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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澎湃】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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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7 15: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295618

文/朱利亚·卡尔维 译/周琰[
来源:澎湃新闻【译者按】

自2019年12月底,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最初被称为“武汉爆发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出现以来,事件、故事、信息与伪信息、观点、争议汹涌不绝。在疾病与死亡阴影的威胁下,在全面的信息混战之中,人们尝试了解、学习、认识、参与从而做出相应的反应。这一段时间,与同历此时世界各种各样的人们的交互中,一些困惑逐渐浮现出来。首先,我发现我和大家似乎都没有多少对瘟疫的记忆和认识,也几乎完全不知道个人该如何反应,政府和社会将如何反应。

2003年春天SARS爆发时,我在不算疫区中心的西安。当时我正怀孕,而父亲重病手术后不久。当时术后需要持续治疗的父亲,医院以SARS为借口拒绝接收,除非同意花几十万做干细胞移植。我没有待在家里,每天笨拙地奔走在医院、单位、菜市场之间,忧心的是医院的为难和单位的不快。就像朱利亚·卡尔维所说的,瘟疫不过是令人疲惫不堪的存在之流中的另一个负担而已。然而,这段经历不过是我个人的隐痛而已,它并没有增加我对疫病的认识,我想SARS几乎没有成为一种公共记忆和公共知识。

研究过凉山艾滋病群体和麻风病医生群体的人类学学者刘绍华,一直批评中国欠缺对过去防疫和卫生公共政策中根源性的不当和措施失误的反省和检讨,导致防疫和公共卫生失误恶性循环,一次次自我复制;而防范疫病的公共记忆和知识始终无法在社会中形成。然而,这并非只是中国的独一现象。二月中旬我在蒙特利尔时,当地的人们曾和我一起向武汉的受难者默哀,但是他们没人相信这个病毒会蔓延到全世界。如今,蒙特利尔已经成为加拿大的重灾区。当地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祖母经历了1918大流感,家里十个兄弟姐妹只有两人幸存。而这也只是一个家庭的口传故事,并没有在此次危机时成为预警的历史记忆。西方世界对这种历史记忆缺失和公共认识的反思与批评有各种角度,后殖民自我优越的惰性是其一;马克·洪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则谈到二战后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人类征服、控制自然的绝对自信的深远影响。

回头来看,瘟疫历史记忆在当代的普遍缺失令人匪夷所思。这直接表现在人们对瘟疫蔓延的空间和时间范围没有概念,甚至对滞后出现的科学信息也将信将疑,直到瘟疫成为改变自己生存空间的现实。加缪的《鼠疫》中,非常明显的是人物故事和情节发展附着于鼠疫发展的时间线,鼠疫过程才是叙述的核心。而这个过程清楚地显示了疫情的来去完全不由人做主。人可以救治帮助同类,但是无法约束改变病菌的生灭进程。东罗马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在他的《战争史》中详细描述了“查士丁尼大瘟疫”发生到消退的过程,和加缪《鼠疫》中描绘如出一辙。

中国自古瘟疫频发,而人们似乎也并没有清晰或者完整的记忆。武汉封城后,一位朋友曾说过,中国古代对付瘟疫从来没有什么好办法,医书典籍中都是四个字:“死人无数”。即使有传说中的叶天士的公共防治理论,也已经失传,没有医案可循。残存的记忆或许深植在集体无意识中,通过恐惧而表现——比如不仅在医疗和社会资源薄弱的农村出现的封村封路,也在全社会出现的封堵排外的极端防护措施。这种防疫局面,耶鲁大学历史和医学史荣誉教授弗兰克·斯诺登称作是欧洲中世纪 “防疫封锁” 策略(cordon sanitaire)或者 “巨锤锤击” 手段 。一些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出于SARS记忆、口罩文化和对亚洲一哥的不信任,及早采取防疫措施;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同中国一样没能在早期应对,最终都毫无选择地先后采取了相比中国的 “防疫封锁” 较为灵活、人性的隔离措施。

历史记忆的缺失,也表现在以古鉴今的全面缺失。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记录了建安二十二年大疫。当时“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而受瘟疫袭击的,尽皆“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 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褥之门,若是者鲜焉。”按照当时的知识,曹植说瘟疫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而生。百姓愚昧,悬挂祛病符抵御,实为可笑。曹植记录了当时的特定文化知识和贫富分化现象;而曹植耻笑的迷信,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转化,神鬼之力转化为国族和集体认同,继续安慰失魂落魄的民众。这个记录可以看作构成中国传统中对瘟疫深层集体潜意识的几个要素。

历史记忆的缺失,还表现在古代与现代,传统知识与西方现代知识之间的完全断裂。无论是学界、政府还是民众,都无视中国历史中曾经出现过的合理防疫措施,以及官与民的责任关系的认识。刘绍华在近期与新京报的访谈中说:“在前现代时期,卫生与健康基本上是个人与家庭的命运和责任。关于国家卫生或国民健康的讨论已指出,自十六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卫生逐渐成为国家所关切的公共性议题。”这种认识完全是建立在西方现代学科知识框架上的,中国历史并不符合这个欧洲叙述。熙宁五年(1072年)至熙宁十年(1077年)期间,苏东坡任杭州通判,后知州。刚上任,杭州大旱之后,饥疫并作。苏东坡请求朝廷减免供米,保持了米价平稳;又卖度牒筹资而买米救济饥民;之后又减价卖官仓储米(常平米)。其外,施放稠粥药剂,并带着官吏和医生逐个去往坊间治病。苏东坡还另将官府余钱(羡缗)和自己的私囊所藏黄金五十两拿出,筹建病坊(相当于现在的医院),以备疫情再次发生。在给朝廷的《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奏章中,苏东坡陈言救灾恤患应当预先计划防备,不能等到疫情爆发再做响应。并且婉言讽劝皇帝,见民疾苦匍匐,不能计较利益;就是从权衡权利害之轻重出发,也应学习地主在灾害时期善待佃户,以为长远留得人心考虑。苏轼的防疫记录提醒我们,在文明比较和进步论之外,或许可以从防疫、公共卫生制度、治理制度、社会结构、文化意识、权力与民生关系的良善这个更深层的尺度上衡量、反思当前的社会与治理。

朱利亚·卡尔维描绘的1630-1633年佛罗伦萨瘟疫,是同期米兰和那不勒斯瘟疫一个相对温和的版本。温和不是疫情紧急状况下治理控制手段的温和,而是恐慌和恐惧没有在社会中形成骚乱和人们彼此之间的严重迫害。社会中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生存方式、习俗、情感联系,往往越出紧急状态治理的森严边界;生存所必要的社会与情感联系以隐秘的方式得以维持。

在《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卡尔维沿着官方疫情记录的时间轴线,概括了瘟疫爆发促成国家出现和强制干预的历史现象中的各个构成要素。弗兰克·斯诺登(Frank M. Snowden)在他的新著《流行病与社会:从黑死病到现在》中也谈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大公国为了应对黑死病,健康权威与军队和行政管理结合,形成了针对瘟疫的公共卫生管理政策和机制,现代国家体制由此诞生。卡尔维在官方卫生治理的叙述之中,发现了一系列她称作“启应悼文”式的相互联系的事件,通过这些事件揭示人们日常生活的轨迹、交流、肌理,从而打开了官方叙述的时间线和权威重新组织的空间配置(社会联系和信息流通)之外的延伸时间与隐藏空间。

在《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的第二部分中,卡尔维通过公共卫生局的诉讼档案,呈现了瘟疫期间下层社会在紧急状态和传统日常生活之间的调整;社会原本的规范、情谊、价值、利益之间的联系如何适应和对抗紧急状态下的严厉规定;强调下层社会在艰难时期,在本来的生存重负之下,如何将瘟疫新的压力吸收,创造维护原有社会关系和价值,为生命抗争的机智策略。在展开的这些个体的档案中,个人,家庭和社区,城市,和整个欧洲的历史记忆彼此交织,一层层打开。而生命抗争策略则打开了严厉官方治理空间背后隐藏的私人社会空间。时间轴和空间轴都呈现出了复杂和多样性。

以卡尔维梳理的17世纪佛罗伦萨瘟疫袭击期间的个人与社会生活对照武汉封城期间的社会表现,可以发现许多相对应的结构和要素。比如,为家人寻求救治的人们;逆行赶最后的火车回到武汉的人们;像投身到瘟疫救治照顾的方济嘉布遣会修士(the Capuchins)一样的医护人员、志愿者、记者、各行各业的服务人员;突破和绕行阻断受限的物理和信息通路,运送,捐赠,传递人员、物资与信息的人们;那些被阻隔困住无计可施的人们,比如漂流在高速路上或者居不得所的人们;那些隐藏亲人的人(J.K.罗琳也在感染后隐藏起来直到自行治愈),藏在海鲜市场的人,流落在停车场和大街上的人们;那些为了维持生计而变通生意方式的人们;那些无以为生的人,比如养蜂人和禽类养殖户,以及那些囤积居奇、倒卖、售卖假货的人;激化的家暴与性别问题;有尊严的死与无名无姓的死,以及私权归属,比如手机和其他个人物品和资产的下落;受苦的共同体,共情与共疗;生命与死亡价值的重新认识,等等。通过这种对照,或许我们可以对官方权威和社会意识主流的防疫叙述与规范之下,更丰富、复杂、困难的个人生命与社会连结有更多包容和理解的认识,从而唤起与死亡恐惧相对的生命肯定意识,确认社会自发的历史与空间的生命联系,修复个体与公共的记忆和自主性。德里达说理解要通过记忆(Erinnerung),而记忆是吸收,是体悟、内化、体用(incorporation)。通过借鉴朱利亚·卡尔维的历史记忆梳理,希望我们也能够整理、建立我们自己的瘟疫记忆。

【译者按】

自2019年12月底,新冠状病毒疫情(最初被称为“武汉爆发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出现以来,事件、故事、信息与伪信息、观点、争议汹涌不绝。在疾病与死亡阴影的威胁下,在全面的信息混战之中,人们尝试了解、学习、认识、参与从而做出相应的反应。这一段时间,与同历此时世界各种各样的人们的交互中,一些困惑逐渐浮现出来。首先,我发现我和大家似乎都没有多少对瘟疫的记忆和认识,也几乎完全不知道个人该如何反应,政府和社会将如何反应。

2003年春天SARS爆发时,我在不算疫区中心的西安。当时我正怀孕,而父亲重病手术后不久。当时术后需要持续治疗的父亲,医院以SARS为借口拒绝接收,除非同意花几十万做干细胞移植。我没有待在家里,每天笨拙地奔走在医院、单位、菜市场之间,忧心的是医院的为难和单位的不快。就像朱利亚·卡尔维所说的,瘟疫不过是令人疲惫不堪的存在之流中的另一个负担而已。然而,这段经历不过是我个人的隐痛而已,它并没有增加我对疫病的认识,我想SARS几乎没有成为一种公共记忆和公共知识。

研究过凉山艾滋病群体和麻风病医生群体的人类学学者刘绍华,一直批评中国欠缺对过去防疫和卫生公共政策中根源性的不当和措施失误的反省和检讨,导致防疫和公共卫生失误恶性循环,一次次自我复制;而防范疫病的公共记忆和知识始终无法在社会中形成。然而,这并非只是中国的独一现象。二月中旬我在蒙特利尔时,当地的人们曾和我一起向武汉的受难者默哀,但是他们没人相信这个病毒会蔓延到全世界。如今,蒙特利尔已经成为加拿大的重灾区。当地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祖母经历了1918大流感,家里十个兄弟姐妹只有两人幸存。而这也只是一个家庭的口传故事,并没有在此次危机时成为预警的历史记忆。西方世界对这种历史记忆缺失和公共认识的反思与批评有各种角度,后殖民自我优越的惰性是其一;马克·洪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则谈到二战后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人类征服、控制自然的绝对自信的深远影响。

回头来看,瘟疫历史记忆在当代的普遍缺失令人匪夷所思。这直接表现在人们对瘟疫蔓延的空间和时间范围没有概念,甚至对滞后出现的科学信息也将信将疑,直到瘟疫成为改变自己生存空间的现实。加缪的《鼠疫》中,非常明显的是人物故事和情节发展附着于鼠疫发展的时间线,鼠疫过程才是叙述的核心。而这个过程清楚地显示了疫情的来去完全不由人做主。人可以救治帮助同类,但是无法约束改变病菌的生灭进程。东罗马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在他的《战争史》中详细描述了“查士丁尼大瘟疫”发生到消退的过程,和加缪《鼠疫》中描绘如出一辙。

中国自古瘟疫频发,而人们似乎也并没有清晰或者完整的记忆。武汉封城后,一位朋友曾说过,中国古代对付瘟疫从来没有什么好办法,医书典籍中都是四个字:“死人无数”。即使有传说中的叶天士的公共防治理论,也已经失传,没有医案可循。残存的记忆或许深植在集体无意识中,通过恐惧而表现——比如不仅在医疗和社会资源薄弱的农村出现的封村封路,也在全社会出现的封堵排外的极端防护措施。这种防疫局面,耶鲁大学历史和医学史荣誉教授弗兰克·斯诺登称作是欧洲中世纪 “防疫封锁” 策略(cordon sanitaire)或者 “巨锤锤击” 手段 。一些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出于SARS记忆、口罩文化和对亚洲一哥的不信任,及早采取防疫措施;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同中国一样没能在早期应对,最终都毫无选择地先后采取了相比中国的 “防疫封锁” 较为灵活、人性的隔离措施。

历史记忆的缺失,也表现在以古鉴今的全面缺失。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记录了建安二十二年大疫。当时“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而受瘟疫袭击的,尽皆“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 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褥之门,若是者鲜焉。”按照当时的知识,曹植说瘟疫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而生。百姓愚昧,悬挂祛病符抵御,实为可笑。曹植记录了当时的特定文化知识和贫富分化现象;而曹植耻笑的迷信,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转化,神鬼之力转化为国族和集体认同,继续安慰失魂落魄的民众。这个记录可以看作构成中国传统中对瘟疫深层集体潜意识的几个要素。

历史记忆的缺失,还表现在古代与现代,传统知识与西方现代知识之间的完全断裂。无论是学界、政府还是民众,都无视中国历史中曾经出现过的合理防疫措施,以及官与民的责任关系的认识。刘绍华在近期与新京报的访谈中说:“在前现代时期,卫生与健康基本上是个人与家庭的命运和责任。关于国家卫生或国民健康的讨论已指出,自十六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卫生逐渐成为国家所关切的公共性议题。”这种认识完全是建立在西方现代学科知识框架上的,中国历史并不符合这个欧洲叙述。熙宁五年(1072年)至熙宁十年(1077年)期间,苏东坡任杭州通判,后知州。刚上任,杭州大旱之后,饥疫并作。苏东坡请求朝廷减免供米,保持了米价平稳;又卖度牒筹资而买米救济饥民;之后又减价卖官仓储米(常平米)。其外,施放稠粥药剂,并带着官吏和医生逐个去往坊间治病。苏东坡还另将官府余钱(羡缗)和自己的私囊所藏黄金五十两拿出,筹建病坊(相当于现在的医院),以备疫情再次发生。在给朝廷的《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奏章中,苏东坡陈言救灾恤患应当预先计划防备,不能等到疫情爆发再做响应。并且婉言讽劝皇帝,见民疾苦匍匐,不能计较利益;就是从权衡权利害之轻重出发,也应学习地主在灾害时期善待佃户,以为长远留得人心考虑。苏轼的防疫记录提醒我们,在文明比较和进步论之外,或许可以从防疫、公共卫生制度、治理制度、社会结构、文化意识、权力与民生关系的良善这个更深层的尺度上衡量、反思当前的社会与治理。

本文作者、艺术史学家朱利亚·卡尔维描绘的1630-1633年佛罗伦萨瘟疫,是同期米兰和那不勒斯瘟疫一个相对温和的版本。温和不是疫情紧急状况下治理控制手段的温和,而是恐慌和恐惧没有在社会中形成骚乱和人们彼此之间的严重迫害。社会中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生存方式、习俗、情感联系,往往越出紧急状态治理的森严边界;生存所必要的社会与情感联系以隐秘的方式得以维持。

在《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卡尔维沿着官方疫情记录的时间轴线,概括了瘟疫爆发促成国家出现和强制干预的历史现象中的各个构成要素。弗兰克·斯诺登(Frank M. Snowden)在他的新著《流行病与社会:从黑死病到现在》中也谈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大公国为了应对黑死病,健康权威与军队和行政管理结合,形成了针对瘟疫的公共卫生管理政策和机制,现代国家体制由此诞生。卡尔维在官方卫生治理的叙述之中,发现了一系列她称作“启应悼文”式的相互联系的事件,通过这些事件揭示人们日常生活的轨迹、交流、肌理,从而打开了官方叙述的时间线和权威重新组织的空间配置(社会联系和信息流通)之外的延伸时间与隐藏空间。

在《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的第二部分中,卡尔维通过公共卫生局的诉讼档案,呈现了瘟疫期间下层社会在紧急状态和传统日常生活之间的调整;社会原本的规范、情谊、价值、利益之间的联系如何适应和对抗紧急状态下的严厉规定;强调下层社会在艰难时期,在本来的生存重负之下,如何将瘟疫新的压力吸收,创造维护原有社会关系和价值,为生命抗争的机智策略。在展开的这些个体的档案中,个人,家庭和社区,城市,和整个欧洲的历史记忆彼此交织,一层层打开。而生命抗争策略则打开了严厉官方治理空间背后隐藏的私人社会空间。时间轴和空间轴都呈现出了复杂和多样性。

以卡尔维梳理的17世纪佛罗伦萨瘟疫袭击期间的个人与社会生活对照武汉封城期间的社会表现,可以发现许多相对应的结构和要素。比如,为家人寻求救治的人们;逆行赶最后的火车回到武汉的人们;像投身到瘟疫救治照顾的方济嘉布遣会修士(the Capuchins)一样的医护人员、志愿者、记者、各行各业的服务人员;突破和绕行阻断受限的物理和信息通路,运送,捐赠,传递人员、物资与信息的人们;那些被阻隔困住无计可施的人们,比如漂流在高速路上或者居不得所的人们;那些隐藏亲人的人(J.K.罗琳也在感染后隐藏起来直到自行治愈),藏在海鲜市场的人,流落在停车场和大街上的人们;那些为了维持生计而变通生意方式的人们;那些无以为生的人,比如养蜂人和禽类养殖户,以及那些囤积居奇、倒卖、售卖假货的人;激化的家暴与性别问题;有尊严的死与无名无姓的死,以及私权归属,比如手机和其他个人物品和资产的下落;受苦的共同体,共情与共疗;生命与死亡价值的重新认识,等等。通过这种对照,或许我们可以对官方权威和社会意识主流的防疫叙述与规范之下,更丰富、复杂、困难的个人生命与社会连结有更多包容和理解的认识,从而唤起与死亡恐惧相对的生命肯定意识,确认社会自发的历史与空间的生命联系,修复个体与公共的记忆和自主性。德里达说理解要通过记忆(Erinnerung),而记忆是吸收,是体悟、内化、体用(incorporation)。通过借鉴朱利亚·卡尔维的历史记忆梳理,希望我们也能够整理、建立我们自己的瘟疫记忆。

(译者周琰为策展人、艺术评论家,现生活于加拿大)


Florence ducal capital,1530-1630


朱利亚·卡尔维(Giulia Calvi)是欧洲早期现代文化史专家。她在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学院和锡耶纳大学任教。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担任客座教授,是伯克利大学意大利系第58任意大利文化主席。与瓦尔堡同时并更负盛名的艺术史学者、鉴赏家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创办了佛罗伦萨villa I Tatti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她担任研究中心的顾问。并且是“历史、医药和健康”科学委员会成员,以及布鲁塞尔欧洲委员会社会经济和人文专家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她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文化史,家庭和性别史,跨国视野下的欧洲公司历史。她发表的著作主要涉及:意大利与欧洲社会史,早期现代社会公共健康和治疗实践历史,家庭与法律争端,欧洲性别身份的社会与文化表现,政治权利的性别化实践和模式。


Florence, 1628-1634

【正文】

1630-1633年的佛罗伦萨瘟疫,经过几次起伏,最终平息。这次瘟疫造成上万人死亡。与17世纪米兰和那不勒斯的瘟疫相比,佛罗伦萨瘟疫期间发生的一切似乎没有那么戏剧化。没有发生骚乱,没有对疑似瘟疫携带者的迫害和杀害,没有集体暴动和恐慌的记录。


Quadro della peste aFirenze nel 1630


Melchiorre Gherardini, Piazza S. Babila, Milan, during the plague of 1630: plague carts carry the dead for burial

自然,医学权威和警察采取了通常的方式:健康检查官、专职人员、隔离点(lazarettos)、集体墓地、封挡的住房、隔离。国家重新组织城市空间而采取的防范式和侵犯式方式,以及社会反应的特殊语法(the specific grammar),在某些方面来说,写出了同17世纪其他瘟疫类似的剧本,背景相同,而场景却不同。


隔离点手绘图

受斐迪南大公二世委托,弗朗切斯科·隆迪内利(Francesco Rondinelli),大公属下的图书管理员,编纂了编年史的官方疫情记录:RelazioneDel Contagio Stato In Firenze L'anno 1630 E 1633。这是关于政治与医学权威的结构和运作、法庭的态度情绪、宗教团体帮助瘟疫受害者的贡献、以及医生与行政官员冲突的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同许多其他传染病期间写作的回忆录一样,隆迪内利的文本,也同样可以根据从健康的最高点迅速下降到疾病和死亡的最低点,再上升到恢复健康的顶点这个双曲线而分成固定的时期。城市有病的身体反映了同样的抛物线,就像生理状况的下降和上升标记着瘟疫中幸存者的身体。记录贯穿始终的重点是周期性和自然过程。疾病以精确的间隔不断出现,健康恢复也以同样的方式重复。官方文本给事件赋予了一种明显的自然解读,这源于疾病本身的节奏,并将城市历史过程与疾病不可避免的影响联系起来。


RelazioneDel Contagio Stato In Firenze L'anno 1630 E 1633

在疾病与康复的下降上升曲线中,一系列相关主题出现在文本中:瘟疫进入城市;试图掩盖瘟疫的不同企图;隔离健康者、疑似感染者、对病者的各种规定的逐渐制度化;健康权威逐渐累积达到高点的紧急状况下的专制;以及上街游行去朝拜因普鲁内塔圣母像(Madonna dell'Impruneta)—这种在佛罗伦萨到处举行的游行,至少象征性地解决了危机。因为这些都变成了似乎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就像感染本身。权力感觉到正是社会重组的时间,并且马上开始孤立威胁着城市的事件。在公众记忆中以及官方记录中,瘟疫的爆发是国家出现和干预的首要并且唯一的原因。


因普鲁内塔圣母像

​在隆迪内利的官方记录中也有一种小调,一长串的琐碎事件衍发了主要叙述。比如,记录中将疾病的开始和各种被认为负有责任的行为类型联系起来。这样的叙述类型是启应祷文*(litany)式的,留意人物之间迅速而任意演变的关系。疫年期间官方的视角,以健康官员的严肃、隔离点开办、紧急事务官员任命为信号,伴随着对疫情发生后城市中、街道上、家庭中普通人日常行为的症状学解读。

(*启应祷文:基督教中一种指定时间地点的公众祈祷,通常一个忏悔者在牧师引导下,以启发和应答的形式,做出一系列的恳求、免罪祈祷或代祷。启应祈祷要以同样的形式连续重复几段。它可以结合在其他宗教仪式中;或者独立举行,这常常会在公共游行中发生。)

在这个框架下,将疫病和米兰雇佣兵以及曼托瓦及蒙费拉托爵位继承战争(The War of the Mantuan Succession 1628–31)联系起来的病因学,就突出了一个案例:一个贫穷、被感染的养鸡农户,从博洛尼亚山上下来,快要死了,在八月初的时候进入佛罗伦萨。他到达圣迦尔门(Porta San Gallo)的时候“非常虚弱,极其艰难地把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前,他的眼睛低垂着无精打采,”他遇到了住在特雷皮亚诺(Trespiano)的熟人维维亚诺(Viviano),“抑制不住怜悯……而因为他冒险要遭遇的危险很大,他不确定该做什么;可是他要保住自己的命,这减弱了他的怜悯……可是金子的光让他盲目,他忘了风险,投降了,屈服于快速发笔财的希望。”


Siege and capture of CasaleMonferrato by French troops, 1630

维维亚诺的贪财招致他整个家庭死亡的惩罚。这根链条延续着,而叙述的线索,被养鸡农户和他妻子的死亡打断,又在一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接续起来。现在特雷皮亚诺和佛罗伦萨的联系发生在一个古老的大宅子里(casa grande antica),一个可怜的寡妇和她的四个孩子住在那儿。8月6日,洛林大公爵夫人克里斯蒂娜(Grand Duchess Christine of Lorraine)给穷苦的寡妇们发放施舍来庆祝自己的生日。前面提到的那个寡妇用她得到的实施买了一蒲式耳的面粉。“用那面粉做了粥糊,她和孩子们坐下来,”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好像都失去了神智,第二天他们都死了。在同一所房子中,贵妇人玛德琳嘉宝(Signora Maddalena del Garbo)的女佣和她的女主人也一同死了。


Firenze Porta San Gallo, piazza Cavour e viale Principessa Margherita 1894

Porta San Gallo in Florence


瘟疫怎么会也到了这里呢?死亡的启应祷文式追溯帮助我们解开这个剧情。“靠近广场的街角,有个羊毛商人名叫西斯托(Sisto),他在特雷皮亚诺买了几包羊毛,他和他的几个纺织工都死了。西斯托的商店的一个窗户,正对着那个寡妇和她的四个孩子进出房子的院子。养鸡农户,维维亚诺的贪财,羊毛商人西斯托,寡妇,院子,窗户和她的孩子:这是一串夺命的启应祷文。

这一串的不虞事件下的逻辑是对人类环境和疾病的关联的坚持。在编年史中,疾病的传播被归罪于日常生活中最不起眼的来来去去。许多死亡归因于高度个人化的场景,而我们捕捉到它的特殊处:被感染的家禽养殖农户拖曳的脚,在他穿过一个城市大门时他的身体不确定的摇摇摆摆,分开羊毛商人和那寡妇的院子,作坊的窗户的细节。这些是日常生活的轨迹和人们经过其而交流、与他人相遇、说话、工作、吃饭的通道。在这儿,在鸡和羊毛之间,瘟疫筑窝。细节的极度丰富,描述性细微之处的繁衍,让人想到如同一幅当代静物作品发光的固定性的内在元素的重构——所有这些元素暗示着书写与口头之间,凝视与词语之间丰饶的相互关系。

编年史家隆迪内利从官方记录收集了信息,但是他也到佛罗伦萨街上去听取谣言,猜测,以及幸存者的瞎扯。他评论道:“当你看到十个事件的一个链条,就像刚才描述的,你就理解了它们怎么联系到一起的,就能够有些基础而做出推论”——也就是说,确定隐藏在这些散居四处的符号之中的意义。

因而,叙述链和点点滴滴的归类记录,似乎是那些发现自己身处其中的人如何认识、想象和害怕疫病的最准确的模式。启应祷文式的死亡显而易见的无意义隐藏了一个秘密符文,在社会肌理的密度中能够发现这秘密。如果感染可以被那些如日常一般行动的人传播,那么就很有必要质疑这些行动,而官员们已经用社会病理学(social pathology)来描述它们。接待一个曾经在疑似地区旅行的亲戚,在特雷皮亚诺购买感染的羊毛,目光投向一个院子:这些行为在一个人的亲戚和邻居之中开启了死亡的可能性。从正常规范中的一点些微偏离会引发不可见的死亡螺旋。通常的交往形式转变为疫病的可能传播载体;因而它们是疾病和社会交换网络汇聚的征象。

印刷的编年史在涉及一个主要人物的时候打断了叙述链,好像这变成了他一个人的疾病。启应祷文在一闪之间达到高潮,之后是沉默,但是通过显示这最后的联系,可能会让一整条情境链和主角们变得清晰可见。来说说这链条中一个特殊的例子。在via de Calderari这条街上,有个石匠,名叫安东尼奥,他是弗朗切斯科·吉安内利(FrancescoGiannelli)的儿子,他给一些可怜的修女清理了一口井。“因为他的辛劳和那口井的臭味,他马上得了重病,不久之后发现在他的大腿和躯干之间长出了一个胡桃大的肿块。”医生洛伦兹(Lorenzi)给他做了检查,并允许这房子里住的人随意在住处内外走动。2月2日,石匠嫂子卡特琳娜死了;2月9日,她父亲和两个孩子,以及这所房子里的六个居民都死了。同时,摩德纳公爵的大使的一个仆人去一个老制衣人那儿买一对袖子。巧合的是,这个制衣人在疑似染上瘟疫的安东尼奥卧床不起的那个房子租住一个房间。于是这个仆人传染了他主人一家:大使的儿子卡洛(Carlo)最先死去,然后是里奥诺拉夫人(Madonna Leonora)和次子利维奥(Livio)。

唐·唐基洛·切尔佩利(Don TranquilloCerpelli),San Michele Visdomini Monastery修道院的代理和教区牧师,命令死者都被埋葬在Santa Maria Nuova的众人墓中。


San Michele Visdomini修道院

大使的儿子和妻子的疾病,关闭了一个叙述链。许多链条将贵族出生的人与感染并害死他们的底层出生的人联系起来——可是石匠安东尼奥康复了!因而有必要一步一步追溯并且走下等级阶梯,追寻疾病隐身其中的事件和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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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中)
【译者按】

自2019年12月底,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最初被称为“武汉爆发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出现以来,事件、故事、信息与伪信息、观点、争议汹涌不绝。在疾病与死亡阴影的威胁下,在全面的信息混战之中,人们尝试了解、学习、认识、参与从而做出相应的反应。这一段时间,与同历此时世界各种各样的人们的交互中,一些困惑逐渐浮现出来。首先,我发现我和大家似乎都没有多少对瘟疫的记忆和认识,也几乎完全不知道个人该如何反应,政府和社会将如何反应。

2003年春天SARS爆发时,我在不算疫区中心的西安。当时我正怀孕,而父亲重病手术后不久。当时术后需要持续治疗的父亲,医院以SARS为借口拒绝接收,除非同意花几十万做干细胞移植。我没有待在家里,每天笨拙地奔走在医院、单位、菜市场之间,忧心的是医院的为难和单位的不快。就像朱利亚·卡尔维所说的,瘟疫不过是令人疲惫不堪的存在之流中的另一个负担而已。然而,这段经历不过是我个人的隐痛而已,它并没有增加我对疫病的认识,我想SARS几乎没有成为一种公共记忆和公共知识。

研究过凉山艾滋病群体和麻风病医生群体的人类学学者刘绍华,一直批评中国欠缺对过去防疫和卫生公共政策中根源性的不当和措施失误的反省和检讨,导致防疫和公共卫生失误恶性循环,一次次自我复制;而防范疫病的公共记忆和知识始终无法在社会中形成。然而,这并非只是中国的独一现象。二月中旬我在蒙特利尔时,当地的人们曾和我一起向武汉的受难者默哀,但是他们没人相信这个病毒会蔓延到全世界。如今,蒙特利尔已经成为加拿大的重灾区。当地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祖母经历了1918大流感,家里十个兄弟姐妹只有两人幸存。而这也只是一个家庭的口传故事,并没有在此次危机时成为预警的历史记忆。西方世界对这种历史记忆缺失和公共认识的反思与批评有各种角度,后殖民自我优越的惰性是其一;马克·洪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则谈到二战后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人类征服、控制自然的绝对自信的深远影响。

回头来看,瘟疫历史记忆在当代的普遍缺失令人匪夷所思。这直接表现在人们对瘟疫蔓延的空间和时间范围没有概念,甚至对滞后出现的科学信息也将信将疑,直到瘟疫成为改变自己生存空间的现实。加缪的《鼠疫》中,非常明显的是人物故事和情节发展附着于鼠疫发展的时间线,鼠疫过程才是叙述的核心。而这个过程清楚地显示了疫情的来去完全不由人做主。人可以救治帮助同类,但是无法约束改变病菌的生灭进程。东罗马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在他的《战争史》中详细描述了“查士丁尼大瘟疫”发生到消退的过程,和加缪《鼠疫》中描绘如出一辙。

中国自古瘟疫频发,而人们似乎也并没有清晰或者完整的记忆。武汉封城后,一位朋友曾说过,中国古代对付瘟疫从来没有什么好办法,医书典籍中都是四个字:“死人无数”。即使有传说中的叶天士的公共防治理论,也已经失传,没有医案可循。残存的记忆或许深植在集体无意识中,通过恐惧而表现——比如不仅在医疗和社会资源薄弱的农村出现的封村封路,也在全社会出现的封堵排外的极端防护措施。这种防疫局面,耶鲁大学历史和医学史荣誉教授弗兰克·斯诺登称作是欧洲中世纪 “防疫封锁” 策略(cordon sanitaire)或者 “巨锤锤击” 手段 。一些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出于SARS记忆、口罩文化和对亚洲一哥的不信任,及早采取防疫措施;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同中国一样没能在早期应对,最终都毫无选择地先后采取了相比中国的 “防疫封锁” 较为灵活、人性的隔离措施。

历史记忆的缺失,也表现在以古鉴今的全面缺失。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记录了建安二十二年大疫。当时“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而受瘟疫袭击的,尽皆“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 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褥之门,若是者鲜焉。”按照当时的知识,曹植说瘟疫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而生。百姓愚昧,悬挂祛病符抵御,实为可笑。曹植记录了当时的特定文化知识和贫富分化现象;而曹植耻笑的迷信,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转化,神鬼之力转化为国族和集体认同,继续安慰失魂落魄的民众。这个记录可以看作构成中国传统中对瘟疫深层集体潜意识的几个要素。

历史记忆的缺失,还表现在古代与现代,传统知识与西方现代知识之间的完全断裂。无论是学界、政府还是民众,都无视中国历史中曾经出现过的合理防疫措施,以及官与民的责任关系的认识。刘绍华在近期与新京报的访谈中说:“在前现代时期,卫生与健康基本上是个人与家庭的命运和责任。关于国家卫生或国民健康的讨论已指出,自十六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卫生逐渐成为国家所关切的公共性议题。”这种认识完全是建立在西方现代学科知识框架上的,中国历史并不符合这个欧洲叙述。熙宁五年(1072年)至熙宁十年(1077年)期间,苏东坡任杭州通判,后知州。刚上任,杭州大旱之后,饥疫并作。苏东坡请求朝廷减免供米,保持了米价平稳;又卖度牒筹资而买米救济饥民;之后又减价卖官仓储米(常平米)。其外,施放稠粥药剂,并带着官吏和医生逐个去往坊间治病。苏东坡还另将官府余钱(羡缗)和自己的私囊所藏黄金五十两拿出,筹建病坊(相当于现在的医院),以备疫情再次发生。在给朝廷的《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奏章中,苏东坡陈言救灾恤患应当预先计划防备,不能等到疫情爆发再做响应。并且婉言讽劝皇帝,见民疾苦匍匐,不能计较利益;就是从权衡权利害之轻重出发,也应学习地主在灾害时期善待佃户,以为长远留得人心考虑。苏轼的防疫记录提醒我们,在文明比较和进步论之外,或许可以从防疫、公共卫生制度、治理制度、社会结构、文化意识、权力与民生关系的良善这个更深层的尺度上衡量、反思当前的社会与治理。

本文作者、艺术史学家朱利亚·卡尔维描绘的1630-1633年佛罗伦萨瘟疫,是同期米兰和那不勒斯瘟疫一个相对温和的版本。温和不是疫情紧急状况下治理控制手段的温和,而是恐慌和恐惧没有在社会中形成骚乱和人们彼此之间的严重迫害。社会中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生存方式、习俗、情感联系,往往越出紧急状态治理的森严边界;生存所必要的社会与情感联系以隐秘的方式得以维持。

在《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卡尔维沿着官方疫情记录的时间轴线,概括了瘟疫爆发促成国家出现和强制干预的历史现象中的各个构成要素。弗兰克·斯诺登(Frank M. Snowden)在他的新著《流行病与社会:从黑死病到现在》中也谈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大公国为了应对黑死病,健康权威与军队和行政管理结合,形成了针对瘟疫的公共卫生管理政策和机制,现代国家体制由此诞生。卡尔维在官方卫生治理的叙述之中,发现了一系列她称作“启应悼文”式的相互联系的事件,通过这些事件揭示人们日常生活的轨迹、交流、肌理,从而打开了官方叙述的时间线和权威重新组织的空间配置(社会联系和信息流通)之外的延伸时间与隐藏空间。

在《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的第二部分中,卡尔维通过公共卫生局的诉讼档案,呈现了瘟疫期间下层社会在紧急状态和传统日常生活之间的调整;社会原本的规范、情谊、价值、利益之间的联系如何适应和对抗紧急状态下的严厉规定;强调下层社会在艰难时期,在本来的生存重负之下,如何将瘟疫新的压力吸收,创造维护原有社会关系和价值,为生命抗争的机智策略。在展开的这些个体的档案中,个人,家庭和社区,城市,和整个欧洲的历史记忆彼此交织,一层层打开。而生命抗争策略则打开了严厉官方治理空间背后隐藏的私人社会空间。时间轴和空间轴都呈现出了复杂和多样性。

以卡尔维梳理的17世纪佛罗伦萨瘟疫袭击期间的个人与社会生活对照武汉封城期间的社会表现,可以发现许多相对应的结构和要素。比如,为家人寻求救治的人们;逆行赶最后的火车回到武汉的人们;像投身到瘟疫救治照顾的方济嘉布遣会修士(the Capuchins)一样的医护人员、志愿者、记者、各行各业的服务人员;突破和绕行阻断受限的物理和信息通路,运送,捐赠,传递人员、物资与信息的人们;那些被阻隔困住无计可施的人们,比如漂流在高速路上或者居不得所的人们;那些隐藏亲人的人(J.K.罗琳也在感染后隐藏起来直到自行治愈),藏在海鲜市场的人,流落在停车场和大街上的人们;那些为了维持生计而变通生意方式的人们;那些无以为生的人,比如养蜂人和禽类养殖户,以及那些囤积居奇、倒卖、售卖假货的人;激化的家暴与性别问题;有尊严的死与无名无姓的死,以及私权归属,比如手机和其他个人物品和资产的下落;受苦的共同体,共情与共疗;生命与死亡价值的重新认识,等等。通过这种对照,或许我们可以对官方权威和社会意识主流的防疫叙述与规范之下,更丰富、复杂、困难的个人生命与社会连结有更多包容和理解的认识,从而唤起与死亡恐惧相对的生命肯定意识,确认社会自发的历史与空间的生命联系,修复个体与公共的记忆和自主性。德里达说理解要通过记忆(Erinnerung),而记忆是吸收,是体悟、内化、体用(incorporation)。通过借鉴朱利亚·卡尔维的历史记忆梳理,希望我们也能够整理、建立我们自己的瘟疫记忆。

(译者周琰为策展人、艺术评论家,现生活于加拿大)

【正文】

凌乱地插入佛罗伦萨健康权威文件中的刑事诉讼档案,阐述描绘了印刷史志里中断的故事的情节、地点和叙述节奏。这些诉讼记录很简短,包含控诉(通常是匿名的),对证人和被告的审问,以及最后的判决。大多数案子中,诉讼后都接着会有被问罪者的恳求,对判决的轻罪转换,或者是大公的宽恕。

我仔细阅读了全部332个卷宗。有些仅仅是审判的零散记录,或者是没有继而采取司法行动的控诉。因为事件涉及的主角和证人都是下层阶级,材料的范围相对局限。一个医生是唯一的例外;其他诸如手工艺人,劳工,在丝绸和羊毛制造业工作的女人,底层健康工作人员,鞋匠,车夫,印刷工,园丁,香料商人,仆人,放血人,自营的流动商贩,他们的家庭,还有因为违背健康权威被揪出来后,在审讯期间他们的工作。按照健康委员会规定进行的诉讼给我们提供了不同于史志记录和官方发布的自然主义的视角。在这里,疫情是社会揭示的媒介和过滤器,透过其可以看到那些被大多数其他记录遗忘在阴影中的群体、行为模式、特殊的时间和地点。被审问的人的证言中,紧急情况强调并呈现了日常生活、居住区、生活与工作习惯的局面。因而诉讼记录在不同环境中符号化的关系(如商店、家庭、行会)被中断、被调查的时刻变得具体。在健康官员专制期间,正常行为被看作对传染的恐怖树立的多重屏障的越界,这些屏障中断和转移了日常社会的交流渠道。确实,官方法令的策略是分隔,正是针对这个,被告在审判期间以不同的方式争辩。通过“内”与“外”的分类,紧急情况的规范语言,表达了社会关系的空间性投射(spatial projections),而原本它是在伦理和司法领域中考虑的。内部与外部空间的对立因而直接暗示着阶级之间的对立。贵族和有产者逃到他们的乡下大别墅(villas);城墙之内留下的是那些无法逃离的人。城里的街上,只有专业人员在流动,管理救助、医药和最后的礼仪;病人(或者疑似患者)和穷人关在自己的住所里。


Medici Villas and Gardens in La Pretaia


Villa di Lilliano

在这个已经通过空间的区分而社会性地简化了的体制之内,违规在低级和及时的意思上定义。从一个曾经一直使用的出口走出去,或者走过一个门口,一个院子,这已经就包含了犯罪。确实,健康立法确定了内部的世界是被允许的,而那些冒然突破边界的人不可避免地陷入违规。

健康权威规定的范围边界因而和社会交流的渠道交叉:家与商店之间的通道,连接亲戚的房子和邻居的门口,闲话、建议、钱习惯性地交换的窗口。结果是权威采取的措施与引导家庭、邻居和工作关系的社会网络交叉,并切入人的活动的内部核心。比如,因为怀疑染病而被封起的一间屋子,也立刻关闭了物品和个人所属物的流通;家用物品、衣物、和住在那儿的人拥有的物品都会被检查、没收,很可能会被医务人员烧掉。对邻居、家庭、商店老板和仆人来说,封起的出口是无数次违规的现场,他们在法律强加的破坏下试图保护财产,根据权利与优先权的精确系统重新分配财产,以及启动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交换系统,通过哀悼仪式,让疾病和死亡可怕的奇怪变得迟钝。关于一块床单从一个屋子被拿到另一个屋子的争议,因而可以解释成反对行政官员的禁令,重申个体和家庭哀悼权力的无罪辩护的微弱隐喻。在很快集中到关于木板封起来的出口的证言中,可能隐藏着兄弟与姻亲间关于嫁妆的激烈冲突。表面上无动机的行为,常常隐蔽着语义上的复杂性(semantic complexities),最初看来无可置疑。在这些日常诉讼的微小场景背后——在叽里呱啦的对话、污言秽语,和有时人物与情景滑稽地联系背后——生与死在终极意义上进行争辩。这是中世纪小说和巴洛克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传统的风格和节奏:欺骗、贫穷、和狡猾的故事,而不是对抗权威的一致凶猛反抗。

就像官方的瘟疫史志学家迅速掌握的,社会行为表达的符码是复杂的伎俩(intrigues)和策略(schemes)生成的。即使在面对健康权威和法警时,几乎所有的被告都强有力地做出回应,带着辱骂、生动而嘴巴不干不净的放肆、和对他们的上层的公开指责。这是一幅生命的而不是死亡的画面。被告和证人始终在意的,以及与他们相对的商店、货物、以及死者遗留的东西,打断了官方行为的节奏和紧急状态。比现在更重要的是未来,它由那些一个人成功得以保护的物品,顽强地避免卫生规定,为更健康的时期隐藏和积累的种种努力所代表。

审判因而同时在预期占有(proleptic)和恢复占有(analeptic)的双重意义上解构了瘟疫的时间轴——或者朝过去看,它来解释了,也可以说恢复了涉嫌犯罪的社会基础;或者是将行动的支点指向未来。在下层阶级的视角中,缺少官方在生病和健康的双曲线中看到的自然主义的抛物线。也许这曲线位于别的地方而不是疫病的中心——在证人的故事中,即使是具有核心重要性的传染,也在一连串的悲惨和疾病中失去了份量。瘟疫不过是又一个负担而已,又一个令人疲惫不堪的存在之流中的障碍。

【译注:卡尔维对下层阶级看待瘟疫的视角的分析,在专门研究人员流动的人类学家項飙那里有相同的呼应。项飙在最近的一篇文章 “从链条反应到网格反应:SARS & Coronavirus期间的流动性与限制” 中写到,相比城市中产积极,流动人口对疫病的威胁没有那么敏感。他们的流动是链条反应(chain reaction)的结果。比如SARS期间,政府在隐瞒两个月之后迫于压力突然宣布紧急措施,关闭了公共娱乐场所、建设场地、餐饮等服务行业。大批民工失去了工作。失业后他们迫不得已回家,从而也传播了疫病。这些民工成为病毒、经济中断、和社会污名最惨的受害者。链式反应意味着疫病和民工之间的联系是以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为中介的。】

我把审判根据构成指控的官方控诉中列入的犯罪案件分成几组。三个最大的组关于财产犯罪(从被传染的生活区域搬运家具,入室盗窃);健康工作人员的犯罪(滥用权力,贪污,入室盗窃,对未成年人的性暴力,伤害);还有隐藏病人和死者。远远低于前者的是社交“犯罪”(聚会,游戏,跳舞)和有关性的。考虑到记录资料的相互关联性,最终发现不同类型的犯罪区别并不那么明显,不同类型的犯罪行为彼此之间交叉太多,让人很难区别它们,比如说,和性有关的故事和禁止聚会或入室盗窃的故事之间。

这五种违规都发生在城市边缘认真控制的地区,也就是在佛罗伦萨工人阶级生活的房子和街道,在那时被叫做“手脚”(the extremities),包括:圣十字大教堂区(Santa Croce district);圣老楞佐圣殿背后的圣泽诺比乌斯和德语区;普拉托和阿诺河左岸的博尔戈圣尼科洛和圣灵大殿地区。面对公共健康委员会那里的大量档案,我将我的研究限定在佛罗伦萨市本身,忽略周围较小市镇和地区的中心的文件。但是在关上大门,只围绕佛罗伦萨老百姓生活事务之前,我想在城墙外逗留片刻,说一说发生在瘟疫之前,并且以某些方式预示了瘟疫的事情。档案这里涉及十个旅人的诉讼,他们被卫兵挡在障碍前,沿着向南延伸通往公国的大道设置的障碍——不仅设在佛罗伦萨的大门口,也在控制着从米兰沿着波河河谷和托斯卡纳主要交通路线而来的人员流动的路障处。米兰事实上是瘟疫辐射开来的中心,由雇佣兵和曼托瓦及蒙费拉托之间的战争带来:那些爬上亚平宁小径再走下山口的人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瘟疫。



Francesco Petrini, Raffaello Petrini, Veduta della catena (1886), Palazzo Vecchio Museum

这十个旅行故事将叙述带到远离佛罗伦萨,从故事来说,也先于佛罗伦萨故事发生的地方。它们缘起于遥远的土地,展示给我们广阔范围的事件——在某些案例中,有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意大利的战斗戏剧场景。三个案子涉及大公国军队的逃兵,他们在卡萨莱和热那亚阿尔卑斯附近目睹了军事行动;这些故事给警觉的官员对从远处看到的“一脸病容”的士兵的简略描绘填充了具体的个人经历。战争或者逃跑的故事会隐含着瘟疫的迹象吗?行政官员是这样认为的,并且小心谨慎地找出这些徒步士兵的个人故事,他们反对另外一套成见,反抗对传染的执念。营地生活的不舒适和上级的不公,还不要说食物缺乏和饷银不足,这些事情远比瘟疫更多占据入伍士兵的头脑。针对旅行者的诉讼因而也就为疫情期间的事件提供了一个叙述的、空间的、和时间历程相当偶然的框架。通过小人物的和间接观察者的证言,它们将城市的史志同更大的欧洲历史联系起来。这些故事参杂了私人焦虑和家庭情绪的关注,以及拒绝在穷人受压迫的命运面前低头的冒险精神。战争和瘟疫的相互串联,通过经历了这些的人们的话语透露出来,那些机智的人们通过逃跑、计谋、和狡猾抗衡由他人决定的事件的重负。

公共健康委员会的犯罪档案在这里又一次暗示了小人物和那些伟大人物的历史故事之间的联系。证言有节奏地在私人事件到集体的、公共的事件之间摆荡,把它们都绑在一起。从相反的方向来说,它回返到家庭领域各自独立的层面。于是,一个士兵,米歇尔·迪·保罗(Michele di Paolo),穿越热那亚阿尔卑斯山脉和整个战争剧场,为了与从家里被驱逐的妻子和儿子团聚。还有一个罗马逃兵朱塞佩·加洛(Giuseppe Gallo),因为痛恨上尉斯坦卡(Captain Stinca),一个算计士兵军饷的那不勒斯人,从卡萨诺的军营逃走。

战争和瘟疫在艰难的日常生活表面之下,在个人和集体无法停止的活动中淡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相应变化,也随价值观而不同。官方史志或者专注于瘟疫或者专注于军事,而这里的一连串事件却陷入了微小突发事件浓密的网络中。

对行政官员来说是犯罪行为,对被告来说却是实际考虑、个人利益、信仰、生存策略交织的一刻。从这点上来说,公共卫生委员会提起的审判,为我们介绍了一个引导犯罪和解释其构造的精神世界(mental universe),给疫情紧急状况期间广泛的社会调适提供了证据。人们的反应,不管是涉及财产,隐藏一个病人,一夜情,或者是因特殊情由从战场回家,都勾勒了应对疾病蔓延的生理与文化资源结合的面貌。

人类一个群体对疾病和死亡做出反应的方式直接表示了整个集体共享的文化价值,因为健康和疾病根植于生命繁殖、生命质量和生命保存的根本联系之中。违背卫生法规因而代表一种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从而社会团体通过与司法秩序的冲突确立自己。确实,瘟疫的爆发粉碎了涵盖一切的平衡,而紧急立法通过阻断习俗曾经确保的多重渠道的渗透,粗暴地裁定对人类关系的重新定义。显而易见的是,被阻滞的主要是普通人的交换渠道,正像这些官方文件归咎于他们扩散传染。除此之外我们又怎么能解释只涉及下层阶级的犯罪诉讼的数量?公共卫生委员会的文件中显示的这些社会层级意味着事实上的随意解读,一种确切的病因学(etiology),诉讼在其中被书写并获得意义:瘟疫从普通人生活的拥挤、营养不良和恶臭的环境中向上层袭击并蔓延。

没完没了的名单和审问提供了同一模式的不同变化。在佛罗伦萨的特定例子中,环境因素特别被强调。工作居住在巷子里的人并没有直接因为可能的造反行为而受到指控;相反,他因为大公的慈善关注而被指出来,并列入那些会被分派盖上公共卫生委员会章子的床垫的人员名单中。因而他的名字和主管那个地区的绅士联系起来,他会让他擦干地板,疏通他的污水池。然而这种决定论的外行精神(determinism laicism),并不否认传染会向上层运动的信念,即使在缺少可归罪的行为时,就像米兰和那不勒斯的西班牙区域的例子所证实的。在这里,佛罗伦萨的瘟疫再一次表现得反常,它没有能够唤起在米兰和那不勒斯出现的二元对立阴谋论,传达并标志阶级的对立,并将病因学人格化。

缺少对佛罗伦萨社会关系符号化的类比,部分解释了在最严格控制的社会层级中的持久争议。确实,公正的轮子不仅由权威推动,也被自己人互相反对的邻居和亲属推动;完全缺席的是针对重要人物或者那些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指控。通常,引起这些诉讼的并不仅仅是嫉妒或者家族世仇(vendetta);而是要控制健康下级管理人员(lower echelons)和片警(constabulary)运作的需要,以及在内部进行指控的需要,以便更准确地确定家庭与工作的连结和关系。因而,即使在权威这一方面,诉讼也针对那些和通常在司法案例中涉及的普通人同样社会出身的雇员。

这些诉讼处于一种交易的语义学(a semantics of transaction)之内,并且也相应地处于社会交换的语义学(a semantics of social exchange)中。从一方面来说,紧急状态下的规范要求一整套新的社会交往规则;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套社会规被先前存在的价值和互惠关系引导的违规行为破坏。


Florentine Painter after Francesco Rosselli, The Execution of Savonarola and Two Companions at Piazza della Signoria 16th–17th century, Galleria Corsini, Florence

在疫情时期和集体的、增加的死亡率之下,交换与交流的圈子甚至包括了那些染病的人和死去的人。在亲戚和共同工作的人之间,他们身边亲密的人和共同工作的人一直能感觉到将死的人和死者的存在;祈祷、家用物品、衣物的流通,包含生者和死者不断被重新激活的互惠情谊。生者、病人、和死者的身体,伴随不管什么属于他们的东西,不仅从法律上,也在情感上位于人物主角的行动、记忆、希望和焦虑的中心。从这点上来说,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对“忍受痛苦的社群”(community of suffering)的定义在这里是切题的。这个概念在疾病造成的阈限(liminal situations)状况下成型。受疾病袭击的群体通过重新定义其内在结构来抵御疾病的打击;这个过程被放大,直到它包括了所有在这段时间内通过生病经历了类似过程的人。治疗(therapeutically)和奇迹(thaumaturgically)的灵验群体因而即是生者的也是死者的,即是专业的也是神秘治疗者的。对死者的纪念和生者寻求从瘟疫危机中解脱途径的期望一致;记忆和希望建立了个人与集体时间的延展,并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作为一种积极动力发挥作用。记忆和希望因而落在构成个人犯罪的特殊情境中。让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译注:维克多·特纳(1920-1983),英国人类学家。他在仪式、象征、表演和比较人类学研究方面对人文科学领域有深远影响。他对意识的象征主义、阈限(liminality)和文化本体论价值观的阐述,建立在一生的诗歌、古典文化和戏剧表演熏陶中。在对罗德西亚(今天的赞比亚)北部的恩登布部落研究之后,他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structural-functionalist),“社会剧场” (social drama)和 “文化剧场” (cultural drama)等概念,后来又发展了人类学哲学(ethnophilosophy)或者人类学宗教学(ethnotheology)领域。

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总结了维克多·特纳的四个主要理念:

仪式编码伴同社会意义;

高度编码的意识系统对心灵和身体的治疗力量;

他称为“社会剧场”的富有活力的分析的必要性:暨,从私人和公共冲突中横扫而过,趋向一种明确的文化高潮,然后在公共仪式中得以解决;

阈限:生活在社会所及范围之外的经验,永久或临时超越其束缚。它是探索西方宗教行为的一个观念。阈限时期是节日期间特意产生的,在这个时期,时间是停止的,区别被模糊,秩序上下颠倒。阈限是社群同情发生的欢乐时刻。】


Masaccio, St Peter Healing the Sick with his Shadow, 1426-27

Fresco, Cappella Brancacci, Santa Maria del Carmine, Florence

财产犯罪是健康委员会犯罪档案中最醒目的几组之一;它们涵盖了各种不同的行为,从搬运家具,到从隔离的房子中拿走物品和麻布织物,到从死者身上偷走衣服,从隔离点、医院、以及康复处偷走里面的居室设备。当你从权威作为一个整体的角度考虑所涉及的案件,你可以把涉及物品占有的案件归为两种不同的偷盗。第一个也是最大数量的包括亲戚、邻居和与受害者共同工作的人;换言之,秘密搬运家具和其他物品,包含在家庭、邻居、或共同工作的人之间的情谊权利中。远非仅仅出于恶意的表达,它也解释了保护幸存的物质财富的欲望,因而确保了财富在习惯和邻里范围内的永久性。这样继承的遗产,不管多么微薄,从权威毁灭性的消毒运动中被保护起来,并根据精确的特权和权利重新分配。即使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那些从一个亲戚的家里拿走家具和物品的人,也确认了他们的行为的合法性。因此,就像萨尔瓦多·托托雷利(Salvatore Totorelli),一个年轻的糕点师,被指控悄悄进入他姐姐的房子,她的丈夫已经死于瘟疫;在她的妹妹卡特琳娜的帮助下,他从那儿拿走了一些珠宝。在酷刑室的吊刑(strappado)中,他喊道:“所有这些东西都属于我们!”——因此,即使在酷刑下,他也重申了他的行为的恰当性。

【译注:吊刑:受刑者的双手在背后被绑起来,一根绳子绕过手腕系在绑着手的绳子上,然后把人吊到高处,再突然从高空坠下,在快落到地面时把绳子扯住。通常会造成肩部脱臼。这种酷刑很可能造成死亡。】


Jacques Callot, The Strappado, from the suite The Miseries and Misfortunes of War, 1633

但是糕点师萨尔瓦多的案子也暗示了一种比通常保护家庭财产更精确的策略。在家庭成员之间,姻亲兄弟之间横向的情谊联系是享有特权的;它在父亲与姐姐死去的时候显示出来。兄弟对“后天的”亲戚的敌意,他的权利涉及他离去的伴侣的嫁妆,打破了父系继承约定的传递关系,这清楚地说明了犯罪行为的动机。在丧偶的姐夫(他想必没有孩子)能够行使他对嫁妆的权利之前,死去女子的弟弟们进到他的房子里偷窃,从必须重新回到原生家庭核心的财产重新分配中将他排除出去。

有共同的技能或者行业提供了违反卫生法规的其他机会。卢多维科·普切蒂(Ludovico Puccetti),一个丝绸纺织工,被命名为圣米尼亚托隔离点的看守和管理人,负责监督消毒衣物,但在涉及他自己的工作同伴时打迷糊眼了。他交给他们没有熏过的几包丝绸,好不让织机空闲着。 裁缝保罗·瓦内西(Paolo Varnesi),因为闯进巴托洛梅奥(Bartolomeo)的商店而被捕,巴托洛梅奥是他的朋友和同行,因瘟疫而陨命。瓦内西想要拿走剩下的财产中的存货,以免它们被官员匆忙征收。想着自己的商店,铁匠尼科洛·范诺兹(Niccolò Vannozzi)能够让巴尼奥·阿里波利镇(Bagno a Ripoli)隔离点的官员卖给他三百磅铁。纺织工卢多维科、裁缝保罗、铁匠尼科洛的违规,让联系自己的行业与支持自己的同行、他们的家庭和自己的商店的圈子完整起来:最重要的目标是弯曲紧急状况机制,以便利用瘟疫提供的机会,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保存个人和私人的范围。


Polychrome velvet with a variation on a Medici emblem, late 15th century, probably Florence

更进一步来说,也有许多例子显示了,让正常时候的需要和瘟疫强加到每个人头上的新的任务融合的能力和愿望。公共事务机构关注被告的正常职业、盗窃、报酬,以及官方的容忍维系于错综复杂的偏离模式,它根植于更健康时期的习惯。在这些案例中,行为的动机和方式,也将瘟疫的情节线索追溯到正常状态下的空间和节奏中。与传染这个关注焦点相对,小职员和普通的匠人、店主,反对他们自己的根源的集中性。从他们的根源和他们的坚韧中,他们充满激情地为自己辩护,产生了持续而令人惊讶的对死亡的蔑视。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罪行和控诉是互补冲动所推动。如果抵制疾病附着于日常生活的坚实之上,没有连续性的终端,并在那儿找到不断的营养,那么指控在日常生活之环被打断的一刻形成。丢失物品的清单解释了对这种系统性侵蚀的认识,生活建立其上而无可安慰的破败布景。那些从传染中幸存的人,及时核实他们的物质损失,对人们对他们做的坏事提交证词,指责那些假定有罪的人。库存清单和指控是专用文体,受瘟疫打击的人的话语被记录在上面。自然,这表明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任,那旋转的轮子可以从下面推动,也可以从上面推动;也就是说,信任政府的上层,当然不是仆人和看门人,他们只是临时穿着制服,执行上级的指令。

比如说,某个安吉莉卡的邻居,刚被收到隔离点,马上去找健康委员会,为了获得允许让她能出去晾干她忘在水槽的衣服。委员会派了两个服务人员去把湿衣服从水里取出来,但是安吉莉卡的邻居盯着他们,他们在她屋里呆得时间太长起了怀疑。邻居后来把这些都告诉了安吉莉卡,她治好以后,谴责了这两个人。这个案子很形象地说明了对最微不足道的细节做出反应的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与一种不直接针对机构,而是采取一系列基于对权威如何运作精明打算的算计的抵抗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自我防卫和请求保护被视为受到高层官员的不可捉摸保证,却受到低层官员威胁。人们怎么能不怀疑用木板封起房子的打杂的,撒硫磺的,或者是一个临时穿着卫生部门制服的掘墓人,而之前他像所有其他人一样,穿着破衣烂衫,不会尽可能利用这情况而自肥?也许是因为这些考虑,安吉莉卡的邻居信任公共卫生局照料她的洗濯衣物,但是却在公共卫生局打杂人的贪婪欲望前守护着她的屋子。

但即使是对待打杂人员的态度也随情况而变化,而官方的指控是涉及讨价还价、施加压力、交换关注的想法和喜好的商议过程中的最后一步。从这点上来说,掘墓人和死者的亲戚的关系,指示了一种复杂性,分配相信已经被传染的衣物和谨慎迅速清除尸体构成了变量。从尸体身上偷走外套事实上掘墓人唯一被指控的罪行,通常被抓现行(flagrante delicto)。因为它们所暗示的传染的危险性,这些罪犯被严厉地起诉,并被行政官员惩罚;肩上搭着传染的衣服走过城里的大街小巷构成了对所有人显而易见的风险。赤贫而好争吵的无产阶级,掘墓人公然违抗官方命令,剥光尸体,贩卖斗篷和裤子,并和他们的同伙分享这种方式挣得的收益。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行为也是之前的事引导的。直到1348年,医生和药剂师行会的规定(掘墓人也是其中的会员),允许将死者衣服当作给予运输死者的报酬的习俗。其后涉及运输和埋葬条款的修改记录了这种做法的经久历史,行会的顾问为此哀叹,徒劳地想要通过其他安排遏制这种习俗。尽管瘟疫发生在不同时代,亲戚和掘墓人的关系仍然历经多少世纪,交织在衣服作为馈赠仍然合法的复杂性中;行政官员作为盗窃惩罚的,对受指控的人来说是自己工作的一项特权。这个习俗根植于行会的规定中,和兄弟与姻亲之间的惯常策略一同,构成了与健康法规相对立的传统经济行为的一道不规则堤岸。


德拉科鲁瓦:《哈姆莱特》掘墓人场景插图

Eugène Delacroix, Hamlet and Horatio before The Gravediggers, 1843

因此,财产变得复杂的世界召唤一个人与自己的邻居的关系,秘密地搬运物品和衣物跟随社会交流网络中疾病、恢复和死亡产生的调整之后。并非出于偶然,唯一被判死刑的是安德里亚·帕西尼亚尼(Andrea Passignani),一个自己认罪的掠夺者,他年轻,没有雇主,没有家庭和工作的联系。与邻居和家庭参与的谋划以及同谋和贩卖的诡秘复杂正相反,安德里亚以他的孤独与众不同。他是一个凄凉的近乎现代的人物,他割断了与家庭和家庭保障网络的联系,这些本来可能在当时的案情中拯救他。圣皮耶罗拱廊(The arch of San Piero, L'archino di San Piero)的一个园丁,一个赌徒,偶尔也做一个门房。他短暂的生命在机遇和冒险的旗帜后面行进,这让他经常偷窃。他在将要死去的人中间行动敏捷,用他的刀子启开公共卫生委员会封起的大门。他什么都劫掠——床单、钱、一件斗篷——并且在贫民窟卖掉一切,最终在那里他被捕。因为他的大意、匆忙、或者对他人毫不在乎,他抓住任何碰到的东西在任何他能行动的时候。年轻、大胆、孤独,他的形象接近于笛福的人物;这不仅表现在他脆弱的“现代的”无根之中,也恰恰表现在促使他行动的经济逻辑中。远非要从官员的纪律措施下保护一个同伴或者邻居,安德里亚只为了钱抢劫,也因为这个原因他被惩罚。

他的案子,和另外两个不特别重要不需要对有罪一方判刑的案子,在被指控的队列当中勾画出一种罪犯,在他们身上老问题汇聚并被打击:流浪汉,无根,不确定的职业、缺乏出身背景。在连结期望和经验的曲线上,安德里亚的故事与前者一致;这是针对财产犯罪的一个异常案件,因为那些人犯罪的动机指向记忆和希望的融合。

第二组犯罪解释了社会态度和行为方式之间的联系构成了隐藏病人和死者的身体,而不是把它们报告给健康委员会的企图。

当传染袭击了一个匠人或者店主家庭的一员,这个群体会试图违抗健康规定并分成两组。一组中,父亲和年龄大到可以工作的男性,会悄悄离开他们的住处,住到商店里。在邻居和一同工作的人的帮助下,他们在那儿随机过着能够继续生产和做生意的生活。第二组由母亲和小孩子组成,他们呆在家里帮助生病的家庭成员。通常,父亲或者一个兄弟回来打听他隔离的亲戚,他们的来来去去惊动了怀疑的警察。

偶尔也会发生一个店主帮助一个染病的雇员, 给他买药,但是他死后会丢弃他的尸体。在这种情况下,邻居报告关起的屋子内发出的可疑气味会引起行政官员的注意。这些简报中描述的指控(瘟疫期间擅自营业),呈现了这个和相似的违规事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家庭中即使是疾病和死亡也不能中断商店里和街上的社会生活。

在另外一方面,有些案件中涉及宫廷工作人员的家庭或者大行会(Arti Maggiori)成员,藏起生病或者死亡的亲戚的企图,通过由本区外科医生正规签署的证书显露出来。这份文件证明疾病“无需怀疑”,尽管偶尔会引起行政人员的怀疑。把尸体埋葬在教堂这样的一份证书必不可少,它从健康委员会指定的外科医生传到教区牧师(或者他的替代者)手里,是允许在神圣的土地上埋葬的必要先决条件。总而言之,人们可以从针对收买的外科医生的诉讼,或者从可疑的健康证书中,推断隐藏身体的动机是为了确保一个体面的埋葬。


佛罗伦萨七个最早的大行会徽章

Arti Maggiori Fiorentine. LE ARTI FIORENTINE. Archivio di Stato.

事实上,瘟疫时期的死亡根本上来说被看作是不体面的,公共大墓让死亡变得更加野蛮,成千无名的尸体撂在里面,留给偶尔会被稀疏的栅栏限制的野狗。我们能够接触的文本回忆了公共卫生官员施加的预防措施,在人们心中唤起的困惑和失去了民间得体礼仪的感觉。并非偶然,一个教会的作者捕捉并抄写下了那种恐惧的回声,并把它遮掩在一个疯子喊出的预言暧昧的词汇中:

夏天开始的时候在我们的佛罗伦萨城,发现了一个下层出身,生计低微的人,名叫马西诺(Masino),每个人都觉得他疯了……【马西诺】走遍大街小巷说话、喊叫,“在天空,在天空,明天我会回报你,在乡下,可看那些瓜!”除了这些他嘴上再没有别的话,因此,老百姓都认为并相信他疯了,因为他们从来都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或者说他试图用这些词语表示的是什么。


Gaetano Giulio Zumbo, The Vanity of Human Greatness. Wax; length, 85 cm; depth, 89-8 cm; width, 46.9 cm. (Museo Nazionale, Florence.)

这个可怜的疯子的预言以隐喻的方式宣告了将要来临的城市内社会连结的解体。确实,“这些话,‘在空中,在空中,’他说的不是别的,而正是他伪装成野兽而来,要被露天埋葬,在乡下或者在田野里……【就像】野兽带走随便装在一个盒子里或者扔掉,就像它们来的那样。”“明天我会回报你”预示了即将到来的惩罚,因为上帝“不在星期六回报……而现在从你【佛罗伦萨】这里会要求付出代价。”最后,预言的第三部分具体指出了惩罚的方式,“在乡下看着那些瓜”

意味着伪装成野兽,我们将会被去把我们死去的身体和尸体被埋葬在一个乡下的墓中,胡乱扔在那儿——有些腿向上戳着,有些肾脏朝天,有些这样,有些那样,完全不管谁是富人谁是穷人,谁是贵族,谁是无足轻重的人——而是每个人都胡乱堆叠在一起,扔在那儿像干草垛或者木头堆;我说,只不过要是他们是干草或者木头,它们会被堆得更整齐一些;而他们会被胡乱丢在那儿,有些盖住一半,有些露出一只胳膊,有些的头或者脚露出来成为狗或者其他野兽的美餐;这种样子,证明“在乡下,可看那些瓜!”这句话并产生作用。


Gaetano Giulio Zumbo (Syracuse 1656 - Paris 1701) The plague.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Firenze.

惩罚的丑闻因此完全在于丧失人性的死亡的恶名中——一个人没有被礼仪、眼泪和祈祷的习俗置于家庭之中。词语的紧张重复描绘了残肢断体和想像视野中疯狂的种种情状,似乎暗示了描述内容的视觉起源或者参照。**的纠结重复了中世纪晚期表现死亡的胜利(Triumphs of Death)的趣味,在其中将死的人的堆叠起的身体,形成一条通往长着翅膀或者拿着镰刀的一个骷髅的道路。然而,在十七世纪的文本中,巴洛克意义的表现改变了那种图像学理念的密集;随着死亡形象的消失,它是中世纪形象的核心,瘟疫的意义现在转向习俗礼仪的扭曲和不能实现正当的惯例。通过设置一种系统性的无序,平等的法规与秩序和健康的法律相对立,瘟疫解体了好的死亡的剧场,让符码混淆让行为模式混乱。传达马西诺的先知的感性,和普遍的隐藏病人与将死的人的做法,都是出自这种片面而精确的对瘟疫的认识。

【 译注:“死亡的胜利” 最重要的出处是彼特拉克1351-1374年间,用托斯卡纳地方语,三行体,依照古罗马庆典仪式写的一组《胜利》组诗,包括:爱、贞洁、死亡、命运、时间、永恒六个主题。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整个欧洲的视觉文化中充斥着“彼特拉克的胜利”主题的绘画、刺绣等作品。】


PETRARCH, Trionfi [Triumphs]

In Italian, illuminated manuscript on parchment, probably Florence, c. 1450


Follower of Mantegna, Petrarch's Triumphs on Cassone-Triumphs of Love, Chastity, and Death, c.1460s.


The Triumph of Death

O ciechi il tanto affaticar che giova [...] Infinita e la schiera degli sciocchi"

illustration to Petrarch's 'Triumph of Death'. c.1480-90 Engraving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Pieter Bruegel the Elder, The Triumph of Death

由于越轨而导致的不体面埋葬的执念,当然已经在《十日谈》(The Decameron)第四日的故事中出现。故事讲述了不可预见的死亡。“愿上帝不要让我把这样一个年轻人,我的丈夫,我亲爱的我心爱的人儿,丢在街上或者像狗一般埋葬,” 安德莱乌拉扑在加布里奥托的尸体上哭泣。“我已经为他流泪,我也要尽可能让他的亲戚能为他哭泣”。秘密的埋葬,否认自由流淌的眼泪,因而阻止了哀悼仪式的完成。在她的女佣的帮助下,安德莱乌拉以她的眼泪伴随她的行为,用丝绸布裹起她挚爱的人的尸体;经过几次倒霉的冒险之后,她对她的父亲讲述了发生的不幸,和她自己想要陪同爱人的尸体让他有个像样的埋葬。尼格罗先生被感动了,满足了她女儿的愿望,命令让这年轻人“像他自己的女婿的死亡一样得到足够的尊敬”。暴露在世人眼光下的尸体,被撒满玫瑰被公开哀悼——不仅仅是被家庭成员,而且被“城里所有女人和许多男人,他被极度尊荣地带去埋葬,不是装扮成一个平民,而是装扮成一个绅士,扛在最尊贵的市民肩上”。


Boccaccio: Decameron, Day IV Story 6, Mort de Gabriotto

而另一方面,在第七天的故事中,卑微的羊毛工人帕斯基诺和他心爱的西蒙娜的突然死亡,“她通过纺织用自己的手指挣到她需要的面包,”却并没有以类似的郑重被对待。他们的同事,斯特兰巴、阿提乔亚托、古乔∙因布拉塔、和马拉格沃勒“把他们埋葬在圣保罗教堂(San Paolo),那恰好是他们所属的教区”。


Boccaccio: Decameron, Day IV Story 7, Mort de Pasquino à côté de Simona

公共葬礼的礼遇和众人的眼泪,是生来是绅士或者家境殷实的商人儿子的特权。在安德莱乌拉和加布里奥托的故事中,实际上是尼格罗先生,女孩的父亲,为年轻人的葬礼做了准备(“年轻人出身低微,但是有值得赞赏的嗜好”),因为,事实表明,他是他的女婿。加布里奥托和淑女安德莱乌拉的秘密结合因此把他从平民葬礼中救赎了出来。

薄伽丘的故事设计在瘟疫的框架中,就像十七世纪的故事叙述的那样。同样突然袭击被指控的人和重要人物的死亡,让我们想到类似的瘟疫情景和相似的习性。想要避免集体公墓,和避免经历与记忆中它同社会性无名无份联系起来的所有意味,在1384年也在1630年都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共同的目标。有必要的钱能够贿赂外科医生,可能会将那些能够实现家庭荣誉政治的人,与那些无法逃避健康紧急情况施加的规范的人区别开来。

一个人的遗产继承的范围(因而也就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一个人死后地位的认可之间的联系,在奥拉齐奥·范尼(Orazio Vanni)的案子中以最明显的方式显示出来。奥拉齐奥是老桥(Ponte Vecchio)那儿的一个金匠。他很多年辛勤劳作,为了最终能在新圣母大殿(Santa Maria Novella),“里卡索利家族教堂对面”买一块家族墓地。范尼家族的社会上升旅程在这个行为中完成,它在所有人的眼光中确认了一个家族和他的商店强大而胜利的身份。


Ponte Vecchio


Santa Maria Novella, c1854

确保有尊严的死亡的个人和群体的策略,通过鼓励藏起死者和病人让机构控制偏离准向。对大公的工作人员和大行会的成员来说,一个亲戚的身体也是归属的象征;它的可见首先在坟墓,其后在雕刻的墓碑下,在精确定位的家谱记忆中占据着一个恰当的位置。

与此相反,下层阶级的证言常常承认,有些死于瘟疫的亲戚被埋在田野里或者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在某些案件中,一个被悉心照顾的朋友或者一个亲戚(不管官方规定)死后,在夜晚搬走被丢在街上或者别的地方,没人会费心埋葬他。在这里,违规是身体适时地从家庭的中心分离出去,这样家里的人可以继续他们商店里的工作。下层阶级,没有家庭墓地,习惯于卑微的埋葬,这正是薄伽丘隐射的,他们关心生命和辛劳的身体,养活所有人。他们在瘟疫期间的抵抗主要的欲望是和家庭,以及和商店中的朋友在一起,并且保持正常的社会交往。能够忍受织布机、车床、凿子的磨损,身体的元气是首要的。

对那些属于中产阶级或者上层阶级的人来说,不能逃到乡下,抵制瘟疫和健康权威似乎专注于死亡。工作人员阶层的成员和那些不完全依赖每日工作谋生的人,想要让体面和家庭群体中互相支持的形象永存。这个形象在外在表现和记忆中,恢复了祖先与后人的和谐等级。对这个阶层的成员来说,死于瘟疫就像穷人或者丢脸的人死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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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5-17 15:48 | 显示全部楼层
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下)
【译者按】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295618
自2019年12月底,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最初被称为“武汉爆发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出现以来,事件、故事、信息与伪信息、观点、争议汹涌不绝。在疾病与死亡阴影的威胁下,在全面的信息混战之中,人们尝试了解、学习、认识、参与从而做出相应的反应。这一段时间,与同历此时世界各种各样的人们的交互中,一些困惑逐渐浮现出来。首先,我发现我和大家似乎都没有多少对瘟疫的记忆和认识,也几乎完全不知道个人该如何反应,政府和社会将如何反应。

2003年春天SARS爆发时,我在不算疫区中心的西安。当时我正怀孕,而父亲重病手术后不久。当时术后需要持续治疗的父亲,医院以SARS为借口拒绝接收,除非同意花几十万做干细胞移植。我没有待在家里,每天笨拙地奔走在医院、单位、菜市场之间,忧心的是医院的为难和单位的不快。就像朱利亚·卡尔维所说的,瘟疫不过是令人疲惫不堪的存在之流中的另一个负担而已。然而,这段经历不过是我个人的隐痛而已,它并没有增加我对疫病的认识,我想SARS几乎没有成为一种公共记忆和公共知识。

研究过凉山艾滋病群体和麻风病医生群体的人类学学者刘绍华,一直批评中国欠缺对过去防疫和卫生公共政策中根源性的不当和措施失误的反省和检讨,导致防疫和公共卫生失误恶性循环,一次次自我复制;而防范疫病的公共记忆和知识始终无法在社会中形成。然而,这并非只是中国的独一现象。二月中旬我在蒙特利尔时,当地的人们曾和我一起向武汉的受难者默哀,但是他们没人相信这个病毒会蔓延到全世界。如今,蒙特利尔已经成为加拿大的重灾区。当地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祖母经历了1918大流感,家里十个兄弟姐妹只有两人幸存。而这也只是一个家庭的口传故事,并没有在此次危机时成为预警的历史记忆。西方世界对这种历史记忆缺失和公共认识的反思与批评有各种角度,后殖民自我优越的惰性是其一;马克·洪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则谈到二战后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人类征服、控制自然的绝对自信的深远影响。

回头来看,瘟疫历史记忆在当代的普遍缺失令人匪夷所思。这直接表现在人们对瘟疫蔓延的空间和时间范围没有概念,甚至对滞后出现的科学信息也将信将疑,直到瘟疫成为改变自己生存空间的现实。加缪的《鼠疫》中,非常明显的是人物故事和情节发展附着于鼠疫发展的时间线,鼠疫过程才是叙述的核心。而这个过程清楚地显示了疫情的来去完全不由人做主。人可以救治帮助同类,但是无法约束改变病菌的生灭进程。东罗马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在他的《战争史》中详细描述了“查士丁尼大瘟疫”发生到消退的过程,和加缪《鼠疫》中描绘如出一辙。

中国自古瘟疫频发,而人们似乎也并没有清晰或者完整的记忆。武汉封城后,一位朋友曾说过,中国古代对付瘟疫从来没有什么好办法,医书典籍中都是四个字:“死人无数”。即使有传说中的叶天士的公共防治理论,也已经失传,没有医案可循。残存的记忆或许深植在集体无意识中,通过恐惧而表现——比如不仅在医疗和社会资源薄弱的农村出现的封村封路,也在全社会出现的封堵排外的极端防护措施。这种防疫局面,耶鲁大学历史和医学史荣誉教授弗兰克·斯诺登称作是欧洲中世纪 “防疫封锁” 策略(cordon sanitaire)或者 “巨锤锤击” 手段 。一些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出于SARS记忆、口罩文化和对亚洲一哥的不信任,及早采取防疫措施;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同中国一样没能在早期应对,最终都毫无选择地先后采取了相比中国的 “防疫封锁” 较为灵活、人性的隔离措施。

历史记忆的缺失,也表现在以古鉴今的全面缺失。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记录了建安二十二年大疫。当时“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而受瘟疫袭击的,尽皆“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 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褥之门,若是者鲜焉。”按照当时的知识,曹植说瘟疫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而生。百姓愚昧,悬挂祛病符抵御,实为可笑。曹植记录了当时的特定文化知识和贫富分化现象;而曹植耻笑的迷信,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转化,神鬼之力转化为国族和集体认同,继续安慰失魂落魄的民众。这个记录可以看作构成中国传统中对瘟疫深层集体潜意识的几个要素。

历史记忆的缺失,还表现在古代与现代,传统知识与西方现代知识之间的完全断裂。无论是学界、政府还是民众,都无视中国历史中曾经出现过的合理防疫措施,以及官与民的责任关系的认识。刘绍华在近期与新京报的访谈中说:“在前现代时期,卫生与健康基本上是个人与家庭的命运和责任。关于国家卫生或国民健康的讨论已指出,自十六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卫生逐渐成为国家所关切的公共性议题。”这种认识完全是建立在西方现代学科知识框架上的,中国历史并不符合这个欧洲叙述。熙宁五年(1072年)至熙宁十年(1077年)期间,苏东坡任杭州通判,后知州。刚上任,杭州大旱之后,饥疫并作。苏东坡请求朝廷减免供米,保持了米价平稳;又卖度牒筹资而买米救济饥民;之后又减价卖官仓储米(常平米)。其外,施放稠粥药剂,并带着官吏和医生逐个去往坊间治病。苏东坡还另将官府余钱(羡缗)和自己的私囊所藏黄金五十两拿出,筹建病坊(相当于现在的医院),以备疫情再次发生。在给朝廷的《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奏章中,苏东坡陈言救灾恤患应当预先计划防备,不能等到疫情爆发再做响应。并且婉言讽劝皇帝,见民疾苦匍匐,不能计较利益;就是从权衡权利害之轻重出发,也应学习地主在灾害时期善待佃户,以为长远留得人心考虑。苏轼的防疫记录提醒我们,在文明比较和进步论之外,或许可以从防疫、公共卫生制度、治理制度、社会结构、文化意识、权力与民生关系的良善这个更深层的尺度上衡量、反思当前的社会与治理。

朱利亚·卡尔维描绘的1630-1633年佛罗伦萨瘟疫,是同期米兰和那不勒斯瘟疫一个相对温和的版本。温和不是疫情紧急状况下治理控制手段的温和,而是恐慌和恐惧没有在社会中形成骚乱和人们彼此之间的严重迫害。社会中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生存方式、习俗、情感联系,往往越出紧急状态治理的森严边界;生存所必要的社会与情感联系以隐秘的方式得以维持。

在《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卡尔维沿着官方疫情记录的时间轴线,概括了瘟疫爆发促成国家出现和强制干预的历史现象中的各个构成要素。弗兰克·斯诺登(Frank M. Snowden)在他的新著《流行病与社会:从黑死病到现在》中也谈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大公国为了应对黑死病,健康权威与军队和行政管理结合,形成了针对瘟疫的公共卫生管理政策和机制,现代国家体制由此诞生。卡尔维在官方卫生治理的叙述之中,发现了一系列她称作“启应悼文”式的相互联系的事件,通过这些事件揭示人们日常生活的轨迹、交流、肌理,从而打开了官方叙述的时间线和权威重新组织的空间配置(社会联系和信息流通)之外的延伸时间与隐藏空间。

在《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的第二部分(中、下)中,卡尔维通过公共卫生局的诉讼档案,呈现了瘟疫期间下层社会在紧急状态和传统日常生活之间的调整;社会原本的规范、情谊、价值、利益之间的联系如何适应和对抗紧急状态下的严厉规定;强调下层社会在艰难时期,在本来的生存重负之下,如何将瘟疫新的压力吸收,创造维护原有社会关系和价值,为生命抗争的机智策略。在展开的这些个体的档案中,个人,家庭和社区,城市,和整个欧洲的历史记忆彼此交织,一层层打开。而生命抗争策略则打开了严厉官方治理空间背后隐藏的私人社会空间。时间轴和空间轴都呈现出了复杂和多样性。

以卡尔维梳理的17世纪佛罗伦萨瘟疫袭击期间的个人与社会生活对照武汉封城期间的社会表现,可以发现许多相对应的结构和要素。比如,为家人寻求救治的人们;逆行赶最后的火车回到武汉的人们;像投身到瘟疫救治照顾的方济嘉布遣会修士(the Capuchins)一样的医护人员、志愿者、记者、各行各业的服务人员;突破和绕行阻断受限的物理和信息通路,运送,捐赠,传递人员、物资与信息的人们;那些被阻隔困住无计可施的人们,比如漂流在高速路上或者居不得所的人们;那些隐藏亲人的人(J.K.罗琳也在感染后隐藏起来直到自行治愈),藏在海鲜市场的人,流落在停车场和大街上的人们;那些为了维持生计而变通生意方式的人们;那些无以为生的人,比如养蜂人和禽类养殖户,以及那些囤积居奇、倒卖、售卖假货的人;激化的家暴与性别问题;有尊严的死与无名无姓的死,以及私权归属,比如手机和其他个人物品和资产的下落;受苦的共同体,共情与共疗;生命与死亡价值的重新认识,等等。通过这种对照,或许我们可以对官方权威和社会意识主流的防疫叙述与规范之下,更丰富、复杂、困难的个人生命与社会连结有更多包容和理解的认识,从而唤起与死亡恐惧相对的生命肯定意识,确认社会自发的历史与空间的生命联系,修复个体与公共的记忆和自主性。德里达说理解要通过记忆(Erinnerung),而记忆是吸收,是体悟、内化、体用(incorporation)。通过借鉴朱利亚·卡尔维的历史记忆梳理,希望我们也能够整理、建立我们自己的瘟疫记忆。

【正文】

有身份死亡的等级中心,作为一种民间稳定的模式受到提倡,在痛苦和艰难之中,它提供了一种官方瘟疫书写的组织原则。在疫情的高峰期,1630年11月提出了为多美妮卡∙普拉蒂索修女(Sister Domenica da Paradiso,1473-1573)封圣的活动,她是道明会第三会会员和圣十字修道院的创建人。列福式(beatification)由洛林大公爵夫人克里斯蒂娜(Grand Duchess Christina of Lorraine)向罗马提出,与涉及下层阶级的大量零碎不全的犯罪程序相反。列福式是另一种不同的,相当孤立并且自成一体的司法行为,围绕它的是宫廷成员、托斯卡纳教会等级最高层,以及城市中上层阶层成员的证言。治理机构选择将野蛮和令人发晕的瘟疫死亡率同备受尊崇的死亡形象对比,多美妮卡∙普拉蒂索修女的故事和佛罗伦萨紧密联系,她被提议为这个城市的某种神秘拯救者。

【译注:tertiary:第三会会友:俗家修行者,不受天主教教派严格交规约束,保留俗世生活。源于圣方濟各,后在方濟各、多明会都教派中流行的一种宗教生活组织形式。】


多美妮卡∙普拉蒂索修女肖像

多梅尼卡·纳尔迪尼(Domenica Nardini)是一个农民,出生在15世纪末。她从乡下搬到佛罗伦萨,在那儿她受雇做了一个仆人。被赋予强烈的神秘和预言的天赋,1513年,她和几个朋友建立了圣十字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the Crocetta),人们通常称作“小十字修道院”(Little Cross)。作为永恒的基督代理人,这个农民围绕着神圣的光晕,她管理了在政治危机、灾难和战争年月中以审慎和警觉聚集在身边的一个女子社群。被认为拥有政治和行政管理能力的楷模,多梅尼卡的生命和行动,被洛林大公爵夫人克里斯蒂娜比作自己作为大公国摄政人的职责;这样她可以将美第奇家族统治的神圣性,确立在城市集体的过去中。所有政客和朝臣的证言都围绕着这个隐喻:多梅尼卡以不可动摇的手腕管理的修道院,和统治家族管理的国家相似。前者的良好统治,因而也就与摄政人和年轻的斐迪南大公二世的统治类似;正如多梅尼卡适时的干预,将佛罗伦桑从1530年的围城政治裂痕中拯救出来,同样在一个世纪后,美第奇家族也会将它从瘟疫中拯救出来。

【作者注:自从中世纪晚期,从乡下到大城市的人口流动在托斯卡纳很显著。】

【译注:文中提到的1530年的围城危机,是指道明会吉罗拉莫·萨佛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 1452-1498)建立的基督教共和国与美第奇家族的宫廷专制之间的斗争。多梅尼卡·纳尔迪尼受吉罗拉莫·萨佛纳罗拉影响而创办自己的道明会女修道院;她也和佛罗伦萨的贵族家庭保持良好联系。】

佛罗伦萨的列福式活动实际上开始于权力从洛林大公爵夫人克里斯蒂娜和奥地利的玛丽亚·马达莱纳这两个女人的摄政,转移到斐迪南大公二世统治的时期。在1628年,斐迪南刚十八岁,才开始执掌治国,尽管他仍然受制于他的母亲和祖母压迫性的影响以及摄政委员会的指导。大瘟疫是年轻的大公面临的第一个政治责任的考验,听到传染状况最初的警示信息,他很快回到了佛罗伦萨。


朱斯塔斯·苏斯特尔曼画的家庭肖像画:科西莫二世·德·美第奇与妻子奥地利的玛丽亚·马达莱纳,儿子斐迪南二世·德·美第奇

在这段时间,托斯卡纳经历了一个彻底衰败的时期——经济上、农业上、工业上——达到了这些年中的最低潮。摄政统治下过于精致的宫廷在斐迪南治下也没有改变,大公身边围绕修道院长、贵族和不三不四的绅士们。因而大公国的主要秘书处回到佛罗伦萨古老贵族的控制下,它本来早已从这些贵族手中夺走。那是不稳定的平衡:权力的缰绳被一个刚刚过了青春期的年轻人和两个偏执的老女人掌握。瘟疫的爆发只是让情况更加不详。

突发的危机要求国家和统治他的人同样采取让自己有合法性的行动。因而刚刚开始的权利转换将会更积极地建立在象征宇宙中(the universe of symbols)。官方决定将多梅尼卡·纳尔迪尼的形象,一个宫廷的但主要是美第奇家族的圣人,放到瘟疫紧急情况的中心,这行为本身是政治与意识形态澄清的需要的反应,并且社会性地展示大公家族的神圣根基。在危机、混乱和危险的时期,朝廷通过将集体记忆同过去应对危机的成功联系起来,以暗示自己统治的能力来安抚城市。公开地唤起城市从1527年的瘟疫中和皇家军队从围城中解放佛罗伦萨,以及之后的民间和谐的集体记忆,意味着重新概述呈现过去的危机,以保证将会客服当前的危险。在城市面前宫廷以这些方式表现自己,并且在它的三个紧密关联的空间——围墙围起来的城市、修道院和宫廷中,制造了良好统治的乌托邦叙述。

【译注:作者文中使用的 “象征宇宙” (the universe of symbols)概念源自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宗教比较研究中对文化与象征的关系的阐述。】


安布罗焦·洛伦泽蒂(Ambrogio Lorenzetti, 1290-1348)的三联壁画: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寓言(The Allegory of Good and Bad Government),1338-1339,位于意大利锡耶纳市政厅的九人大厅(Sala dei Nove)。

对一个被疾病和死亡的无序摧残的佛罗伦萨人来说,统治阶级提出了一个富有凝聚力、有安抚作用的重新整合的计划。体面的死亡,大理石墓冢,永不朽坏的圣徒的身体,出入宫廷的人员庄严队列的见证,修女,大公夫人,和医生,戏剧化地将显然寂然不动的神圣时间的记录,表现在历史的困难时间中。因而人们可以恰当地赋予封圣游行和它的核心人物一种产生元历史的(metahistorical)、静态的、和对危机的自我防卫式反应的功能,一种“传统化的和稳定的表现领域,在其中可能的个人危机危险的多样化,找到了它的文化拘把握点、配置、统一和重新整合的时刻。”通过多梅尼卡的传记,被见证人描述的典范时刻,已经被圣徒传的作者准备好,灾难时刻被剥去了其历史的否定性一面,因而超越了现实而指向了象征的领域。

【译注:“传统化的和稳定的表现领域,在其中可能的个人危机危险的多样化找到了它的文化把握点、配置、统一和重新整合的时刻” ——这个概念出自意大利人类学家、哲学家和宗教史学家埃内斯托·德·马蒂诺(Ernesto de Martino,1908-1965)的著作《神奇:南方的理论》】

通过统治家族的倡议,多梅尼卡也作为神秘治疗者而成为“受苦的社群”(community of the suffering)中的一员,她治疗的有效之前已经多次被人体验过。她能够忍受身体与道德上的疾病的勇毅能力,帮助确立了她具备奇迹大师(thaumaturge)的天赋,能够确保给予解救之道:就像那些忍受瘟疫袭击的受苦人,多梅尼卡也经历了永无止境的疾病、瘟疫、放血、和高烧的痛苦历程。但是她总是又恢复,每次都从她悲惨的疾病中消耗得精疲力竭,但是更加坚强。受苦受难和胜利的身体作为核心,引入了身体疾病和神奇治愈的主题,召唤到封圣活动中的证人讲述了这些故事。多梅尼卡被崇敬的肢体在他们关于疾病和治愈的记忆中强有力地塑造;而它们精确而事实的暗示,将主题从公式化的凝滞和固定中解放出来。痛苦的记忆,意想不到的肿胀、发烧和失眠,将尊崇的神奇治疗能力置于私人的虔诚领域。证言的语言打开了家庭场景、个人苦难、切身的苦楚,以及被限制在床罩和厨房炉子的空间。危机元历史的领域向前推进,消失在亲属和邻居的寻常渠道中。在其中循环着小十字修道院修女赋予虔诚的人们治疗的残迹。

当下,在这里等同于危机时刻和布尔乔亚关于治疗的故事,通过宫廷意识的自我合法化被过滤。在权力神圣化的范围内,被宣告的叙述积极地与照料病者的做法和对瘟疫的抵抗与应对交织,并被其激活。

文本的阐释(或者说,所有构成封圣过程的证言)因而必须从它显而易见的形式中出离,以便表明它象征的重要性。这种解读或许可以在试图将想像中的形式同历史行为的张力联系起来的交叉引证中实现。

起初看来,我们在封圣活动中看到的瘟疫故事,似乎同佛罗伦萨下层阶级的瘟疫经验相矛盾。所有它的配置,从多梅尼卡的尸体到她的法衣、遗迹、神奇治疗的故事,都依赖将存在与可能之间的系统的、重复的倒置。瘟疫受害者黑色的尸体与受到祝福的多梅尼卡丰满、红润的身体成为对应;他们的赤裸对应她闪闪发亮的法衣;腐烂的臭气对应神圣的气味。通过家用物品和衣物传播的致死的传染,和与接触神圣食物和服装的治疗对比。与法律为那些隐藏一个生病的人准备的有罪指控相反,封圣活动强调家庭救治(回报以生命的做法),胜过医生的聪明,系统性隐藏病人的做法。但它仍然是根植于社会性扩散的打破紧急情况规范的颠倒——一种突出行为,因而,也就完成并明确了犯罪记录通过暗示和碎片所叙述的内容。比如,小十字修道院院长安吉莉卡∙德∙玛琪亚,作证多梅尼卡修女如何几乎因为医生而丧命:“在1534年,7月20好,圣洁的修女喝了一些医生给她开的药浆。其中一种是**(不知道是因为错误还是其他原因),西班牙金苍蝇(Spanish Fly),她一喝之后就不停想吐,流血,发炎,眼睛也变得模糊,她虚脱了,几乎死掉。”医生试图帮助她,结果却加重了她的病,这样她“三次复发经历了同样严重的情况。”只有在把自己交给上帝之后多梅尼卡最终才恢复了健康。认为医生实际上在毒害自己的病人的信念,在对莱安德罗·西米内利(Leandro Ciminelli)的诉讼中马上找到了确认。莱安德罗是佛罗伦萨博尼法齐奥医院(Bonifazio Hospital)的一个医生。当他“在照料那些因传染而体弱的病人的时,一项指控摆到了行政人员面前……他开出了引起人们死亡的粉末和药物。”指控后来被搁置,但是这个案件以一个说明做了结论,莱安德罗医生提醒行政人员注意某些未知的“嫉妒的人”,在他的医药包里放进去了“其他我们应当在恰当的地方和时间描述的物品,以免冒犯老爷您尊贵的耳朵。”

下毒的一生的主题在不同地理区域不断出现并广泛流畅,它与“传统的”民间医药和“现代的”科学医药之间的冲突相联系。很突出的是上面文本中引用的针对西米内利医生的指控被归因于嫉妒,一个会驱动任何投射邪恶之眼(the Evil Eye)的人的主要情感动力。

然而,在关于毒害多梅尼卡·德·纳尔迪尼的书面证词中,人们对医生的敌意成为自我证明的策略。治疗者的无能同悲恸的加剧成正比,允许这种无能的意愿和能力同受祝福的放弃成正比。这段插曲的意义是模糊的,对待医生的传统怯意与圣徒赎罪的欲望重合。但是在文本的范围之外,社会性扩散的从健康权威那里隐藏疑似传染病人的做法,可以通过对违背规定的治疗方法和与医生行会竞争的外在治疗者这两者的提升得以加强。

让我们通过第二个例子来进一步说明实践与象征,社会与叙述构造的交织。在封圣活动中,中产阶级出身的证人如阿尔比耶·德·吉杜奇、奥塔维奥·阿莫尼和丽莎贝塔·森特尼告诉人们他们尝试过得最有效果的治疗瘟疫的办法:用一种从多梅尼卡的墓冢那儿拿来的圣饼,由家里的女人制作。在一个1632年无名者撰写的手稿中,名为《几位作者撰写的医学解毒剂汇编》,为瘟疫期间的病人建议的方子是: “肉汤中煮面包不用酒” ,并且声称这个方子治愈了托斯卡纳的斐迪南大公二世。我们又一次面对在几个层面起作用的文本:圣饼来自多梅尼卡的坟墓,但它也是许多秘密药方的书中的一本所建议的外行药方。在疫年期间推荐它,并且和大公这样的人物联系起来(他感谢它治愈了他),表明它在整个城市传统中的普遍存在,在这个传统中外行和宗教的元素共存。

这些迅速侵入社会领域放大并定义了记录的封圣活动意义,把我们带到了它们的范围之外。多梅尼卡·德·纳尔迪尼的列福式和犯罪记录中的快速审问,并不是同样危机背景下并置并偶然联系起来的事件。引导见证人的行动的价值和行为模式相互呼应:隐藏感染的身体,与可能致死物品的依附和接触,对医生的漠视,相互交织的家庭与邻居的纽带,形成普通人与上层和中产阶级之间,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交换通路。我们只能通过解码另外一个理解这一个,通过查究下层阶级违规的焦虑的活力,穿越到上层阶级的违规,他们通过神圣的指涉、记忆和地方,张扬其显贵。

我们从犯罪记录中了解的人物群像,穿行并充满瘟疫的日子,在多梅尼卡·德·纳尔迪尼的封圣活动记录中表现得更为完整。没有这些记录,只根据可用的犯罪记录,我们将会只掌握社会交互模式的片面知识。来自天堂修道院的农民(多梅尼卡)不同版本的生平故事,在多个意识层面解释并合法化了危机释放的情感。而缓慢而精确的封圣活动,却在传染加剧中引入了一种不同的时间的认识。一种历史与个人记忆的不同联系,在确认和审判的词语表述的秩序中,调节着幻象和恐惧,对受压迫者的回报,瘟疫也在滋养。他们次要的和地底下的策略使得回报变得可能;这也决定并解释了事件。它也让这些事件从灾难、自然和偶然的未知范围内,同社会性可控制的尺度重新结合起来:良好的城市治理,治疗和保护家庭与财产。死亡生理性的确定性,因此被置于社会性可协商的秩序之内,在人的尺度之内。证人记忆并叙述,转换记忆的平面以便能够谈论疾病、康复、维系钱和家庭、敌对、占有、死亡和荣耀:这些是推动寓言的宏大激情,与私人和公共故事交错,即是神圣的也是俗世的。他们是和小说场景设计同样的宏大情感,试图表述不可言说的事物,将情绪的绝对性转译到许多情节的纤细线索中。

【译注: “死亡生理性的确定性因此被置于社会性可协商的秩序之内,在人的尺度之内。” 作者参考了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


小十字修道院的壁画Paradiso, attr. a Jacopo di Cione

如果人类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由这些深刻的情感构建的,在不同社会阶层之中和社会中汇聚的个人之见爆发的激情,与丧失熟悉尺度的结合,让灾难性的危机的认识和其危险迥然不同。文化克制不可知风险可怖面貌的过滤网,在每一个转折处都被阻滞;文本交还给我们一种虚构编织,在其中写作的线性叙述被细节、梦、寓言和幻影的突然暴动打破。瘟疫的故事暴露了史志、记录、证言和请求中这种尖锐的情感和不稳定的品质,并将故事作为果断的集体行为,以剧场的形式呈现到我们的凝视之下。

根据保罗·费拉拉(Paul Ferrara)英译转译

2020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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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7 21:58 | 显示全部楼层
对中国古代防疫的印象来自大明劫,军营里患瘟疫的兵圈起来,直接放火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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