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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转/连载】巴巴罗萨与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权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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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23 12: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哈里.谢顿 于 2020-5-23 12:15 编辑

转载经过许可,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译者:Lisa_Corvinus
​​翻译自Frederick Barbarossa: The prince and the myth

作者:John B. Freed

第三章 幸运的年轻人(A fortunate youth)

童年(Childhood)



1138年4月,年仅15岁的腓特烈·巴巴罗萨第一次出现在了文献记载中,当时他与父亲一同在美因茨见证了他的叔叔康拉德三世颁布的一个宪章,后者在3月7日被选为国王。在29岁的腓特烈登上王位之前,关于他登基前的29年没有任何记载,而弗赖辛的奥托也对此只字不提。我们只能猜测,在腓特烈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斯陶芬家族和韦尔夫家族之间的冲突对他造成了怎样潜在的影响,而他后来的行为又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他青年时期的经历。

腓特烈成长于1125年亨利五世去世至康拉德当选期间斯陶芬家族的低谷时期。在1077年3月敌对国王莱茵费尔登的鲁道夫在选举中同意放弃他儿子的自动继承权之后,在德意志国王的选举时,选举原则逐渐替代了世袭继承。事实上弗赖辛的奥托曾在1152年关于腓特烈的选举问题上说道:“这是罗马帝国法律的最高境界,即国王不是通过世袭血统,而是通过诸侯间选举产生的。”奥托在《契约》一书中之所以这样描写,可能是因为他需要证明,将他的另一个斯陶芬家族的侄子,即康拉德三世的亲子施瓦本公爵腓特烈四世排除在王位继承之外是有理可循的。

虽然腓特烈二世公爵没有明确在1125年通过自己与亨利五世之间的亲缘关系来宣称皇位。然而作为已故皇帝最年长的侄子,在8月24日的美因茨会议上腓特烈二世公爵很可能认为自己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另外还有三个潜在的竞争者,即:萨克森公爵洛塔尔、腓特烈二世公爵的继父奥地利侯爵利奥波德三世还有弗兰德斯伯爵好人查理(Count Charles the Good of Flanders)。洛塔尔和利奥波德出于礼节谦逊地拒绝了。然而当美因茨大主教阿达尔贝特问道,为了帝国和教会的荣誉,腓特烈是否愿意保证这样自由选举的原则永远不变时,他拒绝了。这使得其他贵族们对他产生了反感的态度。奥托在《契约》一书中解释道,阿达尔贝特的领土诉求与莱茵河中游斯陶芬家族的领地发生了冲突,但是他更没有忘记“他曾在腓特烈公爵手中遭遇的挫折”,他的行为“更多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是为了多数人共同的利益”。到了最后巴伐利亚公爵黑色的亨利投出了决定性的一票,他支持洛塔尔,于是他便在8月30日被宣威了皇帝。亨利抛弃了他的女婿腓特烈公爵,因为洛塔尔答应将他唯一的女儿和继承人,10岁的格特鲁德嫁给腓特烈公爵的小舅子骄傲者亨利,他在1125年年仅17岁。【译者注,你说这么麻烦干什么,就说骄傲者亨利是黑色的亨利的儿子就好了……】鉴于黑色的亨利的妻子乌尔夫希尔德继承了萨克森州的吕讷堡,这桩婚姻将为韦尔夫家族提供一个扩大其领地和财产的机会。9月1日或2日,腓特烈公爵拒绝向洛塔尔交付200马克的赠礼,但他确实也向新国王致敬了。

弗赖辛的奥托在编年史中称洛塔尔“羞辱”了腓特烈和他的兄弟康拉德,他们“因父辈的罪孽和过失而受惩罚”,事实上这便是指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对教会的敌对态度。亨利五世临终前将萨利安家族的所有私产都赠与了腓特烈,便直接导致了这样的冲突。如何区分萨利安家族的私产以及王室领地是个很困难的问题——就像今天我们很难区分伊丽莎白二世作为国家元首的财产,以及她作为伊丽莎白·温莎所持有的个人财产一样。为了回应洛塔尔的要求,诸侯们于1125年11月在雷根斯堡商定,被没收或充为王室财产的土地不是统治者家族的私产,而是属于王室财产。【译者注:这段我大概再解释一下,就是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的萨利安家族有自己的家族领地,但是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德意志国王,他们所持有的还有一部分财产和领地是归在国王名下的,也就是说腓特烈继承了他们作为萨利安家族的财产,但是作为国王名下的领地和财产理应要传给下一个被选举的国王,这也是苏普林堡的洛塔尔与腓特烈公爵之间的冲突所在了。】圣诞节在斯特拉斯堡的法庭裁定没收腓特烈公爵在亨利五世死后继承的许多城堡和其他他们认为属于帝国的财产,这一结果导致了一场长达10年的内战。

双方都想控制施佩尔的萨利安家族墓园,使自己的宣称权更加合法化。1128年春,斯陶芬兄弟腓特烈和康拉德夺取了这座城市,驱逐了主教并在此驻军,正如奥托所言,“当地居民接受他们,因为他们对埋葬在那里的皇帝的忠诚使得他们对这两位同宗同源的后裔也表示尊敬。”1128年8月至11月,洛塔尔在大主教阿达尔贝特的帮助下围攻施派尔,在许多当地有名望的乡绅向他宣誓效忠并提供人质之后,他解除了包围,但这些乡绅们违背了誓言。于是洛塔尔于1129年7月15日再次对施派尔进行围攻,并召集他的女婿骄傲者亨利一起,后者率领600多名骑士在莱茵河对岸扎营。腓特烈在一个夜晚试图进行袭击,但被击退了。亨利追击他的内兄弟一直追到斯图加特以北的马克格勒宁根(Markgröningen),在从施派尔途径斯陶夫(Stauf)至乌尔姆的路上俘获了大量战利品和马匹。腓特烈派他的妻子朱迪丝前往施派尔,在围攻时安抚城内的居民。饥饿的市民们于12月28日投降,而洛塔尔不仅释放了朱迪丝,还赠予了与她地位相称的礼物。国王将斯陶芬家族逐出了阿尔萨斯,并于1131年左右在上、下阿尔萨斯和施派尔一带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域。我们很想知道,1129年12月年仅7岁的巴巴罗萨是否与他的母亲一同在施派尔见证了他舅舅的围攻,而这一经历是否可以解释为什么腓特烈成为了维尔纳·赫贝格(Werner Hechberger)所说的,他亲属中“天生的调解人”(the born mediator)。

朱迪丝在离开施派尔后不久就去世了,几乎可以肯定这时候她的儿子还未满10岁。由于她被安葬在洛尔希而不是阿格诺郊外的圣瓦尔堡(后来腓特烈二世公爵被安葬在那里),因此在被逐出阿尔萨斯之后,斯陶芬一家很可能暂时居住在斯陶夫地区。出于政治上的巨大转变,公爵可能在1131年或1132年再婚,娶了他的老对手大主教阿达尔贝特的侄女,萨尔布吕肯的阿格妮丝(Agnes of Saarbrücken)为妻。洛塔尔在阿尔萨斯和施派尔周边地区建立的公国威胁到了萨尔布吕肯和斯陶芬的利益,同样在1131年建立的图林根公国也与美因茨大主教区在埃尔福特(Erfurt)周边的领土产生了冲突。弗赖辛的奥托记载,康拉德三世随后巩固了这一家族间的同盟,于1137年阿达尔贝特去世后在腓特烈二世公爵的敦促下,为阿格妮丝的兄弟大主教阿达尔贝特二世(r, 1138-1141)争取到了美因茨大主教的职务。腓特烈二世公爵在1147年临终前将阿格妮丝和她年幼的儿子康拉德交给巴巴罗萨看护。巴巴罗萨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宪章中提到过阿格妮丝,但是由于他也没有提及过自己的亲生母亲朱迪丝,我们无法从这一忽略中探究出他与继母的关系究竟如何。

1125年选举时康拉德曾前往圣地朝圣,直到1127年夏才返回国内。那年夏天,洛塔尔未能从斯陶芬家族手中夺取纽伦堡,并且后者还击退了骄傲者亨利对施瓦本的入侵。于是腓特烈公爵和斯陶芬家族麾下施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地区的追随者们于1127年12月18日在罗滕堡(Rothenburg)宣布康拉德为国王。没有任何记载表明有任何主教参与了这一活动,也没有迹象表明康拉德在德意志地区被加冕。圣诞节时,在维尔茨堡支持洛塔尔的主教们将斯陶芬兄弟施以绝罚。1128年春,康拉德越过阿尔卑斯山夺取了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女伯爵的领土,正如亨利五世在1116年做的那样。1128年6月29日,米兰大主教在米兰城外的蒙扎为康拉德加冕。康拉德在麾下军队损失殆尽后大约在1131年返回了德意志地区,但他取代了他的兄长成为家族的领袖。

选择康拉德而不是腓特烈二世公爵成为对立国王是很令人费解的事情。一些资料表示腓特烈失去了一只眼睛,但在1125年,没有任何当代的资料证明他在这时就已经失去了一只眼睛。除非他之后不久便遭遇不幸,否则残疾并不应该被认为是他这两年失去家族领袖地位的原因。之所以选择康拉德,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腓特烈在美因茨已经向洛塔尔宣誓效忠,而康拉德当时并不在场,所以他成为对立国王并不能被指责为他违背了效忠的誓言;而且其他人对于这对兄弟的评价也很重要,他们认为腓特烈在1125年时表现得过于野心勃勃,而比他年轻的康拉德在性格上也许更适合从事这样的冒险活动。​​​​

​​翻译自Frederick Barbarossa: The prince and the myth

作者:John B. Freed

第三章 幸运的年轻人(A fortunate youth)

童年(Childhood)

12世纪30年代初,德意志地区的战事开始对斯陶芬家族不利。1134年10月,走投无路的腓特烈去了富尔达(Fulda)的宫廷,拜托他的女亲戚丽琴莎皇后出面向她的丈夫求情。(腓特烈和皇后都是康拉德二世的妻子吉塞拉皇后的后裔。)【译者注:我他妈翻了好久wiki才终于破案了这俩人到底有啥关系……康拉德二世的皇后施瓦本的吉塞拉(Gisela of Swabia)与第一任丈夫布鲁斯韦克伯爵布鲁诺一世(Bruno I, Count of Brunswick)的儿子是弗里西亚侯爵鲁道夫(Liudolf, Margrave of Frisia),鲁道夫的儿子是迈森侯爵埃格伯特一世(Egbert I, Margrave of Meissen),埃格伯特的女儿是布鲁斯韦克的格特鲁德(Gertrude of Brunswick),然后格特鲁德是诺特海姆的丽琴莎(Richenza of Northeim),也就是这位丽琴莎皇后的母亲。然后我们再来看腓特烈这边,这倒比较容易,因为康拉德二世-亨利三世-亨利四世是萨利安王族,然后亨利四世的女儿阿格妮丝是腓特烈公爵的老妈,完美。我只有一个问题,这他妈八竿子打不着的你们也好意思攀亲戚的嘛???】在她的劝说下,教廷赦免了被绝罚的公爵,然后腓特烈宣誓效忠于洛塔尔,并且寻求其他诸侯们的支持以期恢复他在宫廷中的地位。1135年3月18日,尽管不太情愿,腓特烈还是匍匐在洛塔尔的脚下向他宣誓。在其他诸侯们以及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St. Bernard of Clairvaux)的求情下,他重又恢复了地位。公爵答应加入洛塔尔的第二次意大利战争。康拉德也于1135年9月在图林根的米尔豪森(Mühlhausen)以类似的方式向洛塔尔屈服。弗赖辛的奥托对康拉德放弃宣称王位的做法评价为“他的兄弟已经恢复了理智。”兄弟俩麾下依然还有一些忠于萨利安家族的领主,但他们没能夺取他们的主要目标,即纽伦堡和施佩尔。

腓特烈二世公爵并没有跟随洛塔尔一同前往意大利,在班贝格的臣服后他也没有再出现在皇帝的宫廷里。与之相反的是,康拉德在意大利战争中作为洛塔尔的副官而声名显扬。三十年后博绍的赫尔墨德(Helmold of Bosau)甚至宣称康拉德成为了洛塔尔的挚友。洛塔尔于1137年12月4日在返回德意志的途中去世,他将皇室的印玺交给了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公爵骄傲者亨利,期望他的女婿能够继承皇位。但亨利的权势和傲慢使得很多诸侯并不支持他,还有教宗英诺森二世也持反对意见。帝国的皇位选举原定于1138年5月22日在美因茨举行,但3月7日一部分诸侯和教廷便在科布伦茨(Koblenz)选择了康拉德取代亨利。其他诸侯们,尤其是前任皇后丽琴莎统治下的萨克森贵族们也在5月22或23日在班贝格接受了康拉德成为他们的国王,尽管这并不符合选举章程。他们害怕不在场的骄傲者亨利权势过大,而且康拉德在洛塔尔的意大利战役中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康拉德取代他的兄长成为斯陶芬家族的领袖,也许还因为腓特烈是个文盲。【我寻思巴巴罗萨他爹也太惨了吧,就为了解释为什么康拉德当了国王而他没有,就又是瞎眼睛又是文盲的……】只有王位继承人或注定要投身教会事业的男孩才会被教导读写拉丁文,但如果只是普通的德意志地区领主是不需要学这些的。根据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记载,腓特烈和康拉德的儿子们都是有文化的,并且他们其中一人还和法兰西的路易七世说过,一个不识字的国王就像一头被加冕的驴子。不过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向教宗尤金三世宣称,新当选的腓特烈·巴巴罗萨“能非常流利的使用他自己的语言。”除了依靠翻译才能看懂他叔叔弗赖辛的奥托所著的历史学著作之外,巴巴罗萨的一生几乎都在依赖翻译。 1157年达塞尔的雷纳德(Rainald of Dassel)在贝桑松翻译(或错译)了教宗阿德里安四世写给腓特烈和其他大诸侯的信。在1177年6月25日,阿奎莱亚的都主教乌尔里希二世(Patriarch Ulrich II of Aquileia)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用德语为腓特烈翻译了教宗亚历山大三世的拉丁语布道。1162年“帝国在教廷的见证人”卡斯特拉努斯(Castellanus)在一份见证者名单中将自己列为“皇帝陛下的翻译”。不过巴巴罗萨在运用拉丁语口语方面还是比较熟练的,而且为了巩固其统治,他应该更加精益了。拉赫温很可能将爱因哈德的说法,即“查理曼大帝精通法兰克语和拉丁语,对于希腊语,他能够理解但未必能说得流利。”改编为了腓特烈·巴巴罗萨对拉丁语的掌握程度。与腓特烈几乎同时期的法尔肯施泰因伯爵西吉博托四世(Count Sigiboto IV of Falkenstein)提供的家族档案也许可以为我们了解巴巴罗萨对拉丁语的熟悉程度起到一些帮助。其中最不同寻常和个性化的条目是家族肖像上的题词,是写给伯爵年轻的孩子们的,还有西吉博托下令谋杀敌人的密信。这些措辞粗陋的拉丁语不仅表达了西吉博托自己的语言水平,很可能也从侧面揭示了腓特烈自己的语言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十多年中,西吉博托都是档案编纂的负责人。腓特烈很可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和西吉博托一样,他可能自学了如何进行书面交流和品鉴一些文字记录的价值。

除了他叔叔的编年史之外,据说腓特烈唯一曾要求提供的书籍就是一本弥撒书,还有一本单独被装订成册的选集包含了《福音》和《新约》,这些都是他请求泰根塞的修道院院长鲁伯特(Abbot Rupert of Tegernsee)抄写的,因为他听说这座本笃会修道院里有非常优秀的抄写员。在阿格诺的王宫里有一个图书馆,里面囊括了法律书籍、历史著作——比如弗赖辛的奥托所著的编年史以及《契约》一书的抄本,还有文艺作品,古典诗歌,比如亚里士多德还有古代医学权威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但这些藏书至少有一部分是由巴巴罗萨的儿子和继承人亨利六世收集的。我们不知道腓特烈在搜集书籍以及建造这座图书馆的过程中亲自参与了多少。

弗赖辛的奥托表示,他的侄子“按照惯例接受了军事方面的训练。”拉赫温还写道,“皇帝热爱战争,但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获得和平”,“他营帐里的预兆是火星而不是金星。”【译者注:火星代表战争,金星代表……爱情?】男孩们通常会在其他领主的宫廷里服务以掌握骑士应会的技能,熟悉骑士的礼节。 巴伐利亚和施瓦本地区的大贵族们委托腓特烈的叔公韦尔夫五世来教育他们的儿子们,埃诺伯爵鲍德温五世(Count Baldwin V of Hainaut)在1189年将他的儿子鲍德温六十送到了巴巴罗萨的儿子亨利六世那里,这样他的继承人就可以“学习德语和那里的宫廷礼仪与风俗”。腓特烈自己是1142年在他叔叔康拉德的宫廷里完成了骑士教育的。 他在那里与丹麦国王埃里克之子斯温成为了朋友,斯温与腓特烈同岁,并且腓特烈还在1152年的王位继承战争中拥立他为丹麦的斯温三世(King Sven III, r. 1152-1157)。我们不知道腓特烈最初的军事训练是在家里还是其他地方接受的,但看上去最合适的导师只有洛塔尔皇帝和他韦尔夫家族的舅舅们,而这恰恰是不可能的。

腓特烈的一生在战斗中都展现了自己的个人勇武。弗赖辛的奥托记载,在腓特烈加冕一个月后于1155年7月27日夺取斯波莱托(Spoleto)的战役中,“没有人比他更积极地投入战斗,没有任何普通骑士能够比他更快地拿起武器,就连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也不会比他更加勇敢地面对危险。”但这被认为是奥托在奉承他的侄子。1176年敌对的红衣主教博索在5月29日的莱尼亚诺(Legnano )战役中也记载了腓特烈的表现,后者当时已经54岁:“在第一次冲锋时,腓特烈的旗手便被敌人的长矛刺倒在地,尸体被马蹄践踏而过。皇帝本人全副武装出现在战场上,因为他闪闪发亮的铠甲而很受瞩目,受到了伦巴第人的猛烈攻击。他从马鞍上摔了下来,消失在了别人的视线中。”不过他的确曾是一个好学的学生。​​​​

史海悠游  
康拉德三世不但是被部分帝国贵族所拥立,且还因为当时有权召开贵族会议的三大宗教诸侯中,美因茨大主教在阿达尔贝特去世后一直空缺;科隆大主教虽已选出新人,但还没履职;这样与康拉德亲善的特里尔大主教阿尔贝罗就趁机发起了拥立他的科布伦茨会议,以排挤掉韦尔夫家族的骄傲者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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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5-24 21:35 | 显示全部楼层
翻译自Frederick Barbarossa: The prince and the myth

作者:John B. Freed

第三章 幸运的年轻人(A fortunate youth)

童年(Childhood)

这章包含了大量宗教内容,我也就凑合着表达一下,看不懂是我垃圾。



与骑士风格的战斗密切相关的是其对应的休闲活动——狩猎。拉赫文写道:“只要参与狩猎,腓特烈在驯养和指挥马、猎犬、猎鹰和其他猛禽方面是首屈一指的。打猎时他自己持弓瞄准射箭,指哪儿打哪儿例无虚发。” 腓特烈统治初期在普法尔茨(Palatinate)的凯泽斯劳滕(Kaiserslautern)建造的宫殿旁有一个“像琥珀一样的池塘,里面养了各种鱼和野鸟,让人目不暇接而且也可以充当美味佳肴。它的旁边还有一个公园,为一大群鹿和野山羊提供了放牧的场地。”1167年,腓特烈将意大利西北部的安诺内城堡(castle of Annone)赠与了多尔斯塔特的阿诺德(Arnold of Dorstadt),作为报酬,他要求阿诺德每年给他提供“一只好猎鹰”。毫无疑问,腓特烈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就已经学会了娴熟的狩猎技巧以及养成了对狩猎的热爱,这也是当代贵族的典型特质。

他个人的虔诚在12世纪的德意志贵族中也是颇具代表性的。他从小就与普利孟特瑞会结下了不解之缘。拉赫温更是把腓特烈描绘成了一个虔诚的统治者,这就很有趣了,因为拉赫温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正是12世纪50年代末,当时腓特烈正与教宗闹得不可开交。拉赫温借用了圣希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 (Sidonius Apollinaris)对五世纪时西哥特国王的描述,指出腓特烈每天在黎明前要么独自一人,要么仅仅携带一个随从去教堂或由自己的牧师主持弥撒。事实上有一天黎明,腓特烈正准备离开洛迪的营地,在圣遗物前做每日的祈祷时,还有一个精神失常的人试图袭击他。拉赫温又在挖苦伦巴第人时补充道,皇帝的虔诚对意大利人来说,是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应该尊重和学习的典范。据拉赫温描述,腓特烈对宗教事业表现出了如此崇高的敬意,以至于他在唱诗班吟诵时都保持缄默,并且没有人敢在这种时候与他讨论世俗的政务。在祈祷和弥撒结束并亲吻福音书后,腓特烈每天早上剩下的时间都用于治理自己的领地。和查理曼大帝一样,腓特烈时常亲手向穷人布施,并且将自己的收入取十分之一捐赠给教堂和修道院。拉赫温特别指出腓特烈在修复蒙扎和洛迪地区的宫殿时表现了非同宣称的慷慨,“其他地方和城市甚至整个帝国都将沐浴在皇帝带来的辉煌荣光之中。”而阿塞伯·莫雷纳(Acerbo Morena)的叙述里也表示腓特烈敬畏上帝,而且乐善好施。

不过腓特烈捐赠给各个教堂的礼物都没能留存下来。据拉赫温说,腓特烈在1158年动身进行第二次意大利战役之前,在凯泽斯劳滕花了一些时间来处理他的个人事务。他“召见了宗教人士和一些圣徒”,在他们的建议下向许多不知名的小教堂都赠与了丰厚的礼物。 在班贝格、施派尔和日内瓦的大教堂都有他捐赠的礼器或金钱。例如1184年安葬他第二任妻子贝阿特丽丝的施派尔便收到了500£【这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原文就这么写的,总不能500英镑吧,草】,而韦尔夫家族在魏恩加滕的修道院也收到了一个圣杯和25马克。班贝格也收到了十几笔捐赠,虽然这些都没有记录在现存的宪章中,他们记载腓特烈“对教堂情有独钟”1152年在加冕后的几个月,巴巴罗萨就向施派尔捐赠了一座城堡,以便他父母和萨利安王室的祖先灵魂得到安息。1182年,他加入了奥格斯堡的本笃会修道院圣乌尔里希和圣阿夫拉修道院(the Benedictine abbey of St. Ulrich and Afra)的祈祷会。1187年4月6日,腓特烈和他的三个儿子都参加了新的修道院教堂的献礼仪式,皇帝和三位主教将圣乌尔里希的遗物转移到新的安息地。在这个仪式上,他将三个农庄赠与了修道院的修士们,但作为回报,他们要在圣诞节的三天以及未来腓特烈去世的周年纪念日里守夜、弥撒和祈祷来纪念他。修士们同样也得纪念他已故妻子的忌日。皇帝在写给医院骑士团的宪章中指出,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1147-1149年),他在耶路撒冷亲眼目睹了他们为穷人、陌生人、朝圣者还有病人所作的慈善工作。而腓特烈本人确实也在阿格诺、凯泽斯劳滕,阿尔滕堡(Altenburg)、还有罗腾堡(Rothenburg)以北,美因河至多瑙河沿路的莱查兹罗特(Reichardsroth)建立了医院。1173年贝阿特丽丝也在勃艮第为患病的妇女们建造并捐赠了一座医院。1176年,腓特烈以300£的价格购买了一些财产捐赠给医院骑士团在伦巴第的驻地,以求他自己和其祖先、妻子和儿子的灵魂得到宽慰。

从他对这些医院的赞助可以看出,腓特烈对12世纪新的宗教潮流接受度很高。这大概要归功于他的父母,他从出生起便和普利孟特瑞会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他还参加了两次十字军东征。 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of Bingen)在1152年腓特烈加冕后,曾劝诫腓特烈要公证地统治,不要惑于一些邪恶顾问的意见。她至少曾给他寄了三封信,不过都无法确定具体的日期。腓特烈在给希尔德加德的回信中邀请她前往他在英格尔海姆(Ingelheim)的宫廷作客,并且表示她所预言的事情都已成真,他将谨慎处理那些她提醒要注意的事情。 尽管在教会分裂时期希尔德加德是腓特烈的反对者,但她还是在1163年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份对宾根附近圣鲁伯特山的保护宪章。

除此之外,受人尊敬的布里克森主教哈特曼(Bishop Hartmann of Brixen, r. 1140-1164),“在当时德意志地区主教中因其圣洁和简朴的生活而闻名”,是腓特烈“信赖的顾问和知己,并为其不朽的灵魂祈福。”拉赫温在当时作为弗赖辛的奥托的秘书,与这位主教共事过,而且在1158年皇帝于凯泽斯劳滕召集的“宗教人士和圣徒”中特意将他的名字列了出来。腓特烈“恭敬地将自己所有的私人事务都对这位虔诚的主教倾诉,并且听取他的建议,从而成为了一个最虔诚的基督教君王,以便在上战场之前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升华,在向士兵发出军事指令之前,先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箴言。”

哈特曼在1200年左右写于布里克森的日记中流露出他希望能够被封圣的愿望,他与腓特烈的关系也有类似的描述。根据他的记载,尽管腓特烈在其他方面有所欠缺,但他习惯于尊敬神职人员和教士们,即便是在神父们做完弥撒之后去亲吻他们的脚以示谦卑,他也丝毫不觉得难堪。最重要的是,腓特烈对哈特曼非常敬重,他免去了主教的一切赋税还有应尽的封建义务,在所有的事务上都对他信赖有加。皇帝谦卑地向他精神上的圣父忏悔自己的罪过,并寻求他的代祷。

哈特曼作为萨尔茨堡修道院的院长,推行了严格的圣奥古斯丁法则(Augustinian Rule),在他当选主教之后,推动了其在巴伐利亚地区的推广。在德意志地区,教廷的支持者在教会分裂时期反对腓特烈的教会政策,但至少有两个教会家族,即克洛斯特新堡(Klosterneuburg)和塞考(Seckau)在祈祷的过程中仍然会记得腓特烈。 尽管哈特曼拒绝参加腓特烈在1160年2月拥立对立教宗维克托四世的帕维亚会议。但在腓特烈被教廷绝罚之后,哈特曼仍然与他保持着联系,根据他的日记,他为皇帝献上了一个可以移动的祭坛;而且在1163年他见证了腓特烈为修女希尔德加德·冯·宾根颁布的保护宪章。1164年春,腓特烈甚至指派哈特曼去解决他巴本堡的叔父们——即帕绍主教康拉德与奥地利公爵亨利(Duke Henry Jasomirgott of Austria)之间的纠纷。腓特烈与12世纪德国教会精神进步的两个核心人物——卡彭堡的奥托以及布里克森的哈特曼都有密切关系。腓特烈对新的修会派别的兴趣可能是自他童年时养成的,这些新的修会比起传统的本笃会要更强调抚养和照顾有需要的人。​​​​

​​翻译自Frederick Barbarossa: The prince and the myth

作者:John B. Freed

第三章 幸运的年轻人(A fortunate youth)

公爵之子(The Son of the Duke)

弗赖辛的奥托在《契约》一书称赞腓特烈的功绩,在1146年他与扎林根的康拉德公爵争斗时这样描述道:“他在年轻时就完成了这样艰辛的工作,令许多人都惊奇不已,以至于我们可以用福音书中的话来评价他:‘这是个多么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主教对第二次十字军的惨败保持缄默,但他的沉默无法“掩饰我们腓特烈皇帝的好运气,从年轻时他便从来不知困境为何物。”因为1147年9月8日,他与他的舅舅韦尔夫六世在君士坦丁堡外的Choirobacchoi【这是哪里啊没查到】扎营,他们没有和大部队一起,而是把营帐建在了山坡上,结果一场洪水把其他德意志军队的营地都摧毁了,只有他们幸免于难。奥托还解释道,诸侯们在考虑“他侄子从青少年时便展现出的勇气之后最终选择了他。”还有,在1158年11月腓特烈在隆卡利亚(Roncaglia)颁布演说后,与会众人都“惊奇和赞叹不已”。拉赫温描述道:“这位并不是学者出身的青年人在演说中展现了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智慧和口才。”这时,腓特烈还差一个月才满36岁。

然而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在他的文章中认为,青年(juventus)是12世纪法国西北部年轻贵族特有的一个阶段。Juvenes指的是那些已经不再是正在接受军事训练的少年人,而是真正的骑士。 这个阶段从十几岁时开始,大约要一直延续到男人结婚成家立业,甚至成为父亲。由于自己手中并没有什么资源,而且对父权十分叛逆,这些未来的王公们和同伴们四处闲逛,过着十分混乱的生活。英国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的儿子们屡次造反很可能便是一种极端的体现,不过当时父子之间的关系往往都挺紧张,因为腓特烈二世公爵和他的儿子差了30至32岁。

与杜比说法一致的是,奥托也强调了巴巴罗萨在父亲去世前便已经被册封为骑士。“现在备受尊敬的腓特烈公爵的儿子腓特烈已经长大成人,系上了荣誉的绶带,他注定要成为其尊贵的父亲的继承人。除此之外他还继承了其父的美德,并按照惯例接受了军事训练,在他父亲还在世并统治领地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为献身军队的事业做准备。”然而和金雀花家族不一样,《契约》一书中记载巴巴罗萨与父亲唯一公开的矛盾发生在1146至1147年的冬天。巴巴罗萨违背了父亲的意愿,跟随康拉德一起加入了第二次十字军。但腓特烈公爵将巴巴罗萨的叛逆行为归咎于他的兄弟康拉德,而并不全然责怪巴巴罗萨。巴巴罗萨作为腓特烈公爵之子,在1138年4月(这也是他第一次出现在文献记载之中)至1145年5月间,陪同其父见证了十次王室宪章。巴巴罗萨尽职尽责地陪同他的父亲访问康拉德的宫廷,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有权势的大诸侯所需要的政治知识和人脉。腓特烈公爵在临终前将巴巴罗萨同父异母的弟弟康拉德托付给他,而巴巴罗萨也为他提供了类似的指导。

康拉德在1138年当选后决定剥夺骄傲者亨利的巴伐利亚公国和萨克森公国,这使得斯陶芬和韦尔夫家族之间的矛盾再度爆发。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简简单单是两个家族间的矛盾,相反,这两个家族里的每个成员都有其不同的领土诉求,除了亲兄弟之外,他们所支持的亲属都不相同。于是巴巴罗萨可能对康拉德以牺牲自己父亲腓特烈公爵的利益为代价为自己攫取利益感到不满,他支持他的舅舅韦尔夫六世反对康拉德。正如托比亚斯·威勒(Tobias Weller)所言,康拉德三世比巴巴罗萨的父亲腓特烈公爵更像一个权力的掌控者,他很可能将腓特烈看作一个“狡猾的家伙,一个不值得信赖的盟友。”

尽管骄傲者亨利向康拉德屈服,交出了皇室的徽章,但是诸侯们还是在1138年7月中旬在维尔茨堡剥夺了他的萨克森公国。康拉德在没有征求萨克森诸侯们意见的情况下便将其封给了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the Bear),他和他的堂兄弟骄傲者亨利一样,都是萨克森公爵马格努斯(Duke Magnus of Saxony)的孙子,因此也有继承公国的权利。这便导致了萨克森公国的内战,亨利在内战中逐渐取得了优势。然而就在双方僵持谈判的时候,亨利却突然于1139年10月20日去世。阿尔布雷希特坚持自己对萨克森公国的宣称,但丽琴莎皇后(死于1141年6月10日)和她的女儿格特鲁德却坚持认为公国应该属于格特鲁德与骄傲者亨利的儿子,狮子亨利(Henry the Lion),尽管后者在1139年时才至多只有6岁。

与此同时,康拉德还在1138年圣诞节戈斯拉尔(Goslar)的宫廷会议上剥夺了骄傲者亨利的巴伐利亚公国,并在1139年3月或4月将该公国授予他同母异父的弟弟利奥波德四世,后者刚刚在1136年接替他的父亲成为了奥地利侯爵。利奥波德于1141年10月18日去世,使得这一争端暂时得到和解。1142年5月,阿尔布雷希特在法兰克福正式宣布放弃其对萨克森公国的宣称,并与对手和解。格特鲁德后来又嫁给了康拉德同母异父的弟弟亨利(Henry Jasomirgott)【译者注,以后我就把他叫奥地利的亨利二世好吧,Jasomirgott我实在是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简短的中文词来当做绰号】,后者继承了利奥波德的奥地利侯爵之位。狮子亨利听从母亲的劝告放弃了他对巴伐利亚公国的宣称,于是康拉德大约在1143年1月将巴伐利亚公国授予奥地利的亨利二世。4月18日格特鲁德死于难产,这使得巴本堡家族失去了在巴伐利亚公国的统治基础。

奥托只字未提巴巴罗萨在12世纪40年代初的活动,毕竟当时他才十几岁,但他大概也是在和他的父亲一起对抗韦尔夫家族的。然而根据《科隆皇家编年史(Cologne Royal Chronicle)》的记载,在1142年狮子亨利放弃了其对巴伐利亚的权利后,腓特烈加入了韦尔夫六世的阵营,然后韦尔夫六世夺取了这一公国。韦尔夫在1143年入侵了巴伐利亚西南部,并且在返回施瓦本之前对这里进行了大四劫掠。愤怒的亨利也集结了一支军队,掠夺了巴伐利亚的许多教堂,甚至破坏了奥托所在的弗赖辛,只因为据说其中有一些居民是韦尔夫六世的支持者。 韦尔夫六世着手进行报复,但听闻康拉德即将赶来便只能作罢。国王和他同母异父的兄弟一起围攻了支持韦尔夫的达豪伯爵康拉德二世(Count Conrad II of Dachau),他们在破坏周围的城镇之后,于1143年5月将慕尼黑西北部的达豪付之一炬。

由于巴巴罗萨对韦尔夫六世的支持似乎与后来的家族王朝观念相违背,更不符合现代人对国王以及国家的忠诚概念,于是德意志学者们长期以来都将巴巴罗萨在这一事件中的行为归因为年少轻狂,或者说他是出于康拉德对韦尔夫家族的不公正对待,以及对巴本堡家族的偏爱而打抱不平,甚至完全否认了《科隆皇家编年史》中记载的真实性。然而如果人们不把巴巴罗萨看作一个斯陶芬家族的成员,也不把他看作是未来的国王,而仅仅是一个德意志地区的诸侯,或许便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支持他的舅舅韦尔夫六世。他认为国王将巴伐利亚授予奥地利的亨利二世侵犯了韦尔夫六世作为近亲属的继承权。(因为兄终弟及这种做法是有争议的。)除此之外,巴巴罗萨与韦尔夫六世之间的关系要比与亨利更加亲近,毕竟后者只是他父亲腓特烈二世公爵同母异父的兄弟。最后,舅舅与外甥之间往往存在着密切的情感联系——《罗兰之歌》中查理曼大帝对罗兰的爱便是12世纪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代表——因为舅舅与外甥之间的年龄差很可能会比叔父与侄子之间更小,因此很容易成为后者学习的榜样,而且如果舅舅成为外甥的监护人,他也无法从外甥的死亡中获利。【译者废话一句,大概是因为中世纪的婚姻女性通常比男性要小很多,所以舅舅和外甥的代沟更小也是可以理解的吧……而且中世纪说到底是个父系继承的体系,如果舅舅作为外甥的监护人那的确是出于亲属间无私的爱而并非利益上有所图了,所以叔侄关系往往比较差(。】 韦尔夫之比巴巴罗萨年长6至7岁,而康拉德三世比他大了29岁。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巴巴罗萨对韦尔夫的亲近之意由他们共同驻军扎营便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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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5-26 20:53 | 显示全部楼层
【翻译】巴巴罗萨与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权力之路(6)

​​翻译自Frederick Barbarossa: The prince and the myth

作者:John B. Freed

第三章 幸运的年轻人(A fortunate youth)

Adela of Vohburg 福堡的阿德拉

一些编年史记载,1153年3月4日,也就是巴巴罗萨当选国王的一年后,在康斯坦茨的大教堂里,两位教廷的特使和康斯坦茨大主教赫尔曼宣布他与福堡的阿德拉的婚姻无效。当代没有资料提到他们在何时何地因为何种原因成婚。 弗赖辛的奥托无疑应该知道一些内幕,但他的态度也十分谨慎。他只在后来解释为什么巴巴罗萨在1153年9月派使者去君士坦丁堡时才唯一一次提到了阿德拉:“现在国王因为不久前被教廷宣称近亲结婚为由与妻子分居,正在考虑另一桩婚事。”1154年4月11日,巴巴罗萨确认向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教区的一座熙笃会修道院捐赠各种财产。他在这件事中顺带提到了一下他的前妻(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在自己的宪章中提到她)和她的兄弟贝特霍尔德(在宪章中只提了贝特霍尔德这个名字)同意捐赠一片牧场。很显然,巴巴罗萨和阿德拉的婚姻还有离婚是个很敏感的话题,弗赖辛的奥托和大法官都认为对她避而不谈是个明智的行为。鉴于巴巴罗萨在婚后立刻加入了为期两年的第二次十字军,而且在加冕为国王后不久就提出了离婚诉讼,所以他们作为夫妻最多共同生活了三年。

阿德拉其实与巴巴罗萨的社会地位相称。她的外祖母柳特嘉德是扎林根公爵贝特霍尔德一世(Duke Berthold I of Zähringen)的女儿,她的母亲阿德莱德(于1127年去世)是皮亚斯特家族的波兰公爵弗拉迪斯拉夫一世(Wladyslaw I of Poland)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之女朱迪丝的女儿。阿德拉的父亲福堡侯爵迪博尔德三世(Margrave Diepold III of Vohburg),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帝国政坛的重要人物。他和康拉德的岳父苏尔茨巴赫的贝伦加尔一世(Berengar I of Sulzbach)一同曾于1104-1105年在巴伐利亚地区煽动亨利五世对他的父亲进行叛乱,不过后来贝伦加尔的影响力要高于迪博尔德。 在亨利五世保存至今的约130份宪章中,贝伦加尔见证了其中的33份,而迪博尔德只出席了14次,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其中有12次是他与贝伦加尔一同出席的。在洛塔尔当选后,迪博尔德起初选择支持斯陶芬兄弟,但在1128年他又与国王冰释前嫌,并娶了丽琴莎皇后的堂表姐妹为第二任妻子。与此同时,他的儿子迪博尔德四世(去世于1136年之前)与巴巴罗萨的姨母玛蒂尔达(她后来又改嫁了苏尔茨巴赫的格哈德二世(Gbhard II of Sulzbach))结婚。在于1146年4月8日去世之前,迪博尔德三世见证了康拉德三世的九份宪章,因此阿德拉成为巴巴罗萨的妻子完全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

不过,选择阿德拉成为巴巴罗萨的妻子还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正义。福堡位于巴伐利亚的诺德马克(Nordmark)地区,是多瑙河以北与波西米亚交界的地方,在这里还有另一个有权有势的大贵族,就是苏尔茨巴赫家族。阿德拉同父异母的弟弟贝特霍尔德二世,还有她的侄子迪博尔德五世并没有继承迪博尔德三世作为福堡侯爵的爵位,相反是康拉德三世的内兄弟苏尔茨巴赫的格哈德二世伯爵(Count Gebhard II of Sulzbach)继承了。一些学者指出,康拉德因为迪博尔德三世与皮亚斯特家族的亲戚关系而反对康拉德在波兰的政策感到很不满,因此康拉德通过没收诺德马克来惩罚了福堡家族。不过一旦福堡家族的权势被剥夺了,那么就解释不通为什么巴巴罗萨还会娶这么一个无名无权家族的女人了,尤尔根·邓多佛尔(Jürgen Dendorfer,现代中世纪史学家)认为很可能格哈德只是作为未成年的迪博尔德的暂时监护人,后者成为了他的继子。无论如何,最迟在1154年,贝特霍尔德已经恢复了他父亲的地位。

更令人费解的是,在14世纪熙笃会的瓦尔德萨森修道院(Ciestercian monastery of Waldsassen)提供的编年史中称,腓特烈从阿德拉的嫁妆中得到了埃格兰德(Egerland)地区,这是一片森林密布的地区,位于今天捷克共和国的切布(Cheb)附近。(瓦尔德萨森的意思是森林的居民,位于切布的西南面,在现在靠德国一侧的边境)。鉴于“小公爵”巴巴罗萨是1147年3月2日康拉德将瓦尔德萨森授予“杰出的迪博尔德侯爵”的唯一重要见证人,所以很可能巴巴罗萨便是在此时娶了阿德拉。问题是埃格兰德最迟在1154年已经归施瓦本的腓特烈四世公爵统治,而巴巴罗萨是直到1167年康拉德之子去世后才获得了这一地区。因此,后来瓦尔德萨森修道院提供的编年史很可能是错误的,康拉德宣称埃格兰德是他的领地。但这一解释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国王会对迪博尔德的继承权表现得如此刻薄,而巴巴罗萨又为什么会在这种情况下与阿德拉结婚。如果埃格兰德事实上是阿德拉的嫁妆,那么巴巴罗萨完全可以用这块领地与康拉德进行交易,从而达到他继续向东部的纽伦堡和班贝格扩张的目的,也可以换取离巴巴罗萨更近的斯陶芬家族领地,甚至巴巴罗萨可以干脆不顾父亲的反对将埃格兰德地区出售,为他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筹募资金。如果他做了后一种选择,那么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腓特烈二世公爵对他的兄弟教唆自己的儿子参加十字军而感到如此愤怒。无论如何,巴巴罗萨很可能在阿德拉的嫁妆中获得了迪博尔德的一部分财产,即斯陶芬的施瓦本公国辖下的乌尔姆以北的布伦茨河畔京根(Giengen an der Brenz)地区。

还有另一个看待这一事件的角度。由于迪博尔德三世是1146年巴巴罗萨攻击的扎林根的康拉德的表弟,而且迪博尔德与康拉德的王后苏尔茨巴赫的格特鲁德是近亲,腓特烈与他们有矛盾。康拉德三世安排他麻烦的侄子与阿德拉结婚可能出于这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开始之前维持王国内部的和平,二是在巴巴罗萨与亨利六世【就是康拉德自己的儿子】的母系亲属之间建立一些血缘关系。事实上联姻是康拉德(或者任何当代的统治者)最常用也是最好用的工具之一。康拉德即位后不久,巴巴罗萨唯一的姐姐贝莎/朱迪丝(去世于1194/1195年)便和上洛林公爵马蒂亚斯(Duke Matthias of Upper Lorraine, r. 1139-1176)结婚。这段婚姻不仅仅使得斯陶芬家族在阿尔萨斯地区的领地与洛林接壤,而且马蒂亚斯的父亲西蒙一世公爵(Duke Simon I, r.1115/16-1139)是洛塔尔同母异父的兄弟。萨克森的皇帝在1131年将他忠实的追随者路易立为图林根公爵。【我竟然已经可以帮原作者捉虫了我也太强了吧……原文:The Saxon emperor in 1131 had made his loyal adherent, Count Louis the Leaper, the landgrave of Thuringia.,但我查了下这显然不可能,Louis the Leaper1123年就死了,在1131年被授予图林根公爵的是他儿子图林根的路易一世……】1150年左右,他的儿子路易二世成为巴巴罗萨同父异母的妹妹尤塔/克拉丽丝娅(Jutta/Claricia)的丈夫。这两段婚姻将曾经敌对的两个王朝与斯陶芬家族联系在了一起。由于康拉德没有其他适婚的女性亲属,所以他将自己的妻子苏尔茨巴赫的格特鲁德的姐妹们也拿来做自己的联姻资源。【工具人.jpg】1139年,康拉德安排苏尔茨巴赫的柳特嘉德与下洛林公爵戈弗雷二世结婚,这桩婚事表明康拉德支持鲁汶(Louvain)家族统治下洛林,而并非其敌对的林堡家族(Limburgs)。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王后的姐妹贝莎(去世于1160年,后于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琳娜),在1146年成为了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 Komnenos, r. 1143-1180)的妻子。由于一个伯爵之女的地位还配不上拜占庭的皇帝,所以康拉德甚至还在名义上收养了贝莎作为自己的女儿【什么人会收养小姨子当女儿啊?真的吓到我了】。在康拉德的联姻布局里,巴巴罗萨作为他的侄子,在继承其父的施瓦本公国之前,很显然被他当做攫取利益的一个重要筹码,而并非仅仅是为了获取埃格兰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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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5-30 08:57 | 显示全部楼层

【翻译】巴巴罗萨与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权力之路(7)
Lisa_Corvinus
​​翻译自Frederick Barbarossa: The prince and the myth

作者:John B. Freed

第三章 幸运的年轻人(A fortunate youth)

Adela of Vohburg 福堡的阿德拉/The Second Crusade 第二次十字军

然而在当代的资料中,之所以会对巴巴罗萨与阿德拉的婚姻保持缄默,很显然也表明康拉德的计划出了些问题。在1146年4月14日格特鲁德王后去世后,国王和他的内兄弟苏尔茨巴赫的格哈德二世关系迅速恶化。1148年4月中旬,国王从耶路撒冷致信给他的儿子(亨利六世),敲定了他与其舅舅格哈德的和解条件。他们约定,年轻的国王将暂时掌管一些城堡、官员还有财产,直到他的父亲从圣地归来。可想而知,格哈德与小亨利曾就苏尔茨巴赫的财产中有哪些是王后的嫁妆并应由其子继承而发生过争执。此外,作为亨利六世的舅舅,格哈德很可能违背其意愿过分干涉并控制了他尚且年幼的外甥。无论如何,格哈德作为苏尔茨巴赫侯爵在康拉德统治时期最后一次出现在其宫廷是1146年6月1日位于雷根斯堡的**上,此时国王刚刚从圣地归来。尽管格哈德与巴巴罗萨母亲的姐妹结婚,那么他便是巴巴罗萨的姨夫,但他与沃尔夫拉茨豪森的格哈德,还有雷根斯堡主教亨利都不是巴巴罗萨宫廷中的重要人物。巴巴罗萨与阿德拉离婚,连带着与康拉德的王后——苏尔茨巴赫的格特鲁德的其他亲友都划清了界线。

没有资料显示阿德拉出席了1152年3月9日巴巴罗萨在亚琛的加冕仪式,也没有资料显示她被加冕为王后。但值得注意的是,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在巴巴罗萨于1156年结婚后便立刻为巴巴罗萨的第二任妻子勃艮第的贝阿特丽丝(Beatrice of Burgundy)颁发了王室徽记,但据我们所知,他在1152年3月为巴巴罗萨颁发王室徽记时,并没有也给阿德拉一份。这对夫妇很可能在巴巴罗萨加冕之前就已经分居了。

他们离婚的官方原因正如弗赖辛的奥托所指出的那样,是由于近亲婚姻。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在他的书信集中附上了一份血缘关系表,其中显示了巴巴罗萨的祖父施瓦本公爵腓特烈一世的曾祖与阿德拉的曾祖父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一世的祖先是兄妹。【我真的服了,这些当代的历史学家连我都不如,找了半天就找个这么远的关系?直接说阿德拉的外祖母施瓦本的朱迪丝是巴巴罗萨的祖母施瓦本的阿格妮丝的姨妈不就好了?】所以一直到近代的学者们都认为,1153年他们在康斯坦茨离婚是由于这种血缘关系。从条例上来说,他们之间的确属于禁止的七等亲属关系(seventh degree of kinship),但教宗尤金三世在1149年还拒绝了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和阿基坦的埃莉诺提出的离婚诉讼,他俩的亲戚关系说起来还更近一些。而且事实上勃艮第的贝阿特丽丝与巴巴罗萨的关系也差不多与阿德拉一样近,但就没有人反对他们结婚了。【你瞧瞧.jpg】然而巴巴罗萨和阿德拉有着共同的四代祖先,即亨利三世和普瓦图的阿格妮丝【我提出异议,他俩差了一辈其实】,这种4:3的关系(4:3 tie)显然属于禁忌的程度。很难相信这对夫妇当初结婚的时候别人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如果大家都选择忽略这么明显的障碍,那么就更说明了其实这段婚姻非常的重要。巴巴罗萨即位之后就以近亲关系为由宣布婚姻无效肯定不是偶然发现,而是为了支持他离婚而找的更加合理的借口。

关于这对夫妻究竟是为什么离婚,人们有很多猜测。现代学者认为,阿德拉与巴巴罗萨一样是萨利安家族的后裔,这对于公爵来说当然是很相称了,但现在巴巴罗萨已经是国王了,这就显得不那么般配了。【怎么就不般配了,康拉德不也就娶了个苏尔茨巴赫的领主女儿,说到底就是贪勃艮第的领地呗,我真是吐了,别洗了求求你了。】也有说这对夫妻直到1152年还没有子嗣……但他们作为夫妻最多也就共同生活了三年,而且后来还都与其他配偶有子嗣,所以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之后的编年史作者有人指控阿德拉曾多次与人通奸。有可能弗赖辛的奥托掩盖了这一令人尴尬的事实——毕竟巴巴罗萨肯定不希望别人觉得自己被戴了绿帽子,但几十年之后的人再讨论这个问题时就不会有这么多顾忌了。 阿德拉后来嫁给了一个为韦尔夫家族服务的牧师,这又是个在当时看来令人难以置信的贵贱通婚。这场婚姻通常被用来证明,要么是她品行不端,要么就是她缺乏社会礼教感。然而,如果阿德拉真的曾经犯下通奸的罪行,福堡家族还会允许她自由地再婚,而不是将她关在修道院里吗?不管怎么说,通奸不可能是离婚的理由,犯下罪行的一方也不可能会被允许再婚。最可能的原因是巴巴罗萨想摆脱其叔叔康拉德强加给他的苏尔茨巴赫家族的亲属,希望登上王位后在政治和领土方面找到更好的盟友。【对吧对吧你就是馋贝阿特丽丝的勃艮第。】也许巴巴罗萨对阿德拉个人品质或者sexual方面不太合得来【我真的已经努力说得很委婉了】,就像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对丹麦的英格堡(Ingeborg of Denmark)那样。

不过阿德拉之后的命运还是非常奇怪。她并不是唯一一个在12世纪中期以近亲结婚为由被丈夫抛弃的贵族妇女:路易七世在1152年与阿基坦的埃莉诺分手,而狮子亨利也在1162年与扎林根的克莱曼丝(Clemence of Zähringen)离婚。 然而和阿德拉不同的是,这些女性后来都拥有还不错的第二次婚姻。埃莉诺嫁给亨利二世成为了英国王后,克莱曼丝嫁给了莫里耶讷-萨伏伊的伯爵亨伯特三世(Count Humbert III of Maurienne-Savoy, d. 1189)。此外,就算是离婚了,妇女也可以像埃莉诺那样重新拿回自己的嫁妆和父辈的遗产。而艾克·冯·莱普戈夫(Eike von Repgow)在1220年左右编纂的萨克森斯皮尔格法典(Sachsenspiegel)中规定:“如果妇女与丈夫合法地离婚……她在婚姻中带来的财产应该归还给她,而且丈夫在他们第一次在一起时承诺赠与她的财产也应归她所有。”如果埃格兰德真的是阿德拉的嫁妆,那么为什么没有将埃格兰德归还给深以她为耻的福堡家族呢?阿德拉与巴巴罗萨的婚姻以及最后的离婚,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得知的隐情?

The Second Crusade 第二次十字军

我们对第二次十字军中法兰西方面的了解远比对德意志要多,因为弗赖辛的奥托作为目击者,他希望“记载的不是悲剧,而是欢乐的历史”,所以将这个悲惨的任务留给了其他人去做,很显然就是路易七世的随军牧师尤德斯/杜伊尔的奥多(Odo of Eudes/Deuil)。因此关于巴巴罗萨在这次十字军中的经历,我们只能得到一些零散的信息,而其中一大部分是奥多提供的。

在德意志军队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路上,十字军与当地居民还有希腊人军队发生了多起冲突。巴巴罗萨也卷入了一件不光彩的事件里。1147年8月,希腊人士兵抢劫并杀害了一名正在阿德里安堡郊外的修道院里养病的德意志十字军士兵。在康拉德的命令下,巴巴罗萨来到此修道院将其焚毁,然后处决了肇事者们,并要求归还他们劫掠的财物。在希腊人指挥官普罗苏赫(Prosuch)【这个我也不认识是谁】的调停下,才阻止了冲突的进一步升级。9月8日,一支德意志军队遭受山洪的袭击,只有韦尔夫六世和他的外甥(即巴巴罗萨)幸免于难,因为他们远离了山谷中的其他部队而一同在山坡上扎营。

康拉德于1147年9月9日后到达君士坦丁堡城外,但没有进城,出于礼节性的原因,两位君主——即康拉德和曼努埃尔一世并没有见面。德意志军队于9月底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尼西亚(今伊兹尼克)。康拉德麾下的大军于10月15日离开尼西亚,途径多利留姆(今Sarhüyük)向伊科尼安(Iconium,今科尼亚(Konya)进军,后者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边缘,希腊人和突厥人之间的无人区。弗赖辛的奥托率领一支规模较小的,主要由非战斗人员组成的部队沿着海岸线走了另一条更远但据说更安全的路线,但他们还是遭遇了伏击。国王严重低估了穿越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事件,也高估了后勤的补给情况。突厥弓骑兵采取“hit-and-run”的战术不断骚扰他们的部队。10月26日,康拉德召集诸侯们开了一次会议。杜伊尔的奥托这样总结了他们的困境:“他们要么继续前进要么就只能撤退,饥饿、敌人还有对地形的陌生使他们无法前进,但饥饿和对耻辱的恐惧又使得他们不愿撤退……当然,他们宁愿光荣地死去,也不愿卑微地苟活,但如果不管活着还是死去都谈不上任何荣誉,那么还不如快些行动找到出路,而不是就这样卑微地死去。”他们决定撤回尼西亚,在返回途中后卫部队被歼灭,而康拉德本人也负伤,国王派巴巴罗萨去向路易七世通报了这场灾难,并邀请他进行会晤以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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