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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李隆国丨“民族大迁徙”:一个术语的由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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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2-14 16: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摘 要:作为一个历史术语,“民族大迁徙”有其自身的演变史。本文以德国史学史为主,梳理该术语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自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民族大迁徙”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术语,用来解释罗马帝国晚期北方族群逐渐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定居,并建立起自己的政府的历史进程。此后,逐渐形成了“自东向西迁徙” 和“自北向南迁徙”两大理论解释框架。二战以后,族群迁徙理论逐渐让位于族群生成(凝聚)理论。近年来,族群认同研究取而代之,将中古早期的族群问题从人种志学领域解放出来,而以政治文化研究为主。目前,如何看待中古早期史中族群研究的必要性,学术界仍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关键词:民族大迁徙 族群生成 族群认同 自东向西迁徙理论 自北向南迁徙理论



2015年可以说是欧洲的“难民之年”。在德国,难民问题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在诸多的讨论之中,中古早期的“民族大迁徙”(Völkerwanderung)备受关注。2015年8月23日,《世界报》(Die Welt)刊发了署名记者文章:《这是新的民族大迁徙么?》(Ist das die neue Völkerwanderung?),作者布歇尔(Wolfgang Büscher)试图“打开历史书一读,发现,德国不会衰亡”。这句话显然在隐喻1600年前的罗马帝国。他说:“这一切何时是个尽头,是否就像曾经发生过的那样,直到罗马匍匐在入侵的蛮族脚下?因为这就是遥远的明镜,镜面浮现出一行字:罗马的终结。”


出于这种焦虑,记者们需要征求历史学家的意见。2015年9月11日,《世界报》的记者对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亚历山大·德芒特(Alexander Demandt)进行了专访,题为《这就是当年罗马帝国的遭遇》。这位研究古代晚期的资深历史学家非常肯定地说,这就是一场新的民族大迁徙。 但这只是一家之言。11月6日,《柏林报》刊发了对洪堡大学中古史教授博尔果尔特的专访,题为《从来就不曾有过民族迁徙》。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学术界已经告别了‘民族大迁徙’这一术语,转而说移民。那么您怎么看‘民族大迁徙’呢?”博尔果尔特回答说:“这个术语是被人文主义者塑造出来的,1557年由维也纳的学者拉齐乌斯(Wolfgang Lazius,1514—1565年)首次在其作品《族群大迁徙论》中使用,旨在反驳一种观点:即基于塔西佗的作品而推导出的、一个边界固定、相对静止的、统一的日耳曼人世界。”但是,“民族从来就没有迁徙过。在所谓的‘民族大迁徙’时代,由各种不同族裔组成的群体在迁徙,他们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了稳定的王国,然后型塑为某个民族。是罗马人和希腊人赋予了他们各自的名称。但是,他们绝非单一的族裔群体,而是来自非常多元的族裔。有些群体使用其他知名的族名,并试图将自己与该族名的传统连接在一起。”


难民问题和移民问题,已经并将继续引发史家的新思考。借此机会,本文拟对“民族大迁徙”的学术史,进行初步的梳理。早在2002年,英语学界就出版了《论蛮族认同性》,对德国民族主义影响下的“民族大迁徙学说”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作为回应,奥地利科学院的瓦尔特·波尔教授也针锋相对地梳理学术史。2013年他发表了长篇理论文章《认同的策略:方法论集成》。同一年,{mod}出版了颜武德教授的专著《中古早期史研究的现代渊源》。这部书主要对英语和法语史学界和20世纪德语学者的研究进行了细腻的梳理,揭示了近三百年来中古早期史学与现实政治的纠葛。2014年《历史研究》发表了康凯的专题论文《“蛮族”与罗马帝国关系研究述论》,在借鉴颜武德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东哥特王国研究为个案对英语世界的研究现状也做了较深入的介绍。今年,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将美国普林斯顿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帕特里克·格里的综述文章《作为跨文化互动的民族大迁徙》译成中文,以飨读者。有鉴于此,本文围绕德语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这一历史术语的来龙去脉略加梳理。


文章按照时间的顺序从中古早期叙述至当下。第一部分对“日耳曼人”如何与“德意志人”等同的历史进行简单的介绍。第二部分重点分析“民族大迁徙”作为一个历史术语的由来,并介绍“亚洲起源说”的民族大迁徙模式。文章接下来对1700年之后开始出现的“欧洲本位说”的相关学术史进行探讨,说明“自东向西”“自亚洲征服欧洲”的民族大迁徙模式如何被“从北向南”、从斯堪的纳维亚出发的大迁徙模式所替代。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二战后“族群生成”理论的兴起。文章最后对当下的新研究动向稍作分析,以结束全文。



一、日耳曼人与德意志人


所谓民族大迁徙,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而言,“375年在罗马帝国北部边境由于匈人入侵引发的民族大迁徙,从多瑙河下游出发,到罗马帝国境内获取土地。伴随日耳曼国家的建立,导致5世纪罗马帝国西部瓦解。终结于568年伦巴第人进入意大利。”而广义的民族大迁徙还包括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的日耳曼人向南的迁徙活动。作为一个历史术语,民族大迁徙实际上是指属于日耳曼人的诸多族群如何进入罗马帝国、获得土地,并建立王国的过程。其核心概念就是日耳曼人的统一性。因此,这里要先追溯这种统一性的获得。


古代罗马帝国的北部边界以莱茵河和多瑙河为界,在这一边界线之东、之北的欧洲其他族群,在当时并没有发明文字和书写,所以,要了解他们的历史主要依靠罗马作家的记叙。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其他偶尔涉及这些族群的作家还有:博瑟多尼(Posedonius,约公元前135—公元前51年)、托勒密、老普林尼和斯特拉波等人。在作品中,作者们提供了关于日耳曼人的族群、习俗、性格等方面的经典论述,代表了罗马帝国前期,罗马人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认识。这些作家之间的描述并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从而为此后的学术纷争提供了最初的资料。


公元4世纪至8世纪,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建立起自己的王国,按照时间的先后,大体有汪达尔王国、西哥特王国、勃艮第王国、盎格鲁—萨克逊诸王国、东哥特王国以及法兰克王国。这些新兴的蛮族王国都有记录其历史的作者,如东哥特王国的乔丹、法兰克王国的都尔主教格雷戈里、诺森伯里亚王国的比德等。在追溯族源的时候,他们很少使用塔西佗所用术语——日耳曼尼亚和日耳曼人,而是采用具体的族名。而且,在他们看来,各蛮族的历史就是基督教化的历史。另一方面,拜占庭史家如普罗科比等则在继续使用“日耳曼人”。


8世纪晚期,卡西诺山的本尼迪克修院的修士主祭保罗在《伦巴第史》中,第一次试图对蛮族迁徙的历史提供一种宏大的解释,并使用了日耳曼人和日耳曼尼亚这两个术语。他认为,与南方相比,北方寒冷,故少疾疫,人口繁殖快。在人口压力之下,生活在日耳曼尼亚的诸部族被迫向外迁徙,“小部分前往亚洲,但大部分在欧洲内部迁徙,摧毁了高卢和伊利里库姆(Illyricum)的所有城市。但是受灾最为严重的是意大利,日耳曼尼亚诸部族中最为野蛮的族群对她进行了劫掠,如哥特人、汪达尔人、鲁吉人(Rugi)、赫鲁里人(Heroli)、图林根人(Turcilingi)等等。同样还有温尼鲁人(Winnilorum),即伦巴第人。他们源自于日耳曼人,后来快乐地统治了意大利。尽管对其迁徙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他们来自于斯堪的纳维亚岛。”


保罗将帝国衰落与蛮族入侵联系起来。在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地区,这种观点并非鲜见。早在公元6世纪,非基督徒作家左西莫斯就将君士坦丁大帝与罗马帝国衰亡联系起来,认为他迁都,改变宗教信仰,引进了大量的蛮族人,是导致帝国衰亡的罪魁祸首。左西莫斯也因此被兰克称誉为从蛮族与帝国关系中思考大历史的第一人。大体与左西莫斯在同一时期创作的哥特人史家乔丹,却并不认为哥特人是日耳曼人的支裔。在其《哥特史》中,他承认哥特人来源复杂,与匈奴人关系非常密切。他说:“许多部族用多个族的人名,例如罗马人用马其顿人名,希腊人用罗马人的名字;萨尔马提亚人用日耳曼人名,而哥特人则习惯借用匈奴人的名字。”他还说:“哥特人占了日耳曼人的土地,那里现在被法兰克人所占据。”暗示哥特人并不属于日耳曼人。其实,中古早期作家关于“日耳曼人”的说法,往往矛盾,一如古典作家,从而为后来的学术纷争开启了另一个源头。大体说来,意大利、希腊学者更多地继承了古代作家关于日耳曼人的术语传统,而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新的族群认同正在形成中。


公元800年,法兰克王国的查理曼在征服萨克森人,攻灭伦巴第王国之后,复兴了西部罗马帝国。“法兰克人”成为西部欧洲最为广泛的新族群认同。806年,查理曼发布《分国诏书》,将国土分割继承,其中东法兰克尼亚,即是原来的“日耳曼尼亚”。艾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中介绍查理曼的婚姻生活的时候,说到“他另外还有三个女儿,其中两个为他的妻子法斯特拉达所生,法斯特拉达是东法兰克人,亦即日耳曼人”。查理曼的孙子——虔诚者路易之子日耳曼路易,因为分得东法兰克尼亚,所以得享绰号“日耳曼王”(Lodoici regis Germanorum, Hlodowici Germanorum regis)。成书于9世纪的《古本卜尼法斯传》则称誉传主为“日耳曼人的传教士”:“(圣)保罗是老师,则他(卜尼法斯)是学生;前者是万族之师,而他是日耳曼人的传教士。”10世纪末,由兰斯的修士里歇写作的《历史》中,则往往将日耳曼人与高卢人相提并论,称加洛林帝国为“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帝国”,称奥托为“日耳曼王”。“日耳曼王奥托死后,其子奥托被日耳曼人和比利时人推举为王。”


因此可以说,大体在9世纪,日耳曼人组成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是新兴的加洛林法兰克帝国的一部分,大体指莱茵河以东的东法兰克尼亚地区。10世纪建立的奥托王朝虽然重新将西部罗马皇帝的称号从意大利夺回,正式开启了延续近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但该王朝也大体延续着日耳曼王国的称号。随着这个王国的扩张,日耳曼尼亚这个原本限定于莱茵河东岸地区的地理概念,不断扩张其地理内涵,逐渐包括该王国所辖的全部地区。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奥托王朝被称为“条顿王国”。根据德国学者的调查,这个术语最初出现于920年的记事条中:“巴伐利亚人自愿接受公爵阿努尔夫的统治,让他统治条顿王国(Regno Teutonicorum)。”由于这部编年史现存的唯一抄本抄写于12世纪末,所以,这条纪事的历史真实性引发了学者们的争议。1990年,布玉尔教授发表《两个民族的诞生:德国人和法国人(9—11世纪)》,将条顿王国(即中古德国,拉丁语中的“条顿人”即是德语中的“德国人”)的形成系年于11世纪中期。不论“条顿王国”的出现是10世纪还是11世纪,这个术语的出现标志着中古早期的日耳曼王国,逐渐转变为德意志王国,成为现代德国的直接前身。


“条顿”术语的使用,与意大利人密切相关,现存关于这一术语最多的早期文献是著名的改革派教皇格雷戈里七世的文书集,一共出现了30多次。有学者指出,格雷戈里使用的“条顿”可能还含有一定的政治意图,例如他还将“条顿”与“萨克森”相提并论,意在说明自立为萨克森王的亨利四世之子亨利五世不属于条顿人的范畴,以达到挑拨他们父子关系的政治目的。


其实,早在9世纪晚期,圣高尔修道院的修士结巴诺特克在《圣高尔传》中提到圣高尔的诗歌时,就将“条顿”和“拉丁”对举,来说明语法规则。而11世纪末修订的《卡西诺山编年史》则明确提到了“条顿族”。“图勒(Tullensem)主教布鲁诺出身条顿族,乃王室后裔,罗马人请求并选举他为教皇,称之为利奥教皇。”因此,可以说,在南北关系的背景之下,从11世纪中期开始,在拉丁人和条顿人的二元关系之中,文献中“日耳曼人”被“条顿人”取代。而“条顿人”(Teutonus)正是“德意志人”(Deutsch)的拉丁文写法。


12世纪中期,出身皇族的弗赖辛主教奥托写作历史名著《双城史》(或《世界编年史》),他提及当时人对帝国的属性存在着争议。到底是法兰克人的帝国还是条顿人的帝国,他认为后者属于前者。“在我看来,拥有罗马城的条顿王国,也是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如前所述,在查理曼的时候,法兰克王国统治全部高卢,即凯尔特、比利时、里昂和全部日耳曼尼亚(从莱茵河至伊利里库姆的地区)。此后王国分割继承,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都被称为法兰克王国。在西法兰克尼亚,王统一直延续到(胖子)查理。而在东部,即条顿人那里,查理曼的支系首先断绝,萨克森族的亨利继位。其子奥托从篡夺帝位的伦巴第人手中将帝位夺回,归于东法兰克人即条顿人,他也就被称为条顿人的第一位皇帝……加洛林失鹿,由其他家族或者操不同语言者继立,奥托所接掌的仍是同一个王国。”《双城史》将奥托创建的条顿王朝纳入到“法兰克帝国”乃至“罗马帝国”的法统之中,使得“条顿王朝” 向前直接追溯到5世纪创建的法兰克王国,而远绍于公元前8 世纪建城的罗马。


此后,“条顿”与“日耳曼”的互用逐渐流行开来。最为明确地表达这一看法的作者是科隆的圣玛丽亚教堂的教士洛厄斯的亚历山大。在其《历史札记》中提到了高卢人、条顿人、意大利人。在他看来:“条顿人”即“日耳曼人”,“属于同一族群”,而“意大利人”即“拉丁人”。但是在当时,像亚历山大这样明确地将日耳曼人等同于条顿人的作家并不太多, 大多数作者的用法还不是如此明晰。例如乌尔斯贝格的布尔卡德的《编年史》在提到族群时使用“日耳曼人”,而将德意志皇帝的军队称之为“条顿人”的军队。


到14世纪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将罗马与德意志帝国紧密地连成一体。要想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就必须去罗马加冕,否则只能被称为德意志国王。此后,随着意大利诸城市共和国实力的增强,皇帝要想控制意大利越来越难。1452年,作为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最后一次前往罗马,此后再也没有皇帝能够到罗马加冕。1453年,查理五世颁布“黄金诏书”,正式确立七大选帝侯,从事皇帝的推选工作。皇帝的产生与罗马教皇脱离关系。1508年,皇帝马克西米连将自己的皇帝称号改为“被选举的皇帝”(Imperator electus)。随着帝国与罗马日益分离,从普世性帝国逐渐转变为一个地区性政治体,德意志地区也就需要有属于自己的、有别于罗马帝国的历史渊源。也正是作为现代德意志人的前身,赋予了日耳曼人最初的统一性。


二、源自于亚洲的民族大迁徙


在中古时期,世界史家很少认真去讨论古代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而是关注于宗教伦理教育,通过强调帝国兴亡乃历史的必然现象,从而劝谕统治者不要迷恋于人世间的权力和虚荣,要从兴亡之道中认识到上帝的意志,虔诚信主。中古晚期知名的历史学家,维也纳大学教授伊本多菲(Thomas Ebendorfer,1388—1464年)在其《罗马帝国编年史》中还在坚持这一传统。在叙述西部罗马帝国的历史之后,他特地写作了一个“启示”:“上帝的审判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在罗**城907年之时,奥古斯都开创的西部罗马帝国,在可怜的小奥古斯都手中丧失了其荣誉,可怜地落入了诸外族(exterarum gencium)之手,开始走下坡路……依据上帝公正的审判,度量其他人的,自己要被度量;用武力和欺骗取代其他王国的,自己也会被卑微者取代,受到其他族群的摧毁。它曾将自己立为全世界最高者,首先被阿拉里克所羞辱,此后被奥多瓦克统治了14年。”他们的笔下并没有统一的、由日耳曼人组成的民族大迁徙,有的只是各个具体的族群的迁徙史。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却并不这么来认识古代罗马帝国的衰亡。15世纪的大学者比昂多写作了名著《罗马帝国衰亡以来史》。在这部模仿李维的《罗**城以来史》的作品中,比昂多揭示了罗马帝国的衰亡与蛮族入侵的关联性。他认为:从君士坦丁之子君士坦提乌斯至提奥多西诸子统治的70年间,帝权经历了巨大的衰落。哥特人进入意大利,攻陷罗马城,此后匈奴人、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纷纷统治高卢和意大利。在查士丁尼统治之下,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帝国复兴了较长的一段时间,攻灭了许多蛮族王国。但是,宦官纳尔苏斯招引伦巴第人入主意大利,带来了灾难,断送了复兴。从赫拉克略时期开始,帝权的巨大衰亡开始了。由于先后有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的入侵,使得帝国一直衰落下去,仅仅维持了帝国之名,而无其实。


比昂多全面讨论了蛮族入侵,其所论及的蛮族也极为广泛。这些蛮族来自四面八方, 始于哥特人而终于土耳其人。他并没有提到“日耳曼人”,甚至都没有用当时流行的字眼“北方佬”(Septentionales)。两代人之后的马基雅维里,就是在“北方佬”的视野之中来理解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他还是沿用了主祭保罗的理论,认为北方人口繁殖快,必须迁徙三分之一的人口,他们的迁徙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这个国家为由北方来的移民定居下来提供种种方便,这样就把罗马帝国毁灭了。”一部出版于1564年,由匿名作者撰写而托名为马基雅维里、声称从意大利文翻译成拉丁语的作品,其标题即为《北方族群的迁徙和帝国的灭亡:清布尔人被马略征服之后》。在书中,译者提出了“五百年帝国必衰亡”的理论,而帝国衰亡则不外内因和外因,外因即“这些北方族群的迁徙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


15世纪末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的重新发现,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事件。近年来德裔美籍学者克里布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日耳曼尼亚志》认可史的文章,2012年更出版了一部畅销书《一本最危险的书: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从罗马帝国到第三帝国》,巧妙地通过《日耳曼尼亚志》的传播史来解析德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 尤其是德国纳粹时期的种族主义。但是,学者们对《日耳曼尼亚志》的接受情况,要远比克里布斯所想象的复杂,而且《日耳曼尼亚志》本身的内容就相当庞杂模糊。例如在种族源流方面,塔西佗对哥特人的归属就非常模棱两可。他既提到哥梯尼人(Gotini)又提到了哥托内斯人(Gothones),两族相邻,哥梯尼人更靠近罗马边境。塔西佗认为,他们不属于同一部族,其中哥托内斯人是日耳曼人,但塔西佗对该族没有提供更多的具体信息;而他了解较多的哥梯尼人,则因为说高卢语,被认为“不是日耳曼人”。应该说,在近代早期,与其他古典史书相比,《日耳曼尼亚志》并没有受到特殊的对待。在使用中,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将它与其他古典史料相提并论,并没有厚此薄彼的现象。至少在哥特族源问题上,塔西佗并没有提供更多的、令人信服的信息。


哥特族源的归属问题是日耳曼人源流史上十分关键的问题,因为正是哥特人开启了“蛮族”大迁徙的大潮,是他们第一个攻陷罗马(410年),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亡。


比昂多就认为哥特人属于斯基泰人,而非日耳曼人;在他看来,后来的土耳其人即是哥特人的后裔。针对这一问题,1531年,著名学者贝阿图斯·瑞纳努斯(Beatus Rhenaus, 1485—1547年)专门写作了论文《与卜尼法斯·阿美尔巴奇论哥特种族源流书》,强调哥特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他所依靠的史料主要是拜占庭帝国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普罗科比的《战争史》。他说:“不仅我们德意志人很少读普罗科比所著史书,而且还被一些拉丁诗行所误导,认为哥特人出自于斯基泰人。”


但是,因为古典作家的论述各自不同,所以哥特人是否属于日耳曼人一直存在着争议。直到17 世纪末,学者们仍然存在着分歧:“迁徙民族中的第一个就是哥特人。其名字是日耳曼语辞源,意为‘好人’。《卢恩文文献》中的记载多模糊不清,约翰·罗肯尼乌斯(Joannes Loccenius,1598—1667年)证明它与‘Getarum’的族名是同义词。语言和习俗也非常类似。但是约翰·蓬塔努斯(Johann Isaak Pontanus,1571—1639年)和克吕维尔(Phillip Clüver,1580—1622年)对此予以否认。我们认为‘Gothos’,‘Gotos’,‘Gottos’和‘Getas’是同一群人……以免古老的哥特族名湮没无闻。古代几乎所有的北方民族都被称之为斯基泰人,现在则被称之为鞑靼人。至于他们的来源,争议不会更少,他们是来自斯基泰人的兵营,还是从斯堪的纳维亚来?但如果哥特人是日耳曼人,那么很清楚,他们来自于北方的日耳曼尼亚,即今天的日德兰半岛(Jutia),属于斯堪的纳维亚。”到17世纪中期,比得·海林(Peter Heylin,1599—1662年)就总结说:“关于古代民族的辞源多不可靠,大部分要靠推测,所以置而不论。”


哥特人只是其中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对于日耳曼人这个词汇究竟来源何在,是什么意思,近代早期的学术界异说蜂起,学者们见仁见智:“有些人依据罗马作家的意见,认为日耳曼人意为‘兄弟’,因为他们发现这些人情绪暴躁、身材颖长、头发金黄、躯干魁梧,习俗、宗教仪式与高卢人相近,如斯特拉波即持此说。有些人则以为这是针对罗马人而言的, 日耳曼人与罗马人之间在宗教仪式或者军事习俗方面相互交流,犹如兄弟,故罗马人称其为兄弟。这是普鲁塔克的看法。有些博学之士则从日耳曼语言考察其辞源,认为‘ger’意为‘全部’,‘man’指‘人’,合起来就是‘所有人’的意思。另一些人则推测,‘ger’在高卢语中为‘战斗’,所以‘Germani’即为‘战士’之意。有些人认为这个族名源自于‘germinando’, 因为该族人口繁殖极快。主祭保罗即持此说。还有些人认为这个词来自于亚洲的族群‘Carmanis’,字面意思为‘起初’。鲍伊克鲁(Kaspar Peucerus? 1525—1602年)认为‘日耳曼人’来自于‘Hermenner’,即‘好斗之士’;朱尼乌斯(Hadrianus Junius? 1511—1575年)说这个词来源于‘Thogarma’,这位陀迦玛是歌篾之子,歌篾是雅弗之子,雅弗是诺亚之子。”


与此类似,对于早期日耳曼人究竟包括哪些族群,近代早期的学者们也是各自有所发明。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近代德国诸侯并立的局面是异说蜂起的现实土壤,而是强调了提供有关日耳曼人信息的古代作家,措辞较为随意,且与时而有所不同。“塔西佗、普林尼、奥罗修、斯特拉波、托勒密都讨论过日耳曼人,但是我们还是无法弄清日耳曼人所属各族的名字,所以我特别惊讶地发现,这些族名与特定地区相连时会出现时代错位;也会同样地感到奇怪,没有哪个作家在族名问题上与其他人意见一致,而是各自使用了不同的称呼。”在列举斯特拉波、塔西佗和奥罗修各自对日耳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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