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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转】玛葛,穆护或万能人:从一枚萨珊泥封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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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7 23: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自解印人桑托
转载经过许可,请勿用与商业
之前说过要写一些萨珊官印和行政地理的内容,这是第一篇,算个介绍性的开头吧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65123031908495#_0
萨珊波斯帝国曾是横亘西亚大地的一支强大势力,兴于三世纪初,亡于七世纪中叶,持续四百年有余,比中国的大部分朝代持续时间都要长(和两汉比较接近)。帝国存续的进程中也经历过几次起落,其间一些大事件至今为历史爱好者们津津乐道,如沙普尔俘虏罗马皇帝瓦勒良、吞并贵霜,卑路支和白匈奴的恩怨,库思老二世改革,摩尼教的兴衰等等……
笔者是一名印章爱好者,相比宏观历史事件,更乐意关心一些细枝末节的史实在印章、封泥等小物件上的反映,比如具体的经济政策,人们的信仰和活动(心理、物理),服饰风尚等。这个主题也是希望从封泥开始逐渐联系文献资料,发掘萨珊波斯帝国的一些具体的行政和经济政策。因为地理资料的整理和统计比较费时间,所以先写这篇介绍性的文字,主要是普及一下讨论的对象和方法,顺带为后面要说的大问题开个头。
(进入正文)
本文要讨论的是所谓“泥封”,或者“封泥”。顾名思义,“泥封”的作用是“封”,也就是封存、保护某些东西。用于制作“泥封”的自然是泥,但是光靠泥显然是没有什么真正的保护能力的——即使烤过硬化的泥也是一砸就碎。所以真正起保护作用的是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封存机制”,“泥封”只是其中的核心部件。
泥封封存的可以是装物品的容器,也可以是文件。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后者。就我们国人较为熟悉的木简来举例,其“封存机制”并不复杂:在写好文字的木简上再加一个”盖“,也就是形状贴合的一块木片,这块木片的背部会留一个槽(也就是封泥盒)用于扎绳和装封泥。在用绳子穿过槽的沟扎紧两块木片后,在槽内填入封泥,最后在封泥上加盖印章。

尼雅出土的带有封泥的木简
这个机制虽然简单但是非常有效:一旦有人要私自拆开两块木板,就不可避免地要毁坏封泥,收到木简的人自然就知道有人偷窥甚或篡改了木简的内容。那么偷窥/篡改者在拆开木简后还能够重新再将其原样封存吗?这正是最核心的加盖印戳那一步的作用,因为偷窥/篡改者没有封存者的那枚印章,所以重新伪造一份封存了的木简是非常难的。(顺带说下,我们在一些小说里有时可以看到仿冒印章浑水摸鱼的情节,比如《水浒》里就有个玉臂匠金大坚,但是要知道无论哪个时代印章雕刻都是高度专业的手工门类,高级别的作坊出师可能就要十几年,更别说要模仿别人的刻印风格了。由此可见,能凭借“造假”位列108将绝对是有点料的)。
扯歪到这里为止,接下来说说萨珊波斯帝国的泥封。下面就是今天要说的这个例子,来自德黑兰的伊朗国家博物馆——

德黑兰伊朗国家博物馆藏萨珊波斯泥封,编号Exc. 1909/11
这件泥封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和木简上的方形封泥不同:这个大饼子上面有多个印戳。实际上地中海至中亚西部的很多古代国家使用的都是饼子形状的封泥,理由也很简单,他们不用木简写字而是用纸。而木简的使用范围主要还是在中亚东部和更东方。
再来看个例子,厄勒芬廷(Elephantine)的希伯来文莎草纸和泥封。这个图很有名,在不少网上流传的文章里使用,不过这是件复制品。

厄勒芬廷文书和泥封,公元前五世纪(复制品)
这是笔者自己收藏的中亚西南部(主要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封泥,也是个小饼子,但只有一个印戳,显然也是用于纸张的(巴克特里亚地区曾流行过桦皮纸)。
中亚泥封,可能来自健陀罗或巴克特里亚地区,四至七世纪,笔者藏品
虽然泥封的形状看上去有点随性,但纸张的封存机制其实并不比木简简单。私人书信相对好办,把纸卷起来用绳子一扎,然后把封泥糊在绳子上盖上印戳就好了。而一些政府公文或重要的契约文本等的封存则更为复杂,一般需要在封存好的公文上“漏个底”,既透露一些基本信息如:公文的大致目的等。这个“漏底”的操作有时是把信息写在纸张背面的顶端,这样扎起来的时候这面翻在外面就可以看到;还有一种是把信息留在正面底端,封存时这部分不卷,并且从中间切出两束纸条用来捆扎卷起来的纸张。当然,最后覆泥封和盖印戳的操作是一样的。
前面说地中海至中亚西部都有饼子形泥封的实例出土,但是萨珊波斯帝国的情况却有些特异:在其核心区域,也就是伊朗和两河流域,这些泥封绝大部分都是“落单”出土的。
注意这里说的包括了盗掘和考古出土两种情况,不光收藏家手上没有,考古出土也是如此,比如Taht-i Suleiman和Quasr-i Abu Nasr这两个重要的遗址都曾出土过整房间数百件不带一张纸的泥封。或许是萨珊波斯有销毁文件的习俗,抑或是因为意外或人为的火灾毁坏了纸张,或者萨珊波斯用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纸,现在我们并无头绪。
同时,很多证据又暗示萨珊波斯确实大量使用纸质文书。比如一些泥封背面的穿绳痕迹确实显示其是用于捆扎卷起来的纸张的,而且出土的整房间泥封很明显是作为行政档案留存的。另外,大不里斯坦(Tabarestan)出土的33份帕列维文法律文件,虽然年代在后萨珊时期(8世纪),但显然是遵循萨珊波斯的规制所作,这说明至少在萨珊波斯后期使用纸质文本是非常普遍的(这批文书是2016年的发现,其重要性毋庸置疑,遗憾笔者未及细研,只能留待以后再说了)。
总而言之,缺乏纸质文书证据确实令人感到费解,对研究者们来说也带来了不少的困扰——因为文书上的许多直观信息,包括它讲了什么、涉及了那些人、发生在何时……都无法挽回地丢失了。但是,所幸,万幸,还有泥封。
近二三十年中,对萨珊波斯行政、地理、经济等方面研究的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批重要遗址的发掘以及其中大量泥封的出土,当然很多私人藏家陆续同意曝光他们的萨珊波斯印章和泥封收藏(尤其是A. Saeedi,这位国际文物大贩子现在已经人间蒸发了,笔者倒是有兴趣扒一些他的资料……等以后有时间吧)也很重要。这些第一手考古资料很好地应证了钱币、摩崖石刻铭文、数量有限的原始文献(可以参看笔者之前翻译的
《帕列维文文学综述》
和其他相关文明的记载,同时也增进了我们对萨珊波斯整个社会图景的认知(虽然还是很有限)。
说到这里,大家对泥封的重要性应该有初步的了解。让我们还是回过来看德黑兰的那件泥封(再发一遍图)——

德黑兰伊朗国家博物馆藏萨珊波斯泥封,编号Exc. 1909/11
这件泥封上有三个印戳,两大一小,这在萨珊波斯的泥封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两个大印戳都带有帕列维文铭文。“帕列维文”是萨珊波斯帝国官方用于书写“中古波斯语”的一种文字系统,源自阿拉米文。篇幅关系语言文字方面就不多介绍了。其中一个印戳上只有铭文,没有图案的,就是标准的萨珊波斯地方官印的印纹制式。不用图案可能是为了避免带上任何个人色彩,而这些地方官印往往会在多任官员之间沿用,直到印章丢失、损坏或者该职位被撤除。
地方官印戳放大照片
除了地方官印外,另外还有两个印戳,一大一小。它们又是属于谁的呢?
当然这里可以有各种推测,但是我们有一个现成的参考——史前两河流域的“封存机制”。这种机制要求整个交易或法律流程中的相关人员,尤其是官员或见证人都将自己的印戳留在文书(泥板)上。在今天看来是这极为繁复而官僚的,但是在当时则是帮助中央ZF强化权力,并控制国家经济、行政等各方面的有力举措。
这个制度可能起始于新苏美尔时期(2150 - 2000 BC)。这一时期两河流域的泥板上流行着几乎制式般的觐见题材(既表现印章的主人被带往一位国王或神祇面前朝觐的场景)官印印戳,正如在宣告国家权力强大而至高的掌控力。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封泥,滚印印戳属于舒尔吉国王的一位官员,大英博物馆藏品
这一制度在此之后沿用达千余年,并不断完善和繁冗化。如古巴比伦时期(1800 - 1600 BC),由于并非所有契约当事人都有印章,“见证人”的印章往往会被借用。为了避免混淆,在当时的泥板上就已开辟专门的区域罗列印章的所有者(可以参看Agnete Lassen关于古亚述和古巴比伦的泥板和滚印的一系列研究)。到新巴比伦时期(626 - 539 BC),平印替代了滚印,而在泥板上的平印印戳旁往往以楔形文字标记相关施印人的身份,在一些重要的泥板上我们甚至可以找到法官、起草者(书记官)、公证人、见证人、当事人等诸多印戳及其标注,没有印章的当事人则以指甲或者海螺壳的刻纹代替(参看Nils C. Ritter一份2009年的论文)。
新巴比伦时期(700 - 550 BC)泥板及其印戳分布和标记示意图
与两河流域的做法相对应的,是中亚和地中海的泥封上往往都只有一个印戳,这显然对应更为精简和灵活的行政手段(篇幅关系这里无法展开讨论)。而萨珊波斯泥封上大批的印戳显示其应该更接近两河流域传统的手段。
按照这个思路,可以假定地方官印戳之外的那个大印戳或许是一位地位较高的当事人,或许是见证人一类“流程角色”。进一步比对其他的泥封,我们就能发觉绝大部分泥封上都有这么一个非官印的大印戳,偶尔会有两个或更多,甚至一些没有地方官印戳的泥封上也有这个大印戳。就一般的经验来说,体型较大的带铭文印章当是有一定地位的人的私印,因此可以推测这类印戳更可能属于“流程角色”所有。
两件印戳上的铭文提供了更进一步的信息。其中,非地方官印的大印戳铭文转写成拉丁语如下(注:因为照片不清晰,这里基本采用了伊朗的两位学者Daryoush Akbarzadeh和Touraj Daryaee给出的转写):
mowhān ī …boxt…

非地方官印的大印戳放大图同时,地方官印的铭文转写成拉丁语如下(注意Sh是一个字母,读音类似“希”)——
周边:Ardashir-Xwarrah
[ii]中间:Shiraz mowh

两段铭文都提到了官职mowh(-ān是代表复数或属格的后缀,关于这个官职看后文),强烈暗示着这两个印戳属于同一个人(mowhān在铭文中是较为罕见的,参看后文)。到这里,虽然依旧是推测,但我们有较大把握相信这件泥封的“封存机制”是和两河流域的传统机制一致的。可能是鉴于“落实到人”的观念,私印印戳是必须的,而或许只有在文书涉及到官方的管理职能时才需要加盖地方官印。在较为复杂的契约或法律流程中,和两河流域一样,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大人物”的私印印戳,可能分别对应法官、公证人、见证者等等等等,只不过这些印戳的标注都留在了那份“消失了”的文书上,我们再也看不到了。
至于剩下的那个小印戳,很可能属于地位较低的当事人。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是“补印”,既用于标注文书目的、来源等信息的符号标记,这个笔者个人持保留态度,留备一说。
大概介绍了一下各个印戳的用途,接下来让我们深入地研究一下这枚地方官印戳。了解一些伊朗历史的朋友可能第一眼就能看出两个关键词Ardashir和Shiraz,前者就是萨珊开国皇帝阿达希尔的名字,后者是伊朗城市设拉子(现在还是叫Shiraz)。Ardashir后面连着的Xwarrah,在中古波斯语中一般是指“神赐予的荣光”,既阿维斯塔语中的xvarenah,粟特语中的Farr,也可以作为“好运”理解,它是和个人的地位、使命相关联的一种神圣的力量。
顺带说下,现代拜火教社区使用的教徽,就是有着一对翅膀的老人,源自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的摩崖浮雕艺术。学界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将其视为xwarrah / xvarenah的一种化身(当然也有阿胡拉·马兹达说、守护灵说以及一些更为复杂的说法)。

亚兹德火庙正面柱廊上的xwarrah形象所以周边的铭文可以理解为一个地名叫做“阿达希尔的荣光”。玩钱币的朋友应该见过一些萨珊钱币上有铸币厂标记ART,就是这个地方的缩写。那么,设拉子(Shiraz)和“阿达希尔的荣光(Ardashir-Xwarrah)”是什么关系?“阿达希尔的荣光”又在哪里呢?
帕列维文文献和摩崖石刻铭文上的信息向我们勾勒了萨珊波斯帝国的通用行政区划模式。这个模式涉及共五个级别:方(Kustag)、州(Shahr)、郡(Xwarrah)、县(Rostag / Tasug)、乡(Deh)。这里借用了一些“郡县制”的命名,但是两者并无直接关联。“方(Kustag)”是帝国晚期库思老二世改革以后引入的,他将伊朗人的土地(Eranshahr)分为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大家可能注意到“郡”也是Xwarrah,这是中古波斯语中常见的一词多义的情况。实际上“Ardashir-Xwarrah”很明显是个郡名,或也可以理解为“阿达希尔郡”,类似的以Xwarrah结尾的郡名并不罕见,比如Shapur-Xwarrah(沙普尔的荣光/郡)。顺带提一下,Shahr这个词有时也指一个郡,其在文献中的使用并不是很一致。
相比之下,设拉子应该是较低的县或者乡。另一方面,设拉子的缩写SHY又出现在很多萨珊钱币上,显然这里设立过铸币厂,应该是一座重要的城市,而不是最低等级的“乡”。设拉子作为城镇和城堡的名字,其历史甚至可以上溯到埃兰王国时期(公元前500年之前)。因此,设拉子当同时为”县“和其中的主要城镇的名字无疑。
今天伊朗的设拉子仍然是法尔斯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而在萨珊波斯时期,法尔斯是一个”州“的名字。
由此这件泥板上的地理区划就非常明确了:法尔斯省->阿达希尔(的荣光)郡->设拉子县。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现代的法尔斯和设拉子的地望与萨珊波斯时期不能等同视之,其边界范围经历过千年的变更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能用于确定萨珊波斯时期设拉子边界的文献资料非常稀少,关于阿达希尔(的荣光)郡的具体地望我们也所知甚少。
在萨珊波斯帝国时期,法尔斯州到设拉子县的行政地理分割情况大概是这样的——萨珊波斯时期法尔斯州的行政地理分割(很不完整)示意图现在来说mowh,这个词以前的转写是maguh,最近伊朗的学者们先改过来了。mow或者magu,既玛哥(或云:玛哥斯僧,但最后那个斯应该是强行拉丁化的结果),源自米底王国的祭司阶层,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就有记载。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崇奉拜火教后,这个名字也顺势成为了拜火教祭司的代名词。此后在关于萨珊波斯和粟特的史料记载和实物铭文中都可以看到这个词。
但是mowh / maguh和mow / magu是什么关系呢?这也是笔者一直感到疑惑的地方。1967年,Bivar在大英博物馆萨珊印章图录上正确地指出了这是一个官职,并且他认为和普通的祭司不同。而现代的不少研究者(尤其是伊朗的学者,据2010年后的几份材料)将mowh直接等同于mow,这其中的依据笔者尚未找到详细论述(欢迎方家提点)。Rika Gyselen女士在研究A. Saeedi所藏泥封的著作上(2007年)也直接用了maguh一词,而并未进一步解释(笔者个人倒是更倾向她这种保守的做法)。
就文献资料来看,和祭司有关的官职有mow、mowmard(掌管圣火的高级mow)、mowbed(既穆贝德,管理一郡)、mow handarzed、grand mowbed、mowbedan mowbed(最高等级的祭司)等等(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看张小贵先生《“穆护”舆《穆护歌》考辨》),并没有提到mowh。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另一个大印戳的铭文中出现了mowhān(拼写mgwh'n)而不是mow。前面讲过这个写法是比较特异的(如果释读没有问题的话)。萨珊波斯印章的铭文中更常见的是mow(拼写为mgw),作为人物的一个身份标签,可以参看下面这件大英博物馆的藏品——

铭文中带有mow(红线标出)的萨珊波斯印章,大英博物馆藏品这让笔者更加怀疑是否可以粗暴地将两者直接划等号。在没有文献支持的情况下,这里仍然存在多种可能。笔者的一种推测是:mow在萨珊波斯时是整个祭司阶层的统称,而作为一个基层官职使用专门的mowh一名或许正是为了和含义过于宽泛的mow区分,两者所指的人群或许有着大范围的交叠,但mowh是更为正规的、官方的”职称“。更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中古的记载中提到的“穆护”一词(如武宗灭佛时所谓“大秦、穆护、祆”),以往认为是magu的对音,但是否有可能是mowh的对音呢(mowh的读印可能为mo-hw)?笔者对跨语种的对音和中古汉语音韵学并无研究,姑且提出这一说法,供方家考察。
上述略扯开了一些,当然可以较为确定的是mowh和mow(一般的拜火教祭司)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根据泥封的证据可以确定mowh管理的行政区划主要是在”县“这一层,且所涉事务的数量非常巨大(如Quasr-i Abu Nasr出土的泥封中,带设拉子的mowh官印的占大多数)。张小贵先生曾提到过:一类“管理”祭司,“其身兼公共職位, 在公衆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也兼事司法、行政管理等其他職能”。这恰和泥封上反映出的情况非常吻合。在政教合一的萨珊波斯帝国,作为基层的具有行政官员性质的祭司mowh是高等级的mowbed的手和眼,更是协调公共事务,维系教法和世俗法律,沟通上下阶层的现实万能职。
至此,这件泥封的解读告一段落,我们也对萨珊波斯的行政手段和行政地理划分有了一个初步的窥测。后续等笔者整理了更多的数据,尤其是一些统计数据后再来为大家作进一步的分享。
参考书目(可能不完整)——
张小贵,《“穆護” 舆《穆護歌》考辨”》Agnete W. Lassen,           《Image and Owner: Personalization and Reuse in Early Near Eastern seals》
        《The Old Assyrian glyptic style: An investigat ion of a seal style,its owners, and place of production》Daryoush Akbarzadeh & Touraj Daryaee,《Inscribed Sasanian Bullae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Iran》,2012年;Negin Miri,《Sasanian Pars: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Nils C. Ritter,《On The Development Of Sasanian Seals and Sealing Practice: a Mesopotamian Approach》;原始文献参考之前翻译的《帕列维文文学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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