前驻南非记者李新烽于2002年3月第一次踏访帕泰岛，在此后的3年中又3次造访拉穆，写了大量相关报道，现已出版《非洲踏寻郑和路》一书。①
2002年4月，重走郑和路的《武汉晚报》记者范春歌到帕泰岛寻访中国人后裔，并向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汇报了相关情况。当年12月，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派人专程前往拉穆，就有关中国与东非沿岸早期交往情况进行考察，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实地调查关于东非中国人后裔的情况。2003年4月，新华社非洲总分社音像记者费茂华、毕建忠、王季达等到拉穆采访，成为报道东非中国人后裔的第一批音像记者。《人民日报》驻非洲的记者也前往拉穆女子中学采访了在该学校就学的“中国女孩”。
其间也有相关的学术考察。台湾学者陈国栋等人就曾在西尤村进行过人类学范畴的调查，但也许是由于此事实在是缺乏学术依据，迄今并未发表相关的学术论着。②
这以后相关的调研工作摩肩接踵，相延不断，其中比较重要的是，2004年12月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郭崇立在考察拉穆群岛途中专门会见了居住在西尤村的所谓“中国人”中唯一走出帕泰岛到外面读书的女孩谢里夫(Mwamaka Sharifu,也被译为“姆瓦玛卡·夏瑞福”,见图6)。返回使馆后，郭大使要求主管教育的官员积极与中国教育部联系，为夏瑞福争取公费留学的名额，并得到积极回应。2005年中央电视台与南京电视台合拍的《郑和下西洋》大型系列电视片，也曾到访过拉穆群岛。
高潮出现在2005年，时年正值纪念郑和航海600周年，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江苏太仓举行了纪念大会，邀请了谢里夫和马林迪市市长参加了大会(见图7)。谢里夫成了真正的明星，早在她上中学时，在蒙巴萨开餐馆的中国商人赵汗青资助她到岛外读书，最终中国教育部以国家奖学金的形式资助她到南京中医学院读书。
基于媒体、民间和政界的高度关注，2005年夏，国务委员**指示文化部部长**和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要求组织学者介入相关的研究。正好肯尼亚国家博物馆濒海考古部也提出希望开展合作考古发掘和研究。于是国家文物局派出了张崴、秦大树、阎亚林组成的专家组前往肯尼亚，于2005年7月21～30日对肯尼亚沿海地区的部分古代遗址进行了考
察(见图8)。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齐里亚马(Herman Kiriama)全程陪同。他们希望我们发掘上加村附近的一处墓地，这个地方被当地人称为“中国人的墓地”,他们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第一，15世纪末达·伽马航行印度，首次到达东非，留下了他们的印记，并被人们所纪念。而15世纪初郑和船队以更大的规模来到这里，我们应该找到郑和船队的遗迹，并建立相应的纪念物。第二，过去英国人在肯尼亚做了许多考古发掘工作，今天，中国强大了，也该到肯尼亚开展一些考古工作，走向考古大国。
考察的结果是：第一，上加的基地根本无法证明与中国有任何关联，而且，有价值的遗迹都已经被英国人马克·霍顿(Mark Horton)发掘了①,我们再发掘等于拾人牙慧；第二，这里的工作条件极为艰苦，在我们走向世界的考古工作中一开始就选择这样的遗址发掘工作，是有风险的；第三，马克·霍顿留下的未进行发掘的大片墓地，都是**的墓葬，当地居民对于先民的尸体极为重视，发掘墓葬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事实上这些墓葬中没有任何随葬品等遗物。
从考察的遗址看，肯尼亚沿海地区，即斯瓦希里文化区，具有极强烈的阿拉伯文化传统及印度文化传统。尽管肯尼亚学者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着述中都强调从7世纪以来，阿拉伯文化和中国文化是影响肯尼亚文化最主要的文化来源，但实际上中国文化的影响十分微弱。上加村附近的一处墓地及上加村到西尤村之间的墓地在墓葬的前面有用珊瑚礁制作的圆顶墓碑，颇似中国的石墓碑，与**风格的柱墓不同。这也是肯尼亚学者认为这两处墓地应是中国人的墓地的原因。不过，目前由于未经发掘，无法断定这两处墓地的时代。另外，现存的墓葬中有两通尚可见文字，其上均写着阿拉伯文字(见图9)。当地人称有一通墓碑上刻有中国文字，但我们和以前来的新华社记者都多次寻找而不见，也没有任何以往的记录可以证明这一点。肯尼亚学者希望我们发掘上加村的墓地，并对人骨进行DNA测定。但这实际上是一种结论十分不确定的研究方式。另一个看似与中国文化有关联的是拉穆地区使用的一种用来制作米粉面条的工具(见图10),与中国北方流行的“压馅铬机”很像，不过，这种工具的传播方式最有可能是从中国传到阿拉伯地区，再传往拉穆群岛的。而且，其很难通过考古工作加以证实。其他有关媒体曾大加渲染的门扇、门钉和门锁与中国传统相像的问题，均属臆测，估计即便有关联，也是间接传播的。
但是，历史上，包括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与肯尼亚及东非地区的交往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主要是通过发掘出土和私人收藏的瓷器和瓷片看到的。在拉穆博物馆、格迪古城博物馆、上加遗址发现的瓷器中，均有一些元末明初或明代初年的中国瓷器，主要的品种是龙泉窑瓷器，福建地区生产的仿龙泉瓷器和青白瓷器，还有少量的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的中国瓷器，数量还是相当不少的，且不乏精品。
真正和郑和船队相关的可能不是拉穆群岛而是肯尼亚海岸马林迪市的曼布鲁伊村遗址：
曼布鲁伊村遗址发掘概况及主要收获
C区的发掘证明，库巴清真寺的建立应该可以早到14世纪，15世纪初期是其兴盛时期。根据以往中国学者的研究，《郑和航海图》中所绘出的东非地区的14个地点，可能有7处是其实际登陆的地点，而其中标注为“慢八撤”的地点应该就是今天的曼布鲁伊。①又据西方文献记载，郑和来到东非的一个地点登陆时，遥见的是一座巍峨的清真寺。曼布鲁伊这个地点从各个角度都表明这里很可能是14～16世纪肯尼亚沿海地区的一个较大的聚落，见证了这个时期中国与东非地区的密切交往。
在《肯尼亚滨海省格迪古城遗址出土中国瓷器》一文里，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
1958年英国学者汤姆·哈里森(TomHarrisson)指出，在加里曼丹岛西南至东北上百英里的海岸线范围内，没有发现任何明代人们在当地活动的痕迹——连破碎的明代瓷器也没有，但是却有上百万片他们认为是宋元时期的瓷片。基于此，他提出“Ming Gap”这个词。
2004 年，曼谷大学东南亚陶瓷博物馆馆长布朗 （Roxanna Brown） 在论文中肯定了“MingGap”的存在[13]。她通过梳理东南亚水域的 15 艘沉船出水的陶瓷器，说明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导致中国结束对陶瓷贸易的长期垄断。 她根据沉船出水陶瓷器中中国陶瓷器和东南亚陶瓷器的比例，认为中国陶瓷器在 1325 年以前垄断市场，此后沉船出水中国陶瓷器的比例下降至30%～50%，在 1368～1430 年稍微上升，之后在1424~1487 年又下降至 5%，在 1488～1505 年中国陶瓷器的出口又急剧增加，之后又消沉了 60年，1573 年 （万历元年） 以后又恢复了垄断地位。 在中国减少出口陶瓷器的期间，越南和泰国的陶瓷器取代中国陶瓷器成为大宗，一旦中国恢复陶瓷器的出口，越南和泰国的陶瓷器便退出市场。 布朗根据沉船出水陶瓷器提出两个观点：其一，在 1325～1380 年外销 瓷 有 一 段 考古上的缺口；其二，1352～1487 年没有外销的青花 瓷。 布朗的观点在学术界迅速引起关注，“Ming Gap”一词甚至成为关于明初中国瓷器外销状况的共识，并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明朝统治者的海禁政策所致[14]。
在肯尼亚沿海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元末至洪武时期外销瓷在考古上的缺环，仅仅是目前发现的沉船资料不能覆盖这一时期，在陆地上的发现足以弥补这一缺环。 在肯尼亚沿海地区不仅发现了众多的此时期的龙泉窑瓷器，而且也有景德镇窑的青花和釉里红瓷器。 相对来说，此时期龙泉窑瓷器外销的规模远远大于景德镇窑。所谓“Ming Gap”的问题，实际上与对龙泉窑瓷器的认知有关，明初所谓中国瓷器外销的缺环，实际上是因为学术界过去将大量明初龙泉窑瓷器的年代定为元代。 实际情况是，明初中国瓷器外销的规模并不小，但是以龙泉窑瓷器为主，格迪古城遗址出土元末明初瓷器的情况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此外，布朗提到的从元末至弘治时期没有青花瓷器的出 口就更是以偏概全了。 在肯尼亚不仅发现了元代的青花瓷器，而且从成化时期开始，出土青花瓷器的数量急剧增加。 从阶段上划分，成化至正德时期似应视为一个发展阶段。
进一步说，在检讨了从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地区的许多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以后，许多学者根据文献记载认为郑和下西洋时期为新的贸易高峰期，这一结论与此时期考古材料零星出土的情况并不相符。 实际上如果能够正确地识别元代与明初的龙泉窑瓷器，以往许多遗址出土的龙泉窑瓷器被认为是元代的瓷器，甚至是南宋的瓷器，在经过重新比对、研究后，可以判断为明代初期的瓷器。 如果辅以统计 分析，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明代初期实际上是中国瓷器外销的一个高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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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9-26 16:16
缅北也一堆自称后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