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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澎湃】《思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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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2 23: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895-1899年清政府的实政改革

陈肖寒

【编者按】既往学界有关戊戌变法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的改革方案和主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海荣所著新书《思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1895~1899)》着重考察了1895~1899年清朝统治阶层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而开展的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在编练新军、修筑铁路、开掘矿藏、创办银行、推广邮政、改革教育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实质行动,即所谓“实政改革”。本文中,该书责编陈肖寒介绍新书主题,并谈了他的书稿编校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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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荣著《思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1895~18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
我与本书的作者张海荣,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曾有过短暂的共同学习经历(2010—2013)。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尽管修改幅度较大,但其中的若干章节和问题,在本书出版前,我已曾多次听作者在不同场合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学术报告(最早的一次可追溯到2010年8月)。也正是由此,我在对作者本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人才培养风格、学术传统都有一定了解的情况下,担当本书的责任编辑进而撰写推荐语,“以编辑之心度学术新星之腹”,自认为还是能稍稍切中要点的。但我仍要郑重声明,以下所论均仅仅属于推介语,而非正式书评。一孔之明,不过字句间渺小得失,后者则理应留待近代史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完成。
本书的选题是一个颇为艰难(然而有意义)的领域。在长久占据主流地位的中国近代史的叙述方式中,“近代”(1840—1919)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应当首先完成推翻封建阶级封建统治历史任务的过渡时期。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清朝的“封建统治者”被认为是“落后的、腐朽的、应该被打倒的”,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代表了当时先进的阶级,是完成此一时期历史任务的主力军,应当唱历史的主角。由此造成的吊诡现象是,1840—1911年本是清史的一部分,清王朝的统治虽不能说仍稳如磐石,但在法理上和事实上均为中国政治舞台主体的情况下,“清朝”反而常常被排斥于主流研究对象之外。过去的近代史著作多注意于代表“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义和团、捻军、西北回民,和代表“资产阶级”的早期近代知识分子(如王韬、郑观应等)、维新派,乃至孙中山,而较少关注清政府本身。特别是在1894—1911年这段时间,对维新派、革命派的研究,超过(甚至一度取代)了对“清朝”的研究,仿佛位于政治中心舞台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而慈禧、荣禄、袁世凯、端方等作为“反面角色”,对其的描写只有内容薄厚的区别,没有实质的研究意义上的突破。1894—1911年的“清史”变成了近代资产阶级的“革命史”和清朝自己的“灭亡史”。即便有以清政府为主要对象介绍其“改革”的研究,也多集中在那些推行维新派改良政策的地区(例如陈宝箴的湖南),探讨的内容是维新派政策在当地的推行情况。幸而近些年来,多亏一些学者的积极呼吁,对清朝本身的研究已经广泛开展(例如清末新政),尤其是几年前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火热,在普通民众中也引起了对改革史的热烈讨论。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讲,19世纪60年代开始有洋务运动(一般认为结束于1894年甲午战争),20世纪初有清末新政(开始于1901年),从理论和常识上推之,清政府似不会也不应独独在1895—1899这五年间突然停下前进的脚步。作为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独缺对此一时段清政府所作所为的重要研究,似是说不过去的。
另外一个不利的局面是,二三十年前,传统政治史研究一度突然陷入低潮。在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概念史(如今中文里又有了新文化史、观念史、生活史等新名词)等的冲击下,政治史成为“旧史学”的代名词,沦于被“批判”的对象。研究传统政治史,一度成了“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正落梁启超的批评之中。如今看来,这无疑是有些学艺不精者对梁启超的过度解读(是否有意,则不得而知),但在当时,似乎研究老百姓的柴米油盐,才符合历史学的真谛。运用报刊资料、田野调查资料、口述资料、民间私人档案(如日记、书信)成为一时风尚,官方档案似乎一夜之间失去了公信力,常常被认为是不大可信的(而且层级越高,其档案越被认为不太可信,例如县衙里的档案好像就天然地比军机处的档案更有说服力。这当然有很大一部分是实情,我也常认为这些批评中有许多真知灼见)。尽管近些年来政治史研究明显回暖,但是研究者对政治史最为倚重的材料——官方档案的真实度的信心,到底恢复到何种程度,还实在不好说。一个总督的奏折,和一个农民的呈状,假如其内容相左的话,我们可以相信哪种史料,不好相信哪种史料,是否存在一种天然的“政治正确”;过于相信下层材料的人,是否低估了官方思想的影响力,过于迷信档案的人,是否有意淡化档案中大量显而易见的不真实的部分,我想即使最顶尖的学者,内心无疑也是希望看到暗合自己设想的材料,而对反面材料多少会有不同的想法。很难保证研究者在使用某一类材料时,不会自然而然地心虚,但因为舍此之外别无他法,故不得不努力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看到的文字(这样的心路,凡是做过研究的人,其实无疑都经历过)。因此这一问题即便是研究者本人,可能也无法面对大众说出最真实的想法。
即使剖开这些大的背景,仅从技术角度来说,横亘于本书作者面前的困难仍至少有以下四点。第一,甲午到辛丑这段时间(1894—1901),本身系晚清史上一段无比重要的时期。在所谓的“同光中兴”中,对内清朝在南方平定了太平天国(1864),在北方消灭了捻军(1868)、平定热河金丹道起义(1891),在西北、西南平定了甘、陕、滇回民起义(1873);对外虽无太大的事功,但基本可保一方疆土无虞,不致遭受如两次**战争割地、赔款,甚至连皇帝都死于“北狩”途中的窘境,尚称平静。1870年天津教案、1871年琉球事件、1874年日本侵台、1875年马嘉理事件、1877年击败中亚浩罕国阿古柏、1882年朝鲜壬午之变、1884年中法战争、1886年长崎事件、1891年宜昌教案,后来研究者虽可以“上帝视角”指出其中有措置失宜之处,但总体来说清朝均以较小代价平稳度过,同时也为洋务运动的开展赢得了时间。甲午一战,清朝败于日本,在清政府中枢引起的震动,可谓空前之大。按过去的说法,由器物之变转而为制度之变,即由此而起。然而甲午战败后,清朝虽受巨创,但似还不能说已经伤筋动骨、病入膏肓。人人都想弄清楚,清朝究竟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灭亡的。究竟是被革命派“推翻”的,还是自己把自己“改”死的,其根源何在。第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已有诸多先贤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如石泉、李剑农、汤志钧、黄彰建、孔祥吉、桑兵、茅海建等,各在若干领域做出了高水平研究(尚不包括以史料笔记得名的较早的黄濬、徐一士等人,以及多位厚积薄发、将来未必会在以上诸公之下的当代中青年学者),虽可使后进者得以掌握“前沿”信息,有“巨人”的肩膀可踩,然而毫无疑问也极大增加了更加深入研究的难度。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有如此多卓越的研究存在,对于一个年轻的后进学者来说,很容易陷入对前辈叙述逻辑和结论的思维定式中,不知(或者说不敢)还有何处可以发覆,何处可以超越,一旦把握不好,心态上就会自我否定和迷茫。第三,随着档案(包括私人档案)的大量开放,研究者能看到大量过去学人看不到的资料,从正面说,史料扩充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历史细节;但从反面说,由此便限入无穷无尽的史料之海中,如何从中提取有效的信息(即读进去再读出来),非常考验研究者的能力。尤其在此之中,尚有大量书札、日记等过去没有条件阅读,或者有条件阅读但因其他方面的跟进不足,尚未被人破解的史料,这些资料常以手稿(行草书为主)的形式呈现,本就识读不易,何况内中涉及大量机密,多有隐语。虽说解读这些内容,为研究此一领域学者必需之功,但总要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训练,有一定的耐心和恒心,方能驾轻就熟。第四,核心人物思想尚不明朗。众所周知,这一时期决定清朝走向、决定中国命脉的最高层人物是慈禧太后,然而关于慈禧太后本身的直接史料,留存下来的极少。即使是清朝的权臣、重臣(如翁同龢、王文韶等),他们在日记、书信里往往也是凭感觉和经验来推测慈禧太后的意图。这样的推测,有时是准确的,但有时可能完全没有根据。如果我们对慈禧太后的想法都不清楚,便由此来对这一时期国家走势的历史进程评头论足,恐怕不会令人信服。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怎样通过其所引用的史料,来把握最高统治者的思想走向,是极见功力的事。作者是否回应并解决了这些难题,应当由读者,尤其是在本领域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们来判断,而不应由我在此评说。
作者在本书的主体部分分改革发轫、编练新军、修筑铁路、开掘矿产、兴办银行、整理邮政、革新教育等七个方面,来论述1895—1899年清政府的实政改革,此外尚介绍了作为背景并有前后因承关系的洋务运动。这是否包括清政府甲午战后改革的全部内容,我想应当由作者自己来说明。况且如今的史学研究也并不追求极端的“系统”、“全面”和“填补空白”,而是在解决问题的前提下突出重点,是否“系统”“全面”,“空白”是否值得“填补”,是由事件本身(及其文字载体史料)所决定。如果我们把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作为检验改革成果的标准,那显然这场改革是失败了。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是不是历史的必然,抑或仅仅是一个多种因素促动下的偶发事件,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下,似乎还不能明确。但假如是后者,就给了我们重新评价这场改革的话语空间。关于修筑铁路,我想得出结论是相对容易的,因为清末那时修筑的关内外铁路、芦汉路、津浦路,包括京张路,就是今天京哈线、京广线、京沪线、京包线的前身,其影响是至今看得见摸得着的。而最不好下结论的则是编练新军,之所以对新军的成就难以把握,是因为甲午战后的新军始终未经一战,而有朝一日和假想敌的实战才是检验军队战斗力的唯一标准(和自己比是否进步没有意义,因为并不会和过去的自己打仗)。至于其他部分,如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开矿、设新式学堂等活动都是必经之路,然而在一个政治、经济机体本身停滞(或进展极缓)的国家中,这样的措施是否现实,以及能实施到什么样的程度,我想读者会在阅读中得出自己的观点。
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一个历史事实做出评价,固然也是历史学家的一项责任,但做出评价的依据,首先要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精细、准确的实证研究上,否则所谓的评价也只是空中楼阁。本书的作者尽力在一定的篇幅内将每一件事的来龙去脉讲解清楚。对于把一件事说得“详细”,历来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历史研究主要是讲清楚过程,有没有结论并不重要,当然大多数人还是同意“讲清楚过程”也应当适可而止,因为“详细”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无底洞,但凡多加一条材料,就可以多一分“详细”。但无论如何,使叙述的内容和篇幅尽量和结论匹配,总该是正确无误的。如今的许多研究,结论是提前设定好的,叙述和征引史料,只是一种表面的工作,无非是充够字数而已。在大段的引用和不痛不痒的平铺直叙后,“由此可见”地嫁接到早已设想好的结论上,而根本不在乎两者间逻辑关系是否确实。从我编辑本书的过程中看,我认为作者的逻辑是清晰的,叙述是有理有据而非大而化之、可有可无的,以40万字的体量描述此一研究课题,篇幅也是合理的(甚至如果没有版面要求,再长一些也无妨)。在重要的场景中,展示了核心的史料;在人尽皆知的事实和作为背景陈述的地方,又尽可能地节约笔墨。作者的论述也是持平的、平允的,不急于在“好、坏”“成功、失败”“正确、错误”“爱国、卖国”这样带有鲜明价值判断取向的问题上下直接断语,而是将道理寓于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令读者读完一段,已能自明其意。
如今在学术论著的写作中,常有一种观点,宣称写出来的书应该照顾大多数读者,让不懂的人也能看懂。在大多数时候,我们是赞同这句话的。但有些时候这种观点也会令人苦恼,使作者在写作时产生较重的心理负担——因为过于担忧读者的反响,从而刻意放低自己的姿态,尽量使用一些通俗、符合现代汉语规则的词句,减少文章中一些古典、雅驯、拗口的表达方式(虽然并不引起歧义,且本来是正确无误的)。我想这可能是对“让不懂的人也能看懂”这句话,各人的理解不同。按照我的理解,“让不懂的人也能看懂”是指让非本研究领域,对该研究课题不甚专精的人,在阅读完本书后,能够对这一研究所涉及的历史事实,有一大致的了解和基本的结论;而不是说让对本段历史一无所知的,甚至古汉语识字断句都成问题的,对各类文体文种、政治制度运作方式都不熟悉的“白丁”,也能明白作者的意思。这样的想法既没有道理,也不现实。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读者的“歧视”——它先入为主地把所有读者当成傻瓜,认为读者不可能理解经典。反过来说,如果作者希望把书写得更有“文化墨水”一些,我们也不能说这样的做法就不对。就本书来说,我想作者的文字表述是较为清晰的,遣词造句是偏向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阅读难度并不大。唯一可能妨碍一般读者阅读的,就是文中的大量引文,但这是受制于题目本身的问题。一般来说,政治史的实证性文章,也不宜全用间接引文,或者将引文转述成作者自己的话的方法写作;“写作技巧高超”(skillful)被用于评价此类著作时(有时也包括其他一些历史著作),往往带有些负面的讽刺意味,暗指作者对历史事实本身的研究功力不足,而只能通过“写作技巧”来弥补掩饰。本书是否“好读”“精彩”,也就是“可读性”如何,这一点还应当由广大读者来做判断。
按照如今出版业通行的“三审三校”原则,此书我原应通读三遍,然而作者本身对自己文字近于严苛的严谨认真,居然使我在编校上没有花费太大精力。但尽管如此,在学术出版规模几十倍于过去的今天(主要指品种数),除了作者本人以外(而且还须是对自己作品负责的作者),我可以肯定地说,编辑是读手里在编的书最仔细的人。也正是基于对这本书比较深入的了解,我相信本书出版后,会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后来研究此一领域,乃至研究晚清政治史的学者必然要参考的一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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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7-2 23:22 | 显示全部楼层
张海荣:《马关条约》互换前后的朝野舆论
张海荣
甲午战争前夕,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A.Gerard)对清朝上下盲目自大的封闭状态,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

在一八九四年四月这一时期,中国确实处于一种酣睡的状态中。它用并不继续存在的强大和威力的幻想来欺骗自己,……假设它仍然是中心帝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且象个麻疯病人一样,极力避免同外国接触。当我能够更仔细地开始观察中国,并同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初次会谈以后,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满汉帝国竟是如此蒙昧无知、傲慢无礼和与世隔绝,还粗暴地标出:“不要摸我”的警告。

抛开其中明显的歧视与偏见,他的观察还是切近实际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中日相互宣战前夕也指出:“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

正因为普遍抱有这样一种不切实际的盲目自信,随着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北,乃至被迫对日求和、割地赔款,清朝上下所遭受的冲击,较之此前的历次对外战争,都更加羞耻难堪、刻骨铭心。山西举人刘大鹏称:“倭寇扰乱一事,人皆在意。近闻讲和,即农夫野人莫不曰此万不可者也。余自旋乡,满耳都是此言。”京城上下更是“人情汹惧,奔走骇汗”,“转相告语谓,所有条款皆扼我之吭,制我之命,阻我自强之路,绝我规复之机,古今所未有,华夷所未闻”。即便时过境迁,吴玉章追忆起来,依然心情沉重:“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按: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我们当时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述。”

各级官员的拒约运动与“公车上书”

当李鸿章奉使和谈伊始,清朝内部反对议和的力量就在潜滋暗长。迨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以至四月十四日(5月8日)中日烟台换约前后,朝野上下更是掀起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拒约运动。御史王鹏运形容:“大臣争于上,庶僚争于下,台臣争于内,疆臣争于外,以及防边之将帅,上计之公车,泣血拊膺,合词呼吁,下至农工商贾之流,废业奔号,辍耕太息,而目不知书,无由写其情以控诉于黼座之前者,盖又不知其凡几也。”

其中,最先采取行动的是总理衙门章京。作为除枢臣外,最贴近政治决策中心的官员,他们比其他人更清楚中日和谈的进展,并选在和约已定而未画押的紧要关头,联衔上书,请求朝廷慎重考虑订约的后果。翁同龢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日记载:“到督办处,见译署申君允,慷慨争和议,译署章京五十六连衔说帖甚壮,惜太迟矣。”同日,给事中褚成博、御史王鹏运反对割地赔款的上奏,以及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拒和主战的电奏,也一并送上达御前。


《马关条约》签字场景绘制

继而《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不胫而走,举国上下舆论哗然。三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李秉衡致电朝廷,请求一意主战,反对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代奏邱逢甲等台湾绅民呈,声明全台同仇敌忾,誓死守御。翌日,日讲起居注官文廷式等4人联衔具陈日本要挟过甚,请饬使臣展缓商议。文廷式并将所闻中日约款,“录之遍示同人”,鼓动舆论起而力争。三月二十七日,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请饬下王大臣等迅速会议补救,并向英、俄、德等国乞援,“优予利益,订立密约”,恳其实力相助。次日,福州将军庆裕、闽浙总督边宝泉联衔电告,台湾绅民入署呼吁,惨不可言,请饬总署会集各国驻京公使从公剖断,速罢前议。

三月二十九日(4月23日),涌现京官上奏的第一个高潮。朝廷共收到拒约封奏8件,参与者96人,分别是:翰林院代奏编修李桂林等83员阖署公折,以及编修张鸿翊条陈、附片各一件;南书房行走陆润庠等4员奏《请宣示和议条款折》;上书房行走张仁黼等3员奏《和议要挟难堪请饬廷臣会议折》;御史刘心源奏《汉奸把持和议条款要挟太过切勿遽允折》《和议难成请筹战事片》;御史高燮曾奏《事势危迫宜亟改图折》《闻西使请勿准和约片》;御史裴维侒奏《请勿轻议割地折》;给事中丁立瀛、御史庞鸿书奏《倭人索求太甚和议条款未可轻许折》。其中有驳斥日人要挟太过者,有请暂缓批准、命廷臣集议者,有弹劾李鸿章恫吓把持、枢臣苟且偷安者,有请向列强告援者,皆言和约断不可允。翌日,内廷行走的宗室、贝勒、公、将军载濂等7人也合词入奏《条约难行请饬廷臣会议折》,使拒约运动的规格大幅提升。此外,内阁及各部院也纷纷组织阖署公呈,官员们单衔或联名上奏的情形更是屡见不鲜。

四月初三日(4月27日)起,开始出现举人与官员们的联合行动,即督办军务处代奏詹事府左赞善贻榖等《沥陈和倭利害呈文》,共有奉天籍26位官员、27位举人联名,词锋甚锐。该年适逢会试大比之年,各地的举人齐集京城。受官员们上奏、电奏的影响,他们也云起响应,或与本省京官会同条陈,或是阖省举人**,或由数省举人集议公呈,将拒约声浪烘托得更加高亢。举人,古称“公车”,他们的此类行动被称为“公车上书”。同日,日讲起居注官文廷式、戴鸿慈弹劾都察院代奏京官联衔及各省举人公呈迟延,迫使都察院不得不做出更加积极的表态。次日(4月28日),都察院首次代奏吏部候补主事鲍心增等12人,工部候补主事喻兆蕃等5人,以及台湾京官叶题雁、李清琦并三位举人的条陈。四月初六日,都察院一气代递7件原呈,全是举人们的上书,包括由梁启超领衔的80位广东举人的**。

四月初七日(5月1日),参与拒约的人数达到顶点,包括:张之洞、庆裕、边宝泉、李秉衡四位将军督抚,王鹏运、陈璧两位御史,裕德为首的3位都察院堂官的两件电奏和三折一片;吏部郎中延熙等32人,吏部候补主事王荣先等3人,以及吉林京官文瑞、魏晋桢的三件条陈;葛明远等110位贵州举人,陈景华等289位广东举人,邹戴尧等115位广西举人,黄谋烈等63位福建京官并88位举人,以及程维清等121位江西举人的五件上书。上奏官员和举人的总数分别达到109人次和723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都察院代递官员、举人等条陈15件,共有75名官员、336名举人的签名,“公车上书”至此达于顶峰。四月初十日(5月4日),七省督抚及东三省将帅的联衔电奏又分别呈送御前:前者由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边宝泉、护理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洵、江西巡抚德馨、山东巡抚李秉衡、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广西巡抚张联桂联名,恳请朝廷向列强求援,暂缓换约;后者由盛京将军裕禄、吉林将军长顺、署理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恩泽、前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钦差大臣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宜定安、盛京副都统济禄、吉林副都统沙克都林扎布、宁古塔副都统富尔丹、奉天府丞兼学政李培元联名,谴责日人要挟无理,表示奉省尚可力战。

值此国家危难之际,官员士子们挺身而出,直言谏诤,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也给清朝中央造成持续的政治压力。帝师翁同龢感慨:“公论不可诬,人心不可失,则日夕在念,思所以维持之,卒不能得,则叹息抑郁,瘀伤成疾矣。”不过在清朝上下政情不通,“枢廷秘之又秘”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官绅(包括将军督抚在内)并不了解对日和谈的经过,也不清楚《马关条约》的具体内容,甚至归罪于李鸿章父子私下卖国,希望通过劝说光绪帝实施否决权,达到废约的目的。综观他们的拒约理由,不外以下四端:一是要挟太甚,势不可和;二是和而坐困,即和难久;三是召侮启衅,列强效尤;四是战有可恃,和不如战。至于应对之策,则集中在练兵购械、整顿人事、定计迁都、博采群议、诉诸公法、乞援列强和坚忍力持上。以今人眼光观之,主观臆断多,可行之计少,甚至不乏“画饼充饥”式的空谈。而在众口一致的拒约呼声中,只有极少数人如帮办军务大臣、四川提督宋庆游移委婉地表达了对签约一事的赞同:“御侮必在机先,尤当揣其根本。……今日之急,尤在料简军实,去腐留精,尝胆卧薪,实事求是。”

与此同时,清朝中枢也就是否换约展开紧急讨论,以光绪帝及其师傅翁同龢为代表,仍希望设法挽救。四月初一日(4月25日),光绪帝命庆亲王奕劻偕众枢臣请见慈禧太后,面陈和战之事,并将收到的封奏16件呈递。慈禧太后托词感冒,仍将责任推给光绪帝。光绪帝当日下达两项决定:一是致电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署理直隶总督王文韶,命二人就军情战事各抒所见,据实直陈;二是致电驻俄公使许景澄探询俄国武力援助的可能性,以及中国能否以三国交涉还辽为由,向日本要求展期换约。四月初六日,天津一带暴风雨大作并发生海啸。同日,刘坤一、王文韶的电奏送达朝廷。王氏的用语相当委婉,意思却十分清楚,即军事上并无十分把握,但当前的局势“可胜不可败”。刘氏的行文格调与王文韶相反,结尾却称二人“意见相同”,实则是更加隐晦地说明战争前景的悲观。二人的电报基本否决了再战的可能性。四月初七日,王文韶又电奏,津沽一带清军60余营因海啸受灾,沿海防务非一两月不能成军。同日,许景澄电告朝廷:“缓换约,俄国委难照办。”四月初九日,光绪帝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用宝。四月十三日,在翁同龢建议下,清政府再次电请日本政府展期换约。翌日,俄、法、德三国向清政府通告日本还辽的消息,德方还威胁称“约必须换,若不换即不能帮助矣”。当天,在前途未卜的不安氛围里,光绪帝下旨伍廷芳与日本使臣换约,《马关条约》自此正式生效。


《马关条约》日文本

随着中日和约的互换,拒约运动很快宣告平息。计自该年二月二十七日到四月二十一日(3月23日至5月15日)接近两个月时间里,朝廷收到与拒和相关的上奏、电奏、代奏154次,参加者超过2464人次。这是有清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舆论总动员。其中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是各级官员:在外省,以封疆大吏为主,上奏拒约者已过其半数;在京城,除都察院的言官交章论列外,总理衙门、翰林院、国子监、内阁、吏部的官员皆有大规模的**,宗室贵胄们也纷纷建言。继之而起的公车上书,进一步扩大了拒约运动的政治规模和社会影响。其中,举人们的单独上书达到31次,签名者1555人次;由官员领衔、举人联名的上书有7次,参加者135人次,涵盖了全国大多数省份。这种同仇敌忾的情绪,这种愤懑耻辱的心情,诚如谭嗣同诗中所云:“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在众多的上奏、上书中,“声势最盛、言论最激”,政治和社会影响最深远的,当推广东举人康有为组织的“联省公车上书”。此次上书不但参加人数众多(至少16省、600余名举人),康还在上书中明确提出变法图强的重要议题,远远超出拒约的当前目的。在康有为看来,当前下罪己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选将等,“皆权宜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策也”。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变通旧法”,从富国固本、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教民正俗、整顿官制、讲求外交、通达下情、破格求才等方面下功夫,“苟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诸夷环伺,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必来。后欲悔而改作,大势既坏,不可收拾,虽有圣者,无以善其后矣”。尽管此次上书由于光绪帝批准《马关条约》,未能送达御前,却通过《公车上书记》的刊行而广为人知;康有为也开始作为全国性政治人物,走向历史的前台。

士大夫阶层的觉醒与求变意识的高涨

甲午战败给中华民族带来前所未有的民族苦难,但同时也成为国人走向觉醒的起点。何启、胡礼垣指出:“一战而人皆醒矣,一战而人皆明矣,一战而人皆通矣,一战而人皆悟矣,……无过于中东之役矣。”梁启超也以“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形容此次战争对于国人心理上、精神上的巨大冲击。尤其素以民族脊梁自命的士大夫们,思想转变的深刻和迅速,**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战后不久,严复作《救亡决论》,反省士大夫们的责任称:“中土士大夫,怙私恃气,乃转以不能不知傲人之能与知。彼乘骐骥,我独骑驴;彼驾飞舟,我偏结筏,意若谓彼以富强,吾有仁义。而回顾一国之内,则人怀穿窬之行,而不自知羞;民转沟壑之中,而不自知救。指其行事,诚皆不仁不义之尤。以此傲人,羞恶安在!至一旦外患相乘,又茫然无以应付,狂悖违反,召败蕲亡。”浙江士绅黄庆澄也批评“今中国士夫不肖者无论已,即以贤者论,其恪遵儒训,大节凛凛者,辄谓周驱夷狄,孔攻异端,株守经义,牢不可破,而报国之心愈坚,误国之祸弥烈”。谭嗣同更直斥中国士大夫为“亡国之士”,“骛空谈而无实济,而又坚持一不变法之说,以议论为经济,以虚骄为气节”,“此皆士君子引嫌自高,不务实事之过矣”。

在深刻检讨自身的同时,士大夫们也扭转了此前漠不关心和趋于保守的政治姿态,积极关心和参与国事,尤其是国家的战后改革问题。早在甲午战争后期,刑部主事刘光第就在私信中预言:“将来为和为战,均须大加变改,力为振作,始可自立。不然,大局之危,诚有不堪设想者耳!”津海关道盛宣怀也忧心忡忡地表示:“强邻环伺,巨债相逼,故辙不改,何以自振。”迨《马关条约》正式生效,士大夫们更是纷纷就改革问题献议献策。浙江士绅黄庆澄呼吁:“际此创巨痛深,正可乘机整顿,力图补救,如设陪都,建铁路,整海军,创江军,汰冗员,改兵制,兴商务,皆目前万不容缓之举。”县令江国璋认为,应先办**捐以筹国用,而后开铁路、练海军、设机厂、立学堂诸政次第施行。谭嗣同的改革设想是:广兴学校,大开议院,募新加坡及新旧金山之华民以练海军,尽开中国之矿,多修铁路,多造浅水轮船,商务则立商部、集商会,陆军则招募与抽丁并举,改官制而设乡官,废书吏而用士人,改订刑律和税厘章程,讲求种植、畜牧,兴女学以课妇职,用机器以溥蚕桑,“凡利必兴,凡害必除。西人之所有,吾无不能造,又无不精,如此十年,少可以自立矣”。伍廷芳主张讲求洋务、整顿武备、牵制强邻、速绘舆图、酌改税则、创设银行、创兴邮政、推广铁路、仿行印花税。嘉定绅士吴宗濂提出整顿学校、变通考制、重定官制、大加官俸、裁汰闲曹、整饬教化、清查户口、体恤民隐、预筹武备、慎购军械、宏启利源、弥补漏卮、结好强邻、推广国债、杜绝“闹教”、慎用楚材、亲王游历、培养使才等,共计18条。《新闻报》也刊载不著撰人文章,强调:“为今之计,一误不宜再误,好自为之,亡羊尚可补牢。其道为何?曰惟有理财、去弊、养士、治兵四大端而已。”理财者,“须开利源,培根本,整顿商务”;去弊者,“须变通法律,明定典型〔刑〕”;养士者,“凡吏、户、礼、兵、工、刑,以及海军、外务各部,宜设专途”;治兵者,“宜尽革前非,练成劲旅也”。以上建议,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甚或不无窒碍难行的成分),但都明确表达了以西方为师、深化改革的强烈愿望,与甲午惨败的现实一道刺激并推动着国家战后改革的步伐。

与此相应的,是不少士大夫对于科举八股乃至传统中学的信仰发生根本动摇;取而代之的,是对西学的肯定与渴求。严复直截了当地指出:“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而救之之道,当“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唐才常也很快觉悟到:“当今之时,经解、词章、八股,皆成赘疣。……微独时文然,彼经解、词章,纵能追踪许、郑,继武庾、鲍,当兹变乱将起,试问其能执此御侮疆场乎?”几乎同时,吏部主事陈三立命子弟改业西学。户部主事徐定超也告诫诸子“读历史、舆地、算学等经世有用之书,毋事章句、专为弋取功名之计”。

洋务运动以来,一种希望了解西方和向西方学习的风气,已然在少数士大夫中间发荣滋长。尤其身处中西交汇前沿的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汤震、郑观应等人,本着对西学的深刻体察和对国运民瘼的深切关怀,纷纷著书立说,阐发“变局”观、“变法”观,以及“富民”“重商”“商战”“储才”的思想;若干人士还经由对“西用”的强调,延伸到对“西体”的钦羡,和对西方“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的肯定与引介。甲午战后,他们的相关著述,成为上而皇帝卿相、下而官绅士夫热切研读的对象。此外,驻外使臣和出洋游历者撰写的与东西方各国相关的日记、游记、笔记、诗文等,也引起中国知识界的空前重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京师同文馆,尽管译书的种类和范围都十分有限,但在战后初期陡然乍现的西学饥荒时代,一时也显得难能可贵。个人译述方面,以严复的《天演论》影响最大。“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般爱国志士的‘口头禅’。”此外,学会、报刊在甲午战后的勃兴,也为士大夫们提供了空前广阔的思想舞台。战后短短四五年间,国人新办刊物不下四五十种,或以报道时政、发表政论为主,或以切磋学问、介绍新知自命,或与工商实业相关,或重在表彰女学、启迪童蒙。以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为例,丁酉年(1897)的发行量一度超过2.5万余份,可谓风靡一时。外国传教士编辑出版的各类书籍、刊物,也广受中国士大夫欢迎。除享有盛誉的《万国公报》外,在书籍出版方面,“从1893年至1898年,5年之内,广学会的书籍销售额从817美元上升到18457美元,中国国内所有的传教士办的印刷厂都得开足马力才能赶出新的订单所订购的书籍”。学会方面,除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创办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进行政治宣传外,还出现了以教民化俗、讲求学术为主的各类学会不下80处,广泛分布在京师和全国大部分省份,以及香港、澳门等地。这都充分反映了士大夫们自强、求知的热情。


张謇

与思想文化上的日趋开化相呼应,以状元张謇为代表的部分士绅,受《马关条约》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办厂和开放内河航运的刺激,也产生了“实业救国”的自觉,开始积极投资缫丝、棉纺织、面粉、火柴等项轻工业和内河小轮业。与此同时,清政府也相对放宽了对民间办厂的限制。据粗略统计,1895~1900年中国新设商办厂矿的总数和资本总额,超过过去20多年的总数。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出现一个短暂的发展高潮。

除此以外,也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极少数先觉者,因甲午战败而坚定了反清革命的决心。早在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就曾上书李鸿章,条陈改革,未获李氏重视。中日战局拉开后,日军长驱直入,清军节节溃败。孙中山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清朝统治的腐败落伍,非革故鼎新,不足以挽救国家危亡。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1894年11月24日),他聚合同志数十人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为宗旨。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次年,兴中会在香港设总机关,并策划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卒因谋事不密,未及发难而败。

虽然未来的历史很快证明,正是孙中山等人燃起的星星之火,最终汇成辛亥革命的燎原火焰,开辟了中国历史的崭新纪元。但对于甲午战后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仍将希望放在清政府领导的战后改革,认为只要举国上下一心,亡羊补牢,国家依然有可能走向振兴。“觉觉子”援引吴起“安国之道,先戒为宝”的格言,强调甲午战败“正天之所以大牖中国耳”:

昔英、法之难,犹得借口彼之富强,非一朝一夕之故,我中国虽欲步武,其如猝不能几何?今则示之以倭,……乃一旦痛追积习,发愤为雄,便强盛若尔,相形之下,庶几内外臣工,羞恶之心,发于清夜,分万一身家之计,为报国洗耻之思乎?……今倭且不敌,其大于倭强于倭者,苟肆其蚕食鲸吞之志,更将何以应之?……诸臣诚知自戒,则中国之强可坐而待之。

军机章京陈炽也一度乐观展望:“经此一番折辱,则数十载固执迂拘之论,既一扫而空,即三十年敷衍粉饰之非,亦不攻自破。此后我皇上奋于上,众庶怒于下,群僚百执事,洗心涤虑,坚忍愤发于中。……以筹国用、罗人才为始事,以练民兵、开议院为成功。运以精心,持以定力,期以二十年,而不报倭奴今日之仇,出泰西各国之上,臣不信也。”浙江温处道袁世凯同样认为:“果能中外一心,不忘仇耻,破除积习,因时变通,不过十数年间,而富强可期,是亦更始之一大转机也。”这种希望尽快洗雪国耻的强烈愿望和对战后改革的迫切向往,不但在士大夫中间广泛存在,也是以光绪帝为代表的部分清朝上层的共同心声。

(本文摘自张海荣著《思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1895-18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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