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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汪利平 | 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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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3 22: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汪利平 | 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


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

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

汪利平

摘要:清代杭州驻防旗人在杭州经历了从清初的占领者, 到清中期的定居者, 到清末的革命排斥对象的身份转变过程。驻防旗人的地方化使其对杭州逐渐产生归属感。清末反满浪潮并非直接来源于持续的满—汉矛盾, 而是由于汉人民族主义情绪的急剧高涨。当排满革命者将旗人锁定在与清廷的关系中, 驻防旗人群体同时面临了民族和地方身份认同的危机。

作者简介:汪利平,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文章原刊:《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满汉关系向来是清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 近年来中外学术界出现了不少相关的论著。1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地增进了我们对清廷的政策和制度建设, 特别是八旗驻防营制度等方面的了解, 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理解清代民族关系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多数研究仅仅将八旗作为一个全国性制度来分析, 而很少深入探讨有清二百六十多年间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驻防与所驻地方形成的独特关系。这种“求同”的倾向反映在学者偏重出自朝廷的官书档案而较少利用地方史资料。然而, 不经过对地方史料中有关满汉关系证据的充分发掘, 我们就很难真正说清楚诸如驻防营是否真的将旗人与当地社会隔离、或清末排满风潮是否直接来源于满—汉之间长期的矛盾等等重要问题。

有鉴于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将研究的关注点从出自庙堂的言论和政策转移到地方上实际发生在旗人与汉人之间的交往上来。尤其重要的是需要探讨旗人因世代驻扎于一地而逐渐对所住地方产生出的认同感。本文选择详细考察清代杭州驻防旗人在不同时期与当地汉人的关系以及他们对杭州归属感的产生, 并试图通过这一个案来思考如何从地方的角度来考察和叙述民族关系和身份认同 (identity) 问题。对于身份认同, 本文的出发点是它既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由朝廷或国家加诸于某个群体或个人的标签, 也不是一种由某个民族或其他社会群体在孤立状态中产生的对自身的看法。任何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总是形成和表现在与其他群体的交往和对比反差之中。它非但不会被某种制度或政策锁定不变, 而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旗人这一“身份”的定义因此在本文中被看作并非仅仅由八旗和驻防制度铸成, 而是产生于它在不同时期与民人和汉人相对应的关系之中。通过考察旗人从进驻杭州到其最终被逐的整个历史过程, 笔者希望能够勾勒出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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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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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人最初在杭州扮演的角色无疑是征服者。他们于1645年到达杭州并从出降的明朝官员手中接收了这个城市。1648年, 清廷决定在杭州设立旗营, 因其为“江海重地, 不可无重兵驻防, 以资弹压”。2自那时起杭州旗营就是清帝国中规模较大的驻防之一, 其驻防将军手下一直有3000多将士。在清代最初几十年中, 杭州旗营的兵力对清朝征服东南沿海地区起过重要作用。他们在打击明遗民的抗清活动, 镇压三藩叛乱, 以及收复台湾等战役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3不过他们在为巩固清王朝作贡献的同时也对杭州百姓大为滋扰。驻防营的设立造成了杭州城市空间结构的重大改变。清廷下令旗人圈占城内百姓的住宅为驻防营, 驻防官员于是选择了城内自钱塘门至涌金门这个居民十分稠密的城区作为营址。据《康熙仁和县志》载:“此方之民, 扶老携幼, 担囊负簦, 或播迁郭外, 或转徙他乡, 而所圈之屋, 垂二十年输粮纳税如故。”4

清初驻防旗人是作为清王朝的代表镇守杭州的, 他们与杭州百姓的关系不但体现了异族统治者的特权, 而且与世界历史上其他地区占领军对被征服人民的骚扰十分相类。他们闯入民宅中抢夺财物, 毁人祖坟, 向地方官索要妇女, 侮辱士人。旗人的行为更使商旅裹足不前, 从而威胁到杭州赖以生存的商业贸易。为了缓解各地旗营与百姓的紧张关系, 清廷在1650年下令修建驻防城以隔离兵民。当时虽曾考虑将旗营改设于人口较为稀少的城北, 但是身为八旗汉军的浙江巡抚萧启元最终还是决定将驻防城建在旗人已经圈占的城西地区。虽然驻防城墙的建筑于同年完工, 可这并不意味着旗营停止了圈占墙外的土地。1658年, 驻防城向外扩展了一次, 据说是为安置新到的500名士卒。而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杭州百姓一直担心旗营会继续扩展。例如1662年旗营官员再次准备以扩展驻防城来安置一些新调来的人员, 杭州百姓闻讯极为恐慌。为了保住他们的房产, 驻防城附近的绅民向地方官乞求允许其出资在旗营内为新来者建造房屋。时任巡抚的朱昌祚与旗营官员商讨后同意了这一请求。5当然百姓因旗人的房屋需求而失去家宅的情况并非杭州一处, 在其他地方也很普遍。最终, 康熙帝在1669年下令永远禁止旗人占用民人房屋。这道御旨使得杭州驻防城被固定在7000余亩的面积, 约为清代杭州城内总面积的13%。

在杭州当地话语中, 驻防城这个军事设施被称作“旗下营”, 或简称“旗下”。尽管驻防内的旗人既有满人也有蒙古人, 甚至还有大量汉军, 6官方文书和方志仍经常以“满营”或“满城”来突出其与满人的联系。而“营”与“城”字互相通用则与驻防事实上是一个有城墙、城门和衙门的城中之城有相当关系。驻防城墙是砖石结构, 周长4.9公里, 高6.33米, 宽3.33米。城墙顶部的宽度可容两匹马通过, 并可安放火炮。驻防的五个城门分别从东、东北和南面开向杭州城。驻防内共有137个属于各个不同级别官员的衙门, 大多是在镇压三藩叛乱时由浙江地方官捐资建造。其中驻防将军的衙门占地27.3亩, 共164间。7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驻防城是一块旗人的禁地, 杭州百姓因惧怕被旗人骚扰而不敢涉足其中。

尽管旗营是一个征服者的独占性空间, 居住其中的旗人却没有与杭州社会隔绝。8实际上, 正是旗人在驻防之外对杭州官民行动的控制体现了他们对这个城市的占领。与其他设有驻防的外省城市一样, 旗营官员一直对杭州城内的文官进行监控。不仅驻防将军和都统有权以密折向皇帝奏报地方事务, 就连驻防将军听取地方情况汇报的方式也显示着其凌驾于省内文职官员之上的威权:每月初一和十五, 巡抚须率领其下属到旗营去拜见将军。9除了监控地方官以外, 驻防将军还掌握着杭州各城门的钥匙。每个城门由驻防中不同旗属的士卒把守。10而把守城门的职责为旗人提供了许多限制百姓行动和敲诈勒索的机会。他们随意抢夺百姓担子上的东西, 并向背包袱和乘轿子的行人索取过路费。卫兵总是在城门口阻挡送葬和迎亲的队伍, 使人不得不贿赂他们以求通行。城门因此成为百姓日常向征服者低头的地点。在城墙外, 旗人的为所欲为更危及了天下闻名的西湖风景区。当时驻防拥有上万匹马, 与之仅一墙之隔的西湖被旗人当成了一个方便的放马处。湖上极负盛名的桃柳等树木也被他们樵采殆尽。无怪乎当时的游客和本地文人都在诗文中对西湖风景的凋敝和水源的污染极表悲哀。11

除了对百姓行动方面的限制和对环境的破坏之外, 旗人还利用其政治特权在经济上压榨平民。事实上康熙皇帝对杭州驻防旗人恐吓当地百姓并造成商旅裹足的情况颇有所闻, 并曾数次为此申斥和惩处杭州驻防官员。12而在旗人敲诈平民的各类手段之中, 最为臭名昭著的莫过于营债。“营债”指的是一种要求借款人以房产和家人做抵押的高利贷。旗人之所以有能力放债是因为清初他们在财政上颇为宽裕。他们通过被称作“营线”的本地掮客把手中的银钱向杭州的升斗小民发放高利贷。迅速增长的利息常常使借款者无力偿还, 旗人就乘机夺取他们的房产和妻儿, 或迫使借款人投身旗营为奴。这种令人家破人亡的高利贷自然使杭城百姓极为反感。1682年, 营债问题引起城北武林门附近的商民罢市抗议。而当一位目击此事的地方官逮捕了几个营线以平息众怒时, 数十名旗人对他进行围攻并捣毁了他的轿子。这个事件最终被上报朝廷, 康熙帝为杭州驻防将军不能管束部下而对其大加训斥。13

康熙帝显然希望能解决杭州旗营与当地百姓的矛盾。他在1684年派精明强干的赵士麟 (1664年进士) 为浙江巡抚, 并在赵氏陛辞时嘱咐他要采取切实行动。赵士麟到达杭州以后发现当地百姓所欠营债本利相加已达30万两之巨, 因此他把清偿营债作为重建杭州社会秩序的首要任务。经过与驻防官员的多次商谈, 赵氏得以将营债数额削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他进而向地方官员筹集捐款将其偿还, 并且明令永远禁止再放营债。14此外, 为重振杭州的商业, 赵氏还禁止驻防士兵在城门口骚扰平民。出于感念赵氏为缓解兵民冲突而作的努力, 杭州百姓特地在西湖上为他建造了生祠, 并将其誉为“稽兵安民”的模范官员。15杭州人对赵士麟的爱戴,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初旗人在当地的骄横以及多数地方官员对之束手无策的现实。

营债是见诸地方文献的最后一次旗人与杭州平民百姓之间的严重矛盾。赵士麟以劝说加警告的方法使旗营官兵接受大为削减的债额, 显示了康熙朝地方官员对驻防态度的一些变化。而这与清帝国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到那时, 清廷不仅已经成功地镇压了三藩叛乱, 而且已将台湾纳入帝国版图, 沿海地区进入了和平时期。在这种局势下, 虽然分省驻防仍负有震慑地方的使命, 朝廷对东南地区的统治则由依赖赤裸裸的武力转而利用更为和缓的政治手段。康熙帝在1684年首次南巡, 通过对士大夫文化的赞赏在汉人精英中树立自己的圣王形象。旗营与杭州百姓的关系因而在17世纪末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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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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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和平时期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 其结果是杭州等地的驻防旗人无需再转战疆场, 而是逐渐习惯于定居城市的生活。旗人流动性减弱的表征之一是旗营马匹数额的持续减少。在清代最初30年间, 杭州驻防每一位骑兵至少配有3匹马, 16故而在18世纪初旗营马匹总数在一万以上。而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马匹缩减至仅剩300多。与此同时, 旗营将朝廷当初拨给旗营养马用的沙田出租给农户, 用所得田租来维持旗营日渐增加的闲散人口。17

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上半段, 驻防受杭州城的影响日益深厚, 而其与京师的联系则在逐步削弱。定居江南所造成的不但是驻防人口的城市化, 而且也是他们的地方化。这一过程最终使来自满洲的旗人变成了杭州旗人。乾隆帝在南巡到杭州时就曾注意到旗人的这种地方化倾向。他在一首诗中说“已此百年久驻防, 侵寻风气渐如杭”, 并感慨地评论到外省旗人的满语已十分生疏, 而他们所讲的汉语则完全是当地口音。18在最近出版的英文学术著作中, 乾隆帝常常被描写成一位刻意保存或建构以语言和历史为中心的满族身份认同的皇帝。19他对汉人的不信任和对满族被汉文化同化的焦虑被描述成甚至到了让他不惜残害无辜的地步。20但我们必须考虑到乾隆帝所面对的是与他的祖父康熙皇帝截然不同的局面。在乾隆帝不断训诫旗人要保持“满洲之道”的同时, 他也必须应付由于人口增加而变得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尽管他有许多注重满洲身份的言辞, 他的决策在客观上还是促进了分省驻防旗人的进一步地方化。乾隆朝有关八旗的新政策之一是允许旗人在所住外省地方置办产业, 并将死去的家庭成员就地埋葬。这是旗人逐渐演变得与汉人一样将祖坟所在地认作故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康熙时代, 朝廷曾规定旗人不得在驻防之处置墓地。旗丁死后其遗骸必须运回京师。若死者没有儿子在驻防当差, 其遗孀必须伴随遗骸回京。雍正帝继承了这一政策。他在1732年的一份上谕中解释说:“弁兵驻防之地不过出差之所, 京师乃其乡土也。”21他认为如果让旗人死者就地安葬并让其家属留在原处, 长此以往他们将变为“汉人”。雍正帝的态度表明朝廷是不愿看到旗人地方化的:“是国家驻防之设竟为伊等入籍之由, 有是理乎?”22然而, 到18世纪中期, 运送驻防旗人遗骸及家属回京已经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出于减轻负担的考虑, 乾隆帝在1756年发布的一道谕旨中终于允许驻防旗人在当地购置墓地, 并同意让他们的遗属留在原驻防。23

朝廷拖延了很久才同意旗人在驻防当地注册参加科举考试, 以免他们耗费金钱进京赶考。虽然乾隆时期就有大量证据表明旗人的军事技术已不足恃, 朝廷仍坚持将他们视为战士而不愿让其通过科举谋求出路。在乾隆帝之后, 嘉庆帝于1800年同意驻防旗人于所在府参加考试, 并在府学注册。1816年的一道谕旨进而允许旗人在所居省份参加乡试。当时的杭州将军范健中立刻对此作出反应。他在旗营内建立梅青书院, 并延请一位有名的当地学者为师。24与科举功名获得者人数居全国第二位的浙江省同步, 杭州驻防士子也成为各驻防中科举成功率最高的之一。

毫不奇怪, 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 杭防旗人与杭州的关系和清初相比有了质的变化。他们不再是入侵的征服者,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地方化了。驻防将军常常把与当地文官的合作当作为日益增加的闲散旗丁寻求就业机会的途径。例如, 旗丁曾数次被选派去监督浙江海塘的修建。另有一次, 一位将军派旗丁去杭州郊区协助捕捉危害庄稼的蝗虫。也许部分是出于削减开支的考虑, 一位将军奏请朝廷取消春季演炮。有意思的是, 他所提出的理由是演炮的噪音会震动地脉, 并因此对杭州附近地区的农业和重要的养蚕业造成不利影响。25

驻防当局对当地习俗的接受使得旗人与平民在城门口的交往也得到改善。例如在夜晚关闭城门时, 城北武林门的关门时间较晚。这是因为武林门外是大运河的南端终点, 当地有一个著名的夜市。由于这个夜市是杭城周围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推迟武林门的闭门时间自然有利于百姓在此从事买卖和游玩。不仅如此, 城门夜闭之禁还在一个特殊的夜晚有所松动, 以方便城内百姓的宗教活动。杭州人多相信在六月十九日观音菩萨生日时须去位于西湖西山的上天竺寺进香, 而且香烧得越早越多得福。为了能够在观音生日的清晨就去庙里烧香, 杭人在此前的六月十八日夜间几乎是倾城出动到西湖上去等待。这个夜晚因此成为清代杭州最重要的民间宗教节日。而杭人之所以能够夜晚出城去游湖, 是因为驻防旗营当局在此夜将通往西湖的钱塘门和涌金门通宵大开。26从现存关于旗营的文献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旗人在宗教信仰上日益入乡随俗, 很受本地神灵崇拜的影响。信仰和习俗的趋同使旗营事实上不再是清初那样一个杭城百姓不敢涉足的地方。在19世纪中期一位本地文人的描述中, 驻防将军衙门前竟被列为新年观看花灯最为热闹之处。城中的龙灯舞队总是先到那里表演, 因为他们知道会得到优厚的赏钱。27而已将自己的先辈葬于西湖附近诸山的旗人家庭也加入了本地百姓清明踏青扫墓的行列。在此必须指出的是, 不能把旗人的入乡随俗看作他们已经被同化而成为汉人。其实, 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旗—汉区别并没有消失。例如杭州百姓常常把清明踏青当作满足其对旗人妇女好奇心的机会。据另一位本地文人的记载, 到城墙上观看“鞑儿奶奶”是杭州人清明时的活动之一。28这当然是因为旗人妇女的特殊服装、发式, 还有天足。

在讨论驻防旗人的地方化倾向时, 有必要指出杭州这个清代东南大都会为他们提供的环境。杭州除了在清代之前曾多次经历过国内移民潮, 还有着很长的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的历史。十分著名的是元代杭州相当规模的波斯商人群体。这些波斯人建造的清真寺至今仍存在。元代杭州著名诗人贯云石的祖先就出生于中亚地区。在晚明, 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发现杭州是个宽容他们的城市, 并在此赢得了数百信众。直到清初, 杭州的著名诗人和医家之中仍有祖籍中亚的穆斯林。不难理解, 在这样一个真正“五方杂处”的都市中, 旗人会在相当程度上被逐渐接受。饱读诗书的旗营文人常常与当地汉人诗歌唱和, 有汉人朋友为他们的作品题跋作序。许多旗人文士有登览山水和琴棋书画之好, 他们对诗文的审美趣味逐渐与本地汉人接近。到19世纪初, 一些旗人甚至把驻防营看作一个文化空间, 并通过它把自己与杭州城的历史联系起来。1855年, 一位获得了生员资格的满人庭玉完成了第一部关于旗营部分城区的著作, 取名为《城西古迹考》。庭玉据说雅好文艺并极爱西湖山水。虽然这部书后来失传, 从现存庭玉的自序中我们仍可看出, 他为写作此书曾用50年来收集有关旗营中古迹的资料。更重要的是, 写作关于自己所居社区的历史, 是18世纪中期杭州著名文人厉鹗的《东城杂记》开创的一种与官修地方志不同的写史风格。清代官方关于杭州山水和人文景观的话语完全是以康熙帝和乾隆帝的南巡为中心的, 而厉鹗式的地方史写作表现了清代杭州文人试图开拓一个在官方话语之外的文化空间。29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 至少出现了六七部模仿厉鹗体裁所写的关于本城某个社区的著作。在这种情况下, 庭玉将他所居住的旗营称为与厉鹗的“东城”相对应的“城西”, 显然就是对这种非官方话语的参与, 实际上表达了一种与朝廷对驻防旗人与地方关系的安排非常不一致的东西。从朝廷的立场来说, 建立驻防营是为了将旗人与平民隔离, 并为国家执行监控和震慑地方社会的功能。而庭玉这样将旗营当作“城西”, 分明是把旗营看作了整个杭州的一部分。毫不奇怪, 庭玉的书受到了本地汉族文人群体的注意。一位曾写作杭州另一社区历史的文人, 不但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对庭玉大为称赞, 还提到曾以书中所画地图游览了旗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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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旗人与汉人联手抵抗太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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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玉的著作所代表的旗人对杭州产生的归属感很快就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就在他将要完成此书时, 江南因太平军的到来一变而为战场。由于太平军决意要消灭清妖, 他们成为江南驻防旗人群体及其所处城市的致命威胁。而19世纪中期太平军与清军之间的喋血厮杀, 更向我们揭示了民族身份认同 (ethnic identity) 和地方身份认同 (local identity) 之间的复杂性。对于分省驻防旗人来说, 认同一个具体城市常常变得与对朝廷的认同同样重要。与此同时, 在江南许多士绅和百姓眼里, 相比与他们世代共处的旗人来说, 太平军则显得在文化和习俗上极为陌生。阅读江南文人关于自己和太平军遭遇经过的记录时, 我们总是可以看到许多对太平军所作的“人类学”式的描述。无论是这些造反者庆贺年节的礼仪, 还是他们的饮食和服装习惯都让江南人感到怪异。杭州居民认为太平军互相问候时蹲下身来的做法显得十分滑稽。同样的, 对他们来说, “长毛”们脚蹬花鞋、身穿长袍不系腰带、蹲在地上吃饭都是可笑的习惯。在江南这个十分注重血缘家庭的地区, 来自远方的造反者们把抢来的男孩认为义子的做法更是既不可理解又十分恐怖。相比之下, 那些已经在杭州居住了近二百年的旗人则在本地人眼中早已没有任何异国情调, 而常常被认为是与他们共命运的邻居。

1860年和1861年杭州两次受到了太平军的攻击, 旗人也两次行动起来保卫他们的城市。1860年三月, 太平军将领李秀成带领少数部队对杭州进行了突然袭击, 计划以此“围魏救赵”之计来解除当时清军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围困。此时杭州城内仅有2800名募自外地的士兵担任守卫。这支弱小而又缺乏战斗经验的军队远非身经百战的李秀成部的对手。仅用8天时间, 太平军就攻破了杭州城, 只剩下旗营仍在抵抗。出于对太平军屠杀旗人的恐惧, 杭州驻防进行了决死的战斗, 甚至妇孺都到营墙上参战。有证据表明, 本地百姓曾帮助旗人抵抗被视为入侵者的太平军。当太平军挖掘地道以图炸开旗营城墙时, 一位锡箔匠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太平军营去向驻防将军瑞昌报信。31旗营的抵抗持续了3天, 直到清方援军赶到, 李秀成主动撤出杭州为止。

次年, 李秀成再次攻打杭州, 并且决意将这个城市作为其所控制的浙北地区的中心。这一次清方在杭州驻有大批士卒, 并做了相当准备, 故而在开始尚可抵制李秀成的攻击。然而, 李秀成得以切断杭州的粮食供应, 将城市围困起来慢慢消耗其防御力量。在被围数月、城中居民半数饿死之后, 杭州最终在1861年十二月落入太平军手中。旗人再一次退入驻防城中闭门拒守。李秀成并不想屠杀旗人, 他送信给将军瑞昌劝其投降, 并保证护送营中男女去北方。然而, 对杭州旗人来说, 在城市陷落之后偷生是不可接受的。当太平军强行攻破旗营时, 瑞昌投水自杀, 许多下级官员战死。八千多旗营居民举火自焚, 一把大火将旗营全部烧毁。32

太平天国战争曾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满汉关系的转折点, 认为自此汉人的反满情绪就日渐高涨。但是杭州的情况显然不支持这种说法。1860年和1861年的灾难性经历实际上有助于旗人为城中百姓所接受。不但本地文人在战后常常哀叹旗营的消亡是整个城市悲剧的顶点, 更有意思的是, 在文人对太平天国战争的记忆中, 旗营被表述为杭州的“内城”或“子城”。33在这样的表述中旗营仍有其特殊性, 但它与杭州的关系明显不是隔离的, 而是从属的。

杭州旗营在太平天国战后的恢复期被重建。鉴于劫后余生的仅有46位旗人, 对这个“内城”的重建可以说是完全出于同治中兴时期恢复战前秩序的愿望, 而非出于当地旗人实际的需要。从空间上来看, 旗营的重建恢复了杭州在战前的城市空间格局。不过重建的旗营与杭州同样受到战乱之后财政窘迫的限制, 已不再拥有昔日雄壮的外观。新的旗营只有土墙, 并且其高度和宽度都比从前大打了折扣, 宽仅2米, 高仅3米。清廷从乍浦、福州、德州、荆州、青州和成都抽调了旗人来充实新建的旗营。至1869年, 有5330名旗丁登录在案。34与清初旗人来杭时祸害百姓形成鲜明对比, 这次调派来杭的旗人没有在当地造成什么骚扰。

杭州旗人在太平天国战后的著作中表现出更为明确的地方身份认同。1870年代, 一位当地文人用赞赏的口吻提到出身杭州驻防的蒙古旗籍官员瑞常在其诗集上的落款为“生长西湖芝生氏”, 并观察到作者在诗集中多处表达了他对故乡杭州的思念。35同样的, 另一位旗人金梁也在其著作中流露出对杭州的故乡情结。金梁出身于原驻乍浦水师的满洲瓜尔佳氏家族, 成长于太平天国战后的杭州旗营。36美国学者Pamela Kyle Crossley 曾注意到金梁对神异故事情有独钟。但仔细阅读他的著作就会发现, 金梁的神异故事并非随意编造, 而是通过它们把自己的家族与杭州地方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文化英雄”联系起来。金梁的父亲侥幸逃过太平军对乍浦水师的毁灭性攻击, 并最后在杭州致仕。他被金梁认作是18世纪出生于杭州的诗人和画家、扬州八怪之一金农的转生。金梁进而认为他自己是明代出身杭州的忠臣于谦再世。37这些深深根植于杭州地方历史记忆的故事表明它们的作者已经把杭州认作了自己家族的文化家园。金梁还提到他的家族和旗营中其他许多家庭都已数代与汉人通婚。

除了表达对杭州的归属感, 旗营文人也和杭州劫后幸存的汉族文人同样在19世纪晚期深刻的变局之中孜孜于保存地方的历史。1889年, 一位蒙古佐领的儿子三多写作了一百首关于旗营的诗, 并将其命名为《柳营谣》。三多明白表示他创作这部诗史是因为“自经兵燮, 陵谷变迁, 老成凋谢, 欲求故实, 更无堪问”。38就像是在回应太平天国战争之前庭玉的著作, 三多也选择了将旗营看作一个文化空间, 是杭州城的一部分。通过把旗营称作“柳营”, 三多将其浪漫化为一个充满古迹和旗人雅兴的地方。当时担任诂经书院山长的著名考据学者俞樾对他的创作给予了支持。他在为三多诗集所作的序中指出旗营对杭州的大都会文化形象有着重要贡献。5

俞樾的门生之一、仁和县秀才张大昌也对旗营的历史十分感兴趣。他的著作《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完成于1893年。与显然在写作中有所选择的诗人三多不同, 作为史家的张大昌似乎在提供关于旗营的全部历史。但是事实上他对清初旗—民之间的矛盾一笔轻轻带过, 也对太平天国战后旗营建筑的寒酸轻描淡写。其著作的着重点在于将旗营与文化中心杭州相配。俞樾在序言中对这部书进行了概括:“自设立满营, 休养生息二百余年, 生齿日繁。其中名臣名将以及文章经学之士后先相望。而其地居杭之西偏, 出城跬步即西湖也。山川秀丽, 仕女颁斌。寺观祠宇皆前代名迹……访古之士瞻望流连, 乔木世家望之起敬。”39这种试图忘记杭州旗人与百姓之间过去矛盾的倾向, 显示了汉人文化精英对旗营存在的接受。满—汉之别在19世纪下半期尚未成为与旗人共居一城的人们关注的焦点。当时的人们仍然以文化作为判断标准, 他们愿意将旗营视为杭州的一部分是因为它与杭州的文化空间没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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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辛亥革命与旗营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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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纪结束时旗人在杭州的存在仍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反清排满情绪要到清朝的最后数年才在杭州有明显的表现。通过以上各节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排满情绪高涨并非源于本地社会中民族矛盾的激化, 而是现代民族意识在中国的传播和汉族士人由于清廷无力抵御外辱而产生的日益深重的挫折感和危机意识。清廷的权威需要经过清朝在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1898年百日维新的失败和1900年义和团运动引起的灾难才真正被质疑。需要指出的是, 即便在反满已成全国之势时, 杭州也很少有仇视旗人的事例。杭州人没有对旗营表现出明显的敌意与当地旗人善于顺应改革潮流并且主动参与城市社会有很大关系。杭州旗人远非一般人成见中那样陷于贫困和怀旧, 而是相当积极地参与了清末新政时期的各种改革。杭州新政改革中最有成就的是新式学堂的设立, 而旗营在这一点上与城内其他社区相比毫不逊色。1904—1905年间, 旗营中创立了一所中学、三所小学和一所女子小学。

与杭州城总的情况相应, 新式学堂的兴办在旗营中也为社区领袖人物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积极参与学校兴办和管理的人物之一是满洲正黄旗佐领贵林。他是由旗营官佐捐款兴办的三年制中学清文学堂的校长, 该校至1911年已有40个毕业生。40在创办女学堂的惠兴自杀殉学以后, 贵林又担当起惠兴女学堂总办的责任。41贵林不但有八旗的官职, 也是一位举人, 他的诗文才能在杭城的文人中颇为有名。据一位亲历了杭州辛亥革命的旗人回忆, 贵林为人“好直言, 喜任事”, 对清末改革的参与远远超越了旗营内的事务。421908年, 他创办了《浙江日报》。这份报纸的政治立场是鼓励君主立宪, 并对杭城内各种社会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43尽管贵林并非旗营中官职最高的人, 但他在兴办学堂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在杭州城内的声望使他自然地成为旗营社区的领袖人物。更重要的是, 参与这些方面的活动让他与聚集在杭州的浙江立宪派实力人物建立了密切关系。贵林与他们的友谊, 特别是他与作为新派人物首领的浙江谘议局议长陈黻宸的情谊, 此后对杭州辛亥革命的结局产生了重要影响。44

杭州旗人积极参与清末新政改革也表现在他们在地方自治运动中为旗营争取被承认为杭州社区之一的权利。早在1907年, 旗人就组织了一个由贵林担任主席的自治会。在1909年的省议会选举中, 旗营成功地取得了清廷的许可让下级旗人参加选举。结果在108个省议员中旗人获得了3个席位。45在1910年, 旗营本身被列为杭州的自治区域之一。相应的, 此时清廷也已完全把外省驻防旗人认作属于他们所住的城市。当钱塘—仁和两县自治会询问杭州旗营的自治是否应遵循为北京旗人所定的规则时, 朝廷的回答是将他们当作杭州平民对待。46同时, 杭州出版的地方乡土历史地理的教科书也把旗营当作虽然特殊但仍不失为是本地的一个社区。它再次被称为“子城”, 旗人不是在镇守杭州而被说成是在清初“迁居此地”。47

然而清末改革并没有能给旗人在城中的地位带来保障。汉族士人越来越把清廷看作是一个既无力也无心保护中国利益的政权, 而这种挫折感在诸如铁路筑路权之类与地方利益直接相关的方面表现得特别强烈。他们在对清朝的攻击中更是趋向于将旗人与朝廷等同起来。48而日益浓厚的反清排满氛围在鼓舞革命人士的同时, 也迫使驻防旗人采取守势, 对清朝统治的正当性进行辩护。正是在这个时期贵林参与了对杭州城内反满分子的镇压, 他的行动为其在辛亥革命中的悲剧性结局埋下了伏笔。贵林的目标是杭州最激进的反满分子孙翼中。孙氏早在1901年任求是书院的教师时, 就曾因让学生作文诟病辫子而被当局逮捕。获释后他东渡日本, 在那里参加光复会的活动, 1903年又参与创办编辑革命刊物《浙江潮》。同年他回到杭州, 成为《杭州白话报》主编。在他的主持下, 这份报纸以言论激进而著称。49孙于1906年离开《杭州白话报》, 担任城内一所小学的校长。次年, 一位店主控告孙氏猥亵学童, 而贵林支持这一指控。这个丑闻对孙氏在城内的声誉无疑是一个毁灭性打击。他因此不得不匆匆离开杭州。50

贵林卷入的另一事件与著名革命志士秋瑾有关。1907年秋瑾在绍兴因反清活动被捕, 随即被杀。而在此之前秋瑾就已经预见到自己有生命危险, 她在被捕前一年曾与好友徐自华一同游览西湖, 并表示希望死后被葬于湖上。徐自华和秋瑾的另一位朋友吴芝瑛于1908年设法将秋瑾的遗体运到杭州, 并在西湖孤山为其建坟。她们还在杭州组织了秋社来纪念这位巾帼英雄。贵林出现在追悼秋瑾的集会上, 并站出来发言说:“我大清待汉人不薄。”徐自华的妹妹因此与他进行了激烈的争辩。51贵林并非旗人中唯一感到纪念秋瑾对清朝和旗人不利的人。当年稍晚些时, 一位满族御史常徽上奏, 指控徐、吴等人公然将由于反清而被处死的秋瑾葬在西湖畔, “几与岳武穆于忠恕墓并峙”。52的确, 秋瑾墓很容易被人与在其左近的岳飞墓和于谦墓相联系, 二者都是著名的抵抗“胡虏”的英雄。朝廷据此下令毁去秋墓, 并通缉主持造墓者。此时江浙精英已对清廷不愿实行立宪并和汉人分享权力十分反感, 清政府对秋瑾的镇压在他们中引发了许多抗议。各种绅民团体都向江浙两省的官员致电要求停止对参与建造秋瑾墓者的迫害。《杭州白话报》当时刊登文章强调满人与汉人之间的不平等, 指责清政府没有能力保护中国的利益。53

尽管杭州在1910年前后有不少批评清政府的舆论, 但辛亥革命在这个城市的发生形式不是一场当地民众的反清起义, 而实际上是由外来革命者密谋发动的军事政变。在这个事件中起关键作用的大多是来自浙江南部地区的青年军官。这些年轻人来到杭州的途径就是晚清改革促发革命的明证。54浙江于1903年开始训练新军, 而杭州作为省会成了这一晚清军事现代化的集中地点。1897—1909年间, 城内先后存在过五所军事学校。55杭州将军志瑞曾在1910年奏报说, 新军是浙省各类新政事务中最为有成就的一项。56到1911年, 浙江已经完成了新军一个镇的组建, 并且大部分驻扎在杭州地区。57这支新军的军官成了反清组织光复会争取的主要目标。一些军官加入了光复会, 并曾与秋瑾有联系。1911年秋, 他们虽受到武昌起义消息的鼓舞, 但因对徐锡麟和秋瑾被杀记忆犹新而不敢轻举妄动。上海同盟会领导者陈其美因此与他们联络, 希望杭州的起义能够和上海同步, 并在此后出兵协助拿下江苏重镇南京。参与杭州革命密谋的基本上不是杭州人。不但新军军官们多出生于远离杭州的地区, 而且从他们对辛亥革命的回忆中也可看出他们当时极少与杭州城内百姓交往。58即便其中少数几位非军方的参与者也不是来自杭州。例如担任省谘议局副议长的褚辅成就是嘉兴人。虽然他是同盟会浙江分会的负责人, 但直到1910年他的主要活动都是在自己的家乡。591911年刚到杭州不久的褚氏成为革命密谋中同盟会的代表, 陈其美计划让褚与另外一位同盟会员主持革命政府中的民政部分。60对杭州革命领导者背景的考察让人不难理解, 缺少与当地人之间的联系和感情会使革命者更倾向于使用暴力而不顾忌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

起义的计划是在九月陈其美攻打上海的同时夺取杭州城。但是新军军官在对杭州的兵力进行对比之后认为起义取得胜利将会相当困难。旗营是他们计划中最主要的障碍。61因为旗营拥有浙江新军一个营, 由毕业于杭州武备学堂的哈楚显指挥。此外, 当时的浙江巡抚增韫是一位旗人, 他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中对新军十分疑惧。他下令将大部分新军队伍驻扎在城墙之外, 并对每个士兵只发十颗**来限制其战斗力。同时, 他把大批军械, 包括1200支**和8000发**都交给了旗营。结果旗营在原有的一个营之外又组织了一支有600多人的民兵队伍。在当时汉人排满情绪激昂的环境下, 有关革命者将屠杀旗营居民的谣言蜂起。据旗营的一位新军军官迎升回忆, 当时驻防中许多人听到旗人在武汉被屠杀的传闻感到十分绝望, 认为自己也会被汉人的革命洪流淹没。62

九月十四日夜, 驻扎在杭州城北郊的新军部队开始行动。向士兵下达的指令是:“敌人在杭城方向”, “本军有攻破杭城及占领各重要机关之任务”。7新军部队攻破了城北的艮山门与城南的凤山门, 一支敢死队烧毁了巡抚衙门并俘获了增韫。军人杀死了几个偶然留在旗营外的旗人, 但除此之外并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他们仅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控制了杭州, 很快军事学堂的学生就取代警察把守城内各处。到十五日清晨, 唯有旗营仍在抵抗。革命军将其团团包围, 在旗营通往杭州闹市区的官巷口埋下了**, 并以架在城北城隍山上的大炮轰击将军府。8旗人也用他们自己的武器还击。由于感到自己被反满革命者锁定为敌人而毫无出路, 一些愤怒的旗人要向城中汉人开火。哈楚显下令准备好大炮要轰击城内各要点。9一场血腥的战斗即将爆发。此时, 先前并未被邀参与起义密谋的立宪派人物急忙介入以求避免战争。陈黻宸与旗营实际上的领袖贵林之间的友谊在这一关键时刻变得极有价值。陈氏告诉起义军指挥者他能够对贵林施加影响, 而一旦贵林放弃抵抗, 旗人就不会再战。鉴于以武力攻取旗营的实际困难, 革命军领导人同意让谘议局成员联系谈判。两位谘议员进入旗营, 要求将军德济派代表前去谈判, 而贵林是唯一愿意前往的人。贵林愿意前去谈判是因为他早就预见到了这一天。武昌起义爆发后, 陈黻宸曾与他谈过恐怕杭州也不免于革命的风暴。陈氏以太平天国期间旗营和杭州城在战争中同遭浩劫的历史来劝说贵林到时候不要抵抗革命。他也向贵林许诺要与浙江的立宪派领袖汤寿潜共同努力, 把杭州塑造成一个和平解决满—汉矛盾的典范。据说贵林流着眼泪对陈黻宸说他也预感到朝廷不久将亡, 遗憾自己只有随之而死。最终, 陈黻宸和他在谘议局的同道说服了贵林寻求一个和平的结局。因此, 贵林在革命军攻入杭州时显得非常谨慎, 避免冲突升级。他建议将军德济不要派兵增援巡抚衙门, 以免在旗营外与革命军发生冲突。据迎升的回忆, 贵林还曾这样责骂那些想把愤怒发泄在城内居民头上的旗营军人:“尔知文明国之战斗公例乎?非战斗者, 在保护之例。况吾营与居民相亲爱数十年, 忍一旦仇之乎?”63

然而, 贵林与革命军总指挥周承菼会见后, 两人无法就停火达成协议, 并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贵林警告周说杀害旗人会有损于他和革命军的名誉。2此时, 革命阵营内部也出现了数人争夺都督位置的危急局面。褚辅成急忙到上海向陈其美报告。陈其美既急于看到革命军能尽快控制杭州以便出兵协助攻打南京, 也被在上海的浙江精英提醒必须取得温和派的支持。故陈氏写信给正住在上海的汤寿潜, 邀请这位浙江保路运动的名人和立宪派领袖出任都督。64褚辅成被派去做说客。汤氏起初以其政见与革命派不同而拒绝出任都督。但是他被告知旗人与革命军之间危险的武装对峙, 并被说服也许他能够阻止一触即发的战事。65汤寿潜来到杭州, 并的确达到了调解双方的目的。他与贵林在当晚签署了一份协议, 其中规定旗人在三小时内放弃武装, 而革命军政府将向他们发放三个月的饷银, 并在此后对其就业进行帮助。贵林将一个协议文本带回旗营, 而正如陈黻宸所预言的, 旗人听从了贵林的命令放下了他们的武器。66

可是停火并没有给旗人带来和平。对一些本指望以武力攻占旗营立功的革命军人来说, 武装起义以和平为结局显得虎头蛇尾。就在旗营武器被收去的当夜, 控制旗营各门的新军开**并将**支扔在营门外, 以此来指控旗人谋反。陈黻宸发现了新军的阴谋, 并且向汤寿潜解释旗人没有理由在放下武器之后才反叛。陈氏的做法显然触怒了革命者, 他和一些同道被褚辅成的手下指为汉奸。陈的一位朋友几乎为此遭到军警杀害。其后陈黻宸推辞了出任都督府民政长的邀请, 马上离开杭州出走上海。在军方的支持下, 褚辅成获得了民政长这一职位。具有强烈反满情绪的褚辅成显然不愿兑现汤寿潜向旗人发放三个月饷银的诺言。贵林曾凭据停火协议代表旗人向褚氏争取, 但是此时陈黻宸及其他汉人中有影响的盟友已经离去, 贵林失去了支持者。据说有一位汉人曾劝说贵林避居上海, 不过他还是决定留下来继续为旗营的数千口人争取。6可是贵林没想到的是, 一旦革命者取得了政权他们就要对他此前参与镇压反清活动进行报复。九月十六日, 贵林父子和哈楚显被以汤寿潜的名义邀请到谘议局办公处商议旗人生计。但是他们一到就被扣上谋反的罪名, 被**杀于谘议局门外。虽然革命军向贵林宣称处决他们是汤寿潜的决定, 但汤寿潜当时正在上海, 对此并不知情。据说当汤氏回到杭州得知贵林已死, 立即去杀人地点痛哭, 忏悔未能保护贵林。此事证明汤寿潜完全无法控制褚辅成和其他革命派, 汤表示要辞去都督一职。虽然他被说服暂留数月, 最终还是离开去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任职。67

贵林之死是旗人不受新政权保护的信号。据迎升的指控, 以军纪松懈著称的新军士兵进入旗营抢掠奸淫。不少手无寸铁的旗人被迫自杀。在承认是旗人就会遭至侮辱和伤害的情况下, 许多人不得不逃离旗营以“消失”来掩盖自己的旗人身份。一些人投奔了他们在郊区的汉人亲戚, 另一些则远走他乡。68正是通过以暴力驱逐旗人, 辛亥革命以后的新政权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紧靠西湖的一块宝地。褚辅成很快就将这个地区规划改造成一个名为新市场的商业中心, 这也就是今天人们游览杭州必到的湖滨。这个以旧旗营变新市场为关键的城市空间变化不仅把20世纪杭州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引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也使清代杭州驻防的物质遗存消灭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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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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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节对杭州驻防与当地社会关系变化的详细考察, 应该有助于修正将清末反满革命归结为清代长期的满汉矛盾的目的论 (teleological) 看法。尽管满—汉民族差别和旗人的特权在清代一直存在, 但这些并不是晚清反满浪潮的直接诱发因素。驻防旗人在杭州的角色经历了从清初的占领者, 到清中期的定居者, 到清末成为革命排斥对象的变化。因此我们不应该把清代民族关系简单化为直线发展的满汉矛盾与冲突。更重要的是, 旗人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变化不仅要放在具体的历史时期来考察, 而且必须将其与地方身份认同联系起来看。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具有多重而部分相互重叠的身份认同。在清代这样的大一统帝国中, 地方性可说是人们最重要的身份之一。69本文指出旗人在杭州所经历的就是一个地方化的过程, 由最初的征服集团演变为这个城市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旗人对杭州逐渐产生的归属感既有别于朝廷对驻防制度的设想, 又与他们对八旗的认同没有矛盾。在很长时间内, 旗人和杭州人是同时并存的身份。只是到了清代的最后数年, 在汉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形势下, “满族问题”才被抽象到全国的层面。真正促使反满情绪高涨的是现代民族意识在中国的传播和汉族士人由于清廷无力抵御外辱而日益深重的挫折感和危机意识。反清人士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异族统治, 并因此呼唤建立一个由汉人支配的政权。这种激烈的民族情绪使得驻防旗人群体同时面临民族和地方身份认同的危机。而杭州旗营社区在辛亥革命后的骤然消失证明这个革命远非只是推翻了帝制, 它实际上造成了非常剧烈的社会变动。是排满革命者将旗人锁定在与清廷的关系中, 并剥夺了其城市社区成员的资格。杭州旗人最终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狭隘民族主义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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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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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此仅列举其中篇幅较大者:Pamela Kyle 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任桂淳:《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 三联书店, 1993年;刘小萌:《满族的社会与生活》,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年;Edward J. 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alo Alt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2年。

2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5, 《近代中国史料丛编》第63辑,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1年, 第17页下。

3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3, 第1—12页;卷5, 第1—11页。

4 丁丙:《武林坊巷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1990年, 第8册, 第430页。

5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5, 第18页下—第23页上。

6 清初汉军在杭州驻防兵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直到乾隆二十一年以后汉军大批出旗, 驻防中才变为以满洲旗人为主。刘小萌:《关于清代八旗中“开户人”的身份问题》, 见氏著《满族的社会与生活》第171页。

7 丁丙:《武林坊巷志》第8册, 第431页。

8 对八旗驻防制度的研究通常忽视旗人对当地事务的卷入。所谓旗人孤立于其所居城市之中、与当地百姓极少往来的看法, 常常出自缺乏对地方史资料的梳理。

9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7, 第7页。

10 周峰主编《元明清名城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年, 第43页。

11 吴农祥:《西湖水利考》, 转引自施奠东主编《西湖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 第2—3页;尤桐:“吊西湖”, 《西堂全集》“西堂小草”卷, 民国上海文瑞楼印, 第6—7页。

12 《圣祖仁皇帝实录 (二) 》“康熙二十一年二月乙卯”, 《大清历朝实录》第5册, 中华书局, 1985年, 第17页;“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己酉”, 第57页。

13 赵士麟:《武林草》附刻, 丁丙编《武林掌故丛编》, 台联国风出版社, 1967年, 第3册, 第5页。

14 赵士麟:《武林草》附刻, 丁丙编《武林掌故丛编》第3册, 第36页。

15 赵士麟:《武林草》附刻, 丁丙编《武林掌故丛编》第3册, 第10页。

16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5, 第25—28页。

17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5, 第28—30页。

18 高晋编《钦定南巡盛典》卷22, 四库全书珍本, 第3册, 第15页。

19 参见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20 参见Philip Kuhn, Souls 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1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9, 第10页上。

22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9, 第10页下。

23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9, 第10页下—第11页下。也参见Elliot, The Manchu Way, pp. 263—268。

24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7, 第10页上。

25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9, 第6页上。

26 范祖述:《杭俗遗风》,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年, 第6页。

27 丁丙:《武林坊巷志》第8册, 第693页;范祖述:《杭俗遗风》, 第1页。

28 丁立中:《武林杂咏》, 丁丙编《武林掌故丛编》第10册, 第4页。

29 Liping Wang (汪利平) , Man-made Paradise: Landscape, Cultu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angzhou City, 1689—1937, Cambridge: Harvard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即出) , 详见第2章“West Lake vs. Eastern City”。

30 庭玉:《城西古迹考序》,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20, 第12页。

31 丁丙:《武林坊巷志》第8册, 第747页;丁丙:《庚辛泣杭录》, 丁丙编《武林掌故丛编》第6册, 第5517—5529页;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3, 第6—8页。

32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3, 第14页下。

33 丁丙:《庚辛泣杭录》, 第5584—5586页。

34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7, 第16页上。诗人三多在他的作品中提到, 从各地调来的旗人将他们原驻地不同的风俗习惯带到了杭州。例如新年时来自北方的旗人吃饺子, 而来自南方的人则喜爱糯米做的糕团。三多:《柳营谣》, 徐一士:《一士类稿》,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2辑,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6年, 第230页;金梁:《瓜圃述异》 (出版地不明) , 1936年, 第78页。

35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21, 第15页下—第16页下。

36 参见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Ch.6。

37 金梁:《瓜圃述异》, 第7—8页。

38 徐一士:《一士类稿》, 第216、232—233页。

39 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 第2页。

40 龚嘉寯修《 (光绪) 杭州府志》,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4年, 第492页。

41 参见Rhoads, Manchus and Han, pp. 120—121;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第232页。

42 迎升:《辛亥杭州驻防失守记》,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浙江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 第415页。

43 徐运嘉、杨萍萍:《杭州报刊史概述》,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89年, 第6页。

44 陈谧编《陈黻宸年谱》, 陈德溥编《陈黻宸集》, 中华书局, 1995年, 下册, 第1179—1184页。马叙伦:《我在辛亥这一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 中华书局, 1962年, 第4集, 第175页。迎升:《辛亥杭州驻防失守记》, 第412页。钟毓龙:《说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年, 第436页。

45 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 1860—191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1982年, 第244—245页。

46 龚嘉寯修《 (光绪) 杭州府志》, 第3350页。

47 叶兆鲲:《杭州乡土历史歌教授法》, 彪蒙书室, 1908年, 第8页。

48 Rhoades, Manchus and Han, pp.217—218.

49 徐运嘉、杨萍萍:《杭州报刊史概述》, 第50—51页。

50 钟毓龙:《说杭州》, 第441—442页。

51 徐双韵:《记秋瑾》,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 第220页。秋宗章:《徐寄尘》, 《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 第485页。

52 《各地绅商对于秋墓案之评论》, 《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 第326页。

53 《杭州白话报》, 《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 第326—327、355页。

54 参见Keith Schoppa,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关于晚清改革与革命的关系, 参见Joseph W. Esherick, Reform &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55 周峰主编《元明清名城杭州》, 第308—309页。

56 中国人民政协浙江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百年大事记》,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年, 第112页。

57 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 1860—1916》, 第265—266页。

58 许多当时新军成员在对起义的回忆中基本上没有提到他们与杭州城内的社会有何联系, 另一方面, 杭州教育界中人则提到他们与军官们受训的武备学堂很少有联系。(钟毓龙:《说杭州》, 第436页)

59 浙江省社科研究所编《浙江人物简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 下册, 第54页。

60 应梦卿:《奉化渔民参加光复杭州敢死队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浙江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第189页。

61 顾乃斌:《浙江革命记》, 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第501—504、506、510页。

62 迎升:《辛亥杭州驻防失守记》, 第412—413、413页。

63 迎升:《辛亥杭州驻防失守记》, 第412、414、414—415页。

64 应梦卿:《奉化渔民参加光复杭州敢死队记》, 第191页。

65 张謇:《汤君蜇先先生家传》, 《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 第580页。

66 马叙伦:《我在辛亥这一年》, 第173—174页。迎升:《辛亥杭州驻防失守记》, 第414页。斯道卿:《辛亥革命杭州光复别记》, 存萃学社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汇辑》, 香港大东图书公司, 1980年, 第3册, 第142页。

67 对贵林之死, 杭州辛亥革命亲历者说法不一。显然出于维护**杀贵林的正当性, 激进的反满革命者沈钧儒等人在会议中将贵林之死归因于其谋反未遂。(沈钧儒:《辛亥革命杂忆》,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 第141页) 但当时政治上较为温和者与杭州驻防旗人在回忆中一致肯定贵林并无谋反之心。他是因此前曾结怨于革命派而死于莫须有的罪名。迎升:《辛亥杭州驻防失守记》, 第415页。金梁:《瓜圃丛刊叙录》 (出版地不明) , 1935年, 第48页。徐映璞:《两浙史事丛稿》,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年, 第287页。马叙伦:《我在辛亥这一年》, 第175页。

68 迎升:《辛亥杭州驻防失守记》, 第415页。黄元秀:《辛亥浙江光复回忆录 (节录) 》, 《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 第521页。

69 地方性在清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已在近二十年来的有关同乡关系的研究中有充分展示, 在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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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5 17:52 | 显示全部楼层
和17世纪相比,20世纪总归是有点进步,虽然还是付出了无辜者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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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5 19:2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手撕寿司 于 2020-5-23 16:51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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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8 19:14 | 显示全部楼层
手撕寿司 发表于 2020-5-15 19:24
挺有货的文章

但是觉得感觉有些别扭,不知道是观点问题还是翻译腔问题,最后的结论甚至没有历史书上的逻辑 ...

因为这些词有朝一日可能会被用来反过来刺作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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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9 10:51 | 显示全部楼层
民族主义的诞生本来就是在外在的逼迫下诞生的,在革命已经成功的今天,转头去批判当初的民族意识觉醒有多么狭隘,无非是已经吃饱得人对当初咽下嘴的大馒头的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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