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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东方早报】犹太人在美国高校(1920-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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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27 21: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吕大年   

某个社会中的某一个群体,来自同一个地方,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传统,如果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表现突出、地位突出,大家在解释的时候,往往到历史和文化传统里去找原因,而忽视这个群体在当下的现实生活里的共同经历和共同条件。

史蒂芬·斯坦伯格

 1921年,刚到达纽约港口的东欧犹太战争孤儿拿着美国国旗。

欢迎从俄国来美国的犹太人

  首先要说明,我要讲的并不是自己的原创研究,只是一个读书报告,涉及的著作一共三本:史蒂芬·斯坦伯格(Stephen Steinberg)的《学术熔炉》(The Academic Melting Pot,1969)和《族裔神话》(The Ethnic Myth, 1981), 约翰·席林(John Thelin)的《美国高等教育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2011)。

  接下来,交代一下这个读书报告所说的问题的由来和背景。大家知道,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政府的移民入境记录是从1820年开始的。当时美国每年接受的移民大约是八千人上下。从1776年建国到1840年,六十五年间入境移民的总数大约是七十五万。对十九世纪初的美国而言,这个数目不算大,移民逐渐变成一个显著的社会现象是在1840年以后。美国历史上,移民大潮共有两次:一次是1840-1880年,四十年间进入美国的移民大约有八百万;另一次是1880-1930年,五十年间吸收人口大约两千三百万。历史上的大规模人口移动,多数没有明确的数字记录。有明确数字记录的,以这两次涌向美国的移民潮为最大。这两次移民潮的推动力有经济原因,比如爱尔兰的饥荒,也有宗教政治原因,比如俄罗斯的《五月法》。移民进入美国的路径十分集中,大部分是从纽约入境。美国的总人口,1880年是五千万,1900年是七千六百万。对照这一时期的移民数目,我们可以想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东部的大城市里,新近到来的外国人是普遍、常见的现象。移民数量的急剧增多,引起美国文化的种种变化。

  变化之一是二十世纪初美国东部各个大学入学的犹太人日渐增多。比如纽约的城市学院(City College),1900年的在校学生中已经有百分之九十是犹太人。纽约的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那个时候还是女校,也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学生是犹太人。以上两所学校是公立大学,纽约的私立大学里,犹太学生的比例也急剧升高。1914年,哥伦比亚大学在校学生里的犹太人占比达到百分之四十,纽约大学(NYU)犹太学生的占比也是百分之四十,哈佛大学犹太学生的占比是百分之二十。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文化主流,就种族和地域的来源而论,是西欧,尤其是英国文化;就宗教而论,是基督教新教文化,大学校园尤其如此。在不长的时间里,犹太学生的数量迅速增加,不难想象,这是一个会引起关注,同时也会引起议论的现象。

  私立大学,首先是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开始设法限制犹太学生入学。为了避免种族歧视的指责,董事会公开的说法是学生群体应该来自全国各地,录取名额应该在各个州均衡地分配。比如中西部,每个州都要收一些学生。这个措施的实际效果是减少来自纽约和波士顿这两个地区的生源,而犹太移民大都住在这两个地区。然而,就是这样曲折隐晦的策略,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哈佛大学的态度比较直率,他们的校友会于1923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坦白地指出,在读学生中的犹太人数目过大,要想办法匡正这个偏差。具体措施还没有**,就引起了犹太居民的强烈抗议。美国的犹太移民有很强的团体意识,组织比较严密而且比较普遍。当时的波士顿市议会里已经有犹太议员,麻省的州议会里也有犹太议员。这些人立刻发起了抗争,指责哈佛校友会的文章是种族歧视。他们要求政府重新考虑跟哈佛大学之间的关系,首先考虑是否延续对哈佛大学的税收优惠,也就是免收大学的房地产税。由于抗争活动,限制犹太人入学的提议未见后继行动,不了了之。

  以上是二十世纪初年的事情。有几份数据可以反映这件事情在三四十年之后演变而成的现象。数据是斯坦伯格——也就是上面说到的前两本书的作者——制作的。

  第一份数据见右侧表一:左起第一个竖栏是宗教在美国总人口里的分布,往右三个竖栏是宗教在美国大学师生里的分布,分别是教师、研究生、本科生。总人口这一栏,采用的是1957年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其他三个竖栏,采用的都是1969年美国高等教育研究会公布的数据。斯坦伯格认为,1957年到1969年之间,美国的出生率变化不大,因此1957年统计得来的宗教分布,可以用来跟1969年高校中不同宗教的占比做对照。我们现在只看犹太人的情况。表格里,犹太人在美国总人口里的占比是百分之三点二,而在大学教授里的占比是百分之八点七,研究生占比是百分之十,本科生是百分之五点三。可以看出,犹太人在高校里的占比高于这个族群在总人口里的占比。

  再看第二份数据。斯坦伯格从美国高校中挑出十七所比较好的大学,挑选的依据是1967年Gourman Report提供的大学排名。数据显示的是这十七所大学里不同年龄段的教授的宗教背景分布。犹太人在美国总人口里的占比,仍然看作是百分之三点二,我们看一下犹太人在这十七所大学里任教授的比例:五十五岁以上的占百分之十二,四十五至五十四岁的占百分之十六,三十五至四十四岁之间的占百分之十九,三十四岁以下的占百分之十八。斯坦伯格提供的第三份数据是美国所有大学里的教授的宗教背景分布,年龄段跟上面那份数据一样,分了四个,结果显示的趋势跟上一份数据是相同的。

  第四份数据是大学教师的宗教背景在不同学科里的占比,斯坦伯格的数据来源是高等教育研究会1969年的调查。宗教背景包括基督教新教、天主教、犹太教。在法学院中:五十五岁以上的教授中犹太人占比百分之十八点九,四十五至五十四岁之间的教授中犹太人占比百分之十六点四,三十五至四十四岁之间的教授中犹太人占比百分之三十点八,三十五岁以下的教授中犹太人占比百分之三十五。在医学院的教授中,犹太人的占比也很高:五十五岁以上的犹太人占比是百分之十八点二,四十五至五十四岁之间的犹太人占比是百分之十九点五,三十五至四十四岁之间的犹太人占比是百分之二十四,三十五岁以下的犹太人占比是百分之二十八点六。

  以上所说的内容,是向大家交代这个问题的由来。经常有人说,美国高校里犹太人多。斯坦伯格制作的几份数据,把这种说法坐实了。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些数据来自二十世纪的后半期。然而呈现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现象,要有一番成长、发展的过程。二十世纪初年,犹太学生在东部各个学校的占比陡然升高,就是这个过程的起始。

  上面说到,二十世纪初年,美国东部高校无论公立、私立,犹太学生的占比都有显著增加。有些私立大学暗中采取了限制措施。1923年,哈佛大学公然发表言论,主张限制,但因为犹太人在立法机构里的抵制,未能实现。但是,这件事在美国犹太人里还是引发了两个比较重要的文化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美国犹太教的“改良运动”(Haskalah,英文叫Jewish Enlightenment)势头减弱。从十九世纪末年到一次大战之前,有不少美国犹太人知识分子和犹太人社区领袖提倡融入美国文化的主流。他们的说法是,美国是最好的现代社会,是对犹太民族最公平的社会,犹太移民应当淡化自身的独特之处,缩小犹太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区别,跟主流居民尽量达成一致。他们发起的改良运动,主张废止早年在东欧实行的、与现代城市生活相互抵触的犹太教崇拜方式、行为和衣着方面的习惯。1923年以后,很少有人大力宣扬这个主张了。

  第二个现象是,犹太学生在高校受到排斥,促使美国的犹太学者和作家写文章解释犹太人多见于各个大学的原因。这是我这个报告要介绍的重点。

  有一派人给出的解释是犹太人比其他的种族优秀。斯坦伯格的书里举了很多这一派的例子。比如有的犹太学者指出,大多数犹太移民来到美国的时候,虽然不是赤贫如洗,也都是身无余财。美国移民官员面试入境的移民,照例要问随身带了多少钱。当时的统计标准是五十美元,我们可以看到:1904-1910年间入境的英国移民,百分之五十五随身带有五十美元以上的现金;德国移民是百分之三十一;爱尔兰移民是百分之十七;北欧移民是百分之十四;意大利北部移民是百分之十四;意大利南部移民是百分之五;波兰移民是百分之三;犹太移民是百分之十二。有些犹太学者以此为证据,认为犹太移民来到美国,经济上并无优越特出之处,犹太移民的孩子在学校里出人头地,那是因为他们聪明肯干。就教育而言,这一派学者还引用了纽约地区公立中小学的档案。根据这些档案,天主教家庭的孩子在学校里的表现是最差的,经常逃学,因而留级,以致不能毕业。于是他们说,这些来自荷兰和意大利的天主教家庭跟纽约的犹太人家庭一样,同为贫穷的移民,在中小学里,犹太学生跟来自这些家庭的学生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犹太学生的毕业率高,说明犹太家庭更加重视教育。

  再有一种说法是犹太文化跟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文化多有契合之处。犹太移民深受自身文化传统的熏染,自然认同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因而在学校、社会里都有突出的表现。《天才与社会》(Talent and Society, 1958)中有一个面向中学生的问卷,用意是对比意大利天主教学生和犹太学生对生活和教育的态度。第一个问题是:“做计划是徒劳的,凭空增添烦恼。因为大多数计划都不能实现。这种观点你是否同意?”参加测试的犹太学生有百分之十表示赞成,来自意大利天主教家庭的学生有百分之三十八表示赞成。第二个问题是:“一个人是富贵还是贫贱,早有定命,最好是甘心认可,不要违抗。这种观点你是否同意?”犹太学生只有百分之二的人赞成,意大利天主教家庭的学生有百分之二十五表示赞成。第三个问题分成三个有关价值取向的小问题,意图是测试学生是否愿意远离父母求学或是谋生,这在工商社会里是很要紧的素质。头一个小问题是:“青年男子即便在结婚以后,主要效忠的对象依然是自己的父母。”犹太学生里同意这个说法的占百分之三十六,意大利学生同意的占百分之五十四。第二个小问题是:“青年男子就业之后,应该住得尽量靠近父母,哪怕因此须要放弃更好的工作机会。”只有百分之九的犹太学生同意这个说法,意大利学生里同意的占百分之十八。第三个小问题是:“任何事情都不值得你离开你的父母。”同意这种说法的,在犹太学生里占百分之十八,在意大利学生里占百分之四十一。最后一个问题问的是对所谓团队合作的看法,也就是看受问的人是否依赖团体,不愿意独立工作。这个问题是:“你是否以为,最好的工作是属于一个组织,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个人的业绩不获承认,也没有什么?”百分之四十六的犹太学生答是,百分之七十二的意大利学生答是。

  类似的调查还有不少。采用这类调查结果的学者认为,犹太移民源自民族文化的人生价值观,使得他们比其他的移民族群更加适应美国社会。或许有人会问,除了在高校里的占比,是否还有其他的数据可以说明犹太人在美国社会表现优异?斯坦伯格的书里还有一组统计数据,来自1971年的美国人口普查。1971年,美国犹太人的平均中等收入已经达到每年一万四千美元,比全国平均中等收入(一万零七百美元)高出百分之三十。1971年,美国全国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而犹太大学毕业生占犹太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一。如果统计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的大学毕业人数,那么在这个年龄组里,犹太人有百分之五十九上过大学;全国总人口里的这个年龄组,1971年仅有百分之十七的人上过大学。这些数据说明,在美国,犹太人的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确实高于其他族群。在从事高等教育、医疗、法律等职业的人口中,犹太人的占比远高于其他族群。有些犹太人自以为比其他族群要优越,这也是一个原因。

  族群传统优秀的解释,也有在历史上寻求具体的证据的。有一本书叫《生活与人同在》(Life Is with People),1952年出版,今天仍然很容易买到,作者是两个美国犹太裔人类学家。二次大战中,东欧的犹太人聚居地泯灭不存,随之而去的是东欧的犹太文化。而二次大战之前由东欧移居美国的犹太人,也就是对东欧的犹太人生活、犹太人文化有所记忆的第一代移民,在战后也都进入晚年。这两位学者的用意是抢救、保存东欧犹太人的文化、精神遗产。他们访问第一代犹太移民,了解当年在波兰、乌克兰的犹太人聚居地点(意第绪语里称作shtetl)的文化、习俗。这本书的内容丰富,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后来受到的批评、诟病也很多。这里要说的是,这本书告诉读者,在东欧的犹太人传统里,学习格外受重视,读书人格外受尊重。所谓的读书人,主要是拉比(rabbi),犹太教的经师。按照定居点的习俗,每一个男孩都必须跟随拉比学习读经、解经。发蒙的年龄小到三岁,大不过五岁。学习的时间是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教授的内容包括默记、想像、逻辑思辨。两位作者以为,这种传统是犹太人在美国的学校里的突出表现的种族文化渊源。

  书出不久,就有学者反对,指出这种由拉比灌输给犹太儿童的宗教知识,跟科学、现代文明背道而驰。不能因为犹太人有定居点的文化传统,就认为犹太移民较之其他的移民更加容易成为学者、科学家。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定居点的传统提倡学习,尊重读书人,仅此一点就足够重要了。尽管这种传统传授、继承的内容是古旧而且不科学的,但是它对儿童养成念书、思考的习惯,确实能起很大的作用。

  接下来要说的是斯坦伯格自己的解释。他是纽约城市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认为,犹太民族的传统重视文教,鞭策后代念书,这一点确定无疑。但是,光凭这一点,无法解释为什么犹太学者和科学家在东欧、在乌克兰没有产生几个,而在美国却层出不穷。不难想到,犹太移民在美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机会照顾的是有所准备的人。斯坦伯格说,犹太移民之所以能够比其他的移民族群更早、更好地利用美国社会提供的机会,不仅是由于他们有尊师重教的古老传统,还有更加具体、切实的原因。犹太移民跟其他的移民相比,尽管随身没有带多少现金,却并不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斯坦伯格怎样证明自己的说法呢?首先,他利用了两套很早以前的统计数据。一套数据来自1897年俄国的一次人口普查,但是分类梳理不是俄国人做的。这次人口普查的历史背景需要稍加说明。

  俄国在1882年颁布了一部《五月法》,英文简称May Laws,正式的名称是《犹太人管理暂行条例》。条例主要规定了三点:第一,犹太人只能居住在规定的范围(所谓Pale)之内,这个规定范围是当时俄国在欧洲的领土的西部,相当于今天的立陶宛、乌克兰、波兰、白俄罗斯这些地方。犹太人定居不仅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而且只能住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定居点里;第二,条例颁布之后,犹太人不能购置新的不动产,已经拥有的不动产也不许出售;第三,禁止向犹太人提供贷款。简而言之,《五月法》是迫害犹太人的规定。条例自1882年5月开始实行,因此叫《五月法》。《五月法》跟我们要用的这份数据有什么关系呢?《五月法》促使大量的俄国和东欧的犹太人移民美国,汇入了涌向美国的第二次移民大潮。移民数目的急剧增长引起了美国各界的注意。1907年,国会的参、众两院组成联合委员会(Immigration Commission),调查移民问题。调查工作1911年结束,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一共四十一卷。这四十一卷报告涵盖很广,内容也很周详,包括移民来源的分布、移民在来源国家和地区的状况以及移民在美国各个地区、不同行业的分布和表现。报告还包括移民子女在美国受教育的情况、移民申请救济的情况(美国后来的移民配额,还有对亚洲移民的歧视政策,都是根据这次调查决定的)。跟国会移民委员会几乎同时,美国劳工部的前身——劳工局也开始考察移民问题。关于来自俄罗斯和东欧地区的犹太移民在原住地的情况,劳工局委托的调查员是一个经济学家,叫伊斯雷尔·鲁宾诺(Isreal Rubinow)。鲁宾诺找到了1897年的俄罗斯人口普查报告,根据报告里的数据,对那里的犹太人口的情况做了一番分析、梳理,向劳工局提供了一份报告。斯坦伯格利用的两套数据,一套是国会移民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另一套是鲁宾诺向劳工局提交的报告。

  1897年俄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是犹太人有五百万,其中百分之七十五生活在所谓规定地区的城市里,比如华沙、明斯克、里加、基辅、敖德萨。而这五百万犹太人在整个规定地区人口的占比仅仅是百分之十二,可见犹太人在俄罗斯和东欧主要是城市居民。关于这些犹太人从事的职业类别,我们先看制造业——这里所谓的“制造业”是十九世纪末的概念,它包括手工业,比如裁缝、皮革、钟表、首饰、金银器、家具、马具、马车的制造和修理、做鞋修鞋、装订书籍,是一个涵盖很广的类别。在这个类别里就业的犹太人占当地犹太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九。作为对照,鲁宾诺还分析了同样的职业类别在俄罗斯非犹太人口里的占比。非犹太人口从事制造业的有多少呢?百分之十五点二。再看商业:百分之三十一的犹太人从事商业,非犹太人口只有百分之二点七从事商业。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末的俄罗斯,犹太人有将近百分之七十是工商业者。商业之后是服务业:百分之十九的犹太人从事服务业,非犹太人口有百分之十六点二从事服务业。往下是医生和律师:这个类别在犹太人里占百分之五,在非犹太人里占百分之三。再往下是交通运输业:占犹太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二,占非犹太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二。最后是农业:从事农业的犹太人少而又少,只占犹太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九,而非犹太人口却有百分之六十点五从事农业[说到交通运输,顺带说一件事情:大约十年前,市场上有一部译成汉语的《英国通史》,还配有BBC制作的光盘,作者名叫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是犹太人。沙玛还写过一本书,大概是1990年出版的,叫Landscape and History,讲地形地貌、地图、地理知识、风景画、山水画跟历史的关系。在这本书里,他说自己的祖上是波兰犹太人,在波兰的营生是贩运木材,整个家族都做这个。在乌克兰和波兰的森林里采伐的树木,由他们这样的人经手,顺河漂流,几经转辗,最后到达木材集散市场,卖往欧洲各地。沙玛说,如今通常以为犹太人早年在欧洲都住在城里,几乎没人知道,当年在波兰、乌克兰,有不少的犹太人从事运输。从事运输,关键之一是要在各地都能找到货物转手的关系。犹太人的家族联系紧密坚强,他们有这个长处。提起这本书,有两个用意:一是其中可以看到一位犹太历史学家讲述自己访求祖先生活的经历;二是沙玛的故事告诉我们,当年在俄罗斯和东欧的犹太人,即便住在乡下,也不是纯粹的农耕之人,而是城市与乡村之间、西欧与东欧之间商品交流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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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27 21:14 | 显示全部楼层

  斯坦伯格利用鲁宾诺的分析说明犹太人在俄罗斯和东欧世代从事手工业、商业、运输业,因此,他们具有由这些行业养成的技能和由这些行业积累的经验。现在再看他如何利用国会移民委员会的数据。移民委员会的调查显示,1899年至1910年入境的犹太人中百分之六十七有专业技能,而同样资质的人,在同期的英国移民中占百分之四十九,在德国移民中占百分之三十,在北欧移民中占百分之二十,在意大利北部移民中占百分之二十,在意大利南部移民中占百分之十五,在爱尔兰移民中占百分之十三,在波兰移民中占百分之六。有专业技能的人在这一时期的全部移民中的占比是百分之二十,可见犹太移民的技术优势十分的突出。移民委员会和鲁宾诺的报告都可以证明:犹太移民就来源而言,具有很强的工商业背景。换言之,非犹太移民中的多数人来到美国谋生,是头一次进入工商业的劳动力市场,是生手;而多数的犹太移民不是这样,他们久经历练,有备而来。国会移民委员会还有一个数据。他们选择了吸收移民最多的四十七个技术行业,分析就业移民的来源。结果显示,犹太移民在其中的二十六个行业占比最高,譬如男帽业,百分之八十;皮革业,百分之七十五;裁缝和书籍装订,百分之六十八;女帽业,百分之六十;钟表业,百分之六十。

  犹太移民的技术优势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很多人的技能跟裁剪、缝纫有关。移民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在1880年至1910年之间入境的犹太人,有十四万五千男裁缝,八十万女裁缝。美国的服装工业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展很快,增长速度是美国工业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到三倍。犹太移民因此比较容易在东部的大城市找到工作。移民委员会还调查了1908年在二十一个行业里就业的移民的收入,平均下来是每周十一点九二美元。但是服装工业里的移民的平均收入是每周十二点九一美元。而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人在服装业的平均收入是每周十三点二八美元,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技术含量高。裁剪、缝纫技能不仅给了犹太移民就业优势,还给了他们创业优势。因为脚踏缝纫机的价格不高,占地也不大,移民稍有积蓄,大约是五十美元左右,就可以在自己家里开一个车衣厂。纽约市在1913年有车衣厂一万六千家,绝大多数是犹太移民开的。

  斯坦伯格还引用了两个调查结果。一个是俄罗斯犹太人的识字率,来自鲁宾诺的报告:1897年俄罗斯人口普查得知,十岁以上的犹太人的识字率是百分之五十,非犹太人的识字率是百分之二十八;如果只统计男性,犹太人的识字率是百分之六十五,非犹太人是百分之三十九。另一个是移民委员会调查的移民文盲率:1899年至1910年期间入境的犹太人有百分之二十六是文盲。来自西欧的移民的文盲率是百分之五,来自波兰的是百分之三十六,来自南部意大利的是百分之五十四。识字,当然不是英文。然而移民识字还是不识字,影响他们的就业、创业,还影响他们的子女教育。犹太移民在这方面的条件,也不算差。

  斯坦伯格做这番研究,是在1971年,距离鲁宾诺的报告和移民委员会的调查已经有六七十年,距离犹太学生大量涌入东部的大学,遭到排斥,进而引发争议,也过去了半个世纪。他征引的数据可以说明,犹太移民进入美国,跟其他移民相比,并不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是,如果说犹太移民进入美国,尚未起跑,已经大大领先,是就技术能力和就业前景而言。这跟犹太人在教育方面的突出表现,以至于后来整个族群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偏高有什么关系呢?斯坦伯格说,关系在于犹太学生之所以大批的从中学毕业,又大批地升入大学,是由于他们的家庭境况比较好。他们的家庭境况没有迫使他们在中学毕业以前或者在中学毕业以后就走向劳动市场。换言之:高等教育并不是犹太移民脱离贫困的手段和途径。送孩子上大学,是犹太人在脱贫之后,进一步巩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手段和途径。

  以上介绍的斯坦伯格的工作是发掘二十世纪初的史料。除此之外,他还利用1969年的统计跟史料做了一个对照。1969年美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会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调查(研究会名为Carnegi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之后改成Carnegie Council on Higher Education,常设机构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它向三百零三所大学的六万名教员发出问卷。问卷设计得详尽周到,回收率也很高。这些问卷使高等教育研究会有了一个十分丰富的数据库。它首先按照年龄分组:五十五岁以上一组、四十五岁到五十四岁一组、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一组、三十四岁以下一组。然后按照他们自报的宗教背景分类:新教、天主教、犹太教。最后在各个宗教背景分类中看各个年龄段的老师的父亲是从事什么职业的,职业分五大类:第一类是专业人士(Professional),包括律师、医生或者教授;第二类是工商企业的管理阶层(Managerial);第三类是小业主(Owner of small business),做小生意的,比如开一个店,例如开车衣厂、汽修厂、乐器修理铺子;第四类是务农(Farm);最后一类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它跟中文的“劳工阶层”略有区别,低级别的白领工作也包括在内。

  先看五十五岁以上这一组,他们是1914年以前出生,其中年纪稍大的应该赶上了世纪初东部大学犹太学生占比迅速升高的潮流。这一年龄段的犹太大学教师一共是三千三百零六人,其中父亲是专业人士的占百分之十三,父亲是管理阶层的占百分之十四,父亲是务农的占百分之二,父亲是工人阶级的占百分之十九,而父亲是小业主的占百分之五十二,小业主的占比极高。由此可见,在二十世纪初进入大学的犹太人,大都不是赤贫出身。再看同一年龄段新教背景的教师的出身,一共是四万六千一百九十九人,其中父亲是专业人士的占百分之二十六,是管理阶层的占百分之十三,是务农的占百分之十九,是工人阶级的占百分之二十五,是小业主的占百分之十七。再看天主教背景的教师,一共九千零五十二人,其中父亲是专业人士的占百分之十,是管理阶层的占百分之十九,是务农的占百分之九,是工人阶级的占百分之四十,是小业主的占百分之二十二。相比之下,在二十世纪初送孩子上大学的犹太人中间,小业主特别多。

  再看四十五岁到五十四岁这个年龄组。在这一组里的犹太人一共是七千八百四十五人。其中父亲是专业人士的占百分之十四;是管理阶层的占百分之十一;是务农的占百分之一;是工人阶级的占百分之二十九,比上一组多;是小业主的占百分之四十五,跟上一组相比略低。新教背景的教师一共六万五千七百四十人,其中父亲是专业人士的占百分之二十二,是管理阶层的占百分之十六,是小业主的占百分之十六,是务农的占百分之十四,是工人阶级的占百分之三十二。天主教背景的老师在这一年龄组一共一万六千零二十三人。其中父亲是专业人士的占百分之十四,是管理阶层的占百分之十八,是小业主的占百分之十六,是务农的占百分之六,是工人阶级的占百分之四十六。

  这一组人是1914年到1923年之间出生。受到《五月法》的影响而移民美国的人俄罗斯和东欧犹太人,他们的子女应该大量地集中在这个年龄组里。这个年龄组里的犹太大学教师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占比有多少呢?百分之二十九,比新教组的百分之三十二还低,比天主教组的百分之四十六更加低。

  无论在哪个年龄段,犹太人大学老师主要出身于小业主这个阶层。比如再看美国比较好的十七所大学里的教师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这十七所学校里的犹太教师的家庭背景,跟上述统计里大致相同,出身于小业主的特别多。这也就是说,这些犹太小生意人、小工厂主、小店主阶层,向美国的学者和科学家队伍里,输送的子女远远多于犹太人里的劳工阶层。

  斯坦伯格根据鲁宾诺的报告和移民委员会的调查数据所做的推论,指出二十世纪初开始,犹太移民的子女大量进入大学,原因在于他们的家庭境况比较好。如果这可以算是对美国近代史的猜测。那么他利用1969年的数据所做的统计就把这个猜测坐实了。我的报告是依照斯坦伯格的叙述次第讲的,先说历史材料,再说现实材料。然而,这不一定代表斯坦伯格的真实思考过程。他在前言里说,自己曾经在伯克利的高等教育研究会写博士论文。那么他有可能是先看到了1969年的问卷结果,然后做了历史的追溯。也就是说,不是现实的数据坐实了历史的推测,而是历史上的数据丰富了现实统计的意义。

  最后,我再简单地介绍斯坦伯格的另外一项移民文化研究,它的思路跟高校犹太人的研究是一样的。这项研究讲的是纽约市的爱尔兰保姆。

  十九世纪中期开始,美国东北部的城市里的中产家庭雇人做家务的越来越多,逐渐成为中产阶级文化的一部分。在纽约市,人们有一个印象:保姆大都是爱尔兰移民。1855年的纽约市人口普查结果:全市保姆的人数是两万九千四百七十人,其中有两万三千三百三十八人是爱尔兰人,占比百分之八十。爱尔兰移民在纽约市总人口里的占比是百分之二十五。爱尔兰人在保姆行业里的占比远远地超出他们在城市总人口里的占比。同一次普查显示,德国人在纽约市总人口里的占比是百分之十五,而德国人在保姆里的占比也是百分之十五。可见纽约人的印象是真实确切的。上面说到的国会移民委员会的调查包括1850年至1900年的一些数据,其中1900年对就业的移民妇女的调查显示:百分之七十一的爱尔兰妇女的职业是保姆,而意大利妇女只有百分之九做保姆,犹太妇女只有百分之十四做保姆。作为对照: 百分之三十八的意大利移民妇女和百分之四十一的犹太移民妇女在服装行业工作,而服装业里的爱尔兰移民妇女只有百分之八。

  当年意大利人做保姆的确实不多。1970年代美国学术界兴起了“寻根热”,有不止一位意大利移民的后裔出版著作,研究意大利移民的文化。关于保姆行业少见意大利移民,他们有解释。他们说,原因在于意大利的文化传统特别重视家庭生活,家庭纽带特别坚固。妇女不照顾自己的丈夫和子女,而住到别人的家里去做家务,是违背文化传统的,同时也证明,这家的男主人有亏养家的责任。针对这种说法,斯坦伯格指出,根据意大利本国的统计,在1881年的米兰,有百分之二十的就业妇女是住在别人家里的保姆。所谓坚守传统,忠于家庭的文化的解释,不能说明问题。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有一位女历史学家(Lucy Maynard Salmon,在Vassar College教书。当时美国历史学界妇女很少,她是其中之一),她调查了将近一千名保姆,写了一本书叫做《家政服务》 (Domestic Service)。她的调查显示:保姆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就业更愿意去工厂。不喜欢做保姆,主要有三个理由:第一,有失尊严;第二,不能回家;第三,缺乏自由。这是不分族裔来源,不分文化传统的调查,可以代表所有劳动妇女的选择。那么,爱尔兰人在保姆行业里占比特高,而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的占比较低甚或特低,如何解释?

  斯坦伯格根据移民统计数据,给出了一个答案:爱尔兰移民中的妇女很多是单身而来,在美国没有家庭。他的这个答案多少是猜测,因为每一个移民入境时是已婚还是未婚,并无记录。斯坦伯格推测的根据是移民总数里的男女对比。1899年至1910年期间,入境的爱尔兰人的男女比例是一百比一百零九,而同期的犹太移民的男女比例是一百比七十七,意大利移民的男女比例是一百比二十七。他还有另外两个依据:一个是纽约市1860年的人口普查,普查的时候要问出生地,在爱尔兰出生的纽约人,男性八万七千,女性却有十一万七千。再一个是纽约市的结婚登记,整个十九世纪,纽约的爱尔兰人结婚率偏低,间接证明男女比例失衡。因此推论,爱尔兰移民妇女单身的居多。既然没有家庭,也就谈不上对家庭效忠尽责,而且没有家,就没有归宿。对这样的妇女,做保姆有住处,有收入,顺理成章。

  为什么爱尔兰妇女多是单身?斯坦伯格认为是由于爱尔兰的极度贫困。1850年前后的土豆歉收之外,造成爱尔兰贫困的原因还有土地兼并。爱尔兰的婚俗,男方要有土地才能娶亲。因而失地农民大都是单身,或是推迟结婚。1891年的爱尔兰人口中,二十五岁到三十四岁之间的男人三分之二是单身,同一年龄段的女人二分之一是单身。在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这个年龄段,仍然有三分之一的男人和四分之一的女人是单身。1850年至1900年,爱尔兰的人口没有增长,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爱尔兰人讲英语,到美国做保姆,受到用户欢迎。1850年往后,英国的移民中介,还有美国东部城市的职业中介,都有大量的广告,吸引爱尔兰妇女到美国,尤其是到纽约,做保姆。因此,美国移民入境记录中,1899年至1910年期间,爱尔兰妇女有百分之四十自报职业是保姆。然而,这不能说明爱尔兰的妇女比来自其他地方的妇女喜欢保姆这个职业。我们看来自移民委员会报告里的1900年就业移民妇女统计,其中包含代际差别。在保姆这一项里,第一代爱尔兰移民有百分之七十一做保姆,第二代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做保姆。

  至于意大利移民和犹太移民很少做保姆,也和他们的移民模式有关:意大利移民很多是男性农民到美国寻求工商业的就业机会,家小留在意大利。找到工作之后,把收入寄回,预期最终返回家乡。因此入境统计里,男多女少。而犹太人的移民原因是政治、宗教迫害,举家迁移,没人预备返回。因此犹太移民的男女比例是最均衡的:1899年至1910年期间,入境的犹太人男性六十万八千人,女性四十六万七千人,因为是全家迁移,其中有四分之一是十四岁以下的儿童。而成年犹太妇女又多有缝纫技术,因此在服装业工作的就很多。

  向大家报告这项关于爱尔兰保姆的研究,还有前面关于高校里犹太人的研究,是因为斯坦伯格看待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对我有启发。我受到的启发,简而言之就是:某个社会中的某一个群体,来自同一个地方,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传统,如果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表现突出,地位突出,大家在解释的时候,往往到历史和文化传统里去找原因,而忽视这个群体在当下的现实生活里的共同经历和共同条件。历史和传统是过去的事,无可改变,也无可替代,因而他们的突出表现和突出地位也被说成是一家独有,他人所不能为。可是,如果我们考虑这个群体在现实生活里的经历以及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我们就会看到,历史和传统所起的作用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大,而有突出表现的那个群体跟其他的群体也没有根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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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27 21:26 | 显示全部楼层
很赞的一篇读书笔记,数据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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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2-4 10:10 | 显示全部楼层
  私立大学,首先是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开始设法限制犹太学生入学。为了避免种族歧视的指责,董事会公开的说法是学生群体应该来自全国各地,录取名额应该在各个州均衡地分配。比如中西部,每个州都要收一些学生。这个措施的实际效果是减少来自纽约和波士顿这两个地区的生源,而犹太移民大都住在这两个地区。然而,就是这样曲折隐晦的策略,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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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真眼熟

平权录取
亚裔细分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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