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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永田铁山与二战前日本陆军思想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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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29 17: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md2 于 2016-4-29 21:19 编辑

川田稔写过一系列研究昭和军阀与政府的书,其中《日本陆军的轨迹》是以永田铁山为中心来分析日本卷入二战的过程。


在永田铁山之前,日本陆军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虽然说不上正常,但是至少是在现代国家的框架内进行,以前的山县有朋等人会利用军方的影响力插手政治,但归根结底只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军部只是他们的工具。

而在永田铁山和一夕会之后,日本陆军开始作为一个整体插手日本的国家事务,这些人要么追求军部与政府的一体化(统制派),要么追求抛开政府成立军政府(皇道派),总之是不承认“军队从属于国家,听命于政府”这个前提。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当事人的经历。永田在欧洲经历了一战,总体战的现实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震撼。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只是国家实现目标的工具,而到了总体战时代,国家是进行战争的工具,为了打赢战争,即使国家本身灭亡也在所不惜。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国家指挥军队的关系就不成立了,必须让军队指导政府进行国家管理,所谓军国主义就是从此而来。

永田的一切观点都依据于一个前提,就是“日本最终会和西方列强进行决战,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在这个前提下,日本的路线就很明显了:
1 日本没有战略纵深,必须在大陆取得领土。
2 日本没有资源,必须在大陆取得资源。
3 日本没有人力,必须充分利用大陆的人力资源。

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的目标当然是灭亡中国,但是日本军方在二战爆发前其实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或许会脑洞大开,军队是讲究实际的地方,常备师才十几个,加上关东军也只是百万级别,控制中国的广大疆域是天方夜谭。这也能解释为何在918之后日本对华军事行动一直鼠首两端,甚至128淞沪战役中海军被国军按在地上摩擦,陆军随便应付了一下就回去了。

永田选择了一个相对稳妥的长期路线:
在国内,通过海陆大臣现任武官制要挟政府,扩大军部在政府内的发言权,实现军部和政府的高度合作。但是不要求军部压倒政府,军政府更是免谈。
朝鲜、东北都已经被日本陆军控制(满洲国实际上是日本陆军的自留地,与日本政府无关),粮食安全和战略纵深有了保证,但是东北的资源还是有欠缺(当时的观点),应该进一步获取中原地区的资源,因此需要将华北山西内蒙从中国分裂出来,纳入日本陆军的控制之下。
对外保持对美英友好,威慑苏联。不要插手欧洲事务,对任何战争都保持中立。
利用以上条件,加速建设东北——华北地区,变分基地为主基地,为之后与苏联乃至与美国的最终战争打下物质基础。

永田遇刺后,他的路线很快被继任者推翻,那就是石原莞尔。

昭和军阀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们的观点严重受到个人经验影响。永田留欧归来就一直在总参中央,对现场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石原则是在中国待过很长时间,他在给自己擦屁股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弱。日本人尤其是军队的中国通中,对中国看法最负面的一点就是“中国人都是一团散沙”,许多原本对中国抱有好感的日本人也因为这点转为仇华。但是石原观察到,从918之后,中国国内的爱国主义愈演愈烈,日本侵华成了中国形成民族国家的契机,而且还导致各地军阀归顺中央。现在全面占领中国绝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分裂中国反而不利于经营现有的满洲殖民地。强行开战只会耽误日本的发展,如果这个时候苏联再来挑衅,日本就会陷入被动。另外,英国在华有很大利益,而日本有大量资源依靠英美供应,进一步分裂中国会导致英美与日本决裂。

石原从长远打算,认为应该积极与中国修复关系,讨好英美保证石油供应,加强关东军实力与苏联取得军事平衡,这才是现阶段最该做的。而且说白了,中国的贫弱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日本解决苏联的威胁后,想什么时候处理中国都没问题,并不着急在这一、二十年。石原的设想中,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挑战西方列强,也就是所谓“最终战争”爆发的时间,最早也要到21世纪,在这之前,必须韬光养晦。

石原在日本被视为悲剧人物,他这种以百年为单位的长远眼光不可能得到同僚的认可,所以在华北问题上的分歧导致石原与永田的后继者武藤章爆发了冲突,并最终被永田派联手赶出了中央。

永田派为了压制石原和政府,充分利用了77事变的机会,彻底占领华北。武藤本人并不希望在这个时期陷入全面的中日战争,毕竟欧洲大战爆发在即,很快就要开始对苏作战,最理想的情况在南京缔结城下之盟,彻底搞定华北分裂的问题。但是遥控局势谈何容易,经历了早期大胜,中央和现场参谋对局势的看法又比武藤更激进了,他们认为整个占领中国是可能的,只差临门一脚,不愿收手。南京很快陷落,而且发生了大屠杀,中日关系彻底无法挽回,蒋介石坚决不投降。近卫内阁为了打开局面不再承认民国政府的合法性,这就等于背离了《九国公约》,彻底将其他国家排除在中国事务之外,于是与美英的关系也严重恶化。

38到40年的2年间,陆军深陷大陆战场,要想解决问题需要加派部队,但中央顾虑到苏联的威胁,在中国投入的力量始终没有超过三分之一。39年服部卓四郎发动诺门罕战役试探苏军,被打得头破血流,进一步证明了增兵的想法不可行。

让情况发生质变的是40年欧洲局势,由于德国的大胜,法国荷兰沦陷,英国摇摇欲坠,东南亚一下子成了无人看管的财产。武藤的后辈田中新一提出通过占领东南亚作来打开中国战场局面,这个想法得到武藤的认可,于是日军开始向越南北部渗透,并与荷兰谈判获得印尼油田。

这个时候美国为欧洲战事焦头烂额,已经不太想管亚洲的事了,因此作出了最大程度的让步,准备通过《日美谅解案》抛弃中国。这实际上就是永田铁山设想的最理想情况,有了满洲和华北,完全压制了中国,又有石油供应,日本长期发展的物质基础已经齐全了。

然而日美谅解案被松冈洋佑莫名其妙的搅黄,与荷兰谈判的事也告吹。更糟的是,海军那边也有了变数。一直对开战不感冒的海军这时候陷入了内斗,井上成美等保守派受到以伏见宫为受的激进派压制,海军模仿陆军搞了一个国防政策委员会,其中的第一委员会说服了海军中央同意陆军的南进方案。

武藤这时已经感到不对头,想要阻止陆军进一步的行动,但是田中扛起了永田派的旗帜,像过去武藤对付石原那样对付武藤,武藤失去了对参谋群体的控制。陆军将势力范围扩展到越南南部并与泰国合作,终于招来了美国的石油禁运,太平洋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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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29 20:56 | 显示全部楼层
石原的战略中最核心的就是绝对不能参与欧洲战事,一定要保持中立,闷声发大财。他的这种想法在当时看是非常合理的,但是现在看完全是痴人说梦。二战不同于一战,是一场彻底的意识形态战争,只要二战是以盟军胜利结束,那美苏必然会成为超级大国,然后开始冷战竞赛。日本位于两个超级大国的交锋正面,处境要比30年代恶化许多。现实中日本战后的高速发展是以丧失主权为前提的,在冷战中坚持独立自主的结果必然是像中国一样陷入生存危机,到时候连自保都将成为不可能,还谈何最终决战。

如果日本追求的是称霸世界,那么二战其实是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就算输了好歹还造了个痛快,真的韬光养晦,那未来就只能永远和平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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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3 05:21 | 显示全部楼层
日美谅解案纯属臆造,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就别拿来架空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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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3 11:0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md2 于 2016-5-3 11:15 编辑
自组织临界 发表于 2016-5-3 05:21
日美谅解案纯属臆造,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就别拿来架空历史了。

日美谅解案所有战后的日本书籍都提到了,这东西不可能是伪造的。
这个东西是野村与赫尔谈的,但是赫尔的前提是四项原则,也就是说两边并没取得共识。美国拖时间的意图肯定存在。日本那边是武藤章和岩畔豪雄在推进,这两个人都是主和的,肯定也不反对拖时间这种做法。真正想把这件事搞黄的是田中新一。

野村拿日美谅解案出来要求军部支持和谈,后来军政双方就已经闹翻了,美国那边还有这么多证人,如果真是假的,他没必要在战后还继续坚持这个说法。

41年秋日美还谈过一次,以日本退出越南为前提换取美国继续提供3个月的石油作为谈判缓冲,被中英搅黄了。美国的锅那么多,不缺日美谅解案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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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3 14:17 | 显示全部楼层
md2 发表于 2016-4-29 20:56
石原的战略中最核心的就是绝对不能参与欧洲战事,一定要保持中立,闷声发大财。他的这种想法在当时看是非常 ...

问题就在于这话谁来说都行,唯独不能由石原这个以发动918来爬上高位的人来说啊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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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3 20:1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自组织临界 于 2016-5-3 09:20 编辑
md2 发表于 2016-5-3 00:04
日美谅解案所有战后的日本书籍都提到了,这东西不可能是伪造的。
这个东西是野村与赫尔谈的,但是赫尔的前 ...

基本脉络是这样的:

1940年底梵蒂冈教廷突然要求日本京都教区主教拜恩(Monsignor Byrne)离开日本。这位主教隶属于美国天主教外国传教协会,而该协会的关键人物沃尔什(James E. Walsh,时任美丽诺修道院院长)认为梵蒂冈的举动是受到了来自日本政府的压力而做出,并将其看作日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信号。于是沃尔什计划在其助手,神父德劳特(James M. Drought)的陪同下一同访问日本以挽回局面。

两位传教士都是抱有强烈的美国传统孤立GC主义,而且反对欧洲在东南亚的殖民主义并且同情日本,他们主张美日共同主宰太平洋。


1940年11月25日,两位传教士携带着亲日犹太金融家斯特劳斯(Lewis L. Strauss)开局的介绍信来到日本,并通过井川忠雄(时任日本产业组合中央金库理事)与首相近卫文磨取得了联系。
因为开局介绍信的斯特劳斯是美国当时第二大犹太金融家(第一大是摩根),而且两位神父故意隐瞒了自作主张来访日本的身份,反而不止一次向日本方面表示自己的行动来自美国政府中“最高人士”的批准。受到误导的井川向近卫转交了神父撰写的三篇长篇文件。这份后来被称为《德劳特备忘录》的文件内容完全符合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观点。主要内容有

1.日本建立远东门罗主义,范围远及印度支那、泰国、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
2.日本以蒋政权偏安中国西部为结果解决中国问题;
3.日本以东经180度为界于美国分治太平洋;
4.日本应要求美国确保不再支持中国的分 裂与动 乱,反对中国出现GC主义,提高中国人生活水平,阻止其他帝国主义干涉中国;
5.日本可以维持三国同盟的立场和地位;
6.日美在檀香山举行首脑会议。两位传教士甚至为松冈洋佑草拟了一份用于首脑会议后对外发布的演讲稿。

《德劳特备忘录》体现了日本政府和军阀曾经宣布过的全部要求,却没有反映美国政府的任何立场,甚至没有像日本方面提出任何交换条件。可是因为两人成功创造出来的高层授意背景而得到了所有看到这一文件的日本政府与军方人士的一致赞赏。这份文件让日本高层产生了幻想,认为美国的确有人主张以牺牲中国和西欧诸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为代价谋求日美妥协。

1941年1月两名传教士回到美国,为了获得他们本不具备的“政府最高级人士”的批准,他们通过斯特劳斯找到了前总统胡佛,然后在胡佛的建议下通过邮政总局局长沃克(Frank Walker)的关系会见了罗斯福总统。

1941年1月23日两位传教士在白宫会见了罗斯福和赫尔。在会见中传教士表示日本高层官员愿意改变其与轴心国的关系和对中国问题的立场,如果美日能够达成协议保障日本安全,日本政府的稳健派能够压倒军部,而且日本还能够承诺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传教士们向罗斯福和赫尔传达的日本政府立场要点如下:

1.日本保证抛弃三国同盟条约,即使不公开抛弃也要实际体现其明确的态度;
2.保证从中国撤出军队恢复中国的地理和政治完整;
3.日美共同保证菲律宾、香港、马来亚地区、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的政治现状。

传教士们显然传达的不是日本政府的想法。他们故意在双方政府高层传播错误的信息制造误会,并有意利用这种误会来促进双方早日实现直接接触。

尽管带有很深的疑虑,罗斯福还是有意与这样的日本高层进行某种程度的接触,那怕是私人基础上进行的联系。于是罗斯福命令沃克暂时放下邮政总局的工作,以总统特派员的身份和传教士们在纽约市东第45街21号的伯克郡饭店18层建立一个代号“约翰•多伊”的秘密办公室进行这项工作。正因为还是抱有疑虑,所以罗斯福认为在日本新任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到任前不应该采取进一步行动。

在于罗斯福和赫尔会晤期间两位传教士一直与东京的井川保持着密码电报联系,并且报告了会晤产生的所有积极信号。备受鼓舞的井川在向近卫文磨、松冈洋佑和武藤章做了亲自汇报,在近卫首相的支持下井川筹划与岩畔先后赴美继续推进日美政府高层的接触。

1941年2月11日野村大使抵达华盛顿,只不过在野村启程前的1月22日松冈下达的训令却是完全另一个样子:

1.避免美日战争;
2.如不能与美国达成谅解,则与美英以外国家合作以胁迫美英,防止美国对日开战或参加欧战;
3.日本外交以三国同盟为核心;
4.如发生三国同盟第三条规定的进攻,日本忠于三国同盟。

实际野村接到的训令是日本不打算在远东问题上对美国做任何让步,不仅如此还打算以三国同盟相威胁,阻止美国参加欧洲和亚太战事。

1941年2月12日野村对赫尔进行了礼节性拜访,14日拜访了罗斯福。罗斯福在会见中明确表示美国正在严肃关注日本的南进活动和加入三国同盟的行为。野村也表示将尽力改善两国关系。虽然此时的野村还因为没有接到国内的正式指示而没有与罗斯福或者赫尔进行任何实质性接触,但是已经可以看出双方立场存在根本性的分歧,根本不存在举行和谈的基础。

1941年2月25日井川抵达美国。28日井川在于野村的会谈中透露了日美高层间私人接触的存在,但拒绝透露任何细节。野村只好通过外务省试图弄清楚野村的身份。

1941年3月15日正在出访欧洲的松冈电报野村,要求密切监视井川。3月17日外务省专门致电野村“如果井川向美国当局传达的印象为派他去美国代表首相全权进行交涉,在当前日本与轴心国关系的情况下,这是非常不适当的。”电报明确要求野村在松冈访欧期间除了试探美国意图外不要有其他举动。

1941年3月中旬日本政府中的亲德派正在设法把井川排斥出日美接触之外。井川甚至不能使用日本驻美使馆的电报,只能通过日本大藏省驻纽约官员西山勉向国内发报。尽管如此3月17日井川还是草拟了一份《原则协定初步草案》。内容要点如下:

日本政府保证
1.中國政治独立;
2.按照中国同意的计划撤出日本军队;
3.不赔款;
4.中日双方协商保证不合并中国领土,如果中国同意承认满洲国,则美国也在事实上承认;
5.恢复门户开放;
6.日本不大规模或集中向中国领土移民。
美国政府保证
1.停止抵制 日货并消除通商差别待遇;
2.特别重视对中国华北地区的适当政治统治;
3.防止GC主义在中国的蔓延,共同压制中国的GC主义;
4.蒋、汪政府合并后建立中国新的统一政府;
5.罗斯福总统出面调停中日战争。

尽管该草案被分别报告给了两国政府。尽管体现了日本政府大量的既得利益,但是近卫首相的对草案表示了失望,认为条款体现了太多美国人的利益。罗斯福和赫尔同样对该草案表现得漠不关心,因为他们知道野村大使一直在回避与国务院官员讨论日美关系,他们都在等日本军方派来的岩畔渡美。

1941年2月27日岩畔为出访美国专程访问了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当天格鲁向赫尔报告,“岩畔大佐已被任命为华盛顿日本大使馆的日本大使‘特别顾问’。”

1941年3月20日岩畔抵达旧金山并向前来迎接井川了解了《原则协定初步草案》的草拟情况和内容说明。

1941年3月30日岩畔与井川抵达纽约,31日岩畔与两名传教士会晤并指出“作为日本方面,对已存在的三国条约现在不可能放弃,美国方面若不承认这一日本的基本态度,而以使日本脱离三国同盟为目的,就不可能进行交涉”。

1941年4月1日岩畔会见野村大使并转达了东京的指示:岩畔赴美转为协助野村大使从事日美谈判。2日神父德劳特来到华盛顿,当晚在德劳特和井川的协助下岩畔开始修改《原则协定初步草案》并形成《日美谅解案》。

1941年4月5日形成《日美谅解案》第一稿,然后岩畔和井川在野村大使、若杉公使、陆军武官矶田三郎、海军武官横山一郎、书记官松平康东的参与下对草案文字进行了修改。

1941年4月8日形成《日美谅解案》修改稿。

1941年4月9日国务卿赫尔收到了《日美谅解案》,这就是后来广为世人所知的《日美谅解案》。
必须指出,《日美谅解案》的修改完全是在对美方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在4月9日正式收到文件之前美国国务院多次试图了解草案的修订情况,但是岩畔等人一直守口如瓶。

综上所述《日美谅解案》的起草和修改,自始至终都没有反映美国政府的立场,不仅如此修改后呈交国务卿的版本反而更加有利于日本,于是这次发起于私人的外交活动也就只能以私人身份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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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3 20:45 | 显示全部楼层
日本人对于战争的反思都有一个改不了的臭毛病,死不承认当时存在系统性错误,仿佛历史总是一次次偶然地滑向了深渊。怎么就不思考思考这一次次偶然背后存在什么必然。然后还总是喜欢一厢情愿地把走向不好的历史事件幻想成坏人破坏了美好前程,把走向好的历史事件幻想成理所应当,却不肯仔细探究这些历史事件背后到底有几分是真实存在几分是镜花水月。

所以看这些本质上是甩锅比赛的日本二战历史分析总会给人一脑子浆糊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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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4 00:43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段文章里还有一个天真的地方,那就是除了美国没了,你把苏联往哪儿摆?真以为斯大林大着肚子就跟西乡隆盛一样么?欧洲局势紧张的时候你还能仗着西方的威胁在东北跟苏联保持对峙,欧战结束以后你还以为斯大林会安心跟你在远东对峙?可千万不要忘记,东北地区的地下抗日力量不是因为关东军的野蛮围剿就可以扑灭的,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也绝不会因为一个9·18事变就会弃之不理。

关于军队和政府孰主孰从的问题,别看这些个甩锅回忆录把自己摘的多干净。什么“虽然说不上正常,但至少是在现代国家的框架内进行”,什么“扩大军部在政府内的发言权,实现军部和政府的高度合作”,还有“不要求军部压倒政府”。这些漂亮话背后是什么意思?这就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应有的体制,更谈不上什么现代国家。本质上还是要军队独立自主,政府给军部服务,擦屁股、背锅、再当橡皮图章。说得再漂亮不就是这么回事么?

现代国家的框架基本一条原则是财政权在一个政体内要集中,而且应当是毫无疑问由政府或者代表政府的议会掌握决策权。那么当时的日本遵循这条根本原则么?狗屁!日本人自己早就已经有了结论,军部在朝鲜、东北、华北独走的背后是独立的财政、税收和货币发行权。哪怕是近代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模式,这几项权利也不是掌握在军队手里。实际上当时的军队已经跟战国时代拥兵自重的大名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个披着现代军队外皮的军阀而已。

然后再看看这通篇回忆录里四处冒出来的小农意识气息。连贸易在现代工商业发展中的关键性地位这种基本认识都没有,光是像个乡下土地主一样,地多了攒钱,钱多了买地。就这么一个原始落后的经营逻辑,能实现“变分基地为主基地,为之后与苏联乃至与美国的最终战争打下物质基础。”才见了鬼了呢。所以不管太平洋战争拖到什么时候,日本的发展也不可能满足与第一集团正面抗衡的能力。海上单独抗不了美国,陆上单独抗不了苏联。至于幻想在反G旗帜下交个投名状就洗白……纳粹德国也这么想来着,有用吗?被麦克阿瑟独占维持了战后本土的完整就烧高香了。还指望美国承认你在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殖民地权益?做梦呢!

然后幻想中这个那个谅解案,懒得一个一个婊了,反正都是一厢情愿的白日梦。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实际还是延续着军阀政治的原始逻辑,在美苏改造世界的浪潮里,终究逃脱不了和那些比自己还先进一代的殖民地强国一起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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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4 10:2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md2 于 2016-5-4 10:32 编辑


日本的问题,其实很多国家现代化时已经遇到了。但是日本一直就有黑幕政治的传统,因此大家选择通过高层协商解决,制度上的漏洞就一直没有修。不独日本,东亚国家全有这个毛病。
这件事的根源是在山县有朋那里,因为西南战争后自由派要通过选举夺取政权反攻倒算,所以山县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让军队从政府独立出来。
山县在的时候有伊藤博文和明治天皇靠资历压制军方,这个机制的弊病表现得不明显。等维新元老全部去世,陆军发现可以用不出陆军大臣这个方法逼迫政府下台,事情就已经无法收拾了。后面这些参谋无非是利用了这个条件把自己的构想实现而已。


军部参谋受自己经历影响很深,日本陆军传统上亲近德国,而德国的民主化过程一直受阻,让问题更加恶化了。
永田参加的是一战,他的想象力只能到达一战德国的程度,不要政府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选项。
而后来的武藤和田中就没有这个顾虑。
武藤在德国时,遇到啤酒馆政变,他对希特勒的印象极差,因此坚决反对随德国开战,对于一党独裁也不感冒
田中在德国的时期正好是纳粹上台,德国失业问题解决,经济蒸蒸日上,他想要的就是全盘移植纳粹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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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4 21:2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村雨零 于 2016-5-4 14:28 编辑
md2 发表于 2016-4-29 13:56
石原的战略中最核心的就是绝对不能参与欧洲战事,一定要保持中立,闷声发大财。他的这种想法在当时看是非常合理的,但是现在看完全是痴人说梦。二战不同于一战,是一场彻底的意识形态战争,只要二战是以盟军胜利结束,那美苏必然会成为超级大国,然后开始冷战竞赛。日本位于两个超级大国的交锋正面,处境要比30年代恶化许多。现实中日本战后的高速发展是以丧失主权为前提的,在冷战中坚持独立自主的结果必然是像中国一样陷入生存危机,到时候连自保都将成为不可能,还谈何最终决战。

如果日本追求的是称霸世界,那么二战其实是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就算输了好歹还造了个痛快,真的韬光养晦,那未来就只能永远和平发展了。
“赢了我们有昭南岛,输了我们有第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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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18 13:45 | 显示全部楼层
等到21世纪再跟美国争霸的构想,好顶赞!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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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3 16:12 | 显示全部楼层
yuandi0120 发表于 2016-5-3 14:17
问题就在于这话谁来说都行,唯独不能由石原这个以发动918来爬上高位的人来说啊2333 ...

石原喜欢瞎折腾,但是他多少能长点经验……话说他怎么死的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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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4 10:19 | 显示全部楼层
鱼雷鲨 发表于 2016-5-23 16:12
石原喜欢瞎折腾,但是他多少能长点经验……话说他怎么死的来着

好像是被自己军刀插到JJ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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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4 18:30 | 显示全部楼层
鱼雷鲨 发表于 2016-5-23 16:12
石原喜欢瞎折腾,但是他多少能长点经验……话说他怎么死的来着

刀太长,下马的时候刀柄戳到睾丸
最终睾丸癌死且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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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4 18:30 | 显示全部楼层
鱼雷鲨 发表于 2016-5-23 16:12
石原喜欢瞎折腾,但是他多少能长点经验……话说他怎么死的来着

刀太长,下马的时候刀柄戳到睾丸
最终睾丸癌死且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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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9 14:1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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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比谷縱火事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B%E4%BA%8B%E4%BB%B6

個人覺得當時軍部決策過程中,日俄戰爭的後續處理其實對他們(二戰時的將軍,當時大概都還在尉級)影響很大.

如果對照1905年簽訂樸次茅斯條約的背景,中日戰爭進行到1940年底時,日軍的死傷已經超過整場日俄戰爭打下來的將近兩倍了.
而日俄戰爭打下來至少還有拿到半個庫頁島和南滿的經濟資源;國內還是一堆人不滿引發多次暴動.
如果1940年要撤軍,沒從中國那裡挖到比樸次茅斯合約更優渥的條件,這次大概就是霞關被暴民燒了.

說個題外話,簽訂樸次茅斯合約時和美國發表赫爾備忘錄時,美國總統都姓羅斯福.
沒有老羅斯福調停,日本其實拿不到更好的條件,但日本國內卻因此對美國懷恨在心,種下反美的情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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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9 20:50 | 显示全部楼层
“支那通”的历史宿命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6/5/29/1354005.shtml



“支那通”群体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日本对华态度的集大成者。他们早年多少怀有东亚民族独立自强的浪漫主义理想,却相信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们往往清楚地认识到中日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与症结,却又不甘心放弃日本既有的利益,转而希望采取更为极端的方式来“教训”中国。



《日本陆军与中国:“支那通”折射的梦想和挫折》  [日]户部良一著  金昌吉、诹访一幸、郑羽译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10月第一版  323页,45.00元




佐佐木到一,摄于1935年3月晋升少将之时。 


1925年1月31日佐佐木到一写给日本军政当局的秘密报告《国民党的将来》,文中提及:“……随着孙中山去世,国民党破坏力也许将更加难以控制”,表达了对国民革命中反帝倾向的担忧。


  1938年12月13日上午,日军第十六师团的右翼先锋第三十旅团占领下关,接着又攻取了南京城北门各处,切断了城内中国守军的退路。第三十旅团最后由和平门入城,数千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陆续投降,杀红眼的日军士兵却开始杀戮俘虏。军官们非但未阻止,反而纵容乃至鼓励暴行。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如此回忆当时的情形——


  想到战友的牺牲和战斗的艰辛,不仅士兵们,大家都想呼喊:“大家一起干吧!”

  这一天,他的部队不接受任何“俘虏”,对停止抵抗的残兵败将依旧进行“扫荡”,据说仅此一天就“解决”了两万人以上。12月21日,佐佐木到一兼任城内肃清和宣抚委员长,为了抓捕消灭所谓“中国便衣”,手段同样残酷。


  然而,正是这同一位佐佐木,早年却一度醉心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对之有过巨大共鸣。1922年至1924年间他作为武官曾常驻广州,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民党要人多有接触,甚至跟初出茅庐的蒋介石打过交道。因此他在日本军内也被视为名副其实的“支那通”。实际上,与之有类似经历且熟悉中国情况的“支那通”在日军内部并不少。本庄繁、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矶谷廉介、土肥原贤二、影佐祯昭、根本博、田中隆介、铃木贞一等皆属此类。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名字都非常熟悉或曰“臭名昭著”。他们要么曾作为武官、驻屯军人员或特务机关负责人常驻中国,要么曾以顾问身份做过中国某派势力的“幕僚”。尽管他们熟悉中国党政大事与民风社情,最终却又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侵华战争的急先锋,身体力行地将日本推向了对华全面侵略的深渊。


  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日本帝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户部良一在其著作《日本陆军与中国:“支那通”折射的梦想和挫折》中探寻了“支那通”群体的思想渊源及其蜕变过程。书中,户部良一将佐佐木到一视为该群体的典型代表,希望通过对其经历、言行的论述,来解析“支那通”彼时彼地的政治抉择,并将之视为近代以来日本对华政策失败的缩影。


  早年的佐佐木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视为“支那之曙光”,推崇孙中山的兴亚主义,认为他是“忧国的志士”、“拥有远大的抱负但却没有个人野心的人”。为此,即便遭到军中同僚嘲笑与轻蔑亦在所不惜。他反辩称:“我从我自己的信念出发,甘愿承受‘吹捧’孙中山的诽谤。”然而,孙中山去世后尤其是北伐之后,佐佐木对中国革命、国民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观感却陡然发生了逆转。他先后经历了“南京事件”、“济南事件”,目睹了中国民族主义与日本在华势力之间的激烈冲突。震惊之余,佐佐木转而指责这是中国革命正在堕落的表现,并将之归咎于“支那”的民族性,进而认为“无论是‘支那’的民族性、家族制度还是国家制度中,都无限蕴含着促进这种堕落的要素”。无论是“容共”,还是倒向英美,皆是这种“堕落”的明证。


  在此起彼伏的抗日浪潮中饱尝各种不快的佐佐木,最终在1929年愤然离开南京回国。整整八年后,他才挥着军刀重返中山陵旁的这座古都。此时,佐佐木对中国的评价与日本主流社会所谓“讨伐暴支”的狂热论调几无差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1937年7月17日的《东京日日新闻》在社论中写道:“‘支那’的不诚实,在十几年中一再被验证……日本行动之目的是为了东洋的和平,而惟有依靠实力才有可能实现之。”佐佐木回忆起之前曾在“济南事件”中遭到中国“暴兵暴民”骚扰的经历后,同样号召:“吾辈同胞必须把这一点作为支那民族残忍的一面牢记在心。”


  彼时不少日本军政人物之所以指责中国“不诚实”与“背信弃义”,在于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曾同情或支持过中国革命,那么中国在重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就理应给予日本特殊待遇。然而,试图从“半殖民地”状态挣脱出来的中国,绝无可能将日本视为例外。于是乎,任何有损日本利益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皆会被他们理所当然地视为“背叛”。如大川周明之类的军国主义理论家便热衷于批判国民政府总试图将英美势力引入中日之间。又如北一辉虽从未主张侵华,然而却歌颂日本近代以来对外发动的战争“不单单是为了私欲私利,而是为了促进其他民族的积极觉醒,赶走占有者、侵略者,打破现状,并视其为正义”。


  早在1823年,佐藤信渊就惊世骇俗地提出日本应该“征服满洲”甚至“将中国纳入日本的版图”(《宇内混同秘策》)。不过,佐藤临终前却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认为只有中日团结才能够抵御西方势力的侵略,继而抛出了“存支攘夷论”:“力主保全、强化支那,挫败英国,抑制西洋各国对东亚的侵略。”佐藤信渊前后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日后竟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两极,以至于百年间日本始终纠缠徘徊于这个“利”与“义”如何抉择的困局。其间,日本对外政策往往混合着功利主义、脱亚论、亚细亚主义等各类截然不同的思潮。一方面日本将西方文明视为学习的楷模,另一方面却又把西方看作贪得无厌的殖民强盗。一方面日本不惜追随强盗的步伐,另一方面日本又把自己看作亚细亚民族之“王道”反抗西方世界之“霸道”的当然领袖。对华态度上,这一系列思潮碰撞下的矛盾贯穿始终。


  如户部良一在书中所论说的那样,对相当多日后成长为“支那通”的日本军人来说,这亦是他们中国观逐渐养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思想背景。若从此背景出发,也就不难理解“支那通”军人思想转变的关键要素究竟是什么。


  根据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的回忆,矶谷廉介在1935年就曾发表过“蒋介石总有一天会与中共、苏联联手”的言论,甚至坚信只有采取一切手段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军实力才对日本有利。至于土肥原贤二,“虽说调子上有所不同,但都有同样的认识”(松本语)。松本重治对此类认知非常失望,曾评价道:“对于中国整体的认识以及对策,能在理论上构筑体系的,日本陆军中却一个也没有。如果非要找出与此相近的一两个人的话,或许可以举出矶谷、土肥原两人了。但是在这两位仁兄的中国观里,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及蒋介石的可能性的判断,我认为是有基本缺陷的,而日本的悲剧正是从这里酿成的。”


  除了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判断存在缺陷外,“支那通”始终是身怀杀器的军人。在作者户部良一看来,“他们把握了真实的一半,却又无视另一半。或许可以说他们是为了完成肩负的任务,不得不无视之吧”。从实际业务角度而言,他们最基本的任务之一便是搜集各类军事情报。以武官为例,1928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的《谍报宣传勤务指针》明确指出:“作为谍报工作的准备,最需要的是密切与情报来源的联系……尽可能与官方人物、一般实权人物或其他能够成为谍报来源的人,迅速而广泛深入地加深交往情谊,适时接近。此为要中之要。”


  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认知已经成为日本军部的主流看法,详细完备的情报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与“支那通”冈村宁次、“皇道派”核心小畑敏四郎一同被称为“陆军三羽鸟”的永田铁山在二十年代就曾系统调查过日本所缺乏的军需战略物资与中国资源之间的关联。在整理大量战略情报后,他提出“必须从资源丰富且近邻的中国获得资源”。永田铁山曾担任过参谋本部第二部长、陆军省军务局长等要职,其观点很快就被军部尤其是统制派将官奉为“指导原则”。在永田看来,惟有真正建立“自给自足体系”才能保证日本不受英美掣肘,拥有“国防自主权”。于是乎,为了建立“自给自足体系”,转而对中国采取军事手段也就在所不惜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以及接踵而来的华北分裂活动,便是永田铁山这种思想顺理成章的产物。


  在此过程中,活跃在对华活动第一线者几乎都是所谓“支那通”军人。例如佐佐木到一便在回忆录中宣称曾写信劝告河本大作“要乘此机会一举将张作霖除掉”。而“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支那通”,但却秉承着与之类似的中国认知。他非常清楚当时中日矛盾若要和平解决,日本就必须在政治、军事上全面从中国撤退。然而,又担心苏俄势力会乘机南下,从而“造成东洋新的不稳定局势”,威胁日本在东亚的利益;而他一手参与构建的所谓“满洲国”,便可以称为抵挡苏联势力南下的“防波堤”。1932年12月,佐佐木到一调任关东军司令部,成为“满洲国”军政部顾问。两年后,又接任他的“支那通”前辈板垣征四郎,成为“满洲国”最高军事顾问。


  “支那通”群体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日本对华态度的集大成者。他们早年多少怀有东亚民族独立自强的浪漫主义理想,却相信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们往往清楚地认识到中日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与症结,却又不甘心放弃日本既有的利益,转而希望采取更为极端的方式来“教训”中国。高举“义”旗,难舍私“利”。正是在这种自我赋予的神圣感中,无数日本人挥舞着凶器在一片刀光剑影之间试图完成“解放亚细亚”、“解放支那”的事业,却难以摆脱悲剧的历史宿命。用作者户部良一的话来总结,便是“正因为太了解中国了”,所以这群“支那通”最终意识到,巩固、扩大日本在华利益的任务与中国近代化奋斗目标,本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


  延伸阅读

  ●《日本陆军的轨迹(1931-1945):永田铁山的构想及其支脉》

  [日]川田稔著,韦平和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1868-1937》


  许金生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上海时代》

  [日]松本重治著,曹振威、沈中琦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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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30 02:30 | 显示全部楼层
VALKIRA 发表于 2016-5-24 18:30
刀太长,下马的时候刀柄戳到睾丸
最终睾丸癌死且无后

战后再撑点时间也许能把舆论带一下,中美其实没太多人想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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