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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翻译了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科学技术大全》前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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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2 17:4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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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5 10:51 | 显示全部楼层
两种进化
要理解远古科技诞生的过程现在已经很困难了。它们的实用主义特性和神学结构早已无可辩驳了,但它们却没有特定的个人设计者或发明者。所以追寻早期科技的源头是一项危险的任务。成功的技术曾以迷信和神话作为理论依据,要么在应用之前总要举行魔法仪式(药草的特性被归功于收集和使用这些药草时被反复吟诵的配方),要么它们本身就做为某种仪式的一部分,在这些仪式中实用主义的要素不可避免地和神秘主义联系起来(造船仪式中生产过程就是一种祷告)。对于最终目标的发觉,为实现它,协作任务的结构今天可以由个人制定,以前就不一样了,人们只能把古代社会的技术目标当作隐喻谈论。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新石器革命——在文化重要性上可以匹敌原子革命——并不是一个旧石器时代的爱因斯坦突然“蹦出灵感”然后“说服”同时代人使用这项有诸多优势的新技术。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一个爬行的变化,过程长于许多代的寿命——从利用植物作为营养来源到游牧打猎采集再到定居。这些变化在一个时代内几乎微乎其微。
换句话说,每个时代都只遇到了基本不变的技术,就像日出日落一样“自然”。这种科技实体出现的模式并未完全消失,毕竟每一项伟大的技术的影响都远超过一个世代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其成体系的、习惯性的和道德的未来导向的结果以及它推动人类前进的方向不仅不是某个人具体意图的对象,也天然地让其确定性质和影响力不能被察觉。凭着这个吓人的句子(吓人的是风格不是内容),我们打开了人类科技进化的曲线的超理论的一隅。
我们说“超”是因为它不是其方向的描述或者其将在未来产生的影响的定义,而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支配现象。谁导致了谁?是科技导致我们出现还是我们导致科技出现?它会把我们引领到它想去的任何地方即使是毁灭,还是我们能够根据自己的追求改变它,但如果不是技术想法,是什么驱动了这一追求,是一如往常,还是“人类-科技”这一关系会随历史改变,如果是后者那这未知的数量关系究竟要去向何方,谁还占上风,一个文明策略的战略空间:人类随意在技术方法的兵工厂中挑选武器还是技术在自动化后成功将人类从它的疆域中移除,现在和未来有任何可设想的科技是无法实现的吗,什么决定了这一可能性——是世界的结构还是我们自身的局限,有没有我们文明可能发展的并非科技方面的潜在方向,我们在宇宙中的轨迹是典型的吗,它是定数还是例外?
让我们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尽管我们的寻找不总是能得出准确的结果。我们的起点是一张表现效应器,也就是可行动系统的图表,皮埃尔德拉蒂尔在他的书《用机器思考》中提到的(1956)。
第一类效应器包括简单工具(比如锤子),复杂工具(算数计算机,一个经典的机器)以及和环境相连的机器(没有反馈)比如所自动火警探测仪。第二类是有组织的效应器,包括反馈系统:有内置决定论的机器(自律调节器比如说蒸汽机),有多种行动目标的机器(外部可调节比如电子脑),以及自编程机器(能够自组织的机器)。动物和人类属于后者。还有一些系统拥有多种自由——系统在实现其目标是能够改变自己(德拉蒂尔称之为“谁”的自由,指的是人被“给予”组织和身体元素,而跟高级的系统不只有基于组成元素的自由还有剧烈改变自己的组织结构的自由,一个正在经历生物进化的物种可以视为一个例子)。德拉蒂尔的假想的更高级效应器还有选择“构筑自身”的材料的自由,为了给拥有最高级自由的系统举一个例子,德拉蒂尔援引了霍伊尔的理论中提到的星际物质的世代自组织机制。很容易看到科技进化这个例子假说性弱很多,要证实也容易多了。它表现出能“从内部”调控的反馈系统的所有特性,而且由于其能完全彻底地转变(就像一个存在的在进化物种一样也拥有相当的自由),而且在构成材质上(科技能够利用宇宙中的任何物质)也有自由。
我已经总结了德拉蒂尔按照自由等级划分的系统,当然没有提及分类的过多细节。在我们继续讨论之前,我们也许应该补充一下这一分类在这里展示的形式并不完全。一个人可以想象一个拥有另一层面自由的系统,因为在宇宙中的物质中进行挑选势必受限于宇宙拥有的“购物清单”。所以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个不满意这一限制的系统,它能创造出“不属于清单”的物质,也就是宇宙中不存在的物质。神学家可能会把这种“有顶级层次自由的自组织系统”称为神。然而,这种假说对我们来说没有必要,因为我们能总结出,即使以我们现在浅薄的知识为基础,创造“清单外”的物质(比如说宇宙中“正常”不会有的亚原子物质)是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宇宙中并不实现所有可能的物质结构。众所周知,它并不创造,不管在群星的任何地方,一个打字机;然而打字机的“可能性”潜藏在其中。同样的假设适用于宇宙时空中包含(至少还没有)的所有没有实现的物质和能量的状态的现象。
相似
我们对进化起源几乎一无所知,没有什么确定的认识。我们熟悉的是新物种从诞生、发展、高潮到衰亡的动态学。进化道路的数量和物种数两几乎一样多,它们都有许多相似的特性。一个新物种默默无闻地出现在世界上,似乎是从原有的东西变成的,这种借用貌似印证了造物主创造的惯性。最初,它内部结构的剧变已经发生却没有什么征兆,物种后来的发展都归功于此剧变。第一个样品通常很小,它们夸耀着原始的要素,仿佛它们的出生充满了慌张与不确定性。经过一段时间后,它们处在半秘密状态单调无聊地生活着,几乎难以和已有的物种竞争——后者已经很好地适应了生活中的重任。然后,由于环境中看似微小的变化,稳态已经改变(物种的生存环境包含在内),一种新的爆发发生了。在进入已经被它们占领的领地后,新的物种开放的展示出其在生存竞争中的领导地位。当它进入一个没有被征服的空地,它革命性地爆发,开始显现出一系列新的变量。在这些变量中,原始性的特质从物种身上剥离,同时更激进地支配其外形和新功能的新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也崭露头角。这就是一个物种达到其发展高峰的路线。物种在海陆空的统治时期持续很长时间,然而这仍然没有预示失败。物种的进化动力学迄今获得了一些没有观察到的新特质。在它的主要分支中,样品变得越来越大,仿佛巨型化能抵挡威胁,然后进化爆发再一次发生,这一时期一般被称为特化。
侧链的分支则致力于逃到竞争不激烈的环境中,有时这种做法会成功。然后巨人们的痕迹——它们的出现是为了避免灭绝的做的防御策略——最终消失,此时所有阻止这一切的相反的努力也都失败了(有些进化道路变成了矮小化),侧链分支的后裔在次要地区遇到了较好的状况,继续存在不再变化。就这样,它们成了之前繁荣一时的物种力量的最后证明。
请原谅我浮夸的风格,这是个并没有多少证据的华丽文字游戏。如果看起来很含糊的话,那是因为我同时描述了两种进化:生物学的和科技的。
事实上,它们主要的特点显示出惊人的一致。不仅是最早的两栖动物像鱼,哺乳动物像小蜥蜴,最早的飞机、手机或者最早的收音机都得益于之前已经存在的类似形式的东西。最早的鸟类看起来像有羽毛的飞蜥蜴,最早的汽车看起来像一个加上一条轴的马车,飞机直接“抄袭”了风筝(甚至鸟),收音机看起来像已有的电话。这些原型很小,原始的设计还有很多等着修改。
最早的鸟、马或者象的祖先都很小,最早的蒸汽机车还没有一节马车大,最早的电动机车甚至更小。生物学或科技设计的新样板比起热情恐怕更需要同情。原始的机械交通工具跑得比马拉的还慢,最早的飞机差点升不了空,最早的收音机广播发出的声音比留声机的杂音还难听。类似的,最早的陆地动物不再善于游泳,也不太会走路。有羽毛的蜥蜴,始祖鸟,并不能振翼飞翔。只有在完善这些新特征时,之前提到的“爆发”才最后发生。就像鸟类征服了天空,食草哺乳类征服了草原,内燃机车征服了公路,由此催生了更多特化的丰富种类。在“生命的斗争”中,汽车不仅淘汰了驿站马车,还“催生”了巴士、卡车和推土机,最早的引擎、坦克、越野车以及各种载具。飞机占据了空中的“生态位”,发展得甚至更快,数次改变了已经固定下来的驱动方式和形态(涡轮增压发动机代替了活塞式发动机,又被涡轮活塞发动机取代,最终被喷气式引擎取代;短途旅行时,有翼飞机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直升机,等等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就像掠食者的竞争策略会影响被捕食者,传统飞机也在抵御直升机的侵犯。它通过把推进的方向改变来制造一个能垂直起飞降落的有翼飞机的原型来竞争。这是一个功能最大化的竞争,在任何进化中这都司空见惯。
上面提到的两种交通工具还没有达到进化顶峰,所以我们没法谈论它们的晚期形式。热气球就不一样了,它的地位之前被重于空气的机器威胁,之后展现出巨大化的特性,就像典型的消亡的进化分支一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最后的飞艇就像白垩纪的阿特拉吐龙和雷龙一样。最后的蒸汽火车再被内燃火车和电动火车取代之前也展现出巨大的外形。在寻找接下来的进化征兆时,也就是为了抵御危险进行第二次爆发,我们可以看看收音机和影院。为了对抗电视的竞争,收音机呈现“多样性爆发”并逃到了新“的生态位”。就这样,迷你便携和其他多种收音机——包括那些特化的立体声HiFi音响——也都出现了。影院在与电视竞争时,可观地增大荧幕,甚至展现出“包围”观众的趋势(全景荧幕和环幕)。人们也能想象机械载具的发展,其趋势是让轮子消失,现有的汽车将被“气垫载具”,可以说很有可能小型的内燃割草机将会是传统汽车的末裔,它仍然在“侧链分支”中存活。它的设计将会使汽车时代的遥远回忆,就像印度洋群岛中的蜥蜴是中生代巨型爬行类的末裔。
生物和科技进化的形态学比较可以表示为一个慢慢上**到顶点又下降的曲线,但这不能概括两大领域所有的相同点。比如说,在特定的有机体中,有相当数量的特性没办法用适应环境的价值来解释。我们可以说,就像孔雀或公鸡肉髯,很多雄鸟的奇妙冠状突起还有爬行类化石中看到的帆状脊突。类似的,现有科技的大部分产品都有很多肤浅的或者说没有的特性,不能用功用或者工作原理来解释。举个有趣又好笑的相似性例子,在生物和科技进化中都出现了:对前者是性选择,对后者是时尚。如果,我们只观察现代汽车,我们会发现设计者设计的车辆的主要特征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例如为了不改变后轮驱动和前置引擎的“系统性”结构,工程师必须把推进器的管道放在汽车内部。然而,在不改变“系统性”结构这一需求和消费者的品味和需求之间存在很大的“发明自由”,因为为了消费者可以采用多种形态、颜色、不同大小和形状的窗户、附加装饰、镀铬等等。在生物进化中,相比这个来自时尚压力的产品多样性,类似的特性由第二性征提供。这些特征本来是意外突变产生的。它们在多代后逐渐固定,因为这些特性受到异性青睐。因此就像车尾、镀铬装饰、奇形怪状的排气管、车头和车灯,生物有交配颜色、顶冠、异常生长以及有性吸引力的脂肪组织和面部特质(译者案:奶子和脸)。
当然生物进化中的“性时尚”比起科技进化迟缓多了,毕竟自然造物主没办法每年更换产品模型。然而,这一现象的本质,也就是生物和科技产品外形和发展的“不实用的”、“不重要”和“非目的论”的独特影响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在大量例子中随便看看都可以被证实。
我们可以发现两种进化树的其他更不明显的相似之处。比如说生物进化有拟态的现象,一种物种的样貌和另一种很像,这对“模仿者”有益。无毒昆虫可能和远亲的有毒昆虫如出一辙,它们甚至“假装”是跟昆虫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部位,我能想到的是一些蝴蝶翅膀上的“猫眼”。日常生活中的东西,比方说钢笔、打火机、台灯和打字机通常都是流线型,模仿航空工程的产物,这一工业是高速科技。但是这种模仿没有有力的依据以至于流线型能够影响次一级的科技产品。时尚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要说的。
总之,很难分清某种形态有多少出自设计需要,又有多少是出自消费者的要求。我们面对的是环形过程,原因和结果互相影响,各种正负反馈发挥着作用:生物有机体和工业文明中的次级工业产品只是更大的进程的一小部分。
之前的论述同时也表现出两种进化的相似起源。它们都是拥有几乎同等层次自由的物质过程,动态法则也基本一致。这些过程都在自组织系统中发生——人类科技活动和地球生态圈都可以作为整体表示。这种系统都可以被“进步”这个现象表述,也就是说,稳态保持能力增强,其直接目标就是极端的稳态。从生物学中举例子在将来的论述中将会有利又有意义。除了相似点,这两种进化也有很大的不同,一次彻底的审视将会展现出完美的自然造物主的局限和缺陷,也会让我们发现科技交到人类手中的未知的机遇(还有危险)。我说“人类手中”是因为科技进化,至少目前为止,还没有摆脱人;它们能够存在依托于“因人类而完满”。这可能就是两种进化最大的不同:生物进化与道德无关,科技进化则不然。
不同
两种进化的第一个不同是根本性的,并且聚焦于驱动力。自然是生物进化的“动因”,人类是科技进化的动因。尝试接受生物进化的“起点”困难重重。生命起源的问题在我们的讨论中至关重要,因为解决这一问题不仅仅要知道地球远古的特定历史事件。相比起生物进化的结果对如今科技发展的影响,确定起因本身没那么重要。它的发展造就了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不通晓像生命本身这样复杂的现象就无法获得任何进展。这并不是说我们想“模仿”一个活细胞,就算我们能自己飞了,也没有模仿鸟类的飞行机制,重要的不是模仿而是理解。并且试图“从设计者的角度”理解生命起源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传统生物学把热力学作为仲裁者,后者声称复杂度由高变低是基本法则。但是生物的出现是相反的过程。就算我们把“最小复杂度阈值”(一个物质系统在外界干扰下不仅保持了现有组织度,甚至将其传递给后代)这一假说作为基本定律,这个假说在基因层面上毫无建树。总有一天有机体要超过这个阈值,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现象是随机的意外还是必然的。换句话说生命的“开始”是一个例外(就像中彩票),还是一个典型事件(就像不中彩票)。
在谈论生命的自发传代时,生物学家认为那必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由多个阶段组成,每个阶段造成下一个阶段最终让第一个细胞能够出现。原始海洋中的氨基酸的出现作为电离的结果是相对有可能的,但是由此形成肽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但是也不小。自发形成酶——生命的催化剂,生化反应的使者——就很不常见了(尽管它对生命的诞生不可或缺)。在由概率掌控的领域中,我们要面对统计法则。热力学就是这种法则,它认为锅烧水很可能会开,但也不一定,虽然可能性小到天文数字分之一,但水可能会在火上结冰。所以热力学角度最不可能的事也总会发生,只要你够“耐心”地等,等几十亿年。听起来很有道理吧,如果我们不进行数学推理的话有一说一,确实。诚然,热力学能够解释氨基酸溶液在蛋白质中的形成,但是它不能允许酶的出现。如果整个地球是蛋白质溶液的海洋,就算它比现在大五倍也质量也不够大,大到能够随机出现能创造出生命的高度专业化的酶。所有可能出现的酶的数量多于天上所有的繁星。如果原始海洋中的蛋白质要等着自发出现,那永远也等不到了。因此,为了解释生命起源的初始阶段,我们做一个很不可能的假设:在之前提到的宇宙尺度的彩票中“赌赢”的现象。

开诚布公地说:如果所有人,包括科学家不是血肉组成的生物而是智能机器人,那愿意相信生命起源的这种假说的科学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信的人多并不是因为假说更可信,而只是基于我们活着这一事实,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间接证据。因为四十亿年足够一个物种完成进化,但时间不够通过重复抽取所有可能性暗箱中的签然后闭着眼睛乱“画”出一个活细胞。
科学方法论(它处理典型事件而不是几乎不可能的特例)不相信这种说法,但是得出了一个相对含糊的结论,那就是任何想“设计生命”或者“设计相当复杂的系统”的尝试都是徒劳的,毕竟这样做只能依靠极端罕见的意外。
幸运的是,这是一条死路,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只认识两种系统,极端简单的,就像现在我们制作的机器,和非常复杂的,就像生命。中间值的欠缺让我们过分拘泥于热力学解释,而忽视了试图达到平衡的系统会循序渐进出现的法则。如果把条件限制比作时钟——它的稳态就指的是钟摆不停——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外推到有多种动态情况的系统,比如说正在发生生物起源的星球或者科学家们在建造自组织系统的实验室。
这种系统,在今天看来相对简单了,但也是我们在找的间接联系。它们的出现,譬如说在有机生命体中属于“意外彩票中的赌注”,它是有许多元素和倾向动态系统形成稳态必然状态的展现。因此自组织系统的过程并不独特,而是典型形象,生命的出现也是稳态组织出现的一种可能现象,并且在宇宙中普遍存在。这个过程并不违反宇宙中的稳态,因为这个状态是全球性的,能够容纳许多现象譬如说从轻元素(更简单)到更复杂的重元素。
因此宇宙轮盘赌的蒙特卡罗假设,这是个基于极端简单机制的认知的天真方法论延伸,它将被另一个理论替代,那就是“宇宙淘金进化主义”。后者把我们从消极等待奇迹的人变成了在各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设计者。这些可能性蕴藏在越来越复杂的自组织系统的总体指令中。
上面提到的,“平行生物进化”的频率有多高,并且对人的“心智”出现是否有影响呢?这是另一个问题了。这是另一场讨论的主题,这需要我们在天体物理层面进行事实再梳理。
自然,伟大的造物主,进行了几十亿年的实验,从现有的材料(这还有待商榷)创造可能的一切。观察着它不知疲倦的活动,人类作为自然之母和机遇之父的孩子,思考了数个世纪这场严肃的游戏和毁灭的意义。这当然是个无益的活动,如果他不断地问这个问题。然而如果他开始自己回答这些问题,接管自然的秘密开始自己的科技进化,意义就产生了。
第二个不同是方法论的不同,也是“怎么样”的问题。生物进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从无机材料“开始”到产生活细胞(此时它已经与外界隔离了)。当我们熟悉了进化在第二阶段——也就是物种的出现——的法则和基本行为乃至它选的特定道路,我们其实对它的初始阶段还是一无所知。这个初始阶段长时间内无法触及,这一现象的尺度和范围都不为人知。今天我们可以估计它至少占了整个进化史的一半时间,也就是二十亿年左右,但是一些专家仍然嫌它太短。很重要的是,这之后细胞才作为生物大厦的砖块出现,从十亿年前的三叶虫到甘菊、水螅、鳄鱼和今天的人类。这一建筑材料的同一性很惊人,而且很难理解。草履虫、哺乳动物肌肉、植物叶片、蜗牛的淋巴腺和昆虫的腹部腺体的细胞都有相同的基本构成:核酸——它的机制允许信息传递并在分子层面上趋于完美——还有线粒体和高尔基体的酶系统。每一个这种细胞都包含着潜在的动态平衡,为后来的选择性分化以及多细胞组织构成铺路。生物进化的最基本的法则之一就是它的活动的短视,毕竟每一种变化都直接服务于适应需要。进化不能没办法规划百万年后的变化或者为其铺路。它并不“知道”任何百万年后发生的事,它是个盲眼的设计者,只能“试错”。不像工程师,它不能在从新考虑设计原则后终止有缺陷的生命机器来从头来过。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讶异于其“原始远见”,这就是在物种的大戏登台之前的准备工作,它的建筑材料独一无二,如此通用又有延展性。既然我们之前说过,进化没办法做出任何激进的重建,所以它的传承机制——它的极端稳定性,以及伴随着的意外突变(没有它将会没有任何变化也没有发展)干扰着这一稳定都无法改变,而性别的分离、繁殖潜力甚至是中枢神经组织的特性都早已可以说在数十亿年前太古代的细胞中就被事先设计好。非人的无意识的设计者表现出这种远视,它原本似乎只看重最稍纵即逝的事情,也就是当时的有机体的存活,粘腻的微观蛋白质滴只能做一件事:达成生物化学反应的流体稳态,并把动态结构传递给他者!
我们对这一阶段的早起戏剧一无所知,那是物种实际进化的预备,它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很有可能在这几百万年中,有许多和现在的生物和古代化石都截然不同的原始生命出现又消失。我们可以推断重复出现的更大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出现(大约无疑至少几百万年)的“几乎活着”的砾岩,在很晚才能被更普遍也更有适应力的生物赶出它们的生态位。这昭示了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是概率,现行的不断发生着灭绝的自组织物质走过的多样化进程其实和设计同一性一脉相承。现在存活下来的少数明显和被消灭淘汰的个数比很明显小巫见大巫。
科技进化的构造方法迥然不同。比方说,自然在所有的设计中都要以同样的生物构建材料作为先决条件,并且很晚才实现这一点。而人类可以创造一种科技然后立刻抛弃它去发明新的。他的手上建筑材料的选择多多了,有高低温、金属和矿物、气体液体固体等等,他好像能比进化成就更多。进化只能用它原有的,温水溶液和胶质多分子膜,是在太古代的海洋中相对局限的数个元素,但是它靠着这个新手装备创造出了能做的一切。最终,现在,生物的“科技”远超人类工程,后者由社会理论知识支持。
换句话说,我们的科技的同一性很少。科技进化目前和生物进化方向相反,它刚刚开始制造很专业化的设备。人类的手是大多数工具的原型,但每次只复现了一种动作或姿势——手指抓取、依靠手腕和肘关节能围绕中心轴转动的一根手指、一个拳头——都分别产生了钳子、钻子和锤子。所谓的宇宙通用机器工具实际上是高度专门化的。甚至是自动化工厂——它的建造刚刚开始——缺少简单的生物有机体的可塑性。统一性的潜力似乎还在的遥远未来,能够适应性地自我设计的自组织系统构建理论可能是这一未来的惊鸿一瞥。它们的功能性相似对人类来说当然不是意外。
这条路的终点并不是某些人认为的在电子和线圈机器中对人类或者其他有机生命体的“复制”。目前,生物的科技远超我们,我们得迎头赶上——不能只靠模仿结果,还要超越它们,尽管它们看起来似乎臻于完美。

进化方法论的另一个章节包括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抽象的知识和实现他们的科技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当然在生物进化中不存在,毕竟自然显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它只是把可能的实现,把现有物质状况中自发产生的呈现出来。让人类接受这一切很困难,不仅是因为他是自然之母“不想要”的“意外”之子。
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一个章节,而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任何尝试总结其内容的努力都是徒劳无望的。面对需要探索的无底深渊,我们必须现实、简明扼要。原始的科技发明家没有任何理论知识,因为他们不知道得出理论可能的。
千年来,理论知识不是通过实验而是通过魔法发展,这是一种错误的推理。一个条件反射,“如果A则B”是动物性的前身。当然,这种反射和魔法都要有观察作为基础,经常是一项运作的科技和当时错误的理论知识相悖。一系列的事后解释会企图调节二者(水泵不能把水太高十米以上被认为是因为大自然拒绝真空)。
在现代,知识被认为是世界法则的审视,科技是运用这些法则为己所用,跟埃及法老的时候一样。它满足衣食住行和看病。知识关注事实——原子、粒子或者星体——而不关注我们,至少不直接带来有益的结果。我们应该明白理论调查对我们的兴味索然以前比现在更纯粹。通过我们的实验,现在我们知道并不存在无用的知识,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信息将来会变得有价值。最“无用”的植物学分支地衣学——它研究真菌——最后因为盘尼西林得诞生证实了功用。
研究者和思想家,不知疲倦地事实收集者,描述者和分类者,以前都没指望会这样成功。但是人类——一种偶尔才能让不切实际满足好奇心的生物——比起研究农业和自己的身体更喜欢数星星和研究宇宙结构。艰辛地,有时甚至是狂热地,观察者努力收集,把事实变成现象和事物的法则的通则科学的大厦慢慢拔地而起。只要理论知识没赶上实践,人类工程就和生物进化实用的试错法相似。就像进化“试遍”动物的适应能力和植物的变异“原型”,一个工程师测试飞机、载具和机器的能力时,有时要造一个缩小模型。这种经验主义的做法走遍错误的道路并从头再来的一些例子是十九世纪的发明:碳纤维灯泡、留声机、爱迪生的发电机和之前的火车机车和蒸汽船。这些都导致人们认为发明家成功只需要天赋、常识、耐心、钳子和锤子。但是这夸大其词了,就像生物进化被过誉了,它几十亿年的经验主义实践是让生命面对新环境来消灭“错误”,这样被祭天的受害者数不胜数。科技“经验主义阶段”的实质不在于理论方法的欠缺而是这些方法的衍生性质。
首先我们有蒸汽机,然后才有热力学,就像我们先有飞机再有飞行理论,先建桥后来才会给桥计数。我们可以冒险说,科技经验主义已经到头了。爱迪生试图发明“原子引擎”,但是这不可能成功,发电机可以试错研究出来,原子反应堆不行。
科技经验主义不意味着从一个实验随意切换到另一个,经验主义者一般有一个想法,或者说通过已经成就的(或者别人做过的)他对前面的路有一个较短的预见。他的行为链条通过负反馈调整(实验失败说明有什么搞错了)。结果就是,他走的路就像拉链一样,总归是有方向的。获得理论知识可以让我们有巨大的跳跃。在二战,德国人并没有超音速火箭弹射的理论。他们根据经验主义为V2火箭尝试了多种形态(通过在风洞里测试微缩模型)。如果知道正确的方程式当然会省去这些麻烦。
进化除了“经验主义”没有任何“知识”,前者包含在基因中。那是一种“知识”的替代品。首先,它决定了未来有机体所有的可能性(比方说,告诉组织让生命过程正常进行的“内在知识”,特定的组织器官如何与其他协调还有有机体作为整体如何面对环境,后者被称为本能,防御机制,趋向等)。
第二,知识有一个不基于物种而是基于个体的“潜在的”类型。它不是实现决定好的,而是在一生中习得的,这有赖于有机体神经系统(大脑)。进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累积第一种知识,但也只是一定程度,因为现代哺乳动物的状态体现的是之前海洋和陆地脊椎动物仅仅百万年长的“经验”。同时进化也会“失去”一些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就是为什么特定动物(或人类)的设计方案并非是最适方案的集合。我们既没有猩猩的肌肉力量也没有两栖动物或低等鱼类的再生能力或者啮齿类的牙齿再生能力,甚至也没有哺乳动物普遍都有的水陆两栖适应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该高估生物进化的“智慧”,它倾向于重复,既重复好的方案,也重复能导致毁灭的方案。进化的知识也显示出经验主义和短视。它显而易见的完美是经历巨大时空尺度的结果。
总体来说,进化的失败多于成功。人类知识刚刚成体系,还不完备,经验主义时期在生物学和药物中发展缓慢。但是我们今天发现如果只需要耐性、恒心和一点灵感就能实现一切的话,那那些东西原则上已经实现了,其他需要更高级的理论思考和阐释的东西都还在我们前头呢。
最后一个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科技进化的道德方面。它的产出已经吸引了许多批评火力,毕竟它扩大了我们的活动的两个领域间的分歧:自然规律和人性规律。由此看来,人类现在还不够格发现原子能。人类第一步跨入外太空也太早了,尤其是早期天文学需要巨大的资源,这导致全球收入贫富不均。由于死亡率下降和药物学发展,而又缺乏人口控制,人**炸无法阻止。原本改善生活的科技比那成了使人贫穷的元凶,这是因为大众媒体不再制造精神产品而开始生产文化垃圾。我们发现科技在最好的情况下会让文化贫瘠,我说“最好的情况下”是因为它希求的人性的统一是以失去之前几个世纪精神遗产和现行的创造性努力为代价的。艺术被科技影响,被经济法则支配并且开始通胀和失去价值。大众娱乐的池子(它因为技术的宗旨就是可复现而很容易获得)外,只有少数几种创造性技术得以存活。它们的努力聚焦于排除或忽视对机械化生活的刻板印象。总之,科技进化利大于弊,人类变成了自己造物的囚徒。他的知识增长伴随着对掌控命运的可能性的减少。
我相信我已经在记录并报告科技进程时够诚实了,虽然简短但是小心。
我们能或者应该探讨这个视点吗,是不是应该解释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是不是应该指出我们不能对一件事有矛盾的诉求,这对科技也适用(就像保护生命让它生长与衰落;精英文化变成大众文化;能移山又蝼蚁不伤的能量)?
这可能不明智。让我们从头看看怎么获得科技。乍一看科技是大自然和人类的活动的结果,因为物质世界默许它的进行。我们会因此认为它是一个达到各种目标的工具,这些目标取决于文明的发展进程所以当然是道德判断的主体。但是目标的选择是主体而不是科技本身。所以这不是审判或吹捧科技而是这样一个问题:审视我们应该多大程度上任其发展,又在什么时候要干预它。
任何其它的讨论都是基于一个(被默认的)错误推定:科技进化是发展的越轨和错误至死的方向的附属。
但是这不是真的,确实它的发展和方向没有被任何人设计——不管是工业革命之前还是之后。这个方向从机械学也就是“传统机器”(天文学上在机械方面认为是复制-设计者)变成了热机,燃料引擎再到热力学、电力。从认知层面上趋势是从奇点到统计法则,从随机到概率和现在才发现的从简单(也就是人工,因为自然界没有简单的东西)到复杂(其增加让我们明了规制将是下一个重要任务)。
可以看到,这是从简单到更精妙复杂的过程。只有在分别审视和孤立地看个人在这个旅程中的脚步——发现和发明——时,我们才能看出它们是来自巧合、意外和幸运。如果比较地球和家乡的外星文明,总体来看,旅程就显得典型且很有可能了。
我们要把它看作不可避免的,总体上的能力总会被施展,友谊和有害的结果在其几个世纪的影响后都会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把科技归为罪恶之源的审判要让位于理解能预先设计的时代已经结束而非歉意。道德法则要伴随我们未来的行动,对非道德的科技选择提出建议。科技给我们方法和工具,但指责或称赞、判断好坏的权力在我们手中。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观点,它只作为一个简短的介绍。远见尤其是长期的远见是没法维持的,不仅因为我们创造科技,还因为科技也影响我们和我们的观点,还有对道德的看法。当然这要经过社会系统,后者作为科技的生产基地,但我关心的是另一件事。科技也可以也已经在直接发挥作用。我们还没法看到物理和道德的直接联系,但是确实有直接联系。至少可能如此。为了避免空洞,我要声明行为的道德审判仰赖于不可逆性。如果我们能起死回生,那杀戮虽然会被谴责,却不再会是一项罪行,就像扇耳光不算犯罪。科技比我们想象中更激进。它对我们的情感生活的影响,关乎我们的性格综合性和改变的——我们待会会提到——的问题现如今在现象分类中仍是一片空白。这片空白会在未来被填满,许多现在以为不可动摇的道德原则将会被抛弃,当然新的问题和困境也会出现。
以上表明并不存在超越历史的道德。现象在适用范围变化时也会改变,最终连山脉都会崩塌成砂砾,世界就是这样。人,一种生命短暂的生物,却喜欢永恒这个词。特定的精神产品,伟大的艺术品,或者道德系统被认为是永恒的。但是别自欺欺人了:它们不是永恒的。我们不是在谈论用混沌替代秩序或者用随机替代内在必要。道德变化得很慢,但是还是会变,这就是为什么两种道德法则差距越大就越难比较。我们接近于闪族,所以乐瓦卢的道德会让我们害怕。
我们应该尝试去表现并没有超越历史的审判,就像没有现象绝对的同时性或者牛顿力学框架或者参考。这不是禁止对过去或未来现象做评价:人总是会做出超越他自己的地位与能力的价值评估。这只是意味着每一个阶段有它自己的地位,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但是要理解。
第一动因
我们生活在科技进化加速的时代,这是否意味着人类的整个过去,从最后一个冰河世纪到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古代和中世纪是为了向未知未来跳跃的准备?
动态文明的模型起源于西方。令人讶异的是,在温习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同国家多次接近“科技原点”,却在边缘驻足不前。现代铸铁者可以学习印度的工匠,后者在库特卜建筑群中使用粉末冶炼制造了防酸铁柱——这在我们这个时代才被重新发明。每个人都知道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与纸。科学必不可少的思考工具数学,是阿拉伯学者发明并发展的。但是这些发明尽管是革命性的,却没有导致任何文明飞跃也没有引发文明的快速发展。今天全世界还是采用了西方的发展模式。科技被拥有更古老和丰富的文化的国家从发明了科技却文化更贫瘠的国家进口。这引发了一个迷人的问题:如果西方没有发生科技革命,如果伽利略、牛顿和史蒂芬孙没有造就工业革命会发生什么?
这是个关于第一动因的问题。科技进化的起源不在于军事冲突吗?战争对交通工具技术进化的影响众所周知。后来,军事技术失去了和其他专业特征并和其他知识领域融合。弹道和军舰仍然独属于军事工具,而火药可以用在工业上了(比如挖矿)。这对交通工具技术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所有交通工具一开始都用于战争,不管是有轮马车还是火箭,但是稍作改良就能达成和平意图。原子,控制论和航天科技都完成了军事和和平应用的融合。
但是人类好战的天性不能看作科技进化的驱动力。它们通常加速进化并作为理论知识应用资源的媒介,但是我们要辨别加速和驱动。所有军事工具的诞生都归因于伽利略和爱因斯坦、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化学、热力学、光学和原子物理学,但是在军事方面考查这些理论领域的源头可能是荒谬的。科技进化的动因,一旦开始当然能放缓或加速。美国人决定在1969年投资二百亿美元让人类登上月球。如果他们延后计划二十年,阿波罗计划的困难会少很多,因为相比起使用已经成熟的技术,早期科技的发展需要巨量的资源。
然而,如果美国人投资两千亿美元而不是两百亿,那可能六个月内还是不能登月,因为不管有多少钱,星际旅行没有一定时间是没法完成的。通过大量投资和集中努力,有可能达到科技进化速度的极限,但到达限度之后再投资也于事无补。这显然也适用于生物进化。后者也有演化最大速度,这一速度无论如何也无法超越。
但是我们讨论的是“第一动因”而非过程的最大速度。为此试图追溯科技源头是件无望的任务,回顾历史的旅程只承认事实但不会给出原因。为什么科技进化的巨树,一棵可追溯到冰河世纪的巨树,树冠延伸到下一个千年,树干贯穿新旧石器时代和文明早期阶段,它在世界各地都一样,在西方繁盛?
列维斯特劳斯(1952)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只是定性的,没有任何数学分析,因为现象太过复杂,后者是不可能完成的。他通过统计学分析了科技进化,使用概率论解释它。
蒸汽和电子科技,然后是综合性的和原子学,都被无数研究发起。一开始互相独立,这些研究都经历了漫长和曲折的道路,有时是从亚洲到地中海地区。在几百年后,一个“隐藏”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抛弃了亚里士多德主义选择经验主义作为智力活动的指导,把一个技术实验变成社会意义上的巨大事件以及让机械物理学流行。这些过程伴随着发明的诞生,而社会需求早已存在。这最后一种现象至关重要,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潜在的爱因斯坦或者牛顿,却没有合适的土壤、机会或集体共鸣把他们的个人活动放大。
对列维斯特劳斯,一个团体不如加速发展的进程归功于特定的后续事件的序列。存在一个重要的数量,思想和社会实现“倍增”的系数(第一台蒸汽机的建造,煤动力工业和内燃工业的诞生等等)。这最终导致倍增引发新发现的迅速增加。同样,也存在一个中子的阈值量,导致链式反应的最小质量。我们现在生活在文明方面发生了链式反应的时期,甚至可以称之为技术爆炸。不管一个特定的社会能不能走上这条道路引发链式反应,根据这位法国思想家的观点,完全是凭运气和意外。从概率论的观点看,就像一个人摇六次骰子只要试的次数多总会有一次都是六,至少进入快速发展道路的机会相同。
我们需要指出我的观点和他不一样。他想要证实就算是差异最大的文明包括没有技术的,都是同等资格的,不该被价值评判,认为有一些“高于”另外一些,就因为那些足够幸运赢得了“游戏”,结果进入了链式反应。这个模型由于方法论的简洁非常优美。它揭示了为什么单个的发现再重大也没有办法对抗科技社会影响的真空,就像印度的冶铁和中国的火药。想要达到链式反应需要后续的联系,这一假说明显证明东方只是没有西方“幸运”,至少对科技领导力这方面是这样。因此它很合逻辑地推断如果没有西方,东方迟早会走上这条路。我们待会再讨论这个观点的对错。现在我们要聚焦于科技文明的概率模型。
回到我们最主要的类比,生物进化,以前通过观察发现,在进化过程中,不同的物种和品系在不同的大陆平行发展。可以看出旧大陆上草食动物和掠食者和新大陆上与前者无关但是因进化极其相似,因为进化对它们的祖先给予了类似的环境和气候条件。一个类群的进化,趋向于单源的,至少根据大部分专家说法是这样。脊椎动物在地球尺度上只出现过一次,鱼也是,两栖类、爬行类和哺乳类莫不如是。这导致几个问题。可以看到,有机组织的实质变化这种“造物主的功绩”在星球尺度上只发生一次。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统计法则作祟:哺乳类和鱼的出现就像是赢赌博的低可能性,,需要许多“运气”和许多因素的协同,因此极端罕见。而且一件事越罕见,复现的可能性越低。在两种进化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特质,那就是两种进化都产生了存活至今的复杂和简单的、高等和低等的个体。一方面,鱼比两栖类早出现,后者又进化为爬行类,但是今天所有种类的动物都存在。另一方面家族和部落系统比奴隶制和封建制早出现,后来又出现资本主义。就算并不是一直都这样,但不久前所有的社会形式都同时存在。原始的遗迹仍然能在南部群岛上找到。
当提到生物进化时,这一现象可以轻易解释,每种改变都要有需求。如果没有环境要求,那么能够让单细胞生物存在的环境里在接下来的千万亿年中会持续出现它们。
但是社会系统的转变是什么造成的?我们知道生产的途径变化的驱动力是科技。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因为如果继续使用传统科技甚至是新石器时代的科技,系统不会变化。
我们没法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总结出“链式反应”的可能假说,而这一假说并不需要考虑特定的社会结构。有相似产出的系统可能在文化上迥然不同。社会意识的复杂、复杂的行为规范和家庭生活部落生活的规章制度等等——所有被广泛接受和实施的规则——都是随机的。人类学家被各种文明中的内在现象的迷宫迷住,他不如社会学家-控制论者替代胜任。有意地忽略内在文化和语义学的实践,后者会审视所有的结构,把结构视为企图达到极端稳态的反馈系统,而其动态任务在于试图实现这一点的规则。
很有可能这些结构,取决于人类关系的结构,通过限制思考和行动可以阻止任何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也有可能存在别的结构就算不依赖发明也能打开发展的空间,不管多小。更不用说欧洲封建主义和十九世纪的日本封建主义多相似,但是同样系统的两种模型,亚洲和欧洲的,显示出特定的不同,而相似性却在实际社会变革中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当然这些不同还是导致是欧洲而非日本摧毁了封建主义,并用科技在废墟上建立了工业资本主义。
从这个角度,一个科技链式反应可以看作不是由统一概率(通过特定序列的发现)引发的事件序列,而是一个两种事件序列的重叠,前者(控制论意义上的超结构)比后者有更高的统计学意义(比如经验主义和对个体的技术兴趣)。这两个序列必须相交以使科技进化产生。如果这种相遇没有发生,那么新石器文明可能就是没法逾越的阈值了。
这个简短的框架当然太过简化了,但继续研究后问题才会更明朗。
一些幼稚的问题
每个明智的人都会为未来做计划。这个人有选择的只有,尽管有限制,有赖于他的教育程度,事业和生活方式。他可以换工作,甚至可以改变行为方式,只要他乐意。我们不能这么说一个文明。至少十九世纪末之前不行,文明不是任何人的计划。它自发地出现,加速发展,跨越新石器时期和工业革命做出技术飞跃,几千年来一直如此,有些文化兴起有些毁灭。一个文明“不知道它自己”在什么时候会因为科学发现和社会发展进入加速阶段。这一发展通过稳态的增加、能量消耗的增加和个人和集体面对各种威胁(疾病和自然灾害等)保护自己的能力的增强。它允许自然和社会力量被驯化,但同时它也接管和塑造人类命运。一个文明不会按照它的意图行动,而是必须这么行动。为何要发展控制论?因为,在其他事物中,我们很可能会撞到“信息屏障”。这会阻碍科学发展,除非我们能够掀起一场思想革命,规模就像过去两百年体力劳动领域的革命一样。所以是这样!我们因此不会做想做的事而是做现在文明动态要求我们做的事。一个科学家会说,这就是客观发展曲线的表现。但是难道一个文明不能在未来取得一个个体所拥有的自由,但是在什么情况下这种自由才能达到?社会必须更加独立于基本问题的科技。每个文明都要解决的基本的问题,衣食住行,繁衍、商品分配、健康和财产的保护,这些都要消失才行。它们必须像空气一样看不见,空气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充足的东西。毫无疑问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只是先决条件,因为那时我们才能说“然后呢?”
然后才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刺激。社会把生命的意义给予个体,但是谁把这个意义或者特定的生命内容给予文明呢,谁来决定价值的传承?它自己。这个意义或者说内容来自它自己,只要它进入自由的领域。我们怎么想象这种自由?当然是免于灾难、贫穷、不幸的自由,但是这种没有熟悉的不平等或未满足的欲望和呼喊是否意味着幸福?
如果是,那这一理想将会被以最大数量消费其生产的产品的文明达到。但是这种消费者天堂会让人幸福仍然存疑。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推行禁欲主义或者宣扬另一个版本的卢梭的“回归天性”。这不仅幼稚还愚蠢。这种消费者“天堂”,愿望和欲念迅速满足会导致精神停止,和冯霍亥纳所说的“堕落”,在他对外星文明的统计中,描述了一个灵生的“灭绝者”。但如果我们拒绝这个错误的想法,我们还剩下什么?一个拥有创造性劳力的文明?但是我们在穷尽一切机械化、自动化和自发化所有工作。这一过程的标志是人和科技的分离,或者后者在控制论意义上的全盘异化,这指的是精神领域。
显然只有非创造性的工作才可能自动化,但证据何在?让我们点明,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不可能”的无根据陈述跟说人总会在脸上的汗中吃面包这种神学宣告一样没有意义。显然说我们总有事做只是安慰——不仅因为我们认为工作自有其价值,还因为世界的本质迫使我们,也会一直逼迫我们工作。
类似的,人类如何做机器在做且能做得更好的事情?今天他好像觉得这没必要,因为我们的世界以很完美的形式被创造出来,在许多大路上,人力比机器人更经济实惠。但我们谈论的是未来,遥远的未来。如果人类突然要说:“够了!我们不要在自动化这个或那个领域了,虽然我们可以,但是为了挽救人力,让我们不要发展科技了。”可能吗?这将会是一种罕见的自由,也是一种罕见的利用自由的方式,明明我们奋战了几个世纪争取它。
这些问题,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其实是很幼稚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获得绝对的自由,不管是选择行为的自由还是不再行为的自由(因为“全体自动化”)。我们不能获得第一种自由,因为昨天的自由今天就不是了。从满足基本需求的义务中解放出来并不会是一个特别的历史事件。这一选择将会在今后达到更高水平时反复被采纳。总会有限定数量的选择,因此每次获得自由也是相对的,因为要把人类的限制一次性全消灭让他全知全能是不可能的。另一种我们不想要的自由也是虚构的,它是科技完全异化的结果,其通过控制论的力量将会把人类从其行动领域剔除而建构综合性的文明。
对自动化导致的失业的恐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承认,但是我们应该更害怕“过多消费者”导致的失业。控制论安乐乡的构想是空想,因为它假设人类劳动力被机器人取代后会夺走人类所有的选择,其实正好相反。这种替代无疑会发生但是会打开更多可能,对此我们知之甚少。不会狭义上发生劳工和技工被程序员和电子机械取代,因为未来世代和未来的机器不需要程序员。所以并非类似老工作的新工作替代老工作,而是完全彻底的转变,可以媲美猿猴变成人类的转变。人类不能直接和自然竞争,因为自然要和他比较过于复杂了。
打个比方,人必须制造一系列媒介,每一种都是前一种智能的放大器。这是一种增强思维的方法,而不是控制某些未来世界的东西——这些东西人类无法掌控。当然这些媒介会某种意义上比人“聪明”,但是“更聪明”并不意味着“反叛”,我们可以推断,考虑到人增强自己的活动会与自然的工作匹配,即使到那时人类还是会受到某种限制,未来科技的材料方面的限制,我们没法预测,但是至少心里层面上可以部分理解,因为我们毕竟是人类。千年或百万年的时间中为了更完美的设计变成我们无法理解的存在,这时这种理解的链条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会断裂。我们对历史的预习将被终止,此时我们要停下来描绘这个物种的自动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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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5 10:51 | 显示全部楼层
让我罗列一下本书的目录标题:
第一章《困境》;
第二章《两种进化》,副标题“相似、不同、第一动因和几个幼稚的问题”;
第三章《宇宙中的文明》,副标题“问题的方程式,解决方法的方程式,宇宙中文明的数据,对一个宇宙的灾难性理论,奇迹的超理论,人的独特性,智能:意外还是必要?,假说,隔离室,未来可能性”;
第四章《智能机器》,副标题“回到地球,兆节炸弹,大游戏,科学谜题,智能放大仪,黑盒子,稳态的短寿,唯选举民主的危险,控制论和社会学,信念和信息,实验性形而上学,电子脑的信念,机器中的鬼魂,信息的问题,怀疑和二律背反”;
第五章《全知全能的绪论》,副标题“混沌之前,混沌和秩序,斯库拉巨岩和卡律布狄斯漩涡:受到约束,设计者的沉默,方法论的疯狂,新的林奈:关于分类学,模型和现实,抄袭和创造,论人工生命学”;
第六章《魅影术》(就是虚拟现实),“魅影术概要,魅影机器幽灵边境和中心幽灵学,魅影术的局限,大脑改造学,电子缸中之脑和魅影化,个性和信息”;
第七章《创造世界》,副标题“种植信息,语言学工程,超越工程学,天体演化过程学”;
第八章《进化的讽刺》,副标题“物种再造,构建生命,构建死亡,构建意识,有误解的构造,仿生学和生物控制论,在设计者的眼中,人类再造,义体化,自动进化机器,超感官现象),然后最后是结论、注释、参考书目和目录。
网上有英文的电子版,纸质版已经买不到了。下面再简要介绍一下序的内容。
人类是宇宙中的典型现象还是特殊的,文明扩张有限制吗,抄袭自然算骗局吗,我们应该信任自己的想法还是感觉,我们控制科技还是反过来,我们应该让机器道德吗,人类社会和菌落哪里相似,我们能从昆虫身上学到什么?一切尽在本书。
接着序言描述了本书的历史,书在1964年写成,1967年和1974年修订过,莱姆还在本书写成二十年和三十年后写过两篇文章反思自己当时的洞见。
本书成功预言了SETI项目、AI、bionic、搜索引擎、虚拟现实和纳米科技。这些预言都是基于本书层层递进的洞见。
序言剩下的大部分都在概括书中将人类科技发展史和生物进化的类比。当然,尽管莱姆有很多先见之明,但是他对科技发展的推理背后隐藏着斯威夫特式的愤世嫉俗掩盖着的对人类现状的悲观和希望,这些想法只能通过科学幻想和形而上学表达。在此,莱姆对佛教主义淡泊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尖锐批评显得与他科技的推理相称。莱姆还反思了奥卡姆剃刀理论的使用方法。
另外,本人非英语专业非文学专业,只过了六级,水平有限,有问题正常,欢迎指正。
接下来翻译一下第一章。

困境
我们将要谈论未来。然而面对此时此地的事都倍感迷茫的我们谈论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是不是很不合时宜?确实,在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泛滥成灾的时候为曾曾孙子烦恼,这恐怕是最荒谬的经院哲学家才会干的事了。我们如果姑且能用“寻找乐观主义的策略”或者“纯粹出于对真理的探求”做借口,那么可以说这些构想将在未来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看来,未来将会不再为风暴烦恼,不仅仅是比喻,还有现实的风暴,因为我们将能够控制气候)。但是我的想法的证明并不是出于学者的热情,或者确信将来会发生这些事的不可动摇的乐观,我的意图更简洁、更清醒,也许更谦逊,因为,通过书写明天,我只是在做我能做的——不管做得怎么样,这是我唯一的能力。就是这样,那么我的工作不会比其他工作更高贵也不会更低贱,因为它们都基于这样的事实:世界存在且仍将存在。
既然已经证明我的意图并无不妥,让我们粗略审视一下这本书的主题和方法。我将聚焦我们文明的多个方面,以此从今天的知识猜测和推理,不用去管精不精确。我们的假设基础是科技(这里采用的是波兰语中的女性称呼),也就是说,由社会倾向和知识决定的完成特定共同目标的方法,还包括那些一开始没人想到的目标。
个人科技的机制,包括真实的和可能的,都没能引起我的兴趣。我不需要判断人的创造是不是自由的,神圣地远离无知侵扰;除非,现在或未来我们能够使用符合创世纪规定的的精确方法论,用最圣洁的方法达到目标;除非,通过说“要有光”,我们能获得光本身,没有任何不需要的副产品。这样讨论这点才有意义。然而,正如上面说的 目标的分割甚至替换为不如愿的目标是常见现象。甚至是在神的作品中也能引起类似不满,自从智慧生命的原型人类出现以来不满从未停止。但我们还是把这方面的讨论留给神学家吧。总之,可以说人类几乎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至少不确定。让我举个极端的例子:现在完全可能做到的地球上生命的抹消并不是原子能发现的初衷。
因此其实某种程度上我没必要关注科技,既然一个文明拥抱一切社会想要的,自然包括没有人计划过的。有时,甚至是经常,一项技术意外诞生,就像人们探寻贤者之石的时候发明了陶瓷,但是目的性扮演的角色或者说有意识的目的,推动着所有的发明科技的努力,最终增加了知识的总量。尽管惊喜随着发展会降低出现频率,它有时还是能达到翻天覆地的维度。这是之前提到过的。
有一些科技不能被归为双刃剑,就像赫梯人战车轮上的镰刀和铸犁为剑。每种科技事实上是所有生物想要控制周围环境的内在倾向的人工延伸,或者至少是不向环境投降并挣扎着生存的倾向。稳态,指的是努力达到均衡或在变化中维持存在,它创造了抵抗重力的钙质和几丁质骨架,机动的腿、翅膀和鳍,尖牙、角、下巴和供吃喝的消化系统,保护自己不被吃的甲壳和拟态。最终,通过它的努力,微生物独立于周围环境,并在内部形成稳定体温。就这样,在熵增的世界大海上出现了一批负熵体的礁石。生物进化并不局限于这一过程,它们还构成更高等的实体,不再是礁石,而是群岛,从微生物到菌落、菌群、植物还有动物。然后它们还铸就了星球表面的形状和大气。生物圈包括合作和共同的贪婪,它是一个不停地和挣扎相联系的同盟,生态学家们在对其后裔的研究中不断发现着这一点。我们能在这些后裔中,尤其是动物中发现金字塔顶端的掠食者,它们猎捕小动物,被猎捕者又猎捕更小的。只有在生命最底端,在陆地大海无处不在绿色的生产者孜孜不倦地将太阳能转化为生物能。百亿朝生暮死的芦苇孕育着永不消失的生命的能量。
人类的稳态活动将他变成了地球的主宰,这是依靠科技这一器官实现的,但他只在自己这一护教者眼中伟大。面对气候干扰、地震和罕见但致命危险的流星,人类其实和上个冰河期一样无助。当然,他想到了应对各种灾难的新方法。他甚至能预言其中一些,虽然不准确。行星规模的稳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别说星际规模的了。不像大多数动物,人并不适应环境,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环境。他能这样改变星星吗?也许遥远的未来,一种遥控太阳产生内部变化的技术将会出现,这样相比于太阳的质量微不足道的生物是否可以自由地控制它百亿年的火焰?这对我来讲是可能,我这么说不是为了礼赞人类的天才,相反,是为了指出相反方向的可能性。目前,人类没有让自己巨大化,但是他为善和为恶的能力增强。能打开和熄灭星星的人也能消灭整个有生命的星球,把自己从星际科技持有者变成毁星者,是星际层面的罪犯。如果前者是可能的,不管看起来多不可能、可能性有多小,那么后者有可能。
如果我说这不可能,我将解释,不是因为我坚信善神将击败恶神。我不相信愿景,也不相信所谓的人性本质。唯一处理科技的方法是另一种科技。人比起百年前更加认识到自己的危险倾向,他的知识会更先进,然后他会利用它。
科技进步加速已经显而易见,不是专家也能发觉。由此引发的生活状况互相依赖对形成习俗和成规的稳态其实有负面影响。当下一代的一生不再是上一代的重复,即使上一辈再老到,老一辈能对年轻人给出什么经验教训?持续变化带来的想法和行动的根本变化隐藏在另一个过程中,这个过程更加剧烈影响也更大且即时。它是正反馈自我觉醒系统的震荡,还有着一些负反馈元素,它就是东西方系统。在这之中,近些年来让世界在和平与危机间摇摆。
不用说,感谢知识积累和新技术的出现让我们能更严肃认真地看待目前的话题。毋庸置疑,变化来得快发生得剧烈。如果有人说2000年将和现在一样,他会被笑死。但是试图把(理想的)现状应用于对未来的构想却并没有被认为是荒谬的,贝拉米的乌托邦(1960)就是一个以19世纪后半叶角度预测21世纪的例子。贝拉米有意忽视了所有当时他不知道的可能的新发明。作为一个右派人文主义者,他认为科技进化引发的变化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人影响都不大。今天不用等到我们的孙子出生,这个预言的幼稚可笑已经昭然若揭。任何人把现在对未来的想象放到抽屉里几年就能找到许多乐子。
所以面对变化的迅速,这既是本书写成的动力也是让任何预言不可信的东西。我都不用提许多无知的科普作家,即使是他们中最杰出的大师也难辞其咎。P.M.S.布莱克特,一位知名的英国物理学家和运筹学(早期数学方法)奠基人之一,可以算是专业预言家了,在他的1948年的书里预言了原子武器及其军事影响,其内容在20世纪60年代的现在看来要多荒唐有多荒唐。连我也知道第一个公开谈论氢弹可行性的奥地利物理学家瑟林1946年写了一本书。但布莱克特却认为核武器不可能超过一千吨,因为百万吨级别(当时还没有这个说法)的炸弹没有值得炸的目标,然而今天我们频频谈到十亿吨当量(十亿吨tnt)。航天学的预言家表现得也没好到哪里去,当然有相反的预言错误(过度乐观),1955年左右人们相信核聚变很快就会应用于工业,现在估计微量熔化技术90年代甚至更晚都不一定能成功。不过特定技术的发展不是问题,这一发展的未知后果才是问题。
我们已经对任何关于过程的预言做出了批判,这似乎把我们正要做的大胆尝试逼上了绝路,我指的是放眼未来做出预言的尝试。既然已经说明这一任务的无望,我们做好干些别的。当然我们还没那么容易放弃,上面提到的风险可以进一步讨论。再说了,就算我们犯下一系列巨大的错误,还有伴呢。让预言成为无望任务有无数理由,我来列举几个让艺术家们尤其不快的几个错误。
首先,引起巨大变革的技术有时像雅典娜从宙斯头里蹦出来一样,超出所有人的预料,包括专家。二十世纪已经经历过好几次这类霸权技术的洗礼了,比如说控制论。让人迷惑的是,极端缺乏系统方法和周全考虑但并非错误的实操是对宏观规划艺术的亵渎,艺术家们憎恨这一机械降神装置。但历史这么容易被取悦,我们又能怎么办?
此外,我们倾向于线性预测新技术未来发展,所以十九世纪的乌托邦主义者和起草人构想出“充满气球的世界”和“蒸汽世界”,这两个构想今天看来都很可笑,所以说现今认为以后外太空会有“太空船”还有“船员”、“值班驾驶员”、“舵手”等等是一样可笑的。并不是说不能这样写作,而是说这么写是属于幻想题材,是十九世纪历史小说的相反题材。就像以前人们把当时的动机和心理特征等现代君主特征赋予小说中的法老,现在想象十三世纪的海盗船和海盗的文学也是这样。我们当然可以如此自娱自乐,只要我们知道我们只是在玩乐。但是历史与如此简化无关。进化不是直线的,而是非线性、曲线型的,这意味着很遗憾,精美的构想设计大多要被抛弃。
第三,一个文学作品有开端、过程和结尾,情节纠缠,俗世纷扰和其他试图把虚构文学现代化的工具目前还没有破坏这一结构。总的来说,我们倾向于把现象放在大的框架里。让我们想象一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思想家问及如下假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将会被分割成两大敌对阵营,每一方都有极其可怖的武器,这些武器能把对方化为齑粉。这个思想家会怎么认为?他肯定会说,要么同归于尽,要么双方都缴械(并且他还会补充我们这个例子太耸人听闻且难以置信了)。然而这一预言并未成真。要注意,“恐怖的平衡”已经维持15年了,是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时间的三倍。某种程度上,世界就像一个相信下一秒他要么死要么好转的病号,呻吟着,经历着短期的时好时坏,却一直活到了老年。当然这个类比是短视的...除非我们发明根除疾病的药物,但还会有些新问题,比如说有人工心脏但是它在一个小车上,与病人通过蜿蜒管道连接。当然这是纯粹胡说了,但是我们在谈论的是完全治愈的代价。从压迫中解放(比如说人类从有限的煤炭和石油能源解放,拥抱原子能)是有代价的,代价的偿付和周期以及它们支付的方式通常是出人意料的。原子能的和平的广泛应用有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放射性废弃物,现在我们还无所适从。核武器的发展迅速导致我们提议一起解除武装,或者“同归于尽”,这一想法被证明不合时宜。很难确定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总体上的威胁可能会增加(比如说内部击打能力会增强,要求我们建造加固混凝土避难所),但是这些威胁成真的可能性会降低,或者也可能相反。另一种组合也是可能的。不管怎样,全球系统保持着不平衡,不仅仅是说其离战争一步之遥,这早就不新奇了,而是说它总体在进化。我们在制造更高级的军事技术,其结果就是传统的战船、轰炸机、战略和兵力变得没有意义:这就是全球对抗的想法。我不知道这将会如何演化。不过我要简要介绍一下奥拉夫·斯**里顿(Olaf Stapledon)的一部小说,其“情节”涵盖人类文明二十亿年。
火星人,一种能将水母变成“智能云团”的病毒攻击了地球,人们长期对抗着侵略,然而并不知道他们在对抗智慧生命体而非宇宙灾难。“战胜或战败”的选择并没有降临,在几个世纪的斗争后,病毒经过深层次的变异进入了人类基因组,形成了新人类。
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现象在未知尺度上的优美模型,这一现象真实发生的可能性不重要,我更关心它的结构。历史并非“开端发展结局”的三段论,只有在小说里人物的人生才会在“完”字出现前逐渐变成恒定不变的形象,这样让作者有了美学的快感。只有小说里才需要结尾,快乐或不快乐,好或不好,总归是有个结尾。但人类历史并不知晓,我也希望它不会知晓,这种确定的结尾或者“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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