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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澎湃】历史是如何写成的(“中古正史文本的形态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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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9 11: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9年11月9-10日,“中古正史文本的形态与流变”学术讨论会在中华书局召开,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唐研究》主办。在20篇报告组成的5场主题讨论中,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交流。经授权,澎湃新闻刊发各主题讨论的文字内容。本文内容系第一场主题讨论“正史的编纂与历史观念”。

历史是如何写成的①|正史的编纂与历史观念

聂溦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整理

2019-12-24 10:2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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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9-10日,“中古正史文本的形态与流变”学术讨论会在中华书局召开,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唐研究》主办。在20篇报告组成的5场主题讨论中,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交流。经授权,澎湃新闻刊发各主题讨论的文字内容。本文内容系第一场主题讨论“正史的编纂与历史观念”。

史书以既有资料为依据,史书文本的形成过程主要是“编纂”而非“创作”。通过细致的文本比对与分析,了解这些文字被取舍改编的来龙去脉,了解史家工作的普遍规则与特别处理,是继续探讨文本背后的事实与观念的前提条件。本场讨论包括五篇报告:李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从〈五帝本纪〉取裁看太史公之述作》、聂溦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章怀注引用后汉史的形态与后汉史编纂》、苗润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辽史·天祚皇帝纪〉史源新说》、陈晓伟(复旦大学历史系)《大金国号金源说与祖先函普传说——论女真文化本位观念之演变》和邱靖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完颜挞懒死事之讹变——〈金史〉与宋代文献记载的对读》。


李霖的报告致力于挖掘《史记》作者的个人意图和主张。史书作者的主观因素犹如一面“历史的透镜”,并不直观呈现客观历史,作者的主观因素,与其视之为对客观历史的扭曲而摒弃,不如将其视为另一种客观对象加以独立地考察。

《史记》并不天然是历史书,太史公本人自称撰写《史记》是在“述往事,思来者”,叙述过往的历史,是指向当代、开启未来的,就像《春秋》的性质一样。《史记》的历史叙述中包涵的太史公的意图和主张,超乎多数学者的想象。发掘太史公的主观因素,方法一是立足于《史记》的内证,在全书中作横向比较。第二是做史源学的考察,讨论太史公可能对史源所作的取舍、删改和裁断。

作为《史记》首篇,《五帝本纪》凝结了太史公的一些重要思考。通过对读《五帝本纪》及其史源《五帝德》、《帝系》、《国语》、《尚书》等文献,可知《五帝本纪》对五帝历史的构建,背后遵循着一套关于王朝更迭的理论。《五帝本纪》开篇所以强调黄帝的战争,五帝三代血统所以皆出于黄帝,黄帝至禹所以同姓而异其国号,且皆行夏正,可能是因为太史公认为易姓受命必须通过战争来实现,且必须改正朔;而同姓则同德,同姓之间的王朝更迭是和平交接,也不改正朔。如此,《史记》五帝王朝更迭的原则才能与汤武革命、秦代周、汉灭秦等新王朝取代旧王朝的机理和合法性保持一致。

《史记》要处理两千多年的历史,王朝的更迭和兴衰是头等大事。《史记》对王朝更迭问题所持的理论是一以贯之的,形成了一套稳定的结构,既是思想结构,也是文本结构。在抄本的时代,文本是不稳定的,但作者的原意绝非不可把握。揭示一部文献内部的稳定结构,研究“历史的透镜”的结构特性,可以丰富我们对该文献的认识。

聂溦萌的报告从范晔《后汉书》章怀注入手讨论诸家后汉书和后汉史编纂。诸家后汉史已经亡佚,研究相关课题必须以辑佚为基础。传统的辑佚以求全为主,重视旁征博引,但并未对每一种辑佚来源先进行深入研究。近来学者逐渐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弊病,尤其是类书引文的书题往往名不副实,据之辑佚并不可靠。史注的引文标题比较准确,且注文还与正文存在对应关系,信息可能更丰富。因此本报告从史注所引佚文开始,对后汉史佚文进行基础性研究,具体来说,调查研究的范围是范晔书章怀注中的“史学性”条目,其中引录的佚文以诸家后汉史为主,也包含少量郡书、杂传、文集等。

对安帝以前史事,注释引旧史以《东观汉记》为主,与刘知几说“至于名贤君子,自永初已下阙续”相应。安帝以来列传注释引用谢承《书》较多,但权重和文本贴合程度都不如《东观汉记》之于安帝以前传记。结合范晔《后汉书》列传的时代布局,可以推论《东观记》列传只有安帝以前成型,而晚期东汉史以士大夫运动为重心而书写,由此导致安帝以来与士人群体关系较远的人物常被合入早期传记中,安顺时期更几乎没有独立的传记。

由于东汉史的编纂有上述过程,如何分插合传可能成为不同史家反复尝试的问题。同时,东汉史的类传也在《东观记》以后还经历不少发展。合传选择及类传设置都与杂传的编纂密切相关。《东观记》安帝以后传记的欠缺,为后人留下了更开阔的历史撰述空间。

苗润博讨论《辽史》中末代皇帝天祚帝本纪的史源。元朝史官编纂《辽史》诸帝纪,一般是根据辽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金陈大任《辽史》进行采择、删削。但辽末丧乱之际的历史,在辽金旧史中阙略甚多,因此《天祚帝纪》的史源和编纂问题颇为复杂。

既往研究对《辽史》史源的讨论,缺陷之一是对整体文献源流把握不清,将文本的雷同简单等同于线性传抄,这主要体现在对《辽史》与《契丹国志》关系的认识上。《契丹国志》题为南宋叶隆礼所著,但实际上是一部拼凑宋代文献而成的伪书。它所依据的文献,有可能被元代史官直接取用。重新排查《辽史·天祚纪》与《契丹国志》的雷同文本,可以发现《辽史》文字虽总体更为简省,但亦时有关键细节不见于《国志》,而这些内容又多可得到《三朝北盟会编》所引《亡辽录》,或《裔夷谋夏录》的印证。因此,《辽史》《国志》《谋夏录》《会编》应是同源异流的关系,它们都曾直接取材于史愿《亡辽录》,故而互有详略。过去冯家昇先生提出《辽史》三源说,对《契丹国志》的史源地位定位过高,而忽视了《亡辽录》及其他宋代的辽史文献。

既往研究一般只在辽史相关史籍的范围中考虑《辽史》史源,而元末宋辽金三史同修,在实际资料使用过程中常常互通有无,元代翰林院藏书实构成三史的共同资料来源。本报告由《辽史·属国表》辽金交聘、作战的记载切入,重新考察了《天祚帝纪》与金朝实录的关系。通过文本对比发现,金朝史官增入的记录,尽管还留有一些机械抄录的破绽,但总体上经过打磨,错误较少,与原本的辽朝系统记载融合度较高。而《天祚帝纪》中元末史官新增的涉金史事则颇为粗糙,存在系年舛误,且插入和删改都很生硬。

此外,前人通常默认耶律俨《实录》成于天祚帝初年,不记天祚帝事,因此在讨论《天祚帝纪》史源时只关注陈大任《辽史》和《契丹国志》。本报告指出,《辽史·历象志》闰考、朔考两部分一直到辽朝灭亡不久前的保大年间仍标有耶律俨《皇朝实录》的闰朔。而《天祚帝纪》的一些迹象也显示出,它也存在一个辽朝系统的史源。因此,辽《皇朝实录》也应部分记载了天祚帝史事,并成为今本《辽史·天祚帝纪》之一源。

陈晓伟围绕大金国号起源问题进行讨论。过去讨论金朝国号的起源和含义,基本持非此即彼的态度,但若关注承载诸说之文献产生的时间先后及文本源流问题,会发现金朝政治家对于大金国号释义和理解可能存在历史变化,从而可以发掘其背后所体现的政治文化特征。通过梳理“大金”国号诸说的各种史源,可以剥离出不同的文献层次,可归整为宋朝文献系统和金朝文献系统。研究发现,这些不同的叙述脉络,显然迎合了不同时期的历史情境,抑或是为应对现实政治需要进行的宣传。

家族记忆与国号取义的历史叙述本是两条独立的线索,以《金史·世纪》为代表的早期记载中,女真始祖函普出于高丽,长期辗转才到达按出虎水。再次强调女真整体民族源流与完颜氏统治家族起源相区分的学术意义,并从这思路对祖先传说与按出虎水关系展开详细分析。


苗润博(左)、陈晓伟(右)

邱靖嘉讨论金初的一次重要政治事件——熙宗天眷二年的挞懒谋反案。《金史》称挞懒在案发后畏罪自燕京南逃,后被杀于祁州,所记较为简略,而宋代文献却留下了有关挞懒之死更为详细的记载,其中有史料提到挞懒在被捕前曾有北逃沙漠之举。前人研究皆倾向于前者,否定挞懒北逃说,但梳理宋金史料,会发现其其事件经过颇为复杂。

宋朝文献中,应充分注意《神麓记》和《金虏节要》的记载。《神麓记》相关记载提到的地点、人物皆可在金、宋文献中得到印证,且所述挞懒死事经过亦合情合理,可信度很高。据该书,挞懒被夺去兵权后,本欲亲赴阙下面君,为引开追兵,遂派人佯装北走,出居庸,取道山后,趋凉陉,而自己则从虎北口东出,然因萧招折告密事泄,挞懒父子被宗弼擒获,赐死于祁州。

《金虏节要》与《神麓记》有关挞懒死事的记载在某些具体细节上可以相互补充。然两者相较,《金虏节要》将挞懒出走完全定性为一场叛乱,且仅言其北走“至沙漠儒州望云凉甸”,而不提挞懒实欲东出赴阙之事,很可能就是与挞懒早有嫌隙的宗弼奏报熙宗的说辞,以促使熙宗下诏赐死挞懒。由此,挞懒北逃沙漠之说便流传开来。

后来的南宋史书记述挞懒之死,主要依据的就是上引《神麓记》和《金虏节要》之说,而从未提及如《金史》所称的挞懒南逃奔宋之事。若其事属实,宋人不应毫无记载,而《神麓记》所述班班可考,不大可能出于宋人杜撰。今《金史》所记挞懒死事当源出《熙宗实录》,金朝史官编纂时一方面因袭宗弼上奏朝廷的说法,将挞懒出走定性为谋反叛乱之实据;另一方面,可能出于某种原因又将北窜沙漠改为南逃入宋,从而产生了“南走”之说。

对话一:太史公的“真”与“善”

罗新(北京大学历史系):我想请教李霖。你的文章是以《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研究的一个个案,而你说《史记》中有一以贯之的意识,太史公的信仰和他的史德是一致的,这在他全书当中都可以呈现吗?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在讨论久远的事情时,他建立了非常符合他的意识形态思想的历史秩序。但当他讨论到晚近的事情,比如李陵这样的故事,与他的历史理想很不协调,他自己也写下很多充满疑惑的感慨,在较晚时代的叙述里他对历史秩序的信念会不会动摇?

李霖:我认为司马迁的理想和他对现实的感受是相互塑造的,所谓的“通古今之变”,古和今是相互影响的。您说的问题在伯夷、叔齐身上就很典型。伯夷、叔齐的德极高,但最后都饿死了,不得善终。太史公就在列传的第一篇《伯夷列传》中不断追问和质疑所谓天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这样的讨论并不妨碍《史记》有一以贯之的思想。我所说的一以贯之,是指用同一个理论应对同一个问题;对于不同的问题,就会运用不同的理论,而不是要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理论使所有的局部都去服从。《史记》是多元的、复杂的,但同时也具有一个稳定的结构。

陈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我想再向李霖先生讨教的一个问题。听你的报告有一个印象,你把太史公作《史记》的思路大致归结为两条线索:经学系统的求善,和史学系统的求真。文章似乎比较强调前者,会不会是《五帝本纪》在反映太史公对于善的追求上是不是会比其他传记更有力一些?当时有多种五帝说,给了太史公很大的选择空间来求他的善;而对汉代人物,不太可能随意选取史实。


陈勇

李霖:非常感谢陈老师指教。首先,文中的“求真”“求善”,是我为了便于读者理解采用的一个说法。实际上汉代经学家、史学家的求真、求善是统一的,他们应该是真诚地相信,通过善的原则求得的历史就是真实的。据我观察,这不是太史公特有的,甚至不是汉代特有的,这种思维方式是有传统的。

对于太史公当代的事情,在事实层面当然不容他信口雌黄。而他在处理远古历史时,也是要根据他能看到的文献来说话,同样不能信口雌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教科书,就像《春秋》是一部教科书,太史公一定是尊重历史事实的。

太史公甄别史料的工作,和今天实证史学里先确定历史事实再以之“资治通鉴”的思考方式是很不同的。他利用一套价值观来甄别那些离他很遥远的历史事实,而对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他的叙述当然是基于所见所闻,但并不妨碍他运用自己的笔法,寓裁断于叙事,表达自己的倾向和态度。比如在《匈奴列传》当中,每一次讲态度武帝伐匈奴取得了胜利,接着就讲第二年又遭到匈奴入侵受到损失,这样一种叙述会促使读者自己去思考,伐匈奴是否值得。而司马迁之所以反对武帝伐匈奴,是和“五服”的理论密切相关的。这个理论源于《周本纪》穆王伐犬戎,天子对于要服、荒服去兴兵征伐,是不正义的。在此《史记》的古、今是贯通的。只是对于远古的事情,《史记》的表达会更明确,对于当代的事情,表达会非常隐晦。就像《春秋》对于传闻的时代和孔子所处的时代,“书法”也会有所区别。

我对《史记》全书的内容已经大致形成了一套体系化的理解,其中《五帝本纪》是我觉得需要率先抛出来的,所以先写了这一篇。《史记》对于很多事情都有非常强的个人态度和见解,而大部分都是通过叙述史事流露出来的。司马迁的这些态度,史学研究者可能认为不影响客观事实,所以可能不太重视。其实如果认识不到、不了解太史公的主观因素,包括他评判史料可信与否的标准、他对史事的态度和评价、他所持的一些经学理论,那么对于我们今天通过《史记》认识历史事实,也会带来一些困扰。

对话二:统治家族起源与王朝起源

苗润博:女真的家族起源和王朝起源叙述的分离非常明显。直到元朝修《金史》时,还保持着统治家族阿骨打家族从高丽来的叙述,从没改变过;但关于王朝起源,就像刚才陈师兄讲的,是阿禄祖的故事。这种分裂,在以往北族王朝的历史叙述里很罕见。应该怎样理解这个个案?我觉得不是简单的汉化胡化就能够概括,如果说“金源”是对汉化的反动,它的统治家族和整体统治集团的分离该怎样理解?

陈晓伟:我正好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与孙昊老师交流,他大概意思是金初是讲祖先从高丽来,后来因为军事实力强大,国际形势的变化,逐渐抹掉高丽因素,用“金源”取代了原来的叙述,这个意见有道理,但会遇到一些反证材料。我个人还是主张,祖先记忆和王朝的起源应该是两条线索,不能混同。

苗润博:关键的问题是,以往关于北族历史的叙述中,这两条线索是合一的,而且家族叙述往往是构成王朝叙述的核心要义。我想金人的这种分离意味着他们的现实,这不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而是现实政治结构怎么来反映在历史叙述中的问题。

罗新:我完全同意这个的思路。这不是简单的有一个观念去进行塑造,去调整,不是简单的书斋里的工作。这应该是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构造,他的政治体的构造使得统治家族和整个统治集团不能合在一起。他们处理得也很好,没放弃任何一个,重心放在“金源”说上面。所以要知道契丹早期的构造怎样搭建,才能理解这个问题。

邱靖嘉:相关问题很复杂。宋辽时期的女真人,最核心的部分应该是长白山的女真三十部,而我们现在讲的建立金朝的女真并不在其中。后来完颜氏崛起,就把自己家族的历史写进了《金史》里。看起来《金史》在讲女真人起源的历史,实际上并不是当时真正的情况。而且女真人真正的族群边界在哪里,也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要讨论,绝不是《金史》里讲的那么简单。

我也写过祖先起源的问题。我认同晓伟的部分观点,但有的我不太赞同。比如完颜氏家族把他们的祖先追到高丽,这没有问题,但你认为后来女真和高丽是类似华夏和夷狄那样的关系,我觉得风险比较大。你举的一些例证我觉得也有问题,比如关于完颜和王家。

陈晓伟:对,华夏与夷狄这部分已经改动,修改稿基本删掉了。而完颜与王家的问题,我仍保留自己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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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9 11:41 | 显示全部楼层
历史是如何写成的②|中古时代文献编纂的全景

聂溦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整理

2019-12-24 14:5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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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9-10日,“中古正史文本的形态与流变”学术讨论会在中华书局召开,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唐研究》主办。在20篇报告组成的5场主题讨论中,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交流。经授权,澎湃新闻刊发各主题讨论的文字内容。本文内容系第二场主题讨论“中古时代文献编纂的全景”。

官修-私撰是史学史的重要视角,但将其作为对立概念讨论中古史书常面临困境。史书是多次编纂的产物,在文本积累的过程中,官与私的双重因素层叠交织。学术风气、官方意志、官方制度等在制度性地塑造中古文本形态,最终影响文献世界整体面貌。本组将围绕职官书、地理书、类书的文本形态特征及其成因展开讨论,包括以下三篇报告:黄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齐职仪〉与官修政典的兴起》、林昌丈(厦门大学历史学系)《观念、制度与文本编纂——论魏晋南北朝的“州记”》和付晨晨(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修文殿御览〉编纂考——南朝类书的北传与北朝类书的修撰》。


与会学者合影

黄桢的报告从《齐职仪》切入,关注官修政典的出现。报告第一部分讨论汉晋制度之学的发展,第二部分说明《齐职仪》在这一脉络中的重要意义,第三部分试图揭示《齐职仪》与《唐六典》的联系。

考述官制是东汉后期才兴起的一个学术领域。新出现的官制之学有两个面向值得注意:一是同《周礼》的紧密连结,二是对经世性的强调。六朝隋唐的职官著述都带有这一底色。伴随汉末以降的局势动荡,官制之学又与政治进程相缠结,其现实功用在历史中被反复验证。进入南朝,统治者主动支持官制之学的拓展,因而有宋齐之际《齐职仪》和梁武帝时《梁官》的诞生。关于《齐职仪》,可以发掘其三方面意义。

刘宋元徽二年敕令王珪之编纂《职仪》,在覆盖时段和内容上都追求完整。《齐职仪》的第一个重要意义是对于此前官制撰述传统的突破。其所以实现,与官方的支持密不可分,尤其是以前的官制书写依靠学者个人的见闻,而王珪之能够自由利用宫廷图籍,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变化,其知识产品也得以跨入新境,是为第二方面意义。最后,官修的性质也不可避免地使这部政典蒙上浓厚的政治色彩。《齐职仪》承载的是经朝廷认可的官制通史,当代制度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在叙述中无疑会被正当化。

过去围绕《唐六典》的研究,大都聚焦于唐玄宗一朝的政治、文化环境,忽视了其与南朝官制撰述的联系。《唐六典》同先唐职官专著一样,仿拟《周礼》,以职为纲,收录沿革、职掌、礼遇等信息。韦述是议定《唐六典》体例的主要人物,他在职官之学上颇有造诣,南朝官修政典的体例、内容等具体操作很可能通过韦述注入《唐六典》。《唐六典》的取材也能证实《齐职仪》的影响。另外还可参考礼典编纂的情况,与《唐六典》同期撰修的《大唐开元礼》,建立在两晋南朝开启的传统之上,已是学界公认的事实。

林昌丈讨论“州记”的编纂。此前林老师曾讨论郡记,关注郡记的史源,“郡记”资料和上计文书间的密切关系,“郡记”拥有的行政功用等问题,当时感到常被统称为州郡地志、地理书的郡记和州记并不完全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从形成时间来看,“郡记”文本早在两汉就已有之,而相对于东汉时期就已确立的州级政区而言,真正与当时州级政区匹配的“州记”要迟至东晋时期才出现,由此推测,“州记”的出现本来与州的行政运作没有直接关系。“郡记”对应一郡行政运作,但与州相关的文本类型更为复杂:两汉三国时的“州箴”和“州论”性质与“州记”不同;比一州之记更早出现的是全国诸州总志。这些都无法放在以往解读郡记的框架内理解,有必要对“州记”进行专门探讨。

在“州记”形成前史中,汉代的“州箴”是为官治民的箴文,曹魏的“州论”是问对讲论,但它们都和“州记”一样是以“州”为单元进行撰述,在内容上涉及地理、物产和历史、人物等,因而不容忽视。

前人对州记的辑佚、考订成果很多,重新搜集、梳理州记佚文和各种相关记载,会发现很多州记的成书年代、编纂者、编纂背景等问题还可以重新认识。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单记一州的州记的编纂与制度密切相关,而诸州总志编纂中值得注意的则是观念,这是报告题目“观念、制度与文本编纂”的由来。

魏晋人士对《禹贡》“九州”观的推崇,直接影响了总志的体例和内容。南北朝对峙时期,阚骃《十三州志》和刘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记》都不依从它们当时的政区划分,而以两汉“十三州”“十二州”或西晋“十九州”制为框架编纂,反映了分裂时期被强化的“大一统”观。对应某一实际运行的州级区划的州记,其编纂与州级长官及其僚属、州中正有密切关系。它们的产生,受到州级政区的军政民事权力不断壮大和州府行政运作的影响。不过这一类型的“州记”,还未像隋唐以后形成定期编纂的规定,也没有相对固定的体例、内容。


林昌丈(左)、黄桢(右)

付晨晨在唐以前类书发展的脉络及中古知识史的背景下讨论《修文殿御览》的编纂。报告想特别关注的是,《修文殿御览》在哪些方面继承《遍略》,哪些方面存在变化,这些同与异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修文殿御览》在《华林遍略》基础上增补书籍,不是单纯为了丰富内容。增加《十六国春秋》和魏史是出于正统性目的,增加六经大概是由于南北经学差异,需要增加北方常用的章句注释。《修文殿御览》的更多引书是继承自《华林遍略》。自西晋末南北分裂以后,南方书籍的北传,见诸记载的主要是重要的史书、文集。而《华林遍略》的引书中包括大量魏晋以后的史、子之书,应该是北朝难以见到的。大胆推测,《华林遍略》的北传意味着大量魏晋以后的文献流入北方。

《华林遍略》的引书顺序是字书、经书、按时代顺序排列的其他文献,《修文殿御览》则按照经史子集排序。这种引书顺序的变化也有深层原因。《修文殿御览》是为北朝皇帝编纂,发凡起例者是北方士人,具体执行编纂的则主要是南方士人。在《修文殿御览》以前,北朝编纂的几部类书在内容上侧重于政治、历史,有帮助帝王治国理政的目的,所谓“御览”之名就是在北朝出现的,北朝其他为帝王撰述的文献也有同类倾向;而南朝类书《华林遍略》则体现了博极群书的精神。《修文殿御览》在引书顺序上的变化,大概就是为了调整《华林遍略》的意义取向,使之更符合北朝帝王书的需要。经史子集的排序强化了经书、正史的地位,恐怕是出自阳休之等北朝士人的设计。

综观唐以前类书的发展,从《皇览》到《华林遍略》的背后是魏晋以下知识体系的扩展,其中包括大量书籍的生产、传播、被筛选而经典化的过程。从《遍略》到《修文殿御览》则主要是南北知识体系(或曰新旧知识体系)的冲突与融合,并逐渐走向唐代类书。

对话:中古时期的“官修”

林昌丈:我们几个人的研究都会涉及一个大问题,就是官修和私修。我们对于官修私修界定的外延可能并不一致。比如我说的“州记”,在胡宝国老师看来都是私修,而我把它看作都是官修。有些地理书,个人色彩很浓,但如果把州记全部定为私修,按照胡老师的论述,私修具有游山玩水的性质,就会把州记的兴起归因于对山水的兴趣。在我的讨论里,把一些州记拉到了“官修”的范围,虽然它的内容看起来官方味道不那么强,但它整部书编纂的出发点还是匹配这些州级政区的,当然我说的是东晋以后。

聂溦萌:我看到三位老师报告,也感到他们各自对官修的界定标准或者指代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可以根据我们背后的问题意识,来灵活地界定一个自己讨论的课题中的“官”是指哪个层面的官?比如昌丈兄讨论的地理书,地理书的资料来源比较多样化,它在资料来源的层面上就可以看到“官”与“私”之别;可是对职官书来说,它的资料源严重倾向于官方档案文献,就很难按照地理书的标准来研究。

景蜀慧(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黄桢的文章里说官制著作的资料来源也有个人和官方的不同。有些书籍的内容是作者通过在官场中的观察和记录得来的。但是像王珪之《齐职仪》这样的官修典籍就是依靠朝廷收藏的各种法令、档案、书籍进行编纂。

黄桢:我把“官修”理解成朝廷布置、推动的文化工程,修纂者因而得到国家的支持,比如职局的设立、资金的配备,以及调阅官府文籍的特权。

付晨晨:我觉得在讨论“官修”“私修”以前好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更根本的“官”和“私”在当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区分开来?我是从知识史的角度而不是行政运作的角度来考虑。比如黄桢老师说《齐职仪》用了大量的官方文献,但当时是士族占有的文献更多呢,还是朝廷官方占有的文献更多呢?以及到宋齐梁陈以后整个南朝的政区设置,它到底是反映官方的行政理念,还是士人们更加倾向的行政理念?

景蜀慧:我们以前认识一部文献,都要看作者有条件接触到哪些材料,他的编纂可能有什么样的背景,都要考察,但好像也没有因为这样来分辨“官”和“私”。

唐雯(复旦大学中文系):关于“官修”和“私修”,我觉得司马光的《通鉴》是个很好的例子。修《通鉴》缘起于司马光私撰《通志》,呈交给皇帝后得到皇帝的大力支持,就从私撰文献开始,变成修撰一部官修文献。所以我非常同意黄桢前面说的“官修”和“私修”的一个标准,就是有没有官方的认定,而不仅仅在于你的职位或你是否利用公家的书。比如《开元四部录》是一部官修目录,但毋煚作为参与其中的执笔人,对这部集体著作不满意,所以他自己利用了这一批材料,他也在这个职位上,但私人地编纂了《古今书录》。唐宋以后这些情况比较容易判断,魏晋南北朝时期记载非常零碎,具体分辨起来似乎比较困难,但总体来说它应该还是有这样一脉相承的传统。

苗润博(北京大学历史系):如果判断标准是官方的认定,还有一个问题是具体在哪个环节认定?在修纂过程中就有官方的介入和认定,是官修;但是像欧阳修《五代史记》,本来是私修,后来进入官方收藏,也得到了官方认定,但这是另外一回事,我认为这不能说是从私修向官修转变,而是一部私修文献进入官方系统,这两者不同。我觉得要把标准卡在修纂过程中有没有官方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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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9 11:43 | 显示全部楼层
历史是如何写成的③|转抄和引录中的文本流动

聂溦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整理

2019-12-25 10:3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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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9-10日,“中古正史文本的形态与流变”学术讨论会在中华书局召开,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唐研究》主办。在20篇报告组成的5场主题讨论中,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交流。经授权,澎湃新闻刊发各主题讨论的文字内容。本文内容系第三场主题讨论“转抄和引录中的文本流动”。



自北宋以来,历朝官方皆校刻正史,使得刻本系统中的正史文本相对稳定,也几乎淹没了抄本环境中正史文本的复杂多样。以出土写本、旧注、类书等为线索,可以在刻本流传体系以外更全面完整地认识正史成书以来的文本演变,也有助于思考刻本校勘的定位。本场讨论包括以下五篇报告:马楠(清华大学历史学系)《郑玄注〈禹贡〉所引“地理志”系〈东观汉记〉之地理志考》、陈爽(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写本时代正史文本的散佚与正史校勘中的佚文措置》、鲁明(中华书局)《中古类书引存正史琐议》、苏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流动的“班马异同”——古书互见文本异文的动态演化》和真大成(浙江大学中文系)《“文本互见”与“互见文本”:以中古史书为例》。


马楠

马楠讨论《禹贡》郑玄注所以引用的“地理志”并非孙星衍所认为的《汉书·地理志》,报告指出,郑注所引“地理志”与《汉书·地理志》多有不合,不合之处均可得到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的印证。郑玄不可能引用吴人薛莹、谢承和西晋司马彪、华峤著述,再排除掉《汉书·地理志》,那么从时段上看,郑玄引用的只可能是《东观汉记》的《地理志》。

清人已有类似猜测,但都引用宋人余靖《后汉书》序,而没有注意余靖说本于《史通》,根据《史通》的记载,元嘉元年《东观汉记》的《地理志》已经完成。马融在桓帝时任南郡太守,因梁不疑事得罪梁冀,被徙朔方,当在元嘉元年之后;其被赦得还、复拜议郎,则在永兴二年十一月桓帝校猎上林、马融撰《上林赋》之前。此后马融因病告归,郑玄在其门下七年,至迟在延熹三年至延熹九年。大概在此七年中,郑玄接触到了《东观汉记》的《地理志》。

钱大昕《三史拾遗》论及,《汉书·地理志》称“古文”凡十一处,与《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一一吻合,这十一条《续汉志》全同古文说,且无“古文以为”的字样。郑注所引“地理志”当然全同古文说,与《续汉志》更为切合而记山川在郡县方位稍详,因此推测《东观汉记》之《地理志》面目也当介于《汉志》与《续汉志》之间。

陈爽的报告讨论中古类书的正史引文及其对校勘正史的意义,首先从中古正史的流传过程出发考虑在校勘中利用类书的必要性。唐宋以前诸史经历了漫长的写本传抄阶段,除了产生大量异文、错讹,也难以避免散佚。而自从宋代校勘镂版后,尽管当时校勘成效亦不尽如人意,“尚有残脱”的状况仍普遍存在,但诸史文本便被定于一尊,相关写本逐渐消亡,大量异文也随之淹没。两宋之际的战乱,又令诸史文本出现一些散失。

现有的正史校刊与整理以版本校为主,强调版本依据。这一原则的基础是设定存在一个完整准确的初刊本或善本,普遍适用于与宋元以后有成熟版刻史的文献,但应用到经历过写本时代的先宋诸史,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唐宋类书中有所征引的诸多正史散佚文本由于缺乏“版本依据”,无法准确地定位到今本正史的恰当位置而被忽略或舍弃,无法入校,致使诸多有价值的佚文无法被有效利用。

近年來,报告人将《太平御览》所引诸家南北朝七史与今本逐条比勘,发现了多条佚文,有些是类书溢出少量文字但却可明显增进对史事的理解,有些则是比较长篇的佚文,在原书中位置不明,现存南北朝七史恐怕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完整。考虑到编纂类书者一般仅作删节,这些文字应该能反映唐宋写本的一些原始面貌,尤其是有助于发现看似通顺的隐性脱误,具有珍贵独特的校勘价値。

刘毓松校刻《汉书》,凡例中认为中古类书“所当取校,以溯宋本之源。”王瑞来先生据此引申出“注意寻找版本之外的版本进行校勘”的校勘原则。吴玉贵先生的《唐书辑校》把《御览》所引《唐书》提升到独立版本系统的角度进行硏究和整理,也做出了很好的示范。而我们现在的正史校勘没有把类书上升到版本的层面。上次点校时,唐长孺先生、王仲荦先生都从类书中发掘出重要内容。但这些成绩的取得,多依赖老一辈学人的博闻强识和慧眼偶得,未形成相应的校刊规范和工作流程。

中古正史中已经出版的几种修订本,限于修订整理通则,弃置了不少类书中的重要正史佚文。报告建议将类书等古籍中征引的中古正史文本视为一种特定的版本进行辑录和通校,并以“附录”的形式将今本正史无从措置的佚文单独辑出刊于书后。

鲁明讨论《御览》引用的正史。《太平御览》征引的每一部正史都相当程度地存在所题出处与实际内容不符的问题。征引越多的史书乃至其他典籍,这种情形就越明显。这一现象难以仅用类书编纂者的疏失或写、刻本时代文献面貌的差异来笼统解释。

宋代个人阅读《御览》的记载极少,但已见有质疑其个别条目引书名实不副者。明万历以后,《御览》传布渐广,乾嘉学者如王念孙等好刺取类书异文疏通经典,但这种零星的利用难以发现类书引文存在的系统性问题。梁玉绳校《史记》、岑建功校《旧唐书》,始通盘覈对《御览》所引某部正史,发现大量史文溢出今本之外。王叔岷先生斠证《史记》,吴玉贵先生等关注《御览》引《唐书》、陈爽先生研究《御览》引《后魏书》《宋书》,皆面对同类问题,而各家立足于不同的正史,做出不同推测阐释。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会影响到学者对正史的认知及校勘、辑佚工作中运用类书的态度,报告认为有必要拓宽视角,更加广泛深入地比勘今存中古官私类书引存正史及其他重要文献,寻绎其总体特性。

基于对诸多具体案例的分析,报告认为中古类书征引正史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常有虚构异文、创作情节、臆造或伪冒出处之举。类书所引正史是当时人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其杜撰之异文或情节甚至可能在中古及后世广为传播,成为文人写作诗文的出典。但这类异文及情节,并非史籍原貌,未可当作写、刻本系统间差异,实不具校勘学层面的意义。二是《御览》中存在大量对来源文献的割裂、暗引及捏造出处的行为,即编纂者将某一来源文献割裂为数条,对原来已标注出处的文字则转录书名称“某书曰”;对来源不明的文字则根据内容所涉之人、事、时、地,臆造其认为最具可能性的出处。

此外,报告还以陈爽先生的研究为基础讨论了《御览》所见《宋书》疑似佚文。通过比对其他具有史源关系的文献,并结合《御览》等类书征引文献之习性,认为其中个别条目乃编纂者对《宋书》相关文字的删节檃栝,还有一部分条目可能出自他书而被冠以“宋书”之名。

《御览》引“唐书”的性质学界争论颇多,而前提似乎都认为《御览》中的唐代文献应直接从原书中抄出。报告从《唐国史补》出发重新推究,认为即便唐代文献,《御览》编纂者也未必都逐一爬梳原书,实多从他书转抄,尤其是宋初尚存不少记载唐代史事的类书或有编类性质之书。《御览》中唐以后内容凡出于转引者,其称引是否可靠,取决于编纂者所据之来源文献有无标注准确出处。对于来源文献中未标明出处的文字,编纂者势必要根据《御览》全书的体例,逐一添加,不得不将其笼统称作“唐史”或“唐书”。

苏芃的报告讨论《史记》《汉书》互见文本的动态演化。《汉书》是续《史记》之作,又部分袭用《史记》,《史》《汉》异同优劣是古人长期辩论的话题。南宋倪思《班马异同》一书问世后,有关《史》《汉》相关篇什的对比更绵延不绝。传统意义上的“班马异同论”有一个共同的默认前提:以《史记》文本在先,《汉书》文本在后,班马异同之处,皆当是《汉书》改易《史记》。

报告人注意到日本的一个《史记》写卷,尽管抄写时间很晚,但所据底本应是唐初甚至六朝写本。将其与倪思的《班马异同》核对,发现倪思指出的《史》《汉》异文大部分在旧抄本《史记》中是与《汉书》一致的。可见,传统的班马异同论忽略了《史》《汉》各自在流传过程中发生文本歧变的可能,把复杂的版本谱系对比简单化、平面化了。

苏芃

要追寻《史》《汉》更古老的文本面貌,可以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早期写本,二是类书引文,三是《史记》旧注中透露出的当时注家所见《史记》底本面貌。这些文献都能反映出宋代版刻以前的《史》《汉》文本面貌。由此可以发现,不少过去被认为是班马相异的文字,实则早期文本一致,后来其中一书,或两书同时,在版本流传过程中发生文本变化。其中《史记》发生变化而《汉书》保持原貌的情形,尤易令后人误解。然而像人们注意到的《汉书》多存古字而《史记》多俗字的现象,其实就暗示今天所见《史记》文本未必比《汉书》更古。《汉书》经典化早,训诂注释、师承家法出现后,正文文本会更趋于固定,有利于保存古字古貌,而《史记》在这方面反而落后于《汉书》。

“班马异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互见文本的差异,不仅产生于成书之初,还持续发生于流传过程中。既有可能趋同,也有可能立异,异文之间有一种竞逐的关系。因此在讨论班马异同时,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哪个点上的异同。班马的成书时间,与我们所见传本的文本形成时间,应有所区分。

真大成更理论化地探讨了“互见文本”与“文本互见”问题。报告所谓的“文本”是指载录于中古史书的诏、敕、令、表、奏、檄、书、诗、赋等 。同一文本又载录于他处,这种现象称为“文本互见”,可以互相参见的文本则称为“互见文本”。为了便于称述和区别,报告将处于不同场所的具有互见关系的文本分别记为T1、T2、T3……依次类推。

尽管互见文本都指向同一个文本,但实际上普遍存在程度或浅或深的歧变。若互见文本T1、T2是在文本T的基础上生成。文本T是原生性的,称之为原生文本。当T1、T2与T完全相同时,它们也是原生文本;当它们发生歧变,实际上是由T而生成的产物,称为次生文本(T1……)。如果在次生文本基础上进一步发生歧变而出现的文本,称之为再生文本(Ta……)。原生文本的形成时间明确而唯一,可以准确断代;次生文本的歧变可能是一次发生,也可能渐次发生,其形成时间是模糊的。原生文本的作者同样是明确的;而次生文本是原作者、诵读者、传播者、整理者、引录者等构成的共同体发生作用的结果。次生文本(T1)、再生文本(Ta)的形成时间和“制作”角色均为叠加累积的产物,明确这一点,对于分析、利用此类文本有积极意义。

例如,傅亮《宋武帝九锡文》(T)分别见于《艺文类聚》、《宋书·武帝纪》、《南史·宋本纪》。《类聚》明言作者为傅亮,所引文字与《宋书》颇多异文,且缺失若干句,由此判断《类聚》、《宋书》皆非原生文本,而是两种次生文本(T1、T2)。《南史》所载,当然本自《宋书》,但有所删改,则《南史》引文是在T2基础上形成的,属再生文本(Ta)。这些次生、再生文本的作者,从一般意义上说当然还是傅亮,但实际上在致歧的过程中,类书、史书的编纂者以及更多角色都参与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作者”又不是傅亮。

划分原生文本、次生文本及再生文本在理论和逻辑上是可行的,但实际情况常常更为复杂,很多时候只是为了便于辨析。用这样的方式分析中古史书中的互见文本,具有多元的研究旨趣——在历史编纂学、史学史、文学史、文献学、汉语史等方面均具备可以深耕细作的研究意义。

对话:唐宋类书中的正史与正史校勘

唐雯(复旦大学中文系):刚才陈爽老师和鲁明老师的报告都讨论了同样的问题,针锋相对。我之前也讨论过《太平御览》引用的“唐书”,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框,包括了实录、国史、小说等等。宋初离唐代很近,当时称“唐书”也好,“五代史”也好,都不是确指某一部书,就像我们今天讲清史、民国史,是笼统的概念。鲁明刚才也举了很多例子,类书编纂者引书时的随意性出乎意料。所以类书所引用的“正史”是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正史,其实是有疑问的。

关于我们今天在修订的时候是否应该运用类书里引用的正史,我部分同意陈爽老师的意见。事实上我们做修订工作时,虽然知道《太平御览》引“唐书”是一个大框,以及《册府元龟》里没有标明出处的内容,我们仍旧在用。其实并不在于它题名是什么,就像刚才真大成老师讲的,用文本互见的概念去理解它就可以了。古人没有著作权,中古史书、其它文献中的互见太多了,如果我们能够判定这些文献有同源的关系,就并不一定要拘泥于它说它是什么书,仍旧可以把它引入到我们校勘的范围中来。所以陈爽老师的意见我也是有相当一部分很赞同。

但是我们仍旧要认识到,类书也好,其他文献也好,它所引的书究竟是哪一本书,我们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包括陈老师报告提到的《魏书》《隋书》,都不止一部,类书里引用的到底是哪部,并没有说明,即使说明了,也很难确信。所以我们怎么看待、处理这些文献,还是有很大开拓余地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我们对中古文献或者说文献群的认识。

景蜀慧(中山大学历史系):我再补充两句。陈爽老师的考虑和意见从整体上来说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也有疑惑,修订想要回到原本,最后很可能是回到宋代最早的刻本的状态。《南齐书》有个例子是《东昏侯本纪》册立潘贵妃的那一条,拜为贵妃之后,接下来写的是“乘卧舆帝骑马从后”。我们在《御览》里找到的文字,在拜为贵妃后多一句“仍使金莲帖地,使妃行于其上,曰:‘此步步莲花耶?’”,而且后面紧接着“每出,妃乘卧舆……”。这里“每出妃”三个字和后面“乘卧舆帝骑马从后”文义衔接非常紧密,而且潘贵妃步步生莲的故事也流传很广,而现在《南齐书》帝纪、列传里都没有。我们当时认为这百分之九十九是佚文了,但最后还是只能放在校记里,不改动原文。陈爽老师举的很多例子跟我们这种情况非常类似,难处理的点就在于原文文意是贯通的,不好再做改动。

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刚才唐雯老师也说了,类书里引的究竟是不是姚思廉的《陈书》或者萧子显的《南齐书》,也不好判断,而且其中还有一些《南史》文字的混入。《御览》中的“齐书”还包括了萧子显《南齐书》以外的著作,所以有时哪怕要把这些内容作为异文校放进校记都有困难。我们现在采取的是说明校的方式,加个案语说还有某些文献里可能有相关的文本。所以我觉得陈爽老师最后的建议非常好,可以把所有的异文收集起来附在书后,肯定对使用者非常有价值。

陈爽:在座很多老师都是在做具体工作,现在的工作流程中,我的想法可能不是很容易操作。我们的出发点不太一样,如果从整理文献的角度来讲,是希望把文献还原到一个比较稳妥的还原点,但从研究者、学习者、阅读者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新版能给我们提供更多信息、更多资料。大家都没有十全把握说自己一定对,所以最稳妥的方法就是不确定就不出校、不说明。但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规则稍稍放宽,如果可以的话,像唐先生、王先生那样胆子再大一点,他们从他们的经验和知识积累出发,树立了很好的整理范式。我自己直观感觉,到我们修订本里,规矩定得多了,有时候反倒是把有灵感、有火花的发现湮没了。我自己做这个,觉得里面有价值的资料不少,只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问题,看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一下,要不然觉得挺可惜的。


陈爽

李霖(北京大学历史系):刚才真大成老师的报告用T、T1、T2、Ta这样的表述,我觉得非常好。我曾经在一个沙龙讨论异文自身的复杂层次,讲起来很混乱,但用这种方式就非常清晰,逻辑很强。不过我认为从T1到Ta未必是线性关系,次生、再生文本之间可能也会互相影响,而且如果是上古史书的话,那个T是否真实存在也可能是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处理、校勘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些很复杂的情况。

真大成:实际上不仅是上古文献的T可以怀疑,中古文献也可以怀疑,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的文本可能根本没有T,可能都是次生或再生,T只存在于我们的假设之中。

郭立暄(上海图书馆):我对真大成老师这个讨论很感兴趣,他这个做法在目前的校勘学上是比较欠缺的做法。文本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层次性。我们过去是用校记来呈现文本的源流或者递承关系,比如“某本作某”,下面的本子再继承下去。这种表述方式是一种平面表述方式,没有把它的层次性表达出来。我觉得真老师这个方法就很好,可能目前还不是一个完全成型的想法,但我已经感觉到有火花,是一个能更好体现文本传承的层次性的方式,一个能促使我们校勘科学化的可借鉴的方法。

徐俊(中华书局):今天大家讲到的这些都足以让我们深入思考,尤其是在写本到刻本转换的时段里文本出现的问题,很有价值,值得认扩大面向去认真探讨。

我对陈爽老师讲的,无论是摆出来的事实,还是分析的道理,以及对现在的处置办法的分析,我都是赞同的。昨天讨论《通鉴》的时候我讲了几点,陈爽老师没在,所以我还是想从大的方面对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种情况做一个说明。

我们进行中的二十四史修订,对类书的使用,各修订组和我们编辑组都有过很多讨论,也有很多不得已。陈爽老师说的固有观念需要突破,但我们认为不能以一史或者某几史的整理观念来突破二十四史已经定型的文本系统。第一个想法,是我们对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定位是通行本、标准本,历代都有所谓“官本”,不同于个人的校史著作。因此二十四史修订之初我就提出来,要注意控制个人化倾向,避免在修订本中过分突出修订者的个人取向,强调与个人著作的区分。在工作起始阶段,我们对修订方案和样稿,给修订组定的框框更多,主要考虑到一开始不控制,再往回收就更难了。第二个想法,通行本和专书研究是完全不一样的,是著述体材上的不同。如果陈爽老师要做两史八书的考异,我们非常欢迎,学术界也很欢迎。但要把这些考异的内容都加入到现在通行本的两史八书里,这一点从观念上就很难突破。

有一个比两史八书更典型的例子,当时做《旧五代史》,我和陈尚君老师争论了一年,尽管陈老师《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已经出版了,但我们还是要坚持维护清辑本的面貌。《旧五代史》回到清辑本,实际而言是维持既定的二十四史文本系统。陈老师的新辑本可以作为另外一本书存在。

修订之初讨论《史记》的时候,在版本选择上也有各种不同意见,我们主张《史记》还是要坚持三家注合刻本系统,最后仍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这就回到了理想中的整理本和目前现实中二十四史整理的选择问题。顾颉刚先生1954年进京后,主要精力和安排都与《史记》整理有关,他在日记和书信里屡屡提到自己理想的《史记》整理四步走计划:第一是以黄善夫本为底本的《史记》三家注校证(1954年中华书局约稿),第二是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的《史记》三家注点校(1955年古籍出版社约稿,1958年并入中华),第三是《史记》及三家注单行本整理(1956年与科学出版社签约,1958年转入中华),第四是要做《史记》新注本。但最后只做成了一个金陵书局的点校本。《史记》三家注本、三家注单注本的整理,都应该做,但能把所有需求和功能都加到这一套二十四史点校本上,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可能大家会困惑,陈爽老师举的例子,尤其是唐先生的例子,唐先生敢说这是佚文,我们为什么不说。修订这件事情其实是戴着镣铐跳舞,既要考虑和点校本的延续性,也要考虑这次修订的基本原则。修订工作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以版本校为主,以文本校勘为主,校误不校异同。对于他书校,一开始就强调区分文献的源与流,防止出现因为校改导致不同文献同质化,这本书和那本书的面貌变成了一样的。不同书的文本面貌的形成自有其源流,根据我们现在的文献条件来做改变,比较危险。当然也没有哪一次校勘是不改字的,该改的还得改。现在的情况看,现在各史修订组都不敢轻改,要有版本依据才敢改,甚至版本还要分早期晚期,我认为这是可取的态度。

另外我们各史修订都有修订长编在先,长编比修订本最终呈现的校勘记内容多得多,比如现在正在加工的《梁书》修订本,由景老师主持,赵灿鹏老师具体承担,他的长编有170多万字,最后校勘记才能写进去多少?我们希望修订长编有机会能出版,但长编如果要变成正式的出版物,其中的考证核查的工作量又会特别大。目前我们已经开始做《明史》的校勘长编,正在由我们古联公司做数据库的版本,做一些探索,看看怎样处理能和正文对上,让读者使用长编时能比较便捷地看到正文和校勘记。希望修订的成果,各修订组投入的时间和获得的校勘成果,能对将来的学术研究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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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9 11:47 | 显示全部楼层
历史是如何写成的④|文献整理的经验与反思

聂溦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整理

2019-12-26 10:2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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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9-10日,“中古正史文本的形态与流变”学术讨论会在中华书局召开,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唐研究》主办。在20篇报告组成的5场主题讨论中,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交流。经授权,澎湃新闻刊发各主题讨论的文字内容。本文内容系第四场“官修唐史与《通鉴》的文献学考察”及第五场“南朝诸史的历程”主题讨论。

两场讨论分别由两个修订团队成员带来: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团队承担两《五代史》、《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的修订,中山大学景蜀慧教授团队承担《齐》《梁》《陈书》修订。修订需要以对相关史书的版本学、目录学、史学史研究为基础,而在文献整理工作中获得的一手经验,也促使学者反思如何理解、对待史书文本,形成研究思路与视角的更新。第四场讨论包括四篇报告:郭立暄(上海图书馆)《元本〈通鉴〉胡注校余述略》、夏婧(复旦大学中文系)《〈永乐大典〉引存〈旧唐书〉考述》、唐雯(复旦大学中文系)《〈顺宗实录〉详本再审视——兼论唐实录的辑佚》和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隐没与改篡:〈旧唐书〉唐开国纪事表微》。第五场讨论包括三篇报告:景蜀慧(中山大学历史系)《现存六种宋刊本〈陈书〉简述》、唐星(中山大学历史系)《唐初〈五代纪传〉撰修考》和周文俊(中山大学历史系)《异文的历史——以〈宋书·孝懿萧皇后传〉一处异文的重新校读为线索》。


郭立暄

郭立暄讨论胡注《通鉴》的版本,此前《通鉴》版本研究重在宋本,但就利用胡注而言,明国子监所藏元明递修本内部的复杂变化亦极应重视。报告人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为线索,调查各地所藏元明递修本,了解其各叶的具体补板年代,发现该本在南监至少经过十次递修,加上元代初印本,目前存在十一个梯次印本。

对比不同印次,主要有三方面发现。一是初印本各卷后附胡三省识语三十四条及题诗一首,是反映胡三省著书过程的重要资料,早印本已删去绝大部分,吴勉学本、陈仁锡本、胡克家本亦无。

二是旧说此本为至元兴文署刻本,由胡克家本称其底本有王磐所撰《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王国维已考证王磐致仕时间早于胡注成书时间,不应为胡注作序。今见初印本无王磐序,弘治以下印本亦无,疑该序为明前期误入,旋即撤去。另外,四川图书馆藏本有嘉靖二十年、二十一年两任国子监祭酒邹守益、龚用卿所作序文,言及国子监补板情形,为他本所无。

三是对比南监递修造成的文本变化。嘉靖二十年以下误字叠出,嘉靖三十八年本最劣。又注文一些内容在初印本文字完足,在第三梯次的静嘉堂本中已经脱落,胡克家翻刻本或阙如,或同于后出版本填充的文字,或自行模拟填充。由此亦可推测胡本所据接近第三梯次印本。又吴勉学本、陈仁锡本所据底本,通过文本比对推测,大约为嘉靖二十年的印本。

此前中华书局的标点本《通鉴》以素称精良的胡克家本为底本,辅以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的校勘成果,但章校未涵盖对胡注的校勘。通过以上版本调查可知,初印本胡注《通鉴》依然有不少优于胡克家本翻刻所据底本之处,中华书局修订本《通鉴》改用初印本为底本,可提高胡注文本质量,是明智之选。

夏婧的报告讨论《永乐大典》所存《旧唐书》的基本性质,及它在《旧唐书》修订工作中的作用。

《大典》虽是晚期类书却能对《旧唐书》校订产生重要意义,有两个特别条件。一是《大典》的编纂成书早于《旧唐书》现存完整版本的刊行。《旧唐书》现存最早的全本是明嘉靖中闻人诠刊本,此后版本皆从此而出。宋元版本传世稀少,有南宋绍兴初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但所存篇幅不及全书三分之一。近年在抄本方面有所突破,发现叶石君校钞本九十八卷和嗣雅堂钞本三十五卷,都提供了比闻人本更早的《旧唐书》文本信息,相对接近于绍兴刊本。《永乐大典》于永乐元年七月下诏编修,至六年缮写誊钞完成,尽管其今存卷帙主要是嘉靖末的录副本,但录副基本亦应保存初纂所据的典籍面貌。其中所录《旧唐书》底本应属宋元旧本,可以弥补《旧唐书》版本流传一线如缕的缺憾。除了时差因素,《大典》编纂往往将一部书整体不加别择去取地抄录在相关条目之下,恰好有利于保存所抄典籍的原有文本面貌。因此,《大典》具备校勘《旧唐书》的基本条件,值得进一步考察。

关于《永乐大典》所引《旧唐书》版本性质及其与《旧唐书》宋刻、旧钞本关系,有两方面可以证明。一是《大典》部分文字仍保存宋讳阙笔形式,可推知所据《旧唐书》文本应源出于南宋。二是对《大典》与现存《旧唐书》诸抄本、刻本及他校文献对勘。报告以《大典》保存的《旧唐书·高祖本纪》沙汰僧道诏为例,发现八则异文中《大典》有五例与嗣雅堂钞本、叶校一致,与叶校相同异文更达七例,与作为他校的三种内典文献也相对接近,而与后出的闻人本分歧显著,竟无一例相同。

此前报告人考察嗣雅堂钞本时,曾判断《旧唐书》原貌与唐宋同源史料记载具有较高一致性,《大典》引存之《旧唐书》亦可作进一步证明。报告人通过校勘实例,举出涉及的他校唐宋文献,如《太平御览》引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P.3590《故陈子昂集》、《文苑英华》、《唐大诏令集》、《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大典》文字皆与之一致或接近。

上述判断的另一面折射出对《旧唐书》版本流传变化的认识。明刻闻人诠本有简单的文字讹误,也有不少超出文献整理基本原则的文字改动,尤其是因对唐人制度、语言习惯疏于了解而导致误改,致使《旧唐书》版本面貌在宋明之间出现较大的分歧和转变。在明刻本成为清代以来诸刻直接援据的祖本之后,对《旧唐书》版本体系、文献源流的认识理解更形成一定误导。


唐雯

唐雯通过对《顺宗实录》的辑佚,重新考虑该书的成书与流传问题。《顺宗实录》最初是由韩愈领衔,在韦处厚三卷本《先帝实录》的基础上增修为五卷,路随等受命刊去德宗顺宗朝禁中事,亦为五卷。《通鉴考异》称北宋时内阁有详本、略本两种《顺宗实录》。目前一般认为,详本即韩愈原本,已佚,今天所见《顺宗实录》是经过路随删改的略本,且从《通鉴考异》所引详本来看,两本差异不很大,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值得重新思考。

详本《顺宗实录》虽不传,也有迹可循。《册府元龟》、《唐会要》、《唐大诏令集》等文献虽未标出处,但实际上保存了大量唐实录内容。如果其中的顺宗朝编年条目能够在与详本有直接史源关系的《旧唐书本纪》及今本《实录》中找到对应,基本可以判断该条即《顺宗实录》佚文。利用这种办法,在《册府》中发现《顺宗实录》佚文近三十条。由这些佚文判断,详本中大量诏敕原文及不甚重要的事件不见于今传略本,且详本在史实上更为准确。这一发现打破了传统的详略两本《顺宗实录》差异不大的观点,值得重新思考详略两本的关系。

文宗诏改《实录》时,规定的删削范围仅限于禁中密事。而略本较详本佚文所少者远不止禁中事,亦多无关政治因素。考虑到当时参与《实录》工作的史官本已对改修持反对态度,应该不会在文宗已经妥协的删削范围外自行加码,则略本不应出于文宗朝诏改。很可能韩愈原本在唐代已经消亡,详本是路随修订本,而通过韩集保留至今的略本只是一种节抄本。

报告最后还通过详本《顺宗实录》的辑佚经验展望了辑佚学在电子检索时代的前景,主张跳出根据明引的书题搜罗零碎佚文的方式,通过对文献史源关系、文本特征等的整体把握,可以合理地搜集恢复出更多佚文。


仇鹿鸣

仇鹿鸣讨论李唐开国期历史的编纂。此前学者也大致认为李世民对于唐初历史编纂有干预,虽然讨论不少,但多属“翻案式”研究,强调《大唐创业起居注》或《旧唐书》当有一误,表彰李渊个人的功绩等,未能辨析相关材料史源,障碍之一是《创业注》与《旧唐书》间的关键环节“实录”已经亡佚。目前可以从《册府》中恢复一部分高祖、太宗实录的文本。比较这三种李唐开国史文本,大体上可以判定《旧唐书》本纪基本承袭实录,而《创业注》虽然属于另一史料系统,但叙事的顺序、重点以及文字都与实录、旧纪大同小异,可以推断贞观中纂修《高祖实录》时,曾将《创业注》作为重要的取材对象。

实录与旧纪对《创业注》纪事的删减,大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创业注中连篇累牍的诏命、劝进文字等节略减省,其次则对李渊起兵时与突厥联络的细节颇有讳饰。

实录与旧纪增益改写的部分更值得注意,“增加”的部分可以说比直接了反映了太宗的意图,一方面是强化太宗本人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实录增补事迹亦处处贬低太子建成的能力与事功。因此,在高祖、太宗实录中刻意增润种种扬太宗、贬建成的细节,实际成为了一种固定的故事格套,直到现在依然影响着我们对于唐建国史的认知。

散落于各人纪传中的李唐开国史事,不但较为零碎,而且缺乏如《创业注》可资比勘的参照物,既往学者措意较少,报告则从立传与改写两方面切入进行了讨论。由实录改编国史,只有部分人物传记能够被保留。通过《旧唐书》功臣传之首的卷五七附传前的一段文字,可以推知唐国史中功臣立传标准,是拼合武德初免死功臣与玄武门之变后封功臣食封两份名单。未能列入武德元年免死功臣名单的“太原元谋勋效”,即使在唐开国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在高祖实录中有传,若未能在太宗登基后获得封赏,也无法在国史中立传。这种做法或有便于操作的技术性考虑,但也暗符太宗一朝,推重追随李世民削平群雄之功臣,轻忽太原元从的基调。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旧唐书》高祖功臣传记中对功臣形象的描述。若干痕迹显示,唐初功臣传记中存在一些普遍性的改写,怀疑其中常见的与太宗募集参与太原起兵或由太宗引见高祖等记载,亦是一种有意的叙事格套。

最后一场主题讨论,景蜀慧报告了对《陈书》几种宋刻本的调查。南北七史传世版本中,如尾崎康所言,“《陈书》传本状态最佳”。本报告主要涉及六个藏本。

一是国图藏宋刻宋元递修九行十八字本的残卷,仅存十六叶。《旧京書影》和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皆未提及此本,据藏印、扉页内签条内容,此本为龚心钊旧藏,是建国后才入藏北京图书馆。其中宋版叶颇多,如首叶即南宋中期补版,末叶为南宋初原版,皆有刻工名及避讳字佐证。原版叶宋讳避讳严格,补板时则未如此严格。

台北故宫博物院古籍文献馆藏三种宋刻元修残本,分别存二十五卷、八卷、五卷。二十五卷本被尾崎康定为南宋中期、元前期递修。所存宋版叶颇多。其重要价值在于保留宋人校勘疏语,目前《陈书》所存疏语共七处九条,部分仅见于此本。

又有两种全本,其一为静嘉堂藏宋刻宋元(大德年间)修本,尾崎康定为南宋中期、元前期、元中后期递修。其二为国图藏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亦是再造善本底本。不过此本长期被认为是递修至元代,再造善本亦如此说明,恐不然。其一,此本各卷首尾多钤“礼部官书”朱文大长方印,明初南监修版后之新印本即钤此印藏于礼部。其二,明初补版于版心无补刊字样,民国以前学者一度普遍将明初递修都视同宋元递修。同样有“礼部官书”印的《南齐书》(再造善本影印)最初也曾被认为是宋元递修,后来始被普遍接受为是递修至明初的版本。比较《南齐书》该印本与《陈书》此本,字体、版心、刻工上都有相符处,而与其他《陈书》传本的宋元版叶有明显差异,因而应认为是明初递修本。与静嘉堂本相比,此本后补版叶中字体变动很大,俗体异体字甚至无可理喻的讹字也更多,避讳不严格。此本还有许多版叶行款字数与宋元版有明显差异。三朝本明显沿袭了此本的特征,但也对此本补板中一些明显的讹字作了改正。

唐星的报告考察唐初修撰梁陈周齐隋五代史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旧唐书》帝纪、《唐会要》、参加修撰者的本传等都记载“五代史”成于贞观十年,应当可信。《史通》作“十八年”,余嘉锡指出大概原本是指从贞观三年到十年共八年,后脱误。有矛盾的是《旧唐书·姚思廉传》,其中记《梁书》《陈书》的撰写时间在贞观九年之事以前。

虽然不排除《姚思廉传》打乱时间顺序叙述的可能,但该传还有另一相关问题值得注意,即所载《梁书》《陈书》卷数也较今传本少五卷。又《旧唐志》记姚氏《梁书》亦少今本五卷。又,《梁书》《陈书》中共有三处魏征结衔为“侍中、郑国公”,而魏征受封郑国公已经在贞观十年以后。由此推测,贞观十年各史奏上后,大概又经过魏征改订。而如果按照《旧唐书·姚思廉传》的史事记载顺序,姚思廉奏上《梁书》《陈书》的时间还要早于其他对五代史纪传奏上时间的笼统记载。

报告还根据新出土资料,讨论了唐初“修史学士”的具体情形。


周文俊

周文俊的报告通过对《宋书·孝懿萧皇后传》一处记载的校读案例,探讨如何理解,及如何处理史籍整理中的异文。

《萧后传》记载刘裕即位时有司上奏要求追尊其母萧氏,其中一句无法读通。点校本《宋书》据《册府》校改。然而梳理《册府》之文本来源,发现它是拼合《宋书·武帝纪》与《宋书·萧后传》相关文字而成,《武帝纪》与《萧后传》对萧氏入宋以前的位号记载,本来存在矛盾,前者称“(王)太后”,后者称“(王)太妃”,《册府》改后者从前者,存在较大误失,不宜作为《宋书》校勘依据。报告重新复原《萧后传》无法读通的文本,认为大约分属奏疏引文与史臣解释两个层次,中间有较长脱文。此类先引文书原文,再加以解释的叙述方式,在当时史书中比较常见。

通过梳理相关史事,报告认为《萧后传》和《武帝纪》看似矛盾的记载,其实都符合历史实情。当时官爵名号的任命包括两个步骤,一是通过诏书,下达任命,二是举行仪式,实际拜受。萧氏在晋末经过第一步骤获授予“(王)太后”位号,成为《武帝纪》记载的依据;但直到刘裕即位,仍未实行第二步骤,故萧氏未算正式获得“(王)太后”身份,《萧后传》所录有司奏文因此依然称萧氏为“(王)太妃”。

《宋书·萧后传》与《册府》的相关记载都经历了复杂的文本过程:前者在脱去一段文字后,原本分属两个层次的文本粘连在一起;后者则由于编者对制度不了解,强行统合了两个不同史源的文本。史籍文本流传过程中的此类现象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作为古籍整理基本方法的“四校法”的应用原则。目前古籍整理规范中,列举校勘依据时一般按版本校、本校、他校、理校的分层依次罗列。但若从动态的文本过程来考虑,四校法所对应的四类书证范畴未必“名实相副”,校勘证据层次如何,要立足于每一处异文自身的历史过程。

对话:正史编纂的技术性处理

叶炜(北京大学历史系):我想请教仇老师,判断技术性删削,有没有什么标准?

仇鹿鸣:其实没有特别的标准。过去史学史研究比较强调中国史学褒贬叙事的传统,暗示史书叙述中反映编者强烈的主观意图,这种情况当然存在。但历史编纂也是一种流水线作业,有层层相因的一面,只是需要找到一些比较好的材料来确认如何具体操作,我这篇文章就是一次尝试。

实录的立传规模非常大,在这之中怎样区分谁会进入史传?而且作史传的人一般来说距离他这些历史发生的时代已经有一定距离,除了一些极特殊的情况——比如武士彟到显庆时地位变得很高,《武士彟传》经过了后来大量的增益和改动——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会有太多主动处理。那么就需要划出一个标准,把整个时段的材料都放在这个标准下处理。但执行标准的时候又会有出入,类似地位的人物,有的删了,有的保留了,并不完全划一,所以古人读史札记中,经常会批评某人该立传而未立,反映的也是这种出入,这个过程大概是无意识的。这就是我说的技术性的或者叫非主观性的处理。

唐雯:我们在做文献工作的过程中对古人的技术性处理有很强烈的感受,特别是两篇同源的东西对比,比如是本纪是根据实录删削下来的,通过现在保存的实录文字,可以看到其中一些细节的或不太重要的部分被删削,形成本纪。

古人的删削很有本事,比如我们最近也在做《十七史详节》,它完全是利用《新五代史》,把他觉得枝节的部分删掉。并没有改一个字,细节内容都删掉了,而上下文还是搭配得非常通贯。

也很难说出明确的标准,但能感到哪些文字是经过了删削处理的,有时会有一些标志。我现在在关心《旧唐书》的史源问题,就发现《册府》的很多内容,看起来像是从《旧唐书》里截取的,但其实有些许差异,可能并不是《旧唐书》本身,而是有史源关系的另一种文献。

我非常赞同仇老师讲的,很多处理并不是有意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史书,可能百分之九十都是技术性的处理,剩下少部分是有作者深意在其中,可以去讨论其他层面的比如历史书写问题。但先要把技术性的层面区分清楚,再来讨论剩下的部分里有哪些主观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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