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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转】1396尼科波利斯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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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3 14: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哈里.谢顿 于 2017-4-3 15:13 编辑

作者是:asherhoa
weibo.com/u/1030042273]http://weibo.com/u/1030042273
齐齐哈尔大学 职员《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译者。微信公众号:西洋历史文化鱼缸此文摘自作者在《战争事典03》撰写的《最后的十字军》一文。​
转载经过作者同意
​一、纷乱的世纪
14世纪对于欧洲而言,是多灾多难的世纪。1348年,随着东方商船而来的神秘黑死病,肆虐了整整20载,令欧洲人口锐减三分之一。前所未见的瘟疫席卷了一切,不论是王公贵族、主教修女或市井乡民,在疾病面前都没有特权。黑死病从小亚细亚与黑海沿岸发端,迅速传播至巴尔干、意大利、法兰西、不列颠,直至北欧、莫斯科与伊比利亚半岛。所到之处,田地荒芜,商业凋敝,幸存的难民四处游荡,将绝望的消息传向远方,而最虔诚的圣徒也束手无策。在人们心目中,也许正如教会宣称的,这是上帝震怒下的“天谴”。最能体现这一时期欧洲人感受的,恐怕当属老彼得·布吕赫尔(Pieter Bruegel de Oude)16世纪的一幅油画,在这张画作上,一支支骷髅大军席卷大地,处处哀鸿遍野,惨如地狱,恰如油画的名字——《死亡的狂欢》(The Triumph of Death)。

彼得·布吕赫尔《死亡的狂欢》

与瘟疫接踵而至的,还有战争。自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1066年于黑斯廷斯战役击败英王哈罗德二世( Harold Godwinson)之后,英格兰王室便一直在法国北方拥有大片领地。1328年法王查理四世去世,只有一名独女,没有男性后裔,最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分别为英王爱德华三世(查理的外甥)与安茹伯爵腓力(查理的堂兄),由于对英格兰的不信任及对萨利克法(拉丁语:lex Salica,源于法兰克人萨利克部族中通行的各种习惯法,在公元6世纪初,这些习惯法被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汇编为法律。萨利克法是查理曼帝国法律的基础,历史上在很多欧洲天主教国家具有深远影响,法典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不承认女性对土地的继承权,进而剥夺了女性的诸多继承权利)的坚持,法兰西贵族们最终推举腓力登上了王位(即腓力六世,Philippe VI)。而爱德华三世对此耿耿于怀,当新任法国国王试图剥夺英王在法国北部的领地时,新仇旧恨,爱德华终于向法国宣战,并要求获得王位,这揭开了英法两国断续长达116年的“百年战争”序幕。百年战争的惨烈是空前的。英法两个西欧最为富饶的国家,势同水火,年复一年,在各自的领地上横征暴敛,烧杀劫掠,谁都无法取得彻底的优势。随着战事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卷入进来,勃艮第、布列塔尼、葡萄牙、纳瓦拉、法兰德斯、阿基坦、卢森堡、苏格兰、热那亚、阿拉贡、神圣罗马帝国 、卡斯蒂利亚……长长的名单最终形成了一台西欧的绞肉机,后果便是让英法两个辉煌的基督教强国的血都流尽了。
东方也传来了不祥的消息。
横跨欧亚大陆的拜占庭帝国,千年以来,一直扮演着欧洲看门人的角色,一次次将波斯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塞尔柱突厥人拒之门外,令西欧的基督徒免遭劫难,但在14世纪,这扇大门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了。1204年十字军在威尼斯的怂恿之下,反戈一击,血洗君士坦丁堡,帝国再也未能恢复元气。拜占庭废墟上建立的天主教十字军国家,如拉丁帝国(The Latin Empire)、雅典公国(Duchy of Athens),希腊人恨之入骨,自然难以承担保境安民的重任。偏安于达达尼尔海峡对岸的拜占庭残余势力(尼西亚帝国)虽然励精图治,也赢得了民心向背,但无奈只有江山半壁,实力完全无法和昔日的东罗马相提并论。它大体抵挡住了东方突厥人与土库曼人的一波波攻势,并同罗姆苏丹国建立了友谊。但好景不长,1261年米哈伊尔八世在意外中收复了君士坦丁堡,在市民拥戴欢呼下加冕登基,正式宣告了拜占庭帝国光复首都,然而残存的十字军国家依然虎视眈眈,为了保护新近收复的欧洲领土,帝国不得不将大部分兵力与精力从安纳托利亚西部投放到巴尔干与色雷斯,这必然造成东部防御的松懈,而更加强大的敌人此刻也来临了。
13世纪后半页,一个新兴的国家在比提尼亚(Bithynian,为古罗马小亚细亚西北部行省)出现了。它的创始人埃尔托格鲁尔(Ertughrul)卒于1281年,其继任者为著名的奥斯曼(Osman)——即奥斯曼帝国创始人。奥斯曼家族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一些在奥斯曼帝国兴盛之后流传下来的材料颇多附会阿谀之处,例如,有记载声称奥斯曼人的21世祖先为《圣经》中的先知诺亚,随后为了提高这份年表的可信度,其祖先又被增加至52世。一份世系表则列入了乌古斯土耳其人的同名祖先——乌古斯可汗,包括他的儿子阿尔普(Gök Alp)及孙子恰伍德尔(Chavuldur)。而据某种传说,奥斯曼人被认为是乌古斯的第二十四代后裔(也有一种说法,奥斯曼为乌古斯支系后裔)。不过,虽然至13世纪晚期奥斯曼人成功地将部分乌古斯族人纳入自己的统治阶层,但他们与后者从族源看相去甚远,甚至后者最初对土耳其人的领导尚怀有敌意。15世纪的一些宫廷弄臣竟宣扬奥斯曼王族乃先知穆圣的后裔——奥斯曼王族都耻于编造此说,因为穆罕穆德的后裔谱系几乎是众所皆知的。 撇开这些传言不谈,现在的历史学家只能说,埃尔托格鲁尔并非部族首领,而是一位干练但出身不明的加齐指挥官(穆斯林的边区领主常常被称作Ghazi,来自阿拉伯语,原意为“攻击”,后来代指“勇士”,大致相当于西方的“骑士”),出于某种原因,他来到边区,依靠自身英勇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并建立了自己的酋长国。而他主要的财富就是他所征服的土地。一块加齐领地的生存往往是建立在掠夺**领土基础上的,而奥斯曼的首要目标自然便是衰退中的拜占庭。
拜占庭不可能完全无视这些威胁,但帝国的注意力集中于西方,对待东方新的敌人,采取了一种消极绥靖的政策。拜占庭主动放弃了大片领地,并将部队撤往欧洲——这看上去是相当明智,因为拜占庭占压倒优势的海军与达达尼尔海峡足以保护帝国欧洲部分免遭奥斯曼人的侵袭。直到1301年,奥斯曼人于科尤尔希萨尔(koyunhisar,亦称Baphaeum)击败了拜占庭人并开始向奥林匹亚山以北移民,这才引起了拜占庭的警觉。拜占庭此时在小亚细亚领土仅剩西北一隅,奥斯曼人对这一地区的侵犯是无法容忍的(何况该省份正好位于君士坦丁堡对岸)。但是,拜占庭人的防御凌乱无章,缺乏成效。1305年,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雇佣的加泰罗尼亚军团在洛伊克(Leuke)附近击败了奥斯曼人,但是该雇佣军很快掀起了叛乱并使帝国陷入长达十年的内战。内战期间,奥斯曼军队时而为皇帝卖命,时而为加泰罗尼亚军团效力,并借机扩张自身势力,直达马拉马拉海。1308年,奥斯曼人成功夺取了小亚细亚西部最后一座大城——以弗所(Ephesus),随后,又夺取了拜占庭在黑海沿岸从伊内博卢(İnebolu)至珊伽里乌斯(Sangarius ) 的若干市镇。加泰罗尼亚军团叛乱与拜占庭皇室内战令奥斯曼人得以乘机攻城略地。他们的部队大部为骑兵,缺乏攻城设备,因此攻城的方式一般为驱逐市郊人口并长期围困直至城市投降。奥斯曼集中全力围攻拜占庭比提尼亚行省首府布尔萨(Bursa,后来一度成为土耳其首都)。该城坐落在奥林匹斯山脚,地势险要,城墙坚固,虽然周边地区纷纷沦陷,但在拜占庭的海上支援下依然坚持了近10年之久,最终弹尽粮绝,于1326年4月6日开城投降。<奥斯曼去世后,长子奥尔汗(Orhan)继承了王位,并继续蚕食拜占庭帝国。1329年,经过长期围困,奥尔汗攻占了历史名城尼西亚(Nicaea)。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与宰相约翰·坎塔库震努斯也曾试图收复该城,然而战事陷入了僵局而部队渐生不满,同时帝国内部爆发了叛乱,这一计划不得不终止。接下来轮到了重要的港口城市尼科米底亚(Nicomedia),它在得到海上补给的情形下坚持了9年,然而随着海上通路被奥斯曼人封锁,1337年它也陷落了。以尼科米底亚为据点,奥斯曼人大肆扩张,疆域一直达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
奥尔汗​

虽然拜占庭几乎丢失了整个小亚细亚(除去北部名义上效忠的特拉布宗),但似乎万幸的是,游牧出身的土耳其人的确匮乏航海的技术与船只,因此爱琴海与海峡便成为了帝国欧洲部分的守护神。然而这看似安稳的局面随着拜占庭的内乱也灰飞烟灭了。1341年,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去世,随即爆发了摄政约翰·坎塔库震努斯(John Cantacuzenus)与新皇约翰五世之间的内战(史称“两约翰之战”)。坎塔库震努斯可算是拜占庭晚期最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弥留之际原本想将皇位禅让与他,后者却坚辞不授,一心要辅佐幼君,但皇后安娜却认为摄政的存在如鲠在喉,便设计加以陷害。约翰·坎塔库震努斯被迫起兵反叛,并一度加冕成为共治皇帝。他与奥斯曼人私交甚笃,便在内战中大量向土耳其借兵,最多之时达两万之众,于是土耳其人借助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名正言顺地登陆欧洲,并建立了基地。按照和坎塔库震努斯的约定,内战胜利以后,土耳其军队本应被礼送出境,可惜他悲剧地最终失败了,于是苏丹也就顺水推舟地撕毁了协议,命令他的军队在色雷斯定居下来,后来更进一步攻占了乔尔卢(Chorlu)及狄迪蒙特乔(Didymoteicho),从而打开了通往阿德里安堡(今土耳其埃尔迪内)的门户。内战胜利的约翰五世无力抵抗,而坎塔库震努斯的垮台又使帝国失去了唯一能与土耳其斡旋的政治强人,便只能坐视土耳其开疆拓土。约翰五世一度于1369年启程前往教廷进行外交活动,并向教皇表示归顺之意,希望以此获得教皇的大力扶持,但教皇的态度却是暧昧并令人失望的,而国内的东正教民众对天主教的痛恨,甚至远甚过伊斯兰教,毕竟十字军的背叛还被拜占庭人铭记在心,于是当他返回国内,便屈辱地向土耳其人称臣纳贡了,皇子曼努埃尔(Manuel II Palaiologos,未来的曼努埃尔二世)更是作为质子被送入穆拉德一世(Murad I)苏丹的宫廷。此时的拜占庭已经像病入膏肓的老人,跪倒在奥斯曼帝国的马蹄之下。收服拜占庭后,奥斯曼土耳其的下一个目标便是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作为东正教国家,历史上长期保持对拜占庭称臣纳贡,但是随着拜占庭的衰微塞尔维亚崛起,后者逐渐成为了巴尔干地区令人生畏的强国,自1346年起国王斯蒂芬·乌罗什四世(Stefan Uroš IV Dušan)开始自称“塞尔维亚与希腊的沙皇”(Czar),并几乎夺走了拜占庭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塞尔维亚人开始觊觎拜占庭人昔日的荣耀地位,但这一进程随着乌罗什四世去世以及奥斯曼人的突然入侵而被打断。继拜占庭沦为藩属之后,1385年,保加利亚也战败投降,此时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 Lazar Hrebeljanović)不愿坐以待毙,便集结了举国精锐,与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一世决战于科索沃平原,是为著名的第一次科索沃战役。据说,塞尔维亚军队的规模达到了10万人,而苏丹的部队最多不超过6万。尽管战役初期阶段塞尔维亚人似乎略占上风,并且一名叫做奥比利奇(Miloš Obilić)的塞尔维亚骑士诈降之后,用毒匕首成功将苏丹穆拉德一世刺杀,但奥斯曼军队的素质,尤其是土耳其禁卫军的素质远高于塞尔维亚人。皇子巴耶济德(Bayezit)隐瞒了父亲死讯,接过了战场指挥权,并派出刺客勒死了兄长雅库布(Yakub Çelebi),在他凌冽的反击下(巴耶济德曾获得“雷霆”的绰号),塞尔维亚联军动摇了,此时拉扎尔的女婿布朗科维奇(Vuk Branković)率领自己的部队临阵脱逃更是将动摇变成了溃败。拉扎尔被俘后,被处死在苏丹的营帐外,他的女儿送入了新任苏丹巴耶济德一世的后宫,他的儿子斯蒂芬·拉扎列维奇(Stefan Lazarevic)向苏丹称臣,并作为内兄和藩属,忠心耿耿地为土耳其人效劳,甚至对抗自己的基督教兄弟,直至苏丹的最后时刻。塞尔维亚人有组织的抵抗就此终结了。
斯蒂芬·拉扎列维奇​在巴尔干地区,唯一有能力阻挡土耳其人的大国只剩下了匈牙利。这个国家中西部主要是以信仰天主教的匈牙利人为主的地区,北部则是以天主教斯的斯洛伐克夫人为主的地区,南方是天主教徒、东正教徒混杂的斯拉夫地区,东部为同样混杂有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的特兰西瓦尼亚(Transsilvania,今属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具有半独立地位,部分当地的王公贵族接受了匈牙利文化和天主教,而另一些则与摩尔多瓦(Moldova)和瓦拉几亚文化更为亲近。南部边界则大体延伸至克罗地亚一带,与塞尔维亚王国接壤。摩尔多瓦(Moldova)和瓦拉几亚(Wallachia)有时也承认匈牙利的宗主权。它们通过控制贸易通道获得了大量财富。摩尔多瓦将边界向东北扩展到和蒙古金帐汗国接壤的地区。瓦拉几亚则打开了通向黑海的道路。14世纪晚期在米尔恰一世(Mircea)的领导下瓦拉几亚实力达到了顶峰,以至于他在19世纪被罗马尼亚人尊奉为“大帝”(the Great)。但在表面的繁荣背后,在强大外敌面前,这个国家的政治与军事 仍显得相当脆弱。米尔恰一世​拉约什一世(Lajos,1326——1382年)在位期间,匈牙利在巴尔干令人敬畏,他成功地抵御了奥斯曼人,并且还取得了波兰王位,建立了匈牙利——波兰联合王国,但当他去世以后,匈牙利也开始走下坡路了。老国王驾崩时,只留下一个寡妇伊丽莎白和两个女儿, 11岁的玛利亚(Maria)和9岁的雅德维加(Jadwiga)。玛利亚在拉约什死后加冕,但波兰人拒绝承认。经过长时间的争吵,他们转而同意拥立雅德维加。自此波兰和匈牙利联合王国正式分裂为两个独立国家。当雅德维加嫁给了立陶宛大公雅盖沃(Jagiello)后,波兰和立陶宛宣告联合(这奠定了长达几世纪的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基础)。而玛利亚已与卢森堡的西吉斯孟德(Sigismund von Luxemburg,1368年2月15日-1437年12月9日,勃兰登堡选帝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之子)订婚。西吉斯孟德从来不肯接受波兰人的分离,并且一直希望获得匈牙利的统治权。由于西吉斯孟德和玛利亚没有立即结婚,匈牙利暂由伊利莎白摄政。但此时那不勒斯国王查理(拉约什一世的养子)也提出了王位继承权,并于1385年兴兵进犯,玛利亚战败,被迫退位。然而很快查理被伊利莎白的追随者刺杀。最终,西吉斯孟德解救了妻子,软禁了伊丽莎白太后,在1387年加冕为匈牙利国王。数年后,玛利亚在一场蹊跷的事故中意外殒命,西吉斯孟德终于成为了匈牙利唯一的主宰。但他毕竟有着德意志血统,很多匈牙利人因此认为外国人西吉斯孟德剥夺了他们的权利,不时发起叛乱。虽然国王平定了这些叛乱,但他无法获得拉约什一世那样的权威和认同,地位并不稳固。不过,事实证明西吉斯孟德是个有战略眼光的君主。目睹南方的邻居在土耳其人面前纷纷倒下,他深谙摈弃门户之见,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敌的道理。此时拜占庭皇帝已是曼努埃尔二世,曼努埃尔二世饱读经书,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也曾经长期在奥斯曼的宫廷充当质子,了解他的对手。他是个有才能,有抱负的皇帝,不愿做亡国之君。然而时运不济,即位之初,君士坦丁堡便遭到了同样野心勃勃的巴耶济德一世不断的围攻。这时西吉斯孟德抛来了橄榄枝,表示愿意不计前嫌,与东正教国家通力合作,共同抗敌,曼努埃尔别无选择,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西吉斯孟德及他许诺的援军之上。与此同时,西吉斯孟德也着力修复和瓦拉几亚的关系。他将原本自己控制的弗格拉什公国(Făgăraș)及什未林伯爵领地(Severin)让与了米尔恰一世,两者结成了盟友,决定在多瑙河防线上共同进退。为了策应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军事行动,奥斯曼土耳其加强了对多瑙河一线的压力。1395年,米尔恰率领1万人马,试图在阿尔杰什河(Argeș River)一带遏制巴耶济德的推进,于是爆发了罗文(Rovine)战役。米尔恰的部队表现英勇,给苏丹造成了很大损失,但苏丹的部队(连同仆从的巴尔干王公)多达48000,虽然双方都声称获得了胜利,但最终结果却是瓦拉几亚人被迫后退。巴耶济德还一并攻破了匈牙利人7座要塞和设防城镇,包括多瑙河重镇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很明显,仅仅依靠米尔恰的勇敢,不足以掌握多瑙河南岸。西吉斯孟德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拜占庭还是瓦拉几亚,都过于虚弱,要对抗如日中天的巴耶济德,还必须面向西方,寻找天主教盟友的声援,他四处派出使节,希望着能鼓动起新的一支十字军,来拯救巴尔干的危局。
匈牙利国王西吉斯孟德​新的十字军需要宗教的热忱。然而西吉斯孟德能否一呼百应似乎是值得怀疑的。此时距离1291年十字军在叙利亚海岸的最后一个重镇阿卡(Acre)被穆斯林攻陷,耶路撒冷王国覆灭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十字军的理想与浪漫,似乎早已是昨日黄花。雪上加霜的是,基督教会在14世纪下半页,还出现了空前的分裂。早在1054年,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与罗马教皇,因为种种宗教上的分歧,而互相开除对方教籍,便已经导致了基督教的一次巨大地震(由此产生了天主教和东正教),1204年的悲剧更是令两派教徒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晚至1965年,教皇与大牧首才正式就互施绝罚的过节达成谅解)。1303年因为对于君主是否有权任命神职人员的纷争,法王腓力四世入侵教皇国,杀死了教宗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ius VIII),并树立了一位法国籍的教皇克雷芒五世(Clement V),并进而逼迫他将教廷从罗马迁至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Avignon),从此教皇成为法王的囚徒,长达70余年。由于失去了位于意大利的教皇国的几乎全部税收,幽禁在法兰西的历代教皇们不得不另辟财源,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一项便是大量地兜售赎罪券。的确,天主教教义规定,一个罪人(因为原罪的缘故,几乎无人是绝对无罪的)若向神父虔诚忏悔并被宣布赦免罪孽,便能免受入地狱之苦。若要进入天堂,还需行取悦上帝之事,通过苦修、祷告、斋戒、朝圣等来净化自己灵魂。这也是基督徒热衷于前往圣地的原因之一。但是求财若渴的教皇们想出了一条捷径——教徒们被准许通过捐献财物来获得宽恕,哪怕他(她)曾经犯下重罪。而此类捐献的凭证被称作“赎罪券”。起初,教廷还有些遮遮掩掩,后来,赎罪券就像今天的债券那样开始在市面上泛滥了。这种乖谬的敛财之举无疑是给教会的一记耳光,也自然遭到了那个时代欧洲民众的唾弃和憎恶。难怪,薄伽丘的《十日谈》(约完成于1350年代)中的神父,几乎都是些脑满肠肥,鸡鸣狗盗之徒。欧洲各国(法兰西除外)舆论都要求教皇尽快迁回罗马。经过多年延宕,1377年格列高利十一世(Gregory XI)终于连同整个教廷回到罗马,但他不幸地于翌年逝世。罗马民众担心主要由法兰西人组成的枢机主教团会再次选举出一名法国教皇并回归阿维尼翁,于是暴民走上了街头,高呼“我们需要一位意大利教皇!”在枢机主教们选举的前夜,他们被罗马人告知,如果选出一位法国教皇,他们的安全将不能得到保证。强大的压力之下,枢机们最终选择了意大利主教巴托罗曼(Bartholomew),后者履行了全部仪式,于当年4月正式加冕为乌尔班六世(Urban VI)。法兰西主教们原本认可了这一切,但新教皇上任后,宣布要改组教廷,尤其是准备改变枢机团中法兰西人过多的现状,以意大利人替代,这就严重触犯了枢机们的利益。1378年夏天,在成功逃离罗马后,法国枢机们发表宣言,声称之前的选举是在胁迫下进行的,是无效的,他们进而举行了第二次选举,选出了一名法兰西教皇,即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克雷芒携支持者回到阿维尼翁,而乌尔班留在了罗马。由于两位教皇从选举程序上看似乎都是合法的,于是史上第一次,同时出现了两位天主教教宗,两人都视对方为异端。欧洲主要列强被迫在两个教廷间进行选择。法兰西拥戴克雷芒,英格兰自然支持乌尔班,西班牙人认可克雷芒,日耳曼人则视乌尔班为正统……现代人恐怕很难想象大分裂对西欧人造成的心理冲击。作为圣彼得的传人,教皇被认为掌握着从天国到地狱的钥匙,是天主教徒的共同纽带。但这条纽带如今也支离破碎了。由于两个势均力敌的教廷出现,人们无法分辨谁是正统,两位教皇都各自任命欧洲各地区的主教,于是经常出现同一地区拥有两名敌对主教的情况,甚至同一教堂也拥有两名神父,这造成了民众普遍的思想混乱。王公们的政治动机更加剧了这一乱象。如在英法战争中,因两国分别支持不同的教宗,于是英格兰人每每攻城略地,便会赶走原有主教,任命罗马认可的人选,而法国一旦占据上风,自然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而让这种分裂更加难以弥合。天主教会大分裂直到1418年德国康斯坦茨(Konstanz)大公会议选出了各方一致认可的教宗马丁五世(Martin V)才得到解决。此时此刻,面对两位敌对教皇,西吉斯孟德发起圣战的呼吁,能够得到回应吗?然而幸运地是,西方的时局已经悄然发生变化。英法两国经过多年鏖战,此时都已经身心疲惫。英王理查二世1377年登基之后,因为横征暴敛,国内屡有叛乱,加之与法王查理五世作战多有不利,渐渐产生了休战的念头。而查理五世在4年后去世,继位者查理六世患有间歇性精神病,时常不能理事,他的兄弟奥尔良公爵路易一世(Louis I)与他的叔叔勃艮第公爵腓力二世(Philippe II)为了摄政权明争暗斗,法国人也不愿再打下去了。经过反复外交斡旋,英国人同意只保留法国北部的五座市镇,两国正式化干戈为玉帛(这段和平持续了28年之久),1396年,查理将自己6岁的女儿伊莎贝拉(Isabella of Valois)嫁与理查,两国更结下了秦晋之好。由于英法两国分别为两位敌对教皇的最大支持者,他们的修好也令教皇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解。而恰恰在此时,他们迎来了西吉斯孟德派出的使臣。这四名骑士连同一位主教,绘声绘色地向法兰西人描绘了土耳其人的种种恶行,并央求援助。查理在清醒的时候,依然是个拥有侠义精神的国王,并且以基督教的保卫者自居。在了解了东方的危险局面后,他在给英王理查二世的一封信中意气风发地说:“真诚的好兄弟,现在正是时候……你和我,带着祖先需要拯救的原罪,组织起一支十字军去拯救那些苦难的基督徒们,去解放圣地……”英国国王,至少在表面上,不愿令未来的岳父失望,也表示附和,但实际却对出兵意兴阑珊(虽然有记载提到十字军中亦有说英语的骑士,但很可能并非英国官方派出的部队,而是雇佣军或属于骑士团)。起初人们热忱地希望,英法两国国王能够携手带队亲征,但这一期待无可避免地落空了。鉴于查理的病情,组织十字军的重任便落在了勃艮第公爵腓力二世的肩上。
法王查理六世​英王理查二世​
当时,勃艮第是西欧最为富庶的公国。腓力二世以发动十字军为名,很快便征集到了12万里弗尔(法语:Livre,法国古代货币单位,一里弗尔约相当于一磅白银)的巨款。不过,绰号“勇者”(the Bold)的腓力二世是个野心勃勃,渴望建立一番伟业的贵族,他参与十字军并非为了敛财,而是要通过此举树立在王国乃至全欧洲的威望。考虑到查理六世的精神状况,一次十字军的辉煌胜利或许还能成为他掌控法国实权的跳板。腓力的宗教热忱与他个人的利益索求相辅相成。他甚至早在法王应允匈牙利请求之前,便派出了由纪尧姆.德.拉特雷姆瓦(Guillaume de la Tremoille)和雷涅尼尔.波(Regnier Pot)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前往匈牙利一探虚实,因此当法王征询其意见时,便表示应当鼎力支持。腓力原本计划亲征,但可能是考虑到政敌虎视眈眈而旅途凶险,同时他的儿子约翰(Jean sans Peur)也主动请缨,便任命他为法国十字军的总帅。这个年轻人此时年方25(头衔为讷韦尔伯爵Count of Nevers),与“勇者”腓力相比,他只能被称作“瘸子”约翰(因为一次骑马事故,但多年后约翰也获得了“无畏”的绰号)。他甚至在出发前才匆匆被册封为骑士。不过,腓力的苦心也是希望让儿子得到历练,以便日后继承公国。勃艮第人费了很大功夫来为十字军置办锦衣华服,连马具也镀金镀银。供应约翰部队的器物,不论绿绒帐篷、束腰外衣,还是铠甲和餐具,均为当年最顶级的新货。有人评价腓力二世说:“他是一个自大的贵族,那阔气的炫耀才是真正的主题。敌人的计划、后勤及情报只可能放在他心目中的第二位。”的确,此番不惜工本固然令十字军拥有了精良装备,但也为日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考虑到约翰经验不足的缺憾,38岁的厄镇伯爵腓力(Philip of Artois, Count of Eu)被指定为他的主要顾问。其他知名骑士还包括法国海军上将让·德·维埃纳(Jean de Vienne),法国元帅让·布锡考特(Jean II Le Maingre Boucicaut),库西堡-欧夫里克的领主昂盖朗七世(Enguerrand VII, Lord of Coucy)以及让·德·卡鲁日爵士(Jean de Carrouges)。
勃艮第公爵腓力二世​腓力二世之子约翰​    法国人提供了当时西欧最强大的骑士,但成功的远征还离不开海上力量的支持。意大利诸国,尤其是热那亚与威尼斯共和国,是当时地中海的海上霸主。热那亚以克里米亚半岛为基地,几乎垄断了黑海贸易;威尼斯则在黎凡特发展自己的商路。考虑到两国在拜占庭的贸易利益(威尼斯、热那亚均获得了拜占庭许可的商业特权,并在君士坦丁堡拥有租界),它们无法坐视后者的灭亡而无动于衷,但两国也和奥斯曼帝国维持着商业往来。基于商人的天性而非基督徒的狂热,威尼斯与热那亚表示愿意出动船队运载十字军,甚至提供后勤支援,但拒绝直接出兵。不过因为当时奥斯曼的海军过于弱小,这也足以保证十字军获得制海权。尤其是热那亚在黑海沿岸拥有大片殖民地,它的货物可以沿着东欧的几条大河(如多瑙河)逆流而上抵达内陆深处。事实上,在久尔久(Giurgiu,位于罗马尼亚南部)附近就有一个热那亚岛屿要塞,离日后的战场只有一百公里,这可能就是热那亚船队运送部队上行到匈牙利的起点。陆海军的阵容都堪称鼎盛,而两位对立教皇也难得地达成了一致,共同发出十字军的号召。于是,越来越多的势力都加入进来了。阿拉贡王国、德意志诸国派出了自己的部队。条顿骑士团也不遑多让。以罗德岛为大本营的医院骑士团紧邻奥斯曼帝国,在新任法裔大团长菲利贝尔.德.纳亚克(Philibert de Naillac)的统领下,也是精锐尽出。甚至正处于土耳其围攻中自身难保的拜占庭,也向联军表示,愿意出资在威尼斯建造十艘战船,并加入十字军舰队。经历了动荡起伏、多灾多难的十四世纪,终于,一支笼罩着基督徒期待与理想的大军,奇迹般地建立起来了。西吉斯孟德听闻了一个又一个噩耗,他的大使终于带回了曙光。虽然普通百姓缺乏当年的热情,但这支贵族武装依然是令人生畏的。勃艮第著名诗人厄斯塔什.德尚(Eustache Deschamps)豪情满怀地写到:“今日的王公们,我请求你们并向你们祈愿,请你们帮助我征服撒拉森人。 我代表主上的意志,跟随我去征服圣地的心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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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3 14:26 | 显示全部楼层
二,骑士与加齐
历史上十字军能够在东方叱咤风云,骑士是当中的核心力量。中世纪拉丁文中骑士一词,通常用miles表达,原意仅仅为“战士”而已。法语中骑士一词chevalier最早意指“马夫”,后来扩展到“骑马的人”,最后定位为“骑马作战的贵族”,因为骑兵中还包括更低一级的扈从(squire)和军士(sergeant)。十字军踏上近东与中东土地后,与穆斯林士兵相比,其装备上的巨大优势令人们将他们称作“铁人”,而穆斯林士兵则被称作是“赤裸的”。优良的防护力在阿萨夫(Arsuf)战役中得到明证——萨拉丁占据绝对兵力优势的主力部队被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的少量骑士们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以至后者在鲍德温在世期间始终不敢与欧洲骑士正面作战。
但优良的装备带来的后果是昂贵的价格。公元806年查理曼大帝时期保留下来的一份详细记录表明,当时的骑士需要自备战马、盾牌、长矛、短剑、剑(短剑不带鞘)、弓和箭袋,另外,还需自备服装和食品,甚至餐具、帐篷等。而全套行头异常昂贵。以8世纪中叶的装备价格为参考:头盔——6索里达(金币),盔甲——12索里达,剑和剑鞘——7索里达,没有剑鞘的剑——3索里达,护腿——6索里达,长矛及盾牌——2索里达,战马——12索里达。作为参照,当时一头健壮公牛的价格大约是2索里达,因此,8世纪时期一套骑士装备的花费大概可以购买23头公牛。这对普通欧洲家庭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因为很多自耕农甚至买不起一头牛。随着时间的推移,装备的价格还在上涨。1297年,维赛吉姆的领主杰拉德·德·莫尔(Geraard de Moor)拥有的战马如下:
名为穆陶恩德战马,价值300英镑。
从路易斯处得到一匹黑马,250英镑。
法国国王赠与战马,125英镑。
弗兰德斯伯爵处所得战马,225英镑。
从丹得蒙德的威廉处所得战马,120磅。从纳姆尔的约翰处所得战马,140磅。
一匹普通行军马,40磅。
总计大约1200磅。而当时一名农夫一年的收入大约3磅,也就是仅此人的战马便相当于普通农夫400年所得。


(10,14世纪英法骑士典型装备。来自:Carol Belanger Grafton,Arms and Armor: A Pictorial Archive from Nineteenth-Century Sources,Dover Publications,1995)
中世纪的骑士通常没有固定的薪俸,必须自给自足。为了满足如此巨大的花销,他们往往需要一块庞大的地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封邑。公元805年的《提恩维沃法令集》条文中规定,一名全副武装的骑士,至少需要12份采邑,总计大约300——450英亩。另有研究表明,查理曼大帝时期要维持一名骑士平日与战时各项花销,至少需要300——600英亩耕地和超过100名villeins(隶农)的劳作。而当时自耕农的土地一般在60——90英亩左右。
在封邑制度下,骑士平日作为地主,经营自己的农庄,战时方自筹装备,为领主或国王效命,从这层意义而言,他们无法与今日的常备军相提并论。按照惯例,中世纪骑士一年需为领主服役的时间不过40天。然而,他们确是西欧最为专业和强悍的战士。贵族头衔可以世袭,但骑士资格只能建立功勋后由骑士册封,这就要求骑士们必须要具备真才实学。同时,按照惯例,无论是比武还是战斗中,胜利者都有权收获失败者的全套装备。——考虑到骑士装备惊人的价格,那些武艺精湛的骑士便可通过一次次战斗而发家致富,反之,那些技不如人的骑士就可能输到倾家荡产,这也逼迫他们必须自幼就勤练技艺——当他成功册封骑士资格的那天,往往已经身经百战,从战斗技巧上看,要远远强于那些临时征召的民兵,而忠诚度一般又高于雇佣军。骑士通常左手持盾,右手持矛,经过长距离冲刺后,平端长矛,给与对手致命一击(老练的骑士通常会攻击对方护颈甲和盾牌把手这样的弱点)。由于木柄的长矛在巨大冲击下容易折断,因此往往是一次性的,长矛用尽之后,他们便抽出长剑等武器,进行白刃战,偶尔,也下马作战。14世纪晚期,西欧的骑士们已经开始使用整块铁板制作盔甲,据说,这也是英国“黑太子”爱德华(Edward the Black Prince)绰号的由来(因为他使用的整块铁板令铠甲显现黑色)。不过,此时的早期板甲并非15世纪中期赫赫有名的全身板甲(Full-Plate armor),而是在传统锁子甲(chainmail)的基础上,于身体重要部位(如胸部、臂部、小腿等)铺设整块铁板加强防护,因其介于锁子甲和全身板甲之间,也被称作复合盔甲(mixed armor)。即便如此,它的防御力也远好于东方的奥斯曼人,后者的很多士兵甚至只有简单的皮甲和棉甲。不过,一流的防护相应的也拖累了骑士的机动性。中世纪晚期骑士全套装备的重量,竟然达到2.5公担(约合125公斤),仅盔甲的重量,就达到60——70磅,很多骑士在一个全力冲锋后,便已经汗如雨下,气喘吁吁了,甚至平日披甲后还需要扈从时刻跟随,以便猝然跌倒后加以拯救。另一方面,骑士们普遍对弓弩一类的投射武器抱有不屑甚至仇视的态度。他们不仅自身耻于操练弓箭,也将依赖弓箭的对手视为卑鄙龌龊的小人。中世纪盛行的宫廷诗歌中常常把弓箭手称为歹毒的和卑劣的。1246年奥地利公爵弗里德里希二世对阵波西米亚国王文策尔一世时,不循骑士传统,命令手下用密集弓箭射向对方骑兵马铠,引来后者一阵痛斥:“你们这些奥地利的贵族本该像骑士一样,为了自己的贵妇用刀剑和我们作战,但竟然用弓箭射向我们,射穿我们的马铠,令我们摔下马来。如此胜之不武,愿你们佩戴刀剑的人永远遭到诅咒,愿你们的灵魂永远得不到救赎!”而1139年拉特兰宗教会议上对弓弩的禁令可算作这一思想的最好诠释:“禁止对基督徒和信教者使用弓弩这等为上帝不齿的致命武器,违者将革出教门。”如此,法兰西骑士中没有弓骑兵便不足为奇了。事实上,整个约翰率领的法国十字军中,弓弩手的比例只占到13.6%(按照法国的标准,已经算相当高),远远低于土耳其人。对弓箭的轻蔑会在往后的战役中,对法国人酿成苦果。




                     (11,骑士马上长矛比武)
自基督教会成立以来,“基督的战士”(milites Christi)或“上帝的战士”(milites Die)这样的概念便在其思想中获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虽然早期的欧洲武士们颇有些粗暴的蛮族遗风,但经过数个世纪教会的循循善诱,在中世纪后期,骑士阶层已经普遍树立了新的道德规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骑士精神”。首先是宗教上的绝对虔诚,骑士被教会定位为在世间用武器保卫基督教的勇士,因此,与**作战,“收复”圣地是他们天然的职责。这也是十字军能够在数百年间一呼百应的基础之一。此外,诸如谦逊、纯洁、诚实、正直、怜悯等品质也是人们认为骑士应当具备的美德。在捍卫宗教之外,行侠仗义,保护弱小亦是骑士应当履行的义务。在爱情方面,中世纪的贵族间流行“宫廷之爱”。也就是骑士寻求某位已婚的贵妇名媛作为自己的灵魂伴侣,为她献身,为她征战,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除了爱情、荣誉方面的考量,这种骑士之爱还有着经济上现实的考虑。中世纪西欧的妇女通常只有出嫁后才能拥有可自由支配的一笔财产,其婚姻往往本身是指定的,而她们对自己的骑士情人通常又是慷慨解囊的,于是成为某位贵妇的秘密守护者便是许多年轻骑士在白手起家阶段获得资助的重要途径了。由于以上种种宗教、道德和浪漫的因素,并受到诸多清规戒律的限制,中世纪的骑士从个人素质而言要好过之前与之后的很多士兵。但负面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宗教的热情容易带来宗教的狂热和盲目。虽然骑士大体上对自己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但在和**作战时,这些要求便经常不被遵循了。如此便在十字军中出现了很多灭绝人性的暴行。例如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打下圣城耶路撒冷及安提阿后,西方的骑士们便进行了不分信仰种族,不分男女老幼的屠杀和劫掠,令穆斯林心中埋下了长久仇恨的种子。而他们对**的文化、生命与财富,往往缺乏基本的尊重,反过来,暴行又常常激起对方更强烈的报复。骑士美德中,勇敢与忠诚是核心的部分。骑士强调勇往直前,禁止临阵退缩本无可厚非,但后来这一规定的执行到了近乎偏执的程度,以至很多骑士认为在战争中,只能战死或被俘,而绝对不能后撤。圣殿骑士团的团规就明确要求,轻装的军士可以自行撤退,但重装的骑士严禁后退。骑士的字典的缺乏诸如诈败、佯攻、包抄、袭扰这样的词汇,于是便只剩下正面突击,如果遇到了狡诈而训练有素的对手,这种简单的战术便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骑士的忠诚同样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中世纪的贵族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骑士效忠的对象,只是上一级的领主或者青睐的贵妇而已,于是便很可能出现一支大军中,骑士们各为其主,而视统帅如无物的情况。他们作战的目的,常常以赚取个人荣誉威望,虏获战利品,博得情妇欢心为先,而即使不幸战败,通常也不会遭到杀身之祸(骑士的优良防护使他们较少在战场上受致命伤,而被俘后敌军一般愿意留下活口甚至予以优待,以便换取高额赎金)——这样一来,他们的战争更像是斩获个人利益的投机行为,相应的便是集体主义精神淡漠和军纪的松懈。而骑士组成的部队往往是临时征集的,平日里各在农庄,谈不上深厚的袍泽之谊,更加剧了这种状况。



                    (12,现代人模拟的骑士决斗)
尽管有种种局限,14世纪的骑士依然光彩夺目,是普通民众艳羡的对象。而法兰西便是骑士的摇篮。法国拥有中世纪欧洲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骑士群体,当时骑士相关的军事术语也几乎都来自法语,甚至欧洲通行的骑士比武规则也是由法国人制定。英格兰、德意志的骑士视法国同行为楷模,勃艮第的约翰手下法兰西骑士累计达到2000之众,考虑到很多欧洲小国只能动员数百名骑士(1300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召集封臣出征,甚至只有30名骑士响应,便是一例),这支部队的战力不容小觑。在法国诸强权中,勃艮第是最强大的诸侯国。大公的军事实力可以和国王相媲美,而他控制下的法兰德斯(Flanders)同时又是整个中欧的经济中心。勃艮第的军事实力是围绕大公卫队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相当职业化的军队。核心是重装骑士,这些骑士既可以下马作战,也可以在马背上施展武艺。此外还有一些乘马弓手和弩手(这些弓弩手其实是乘马步兵)以及一些轻骑兵。对重装骑兵的倚重,在整个法兰西社会中已形成风气。在这里,传统贵族气息远比欧洲其他地方浓厚。事实上,法国的骑士精英总是自认为比其他地方的骑士高人一等。那些依靠军功、实力得到爵位的新晋骑士在面对血统悠久的豪门贵族面前不得不十分谨慎。对步兵重要性的认知在14世纪90年代有所加强,特别是在法国、勃艮第和德意志。由于在英法战争中屡次败于英国长弓手,此时法军中也配备了不少热那亚弩手(其实,这些人并不是真的热那亚人,他们仅仅由于是在热那亚招募,而被认为是热那亚人)。法兰西十字军中还装配有大量的四轮马车,作为他们长征的主要交通工具。同时,多瑙河便捷的水运条件也为十字军的行动提供了方便。大量的运输船集结在巴伐利亚的雷根斯堡(Regensburg)。另一些满载重装备与兵员的船队则通过黑海进入多瑙河,最后在布达佩斯或维也纳与十字军主力汇合。



(13,15世纪中期产于意大利的全身板甲。14世纪末已有其雏形。)

另一方面,匈牙利军队在14世纪一直不停的变化。来自安茹王朝(Angevin)的国王们引进了西方军事体系,并且继续保持已经存在多年的男爵武装制度,以上形成了新式军队的基础。同时,旧的军事体制也部分保留下来,如从整个骑士阶层中征兵,以及在非贵族阶层中征招兵员,特别是在主要人口聚集的地区。结果是当时的匈牙利军队与其他欧洲军队存在显著差异——庞大而又多样。它的精英同法兰西一样是重装骑士,但同时它也拥有大量的轻骑兵,其中不少是弓骑兵。
在匈牙利,西欧式的封建体系还很肤浅,并未深入骨髓。由于王国东部是大片的草原,匈牙利自信有对付土耳其和其他草原民族的办法。西欧的封建体系和骑士制度更多是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南方一些斯拉夫省份,那里的主要武装是领主和他的民兵们。事实上,轻骑兵是匈牙利军队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主要来自塞克利人(Szekelys)群落,他们被编为6个团和24个连,每连拥有100名精锐轻骑兵和100名辅助民兵。在匈牙利的土耳其裔数量稀少,而且被完全同化。但那些被蒙古人驱赶过来的钦察人(Kipchaks)数量众多,并在当时的匈牙利军队中颇有影响(历史上迁往匈牙利的钦察人被称作库曼人,共约20万)。最后是同样被蒙古人赶过来的雅西人(Iasians),他们主要是一些说伊朗语的奥斯坦人(Ossetians)或阿兰人(Alan)。以上游牧民族提供了大量的弓骑兵,不过他们的重要性在14世纪晚期的军事体制中却呈下降趋势。不过,与法兰西对轻骑兵的蔑视不同,匈牙利人重视这一兵种。1395年,西吉斯孟德国王要求每一个匈牙利长矛重骑兵务必配置两个乘马弓手。尼科波利斯战役50年后,波特兰特 (Bertrand de la Brocqiere,1400-1459年,保加利亚旅行家,以法语著有游记Le Voyage d'Outre-Mer)如此评价匈牙利军队:“他们使用短矛……总是成双结对地发起冲锋……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交界之处,盛行的是轻弩手。但匈牙利的弓箭手却比较类似于土耳其人,但他们不如土耳其同行技艺精湛。他们并算不上一流射手——匈牙利人需要用三个指头搭弓扣弦,而土耳其人只用拇指与食指。”
尽管骑兵依然是匈军主力,但步兵(包括雇佣军)在14世纪末匈牙利参与的意大利战争也得以崭露头角。其中也包括那些名声显赫的意大利弓弩手,但数量尚不足以改变战局。正如波特兰特记载尼科波利斯战役时所谈到的:“西吉斯孟德有25000至30000匈牙利士兵,不过其中只有200伦巴第和热那亚弩手。”
大多数关于尼科波利斯战役的文献都说瓦拉几亚人在关键时刻是不可信赖的盟友。事实上,他们也是一支重要力量。瓦拉几亚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个部落群体。西欧式封建制度并未在他们中建立。瓦拉几亚人大部分主要在山谷和山脚之间季节性的游牧。其他牧民,包括一些突厥-蒙古人后裔则在多瑙河北的平原上游荡。瓦拉几亚军队组织上虽然比较初级,但他们却位居巴尔干最优秀的武士之列。瓦拉几亚拥有一流的弓骑兵和擅长林地战斗的步兵。骑马步兵被称为Iunaci,而精锐骑兵被称作Viteji(相当于西欧的“骑士”)。除去少量外国雇佣军,瓦拉几亚的精锐是总督卫队,由总督(voivode)和波耶尔(Boyar,东欧与俄罗斯的高级贵族头衔)指挥。
米尔恰一世此时已建立起一支类似土耳其模式的常备军。他雄心勃勃,意图沿着黑海拓展瓦拉几亚的疆土,由于不幸地夹在匈牙利和奥斯曼土耳其两大强国之间,为保住公国的自治地位,米尔恰也曾摇摆不定。但在1396年前后,面对咄咄逼人的巴耶济德一世,除了加入基督教十字军,对他而言,别无选择。在瓦拉几亚以外,西欧的骑士们并不敬重这位王公,法国十字军中唯有昂盖朗视他为朋友。但土耳其人深谙他的能力,称他是“东正教诸侯中最勇猛,最机敏的一个”。
尼科波利斯战役中另外一个重要方面经常被忽视。这就是十字军基于威尼斯和热那亚舰队的强大海军。这个优势一直延伸到流向黑海的主要大河的区域,特别是多瑙河。热那亚在黑海地区最主要的殖民地是克里米亚的卡法(Kaffa)。卡普特(Caput Gazarie)担负着护卫所有热那亚黑海港口安全的重要职责。在他麾下有大批装备精良的士兵,包括大量弓弩手,甚至一支私人舰队。意大利舰队只要愿意可以攻击任何敌对海岸,并且占领其沿海要塞。和这支强大的舰队比较,医院骑士团的船队未免有些相形见绌。不过,骑士团规模虽小,但成员皆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他们以罗德岛为基地,常年出动舰队与骑士,袭扰奥斯曼帝国沿海,战果丰硕。与西方的骑士相比,直属于教皇的医院骑士团更具宗教热情,而且更加熟悉奥斯曼军队的战法,他们还算得上西方最早的一批职业战地医生(骑士团成立之初,以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为名,主要以照顾伤员,援助贫苦朝圣者为己任,直到12世纪后才开始兼具军事功能),因此骑士团的加入对十字军亦是有力的补充。


(14,15世纪初的医院骑士团装备,来自:David Nicolle ,Knight Hospitaller (2) 1306-1565,Osprey Publishing,2001)
虽然有奥斯曼历史学家声称十字军的总数达到13万人,但今天的历史学家相信其兵力总数在16000左右,虽然看似规模不大,然而由于集中的欧洲各国精锐,尤其是汇集了法兰西骑士的精华,也无愧于14世纪百年以来最为强盛的十字军称号。不过,作为多国联军,同历史上各次十字军东征一样,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是它的痼疾。教皇算是名义上的发起者,但宗座无法亲临指挥,何况当时还有两位敌对教皇。西吉斯孟德在匈牙利和巴尔干具有很高威望,但在心高气傲的法兰西骑士眼中,不过一介村夫而已,他们势必难于听从匈牙利人的指挥。而法国军队的统帅勃艮第的约翰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血统固然高贵,但几乎毫无战功与指挥经验,也难以担当大任。他的座佑铭是“永不放弃”,他也被同时代贵族认为过于严肃,不解风情,对上层社会中流行的华丽服饰不感兴趣,勇敢,狡猾而又野心十足。但这些特质要等到1401年他继承勃艮第公爵之位后才渐渐显山露水。要指望十字军唯其马首是瞻,是不现实的。十字军看似阵容鼎盛,但也潜藏了分崩离析,各自为政的危险。而他们的对手,土耳其人,只有一位苏丹,一位真主,便不存在类似的忧虑。

依据传统,穆斯林的领主常常被称作“加齐”(Ghazi,来自阿拉伯语,原意为“攻击”,后来代指“勇士”),大体也相当于西方的“骑士”。他们被授予某种贵族纹章,对君主宣誓效忠(通常是对哈里发或苏丹),并且遵守Futuwwa规范(类似于西方的“骑士精神”)。奥斯曼的军队中,同样存在封建因素。最初,在奥尔汗时代,土耳其的主力步兵被称为“亚亚”(yaya),骑兵则称作“穆色林姆”(müsellems)。这些士兵也拥有自己的采邑(被称作“蒂玛”timar),而他们的领袖被称为“帕夏”(pasha)或“桑贾克贝伊”(sanjakbey)。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军事制度渐渐显现弊端——与他们的西欧同行一样,土耳其封建士兵只知领主,不知苏丹,作战往往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愿为国捐躯。穆拉德一世大刀阔斧地改革了军制,最具影响的措施,便是建立了卡皮库鲁制度(Kapikulu,原意为国家奴隶)。这支军队的士兵为苏丹的私人奴隶,实际算作土耳其常备禁卫军。其中步兵主要是加尼沙里军团(Janissary),也称作土耳其新军。它被分作101个团队。士兵大部分通过德米舍梅制度,在帝国的基督徒儿童中征集而来。一旦被选入军团,这些孩子便开始接受伊斯兰教义的熏陶,同时经受极其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被要求能够娴熟使用复合弓、土耳其弯刀(Kilij)及长矛等武器。加尼沙里士兵既可用弓箭远距离狙击,又能白刃近战,还可对抗骑兵,他们很难用传统重步兵、轻步兵的方式加以分类,而属于某种复合型步兵,这就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战斗力和战术多样性。新军士兵不装备西欧贵族的奢侈重甲,牺牲部分防护力,换来了战场上优良的机动性。他们并非封建贵族,而是苏丹的私人奴隶,因此,只对苏丹一人负责,忠心耿耿,纪律严明,没有十字军骑士各为其主的困扰。加尼沙里终生被禁止结婚,故而也就断却了西方骑士那风花雪月的念头,将战争作为自己的情人。更可贵的是,由于从孩童时代便在同一所军营里接受教育和军事训练,平时共同负责守卫宫廷,维持首都治安,战时又共同随苏丹出征,这些新军将士间有很深的感情和默契,组织性和集体荣誉感要远远强于西欧那些渴望为个人建立功勋的骑士,这一点在战场上可能是生死攸关的。




       (15,土耳其弯刀Kilij)



(16,招募基督教幼童加入新军部队,来自:David Nicolle The Janissaries Osprey Publishing,1995)

卡皮库鲁中也包括精锐的骑兵部队,叫做卡皮库鲁苏瓦里勒里(kapikulu Süvarileri),一般也被称作西帕赫(Sipâh)。整个禁卫骑兵军团包括六支分队。前两个称为乌卢菲西扬(Ulufeciyân,意为“领薪水的人”),并细分为左右两翼,一般由穆斯林组成。接下来是左右两支古里巴(Gureba,意为“外国人”),一般由基督徒充当。最后两支分队被称为希拉赫塔尔(Silahtars,意为“持兵器者”)及西帕希欧古兰(Sipahi oglan,意为“西帕希之子”),它们建立时间最晚(穆拉德一世时期),是精锐中的精锐。整个卡皮库鲁骑兵在战斗时紧邻苏丹两侧,而希拉赫塔尔与西帕希欧古兰负责苏丹本人的护卫。他们同样精通长矛、弓箭、弯刀及战斧,铠甲相对轻便,与十字军相比,更强调机动能力。整个卡皮库鲁军团都是从苏丹处直接领取高额薪俸的,他们具有近代常备军的影子,在3个世纪间,算得上整个欧洲最专业和严密的军队。从训练程度和战斗技能来看,他们与西欧骑士各有千秋,装甲防护上略逊一筹,但强在机动灵活,号令统一,纪律性也远胜对手。



              (17,16世纪奥斯曼重装骑兵甲胄)



                       (18,新军弓箭手)
卡皮库鲁军团虽然精锐,但不可能维持太大规模(在苏莱曼大帝极盛时期也不超过3万人),于是还需要辅助部队的补充。此时奥斯曼军队中另一中坚力量为行省封建士兵,骑兵为西帕希(每人通常还要提供3-5名侍从),步兵为皮亚德(piyade),其中的弓箭手一般称作阿赞布(Azabs)。他们保持着各自的采邑,战时自备武装和扈从,投入战场。某种程度上,他们更类似与昔日拜占庭的军区士兵。而在帝国的欧洲部分与亚洲部分,分别设置了一位贝伊勒贝伊(beylerbey,也就是“领主中的领主”),负责招募组织这些战士。此外,负责侦查袭扰对手的轻骑兵为阿基比(akibi),负责守卫与基督教国家边界的边防军被称作阿金日(akinci,意为“袭击者”)。还有一支数量不固定的非正规军队,也就是臭名昭著的 ,他们很多是就近发动的土匪流民军队,作战的目的就是为了战利品和奸淫劫掠,虽然良莠不齐,难当大任,但却是优良的炮灰,他们在奥斯曼军队中一直服役到19世纪。




                             (19,巴希巴祖克士兵)




                        (20,土耳其蒂玛封建士兵)
14世纪奥斯曼军队作战思想继承的是埃及和叙利亚马木留克的传统伊斯兰军事理,注重各种武器的训练。大部分的军事书籍是用阿拉伯文书写的,只有那些受过教育的奥斯曼人才能阅读。另一方面,土耳其人已经在东部,中部伊斯兰世界和北方的草原地带精锐部队中统一规范语言,并且有些军事书籍包括一些训练手册已被翻译成土耳其文。
关于土耳其军队的士气,死于尼科波利斯战役两年后,曾任埃尔津詹(Erzincan)宗教法官的布尔罕·阿勒丁(Burhan Al-din)曾对安纳托利亚的宗教气氛如下描述描述:“感谢真主,这是英雄的时代,整个世界都关注着这次严厉的惩罚。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到太阳落下的地方,您忠诚的信徒都在摒息注视着。”同西欧骑士阶层一样,土耳其的精英阶层也同样渴望用对**的战功获得进入天堂的机会。多年后,土耳其作家艾赫迈迪(Ahemedi)这样描写他们的战争热情:“那些留下伟名的人将永生,那些默默无闻的将永逝。确认你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那是人们在呼唤你存在的价值。战斗吧,人民将记住,并且祝福你们的英名。”
依照另一个土耳其作家奥尔乌耶(Oruj)的记述,那些前线将士们描述自己是“陌生人的朋友,将伊斯兰的光辉从东方带到西方”。然而,早期位于欧洲的奥斯曼军队中大部分是东正教徒,或者说对东正教与伊斯兰教都接受的泛教信徒。一些巴尔干与色雷斯的基督教王公也为土耳其宗主作战。其中名声最为显赫的是塞尔维亚大公斯蒂芬·拉扎列维奇。由于新近发现了银矿,塞尔维亚人得以有财力从意大利进口最优良的盔甲和兵器。他与他的东正教骑兵,在代表土耳其与基督徒的作战中,屡屡立下军功,成为苏丹的宠臣。
最后,如土耳其史籍的描述,战场上旗徽和军乐对奥斯曼军队的士气及调度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些旗帜具有宗教含义,其他一些则是君主的标记或指示一系列指令。这一点要比欧洲军队的旗徽特征明确、合理。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Konstantin Mihailovic)在尼科波利斯战役后总结道:“他们的旗号十分明显。镶有金色字母的白旗是君王的旗帜,这是最高级别的,它代表所有苏丹的权力和王帐。其次是一面红色的旗帜,这是宫廷禁卫骑兵团的标志,第三面是红绿色,第四面是金红色,这两面都代表着令人生畏的加尼沙里军团。”
    巴耶济德生于1354年,同父亲穆拉德一样,也是具有希腊血统,不过据说他母亲并非显贵之女,而是个基督教奴隶,名叫Gulchichek(即 “玫瑰花”)。他继承了父亲对华丽之风的爱慕,但其性格火爆,有些自我放纵,对他人不够宽容。但他行事果断,深知兵贵神速之理,在1386年击败卡拉曼尼德(Qaramanids)的战役后,他赢得了勇敢而不鲁莽的美誉,并且获得了绰号“雷霆”(Yilderm)。穆兰德一世在科索沃战役中遇刺后,巴耶济德继承了王位,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者。他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战士,也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还是第一个赞助文学艺术的奥斯曼君主,同时他还热心支持伊斯兰教派中神秘主义流派(苏菲派)。穆拉德为他留下了一台高效完整的军事国家机器,而在巴耶济德的铁腕下,它几乎达到了那个年代的极致水平。



                         (21,巴耶济德一世)

奥斯曼帝国的首相被称作大维齐,巴耶济德时期的大维齐是干练的卡拉·帖木儿塔斯(Kara Timurtas),著名将领卡拉·阿里·贝伊之子。帖木儿塔斯第一次为人们所知,是在穆拉德一世时期,指挥一支军队穿过图卡河(Tunca)。随后数年,他征服了东保加利亚的大部地区,因此而晋升为鲁美利的贝伊勒贝伊,即奥斯曼军队在欧洲的最高军事长官。随即,他主持建立了卡皮库鲁骑兵中的两支精锐团队乌卢菲西扬,并招募当地的东正教士兵。他的努力使他获得了三马尾花翎,这是众多贝伊勒贝伊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苏丹的另一员骁将为盖兹·艾弗瑞罗丝贝伊(Gazi Evrenos Beg)。他来自一个拜占庭贵族家庭,14世纪初其家族投靠了土耳其人并皈依伊斯兰教。盖兹·艾弗瑞罗丝·贝伊曾经参加过由奥尔汗苏丹派遣的支援拜占廷坎塔库震努斯用于对抗约翰五世(即拜占庭两约翰之战)的军队。1354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成功赢得欧洲一块登陆点后,艾弗瑞罗丝又成为巴尔干地区最成功的奥斯曼指挥官之一。他是五朝元老,并一步步荣升至乌克贝伊(Uc Beg,左翼军总督)高位。经过他的南征北战,奥斯曼帝国的控制力达到塞萨洛尼基、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最后渗透到拜占庭的心脏地带。艾弗瑞罗丝不仅擅长武功,也擅长文治。不象同期的其他土耳其贵族,他更接近于理想中的正统穆斯林,到麦加朝圣,兴建清真寺,为百姓修建学校、医院、修道院,为商人修建浴池、旅馆。在他统治下,科莫蒂尼(Komotini,位于今天希腊东北部色雷斯地区)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在欧洲文化中心之一。1396年,正当苏丹率领主力部队围攻君士坦丁堡之际,传来了一支十字军进入巴尔干的消息。由于土耳其与匈牙利大体沿着多瑙河南北对峙,这支军队的锋芒便直接指向多瑙河重镇,新近被巴耶济德征服的尼科波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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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3 14:29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初试锋芒
法兰西十字军是否像查理国王宣称的那样,准备向耶路撒冷进军,至今已无从考证。按照最为理想化的设定,十字军应当首先将土耳其人驱逐出巴尔干半岛及援救君士坦丁堡,然后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击安纳托利亚与叙利亚,解放巴勒斯坦及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最后经海路凯旋回国。当然,法兰西贵族们能否就如此宏图达成默契值得怀疑。相应的,西吉斯孟德的计划就是务实许多,虽然他力所能及地招募了士兵,但不能时时刻刻保持、供养它。他真正的目的似乎只是想进攻保加利亚,尽量扫清巴尔干的土耳其势力,并援助拜占庭人。匈牙利国王也需要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来确认特兰西瓦尼亚和瓦拉几亚的同盟意愿。
法国与勃艮第的指挥官们担心喀尔巴阡山脉的道路难以通行,倾向于利用多瑙河的便利航运输送部队。到达河岸后,他们计划直捣虎穴,穿过保加利亚去进攻奥斯曼帝国首都埃尔迪内,至少将奥斯曼帝国赶回小亚细亚。这样一来,多瑙河岸边的尼科波利斯城堡便会成为必经之地,不过当时尼科波利斯附近的资源较为贫瘠,难以长时间供给这支外来的部队(中世纪的欧洲军队普遍没有补给线的概念,而一般是就近获得资源),这就需要速战速决。但自信满满的法兰西贵族们认为苏丹不堪一击,也就不屑去制定稳扎稳打的方略,但他们即将面对的绝非散兵游勇,而是那个年代土耳其最伟大的统帅之一巴耶济德与他的虎狼之师。


(22,十字军行军路线图,来自:David Nicolle ,Nicopolis 1396: The Last Crusade ,Osprey Publishing,1999)
十字军来临以前,巴耶济德的战略是巩固保加利亚地区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而非继续大肆向北扩张,毕竟这一地区刚刚征服,奥斯曼的统治并不稳固。在多瑙河北岸的防御重镇是维丁(Vidin,位于保加利亚西北,靠近塞尔维亚与罗马尼亚),这是一个保加利亚藩属的领地。多瑙河南岸的防御支点则是尼科波利斯。它控制着多瑙河这条战略水道的咽喉。
事实上,目光敏锐的巴耶济德之前便将尼科波利斯作为整个区域的核心要塞来加以经营。为此,他派遣经验丰富的都根贝伊(Dogan Beg)出任这里的军事总指挥。不过,苏丹明智地用巴尔干辅助军和当地藩属的军队来充任堡垒守卫,而将精锐的卡皮库鲁带在身边,作为机动部队。这就意味着一旦有事,大批土耳其正规军可以随时投入战场和应付突发事件。
倘若传说中的十字军入侵果真上演,都根贝伊的任务是闭门不出,坚守到最后一人,等待苏丹的驰援。巴耶济德交待给尼科波利斯守军的使命是拖住对手,以便让他能够判断十字军的目的、动向,这样一来他可以迅速召集秋高马肥、养精蓄锐的骑兵部队,正在君士坦丁堡围攻的部队,以及在小亚细亚监视贴木尔动向的军队,合围对手,追求的战果当然是为了一劳永逸的完胜。
一份勃艮第的记录文件显示法兰西的十字军于1396年4月20日开始集结。按照人们的想象,这支以骑士为主的部队应该是温文尔雅,道德高尚的,但史籍中提到的一些严苛纪律说明当时的军纪败坏情况应该相当严重。例如,贵族斗殴要被罚没收马和马具,非贵族在争吵中动刀子要砍掉一只手,偷窃则割掉一只耳朵。 
整个勃艮第军队是由大大小小的贵族护卫队组成。战役开始时,讷韦尔伯爵约翰的护卫队拥有108名骑士,107名武装侍从,12名弓手和22名弩手。其余的大贵族也纷纷拥有自己的扈从,如布锡考特元帅的护卫队有15名骑士和70名“绅士”(指尚未正式获得骑士资格的“准骑士”)。 
腓力二世公爵为他的儿子讷韦尔伯爵至少准备了16面旗帜,这足以体现腓力对这次十字军的重视以及他精神上的虔诚。其中8面旗帜,4面白色和4面蓝色,描绘的是圣母玛利亚(十字军的主保护神)。其余8面则代表勃艮第的不同军队。腓力·德·穆兹(Phillip de Mussy)和其他三名高级骑士组成了主旗旗队。让·德·格鲁休斯(Jean de Gruuthuse)和其他两名侍从组成伯爵自己燕尾旗的旗手。伯爵的贴身卫队则是从他的护卫队中精选出的6名骑士。粮草、军需军官也被选举出,并一一获得任命。
约翰手下人才济济。很多指挥官来自勃艮第大公帐下。军事顾问们也被精心挑选。被勃艮第公爵和公爵夫人誉为法国最有经验的骑士的昂盖朗更在远征军出发前专程从意大利赶来。第三批勃艮第高级骑士也在大军出发时加入,他们包括亨利·德·蒙特拜利尔德、亨利·德 查隆、圭尧姆·德·维埃纳、让·德·维埃纳、让·德·查隆、杰奎斯·德·维埃纳、圭尧姆·德·梅洛等,他们多来自于腓力二世的公爵府,是约翰值得以性命相托的心腹。 
讷韦尔伯爵护卫队中有35人具有参加十字军的经验,但主要局限在波罗的海和北非,对巴尔干的情势与土耳其军队底细并不了解。只有让·德·维埃纳曾经参加过1366年萨伏伊伯爵反抗土耳其的战争。当然,在整个十字军的战士中,不仅有人参加过反抗土耳其人的战争,甚至部分人还以雇佣军的身份加入过奥斯曼军队,但这些普通士兵与骑士很难有机会进入约翰的营帐,总体来说,十字军统帅层对他们即将遭遇的敌人,是不了解的。
同时,其他的规模稍逊的十字军部队在德意志集结,他们中的领袖首推巴伐利亚大公罗伯特三世的长子皮潘伯爵(Pipan)。此外还有卡策内尔恩博根(Katzenelnbogen)伯爵、西利的赫尔曼(Herman)三世伯爵、纽伦堡伯爵约翰三世以及其他从巴伐利亚、美因茨、图林根、萨克森、汉莎、莱茵兰等地赶来的骑士。据说亨廷顿(Huntingdon)伯爵麾下可能有一些英格兰骑士。最后还有少量阿拉贡骑士和波兰骑士汇入十字军。
在这众人士气高涨的时候,也有源自基督徒内部对十字军批评的声音。长期致力于十字军宣传的腓力·德·美兹埃尔伯爵(Phillip de Mezieres)坚信这次进军不合时宜。尽管已近70高龄,但老人仍然严辞抨击十字军的行动。在他看来,十字军成员动机不纯,野心勃勃,贸然劳师远征必将遭到惨败。十字军领袖们对他的逆耳之言置若罔闻,他们依然热情的从事着准备工作。
在第戎(Dijon),集结于此的法兰西——勃艮第十字军得到了4个月的薪俸,特别是为133名讷韦尔伯爵护卫队成员发放了统一的绿色制服。1396年4月20日,大军从这里出发,开赴巴尔干。在此之前,昂盖朗与亨利·德·巴尔(Henri de Bar)已率领部分先遣队前往米兰和威尼斯。4月30日,十字军主帅讷韦尔伯爵约翰在蒙贝利亚尔(Montbéliard)加入部队,一同向东方进军。
大约与此同时,医院骑士团大团长海瑞德(Heredia)病逝,菲利贝尔被选为继任者。大团长逝世时,他是否及时从法国赶来,这一点尚不清楚,但他继任后,迅速武装了一个中队的船队,并按照约定与从热那亚、威尼斯驶来的远证船队汇合。
十字军开赴维也纳的第一阶段行程可谓风平浪静。5月11日,法国十字军抵达雷根斯堡(Regensburg,位于巴伐利亚),当地议会收到一份租借船只沿多瑙河运送给养的请求。皮潘伯爵和卡策内尔恩博根伯爵带领的德国十字军也在这里与远道而来的勇士会合。5月21日,部队前锋在厄镇伯爵腓力和布锡考特的指挥下到达维也纳。随后三天,联军主力陆续抵达。他们在这里得到奥地利大公利奥波德四世(Leopold IV)的热情款待。尽管有随军牧师抱怨士气不足,不过从行军时的赫赫军威来看,十字军还是颇有人望的。 
此时,昂盖朗七世和他的先遣队赶到了米兰,并觐见米兰公爵居安·加利阿索·维斯康蒂(Gian Galeazzo Visconti)。但劝说米兰参战的愿望最终落空。维斯康蒂不满法国企图削弱他对热那亚影响力的举动,他尝试阻止热那亚与法国的联合。昂盖朗受命前往警告维斯康蒂切勿从中作梗,否则法国会考虑进一步干涉。这次争拗还不只是政治因素,在十字军出发的同一个月,法国皇后伊萨贝拉(Isabeau of Bavaria)施计流放奥兰多公爵的妻子、维斯康蒂的爱女瓦伦蒂娜·维斯康蒂(Valentina Visconti)。米兰公爵视之为奇耻大辱,扬言要派遣骑士捍卫女儿的名节。由于十字军同米兰公国的关系持续紧张,他们不仅未得到强力援助,甚至怀疑维斯康蒂有通敌的嫌疑(虽然没有确凿证据)。同米兰的交涉大体上是失败了,心情沮丧的昂盖朗和亨利·德·巴尔无奈只好赶往威尼斯,随后乘船于5月30日在克罗地亚港口塞尼(Senj)登陆,旋即前往预定的会合地点布达佩斯。在这里除了法国的故交,他们还遇到了联军中的萨伏依人、波希米亚人,条顿骑士和波兰骑士。匈牙利人与米尔恰的瓦拉几亚军队也开始按部就班地集结,蓄势待发。



               (23,米兰公爵居安·加利阿索·维斯康蒂)

至7月底,又有一支70只战舰和运输船组成的船队从威尼斯赶往多瑙河口的布达佩斯。大队人马集结在匈牙利首都周围。西吉斯孟德自豪地描述十字军的军营说:“他们的长矛甚至要刺破了蓝天。”
在布达举行的战争会议上,十字军各方统帅就下一步的动作争辩不休。巴耶济德一世一年前的确曾扬言他将会在来年5月进攻匈牙利,然而直到7月末,仍不见奥斯曼帝国军的踪影。米尔恰派出轻骑兵远至达达尼尔海峡的侦察也未能发现巴耶济德一世主力,于是,急不可耐的法国——勃艮第骑士们大声声讨巴耶济德是一介懦夫,不敢与十字军正面对垒,他们坚持应该主动出击,深入敌境,给奥斯曼人一个教训。但老练的西吉斯蒙德坚信巴耶济德一世不会对十字军的到来熟视无睹,他建议应该按兵不动,等待土耳其人长途跋涉,从而以逸待劳,这样方能增加胜算。法国人及其盟友拒绝这一稳妥的作战计划,昂盖朗七世代表法国发言道:“即使苏丹曾夸下海口,我们也不能不去主动杀敌,这不是我们远道而来的初衷。”西吉斯蒙德必须仰仗法国骑士的战斗力,不得已只能表示顺从。编年史家写道昂盖朗七世这番言论引起了厄镇伯爵腓力的猜忌,后者认为他的身份更加高贵,更适合代表法兰西进言献策,而轮不到昂盖朗越俎代庖。这便在十字军中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匈牙利将领尼古拉斯·德·格拉(Nicolas de Gara)带领匈牙利前锋率先到达多瑙河左岸,紧随其后的是法兰西人、勃艮第人以及西吉斯孟德的主力部队。与此同时,一些担任辅助任务的诸侯也在其下游陆续到达。由于奥尔绍瓦(Orşova)的铁门(Iron Gates)峡谷是多瑙河较狭窄的河段,十字军选择在这里使用浮桥和舟船渡河,总共花了八天时间(现代的历史学家便是据此推断十字军总人数在16000左右,如果按照某些记载所说,其兵力达到10万规模,则渡河时间会远远超过1个月)。一旦法兰西十字军进入敌人的境地,就开始对当地的穆斯林及东正教居民进行烧杀抢掠的“救赎”。他们的理由是这里是奥斯曼的藩属,尽管有不少人其实是同情匈牙利的。而随军的天主教神父对此举颇为赞许,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于自信的法国人对下一步向维丁行军规划十分轻视,甚至没有认真考察补给船是否能够穿过铁门狭窄、汌急的地段,尽管后来在尼科波利斯证明一些小型运输船只的确可以通行,但总体而言,这一带的地形不适合大批部队短时间内安然横渡,一旦作战遭遇重大挫折,便有全军覆没之虞。



                    (24,今天的多瑙河“铁门”)

部分匈牙利军队走了其他路线,他们从特兰西瓦尼亚翻越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穿过瓦拉几亚地区。这些人主要是特兰西瓦尼亚人,行军目的是帮助米尔恰对付追随奥斯曼的王公弗拉德(Vlad),并且驱逐驻守在尼科波利斯高地上的少量奥斯曼守卫。这一点似乎是做到了。但作战计划的关键部分——占领尼科波利斯却一直没有实现。米尔恰随后协助帮助十字军船队在多瑙河河口抛锚停泊。由44艘运输舰组成的船队此刻驶离了罗得岛,在威尼斯著名海军上将托玛索·摩契尼哥(Tommaso Mocenigo,他后来于1414年当选威尼斯执政官)的指挥下,于8月29日至30日陆续到达多瑙河口锚地。
根据弗偌萨特(Froissart)的记载,十字军渡河后,攻击了多个地区,甚至包括一个城堡,可能是贝洛格拉奇克(Belogradchik,位于今天的保加利亚)。但这些鲁莽的攻击仅仅起到了打草惊蛇的作用,因为该城堡的守军一直坚持到十字军开赴尼科波利斯以后。他们在顽强抵抗的同时,派信使给巴耶济德送去了入侵的警报。十字军期望的,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袭便如此落空了。



                     (25,今日的贝洛格拉奇克城堡)

维丁是一个当地保加利亚小王国的首府。它同时也是奥斯曼帝国的藩属,但在14世纪60年代曾经被匈牙利统治过。维丁的城堡十分坚固,护城河直通多瑙河。但是当十字军9月初到达时,这里的保加利亚王公约翰却选择开城投降。十字军随后残忍地处决了全部土耳其守军及官员,并用自己的300人取而代之。这是本次十字军的第一场“大胜”。维丁的不战而降加深了法国人的自满情绪。为庆祝战功,讷韦尔伯爵和他的300名部下一同在这片给他们带来“荣誉”的土地上被授予骑士。
接下来,十字军面对的奥雷霍沃(Oryahovo)是多瑙河边十分坚固的要塞,据说拥有两层城墙。因为它是多瑙河上的重要渡口,所以留有大量守军。这里才是真正的奥斯曼边境而非其藩属的领土。为了出其不意,一队500名法国人和勃艮第人组成的分队由厄镇伯爵腓力和布锡考特带领,在没有匈牙利人的支持下,经过一夜急行于凌晨突袭奥雷霍沃。他们刚好遇上出来破坏护城河桥梁的土耳其人,经过一番激战,法国人占据了桥梁并推进至城墙处,但苦于兵力薄弱及缺乏攻城机械,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等待西吉斯孟德的匈牙利部队增援。匈牙利人赶到后,面对大军围城,奥斯曼指挥官认为坚守无望,便同意放下武器,做有条件投降,以换取十字军保证守军和城中居民的生命安全。西吉斯孟德庄严地做出此项保证,但法国人在进城后立刻把匈牙利国王的承诺当做一纸空文。他们在奥雷霍沃大肆抢劫及屠杀,所谓的理由是他们认为在进城前一晚已占据了城墙,因此奥雷霍沃是被法兰西勇士们武力征服而非和平投降的。城中大约一千名土耳其及保加利亚沦为了人质,奥雷霍沃几乎成为废墟,匈牙利人认为法国人背信弃义的行径侮辱他们的国王西吉斯蒙德,而后者却认为匈牙利人嫉妒贤能,试图在战争里剥夺属于他们的光荣胜利。
与此同时,威尼斯、热那亚和医院骑士团组成的联合舰队自多瑙河逆流而上大约12天,终于抵达尼科波利斯附近水域。多瑙河下游河面宽广平缓,中型船只可自由通行。尼科波利斯附近水面更是宽达1公里。船队于9月10日抵达后,便在离岸一箭距离处抛锚停泊,等待两天后十字军大队人马的到来。
尼科波利斯城堡建在一片相对陡峭的山地上,可以俯瞰多瑙河。它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及渡口。城堡靠近奥尔特河(Olt,这条河流向北可以到达瓦拉几亚甚至特兰西瓦尼亚)和奥萨山口(Osâm,这里的山谷直通巴尔干中部)。尼科波利斯作为下多瑙河地区一个重要战略枢纽。同样也是十字军迄今所面临的最坚固的要塞——有高大的双层城墙,装备精良的守军,以及经验丰富的守将——都根贝伊。



(26,同时期法国编年史作家Jean Froissart作品中关于围攻尼科波利斯城堡的插图,注意画中的场面与史实不符,十字军并未装备火炮等重型攻城器械)

了解对手的地利优势后,十字军选择驻扎在尼科波利斯东侧较平坦的高地上。法兰西联军扎营直面城堡中心,西吉斯孟德和匈牙利人则面对市镇。尼科波利斯防御工事建在四面陡峭的平台上,不过在其东南段尽管有深沟截断,但是城墙还是向内凹下一片并且在城墙外形成一片台地。于是十字军选择这里作为主攻点。法兰人与勃艮第人偏爱攻城梯,匈牙利人则在城墙下挖掘隧道。但这些尝试均以失败告终。中世纪编年史学家后来抱怨十字军攻城失利是因为缺乏足够的攻城器械。不过这却让人困惑,为什么十字军选择攻坚,却竟然“遗忘”携带攻城器械?或者他们急于求成,将这些重装备落在了后方,又或者十字军指挥官认为尼科波利斯难以短期内攻克,便试图围城打援(后来战局的发展令此说难以成立)。或许他们准备采用漫长但低伤亡的方法,即长期围困,利用瓦拉几亚盟友的支持,逼迫守军投降。
面对尼科波利斯久攻不下也许还算不上致命的错误,但明知巴耶济德正在某处虎视眈眈,十字军却没有派出足够斥候去侦查、确定敌人的动向,就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过失了。当然,来自瓦拉几亚有限的后勤供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十字军向南面陌生敌境探索的能力和意愿。虽然编年史作者们对十字军士气不断低沉的描述有夸大之嫌,但不可否认,法兰西人与匈牙利人的裂痕正在不断扩张。联军中信仰东正教的瓦拉几亚人同样对十字军屠杀劫掠当地东正教居民的行为义愤填膺,何况本地区大部分百姓从血缘看都是他们的同胞。十字军的刚愎自用在这一时期甚至发展为某种鸵鸟心态——只要有人说巴耶济德的大军即将到来,就会被当做异端和叛徒拖出营帐,按照散布谣言,蛊惑军心的罪名明正典刑。虽然来自西欧的十字军蔑视土耳其人的战斗力,但尼科波利斯守军的积极抵抗也使他们不得不刮目相看(后来守城的都根贝伊由此被苏丹授予“信仰卫士”的称号)。
当十字军入侵开始的时候,巴耶济德和他的精锐部队正在围困君士坦丁堡。得知布达佩斯集结了一批西方前来的干预部队,苏丹的智囊团提出建议,应暂时解围,全力迎击北方的敌人。于是,土耳其人撤围而去,并且烧毁所有无法携带的重型装备。拜占庭人在千钧一发之际得到了拯救,但他们的兵力过于弱小,依托坚城固守尚有一线生机,出城追击对手则无异于以卵击石,也就只能目送土耳其人全身而退。十字军船队穿越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消息也传到了苏丹耳中,这支舰队或许暂时能够掌控海峡,但也不能阻止奥斯曼军队穿越巴尔干的行动,因为帝国已经在欧洲经营了40余年,有了一定的根基。当巴耶济德在埃尔迪内集结主力时,一位土耳其间谍给他带来一份曼努埃尔二世写给西吉斯孟德的信件副本,信中拜占庭皇帝焦灼万分:“为什么你一再延迟?土耳其人已经把矛头指向你了,请尽快备战!”
奥斯曼方面关于这次战役的文献十分稀缺,巴耶济德身边的史学家达卡斯(Dukas)仅留下了片言只语:“几天前便派了使者从帝国的西部边界召集人马,现在来自帝国东部和西部的军队同时开始集结,其中也包括那些围困君士坦丁堡的部队。而巴耶济德苏丹将亲自率领大军。”根据奥斯曼的编年史资料,当主力正在逐步解除对君士坦丁堡的围困之时,他就已经派盖兹·艾弗瑞罗丝贝伊带领一支轻骑兵去侦察十字军动向。于是,一方明而一方暗,十字军的部署已尽在苏丹心中。巴耶济德严令禁止部下私自与十字军交战,而要求各地主力集结在埃尔迪内和普罗夫迪夫 (Plovdiv,今保加利亚第二大城市)之间。他们高效地完成了这一任务。由桑贾克贝伊(sanjakbey,相当于地方封建贵族)招募指挥的各行省部队骑兵,除一部分留在驻地保护自己家园外,其余皆在各个指定集结点汇合。巴耶济德一世为全军统帅,掌握着精锐的土耳其禁卫军,而他的儿子们则分别被派往鲁美利亚(主要指土耳其帝国的欧洲部分)和安纳托利亚的封建部队,以及老将卡拉·帖木儿塔斯贝伊军中。诸侯联军集结于普罗夫迪夫,随后与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列维奇的军队一同前往索菲亚(Sofia)。为了减轻后勤压力,奥斯曼的部队集结地基本沿马里查河(Maritsa)分布,其位于埃尔迪内和普罗夫迪夫之间的军营其实距离十字军外围侦察部队的巡逻范围只有一线之隔,但幸运地避开了十字军的视野。
作为绰号“雷霆”的统帅,巴耶济德一世深晓兵贵神速的道理。在往后的岁月,奥斯曼军队进行总动员通常需要6周时间,他的后生晚辈巴耶济德二世在1484年率军从埃尔迪内出发也花了3周才能越过多瑙河。但在1396年,巴耶济德行军速度明显快了许多,令十字军猝不及防。一份早期土耳其文学作品如此描绘了大军出发的场面“高级官员骑着骏马,周围簇拥着象征荣誉的旗徽、宗教标记,巨大的战鼓以及一对对镀金的小战鼓……” 奥斯曼军队通常的行军秩序是先派出由阿金日组成的先头部队在前方探路,本次可能是由盖兹·艾弗瑞罗丝贝伊指挥,其后是穆色林姆骑兵组成的前锋部队,他们的重要职责是勘测整修道路桥梁,保证它们的畅通。再往后,便依次是精锐骑兵团、封建步兵团,禁卫骑兵团和加尼沙里军团随同苏丹行军,最后是后勤辎重车队。两翼则由西帕希骑兵负责掩护。



                               (27,今日的尼科波利斯)

奥斯曼主力从埃尔迪内往特尔诺沃(Tarnovo,曾作为保加利亚第二帝国首都)行军,塞尔维亚人则从普罗夫迪夫出发。两军最终在9月22日于特尔诺沃会师。在这里奥斯曼军队终于被匈牙利将领约翰的斥候发现。不过,奥斯曼主力似乎无意在抵达尼科波利斯前与十字军正面接触。9月24日,巴耶济德在离城几公里的一处高地上立起了营帐。14世纪末,土耳其作家优素福(Yusu-i)在他的传奇小说中这样描述苏丹营地:“战鼓、横笛,与喇叭齐鸣,马尾麾、长矛与旌旗林立。诸军如层峦叠嶂,皆披挂齐整。他们直面敌人建起军营,一座座帐篷——主帐、从帐、阁帐如雨后春笋迅速布满大地,而帐篷的绳索互相缠绕,几乎要遮住太阳。”
奥斯曼方面的资料显示巴耶济德曾经在战前,乘着夜色,悄然潜行至尼科波利斯城下,并且和都根贝伊有过短暂对话。他似乎表示不能立即给守军强力支援,更多的是精神鼓励。事实上,奥斯曼史学家的记录认为守军并不需要物资援助,他们的储备十分充分。都根告诉巴耶济德说:“我们物资充裕,现在陛下又来到我们身边,我军士气大振,定能克敌制胜。” 巴耶济德则说:“坚持住我的勇士,我将一直与你们同在。很快,汝等将发现我如闪电般兵临城下。”
巴耶济德现在决定使用穆斯林的传统战术,即引诱敌人前来进攻。奥斯曼人精心挑选了战场,并且构筑了野战工事。根据14世纪末马木留克的战斗手册,他们修筑大量战壕,壕沟和筑垒,并安排弓箭手和骑兵防御,这样的布阵能够极大程度抵消十字军的重骑兵优势。欧洲的记录也描述了尖锐的拒马和坚固的筑垒,但没有提及奥斯曼人挖掘的大量壕沟。而正是奥斯曼人对这些工事的综合巧妙的应用,让十字军骑兵在之后的进攻中进退维谷。



苏丹夜访尼科波利斯城堡。右侧围十字军营帐,左侧骑马者为巴耶济德一世,城中回话者为都根贝伊。1523年奥斯曼手稿插图,现藏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

之前信心爆棚的十字军,由于久久不能攻克城堡,骤然发现自己落入了腹背受敌的险境。,尼科波利斯守军在他们后方如鲠在喉,苏丹则在其正面不远处严阵以待,而湍急的多瑙河将他们与补给基地瓦拉几亚隔绝——一旦战败,他们将被合围。对十字军高层而言,便有了些许背水一战的意味,他们必须主动进攻,来打破僵局。不过,对西欧的骑士们而言,这正合胃口,法兰西人的传统战术便是进攻,骑士的荣誉感不允许他们后退半步。
9月24日,米尔恰与昂盖朗率领各部(其中可能包含部分日耳曼十字军)开始对整个区域展开侦察搜索。土耳其方面并未记载这次行动,而基督教历史学家的记载又不乏夸大其词。例如,当西吉斯孟德派遣米尔恰带领1000人去侦察敌情,他回来时报告说,土耳其人至少有20面帅旗,每面帅旗下则有不下10000士兵。”但实际上,他们发现的只是盖兹·艾弗瑞罗丝·贝伊的前锋部队。昂盖朗为此提议发起一次试探性攻击,这个建议被批准,雷诺·德·罗耶和其他4名将领带领500名士兵和500乘马弓弩手(其中包含少量瓦拉几亚人及匈牙利向导)开始出击。根据法国编年史作家弗瓦萨尔(Froissart)的记载,他们遭遇了正在通过附近一个关隘的大批土耳其人,昂盖朗让200名骑士佯退,吸引追兵进入伏击地点,预先埋伏在暗处的十字军则袭击敌人的殿后部队。最后昂盖朗七世的军队漂亮地将敌人一网打尽,凯旋回营。观战的将士们不禁高呼“圣玛利亚与昂盖朗同在!”考虑到编年史家惯有的夸大,这可能仅仅是双方试探接触中的一场小胜。但这再次引起了厄镇伯爵的嫉妒,后者认为昂盖朗的行动鲁莽轻率,企图从主帅约翰身上窃取荣誉和权威。
差不多在同一天,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十字军血腥屠杀了在奥雷霍沃俘获的几千俘虏(其中不乏平民)。理由是苏丹将至,没有充足人力去看守这些囚徒。虽然自第一次十字军以来西欧骑士便不乏此类暴行,但这对奥斯曼人来说却是第一次。连偏向联军的西欧历史学家们也异口同声地称之为耻辱。仓促之际,十字军甚至都没有时间掩埋尸体。暴行直接导致了战后巴耶济德雷霆般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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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3 15:14 | 显示全部楼层
最后的决战于1396年9月25日星期一在尼科波利斯城外不远处的旷野展开。依据文献,战场具体位置是在尼科波利斯和今天一个叫贝勒弗达(Belevoda)的村庄之间的谷地。巴耶济德一世占据了高地,甚至比尼科波利斯城墙东南部的台地还要居高临下,并且土耳其人十分擅于利用各种自然地形加强防御。他的左翼紧贴着树林,右翼则由紧邻多瑙河形成的崎岖湿地提供了绝佳的天然防护。而他整个阵列的前方是一道密布灌木丛的沟壑,这将限制十字军骑兵的冲击力。
奥斯曼军队的阵型按照14世纪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军事传统排布:弓箭手安排在队列最前方,骑兵部队靠后,中间纵深最厚,两翼略薄,整支军队宛如新月。同样按照传统,鲁美利亚和巴尔干骑兵位居部队右翼,安纳托利亚骑兵位居左翼。中央的步兵阵前则布满了锋利的拒马。部分加尼沙里军团被安排加入到普通阿赞布弓兵方阵中,而不是和苏丹的禁卫军在一起。拒马前面还部署了阿金日轻骑兵,他们的任务是引诱敌人进攻土耳其军正面,当反击时,则作为侧翼骑兵进行包抄。


巴耶济德本人的营帐位于稍远些的小丘上,周围由他的亲兵簇拥,而卡皮库鲁骑兵则拱卫在两翼。他忠诚的盟友拉扎列维奇率领的塞尔维亚部队与他的左翼禁卫骑兵团并肩战斗。根据奥斯曼关于尼科波利斯的颂歌中记载,鲁美利亚骑兵由巴耶济德的儿子苏里曼·切莱比(Suleyman Celeb)统帅,由阿里帕夏(Ali Pasha)和鲁美利亚贝伊勒贝伊菲鲁兹(Firuz)等人辅佐。安纳托利亚骑兵则由巴耶济德的另一儿子穆斯塔法·切莱比(Mustafa Celeb)统帅,由安纳托利亚贝伊勒贝伊卡拉·帖木儿塔斯帕夏协助。安纳托利亚骑兵包括很多土耳其在小亚细亚仆从国的部队,大部分来自卡拉曼。巴耶济德计划将十字军的进攻引向中央正面,当其与己方步兵部队厮杀时,再派遣骑兵从两翼攻击。当然这一计划也不无风险,由于苏丹将精锐机动兵力置于两翼,一旦十字军迅速突破中央防线,他的部队就可能被从中撕裂,首尾难于相顾而陷于崩溃境地。
大敌当前,不论是远道而来的法兰西骑士,抑或西吉斯孟德与他的巴尔干联军,都士气高涨,枕戈待旦。不过虽然取胜的愿望同样强烈,但涉及具体的配合与军纪,两者仍不免产生矛盾。西欧军队缺乏专门的协同训练,而奥斯曼军队则有严格的纪律和缜密配合。法国十字军将士倾向于直接发起冲锋,靠强有力的正面突击一举打垮对手。但匈牙利与瓦拉几亚人先前已吃尽奥斯曼军队的苦头,他们倾向于制定更严谨的计划,协同出战。是日破晓时分,全体十字军将领云集在勃艮第的约翰营帐,召开了战前会议。西吉斯蒙德向约翰进言,表示他的侦察兵已目堵了土耳其人的军阵,请求将攻击行动延缓两个小时,使他的侦察兵得以回报敌军的数量及具体部署,之后他建议先由刚与土耳其交手,熟悉敌情的米尔恰用轻骑兵做试探攻击,然后再用西欧十字军与匈牙利部队发动主攻。昂盖朗七世、法国海军上将让·德·维埃纳及十字军的一些资深骑士都建议依从匈牙利国王的老成之言。但厄镇伯爵腓力长期的不满和嫉妒在此刻终于爆发,他声称西吉斯蒙德只是想包揽战功,为自己树立权威,他希望能捍卫法兰西骑士的荣誉,请缨带队冲锋。昂盖朗七世当众怒斥腓力傲慢无礼,并让维埃纳发表意见。维埃纳说道:“实情和情理若不被接纳,那就是傲慢无礼”他又认为如果腓力果真孤身挺进,那么法兰西同袍们不会见死不救,也将一同出击,但是与匈牙利人和其他盟友一起合作才更为明智和稳妥。可腓力依旧坚持己见,不愿再等下去,于是会议演变成激烈的争吵,此时法国军中较年轻的鹰派骑士心高气傲,急于崭露头角,便鼓噪说那些老将们不是谨慎行事,而是畏敌如虎,把法兰西骑士的颜面都丢光了。在他们的言辞相激下,最后约翰采纳了腓力的建议,决心立刻进攻, 西吉斯孟德不得不做出让步。最终,法兰西勃艮第联军被部署于阵型中央最前线,在他们的后方,匈牙利人,日耳曼人,医院骑士团及少量波兰、波希米亚军队依次摆成巨大的横列。右翼是特兰西瓦尼亚人,左翼是米尔恰的瓦拉几亚人。这就意味着十字军的左翼一直延伸到多瑙河,右翼则暴露在尼科波利斯守军面前。
进攻命令被传达下去后,清晨,厄镇伯爵一马当先,充当前锋,约翰和昂盖朗率领的法兰西骑兵主力紧跟其后。其他十字军和部分瓦拉几亚人也一同出击。由于奥斯曼人狡黠的部署,能被高地上的十字军侦察骑兵发现的土耳其军队,只有那些在灌木沟壑后面较远的山丘斜坡上的阿金日轻骑兵。不过十字军也估计到高地下的树林里可能隐藏有大量的拒马和奥斯曼步兵,所以冲上山头后,没有立即全速下山。可能他们和阿金日轻骑兵曾经在高地上短暂接触。但后者并不恋战,很快就有组织地分散向远处山丘退去,而那些起伏不定的山丘则将巴耶济德主力和塞尔维亚骑兵隐藏于其中。
可能是轻信流传于欧洲的土耳其只有轻骑兵的说法,也可能是因为盲目自大,法兰西十字联军向前推进到高地边缘时,并没有及时通知西吉斯孟德。考虑到十字军的布阵,位居最前列的法国人独自发动冲锋后,后面不知情的匈牙利人以步兵为主,显然无法跟上法国骑兵的速度,两翼的巴尔干轻骑兵距离又过于遥远,于是这便导致了十字军阵型的前后脱节。虽然双方总兵力不相伯仲,但此刻法国人即将面临以少打多的窘境,而这完全是他们自身造成的。


冲上高地的骑士们很快发现下方是一直延伸干涸的溪流与茂密的树林,并不利于他们机动。而阿金日轻骑兵看似完全不是西欧重骑兵的对手,一触即溃。但这不是真正的战斗。欧洲历史学家用了很多篇幅来描绘十字军初战告捷,阿金日骑兵四散奔逃的场面,但后者只是按照计划伪装失败以诱敌深入而已。并且高地下的树林里便藏有大量奥斯曼步兵。很快,轻盈的阿金日骑兵便消失在十字军视野,退回后方重整旗鼓。
被“胜利”鼓舞的法兰西骑士们继续推进到奥斯曼军队阵前,这时候,他们才恍然发觉,早先以为的灌木丛,原来竟是密集的尖锐拒马,拒马后是大量埋伏的土耳其弓箭手。他们曾经短暂停顿,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其他的出路,何况骑士规范不允许他们耻辱地后撤。于是他们以惊人的勇气咬牙继续冲锋。可以想象,他们已沦为奥斯曼弓箭手极佳的活靶。据布锡考特元帅的个人传记记载:“箭雨比小溪瀑布的水点还要密集。” 而布锡考特不断激励他的部下继续向前,不能象懦夫一样死于箭下。这时,法国骑士装甲上的优势便体现出来了。土耳其步兵使用的复合弓在射程、精度、射击频率上远优于西欧长弓,但箭头太轻,面对西方最为优良的复合盔甲,穿透力不足,于是多数箭矢都在十字军的甲胄前弹开,他们便在土耳其士兵诧异的目光中,顶着箭雨冲上了山头。
然而山坡相对陡峭,并不适合战马冲刺,虽然骑士的伤亡不大,但战马的装甲防护并没有那么严密,于是有很多战马中箭,甩下骑手跑回营垒。结果是很多落马骑手选择徒步作战。那些徒步骑士在奥斯曼弓箭手阻击下,尽力为战友推倒拒马,令后面的骑士得以通过。西欧十字军的装甲给初次接触的土耳其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14世纪末的土耳其诗歌总是描绘西欧武士“全身披挂重甲”。如发表于尼科波利斯战后的史诗《乌马尔帕夏》这样描写十字军的清晨进攻:“敌人穿着全套铠甲,连马匹也概莫例外,他们的锁子甲令人艳羡,他们的胸甲、臂甲、腿铠以及头盔在阳光下的发出耀眼光辉。”

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十字军便冲过拒马阻碍,进入对方步兵阵中。此时接战的土耳其步兵仅仅为普通的阿赞布弓兵甚至巴希巴祖克这样的非正规军,面对几乎“刀枪不入”的十字军骑士,他们纷纷退向两翼。虽然传统土耳其史学家解释说这实为有意的诈败,是一个陷阱,目的是让十字军陷入重围。但从实际情况看,这恐怕是一场溃败。因为连步兵方阵后的骑兵部队也抵挡不住,被冲得七零八落。这些骑兵可能是先前通过两翼退回休整的阿金日轻骑兵,也可能是负责连接两个步兵方阵的西帕希骑兵军团团。步兵方阵如此之快即告陷落,恐怕大大出乎巴耶济德的预期,土耳其人的战局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击败奥斯曼步兵后,昂盖朗和让·德.维埃纳试图暂停攻击,整理队列,并等待后方匈牙利人的增援。如果成功做到这一点,他们的确还有取胜的希望。但那些年轻的骑士却被建功立业的激情所控制,坚持继续进攻,幻想着再稍作努力,就能直捣苏丹的大本营。然而,如前文所说,一名法国贵族骑士的全套装备,重量超过100磅。经历了长时间全力冲刺和箭雨、拒马的洗礼,多数士兵的体力已经枯竭,而他们此时面对的,是正面最为精锐的土耳其禁卫军,同时,他们的侧面开始受到两翼西帕希骑兵的包夹。虽然骑士的重甲给了他们最好的防护,但侧面依然是脆弱的。这一切都发生在明媚的阳光下的陡峭山坡上。很快,约翰和其他贵族就陷入了层层包围中。但十字军依然没有放弃战斗,长矛折断,战马死亡,他们便抽出短剑,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西帕希骑兵几乎就要支撑不住了。
千钧一发之际,土耳其禁卫骑兵突然高呼真主伟大,从树林中杀出,十字军顿时陷入了恐慌,他们大声叫喊着:“土耳其人从后面冲上来了!我们被包围了!”
让·德·维埃纳海军上将试图将军心稳定下来,但他周围可用的兵力越来越少。有6次,神圣的圣母旗倒下,又被树起,但到了最后,维埃纳本人也和圣母旗一起倒下了。让·德·卡鲁日(Jean de Carrouges)、腓力·德·巴(Philippe de Bar)及奥达德·德·沙斯龙(Odard de Chasseron)等法国贵族及大部分日耳曼骑士也都英勇战死。约翰本想玉碎殉国,但他的贴身侍卫都劝说他暂且投降,以便来日东山再起。约翰便放下了武器。随后,厄镇伯爵腓力,德·拉.马尔什伯爵、布锡考特元帅、昂盖朗七世等人与一些瓦拉几亚骑士,目睹主帅的作为,也相继放下了武器。土耳其人知道这些贵族的分量,准备留待将来换取巨额赎金,也就乐于保全俘虏的性命。
此时,尼科波利斯战役正式被分裂为两个部分,即分别摧毁法兰西十字军和匈牙利联军的两场战斗。当法国人几乎全军覆没,奥斯曼人开始重整阵列的时候,后方的西吉斯孟德很可能还不明白战局的状况。因为法国人擅自发起的冲锋使前后军完全脱节,增援途中的匈牙利人又被小山遮蔽了视线,恐怕只能通过零星跑回的失去主人的战马与跌跌撞撞的伤兵,来判断情势。而这样的场面给肯定会对士气形成严重打击。虽然不清楚细节,但西吉斯孟德想必明白,他已经失去了最好的重骑兵。在西吉斯孟德写给医院骑士团大团长菲利贝尔的著名信件中他抱怨道:“我们因为法国人的骄傲和无知而失掉了这场战役,如果他们听从我的建议,我们就有足够的兵力对抗我们的敌人。”

创作于1588年描绘尼科波利斯战役的土耳其绘画

匈牙利人、德意志人和其他十字军往前出击,试图挽救法兰西勃艮第联军的命运。但特兰西瓦尼亚和瓦拉几亚却并没有如此忠心。当他们看见如狼似虎的奥斯曼军队从树林中杀出的时,便抛弃盟友自行撤退了。米尔恰明白这场战役已经没有胜算,于是选择保存实力。但如此一来,中路的十字军完全失去了两翼的掩护,再一次陷入土耳其人的三面合围。西吉斯孟德的主力继续前进。他们很快遭遇正准备前往尼科波利斯城堡解围的奥斯曼步兵军团,完全失去骑兵掩护的匈牙利部队几乎成为待宰羔羊。当两侧的西帕希骑兵赶到后,十字军最后的抵抗演变成为彻底的溃散。由于威尼斯的战舰吨位过大,无法靠岸,幸存的士兵只能依赖为数不多的小船渡河,这更加重了混乱与伤亡。
当国王战旗倒下时,匈牙利军官们明白大势已去,纷纷劝说西吉斯孟德也逃离战场。他们且战且退,向河边奔去。医院骑士团的一艘小船将西吉斯孟德运到威尼斯海军的战舰上。大约200名伦巴第和热那亚雇佣兵弩手在山丘上忠心耿耿地阻击土耳其的攻势直到匈牙利国王成功登舰。阵中的纽伦堡伯爵约翰三世、医院骑士团大团长菲利贝尔以及格兰大主教等贵胄也得以身免。
不过,多数士兵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将近6000名波兰骑士和瓦拉几亚人在离西吉斯孟德不远处被土耳其人撕成碎片。其余士兵目睹国王远遁,也纷纷涌向多瑙河,企图随意找到一艘小艇逃出生天。但溃兵实在太多,连诸侯贵族都不能一一得到救援,更不用提普通军人了。当他们试图爬上船时,船上的人害怕超载翻船,就砍断扒在船沿的手指,于是很多人沉入河中。幸运的是,9月恰逢多瑙河枯水期,河中还有一些较大的江心岛屿,所以还是有部分十字军得以自救,甚至包括少数法兰西十字军的幸存者。

仓皇渡河逃难的十字军士兵。来自:David Nicolle, Nicopolis 1396: The Last Crusade

战役之后,有多少人被俘,不同的资料众说纷纭,从400人至12000人不等。不过今天的历史学家相信人数在3000左右。当巴耶济德一世作为胜利者进入敌军营地,首次领略十字军贵族的奢华,感到十分震撼,然而当他目睹附近被屠杀的土耳其战俘尸体时,震撼转为了震怒,便决定用同样的方式向基督徒报复。
第二天,9月26日上午,余怒未消的巴耶济德下令将战俘带到他面前。虽然根据伊斯兰法律,战俘是俘获者的财产,但苏丹有权享有五分之一的战利品。于是俘虏中的五分之一被带到他的面前。雅克·德·埃利(Jacques de Heilly)原本是勃艮第公爵的侍卫,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战功卓越,但昔日他又曾作为雇佣军在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一世手下效劳。此次战役他加入约翰的卫队。由于他同时得到双方的信赖和尊重,他奉命负责从诸多战俘中进行甄选,最后选出了50名身份最高贵,能换回高额赎金的贵族,这些人在后来的屠杀中幸免于难。
根据十字军幸存者的说法,暴怒下的巴耶济德一度准备将大部分普通战俘屠戮殆尽。后来他的群臣劝诫说过多的流血可能会引发真主的不满,他才决定仅仅杀一儆百。记录中被屠杀的战俘人数从300到3000不等。奥斯曼人可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震摄那些潜在的抵抗者,激励士兵的勇气,并平息他们的愤怒。
据说,在十字军出发时,恶兆就已经在法国显现。不祥的乌云压在加来(Calais)附近的皇家营帐,目击者报告有一颗巨大的流星如长矛般击中其中5个帐蓬。1396年12月,第一批尼科波利斯幸存者辗转者回到法国。很多人去了巴黎,但在那里他们被当作流浪汉或者匪徒关进了监狱。起初,他们关于这场灾难的描述无人相信,并且人们甚至准备绞死这些妖言惑众之徒。然而更多的逃亡者不断出现,其中两人更是得到了觐见勃艮第大公腓力的机会。虽然得知了惨败的消息,但他们说不出具体细节及约翰等贵族下落,爱子心切的公爵遂派遣他的侍卫纪尧姆(Guillaune de l'Aigle)到东方去调查真相。
一些顺多瑙河而下的逃亡者聚集在热那亚殖民地卡法得到了安顿。而威尼斯船队将西吉斯孟德和他的部下带到君士坦丁堡。虽然匈牙利和西欧十字军可悲地战败,但至少拜占庭首都暂时得以解围,也不能说全无收获。在那里他和曼努埃尔二世皇帝讨论了当前局势。西吉斯孟德雄心勃勃地准备在来年春天再发起一次十字军远征,不过这已经是痴人说梦了。医院骑士团大团长菲利贝尔·德·莱雅克则在12月底经由数个医院骑士团控制的港口回到罗得岛。
至此,整个十字军行动完全以失败落幕。

巴耶济德下令处死一批十字军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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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10 19:42 | 显示全部楼层
1396尼科波利斯会战(5)
战败后遭对手囚禁,对那些多年征战的西欧贵族而言,并不新鲜。那些身份高贵的战俘作为“财神”得到了悉心照料。对一些未满20岁的年轻战俘,土耳其人通常也能网开一面。但那些逃脱处决命运的普通战俘,其结局就不无人知晓了。估计大部分被作为奴隶,贩卖到帝国各地,也有的可能皈依伊斯兰,从而获得自由,并融入伊斯兰社会。
最初战俘囚禁在距离战场350公里外的加里波利半岛(Gallipoli)。他们被剥去衣衫,大多数囚犯都没有鞋子,他们的双手被绑,时常遭到狱卒毒打,苦不堪言。贵族俘虏被关在当地一座塔楼的上层房间内,苏丹又从普通战俘当中挑选300人关在下层的房间与他们“作伴”。后来,为了远离基督徒营救俘虏的危险,他们被送到小亚细亚的前首都布尔萨严加看管。土耳其供应贵族囚徒面包和肉,容许他们拥有长时间的望风,甚至偶尔同意他们打猎解闷。不过,他们的健康问题还是很严重。很快,约翰就因病和他的同伴们分开。厄镇伯爵腓力在战斗中负伤,最后死在他的囚禁地中。昂盖朗爵士的身体状况亦十分糟糕。尽管他过去一直是身强体壮,并得到了难友的精心照顾,但还是蒙主的召唤,上了天国。
曾替巴耶济德一世辨认贵族身份的雅克·德·埃利被双方选中,作为赎金特使,在起誓后回到了故国,向法国国王、勃艮第公爵通告土耳其人胜利的消息并为战俘索求赎金。圣诞节当日,雅克·德·埃利驭马进入巴黎,跪倒在国王前诉说十字军东征战败及巴耶济德一世对俘虏的屠杀的消息,他还带来了约翰及其他贵族俘虏的信件。没有来信的人被假定为死亡,宫廷显贵都围在雅克身边打探亲人的状况,很多人痛哭流涕。作家德尚写道:“丧礼由早上一直举行到傍晚。”法国政府更是宣布1月9日为全国哀悼日,当天“巴黎的所有教堂响起铃声,令人悲悯”。国王赐雅克他200金币,并安排三名勃艮第骑士与他一道原路返回土耳其帝国,同巴耶济德商讨赎金的具体金额问题。因为知道巴耶济德喜欢打猎,因此他们特意准备了从米兰勾买的白色的猎鹰,精美的丝绸,用黄金和象牙雕饰的马具,以及用另一位伟大征服者亚历山大故事作为内容的挂毯当做礼物。

巴耶济德收取十字军战俘赎金

出发前,考虑到未来赎金金额恐怕会十分惊人,法国特使还特意去热那亚与威尼斯寻求当地商人的借款。虽然法国和勃艮第是主要的支付者,并且他们还为此开征了特别税,但这笔巨款是由几乎整个西欧贵族阶层共同偿还的。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法国支付200000弗罗林金币(Florin)作为赎金。在法国支付了75000的首期后,俘虏在1397年6月24日被释放,他们在威尼斯等到所有款项结清后,终于得以重返法国。
    约翰在1398年2月22日到达第戎,这差不多已经是他率领十字军出发后的两年了。他和他的同伴们也收到巴耶济德赠送的一些小礼物:一个铁杖,土耳其风格的亚麻束身衣,一些皮弦弓和一些小鼓——这对十字军而言是一种绝妙的讽刺。礼物透露出以下信息:奥斯曼人是用最质朴简单的方式,打败了奢华自大的十字军。
在分析十字军失败原因时,大多数法国人热衷于将责任归结于匈牙利之上。德尚在1396年底的一个诗篇中写道:
“尼科波利斯,**的城市。,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目睹伟大的围城攻坚。
这却在傲慢和讽刺中惨淡结束,
因为匈牙利人可耻的逃跑了。”

虽然战役的来龙去脉今天还未完全厘清,但将失败完全归罪于匈牙利人显然并不公平。尼科波利斯战役是十字军所能召集的当时西欧国家中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结果却是在兵力相当的平原决战中彻底失败了。如果法国人最初听取匈牙利人的建议,与之通力合作,而不是一心想着包揽头功;如果他们不是过分轻敌,而提前做到知己知彼;甚至如果最初由英王理查和法王查理联袂亲征,尼科波利斯的惨败便或许能够避免。然而历史已经不可重现了。尼科波利斯战役中的十字军可以说是“最后一次跨国骑士精神的联合。”之后,英法两国再次陷入连绵的征战中,再也无心无力,去干预东方事务。而巴尔干与意大利诸国更是各怀鬼胎,甚至希望同奥斯曼帝国与虎谋皮。至于拜占庭,则无可避免地衰落下去,直至1453年彻底覆灭。虽然之后也有欧洲军队联合起来对抗土耳其人并取得胜利,如1571年在勒班陀,17世纪在维也纳,但这已经是近代意义上国家间的战争,再也不是中世纪那种充满宗教情怀和理想主义的十字军东征了。
虽然遭受了沉重打击,但尼科波利斯灾难并没有浇灭勃艮第精英阶层的活力。约翰显然从尼科波利斯战役中吸取了教训,他在1404年成为勃艮第大公,或许当年在尼科波利斯被麾下骑士架空的经历痛彻心扉,直到去世,他一直牢牢掌握着军队,并且在战场上颇有斩获。在政治上,巴耶济德或许给了约翰不少启示,后者也青睐运用强力手腕,来解决难题。在同奥尔良公爵路易一世争夺法国摄政权的斗争中,约翰于1407年派出刺客结束了路易的性命,从而几乎成为法国真正的主人。可惜好景不长,12年后他在蒙特罗与法国王太子查理谈判时,被奥尔良派的支持者暗杀身亡,享年48岁。


勃艮第公爵约翰被刺身亡


布锡考特元帅是少数几个曾返回东方作战的十字军成员。他于1399年率领一支千余人的武装代表法王参加了援助君士坦丁堡抵抗巴耶济德的战斗,并帮助该城免遭陷落。历史学家们还发现了布锡考特在英法阿尔库尔金战役前制定的作战计划,这份计划充分反应了他在尼科波利斯战役时对抗奥斯曼弓箭手的经验,虽然战役最终以法国惨败收场,而布锡考特作为战俘在英国度过了余生。
毫无疑问,尼科波利斯战役对匈牙利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场战役严重损害了西吉斯孟德的威望和本已脆弱的统治基础。1401年,西吉斯孟德竟被政变的男爵们拘押起来。虽然最后得到释放,重新成为国王,不过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男爵们实在找不到可以替代他的人选。匈牙利国王在惨败后卧薪尝胆,积极的开展军事改革。常备军得到扩充,并进一步规范了主教和男爵们的封建义务来保护王国。更主要的是,新的预备役体系也建立起来了,每个地主必须在其佃农中,每20个供养一名轻骑兵,每个轻骑兵还需配备一个乘马弓手。很明显,这套体系是针对奥斯曼威胁的。南方前线的筑垒防御也被现代化,来自意大利的工程师帮助构筑新的防御工事。西吉斯孟德大体保住了他的王国,并在1433年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加冕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的西吉斯孟德

对欧洲人来说,尼科波利斯战役还有一层特殊的内涵。它隐约昭示着整个中世纪时期占据军事统治地位的骑士,开始走向没落。以往的西欧人总把骑士当做天之骄子,是军队的灵魂,但代表欧洲骑士最高水准的法兰西人,居然惨败于看似“粗野”的土耳其牧民之手,这就不能不为西欧军事体制敲响一记警钟。骑士对防护力近于畸形的追求,骑士迂腐的清规戒律,骑士散漫的纪律和个人至上的传统,在生气勃勃的土耳其禁卫军面前,被击得粉碎。1396年尼科波利斯原野上的那场鏖战,开始让人们对比思索,或许加尼沙里军团才是未来军队的出路和楷模。20年后的阿金库尔战役,数万法兰西全国骑士阶层的精华,尽数葬送于数千英格兰农民长弓兵之手,便真正敲响了骑士阶层的丧钟。而土耳其新军在随后的两个世纪,成为了欧洲人竞相效仿的对象。


1415年阿金库尔战役,以长弓手为主的6000英军击败了以骑士为主的36000法军


对土耳其而言,尼科波利斯战役的胜利意义也非同小可。奥斯曼人由此在巴尔干站稳了脚跟,并大大加强了对希腊地区的控制。以往一贯轻视土耳其的西欧诸强从此对它刮目相看,在巴尔干,再也无人能够轻易将穆斯林赶回海峡对岸。虽然6年后,面对东方迅速崛起的强权帖木儿帝国,巴耶济德在安卡拉战役遭到生平唯一一次惨败,他最终死在帖木儿营中,并只能坐视帝国的亚洲部分在后者的铁蹄下呻吟颤抖。成也萧何败萧何。或许巴耶济德需要为此后帝国陷入群龙无首的内战负责。当初臣服的诸侯也乘机纷纷反叛,如他生前最亲密的基督教战友,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列维奇便脱离了土耳其统治,并四处开疆拓土。看上去,仿佛1396年的战果,在1402年的失败中,已经加倍地丧失了。其实不然。在尼科波利斯战役之前,土耳其帝国进入欧洲不过40余年,而在小亚细亚,已有百年基业。它骨子里依然是一个亚洲国家。倘若十字军在尼科波利斯取胜,考虑到其离心离德的因素,恐怕至多只能将巴耶济德逐出欧洲,而无从染指安纳托利亚,更遑论收复圣城了。但如果这一幕发生,几年后土耳其帝国遭遇帖木儿时,便会蒙受灾难性的后果,即帝国的东方西方,近乎同时受到蹂躏。事实是,当奥斯曼帝国的亚洲行省陷入混乱之时,它的欧洲部分却成为了天然的避风港和大后方。无数土耳其难民、士兵和精英,渡过海峡,前来巴尔干、色雷斯定居。帝国在20年后能够得以恢复元气,靠的也是在欧洲的休养生息。如果巴耶济德在尼科波利斯战败,这一切就不会发生,而土耳其历史将被彻底改写。1396年9月发生的事件,决定着往后奥斯曼帝国是转向西方,还是倚重东方。此后,随着苏丹迁都君士坦丁堡,看重欧洲的倾向便越来越明显。直到今天,土耳其虽然绝大部分领土都位于亚洲,却把自己视为欧洲国家,不能不说,早在尼科波利斯战役便埋下了伏笔。在我偶然发现的一张老照片上,近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身着土耳其新军制服,英姿飒爽,不知是否悄然穿越时空,在向500年前的先贤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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