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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四顾 于 2023-8-18 01:36 编辑
这就必须要认识到,生命体的经验就是也只可能是一种个体化的经验: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生命体的经验,而只有单独的生命经验,其独特性就在于它们总是面临着生命中否定性的价值,每个生命体都应该适应生命体特有的禀性和渴望,凭借自身发现自己的生命答案。这就是为什么说,生命的规范化过程不能还原为对既定规范的应用——这样预定的规范具有不变的(ne varietur)性质,认为生命体遵从外在的规律,从而将其客观化、归置到一个理想的模型中,这也就是统计学家凯特勒(Quetelet)提出“平均人” (homme moyen)概念所想要做的。规范,由于它并不是对正常性的简单陈述,而是对规范化力量的确认,动态地展现了一种冲力(élan) :依据每个生命体独特的本质所确定的导向,从而在每个生命体中凸显出的推动力(impulsion)。但是,这是否是说,这些经验的形式,这些不可还原的、复数的表现,都是可以任意创造的呢?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规范化的视角中的规范,是否就丧失了自身的必然性,回到了主动创造的主观特殊性?并且随着生命的各种模式不断地细分出现,就不再存在任何有效的关系:根据这样的思路,我们是否就会来到一种任意自由的规范化,即毫无实体、毫无规范的规范化?为了走出这样的两难困境,我们就必须回到个体化的经验(expérience individuée),并且要认识到,尤其是在人类个体的情况中,个体化的经验不能被还原为个体的经验(expérience individuelle),也就是个体假设的经验,就是完全由生物学性质所决定的抽象的个体性,它被封闭在个体的自然属性之中,即它的性能和缺陷、优点和缺点,从而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如果人类生命中存在个体性(individuation),那就是在非个体化的条件下将个体生产出来的结果。具体来说,这些条件不属于孤立的个体,因为人类环境的介入,它们不是个体的、而是集体的存在形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类的生命” (la vie humaine)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生命都会成为人类的生命,因为人类的社会规则会被赋予给生命体的自然,即通过调节和控制的形式、强加给整个生命体的自然界,这同时也就给它带来了不规范和错误的可能性。 因此,在生命(biologiques)和社会的两种决定性模式的融合之下,问题也就是如何理解这两种原则之间的关系。对生命模式和社会模式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就有可能重塑规范的动态,包括“规范化”的意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也就不会落入互相独立的、完全自主的个体的自由创造之中。生存的力量,由于成为了人类的力量,回应的就是在人类历史中决定人类环境的形成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单由生物(biologiques)特性决定的、个体的自由创造,即个体是单由自然规定才彼此区分开来的情况。关于凯特勒提出的既是自然的也是理想化的平均人理论,哈布瓦赫(Halbwachs)就已经反对了这个说法:这个模型还远远不能最终确定,它经受着各种变化,后者必然承载着生命结构和信息的历史一社会性。孔德可能是最先认识到这种历史一社会性的重要性的思想家,虽然他根据静态视角优先于动态视角的原理将这个问题理论化,有些倾向于重新中立化人性,将人性重新放置在不断趋向其本质的、孤立的个人的模型中。 与静态视角优先于动态视角的观点相反,我们必须申明,生命并不是一种既定的事物,而是一种生成的事物;或者说,应该明白采纳一种动态的视角意味着什么,既定的对象总是越来越少而生成的事物总是越来越多。这就是从正常性的机械模型中区分出来规范的规范性所带来的。赋予生命以秩序的规范——即意味着生命成为人类的生命——并不是预先构成的,规范是在对抗的进程中,即在生成和打乱人类生命形式的对抗进程中,不断建立起自身的:因为作为某种反作用,规范的作用所产生的或是帮助产生的结果,也在自身生产的进程中形成和改变自身总体的样态。这同时就是既具有决定作用的也是被决定的(déterminantes et déterminées),或者像帕斯卡恢复的斯多葛学派的生物哲学的古老传统所说的,“既是因也是果,既有所依赖也有所支持”,我们可以加上“既是被规范的也具有规范性的作用” (normées et normantes)。规范推动着生命的运动,而不是像一种已死的物质那样指引着生命的运动——这就倾向于认为存在“一种狡计”,理性只是暂时隐藏了起来,还具有超自然的原则。这是因为,规范是在生命运动过程中“道成肉身”的,离开生命的运动,规范也将不再存在,同时生命的运动自身也不可能脱离规范而存在。
原谅我这样草草摘录了一些自认为相关的文段,毕竟个人以为,要讨论“正常”(亦或是普通)就逃不开对背后规范机制的追索,粗略来说,存在着基于生物学、医学、伦理学、统计学的“正常”,但实践中我们所面临的“正常”又来自于种种“常识”,而这些假作永恒自由传统的观念又可以追溯到各种地方性生态。由此再展开,其实每个被压抑的“背离者”所面临的“正常”也又多少偏差,如祥子、睦所面对的“正常”和灯所面对的“普通”、素世和爱音通过不满、缺失所面对的“完满”都有细微偏差,只有当我们需要去找一个宏大可负责的主体时,会静态地归于社会,可实际上她们遭受的“冲力”是不同的,应当/可以如何作态、反应的空间亦有差异。如代入素世的视角,她的“正常”观实际上来自她的安全感以及爱的缺失,在这个状态中,她对正常的感知实际来自于自己不满、困苦,一旦经历CRYCHIC,她反倒被这一时美好迷惑,将之视作是正常的,应当永恒延续的,哪怕用可能让她人受伤的方式。至于爱音,她的正常观来自于高中前的顺风顺水,她虽然让同学用名而非姓称呼自己,但重现昨日风光的念想丝毫不减。再到灯,她的正常观一方面来自外部的一般运行面貌、外人对她的疑惑不解,另一方面又来自自己局促有限的表达力、行动力,她的自我怀疑爆发也都是来自此前通过乐队建立的“成人”路径失效。可以说,每个“偏离者”对正常的态度总是和她们的个人史息息相关,很多时候必须打破局部的、基于个人经验的常识,才有自我修正继续发展的余地。
而放在ave mujica身上,她们的正常观则有着更多外部权威建立植入的成分,哪怕其中也衍生出了对抗性的镜像观念(如此前某些假说中祥子为了对抗家长威权建立乐队,乃至愿意放弃月之森的生活),很多时候社会性现实症结难以消解的根源就是原本的压抑之源会通过抗争的方式变相在自我中繁殖诞生更多的苦闷、情结——你弃绝一种外部的绝对暴君,结果反抗滋生的残暴惯性已经刻印在自身内部,原打算抵抗的规范被内化了。这也是我提到ave mujica的成员可能需要通过乐队先“死去”,找到一个境外之地斩断镜像对抗颠倒的循环,然后再获得“新生”,因为在此处假面乐队可以起到一种隔离作用,也是为什么祥子需要“遗忘”。
为什么很多偏离者会处于两难的煎熬?因为她们不能简单弃绝外部的正常观,单单从无根之地挖出一种新的,无历史的正常,她们的发育发展需要通过规范化来完成实现社会化自律,但失去了原点捕捉到适合自己的界标、锚点,就只能发展出另一种貌似与某种常识迥异背离,但实际上仍在压抑自限的“正常”来。偏离者不只是和自己所处的社会作斗争,也是和社会中的自己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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