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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文人相倾—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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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10 14: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人相倾
作者:李零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文人本是知书达礼识大体的角色,但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排外意识很强的的集团或个人。
  
   “文人相轻”,互相看不起,白眼一翻,嗤之以鼻,倒也罢了。但更进一层,则还有“文人相倾”,不但“党同伐异”,有时就连“同也要“伐”,而且更其要“伐”。手段毒辣起来,并不一定比奸商政客差。比如文革中,知识分子挨整,被人整得
死去活来,直接打他骂他羞辱他的人是谁?很多正是同类(学生害老师、同学害同学、同事害同事)。所以我是不大愿意以“知
识分子”自居,让他们来代表我或我来代表他们。哪个是脊梁,哪个是混蛋,全得另著说。
  
    知识分子排他,首先是以集团。正象同业有行会,流氓有黑帮,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同气相求的圈子。比如“清浊”、“雅俗”之分便是两种较大的圈子。文人为了对付来自圈外的威胁和取得圈子内的认可,“清”有时还不是十分必要,但“雅”则一定不可少。例如我们有各种从国外翻过来、港台传过来和古书查出来的“黑话”,可作识别标志(或防伪标志),一对暗号,则友敌自分,这就是“雅”。前一阵子,商业文化和“痞子文学”抢了我们的地盘,他们对知识分子理不睬,而知识分子对他们则不依不饶,非要“绝地大反攻”,谋东山再起,“嫉俗”嫉到毫无“雅量”,即使宽容者各打五十大板,临了也忘不了抢白一句,曰“阶级仇,民族恨”(没上过大学,没出过国),照样蔑视其“出身”,那原因也在于“难伸雅怀”。再比如为了对付早晚要爬上来的年轻人,职称头衔也是一种圈子。评上了是“罪有应得”,评不上是“死有余辜”。教授上面有博导,博导上面有学位委员,学位委员上面有院士,以及各种会长、理事。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一张名片递上来(正反两面都印不下),也是贵贱立明。特别是近来我们还有许多钦点或自封的“大师”或“学科带头人”(又名“跨世纪人才”),“老有所养”(论资排辈评自己或自己的朋友),“幼有所归”(破格提拔评自己的学生或朋友的学生),爵衔后面密布著师生、同学和校系出身的网络。虽然从道理上讲,学者也有按学术观点不同划分的各种“流”与“派”,但它们不是太少,就是淹没于朋党宗派,有时难以分辨。
  
    在“文人相轻”或“文人相倾”这件事上,知识分子排他,可以从大圈子到小圈子,一层层排下去,直到个人(所谓“一条板凳坐不下两个先生”)。这对了解“轻”与“倾”的实质很重要。孔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当仁不让于师”。知识分子唯真理是从,不苟合于世,虽“千夫所指”也敢“横眉冷对”,这本来是他们最可宝贵的地方。但这种“特立独行”也有它很可怕的地方。如果“真理占有者”认死理,一直认到“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绝不能与他人分享认知上的自由(谬误千百种,真理只一个,二者岂能共容哉),一定要义不容辞地挽救他人于“荒谬”之中,则其专制和侵略性可以超过任何暴君和战争狂。因为政治家还懂得权力平衡,商人也懂得利益均沾,
而知识分子却很难在真理的问题上让利分权,实行民主集中,或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往往是他们从“独立”走向“孤立”,“一字之差”可以“谬以千里”的深刻原因。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孤立的,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是生活于人群之中。一般地说,他们的“自由”或“不自由”,总要受到三种人的限制:一是他们之上的统治者,二是圈子内的同行,三是他们之下的读者或听众。比如战国时代,大家都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空前活跃的一段,当时有诸子蜂议、百家争鸣,一切很自由。春秋末到战国初,礼崩乐坏,大家可以“乱说”,主要是第一种限制被放松。但那个时期,儒、墨、道相互诋非,还只限于打嘴仗,因此“自由”的含义只是随你怎么讲,“说说而已”。这是“文人相轻”的阶段。但到了战国中晚期,知识分子不只是“乱说”,还要“乱动”,当然广告竞争式的“自由”也就式微。这时,人们会感到“自由”的限制主要是来自同行,特别是自己的老同学。孙膑与庞涓同师鬼谷,庞涓恐膑贤于己,非把孙膑的膝盖挖掉不行;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李斯嫉非重于秦,也一定要把韩非害死于狱中。在“位子”和实行主张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老同学对老同学不但不必客气,还往往会直接向君王建议:为国家安全计,莫如把他干掉(以免被敌国利用)。这是“文人相倾”的阶段。
  
    文人受其读者和听众的限制,一般地说在古代不是大问题。因为比如在上面所说的时代,知识分子鼓如簧之舌,他要打动的只是个把“人主”;就是传播主张,也仅限于同一师门,手抄本已足以对付。大众不懂也不关心他们的高谈阔论。这类事在现代成为大问题,原因主要是有各种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文人在学术的圈子里还可以借学术训练和文凭为壁垒,但在通俗音乐、影视娱乐方面好象还没有什么好法子。北大中文系虽然有个作家班,可以给作家发文凭,但它毕竟不是工商局。“痞子”的“无照经
营”谁也管不了。
  
    在“执照”的问题上,我们中国有一大发明,那就是科举制和八股文。这样的制度,在西方看来是很有“现代”意味的创设——尽管它的考核内容是另一回事。古代的知识分子曾以此为进身之阶,功名利禄所在,士人趋之若骛,除了抽疯,几乎没人敢怀疑它。况且它所包含的理性设计就是今天也还管用,砸不烂,捣不毁,绝不是“张铁生罢考”所能替代。然而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儒林外史》特别可贵。吴敬梓以科场蹭蹬,屡试不第,起而抨击科举制,“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不但会被圈中人视为“叛逆”,还会招来“酸葡萄”之讥(其实吃到葡萄的人才不会说葡萄是酸的)。但他不在乎这些,反而以亲身体验为我们描画出,在这个堂皇的“儒林”之中,作为制度的“效益成本”,有很多人不得不被牺牲,他们明明已被推搡到圈子的边缘或干脆排挤出圈子之外,却还要挣扎著爬回圈子之中的可笑与可悲。他的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在我看来,意义都不只是在于“反封建”,还很有“后现代”(套用时下的时髦用语)的意味。
  
    吴敬梓笔下的“可怜虫”,按很多朋友的说法,搁到现在简直算不了什么,就是其中最无行者,与今相比都反见其忠厚。所以当人们言必称“我们知识分子”时,我在想,“儒”这个“林”大了,什么鸟没有?

1995年8月2日写于美国西雅图


注释
  古之“清浊”是以对统治者的态度而分,有时虽然也可以是
一种时髦(“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但圈子总是比较
小。它往往只限于接近上层和热衷政治的少数士人,并不是整个
读书人的圈子。现在时兴讲“与国际接轨”,但“博导”一职乃
国际所无,近始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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