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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翻译】《自由之名——托克维尔论阿尔及利亚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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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15 21:13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米尔德丽德 于 2020-4-15 21:13 编辑

【转载请注明出处,禁止用于商业用途。译者(weibo.com/ioriogami)保留一切权利。】
(论坛贴文未排版,如需word版本可跟帖留邮箱。)


译序
==========

写作《美国的民主》是托克维尔的一块敲门砖,使他能够顺利走上从政的道路。而本书将为您揭示的,是托氏在不长的政治生涯中,所产生过的最大政治雄心以及他对该事业的想法。

法国于1830年从奥斯曼土耳其手中取得阿尔及利亚,并且开始了殖民计划。托克维尔对此非常热心。失去美洲殖民地是法国人心中无法愈合的伤口,因此效仿美国的国父,在新殖民地“再造法兰西”的念头,便在年轻的托克维尔心中生长。1833年写的《为什么法国无法拥有好的殖民地》一文,就是在考察美国后发出的感慨。在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论述中,他的基本思想是反对政府大包大揽,提倡移民依靠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发家致富;当地政府应精简机构和手续,建立快速高效的行政;要给移民者的生命财产以保障等。他反对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希望在非洲建立文官政府,并由此显现了他的“非利坚合众国”国父的雄心,甚至选好了帮自己管军队的副官拉莫里西埃。

托克维尔对阿尔及利亚殖民事业的论述主要有五篇,即本书的主体部分,包括发表在报纸上的两封公开信、一篇专论和两份报告。这些材料也被编入一本英文书籍《关于帝国与奴隶制的论述》(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但我们的其它选材与该书不尽相同,且主体材料内容也有差异,比如第一份报告最后的具体章节审议为英文书所没有。近年来,由于这些材料的发掘,使托克维尔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受损。但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也是在还原历史的真相。19世纪是一个殖民的世纪。鸦牉战争后,托克维尔就给英国人发去了祝贺。人们总是受自己所处历史时空的局限,何况托克维尔还是个政客,有自己的政治考虑;所以我们无意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道德远征,只限于有节制的批判。因而,最后附录里的托氏与其助手戈宾诺的通信并不是故意要把他的宗教虔诚态度与前面的扫荡理论作对比,给他找难堪,而是作为给他的政治立场找坐标的材料;同时,他自己也很看重这几封信,称它们是“小型杰作”,而且就译者所知,当前还没有中文版。附录的最后一篇《论中产阶级与人民》同样属政治立场定位材料。

托克维尔称自己为新自由主义者,并且写过《美国的民主》一书,一个现代人乍看之下或许会以为他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主义者;但如果稍微了解深一点,就会发现他相当保守。保守主义者称自己是“新自由主义者”的,不止他一人。或许因为直接说“自由主义”,会被认作古典自由主义而在当时人的头脑中被替换成君主制甚至奴隶制,所以必须加个“新”字以示区别。因此,从自己的保守阵营向前迈出一个或半个脚掌,便成为“新自由主义者”了。这与现代左派自由主义显然大相径庭。至于托克维尔赞扬的民主是何种意义上的,本书也将为您揭示。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艾欧
2020年2月,北京



体例:
本书中大标题下面用"=========="标出,小标题用"----------"标出。
译注写在圆括号()或黑括号【】里,这两种括号里没标“译注”字样的,是原文或托克维尔的手稿边注。
两篇报告里的方括号[]脚注是原文(《箴言报》)就有的。



目录

译序                                                                     1#
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第一封信(1837年6月23日)         2#
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第二封信(1837年8月22日)         3#
论阿尔及利亚(1841年)                                        4#、5#
报告(一):作为委员会的代表,在众议院审议阿尔及利亚特别拨款法案(1847年5月24日)                                    6#、7#
报告(二):作为委员会的代表,在众议院审议用于阿尔及利亚农业营地的300万法郎拨款申请法案(1847年6月2日) 8#
附录一:为什么法国无法拥有好的殖民地(1833年)  9#
附录二:与戈宾诺的通信(1843年)                        10#
附录三:论中产阶级与人民(1847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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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4-15 21:13 |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米尔德丽德 于 2020-4-20 17:41 编辑

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第一封信(1837年6月23日)
==========

【1837年,托克维尔走上政治生涯,参加选举。他将自己的选区定为自己的城堡所在地瑟堡或他父亲执政过的凡尔赛。他希望向潜在的选民证明他有能力面对将来法国社会的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他曾在1835年向瑟堡皇家学会提交了第一份关于贫困的报告。之后,1837年的6月23日和8月22日,他在塞纳-瓦兹省(凡尔赛为该省省会)的报纸上发表了两封关于阿尔及利亚的通信,打算借此向潜在的选民展示他能够严肃地分析阿尔及利亚问题并提出一项政策大纲。

法国于1830年入侵阿尔及利亚,赶走了土耳其人,将该国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

阿尔及利亚最近发生了一些大事,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还有一些正在酝酿中;因此,先生,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时机,让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您,以回应您的关切。我之非常乐于做此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虽然对阿尔及利亚讨论得很多,但实际上并不了解这个国家。

对于我们的新殖民地,德斯约伯特(M. Desjobert)先生最近出版了一本极好的书,在书中他向我们保证说,如果你想了解另外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去那儿。我非常赞赏这话,但并不准备以此为荣。相反,我俗气地认为,想让别人了解一件事,你自己最好先了解它,而为了更好地了解它,也许亲自去看看并不坏。我不会以从没去过非洲为荣,我会尽量利用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的朋友们讲的故事,并尽可能使读者不觉得我没有亲自见证过这些事物。

我认为,在谈论那里的居民之前,最好先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国家本身。国家与国民是相互支持、相互解释的。

先生,您知道,阿尔及利亚从西到东几乎是笔直的,距离大约...个里约(译注:原文如此)。高耸的阿特拉斯山脉的与海岸线平行。有时山脉突然向南方退却,形成广阔的平原;有时又凸向海岸,使部分山脊沐浴在海浪中。在另外一些区域,它的走向迂回环绕,形成深谷。

无数小溪在它的两侧流过。但阿特拉斯山决无一个豁口大到允许一条大河通过,因此欧洲的武器和工艺无法轻易进入腹地。

山上住着的是卡比尔人(译注:柏柏尔人的一支),山谷里的则是阿拉伯人。我们可以说,每座山上都有一个卡比尔人部落,每一块平原上都有一个阿拉伯人营地。因此,这两个种族犬牙交错在一起。但他们从没有融合起来。

先生,您一定会问我,这些卡比尔人来自何处?为何与阿拉伯人混居一处却又泾渭分明?对此,学界未有公论。我亦交由你们来判断我是否有资格来做猜想。有人认为他们是伊比利亚人,因为他们的语言与加斯科语相似。另一些人相信他们是来自犹大(译注:Judée,历史地名及圣经地名,对应于今天约旦河西岸和以色列南部的一部分山区)的早期阿拉伯人。还有的说他们是汪达尔人的后代。总之,确切地讲,就是毫无头绪。但是说实话,此事不见得重要。我们要了解的是今天的卡比尔人,而不是他们的祖先。

卡比尔人的语言与阿拉伯人的完全不同,习俗也不一样。两者唯一的相似之处是宗教。

卡比尔人是定居民族。他们种地、盖房,并保留或获得了一些最起码的技艺。懂冶铁和火葯,能锻造各类武器,也能编织一些粗糙的织物。但是先生,切勿认为这些卡比尔人聚集在一个政府下形成了一个大社会。他们仍分散为小部落,如同世界早期那样。部落之间并无从属关系,甚至没有联系。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独立的小政府,用以维持自身需要和一些简单的法律。如果卢梭知道卡比尔人,先生,他就不会向我们胡说八道一堆关于加勒比和其他美洲印第安人的事:他只需拿卡比尔人做例子就好了。在那里,他会发现人服从某种社会秩序,但同时又几乎和原始人一样自由。他既不富足,也不贫穷,既不作仆人,也不作主人,他们任命自己的首领,却似乎不知道自己有首领。这是一群对自身现状感到满意的人。

然而,卡比尔人的一些政治信条卢梭可能难以同意。有一条基本原则:外国人不必踏上他们的土地。不需要理由。他们可以到我们的市场上做买卖,可以到平原上去租用某种服务,甚至愿意加入我们的军队。但是,先生,如果你到他们的山上去访问,为了互惠,哪怕怀揣最美好的愿望,想去与他们谈论道德、文明、艺术、政治经济或者哲学,他们都会无一例外地砍你的头。这是一项他们绝不肯违背的政府原则。

我确信卡比尔人的宗教情感非常淡漠;这是一个务实而好奇的种族,对现世的兴趣远大于对来世的。用奢华和艺术征服他们要比用鎗炮更容易。

对于阿拉伯人,我有更多的话说,但我得自制,因为报纸的篇幅不允许。

在欧洲,人们普遍认为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是牧民,想象他们用一生的时间驱赶畜群游荡在广阔的牧场上,那些牧场不是任何人的财产,或者只属于整个部落。这是他们三千年前的样子,今天在也门的沙漠里还是如此。但这不是阿特拉斯山下的情形。先生,您能想象么,阿尔及尔周围所有的土地都已经有了地主,米蒂贾平原上也像阿让特伊一样没有一寸荒地。每个地主都拥有自己的地契,由一位官员用漂亮的字体书写。因此你不得不承认他们处在一种奇特的野蛮状态。除了没有整天喋喋不休地争论地契规定的边界到底在哪儿,他们还有什么不如我们完全文明人(如果您愿意这么说)的呢?他们之所以没有这种争论,原因是:阿拉伯人既不是完全的游牧民,也不是完全的农民,他们的这两种身份是轮替的。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有房屋,但绝大多数人仍习惯于住在帐篷里。每年,他们耕种一小部分土地,而大部分则用来放牧。因此,每个部落都有非常广阔的领土,其中大部分都没有耕种,其余的则只是粗耕。只要一块地没被耕种,部落的每一个成员就都可以在那里放牧;但是一旦主人出现并开始耕种,那片土地上的果实就独属于他自己。

您看,先生,非洲海岸的阿拉伯人既是农民又是牧民;大多数人不断变换地点,但永远不会超过某个半径。他们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即处于游牧生活和农耕生活之间,既不依赖于此,也不依赖于彼,而是可以根据环境来决定;选择哪种生活方式是偶然的。以后我会让您看到我们能从这种情况中得出多少结论。

当一个人向南方走时,他会遇到更少的耕地和更多的畜群;帐篷增多,房屋消失;定居居民越来越少,直至完全变成游牧生活。这样,我们就进入了阿特拉斯山脉另一侧的大沙漠。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圣经里所说的那种阿拉伯牧人。不再有土地的限制,不再有地契,孤立的部落们在沙漠中自由地游荡,身后拖着大量的骆驼、马和羊。

当穆罕默德的后继者侵入埃及和努米底亚时,众多阿拉伯部落跟随而来。这些阿拉伯人一路征服,直达比利牛斯山脚下。在所有落脚的地方,他们都保持着同样的社会形态。直到今天,非洲海岸的阿拉伯人仍旧是相互独立的小民族,如同1200年前一样。1200年前,他们被共同的宗教激情联结起来,共同面对西方。

小民族各自选举自己的首领,称为酋长(谢赫),商讨自己的事务。然而,所有这些部落实际上都属同一个民族。它们都有着相同的起源、相同的记忆、相同的观点、相同的行为模式。它们曾经形成过一个单一的国家,并且不久前,在好几个地方,还由一个政府统治。

在阿拉伯部落中我们没有看到如卡比尔人的那种平等。相反,我们发现了很大的不平等。每个部落都有许多古老的家族,他们拥有大片土地、大量畜群和众多奴仆。其首领拥有漂亮的马匹和精美的武器,时时把玩。他们形成了一个军事贵族阶层,在人们的默许下,或多或少地控制着部落内的大小事务。

但主要的阿拉伯贵族却是宗教贵族。请听我说,先生,这件事既重要又独特。他们中有些人以虔诚和知识而获得了非凡圣洁的名声。这些人被称为隐士(marabout),他们在生活中受到了公众的尊敬,并对周围居民的精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的是,他们把这一切传给了自己的后代。在每一个隐士家族中,每一代都有一个圣洁而博学的人,他保持着前任们的良好名声和权力。几乎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个或多个隐士,他们通常居住在自己最著名祖先的坟墓附近,并对那些来朝圣的人给予慷慨的款待,因为他们一般都很富有。这些隐士从事宗教和科学,是最少受世间的混乱和谎言摆布的人。当军事贵族们骑在马上,手持一把弯刀(yatagan)或步鎗时,隐士则骑着一头驴,两手空空、衣着朴素地穿过人群。你会看到战士们忙不跌地拨开众人前来亲吻他的手。因此,尽管不修边幅,隐士也仍是阿拉伯社会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他们是那个伟大社会的头脑,军事贵族则是心脏和四肢。通常都是隐士们恢复部落间的和平,并秘密指导他们的政策。

先生,您一定多次听到过阿卜杜勒卡德尔(Abd-el-Kader,或译阿卜杜·卡迪尔)这个名字,他的祖先是摄政区(译注:指先前土耳其政府统治的地区)最显赫的隐士家族之一,他本人也是一位隐士。这解释了很多事情。

至于阿拉伯人性格的一般特征,许多世纪以来,我们早已知晓。他们在阿尔及利亚和在其它地方一样。在非洲海岸的阿拉伯人中,我们也看到他们祖先那种灿烂而感性的想象力,冷酷、睿智的精神,勇气和反复无常。他们属于那种流动的、桀骜的种族。这类种族虽也崇尚物质享受,但总是把自由置于一切欢愉之上。他们懂得如何消失在在沙漠深处,而不是仰主人鼻息过活。

非洲海岸的阿拉伯人还有许多恶习和美德,这些恶习和美德不是他们自身的,而是属于他们所处的文明时期。像所有的半野蛮人一样,他们最尊重的是权力和力量。轻视人命,鄙视商业和艺术,从而特别喜欢战争、浮华和喧嚣;经常挑衅,却又易受蒙蔽,时而盲目热情,时而过度沮丧,一惊一乍,行为过火,情感驱动大于理智驱动。

先生,在跟您谈过阿尔及利亚的两个主要民族之后,还有必要向您介绍一下第三个:土耳其人。他们虽然已不在那里了,但曾经在三个世纪里取得过支配地位。

当西班牙人把阿拉伯人赶出伊比利亚半岛后,前者追击后者来到阿尔及利亚海岸。阿拉伯人于是请求土耳其人援助,打败了天主教徒并占领了阿尔及尔。在这之后,处于权力和荣誉顶峰的土耳其人宣布自己是阿拉伯人的主人。

然而,先生,土耳其人一点儿也不想在那里建立一个自己子孙的帝国。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但却鄙视自己的孩子,因为那是阿拉伯妇女生的。相比起家庭,他们更看重种族。他们不让孩子继承自己的衣钵,而是每年回土耳其招募新兵,维持自己的统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30年。每年,亚洲海岸都会招募统治种族,而统治者自己的子孙却陷入彷徨和无助中。

先生,我有义务告诉您这些土耳其人的统治原则和手段是什么。这对于理解我们取代他们之后发生的一切是必要的。

那里的土耳其人多数居住在阿尔及尔,他们组成了一支规模不大但非常勇敢和强悍的民兵,有权选择政府首脑。大多数公务员和所有的军官也从他们中间产生。

这些土耳其人由此形成了一个贵族团体,他们具有一切贵族共有的好的和坏的品质。他们非常骄傲,同时也表现出对自己的某种尊重,这使得他们的言行几乎总是很高尚。此外,他们只关心自己的集团利益,藐视一切外邦事物。

他们的统治形式如下:

土耳其人试图统治卡比尔人部落,但他们只成功地使一小部分人承认了他们的主权,剩下的仍然固执地待在山上,无法靠近。

我推测,正是因为那时这些土耳其人的不断进逼,才使得卡比尔人制定了砍一切外人头的原则。

土耳其人的统治更容易建立在阿拉伯人身上,因其生活在开阔的平原上。事情是这样的:阿尔及尔的五千至六千土耳其人管不住这些流动的阿拉伯部落,他们很容易逃跑。然而如果压迫者找不到对付被压迫者的工具,专制就无从建立。于是土耳其人找了一些特定的部落,许以很大的特权和自主权,让他们帮助自己奴役其它部落。进一步地,对于那些被奴役的部落,也使用类似的分化手段,尤其是豁免我上面说的那个军事贵族阶层的捐税。这样,土耳其人找到了一个用阿拉伯人统治阿拉伯人的办法,而这些傀儡阿拉伯人则受土耳其人直接指挥。因此,每年都会有一名土耳其军官从阿尔及尔出发,带着他本民族的一些士兵,然后是一群阿拉伯人的马赫赞(Marzem,或Marzen,maghzen)骑兵;这批人周游全国,把税收上来——对听话的人用和平的方式,对不听话的人用暴力的方式。这就是土耳其统治的最基层了。先生,我们决不能相信,以这种方式聚敛的钱财,会如同文明国家的实践那样,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钱都落入了贝伊【译注:此处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德伊”,Dey。贝伊(Bey)是奥斯曼土耳其的一种贵族称号,可译为老爷、领主、总督等。而土耳其派驻在阿尔及利亚的最高军政长官似乎高于贝伊,低于帕夏(Pasha),因此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德伊。】或者他手下的个人腰包。

然而,土耳其人也曾在阿拉伯人中间做过一些很不完善的尝试,想建立一个类似公共行政的东西。

他们把国家,尤其是城市周围,划分为若干个乌坦(outan,或outhane),每个乌坦有几个部落。上面安一个土耳其军官(叫做卡伊德,caid)和一组土耳其士兵;如果需要的话,再加上一些马赫赞骑兵。这名长官行使刑事司法权,以确保公共和平和道路安全(虽然这项职责他很少履行)。至于各部落,则经常互相冲突,而且常常打着卡伊德的旗号,而卡伊德为了保持自己的某种权威,也不得不分享他们的激情,拥抱他们的争吵。

土耳其人还使用另一种手段来保卫城市:驻扎一支守备军,并经常更新。于是退下来的士兵就与阿拉伯妇女结婚并生了孩子。阿尔及利亚的这种土耳其-阿拉伯混血儿有个独特的名字,叫做库鲁哥利(coulouglis),他们形成了一个不同于父母的种族。土耳其人没有与这些库鲁哥利分享统治权或民兵地位,但是许给他们一种优势地位,使他们依附于政府,并使他们的利益与其他被统治者相分离。因此,这些库鲁哥利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友善的群体,既值得信赖,也能有效地保护自己。

因此,在山上,几乎都是独立的卡比尔人;在平原上,是远未完全臣服的阿拉伯人;在城里,是土耳其人和库鲁哥利,以及另一些不受管制的混血人,我将在最后提到他们。

先生,现在您知道了,这个伪土耳其政府不是真正的政府,而是征服的延续,是对被征服者的暴力剥削。土耳其人以外国人的身份定居非洲海岸,并且解决了三百年来生活在一个他们仍然是外国人的国家里的困难问题——即统治问题,他们经常以新来者的身份出现在那里,不是为了管理被征服者,而是为了处理自己的事务。

我向您谈了阿尔及尔地区的情况。在三个承认贝伊权威的省(贝伊里克,Beylik),情况也类似。土耳其人把阿尔及利亚分为三个省:一个在东边,以君士坦丁(Constantine)为首府,一个在南边,首府是提特里(Tittery),第三个是西边的奥兰省(Oran)。

三个总督都由贝伊任命,首府是他们的驻地,如同阿尔及尔是贝伊的驻地;治理方式也一样,但权力更受限。

先生,我答应过,在最后会说一下城市人口中既不是土耳其人也不是库鲁哥利的另一些人。他们是犹太人(想必您和我一样了解他们)和摩尔人。这里的摩尔人分属不同的种族,但大多数是阿拉伯人。他们有定居的爱好,渴望和平地享受财富,并想通过贸易发家致富;因此他们愿意住在城市里。这是一个优秀的种族,温和、聪明,是忠实的秩序之友。手持利剑在星空下生活的平原阿拉伯人,必然能感受到冒险生活的痛苦和快乐,他们对同胞的这种和平与勤劳最为鄙视。他们蔑视这些摩尔人,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在阿拉伯语中是胡椒销售商的意思,翻译成法语只能是杂货商(épiciers)。先生,您先前可能认为,这类如今反复出现的绰号源于我们时代的暴乱;但是您看,它其实来自远方,并且我觉得这个称号很受人尊敬,因为它是如此古老。东方人不会改变他们的好话,如同不会改变他们的信仰。如果这个词不是来自世界的第一个世代,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我是说,也并不见得越老就越好。

先生,关于阿尔及利亚被我们征服之前是什么样的,我向您做了简单介绍。在下一封信中,我将努力尽快了解我们已做的工作,并尽最大努力解释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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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4-15 21:13 |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米尔德丽德 于 2020-4-15 19:39 编辑

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第二封信(1837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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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假如有一天,中国皇帝率军登陆法国,夺取了巴黎和所有的大城市,连看都没看就烧掉了所有的文件;连问都没问就破坏了所有的机关;最后,把全体公务员——从政府首脑到警卫、大臣、议员,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一切统治阶层统统取缔,并立刻流放到一个偏僻的国家。您难道不认为这位伟大的君主,即使拥有大量的军队、城堡和财富,也会很快发现管理起这个被征服的国家来非常尴尬吗?他的新臣民,失去了领导者和管理人员,将无法管理自己;而他自己则来自异国他乡,既不懂这里的宗教、语言、法律,也不懂这个国家的传统和行政习惯,还把所有能帮助他的人都赶走了,因此亦无法指导他们。先生,您可以毫不费力地预见到,即便被占区的法国人会服从征服者,其余地区也会很快陷入巨大的混乱中。

先生,我们在阿尔及利亚所做的,就是刚才我假设的中国皇帝在法国做的。

尽管非洲海岸与普罗旺斯相隔仅160个里约(海),尽管欧洲每年出版数千本去往世界各地的航海志,尽管学者们孜孜不倦地研究各种古老的语言;然而,我们却无法想象,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法国在所有与阿尔及利亚相关的事情上,是多么无知:我们不清楚那里的种族和他们的习性,我们完全不懂他们的语言;国土本身——它的资源、河流、城市、气候都被忽视;似乎我们和它之间隔着整个地球的厚度。尽管这场战争是当时的大事,但我们对该战争的形式知之甚少,我们的将军们想象自己被一支类似埃及马木留克(mameluks)的骑兵攻击,而我们的主要敌人,阿尔及利亚的土耳其人,却只使用步兵作战。我们就是在这种茫然无知的状态中扬帆远航,我们的征服不可阻挡,因为在战场上,胜利属于最勇敢和最强壮的一方,不是学问最多的一方。

然而一旦战事结束,我们就发现征服与统治是两码事。

您还记得,先生,我告诉过您,摄政区的所有政府和军事事务以前都掌握在土耳其人手中。我们刚刚拿下阿尔及尔,就急忙地把所有土耳其人都集合起来,从贝伊到他的最后一个民兵,一个不落地弄去了亚洲海岸,我们由此做了阿尔及尔的主人。为了更好地消除敌人统治的痕迹,我们处心积虑地撕毁或烧毁了所有的文书、行政记录、各种凭证和其它文件,消除了我们到来之前的一切痕迹。征服是一个新时代,为了避免过去与现在的不合理混淆,我们甚至拆毁了阿尔及尔的许多街道,并按照我们的方法重建,还给所有经授权留下来的人起了法语名字。我认为,先生,事实上,就算真让中国人来做,也不过如此。

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想必您不难猜到。

原土耳其政府在阿尔及尔拥有大量的房屋,在平原上拥有大量的土地;但他们的财产权随着旧秩序一起崩溃了。凑巧的是,法国当局既不知道属于它自己的东西,也不知道被征服者仍旧合法拥有的东西,缺乏一切信息,或已沦为无视法律和权利的专横掠夺者。

土耳其人曾和平地享用某些税收,我们却由于无知而得不到;以致于我们必须从法国支钱,或者用比土耳其人更土耳其的手段去压榨可怜的臣民。

如果我们的无知导致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不合规则且压迫民众,那我们也无法建立任何其它海外政府。

法国人把卡伊德赶到亚洲去了。但我们完全不懂阿拉伯民兵的名目、组成和作用,这些民兵相当于辅助警察,在土耳其人治下帮助税收,也就是我说过的马赫赞骑兵。我们也完全不懂各个部落的划分以及等级;同样不懂作为军事贵族的西帕希骑兵(译注:spahis,土耳其封建骑兵)是什么;至于隐士,当人们谈起他们时,我们甚至得费很长时间才能搞懂说的是人还是墓冢(因为人就住在墓冢旁,地名就是人名)。

法国人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说实话,也不想学。

在将旧政权连根拔起之后,我们设想在军事占领区代之以一个法国政府。

先生,请您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将这些敏捷而不驯的沙漠之子纳入我们官僚机构的千百种手续中,迫使他们服从于我们集权制度的缓慢、规范以及文山会海。除了弯刀和棍棒作为管制手段得以保留外,其余的都成了法国式的。

而就连这些也仅限于有法国人驻扎的城市和部落,其他区域的居民我们甚至管都不管;我们摧毁了他们的政府,却没有提供替代品。

我不想细述七年来在非洲发生的事情,那会使我脱离自己设定的框架。我不过是想让读者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三百年来,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一直受制于土耳其人,他们完全丧失了统治自己的习惯。他们的首领因土耳其长官的妒忌而被排除在日常政治之外,隐士们被迫放弃马而骑驴。土耳其政府是一个可憎的政府,但它毕竟维持了一定的秩序;虽然它默许了部落间的战争,但它镇压了盗窃和抢劫并保护了道路。此外,它是不同民族之间唯一的纽带,是治理的枢纽。

土耳其政府倒台了,又没有新的替代物,于是这个无法自我引导的国家就陷入了可怕的无政府状态。所有的部落都在混乱中互相冲撞,盗贼蜂起。正义的庇护消失了,每个人都诉诸武力。

这就是阿拉伯人的情况。

至于卡比尔人,由于他们几乎独立于土耳其人,后者的倒台对他们影响倒不大。他们对新的征服者保持着一种和前任几乎一样的习惯。只是变得更加难以接近。他们对陌生人的天然仇恨现在又加上了宗教恐惧:基督徒的语言、法律和习俗都不为他们所知。

人们有时会屈从于耻辱、暴政、征服,但他们从不会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哪个民族野蛮到能逃脱这条人类法则的束缚。

当阿拉伯人(我们常常征服,但从未统治他们)沉溺于个人独立所产生的狂野陶醉中一段时间后,他们开始本能地寻求被法国人毁灭的东西。许多人显示出进取心和野心。一些领导人身上显露出巨大的才能,群众开始把其中的某些名字看作秩序的象征。

先前,土耳其人剥夺了阿拉伯人的武装和执政地位。如今,土耳其人被赶走,他们就立刻恢复了战士和管理者的面貌。我们的征服造成的最快速和最确定的效果就是隐士们恢复了其政治存在。他们拿回了先知的弯刀,开始与异教徙作战,然后不久就用它来管理自己的同胞:这是一个巨大的事实,必须引起所有与阿尔及利亚打交道的人的注意。

我们允许了阿拉伯人贵族的重生,剩下要做的就是如何利用它。

在阿尔及尔省的西部,靠近摩洛哥帝国的边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非常著名的隐士家族。他是默罕默德本人的后裔,他的名字在整个摄政区都备受尊崇。当法国人占领这个国家的时候,该族首领是一个名叫玛希丁(Mahiddin)的老人。在关于自己的出身的传说中,玛希丁添油加醋地说,他去过麦加并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还强烈反对过土耳其人的暴行。他以圣洁、荣誉并且有能力而闻名。当周围的部落感受到权力的缺失给人带来难以忍受的不适时,他们来找玛希丁,主动提出让他负责众人的事务。老人把他们聚集到一块平地上,告诉他们,在他这个年纪,天空的事务比大地的事务更重要。他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但向他们举荐了自己的一个小儿子。他详细地列举了这个儿子的资质:虔诚、少年老成;去圣地朝过圣;是先知的后代;各种天降异象使他在众兄弟中脱颖而出;并且显然所有符合阿拉伯人解放者的古代预言都应验到了他身上。于是,各部落一致同意,玛希丁的儿子当选为信士的首领(译注:émir-el-mouminin,是个固定短语,《旧唐书》曾音译为“噉密莫末腻”)。

彼时这位年轻人只有二十五岁,外表柔弱,名字叫做阿卜杜勒卡德尔。

这就是这位独一无二的领袖的由来:无政府主义催生了他的权力,无政府主义不断发展,在上帝和我们的恩典下,把奥兰省和提特里省交给了他,然后又要把君士坦丁也交在他手上,使他比前土耳其政府更加强大。

当这些事情发生在摄政区西部时,东部还上演了另一幕。

当法国人占领阿尔及尔时,君士坦丁省由一个叫阿赫美特(Achmet)的贝伊统治。与习俗相背的是,这个贝伊是个库鲁哥利,也就是说,是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生的儿子。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巧合,在阿尔及尔被占领后,他先是在君士坦丁城得到了父亲同胞的支持,后来又在母亲家族的帮助下建立起对周边部落的权力。

虽然被土耳其人遗弃而没有被法国人占领的地区都陷入了最严重的混乱,但君士坦丁省却因阿赫美特的勇气、残酷和精力维持了某种形式的政府。这个帝国足够稳固,今天我们在试图遏制或者破坏它。

因此,正如我们所说,阿尔及利亚现在有三股势力:

在阿尔及尔和海岸的各个地方,是法国人;在西部和南部,是阿拉伯民族,沉睡了三百年后,在民族领袖的带领下醒来行走;在东部,是一支土耳其政府的残余,以阿赫美特为代表,这条小溪在源泉干涸后继续流淌,不久也会干涸,或者迷失在阿拉伯民族的大河中。在这三个权力之间,以及它们的四面八方,包围着许多小的卡比尔人部落,他们规避一切影响,不和任何一个政权打交道。

关于法国人在征服后应该做些什么,说多了都是多余的。

我们只说几句话。首先,只要我们的文明允许,我们就必须先占住这块地;其次,我们绝不希望立刻用我们的行政习惯去取代他们的行政习惯,我们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迁就他们,保持政治界限,出钱养活这些沦陷政府的代理人,承认其传统并保持其习惯。很明显,不应该把土耳其人都送回亚洲海岸,而是应小心地保留其多数而祛除其领导者。这样,由于无法独立管理,又害怕以前臣民的怨恨,他们就会很快成为我们最有用的中间人和最热心的朋友。而库鲁哥利也必然更愿意投入我们的怀抱而非阿拉伯人的,正如以前他们更倾向于阿拉伯人而非土耳其人一样。当我们了解了阿拉伯人的语言、偏见和风俗之后,当我们继承了阿拉伯人对一个既定政府的尊敬之后,我们就可以一点一点地回到我们自己的习惯中,从而在此地再造法兰西。

但是今天,错误已经铸成,不可挽回,那么还有什么要做的呢?还能有什么合理的期望呢?

让我们先仔细辨别一下前面提到的两大种族,即卡比尔人和阿拉伯人。

很明显,无法对卡比尔人进行征服或殖民:他们的山脉目前对我们的军队来说是无法逾越的,居民的敌意使单个欧洲人无法去那里筑屋居住。

卡比尔人的国家对我们是封闭的,但是卡比尔人的灵魂对我们是敞开的,我们未必不能进入它。

我以前说过,比起阿拉伯人来,卡比尔人更理性、宗教情感淡薄、远不如前者那样狂热。在卡比尔人中,个人几乎无处不在,社会几乎一文不值。他们不会统一遵守一个内部政府的法律,也不会遵守我们的。

卡比尔人最大的激情是对物质享受的热爱,我们正应该从这方面入手做文章,把握住他们。

尽管卡比尔人比阿拉伯人更少请我们去他家里,但他们却更不愿意和我们开战。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拿起武器攻击我们,其他人也照样频繁地到我们的市场上来出租他们的服务,因为可以借此获取物质利益。他们发现把自己的产品卖给我们并购买我们的产品是非常有利的,这些产品可能很适合他们的文明。而且,即使还没有条件获得我们的那些好东西,也不难看出他们很是艳羡,享用起来一定会感到非常甜蜜。

显然,驯服这些人要靠物质享受,而不是武器。

如果物质享受持续在我们和卡比尔人之间建立频繁而和平的关系;以致于他们不必害怕我们的野心,并能在我们这里看到一套简单、明晰和确定的法律,能保护他们;那么,肯定的,他们很快就会比我们更害怕战争,同时也能感受到在消除了对失去自由的恐惧后,文明人对野蛮人的那种致命吸引力。然后,我们将看到卡比尔人的习俗和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闭关锁国的墙垣也会自行坍塌。

而面对阿拉伯人时,我们要扮演的角色更加复杂和困难:

阿拉伯人不定居,而他们的灵魂远比他们的家园更富流动性。虽然他们热爱自由,但却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喜欢组建一个伟大的国家。而且,虽然他们也很注重感官愉悦,但精神享受在他们眼里有巨大的价值,并且经常沉浸到想象的某种理想中去。

对卡比尔人,要特别关注和平与公平贸易问题,对阿拉伯人则要注重政治和宗教问题。

如今,我们可以而且必须直接统治一定数量的阿拉伯部落,对大多数部落而言,目前我们只需间接影响之。

虽然历经三百年,但土耳其人的权力在远离城市的部落中建立得相当不完整。不过,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一样,都是穆斯林,有着与他们相似的习惯,且将阿拉伯宗教贵族挡在大门外。显然,我们没有这些优势,我们不指望能从这些部落获得土耳其人获得的那种权力,甚至连接近都不可能。在这一点上,我们巨大的军事优势对我们几乎毫无用处,它使我们能够征服,但不能维系这些流沙中的游牧民族,他们可以随时遁入沙漠深处,而我们的追兵只能渴死中途。

我们现在必须竭尽全力与阿拉伯人和平共处——目前没有希望统治他们,只能用最保险的方式组织他们,以图将来。

阿拉伯人的无政府状态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害,因为我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通过武器一下子制服他们,所以我们不能指望对他们采取行动。只有寄希望于长期的思想和物质接触,而这有赖于长期和平和某种当地秩序。此外,无政府状态会使部落一个攻击另一个,一波波地推到我们的地界来,使我们的边境收缩。

因此,我们对在这些民族中重新建立一个政府有着极大的兴趣,或许可以让这个政府部分地依赖于我们。

今天,权杖刚刚从握了它三个世纪的手中逃脱,没有谁有无争议的权利来进行统治,也没有谁有机会建立一个长期无争议的权力。因此,所有将在非洲蓬勃发展的势力都还不稳固,如果我们给予坚定、公正和持久的支持,那么新统治者就会倾向于不断地向我们求助;从而,他们将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我们。

首先,我们须使这些独立的阿拉伯民族习惯于看到我们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变得与我们熟悉起来。因为像我们这样一个强大、文明的民族,仅仅凭自身的优越性,就能对小而野蛮的民族产生几乎不可磨灭的影响;那么,为了迫使这些野蛮民族融入它,它就必须与它们建立持久的联系。

但是,如果说在阿拉伯人中建立一个政府符合我们利益的话,那么更明显的利益是,不要允许那里只有一个统治者。因为那样的话,危险会比好处大得多。对我们来说,不让阿拉伯人陷入无政府状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避免陷入遭一致反对的境况。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最近与阿卜杜勒卡德尔签订的那项条约以及计划中的君士坦丁远征可能会引起一些担忧。

新近在奥兰省建立的埃米尔(译注:émir,阿拉伯民族的贵族头衔,意为头领、长官、总督等,旧译异密)政权是极可取的。但条约同时还授予了他提特里的统治权,我不禁担忧正在准备的远征会最终连君士坦丁的大部分地区也交给他。

无疑,以阿卜杜勒卡德尔目前的势力,所有缺乏领袖的阿拉伯民族都会自动倒向他。因此,摧毁甚至动摇他的独立阿拉伯政权是轻率行为;较好的办法是考虑扶植其它势力。现在,如果我们对君士坦丁的征伐成功了,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若不为阿赫美特寻找继任者,就很难避免阿赫美特政权的丧失。这样一来,我们推翻了这位库鲁哥利,而又无人接替他,也不能送他一个阿拉伯继承人;从而,我们的胜利将使受阿赫美特统治的部落获得独立,然后要不了多久,就会被附近的埃米尔收入囊中。我们制造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又会加强阿卜杜勒卡德尔的权力。

至少这是我们可以从远处看到的,不考虑细枝末节的话。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能容忍摄政区的所有阿拉伯部落都依附同一个首领。两个还嫌太少呢;为我们的安全以及未来的利益计,至少需要三四个。

除了那些我们目前只寻求间接统治的部落外,我们的安全以及荣誉迫使我们在该国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实施直接的、没有中间人的统治。

让法国人和阿拉伯人和平共处生活在一起,困难很大,但我并不认为无法克服。

先生,我并不想假装和您一起走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细节中去,我只需简要地说明成功的主要条件就够了。

在我看来,很明显,如果我们让阿尔及利亚的新臣民服从法国的治理形式,那将永远不会成功。

在政治习惯上搞新东西总会让人不适。我们比阿拉伯人更开明、更强大,因此我们应该主动在一定程度上俯就他们的习惯和偏见。在阿尔及利亚,和其它地方一样,一个新政府的大事不是创造不存在的东西,而是利用现有的东西。两千年前,阿拉伯人以部落的形式住在也门;后来他们跨越整个非洲,以部落的形式侵入西班牙;现在他们仍然以同样的方式生活。部落组织是人类所有机构中最顽强的一个,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可能破坏这种组织而不伤害他们的感情和理念。阿拉伯人自己任命领导人;必须让他们保留这一特权。他们有一个军事和宗教贵族,我们不能试图摧毁它,而是要争取它,使之为我所用,如同土耳其人做的那样。不仅要利用阿拉伯人的政治习惯,而且在对其民法规则进行修改的时候也要循序渐进。因为,先生,您会看到,这些规则大都出自古兰经。在穆斯林中,民法和教法经常混在一起。

在阿尔及利亚,我们须小心谨慎地克制自己对统一的爱好,虽然这会折磨我们。要认识到,对不同的人用同样的法律,是既荒谬又危险的。在西罗马帝国衰亡期间,野蛮人用野蛮人的法律,罗马人用罗马人的法律。

这是个值得效仿的例子。在两个文明民族融为一体之前,只能寄希望于安全度过过渡期。

因此,当法国人和阿拉伯人住在同一地区时,我们必须对他们各自适用其能理解并能尊重的立法。两个种族将共享一个政治领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他的一切都不同;融合将在以后自然发生。

此外,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即适用于非洲法国人的法律与老家的法律不能完全相同。新人不能像老人一样忍受同样的行政问题,不能像老人那样忍受缓慢而繁琐的手续,哪怕它有时保证了老人的安全,但却会使新人无法发展,甚至无法立足。

我们在非洲如在法国一样需要、甚至比在法国更需要社会生活的基本保障;没有哪个国家比殖民地更需要个人自由、尊重财产和一切权利的保障。但另一方面,殖民地需要一个比帝国大陆各省更简单、更迅速和更独立的中央政府治理。

因此,有必要在阿尔及利亚谨慎地保留我们政治国家的实质,但不要过于迷信它的形式;要尊重精神重于尊重教条。访问过阿尔及利亚的人往往看到相反的情况:他们说,人们谨慎地奉行祖国最不重要的行政管理方法,却常常忘记作为我们法律基础的伟大原则。这样做可能增加公职人员的数量,但不能增加定居者的数量。

我想,先生,既然这封太长的信快写完了,您一定会问我,我对新殖民地的未来有什么期望。

在我看来,这个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我真诚地告诉你们,我毫不怀疑,假以时日,我们将用努力、技巧和公平正义,在非洲海岸上为我们祖国的荣耀立起一座伟大的纪念碑。

我告诉过您,先生,阿拉伯人既放牧又种地,尽管他们拥有大量土地,但只耕种其中很小一部分。因此,阿拉伯人分布稀疏,所占的土地比每年耕种的要多很多。结果是他们出售土地既轻易又廉价,从而外国人可以很容易地在他们身旁定居而不必受苦。

那么,先生,您知道,法国人比阿拉伯人更富裕、更勤劳,他们很容易占据很多土地而不必和后者发生冲突;能和平地、大量地渗透到周围的部落中去。不难预见,这两个种族会以这种方式在摄政区的许多地方混合在一起。

但是,如果法国人不能与阿拉伯人建立持久的纽带、最后变成一个社会的两个种族的话,那么单纯地生活在阿拉伯人身边是不够的。

法国人不应仅仅生活在阿拉伯人的身旁,他还应与后者建立持久的纽带,最后变成单一社会的两个种族(deux races un seul peuple)。

我对阿尔及利亚的研究使我相信,此事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不切实际。

大部分阿拉伯人仍然对伊斯兰教保持着非常活跃的信仰;然而,在穆斯林领土的这一部分,和在其它部分一样,很容易看到宗教信仰不断丧失活力,越来越无力与现实的利益作斗争。虽然宗教在我们发动的非洲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成为隐士们拿起武器的借口,但我们仍要说,宗教只是这些战争的次要原因。我们之所以受到攻击,更多的是出于外国人和征服者的身份,而不是基督徒的身份;促使人们拿起武器对付我们的,是领导人的野心,而不是人民的信仰。经验表明,当爱国主义或野心不拖累阿拉伯人时,宗教并不会阻止他们成为我们最热心的附庸;而且,在我们的旗帜下,他们对自己的宗教同胞发动的战争一点儿也不比对我们的战争更仁慈。

因此,可以相信,如果我们能充分证明,在我们的治下或在我们邻近的地区,伊斯兰主义不会受到威胁,那么宗教激情就会熄灭,而我们在非洲就只有政治上的敌人。

如果认为阿拉伯人的习俗与我们的不相容,不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那将是错误的。

在西班牙,阿拉伯人是定居的农民;在阿尔及利亚的城市附近,有大量的阿拉伯人建造房屋并认真从事农业生产。因此,阿拉伯人并非天生的游牧民。的确,当我们向沙漠前进时,我们看到房屋消失,帐篷升起。但是,当一个人离开海岸时,财产和人身的安全就会降低;对于一个担心无法生存或失去自由的民族来说,没有什么比游牧生活更适合了。我看到阿拉伯人宁愿在外漫游,也不愿屈居在主人的暴政之下;但一切都告诉我,如果在定居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到自由和尊敬,那他们就会马上安顿下来。我毫不怀疑,假如我们能持久地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条件,他们很快就会采用我们的生活方式。

最后,没有证据表明,阿拉伯人和我们之间的情绪模式是不相容的。相反,我看到,在和平时期,这两个种族可以毫无困难地混居在一起;随着彼此了解更多,他们的关系也更紧密。

每天,法国人都在得出关于阿尔及利亚居民的更清晰、更公正的观念。我们学习他们的语言,熟悉他们的风俗习惯。你甚至看到我们对他们表现出一种不假思考的热情。另一方面,阿尔及尔的年轻一代阿拉伯人都说我们的语言,并且已经采用了我们的习俗。

最近,为在阿尔及尔郊区防御一些敌对部落的盗抢,一个由阿拉伯人和法国人组成的国民警卫队出现了,他们共守一个岗位,共同承担责任和风险。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理由相信这两个种族不会走到一起。上帝不会阻止这件事,只有人的错误才会阻止它。

先生,不要对未来不抱希望。当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并且经不懈的努力能够达成它时,让我们不要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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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4-15 21:13 |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米尔德丽德 于 2020-4-20 17:59 编辑

论阿尔及利亚(18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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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目录

关于阿尔及利亚
a)统治与殖民不可分割
b)完全统治和部分殖民

I 统治,以及建立统治的手段
a)摧毁阿卜杜勒卡德尔的势力刻不容缓
b)我们决不能对摧毁阿卜杜勒卡德尔不抱希望
c)对阿拉伯人能够而且必须进行何种战争
d)提高战争经济效益、减少损失的办法
e)哪些军官可以委以重任

II 殖民
a)应该在战争结束之前以及统治建立之前就进行殖民吗?
b)从摄政区的哪一部分开始殖民?
c)成功的物质条件
d)清理平原
e)巩固产权
f)建立村落
g)我们必须为去非洲的人架起一座金桥
h)什么样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以及政府类型最适合殖民
i)给予公民的保证

III 所需的改革
a)法律的修订
b)向公民提供的保证


关于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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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法国不应当真的考虑放弃阿尔及利亚,因为那无异于向世界明确宣称我们在衰落。这比让竞争对手夺走胜利果实还要糟糕得多。一个民族在全力扩张的时候,有可能会战败,会失去土地。比如在1783年,英国人被迫签订了一项条约,失去了最美丽的殖民地。但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他们卷土重来,支配了所有的海洋,占领了所有大陆上的贸易枢纽。今天,如果法国仅仅在面对一些自然障碍和小小野蛮部落的抵抗时就退缩,那么在全世界人民的眼中,它就败给了自己的软弱无能。任何一个民族,若轻易放弃已拿到手的东西,退回到从前的边界,那就无异于宣布自己的旧日好时光已经过去了:显然,它进入了衰退期。

很明显,即使真的有一天法国要放弃阿尔及利亚,那也只有当我们在欧洲拥有重大发言权的时候才能这样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让法国看上去变成二流国家,任由欧洲事务的主导权落入别人手中。

除了这个原因,还有若干其它因素促使我们守住征服的成果。

有些人说,为从阿尔及利亚获得利益而作出的牺牲实在太大;这种说法是对的。但若说这些利益是无足轻重的,那就错了。事实是,如果我们能稳定而有力地控制这片非洲海岸,我们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就将增强。在地中海地区,阿尔及利亚有两个地方占主导性地位,或者可能登上主导性地位:

第一个地方是米尔斯克比尔港;它正对着西班牙的卡塔赫纳,距离后者50里约,位于由非洲海岸和西班牙海岸形成的海峡的起始处,直望直布罗陀。也就是说,它扼守地中海的进出通道。我们对那里的海员——特别是达西尼船长(capitaine d'Assigny)的调查表明,不用进行任何新的工作,在目前的状态下,米尔斯克比尔港就可以容纳一支至少十五艘船的舰队畅通无阻地进出。

第二个地方是阿尔及尔本身。阿尔及尔如今已被建成了一个相当繁荣的商业港口。一旦各类工程项目(现在看来它们的成功已是必然的)完工,它就可以同时变成一个拥有完善设施的大型军港。

在法国海岸的对面,这两个点相互配合,在我们时代的政治海洋上,无疑会增强法兰西的力量。

这都是毫无疑问的。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是,如果这些地方不在我们手中,那就会落到其它欧洲民族手中。如果它们不为我们所用,那就会被我们的敌人用来反对我们——不论是直接落入敌人之手还是落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内。今天在非洲发生的事情以前在埃及也看到过,两个种族发生接触,同样是通过战争,一个开明,一个无知;一个上升,一个坠落。我们在阿尔及利亚所做的大量工作、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力量,都有力地影响了那些用最大热情与我们战斗的人的头脑,以及那些用最大力量抗拒我们的枷锁的人的头脑。如果我们放弃阿尔及尔,它很可能会直接转到另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影响下;但也可能首先落入穆斯林之手,这个新穆斯林政权将非常强大,不同于我们摧毁的那个;它会有更高的目标、更多的行动手段,它会习惯于同各个基督教国家接触,并经常受其中的一个摆布。总之,在我看来,很明显,不管发生什么,非洲都已经卷入了文明世界的洪流中,无法再置身事外。

我们必须保住阿尔及尔。但怎样做才能成功呢?

首先,时间紧迫,我们必须抓紧行动。因为:

1. 如果上帝在这场战争中眷顾了我们的话,那祂也可以在另一场战争中把成果拿走,使我们白白牺牲。

2. 只要这项工作拖延下去,我们在世界上的行动就会暂停,法国的武装力量也不能自由调动,这种事态会对我们的安全和名誉产生很坏的影响。

因此,我们必须加紧批准一切必要的措施,尽快实现目标。于我而言,问题永远是措施有没有效,而不是费不费钱。在目前的情况下,凡是有效的支出都是经济的。

但有效的措施是什么呢?


统治与殖民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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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一个国家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把居民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直接或间接地统治他们。这是英国在印度所实行的制度。第二种是用征服种族的居民取代旧居民。这是其它大部分欧洲人的做法。而罗马人,通常来讲,会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他们首先夺取该国的政权,然后在几个自己占领的地方建立殖民地,即从老家运来小型罗马社会。

很多人说过,并且至今还有人说,法国只需在阿尔及利亚建立统治即可,不必殖民。但我的研究表明事实恰恰相反。

必须承认,如果不想殖民,那么统治就会相对容易一些;因为促使阿拉伯人拿起武器抵抗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法国人迟早要剥夺他们世代生活的土地,用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如果从一开始我们就说(并且让人相信)我们的目的仅仅是统治,而不是土地,就可能更容易地使我们的权威得到认可。但这第一刻已经过去了。如今,我们给阿拉伯人造成的偏见已是如此的深,他们很难相信我们会改弦更张,即使我们真诚地想这么做。即便是现在,我也倾向于相信,如果法国放弃殖民,我们的统治仍会更容易被认可。但这样的统治将是徒劳无功和不稳定的。

我相信,我们最终将能以比今天更常规的方式管理阿拉伯人,用更少的士兵,花更少的钱,同时得到更多的课税。但是,另一方面,从现在起到一个非常遥远的、看不到尽头的未来,统治阿拉伯人仍将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这是由这个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决定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许是永远,我们改变不了它:部落组织和游牧生活。零散的、流浪的部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保持一定的秩序。而这项繁重的治理工作所能产生的成果非常少,因为那些使得他们难以集中管理的原因也使得他们非常贫穷,需求少、产品也少。

此外,这样的一个帝国总是不稳固的;我稍后将详细介绍阿卜杜勒卡德尔这个人。一个管理部落(尤其是游牧部落)的政府永远不会稳固,即便是土著政府也不例外,遑论外国人和异教徙。毫无疑问,在最初的一系列危机中,这种统治就有瓦解的危险。

因此,不进行殖民的统治更容易建立,但不值得我们花费时间、金钱和人力去做。


完全统治和部分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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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聪明人才会认为,应该完全抛弃统治内地的想法,只限于占领海岸的几个政治中心并向其周围殖民。

那样的话,到最后,可能我们不得不回来重新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那将是一个很大的不幸。我们现在必须做出最大努力,统一这两个系统,而不是只抓住一个。

在我看来,没有统治的殖民永远是一项不完整、不稳定的事业。

如果我们不管阿拉伯人,让他们在我们后方形成稳定的权力,我们就将无法在非洲长久立足:要么在当地人长久的敌意中慢慢消亡,要么这些当地人在另一个基督教强权的帮助下将我们迅速击败。

在我看来,如果有谁自诩能与一位阿拉伯王子真正建立稳固的和平,那他就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这样一个政权与我们的关系将是永久的战争状态,这与他的个人倾向无关——不管他天性平和还是与他的宗教一样狂热。如果我们对如下因素有所察觉,就不会再怀疑:

一个埃米尔不会像欧洲的国王那样直接去指挥个体,个体可以藉由社会力量来约束,他指挥的是那些那些小的、有完整组织的民族部落,要想领导这些部落,通常只能顺应他们的激情。阿拉伯部落的宗教激情和破坏性激情会使他们总是与我们为敌。偶尔的和平,经常的战争,这就是阿拉伯人对待基督徒的自然倾向。他们只会把权力交给那些能迎合这种倾向的人。

虽然摄政区阿拉伯部落的语言、思想和习惯非常相似,但他们的利益差异却很大,而且古老的仇恨造成的裂隙很深。不难看出,我们很容易按照我们的想法把他们武装起来,让他们互相为敌。统治这些民族的最大困难在于制造和利用一种共同的情感或思想,通过这种情感或思想,把他们团结起来,使之一致行动。唯一能把我们周围这些部落联结起来的共同思想是宗教;唯一能让他们心甘情愿接受约束的共同情感是对外国人的仇恨和对入侵者的叛逆之心。统治他们的阿拉伯王子越是肆意煽动这共同的思想和情感,他的权力就会越强大、越巩固。也就是说,他越是煽动宗教狂热和对我们的仇恨,他的统治就越牢固。对一个新政府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一来人们没有服从它的习惯,二来也没有对它盲目的尊重,而这二者的建立都要靠时间。

另外,历史也告诉我们,不用这种办法的话,阿拉伯人就从不能团结起来做些什么。从穆罕默德本人到第一任哈里发,再到中世纪非洲海岸相继崛起的首领,都是如此。为了利用这些部落,就必须在控制其分裂的同时,激发一种所有人共有的激情,用这种激情将他们简单粗暴地整合在一起;尽管他们的社会组织有一些缺陷促使其不停地分裂。

阿卜杜勒卡德尔显然属于那种最罕见和最危险的人物,一个真诚的热情和假装的热情的混合体,一个穆斯林克伦威尔。他非常懂得我们上面所说的。王子的外在表现远比圣人逊色:他总是将自己藏在宗教利益的背后,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古兰经的释义;他的命令和谴责都是遵循古兰经的标准,他的布道和人们的顺从都是为了改革。他的谦逊随着权力一起增长。我们激起的宗教仇恨给了他机会,这仇恨业已成长壮大,扑灭它就是扑灭自己的权力。他不会扑灭它,而是会不断地复燃它,他会使我们永远处在或明或暗的战争中,因为和平一旦触碰到部落的天性,就会迅速隐去光芒。

此外,阿卜杜勒卡德尔或其他类似的首领都不可能对我们给予的条件感到满意并在太平中享受之。一方面,安全问题迫使我们保留所有海港的政权,并保持对整个海岸的控制。把任何一个重要的地点留在阿拉伯人手中,就是为将来第一个与我们开战的基督教势力准备一个落脚点和避难所;它将为我们的敌人提供一种与土著人交流的自然方式,并利于挑起争端。另一方面,如果大量阿拉伯人拥挤在被我们占领的海岸和南面的沙漠之间,他们就会感到极度困难。尽管阿拉伯人的需求比欧洲文明国家要少,但如果认为他们不过是些野蛮人,那就错了。在征服阿尔及利亚之前,海岸各处都有相当繁荣的贸易,超出人们的想象。阿拉伯人卖小麦、牛、皮革、羊毛、蜡;然后买入欧洲产品——虽然数量较少。无法进行这种交换会使阿拉伯部落非常困苦;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对当地人最大的伤害就是贸易禁运。他们的政府会和他们一样受到这种状况的影响;因为政府建立权力所需的大部分物品都来自欧洲。正是通过是欧洲的技艺,甚至是思想,它才有可能制服阿拉伯人,并对法国人进行有效抵抗。

我们不能给他任何一个位于海岸的位置,而他不能没有这么个位置。所以他和我们之间不可能建立一种牢固而持久的和平。

何况,为将来殖民计,我们也不允许在自己的后方还有一个大阿拉伯国家。我重申,在我看来,只有付出战争的代价我们才有望在非洲建立持久繁荣的殖民地。

我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建立在阿拉伯人头上的统治会有多好的性质和价值。我知道,即使我们竭尽所能,也只能建立一个经常动荡、困难重重的政府。这样的臣民不会增添我们的力量。因此,建立统治并不是法国的目的,它是用来达成平稳占据海岸和在部分领土上进行殖民的必要手段,后者才是真正目的。如果我们不尽力在内地加强权威,或者至少阻止那里的部落整合在一个首领之下,我们在海岸的安全和未来就永远得不到保障。总之,部分殖民和完全统治就是我考虑之后得出的结论,除非它被证明无法实现。


I. 统治,以及建立统治的手段


摧毁阿卜杜勒卡德尔的势力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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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越新,就越容易遭到破坏。这是很明显的。我认为阿卜杜勒卡德尔的所作所为足以引起我们的担心,如果我们给他时间去树立自己,他很快就会变得强大、稳定、难以推翻。

阿卜杜勒卡德尔的政府现在比以前的土耳其政权更加集权、更加灵活和强大。它能更容易地把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结合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我所说的与其它欧洲国家接触的必然结果。阿卜杜勒卡德尔既保留了阿拉伯的东西来取悦自己的同胞,又学习了我们的办法来驯服他们。

一个想要统治阿拉伯部落联盟的首领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他时刻都可能遭到有组织的反抗,但却永远不确定在需要的时候是否有强力维护自己权力的手段。因此,这个王子建立权力的第一个条件,甚至是他存在的条件,乃是拥有一支私人军队。这支私人军队独立于部落(可能)分配给他的军队。这样一支军队或许不足以镇压普遍的叛乱,但至少要能打败日常的局部反抗。

阿卜杜勒卡德尔成功地组建了这支军队。他做得更多:土耳其人的榜样告诉他,为了使阿拉伯人服从,他不仅需要骑兵,还需要步兵,他也做到了。这件事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阿拉伯人对步兵很蔑视,与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一样。但阿卜杜勒卡德尔还是设法从他麾下聚集了一批人,组成了步兵营。他吸取了我们的经验,用欧洲的方式组织这些营。这些步兵打不过我们,但驾驭自己的同胞绰绰有余。做到这一步不容易,但一旦做到了,剩下的就容易多了。

靠着他的军队,他提高了常规税收,而这又使他的队伍得以维持。同样依靠这支力量的帮助,他建立了仓储,储备了资源,进行了长期计划,并能悄悄地执行下来。他总能在不满的人联合起来攻击他之前就阻止或粉碎所有的反抗。他用热情领导大多数人,用恐惧领导少数人。这就是他权力的秘密,并不难理解,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在非洲这个半野蛮的地区,社会工作与中世纪末期欧洲的社会工作非常相似。阿卜杜勒卡德尔可能从来没听说过十五世纪法国的事,但他对待部落的行为与我们的国王,特别是查理七世对待封建领主的行为一模一样。查理创立了常备军,在这支独立武装的帮助下,他逐步削平了有可能联合起来的小势力。法兰西国王们利用每一次小叛乱来抢劫大封国,然后将新领土置于自己直接统治之下。阿卜杜勒卡德尔抓住同样的机会,在各个部落中相继杀死不利于自己的头面人物;也就是说,他用以稍微不同的方式重复了同样的过程。他对这些头领并不知根知底,但出于某种类似的本能,他能日复一日地分化瓦解那些古老而强大的家族,同时也制造新的家族,这些新贵的权威都是拜他所赐,而且没有哪一个能与他本人相比。他不仅与法国人作战,还与本国世袭贵族作战。

在阿拉伯人中这都是新情况。许多其他人也有阿卜杜勒卡德尔那样的野心。但他是第一个通过与欧洲接触而采用可持续方式取得事业成功的人。所以,不要被过去的经验蒙蔽,不要认为这股势力也会像其它势力一样昙花一现。相反,我们要高度警惕,阿卜杜勒卡德尔正在我们周围的阿拉伯人中间建立一个更集中、更灵活、更强大、更有经验、更正规的政权,强于几个世纪以来在这片土地上次第崛起的任何强权。因此,我们必须努力阻止他完成这项可怕的工作。


我们决不能对摧毁阿卜杜勒卡德尔不抱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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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有军事经验——甚至没有军事经验——的旅行者,都不会设想阿卜杜勒卡德尔能在一次战役中被彻底击败。阿卜杜勒卡德尔也知道他绝对不可能在一次突袭中打败我们。他不会去寻求这样一场决战,我们也没有办法强迫他。假如一位欧洲国王即使处于劣势也要战斗,那是因为他不得不保护某些人口,一旦撤退,这些人口就会落入敌人之手;他要拯救物资、辎重、城市和首都。一句话,在欧洲文明中,有一些东西比战败更不能容忍。在阿尔及利亚则并非如此。他们会轻易在敌人眼皮底下逃跑;军队随身带着所需的一切;也没有可供永久占领的城市或重要据点;因此,如果阿拉伯人不愿意,就没有什么能逼他们非战斗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还非要打,那就太蠢了。故而,与他们打仗,不可能用一场大战役决定战争的胜负。

如果想打败阿卜杜勒卡德尔,那一定得在服从于他的某些部落的帮助下才能做到;他的同盟也只会松散而不会破碎。

尽管阿卜杜勒卡德尔击败了许多有权势的同胞,但仍然有许多不满他的人,如果人民愿意追随他们,他们就会更积极的起来反对他。尽管他创造了一种独立于部落的力量,但他毕竟没有摧毁这些部落的个人和组织力量。很多部落是真正的民族,只要他们离开他,他就得垮台。阿卜杜勒卡德尔的权力越壮大,这事就越难以发生。幸而今天他还不够壮大。

有两种方法可以促成阿拉伯人的分裂,而我们必然从中受益:

我们可以用承诺或慷慨赢得一些代理人。

我们可以用战争使部落感到厌恶和疲倦。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两种手段可以并且必须同时使用,现在决不是放弃的时候。

经验一再表明,无论阿拉伯人的狂热和民族精神是什么,个人的野心和贪婪往往在他们心里占有更大的分量,并使他们经常做出与自己的天性最相反的决定。这种现象总是出现在半文明社会中。野蛮人的心灵就像一个永远激动的大海,但风并不总向同一边吹。

这些事实——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事实,也是以前的事实——证明了同样一群对基督徒表现出最强烈仇恨的阿拉伯人,可能会突然拿起武器对着自己的同胞。

无论是通过奉承他们的雄心还是通过给他们钱来赢得他们,我们都决不能不抱希望。

总有利益可以诱惑他,因为阿拉伯人形成了一个非常贵族化的社会;出身、财富、名誉的影响都非常巨大。人们的眼睛盯着邻人,拉其中的一个,就会有好几个跟着。

至于应用这一外交手段的规则,当然不能事先定出。这方面的每一件事都要建立在在对事实迅速而准确的把握上,建立在诚实而稳妥的执行上。是的,非洲有大量的秘密基金,但是能否取得人们所期望的成功,取决于使用这些资金的人。这些资金的使用往往非常糟糕。

事实是,在今天,没有战争的外交是无用的。

在阿卜杜勒卡德尔的权力建立以前,我相信它是可能的;即不需要进行一场专门的战争,只需要利用阿拉伯人的激情,使部落间相互为敌,阻止任何一家坐大,让所有的人都不得不依赖我们。但这一刻早已过去。今天,阿卜杜勒卡德尔的部队可以随时随地降临到任何有叛徒嫌疑的人身上;要指望有人叛变,就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占领一些军事要地,使我们能有效保卫那些投向我们的人免遭阿卜杜勒卡德尔的突袭;二是给那些在阿卜杜勒卡德尔的统治下感到厌倦的、想加入我们的部落首领提供支持。只有战争才能创造这两个条件。


对阿拉伯人能够而且必须进行何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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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动这场战争的方式,我看到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我不同意任何一个。

第一个观点认为,为了减少阿拉伯人,最好使用极端的暴力、用土耳其人的方式对他们发动战争,也就是说,杀死遇到的每一个人。我听到了军官们支持的声音,他们对双方都有战俘深感遗憾,听说,许多人鼓励士兵不要留任何活口。就我而言,我感到很痛心,因为我们在以一种比阿拉伯人更野蛮的方式进行战争。如今文明反倒在他们那一边。在我看来,这种战争方式既残酷又不明智。它只会培养士兵的野蛮和残忍精神。把我们自己置于以前土耳其人的地位,去复制世界对他们的憎恶(他们应得的)是不值得的。即使从利益的角度看,也没有什么用,反而很有害;因为,正如另一位军官告诉我的,如果我们只想学土耳其人的样,那么我们的地位还远远不如他们:都是野蛮人,但土耳其人好歹是穆斯林野蛮人。所以我们必须诉诸一个高于他们的原则。

另一方面,在法国,我听到一些我尊敬但不赞成的人说:焚烧庄稼,洗劫粮仓,抓捕手无寸铁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是不对的。

在我看来,这些不幸都是必要的,是任何与阿拉伯人作战的人都要做的。非要我说的话,这些行为并不比战争法授权的、在所有欧洲战争中都存在的一些行为更令我反感。试问烧掉收成、囚禁妇女和儿童,何以比炮轰被围困在城市里的无辜居民,或是扣押海上敌对势力的商船更可恶?在我看来,后者更苛刻、更不合理。

在欧洲,如果不需要烧掉收成,那是因为战争是政府间的,不是人民间的;如果只有士兵能成为俘虏,那是因为军队坚守阵地,而平民不会在军队被打败后四散逃跑。一句话,在欧洲,可以在不攻击平民(甚至让他们提供战争资源)的情况下夺取政权。

要破坏阿卜杜勒卡德尔的权力,就要让那些依附他的部落的地位变得难以忍受,最终抛弃他。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要么尊重这个事实,要么退出这个游戏。就我而言,我认为应该用尽各种手段——除了违反人道主义和国际法的那些——去折腾(désoler)这些部落。

削弱部落的最有效方法是贸易禁运。我先前说过,阿拉伯人需要的贸易量比人们想象的更大。他们会因被挤压在我们的刺刀和沙漠之间而倍感痛苦。我在阿尔及尔省与一些聪明人谈了很多,他们最近正与邻近部落,特别是阿朱特人(Hadjoutes)签订有关交换战俘的条约。他们向我保证说,这些阿拉伯人,虽然仍忠于阿卜杜勒卡德尔,但都对贸易被禁的后果深感苦闷——他们指着羊群说:“养大这些牲畜有什么用?既然不能卖掉它们换钱,也就不能购买我们所需要但不能自行生产的物品了。”

奥兰省的人可能对这种情况感受少一些,因为临近摩洛哥的缘故。但我确信那里的困苦同样大。

继贸易禁运之后,第二重要的手段是毁坏这个国家。我相信战争法允许我们蹂躏这个国家,我们必须这样做。要么在收成的时候毁掉收成,要么随时发动所谓的劫掠,目的是抓人或逮牲畜。

在法国,有很多人叫嚷着反对非洲军队用“战役”来掩饰这些军事扫荡行为。是的,这些烧杀抢掠的行军往往是为了满足长官的欲望而进行的,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我认为它们有时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禁止之是非常错误的。

从长远来看,让阿拉伯部落难以忍受的,不是一支庞大的、远道而来的军队在其领土上通过,而是一支灵活的、可以随时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到他们身边的部队。同样也必须认识到,能够有效地保护我们盟友的,也不是一支为对付共同的敌人远道而来的大军,而是一支在阿卜杜勒卡德尔的部队接近时,可以迅速去救援的力量。

因此,一般地,我们可以说,几支经常在一些固定地点之间穿梭的、小的、灵活的部队,比一支巨大的、隔很长时间才在较远距离上调动一次的部队要来得好。每当你在某个地方放置一支部队,而它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迅速解除危机并控制此块土地时,你就应该立刻这样做。在我看来,这是规则。但是要放置这些小型军队或为它们提供补给,就需要不时进行大量的扫荡探险活动。(译注:扫荡战术是法国将领比若Bugeaud发明的。为了对抗阿卜杜勒卡德尔的游击战,比若将大部队拆成小分队,各自对所负责的区域进行扫荡。同时也遥相呼应。他们实行烧杀抢掠的三光政策;还广修碉堡,作为这些小股部队的据点,并用来存放劫掠的物资。中国读者想必对这一切非常熟悉。)

我还要说,经常发动一些较大规模的讨伐也是必要的:

1、继续向阿拉伯人和我们的士兵表明,这个国家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挡我们;

2、摧毁任何类似于永久人口聚居区的东西,换句话说,城镇。我认为夷平阿卜杜勒卡德尔控制区的一切城镇是很重要的。

我经常听到两种反对的声音,虽然它们不被目前的事实所支持:

他们说:为什么要阻止阿拉伯人建城市呢?一旦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就不会再逃离你了。又说:让这些城市建成,日后我们占领它们,使之成为我们的军事要塞。我说:就目前的事实看,这些观点都不成立。

如果阿卜杜勒卡德尔试图摧毁部落的游牧生活,把人安置到城镇和村庄,人们就要当心,不要打断他的工作。可他既不喜欢也不可能做此类事情。相反,自从他成为一名政治家后,阿卜杜勒卡德尔就没有在房子里睡过觉。他建过一些房子,但不住在里面。他把帐篷搭在外面,每晚都睡在帐篷里。他清楚地知道,部落的游牧生活是防御我们的最佳措施。要是哪一天定居了,他的臣民就会立刻变成我们的臣民。阿卜杜勒卡德尔,除了借鉴我们的某些思想和许多习惯以外,展现给他的同胞的,是一位阿拉伯古老习俗与荣耀的代表和光复者,他小心翼翼地呵护着阿拉伯人与帐篷的友情,以及与城市的敌意。所有的半野蛮民族对城市居民都极为鄙视,游牧野蛮人更甚,而阿拉伯人则把这种感情推向了极致。他们与城里的居民接触只为了交易;他们不与他们往来,也不认为他们有任何重要性。他们甚至拒绝承认与后者同出一源,也不用阿拉伯式的通称称呼他们,而是轻蔑地管他们叫阿盖达人(agads),意即城里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每当我们占领一个城市时,往往很快发现除了石头之外什么也没有。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之间没有联系,前者对后者没有影响力,它既不能为我们服务,也无法对我们造成伤害。

然而,阿拉伯人比他们自己认为的更需要城市。没有哪个社会,即使是半文明的,能离开城市而生存。没有村庄可以,没有城市不行。游牧民族也不例外,他们甚至比其它人更受这种规律的约束,因为他们所过的流浪生活阻止他们培育出哪怕是粗糙的科学与艺术,而科学与艺术乃是连最不发达的文明都不可或缺的。于是,一切游牧民族,除非他们是纯粹的野蛮人,都有坐落于自己的乡村或乡村附近的城镇,他们经常去那儿买卖东西,那里还有作坊、寺庙、书籍、学校以及闲散的人,这些城镇形成了许多福利和知识的来源,供人们汲取。摄政区的阿拉伯人离不开城市;虽然他们热衷于流浪生活,但也需要一些固定场所。我们不要允许任何一个这样的场所建立起来,这是极为重要的。所有以占领或破坏新旧城镇为目标的讨伐行动,在我看来,都是有益的。


提高战争经济效益、减少损失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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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场战争会继续被急促地推向前进。它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即便如此,在战争结束后,我认为这个国家仍将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它会需要一定数量的军队,在那里过一种既活跃又疲惫的生活。因此,有必要研究有什么办法能降低非洲驻军的死亡率以及减少驻军费用。我把健康问题和经济问题放在一起说,是因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几乎所有有助于降低死亡率的东西也同时有助于减少支出。

讲到降低死亡率的方法,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以下几点。

经验证明,在非洲不利于健康的,与其说是气候,不如说是居住条件。菲利普维尔的气候就很好;但在1840年,卫戍部队失去了……人中的……人;而在……名平民中(译注:原文如此),同期只有152人死亡。考虑到菲利普维尔的平民中有老人、妇女和儿童,而军队里都是年轻力壮的男子,这个数字对比就尤其触目惊心。这种可悲的结果只有一种解释:居民们睡在房子里,较为安全,而士兵睡在木板棚里,经受不住日晒雨淋和毒虫的侵袭。

很明显,在所有我们必须占据的固定哨所都必须赶快建造兵营。除了阿尔及尔周边,别的地方几乎都还没有兵营。菲利普维尔和君士坦丁大概一座也没有。这是一项紧急开支,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人命,而且还可以避免其它更大的开支。一个住院的士兵一天要花20苏,而当他住院时,我们可能又要负责从法国来的另一个人的大量花费。通过拯救生命所节省的巨额资金是人们无法想象的。

最近,几乎所有重要的海岸城市都建了大医院。我赞美政府,但我还是要说这项开支不是唯一重要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好的医院能让士兵痊愈,但是假如能让他不生病,不是更经济、更人道吗?

有一项卫生措施,似乎是具有良好判断力的人都主张的。在这些人当中,我将引用大善人拉莫里西埃将军的话。他指派一些士兵去干活,可这些士兵却吃不饱。将军持与我相同的观点。他对我说:“增加2苏的伙食费,你仍是经济的;因为士兵生病的次数减少了,而一个生病的士兵要花你20苏。我知道这2苏要给所有的士兵而20苏只给生病的;但我相信,算总账的话,这样做的收益仍然相当可观。”当这番话出自一位因要长期作战而渴望花较少的钱进行战争,又对自己伙伴的生活体贴入微的将军之口时,我的观点是,它是值得相信的。

但我要解决的问题更为重要,它关系到我们这次征服的整个未来。

在非洲维持七万人的部队,而且每年都有一些死在医院里,法国还要支付1亿法郎,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状况,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我们在世界上就什么都干不了了,也会很快失去非洲。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用更少的人、生更少的病、花更少的钱来维持在非洲的存在。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非洲建立一支特别部队。(见文末的脚注)

让我来解释一下:

我不相信在非洲有哪个军官会否认,要在这个国家进行迄今为止进行的那种战争,一个类似于佐阿夫团的单位至少顶得上两个来自法国的团;这里主要指的是忍受日常劳苦的能力,而不是战斗力。我可以断言,一支由四千人组成的轻型骑兵步兵混合编队,就能轻易做到八千人的正规步兵所做的事,也就是说在全国任意横行而不必担心有什么真正的危险。我毫不怀疑,三万这种类型的部队,不比现在的六万差。

众所周知:阿尔及利亚是世界上最不像欧洲的国家。无论战争还是和平,一切都不同;生活方式、战斗方式、健康手段等都是它特有的。欧洲教育界没有为这种战争做任何准备,也没有此方面的计划。所以,一个士兵登陆非洲海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换衣服,换武器,学习新规则。所有的战争都需要学徒期,但这一场尤其需要;不光为了赢,还为了能活下去。每天都有人说,当新到的法国士兵死于寒冷或饥饿时,非洲老兵仍然能找到食物和取暖的办法。还有,那里的气候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它首先给身体一个刺激,然后会改变其习惯。如果一个人去非洲的目的只是为了赶快离开那儿,那他就永远也无法适应这场战争和这片国土。那些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回法国的士兵和军官,只会用一半的脑子去学习自己要做的工作;他们永远不会沉下心来生活,永远是个生手;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想离开——这可不是好的服役表现。

因此,有必要专门为非洲组建军团,由有经验的士兵组成,由指定的军官领导。法国将大量供应二者。换言之,不仅派驻非洲的官兵要长期留在那里,不轻易让他们回法国,而且非洲还要有自己的军队。而且,在这方面,只要扩编已存在的兵种(译注:此处应指外籍军团)就行了。我深信,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用一半的花费和三分之一的人力做到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

我刚才说这样做可以少损失很多人。人们注意到,久居非洲的人与从其它地方去的人相比几乎没有病人。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已经熟悉了那里的生活,而且,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给这种生活赋予了不同的精神:适应了它,不再想着离开它,脚踏实地过下去。对他们来说,精神上的扰动、厌倦和怀旧不会再使气候的影响加剧或复杂化。他们的灵魂支撑起了身体。而一位刚从法国来,又会很快回去的士兵,就不会尽力适应环境;这场战争的陌生而野蛮的一面,会从头到尾打击着他。

尽管我很赞成在非洲组建特别军团,但我绝不认为非洲只使用这样的军团就够了。

这会导致几个非常严肃的反对意见。

那样的话,结果就是只有少数几个军团经常打仗、懂得打仗,其余的则远离战场。这一小股在非洲服役的部队会变得非常不同,比法国的一般军队优越得多;我们甚至可以说前者会对后者不利,因为它会逐渐将思想活跃、拥有尚武精神的人都吸引到它那里。人们会看到阿尔及利亚的一些军官不断晋升,而留在法国的大多数则成长缓慢。这是不能接受的。

还有另一个危险我们没有提到,但让我非常担心:

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适应了非洲并把那里变成自己舞台的军官很快就会在习惯、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上变得危险起来。这种危险对一个自由国家尤其可怕。他慢慢习惯了一个强硬、暴力、武断和粗鲁的政府。我不吝于推广和传播这种知识。从军事角度讲,我佩服这些人;但我承认他们会吓着我,我想知道如果他们回到我们中间,我们该怎么做。想到很多这样的人回到这边来,我内心就油然而生一种恐惧感。今天,非洲是唯一能听到兵戈之声的地方。人们的目光聚焦于它。在那里,可以攫取一种洁白无瑕但廉价的声誉,能吸引大量的公众想象;因为其它部队默默无闻,而他们一枝独秀,并且在一个热爱战争但大部分人不能从事战争的民族中,只有他们能享受战争的荣誉。我担心有一天,他们会靠这种意见力量登上国内的政治舞台。愿上帝保佑法兰西,不要让一名非洲军官来领导她!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向非洲派遣一定数量的军团,使他们经受锻炼,几年后再返回法国。但我同时认为,我们目前的做法违背了我们的财政利益和人道主义。

非洲的战争不像欧洲的大战,被攻击的国家被迫将所有能打仗的士兵都派到战场上,冒着失去很多人的危险。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对士兵精挑细选,那就永远不凑不出足够数量的部队。在非洲却不是这样。

非洲需要的是少而精的部队,法国军队将始终能够提供所需的人员。

我们往非洲派遣了一整个团。士兵有虚弱的,有强壮的;有新兵,有老兵。发生了什么?就在头一年,凡是体弱的都生病了,甚至死了;而强壮的还在。凡是能继续服役的,都是强健、有活力的人。让死神来替我们做选择,难道不是很昂贵、很不人道吗?

无论出于常识还是人道考虑,我们在派遣军团去非洲之前,都应该对士兵进行仔细甄选,任何虚弱的人都要排除在外。

另外我还认为应该排除服役不足两年的士兵。派往非洲的部队不仅在出发的时候带着新兵,而且我相信,他们在驻扎期间,每年也会征新兵。再说一遍,这样做无异于让我们的许多同胞自愿地、毫无必要地去送死;在非洲花那么多钱、维持那么多不必要的军事人员,是应受责备的。年轻的士兵总是更容易殒命,这固然是因为他们没有受过充分的训练,也不习惯军旅生活的劳苦,但更是因为思想还不够成熟。他们走出自己的村子去当兵,这场战争的陌生和可怕的一面很容易刺激这些少不更事的头脑,于是他们开始想家,非洲的气候也在这时乘虚而入,使他们病倒了。在漫长的夏季行军中,因害怕无法跟上队伍而陷入精神错乱甚至自杀的,也往往是他们。

因此,把我刚才说的不适合的人都排除在外后,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团大概只剩下一个营了。但有什么关系呢?法国的所有团都轮番以这种方式去非洲,整个军队都得到了加强,这才是我们的目标。而当每个团都由精英代表时,这一目标也同样得到了很好的实现,因为如果所有人都去,只会导致大幅减员。

根据我的想法,一个必要的过渡措施是,在派一个团去非洲之前,先让它在法国南部驻扎一两年。这样一来,地点的转换就不再那么痛苦。还是那句话,在欧洲的大规模战争中,很多预防性措施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对于非洲的战争,政府不采取这些措施是不可原谅的。


哪些军官可以委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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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挑选士兵的标准,也同样适于挑选军官,特别是那些指挥大的行动的人。众所周知,这场战争与其它任何战争都不一样;欧洲战术的一切经验都毫无用处,甚至常常起反作用。因此,必须优先选择那些长期从事非洲战事并在此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人。但我还看到了一个更紧迫的原因。

很不幸,目前在法国军队中几乎找不到一位将军,当他在非洲行动时,能够考虑国家的荣誉多于他个人的荣誉。毫无疑问,在个人野心方面,非洲的军官也好不到哪里去,有时候不需要战争解决的事情他们也要诉诸战争,或者为了彰显自己而大开不必要的杀戒。但是,非洲常驻军官的野心,比从法国来且只呆一段时间的将军的野心更开明、更克制:第一,他们更了解困难所在,所以行动得更迟一些;第二,由于他们驻扎在阿尔及利亚,不太容易去参加大规模远征,因而也就避免了随之而来的巨大尴尬。简言之,他们的成就已经融入到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成就中,因而表现得更好,虽然并不更诚实。(译注:见文末脚注对拉莫里西埃的评价)

总结我们的观点,那就是,长驻阿尔及利亚的士兵人数应该增加;而新从法国运来的军队,则不必把一个整编团都带到非洲海岸,而是要精心挑选最强壮、最老练、最坚决的士兵。我敢说,按照这一计划,我们很快就能在阿尔及利亚用更少的预算和军队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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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4-15 21:13 |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米尔德丽德 于 2020-4-15 19:51 编辑

II. 殖民

我刚刚说了应以何种手段发动战争来取得统治权。但正如我说的,统治只是一种为殖民服务的手段。现在,我要处理殖民这一议题。

应该在战争结束之前以及统治建立之前就进行殖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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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统治建立和战争结束之前,就要殖民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没有人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等它结束后再殖民,就相当于无限期推迟主要任务。我说过,只要阿尔及利亚没有欧洲人口,我们就只能宿营在非洲海岸而不是定居在那里。因此,如果可能的话,战争和殖民工作必须同步进行。

此外,战争状态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会增加殖民事业的困难。对半野蛮和游牧部落的统治,永远不可能彻底到一个文明的、定居的民族在他们身边立足而不必警惕的地步。武装劫掠将在战争期间长期存在。即使战争结束了,在殖民之前也必须采取某种手段保护自己。战时和战后要采取的防御措施和谨慎程度也不会相差很大。

最后,如果说欧洲人口在战争期间更难在非洲立足,那么一旦立足,就会为我们的军队提供坚实的基础,从而使战争更容易、成本更低、战果更巩固。


从摄政区的哪一部分开始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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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公众对事业有一种幼稚的品味,认为一项事业应当呈现一幅清楚完整的画面,让人一目了然。无论在建筑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他都乐意做假窗户(译注:把一幅风景画放入画框中钉在墙上充当窗户),而不是打破常规视角。

必须承认,政府恰是按照他的品味办事的。无论修运河、修铁路还是修别的什么,当局都向公众展示一个能同时满足沿途每一个地方的目前和未来所有需要的、一览无余的计划。“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这种话公众(或政府自己)是根本听不进去的。同样的精神也体现在处理非洲事务上。阿尔及利亚由三个大省组成,因此,每一个都必须殖民;你怎么能没有一个全国通盘考虑的计划呢?那样还不如什么都不做。于是,去年劳伦斯先生跑来告诉议会说,殖民将在三个地方同时进行:西部的穆斯塔加奈姆,中部的阿尔及尔以及东部的博纳(译注:Bône,现在的安纳巴)。

至于我,在看过这些地方之后,我声明,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在穆斯塔加奈姆殖民更荒谬的了。有很多理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理由是无法驳斥的。

没有什么比引进欧洲农民更能激怒当地人了;因此,根据常识,我们不应该从最暴力、敌对情绪最浓、征服最困难的省份开始殖民工作。这种地方是最不该把战争问题和殖民问题混在一起的地方。在这里,殖民将极度困难,不仅因为我们周围部落的力量和敌意,还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穆斯塔加奈姆周边的土地固然很肥沃,但它与我们的主要定居点奥兰之间隔着五天的路程,除了与军队一起行军外,人们无法穿越两者间的毗邻区;在海边,通往穆斯塔加奈姆的道路非常危险,即使在夏季,人和货物也很少能在此处安全下船。事实上,在穆斯塔加奈姆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很好的港口,阿尔泽。但是阿尔泽缺水,且邻近部落的敌意强烈而持久,以致于可以说每个法国人都被他周围的敌对空气所包围。另外,从阿尔泽到穆斯塔加奈姆虽然近,但往往要走几个星期。因此,即便穆斯塔加奈姆的殖民地能够抵御阿拉伯人的袭击,它在一年里也有部分时间无法与文明世界沟通。我们可以说,这一切都很荒谬。实际上,我们现在不应该向西部省份殖民——也许除了奥兰周围,那里的土地或许不很肥沃,但从乡村到城市和港口都很近很方便。在该省的其余地方,我们只须考虑战斗和征服,它们已经够困难的了。等稍晚些时候我们再来看是否应该殖民。

再来看另外两个省。

向东部省份(或曰博纳)殖民,是否应该从现在就开始,这是一个大问题,也很难回答。我倾向于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当然,博纳和菲利普维尔一带有令人称羡的肥沃土地,这些土地围绕着几个相当大的城市和港口,交通虽然称不上方便,但也算全年可通行。该省是和平的,尤其是海岸地区,当地人的天性比其它地方的人更温和、开化。这些都是很大的优点,迟早要被利用起来。但现在是时候了吗?我看未必。

我说过,大多数土著人看到我们开垦这片土地时会非常担心和恼火。这不仅会激怒那些被剥夺的人,而且会激怒整个国家。阿拉伯人已习惯于被外人统治达三个世纪了;如果我们只限于夺取政权,他们就会任凭我们那样做;但是自看到农夫出现在士兵队尾的那一刻,他们就会断定,这不再是征服他们的问题,而是要剥夺他们的问题;争执不再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而是种族与种族之间的了。因此,在欧洲人犁开土地的那一天,如今十分平静的博纳省很可能就会动荡起来。更何况,为了殖民而采取的手段不仅会粗暴,而且会明显地不义。我们将有必要剥夺几个部落的地产,并把他们搬到其它地方去,在那里他们可能会过得不太好。在这个问题上,议会收到的文件提供了一些事实,它们显示出一种极大的无知,又或者是蒙骗我们的无耻企图。文件说,这片土地,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属于首领,他总是可以拿走一个部落的领地,并不会侵犯居民的任何权利。但事实并非如此。诚然,根据穆斯林律法和这个国家的古老习俗,整个省份的土地都属于首领;但是,当首领使用这种抽象的权利剥夺一个部落的领地时,如果这个部落并没有做出背叛他的事情,那他就是残暴和不公正的,公众情感就会骚动起来。这就好比中世纪的欧洲国王在领主没有背叛他的情况下剥夺其封地一样。目前,那些假定要被剥夺的部落不但未曾向我们开战,而且一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如果打击他们,那就是严重失策,因为这一事件不会是孤立的,它将继很多其它事件之后最终向阿拉伯人证明,支持我们并不比反对我们更划算,毕竟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拿走一切。

我们在非洲做的事,其实已经在世界其它地方做了十年,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我们的友谊总是给别人带来灭顶之灾。几乎所有支持我们的人或部落,都要么被我们抛弃,要么被我们伤害。塔夫纳条约把杜埃(Douairs)和斯梅拉(Smelas)部落的广大领土交给了阿卜杜勒卡德尔;也把本·泽顿纳(Ben Zetoun)这个可怜的库鲁哥利小部落的领地交给了他,该部落是米蒂贾平原上唯一热情支持我们的,阿卜杜勒卡德尔几乎把它杀光了,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如果博纳省也发生类似的事情,那么我们的名声和权力都将受到永久的伤害。难道现在还不是时候向世人证明——哪怕是在大沙漠的一隅——依附法国人不会失去自己的财富或生命吗?

因此,任何一种形式的殖民企图都会在博纳省引发战争。那将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在今天尤甚。

只要奥兰省还没有迎来和平安宁,只要阿卜杜勒卡德尔还没有被打垮,在博纳省起衅就是极其危险的,这毫无疑问。

还有另一个原因让我们想在博纳省避免任何叛乱,甚至如果可能的话,避免任何骚动。这个省乃是非洲的阿拉伯部落真正承认我们统治地位的第一个地方,并且像土耳其时代一样,他们已经向我们缴税并服从我们。这种情况刚刚持续了三年。这个经验对我们征服的未来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在我看来,出于谨慎,在这些服从的习惯得到巩固以前,我们不应进行任何干扰。在将权力用于特别困难、特别危险的事情之前,应先让它以习惯为基础站稳脚跟。习惯是一切统治的唯一坚实基础,无论在非洲还是欧洲。

这些思考使我相信,必须推迟向博纳周边殖民。法国必须把她所有的资源和注意力都集中到阿尔及尔省及其周围。

阿尔及尔是我们在非洲的权力中心。这里是我们最需要依靠大量农业人口的地方。阿尔及尔是最大的农产品市场,因此它能很快吸引并留住最优秀的移民。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阿尔及尔。这里是垦殖事业开始的地方,我们必须在这里证明我们有能力殖民非洲。在阿尔及尔,凡是殖民能给当地人种下的坏印象都已经种下了,这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殖民已经进行了十年。保持现状不但不会平息我们所引起的愤怒,还会平添因无能而招致的蔑视。在阿尔及尔和在其它地方一样,我们只能通过剥夺部落的领土来建自己的定居点,但至少在这里我们只需去剥夺那些与我们打仗的。打仗虽然暴力,但就这个国家的习俗而言,却并非不公正。还有最后一个考量:在未来,对我们的非洲机构威胁最大的,是那些管理它们的人的缺点和过失,包括军队和平民。这些人绝大多数都集中在阿尔及尔及其周边。阿尔及尔距离法国最近,再加上如果四周有大量欧洲人口的话,就使得任何抱怨可以在几天之内登上巴黎的报纸,从而对当局构成一定的限制,使其更温和、更理性。你可以说阿尔及尔的政府很糟糕,但摄政区的其余地方更糟糕——简直堪称荒谬或可憎。

综上所述,阿尔及尔才是必须大力殖民的地方。


成功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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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第一个物质条件,也是常识,是围绕阿尔及尔建立一个安全区。在我看来,最佳方法是建一圈障碍工事。很多优秀的军官都同意这个方案。在非洲的见闻使我相信,这确实是唯一能成功抵御阿拉伯人的工事,而且它会比想象的更有效、成本更低。你到达阿尔及利亚时,最先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阿拉伯人很难攻破任何防御工事,或者说绝对不可能攻破任何防御工事。到处都是一戳即倒的简陋房屋,它们遭受过部落的围攻,但却没有倒掉。对一支欧洲军队来说可以轻易克服的障碍,对阿拉伯军队来说则坚不可摧。此外,土著人天生对闯入一个封闭区域有顾虑,因为永远无法确定是否能带着他们的马和战利品再出来。

所以,作为第一步,我们必须在接收殖民的地点四周建一圈连续的障碍。具体的形式是什么?这个我无法回答。贝托瓦(Berthois)将军似乎想挖一条壕沟,从海岸到古莱阿再到卜利达,然后延至布法里克,最后到达阿哈奇(Harrach),离阿哈奇河口不远的地方。

这项计划的优点是它覆盖了麦西夫(Massif)的全部和米蒂贾的部分肥沃地区,从麦西夫延伸到卜利达。

它的缺点是:

1. 米蒂贾平原最肥沃的部分没有包括进来。

2. 该平原的沼泽和贫瘠部分反而都包括进来了。

3. 工程会经过一块瘟瘴之地,工人会受到影响,以后守卫这里的人也会受到影响。

移民们支持另一个方案。从卜利达开始,沿着阿特拉斯山的基线,直到阿米兹(Hamiz),利用山脉作为天然的屏障。按这个计划修建的工事会比前一个长四个里约,但它将覆盖米蒂贾最肥沃的部分,并避开沼泽和不毛之地,也不会给工人和守卫人员带来任何风险。无疑,这个计划肯定比前一个好。但一开始就画这么大的一个圆圈是否明智?难道我们不应该像政府说的那样,只限于保卫麦西夫及其西面的一部分吗?这是拉莫里西埃将军的意见,他对这些事很有判断。我个人无从判断。需要有比我更了解情况的人,以及对此事有决定权的人。


清理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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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越过麦西夫而往米蒂贾殖民的话,那么还有另一项准备工作几乎和圈防一样必要:这就是卫生措施。所有使得平原不健康的沼泽都位于麦西夫脚下,因为麦西夫(译注:Massif的字面意思即高地)阻挡了从阿特拉斯山流向大海的水,迫使它们在平地上左右摇摆,而且流动很慢、很困难。我不知道我们对这种情况采取过什么措施,然而,如果真的打算在米蒂贾定居,我们就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也许不必费力去耕种沼泽覆盖的那些相当一般的土地,而是想办法让周围更肥沃的土地变得健康宜居。

常识告诉我们,在殖民工作所必需的一切操作中,首要的是要获得一块领地(territoire)。到目前为止,它还不存在。


巩固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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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我非常反对暴力措施,在我看来,暴力措施既不奏效,又不公正。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不采取一系列此类措施,我们将永远无法占有阿尔及尔周围的土地。因此,我们必须下决心使用暴力。

不管是巧取的还是豪夺的,米蒂贾平原的绝大部分土地现在都已归阿卜杜勒卡德尔麾下的阿拉伯部落了。一旦我们的政府控制了这片土地,就决不能归还,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不能。这些部落曾与我们交战,所以根据穆斯林律法,他们的土地可以被没收。这是一条严格的法律,现如今,我们必须利用这种严格。

至于米蒂贾和麦西夫的属于摩尔人的土地,政府可以通过协议来获得,支付一个慷慨的价格;当然也可以用武力。摩尔人的和平性格值得我们考虑。但是在郊区,他们制造了一些不受欢迎的问题。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们不能成为阿拉伯人和我们之间的纽带,他们成了掺杂在我们农村人口中的异质元素,永远不会融入到其他人中去。

对当地人的剥夺并非是我们任务中最困难的部分。阿拉伯人已经走远,摩尔人则数量非常少。让问题复杂化的是欧裔地主。

同样是在米蒂贾平原上,有大片无人居住的土地,归欧洲人所有。他们从当地人那里购买了这些地。麦西夫几乎所有未开垦的地块都是这种情况。这些欧洲人不耕种土地,也不把土地转卖给愿意耕种的人。这样做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们大多数都是土地投机者,不卖地是因为他们认为将来能卖得更贵。二是对许多人来说,土地确实无法出售,因为产权不明晰:要么是边界不明晰,要么是原卖方的权利存疑。很多土地同时出售给好几个人,而且大部分没有边界,或者边界无法厘清。没有任何一个严肃的定居者会去买这样的地产来居住或耕种。因此,几乎所有的土地,即使是麦西夫的阿尔及尔大门口,都是我们拥有(possédée)但不占有(occupée)的。这绝对不能容忍;我无法想象一个经常轻率地侵犯各种权利的政府,居然能容忍这种滥用达如此之久。

一般来说,在一个新国家,没有什么比频繁地强制征收更危险了。后面我会进一步阐述这个思想。我不能对这种每天都在阿尔及利亚发生的滥用做过多抱怨,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在巨大的产权混乱中,一次性地使用强制征收予以解决,则是必须的。我们绝对有必要通过一个简易程序和一个专门法庭来确定地产及其边界。由此,我们就能制造出一个特定的产权人和一个可转让的地产,然后我们声明,如果在指定期限内产权人没有耕种他的土地,土地就收归国有,国家仅支付当初购买的价格。这些措施无疑是粗暴和不正规的,但我不相信有人能想出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

土地调查是一切其它操作的前置操作,其它操作都要赖它完成;麦西夫的地产登记册却至今还没有制作出来。这就是说,相当于法国一个区(arrondissement)的地块还没有地籍簿,这是不可理解和不可原谅的。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阿尔及尔内政部门的典型特点:效率低下或胡作非为。


建立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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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征服所获得的权利——不管表现为自愿交易还是强制征收——最终使政府控制了大部分土地。那么政府拿它们做什么,以及如何把人带来呢?

人们就这个问题提出了几种制度;但所有人都同意且必须同意一点:不允许人口散居在郊区,必须让他们都住在国家划定并出资建设的村落里,这些村子要有专门的军官负责保卫。在这一点上,如我刚刚说过的,所有人都同意且必须同意;即便他们在别的方面观点都不一样。我听说,这个问题催生了许多理论。

没有什么比这些理论更能证明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国家的趣味了:一点一点地引导人类精神朝着破坏个体生活的方向发展,使每个社会都成为一个同质的整体。在法国,这种倾向已经催生了傅里叶主义和圣西门主义。它甚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朗德曼(Landmann)神父、比若将军和许多其他研究过殖民地的人。他们都倾向于在整个阿尔及利亚实行名副其实的法伦斯泰尔体系,无论是神权政治的、军事的还是经济的;换句话说,他们都希望建立一些小社区,在那里没有或很少有私人财产和个人生活,每个公民都像蜜蜂一样工作,遵循同样的计划,向着共同的目标——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兴趣和利益,而是为整个蜂巢着想。

但朗德曼先生的计划和比若先生的计划有如下区别:前者意在让财产安排和共同生活成为永久状态;而后者,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只想让它们成为暂时状态。他的军事殖民地的成员,也就是先前的军人,起初只是共同耕作,服从共同的领导,但在若干年后,我认为,他们就变为自由的地主。

所有这些计划都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在一定时间内,在某种程度上取得成功;我们在美国看到过类似的情况。朗德曼神父可能说服一些德国家庭追随他,用自己的热情把他们团结在一起。比若将军可能会找到足够的退役士兵,大家一起组建一两个殖民地,同时找一些军官来领导他们。所有这些都是可能的。但若是认为可以用这类办法来殖民整个国家,则纯属做白日梦。

这些美好的社会计划都缺乏成功的第一个条件:用来试验的人。

比如军事殖民地。首先,至少在开始,它们只能由未婚男子组成。这是一个巨大的缺点。殖民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实现的。接下来,再让我们考虑一下我们的习俗,尤其是法国乡村阶级的生活趣味,因为他们是士兵的来源;这些人对家乡的依恋,对非洲的厌恶,尤其是对战争、命令和军纪的恐惧,都是他们性格的核心要素。想找到足够多的士兵,在退役后愿意留在阿尔及利亚从事军垦,只为一个遥远而不确定的未来,这种期望是不合理的。你会发现几乎没有这样的人,特别是在优秀的臣民中。即使他们来待一段时间,最终也会离开。这是许多有见识的人的共同感受。我也完全同意。除非用武力强行把新居民带到非洲,否则军事殖民地就搞不成;也就是说,除非搞成农奴制。

至于那些仅仅以集体财产和生活为手段与目的的宗教或经济殖民地,我有更多的理由认为,让大量的人背井离乡走入殖民阿尔及利亚的痛苦和危险中是不合理的。他们为何要这样做呢?既做不了自己人身的主人,又做不了自己财产的主人,而且任何期望都会受到限制。我重申,这种事从未发生过,未来也不会发生,因为它直接违背人类心灵的自然倾向。

所有这些不自然而复杂的向非洲填充人口的方案,只能吸引那些从未亲眼目睹过殖民地社会风貌的理论人士。实地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都知道,恰恰相反,最初的定居者们与无数困难作斗争所需要的,正是个人财产带来的激情和能量;在早期的艰苦阶段,要尽可能地让殖民者能自由迁徙,并给予他更多的希望。我们决不能忘记,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殖民者不是农奴,而是独立的人、流动的人,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不来或不留下。因此,关键问题不在于找到一个使小社会繁荣的纸上谈兵的先验系统,而是要找到最有效的方法,把人吸引来,留下来;而且要利用人的激情和利益使他主动这样做。

所有欧洲民族的殖民地都呈现出同样的图景。个人因素在殖民地起的作用总是比在母国大,而不是小。他的行动自由受到的限制更少。我们必须从这个事实中吸取教益。

我知道,这件事和所有其它事情一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情况。很明显,相比其它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社会权力应该进行更广泛的干预,应该更经常地引导或指导个人。我不反对让社会权力扮演重要角色,我只是提醒说,它不应该超出必要的范围。我们必须主要依靠个人的自由、热情和充满活力的行动来取得成功。

当探索我们殖民地的特殊情况使公权力应发挥何种作用的时候,我发现:政府须仔细调查要殖民的国土,并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土地,以便无抵押地、廉价地出售给殖民者。它应该确定村庄的位置,规划、加固并武装它们;建造喷泉、教堂、学校和公所,提供牧师和校长。它应迫使每一个居民和他的牲畜都处在防御工事以内自己的土地上。它要让他们服从安全所需的侦查与防御规则;要为民兵安排一名军官,这名军官能使人民保持一定的军事素养,并且在村外也能指挥他们。此外,当局还应自行或通过殖民中介公司提供牲畜、工具或给养,以保证或促进殖民点的建立。最重要的是,要将定居者的义务规定地清楚明白,让人事先知道。需知对于一个新国家而言,最让移民感到沮丧的就是不知道哪些东西是确定的。你尽可以规定一堆严格的义务,但是切忌让它们随你的心情变来变去。这些就是政府的任务。

这样一来,殖民者就可以在他喜欢的地方定居,出于自己的意愿种地。他最大程度地摆脱了在法国时被迫接受的束缚和义务,同时他的村庄也能唤起对故乡生活的共鸣。


我们必须为去非洲的人架起一座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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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纠结于如何吸引法国农民到阿尔及利亚定居。有一个方法,那些伟大的空想主义者从未想到过,而且这个方法也比任何军事或教会殖民措施更有价值,那就是让务农成为一件有利可图的事。为达此目的,一个人的生活成本必须足够低,而他的农产品却能够轻松地高价格售出。降低关税就能使他们以低价买到生活用品,甚至包括外国商品。然后允许所有阿尔及利亚产品自由进入法国,这里尤指那些殖民制造的产品而非土著制造的产品。例如,不要从美国购买烟草,要从阿尔及尔买,那里的烟草长势喜人,品质也非常好。挣钱和舒适生活的诱惑将很快吸引越来越多的殖民者来到麦西夫和米蒂贾。

我知道大城市的工商业者们会抗议,说我们在牺牲他们;他们认为殖民地对母国的主要好处是提供一个有利的市场,而不是与之竞争。这可能是真的,但我不为所动。在目前的情况下,阿尔及利亚问题不应从工商业或殖民地的角度来考虑,而必须从更高的角度来考虑。事实上,有一个巨大的政治利益支配着所有其它利益。我们在非洲的现状是无法容忍的:拖垮财政,损害我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而且最重要的是,该殖民地总是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我们最紧迫的利益,我说,也是最重大的国家利益,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欧洲人口的到来才能解决它,欧洲人将保护和保障我们所征服的领土。因此,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运来,即使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暂时伤害我们的各种生产商。我说暂时,是因为很容易看出这只是一个暂时问题。一旦阿尔及利亚拥有了大量法国人口,我们就可以重新建立起保护性关税以获得优势;这种关税目前对生产商来说是无用的,因为这个国家尚无人居住,也没有什么需求。

让我再次重复说过的话,我还会说很多次:尽量确保在阿尔及利亚花的钱都花对了地方,但是不要吝啬,因为没有什么比现状更费钱、更危险。我认为,如果法国能够为那些去非洲的移民架起一座金桥(像人们说的那样),在几年内吸引大量的人口,那将是大功一件;即便只算经济账,也是划算的。


什么样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以及政府类型最适合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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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欧洲人口吸引到阿尔及利亚,不仅仅要靠疏浚排涝、修筑城墙、授予土地和规划村庄。任务其实更艰巨、更崇高。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为了使阿尔及利亚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繁荣昌盛的殖民地,无论我们所做的具体工作是什么,如果不彻底改革目前治理该国的机构,我们都将失败。我的任务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去揭示这个事实。

阿尔及利亚政府同时表现出一些相互矛盾的缺点。在同一个政权中这是比较罕见的。它是暴力的、武断的、专横的,但同时,它又是软弱无能的。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难解释。

政府是武断的、专横的,是因为它不保护公民免受不同的权威代理人的侵害;它是软弱和无能的,是因为在殖民地没有一个中央权力能迫使所有这些不同的代理人为执行相同的计划而合作,并付诸积极而持续的社会行动。

因此,如果要让欧洲人来此定居,就需要在加强这个政府的同时也使之更加受限。欧洲人在他们的大城市管理中只习惯于这些特点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

关于阿尔及利亚政府软弱无能的原因,还可以详细说一下。

这种软弱无能有两个原因:一是阿尔及尔缺乏集权。你想象不到比阿尔及尔行政当局更悲惨的无政府主义。各部门负责人(译注:法国的部ministère对应的殖民地机构称为service,长官称directeur,我们将相应翻译为司、司长)在其职权范围内是独立的。几乎所有项目的执行都需要他们之间同步合作,但这种合作却遥不可及,因此没有任何事情能按时开始或按时完成。虽然名义上总督(gouverneur)是他们所有人的领导,有权强迫他们服从,但这位总督是一位将军,没有明确或实际的行政理念;此外,他非常关心战争事务,时常在外带兵。如此,不管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都很难说是制定行政计划的合适人选;即使他有了一个想法,但由于对细节的无知,对军事的关注以及外出的情况,也几乎总是无法付诸实施,无法让各部门的负责人齐心协力,辛勤工作,实现目标。

因此,阿尔及尔的内政部门需要一个单独的领导人;他要负责在项目中协调行政部门的所有官员,不论是他自己的项目,还是如今总督负责的项目。

我知道执行起来困难很大。在目前的情况下,对许多人来说,不把非洲事务的最高权力授予一位将军似乎是难以接受的。他们说,当前,军事事务占殖民政府的很大一部分,若把政府交给一个文职官员,那么,要么他把军队搞得一团糟(如果他试图亲自去管军队的话),要么以他的名义管理军队的人变成真正的总督,又或者二者必不停地爆发冲突。他们还说,就算打败了阿卜杜勒卡德尔也不会改变这种情况,因为管理阿拉伯部落的手段,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与战争时期差不多。这些人需要知识和实践。他们下结论说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军事长官。但是,另一方面,在明知道殖民地的所有实权和责任都掌握在军队手里的情况下,谁会愿意在军事长官的手底下做这个殖民地内政总管呢?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好人?恐怕只能找到一个平庸的人,能力甚至道德都没有什么保证;或者,如果我们真能找到一个有能力的人物放到这个位置上,那他很快就会因不满于这种军队檐下无足轻重的角色而起来反抗,那时,无政府状态就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我认为,这就是阿尔及尔问题的最大困难所在。

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一般政府应该授予一位文官还是武官的问题,稍后我还将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现在,我只是提请注意,把殖民地的行政权集中在一位官员手中(无论是总督本人还是他的一位直接下属)是非常重要和切实有效的。

我们的殖民政府软弱无能的第一个原因是阿尔及尔缺乏集权,第二个原因是非洲的事务又在巴黎过度集权。

如果建立了一个如上所述的负责协调各个行政代理机构的中央权威,但在每一件小事上,该权威却又必须接受来自巴黎主权当局的命令,那么建立这个权威仍然是徒劳的。中央政府和殖民地当局应进行功能分工:一切涉及立法或政治领域的措施、一般规定、以及(尤其是)那些导致刑事决议的措施,换言之,即一切对财产和人身状况具有普遍和永久影响的事情,都必须经法国中央政府的批准。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这些措施非常重要;因为它们的必要性或适当性在巴黎能与在阿尔及尔一样得到评估,可能巴黎评估得更好;因为它们从来不那么紧迫,延误数周不是什么大问题;最后,还因为不能允许轻率或经常的创新,哪怕是为了改善工作;毕竟对于一个新社会来说,不稳定乃是最大的危险。

反之,一切规则的落实、管理细节、选择下级代理人等工作,应统统交给殖民地当局。在我看来,即便将法国甚至巴黎周边的琐事都集中到巴黎也是不好的,而当人们远离这个中心却还想这么干时,情况就变得愈加危险;当在一个遥远的异国——那里的行政需求总是很紧迫,且只被有需求的人所感知——进行这种尝试时,就会因想驾驭一切而导致破坏一切,使所有的事情都停摆。

以上我们谈了事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让我们看一下现状是什么样子的:

阿尔及利亚总督每天都会根据自己的想法给摄政区的欧洲人口制定法令,这些法令可被视为事实上的一般性法律,因为它们深刻地影响着事物的存在状态,也影响着那里每个人的境遇。

……年(译注:原文如此)的部长级法令限制了总督的权力,但允许他在紧急情况下越过这些限制,只要事后报告即可。结果,这一紧急情况声明成了法律术语中所谓的的格式条款,出现在所有总督法令的顶端,由此赋予他事实上的立法权——没有担保或平衡的立法权,因为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来防止他以危险的方式行使立法权。总督没有顾问来提供咨询或约束,他也没有这种习惯,不像国王那样有一个国家参议院(Conseil d'État)。人们希望能从巴黎控制总督;如果连这一个保障也撤除掉,那就除了一个士兵对内政机构任意发号施令外什么也不剩了。

而在行政管理中,严格的说,正相反,总督几乎什么也不能做。所有的殖民地基金都集中在巴黎,哪怕花一小笔钱,也需要无休止的手续;同样,对于土地问题,乃至各个部门最琐碎的细节,也是如此。各种文件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通过部长办公室。办事人员的时间都被通信占用了。当我问财政司长为什么还没有对麦西夫进行土地调查时,他回答说,他和他的职员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日常工作。仅1839年一年,他自己就给部长写了9000封信。殖民者在抵达阿尔及利亚几个月后就返回法国或饿死当场,这是经常发生的,而且还在继续发生,因为授予他们一小块土地所需的手续一直无法办妥。你必须是法国人才能明白和忍受这种荒谬。

因此,集权既太少又太多。总督在他应该受限制的领域是自由的,在应该自由的领域却是受限制的。可以说,用“统治但不管理”来形容他比形容国王更贴切,这显然违背了常识。

这种情况使得殖民几乎无法进行下去。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能够监督和创造这个新社会的行政领导,他必须有合理的独立性,不受巴黎各机构的掣肘。在一切次要行政工作中,他必须被赋予部长目前自己保留的部分权力。

这就是政府需要的改革。下面我们来看看公民需要什么。


给予公民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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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问题上,有一个简单明确的思想不能忽视,那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能随意将欧洲的一部分人口抓起来运到另一个地方。他们必须出于自愿。让欧洲人自愿离开故土并不容易;因为一般来说,他们在家里过得比较愉快,享有某些权利和其它值得珍视的东西。更重要的原因是,你很难吸引人们来这样一个国家:从一开始,就会遇到炎热而不健康的气候,还有一群凶恶的敌人,天天围着你转来转去,要拿走你的财产或生命。要把居民带到这样一个国度,首先必须给他们在那里发财的好机会;其次,社会情况还要符合他们的习惯和品味。如果殖民政府弊端丛生,令人反感,那么再叠加上该国原有的缺点,就决不会有人愿意来,来了也不会留下。

现在,让我们看看来到阿尔及利亚的殖民者是否找到了所有欧洲国家都(或多或少)有的那些安全与自由的保障中的任一项,以及是否找到了欧洲人通常认为最好或最需要的事物。

在法国,人们直接通过选举或间接通过新闻自由来参与政府事务。法律是由他选举或监督的权力机关制定的。行政权力的一般规则和主要法令都出自于国家参议院,这是一个大机构,它被置于积极行政活动之外,负责指导和检查这些行政活动。至于地方事务,则主要借由会议(assemblée)进行,公民竞选提名参会。在本国的法国人只能由一个独立的治安官授权逮捕,被一个独立的法庭拘留,被另一个法庭起诉;最后,由他的同胞聚在一起组成陪审团对他进行审判。他的财产有完全的保障,国家要拿走的话必须先行付款,并走完法定程序。如果他与政府发生争端,则要么由一个常任治安官来裁决,要么交给一个较大的、具有独立地位的公民会议。

这是法国。再来看阿尔及利亚:

论坛、新闻自由、陪审团、选举权在非洲都不存在。必须承认,这些东西目前也不可能存在。但是,即使在欧洲最绝对的君主制国家都有的机构,在阿尔及利亚也找不到任何痕迹;我不知道哪个国家的哪个殖民地被如此彻底地剥夺过此类机构。我这里指的是那些通过选举或任命产生的、旨在指导地方事务(或至少向管理地方事务的人提供意见)的机构。在非洲没有一个所谓“殖民地会议”的东西。起初,在阿尔及尔成立了一个市参事会,成员从当局中选出;即便如此它仿佛也妨碍了非洲事务的领导权力,最后被迫消失。更糟的是,地方收入——以及这些资金的使用权——被集中到巴黎管理,这也破坏了市政生活自身的基础。今天,没有任何一个阿尔及利亚的殖民者知道他居住的社区是否有收入,有多少,以及拿去干了什么。没有人哪怕以最少和最间接的方式参与自己村庄的治安,参与修建或维护教堂、学校、公所及泉眼;所有这些“大事”都得在巴黎解决。这太荒谬了。从希腊、罗马到英国的所有殖民地,人们都在努力使自己的市政生活独立而活跃,要么因为他们认为从大都会遥控一个小社会的细节是不可能的,要么因为他们认为需要为殖民者创建一个新的家园,并相信共同的利益能带来共同的控制,从而把彼此联为一体。

在高级行政管理、一般规则以及每个人的生命和自由方面,我前面说过,殖民者不享有任何一项欧洲式的保障。非洲的行政法则,有些直接来源于战争部,且未提交国家参议院讨论;其它的则由总督在阿尔及尔即兴创作。所谓的阿尔及尔总督参事会只由各部门的负责人(司长)组成,每个负责人都专注于自己的一方面,缺乏整体视野。其结果当然是制定出一些糟糕的措施,又由于这些措施总变来变去,于是就变得越发糟糕。

在执行细节上,阿尔及尔当局也并非无可指责。

首先,人们能看到军事控制给这个当局带来的种种弊端。这种缺点从远处看比从近处看更显著。毫无疑问,军事力量会不时使用相当残酷的暴力手段,但这并非常态。我相信,作为一个整体,阿尔及尔最具压迫性和伤害性的权力是行政权力。这并不是说它实行暴政,而是因为它无处不在,规范、指导、修改、插手和干扰一切。如果你能想象一个国家,它既有我们法国政府从帝国时期带来的那种支配、质疑、爱管闲事的本能,又有从复辟中获得的官僚习性,同时却没有意见媒体、民事法院、刑事法院乃至行政法院可供告诉,那么你就很容易理解这种权力给社会带来的不便和不安。

除了制度上的弊端外,还有人的弊端。总的来说,阿尔及尔内政部门的组成成分很不好。那一群生物,如果在法国的光天化日下,是没有人敢雇用的。再者,相对于国家的规模和居民数量来说,政府的规模太大了。阿尔及利亚的好几个公共服务机构都是建立在一个完整而先进的社会的假设上的,在实际的小小新社会中,它们难有用武之地。

一般而言,你可以这样说:

当涉及行政时,阿尔及尔在政府眼里是一个与法国基本相似的国家,我们所有官职和行政实践都必须引进来。另一方面,当涉及公民问题时,殖民地又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仿佛引进任何母国人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都是危险的。于是,阿尔及尔的大量的官员,虽然谁都无权管辖超出自己职权范围的被管理者,但他们却很愿意让这些人时刻都感受到自己的权力(因为被管理者没有公民权利去反抗)。而那种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插手,对所有的人和事都干预的愤怒,则是出于另一个原因:在阿尔及尔,内政部门处在一个伪的、尴尬的地位。一边是军事力量,一边是巴黎的集权,它被夹在中间;通过不断插手小事务,它试图找回一些本应在大事务中拥有的重要性。

因此,在阿尔及尔,人们没有欧洲人享有的那些大的保障和自由;但却有着如欧洲一样的商业、金融和行政障碍,以及其它一些我们不知道的障碍。

可以公正地说,在阿尔及利亚,所有民事自由中首屈一指的那个,即个人自由,是没有保障的。个人自由不仅没有达到法国那种程度的保障,甚至连欧洲大多数君主专制国家都不如。非洲几乎所有的刑事法庭都掌握在总检察长(ministère public或procureur général)手中。逮捕和拘留被告的是总检察长而不是预审法官(juge d'instruction)。只要他愿意,程序要多长就可以有多长,他可以无限期暂停,当然也可以加快进度。只有这个人,而不是议事处(chambre du conseil)或起诉处(chambre des mises en accusation)有审查起诉权。他也掌握着法官的命运,对他们的决定能施加巨大的影响。你还可以说他甚至控制了辩护方。在阿尔及利亚,辩护律师这个职业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辩护人,这是一种公务员,数量很少,但辩护权始终由其掌握。因此,一个来到非洲的法国人不仅失去了陪审团的保证和法官的公正性,还失去了许多其它重要的保证,虽然实际情况决定了前者确实有困难,但后者却没有开脱的理由。他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被逮捕,没有法律帮助的情况下被拘留,没有经过议事处或起诉处初步调查就被起诉,由非独立的人进行审理,让不自由的辩护人代为辩护。最后,假如他侥幸通过了所有这些障碍,总督却仍可以随心所欲地抓人并在24小时内将他驱逐出殖民地。

还有一种权利本身不那么宝贵,但对于那些离开家园寻找财富的人来说,或许更值得珍视:财产权。这项权利更没有保障。它在各方面都受到无休止的威胁和削弱:首先是军事当局,它不时拿走移民的牲畜或庄稼。在阿尔及尔逗留期间,我好几次遇到这样的事。军队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权利的漠视和轻蔑,而且,我们必须说,因为这使他们高兴。到访非洲的人最容易注意到的事情之一就是士兵对殖民者的嫉妒和敌意。我总是不厌其烦地提请人们注意这一点,因为它值得政府高度关注。这可以说是殖民事业的主要障碍之一;仇恨和嫉妒情绪不仅充斥在军官们的胸中,甚至也为将领们所有。你能注意到,看到殖民者赚钱,他们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暗中恼火,一抓住机会就破坏他们的事业或利润。由这样一群主子组成的政府总是要危害财产权的;不过,让我重复一遍,如前面所说,在我看来,行政当局比军事当局更糟。

实际上,一直威胁财产权的,一方面是内政部门对强制征收的过度使用以及征收的手段;另一方面,是围绕财产权的司法保障很少。

阿尔及利亚的征收是以野蛮的速度进行的:总督宣布征用土地;在24小时内,行政部门在没有事先赔偿的情况下就没收地产。在这24小时内,业主须指定一名专家,与政府的专家一起评估物业的价值。如果业主不能或不愿指定专家,法院会为他分配一名。因此,一个离开阿尔及尔去土伦呆八天的人,回来后可能发现自己的房子已被夷为平地。更过分的是,对于某些财产,如那些为了修建道路而被拿走的财产,根本不会赔偿。这是1834年的法令明文规定的。还有更多:如果政府后来同意赔付它拿走的财产,却(至少)还有不偿还本金的权利,只需支付利息就行了。我在阿尔及尔的时间很短,却看到了好几个这样的例子,其中包括:一个法国人的房子被内务司长看中,要拿来作办公室。他宣布征用,但只同意付给利息。业主是一个穷人,在阿尔及尔的生意做得并不好,妻子刚刚去世,他想离开非洲回法国。他对阿尔及尔已经完全失去兴趣:他希望能带着自己的小资本回法国。但是政府咬住不放,这个可怜虫大概不得不从了他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非洲的管理者更愿意支付利息而不是本金。在殖民地预算中,登记一项租金几乎不会被注意到,这样一来,就可以进行许多项征收而又不会在公共预算账面上明显看出来。

征收法律危险,而行政机关一直在利用这些法律则尤其危险。这正是非洲政府制造危害的最大明证。阿尔及尔政府不断利用其过高权力肆意剥夺公民的行径是难以想象和描述的。它的计划不断变化,而每一个变化都等同于一次强征,并且得到迅速执行;这样,城镇或其周边就没有任何人能指望保住自己的庄园或住宅。我亲眼看到菲利普维尔新建的又大又漂亮的房子被拆毁,它们是按政府之前的规划建造的,但政府后来改变了计划。我听说其它省份也有同样的抱怨。当我在阿尔及尔的时候,比若将军想把营地附近的土地给他的士兵耕种。这个想法并不坏,但合理的范围应该只包括营地四周短距离内未开垦的土地。然而,他们却将阿尔及尔大门口的区域也划了进来,也就是说,侵占了大量非常有价值并且已经有主的地产。我看到了征用这些土地的法令。我不禁要问,这世上还有比强征现有的定居者,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新的殖民体系更残酷、更荒诞、更危险的措施吗?

我说过,在阿尔及尔,财产权还缺乏在欧洲惯常看到的那种司法保障。事实上,阿尔及尔几乎没有刑事司法之外的民事司法。

我们没有简单地将法国的司法规则和实践引入殖民地,而是对其进行了无数修改,以致于法国的法律和殖民地法令混在一起,造成了各种迷惑,法学在这些迷惑中摇摆不定,法官们的判决都带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他们大多不讳言这一点。即使有些创新是有益的,引入新的司法制度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欧洲人移居海外时,最关心的莫过于在新国家能否找到他们已习惯的司法做法。何况,在我看来,这些创新中有许多是不好的。不妨拿单一法官制来做例子。对于理论家而言,一个重大问题是,与其由大量法官组成多个法庭,是否将全部责任委于一个法官更好。英国人相信是的,这个制度在他们那儿运转良好。但是在英国,作为当事人命运的唯一法官,他们数量很少,在国家中属于最高级职位,收入也极高,因此可以从全国最好的法学家和律师中遴选,他们能为当事人提供各种保证。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根据法律进行判决,认定事实的责任由陪审团担当。然而,若这个单一法官只是一个从最低级别的裁判官或律师中挑选出来的普通小官员,并同时被赋予认定事实和判断法律的责任,那么,实行单一法官原则显然就只是对英国的拙劣模仿。在我眼里,这些在非洲取代我们地方法院的单一法官激起了人们的极大反对。而且我要说,这种反对是有道理的。

如果这个新的、杰出的司法人群在殖民地的所作所为,能够像在老家一样,仍需受到上诉法院的检视和审查,那么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或将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1841年……月(译注:原文如此)的皇家法令——战争部长明目张胆地称之为进步——破坏了民事诉讼的上诉权,从而使殖民者一下子丧失了法国最重要的司法保障。

这一暴力法案的部分原因是想向上诉法院隐瞒一种最严重的滥用——行政司法的无限扩大。

阿尔及利亚的总督,如同法国的国王,对当地的冲突有最终决断权。很容易看出,他的倾向(任何人都无法抗拒)是不断地把所有的司法审判都拉进行政法律部门。在阿尔及利亚,他有一千种法国国王所没有的手段这样干。几乎所有的非洲地产都要么来自贝伊,由政府代表;要么来自政府本身,由它出售或出让。此外,作为非洲最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政府几乎参与了所有的交易。因此,很少有审判能不求助于行政解释,也很少能不提交到政府参事会。而正如我前面说的,这个政府参事会不像国家参议院的法律部门那样由非现役官员组成;它是由各司负责人组成的,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负责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在这里,甚至连那种把行政司法描绘成公民和国家之间不偏不倚的第三方的法国幻象也已经消失了,只剩下行政司法自身的动机以及对民事司法的蚕食。

我刚刚描述了一个颇为糟糕的社会状态,但还没提到它最大的缺点:制度和机关可以而且确实在变来变去。殖民者不但找不到母国的保障机构,而且也决不会知道明天将有什么样的机构。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社会没有哪一部分是建立在牢固的法律基础上。皇家法令只对某些事情作出了规定;另外一些最重要的规定则是由部级法令制定的,这些法令可以在一间黑漆漆的办公室里天天修改。总督赖以取得权力的法案,即允许他制定一般规则、实施惩罚、征税、临时征用服务和驱逐任何他想从殖民地驱逐的人的法案,是一项部级法令。因此,不稳定不仅存在于行政部门,也存在于法律本身。社会的基础并不稳固,而且确实在不断被推翻。这是一个巨大的缺陷,即便在过去的社会,即便用习惯、传统和实践取代法律,这样的状态也是一个新生社会所无法容忍的。

事实上,欧洲人概念中的社会,在非洲还不存在。那里有人,但没有社会。就我自己而言,诚实地讲,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假如我被判住在非洲海岸,那我宁愿去突尼斯而不是阿尔及尔。我对来阿尔及利亚的殖民者数量之少并不感到惊讶,居然有人来才令我惊讶,恐怕只能用无知或贫困来解释。


III. 所需的改革

法律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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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说了如何用更少的军队、更少的钱以及损失更少的人来维持对这块土地的占领。

我也讲了成功殖民这个国家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我还说明了光满足这些条件仍然是不够的,因为该国的立法还没有为保护具体的收获提供保障。无论这些收获多么重要,都无法迅速吸引或留住大量欧洲人口。

剩下的工作是指出立法应该做出何种修改。

无论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和机构,最重要的是确保它们提前被人们知晓,而且要持久可靠。因为不为人知和不稳定的法律乃是所有社会不幸中最不幸的。

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将殖民地的社会基础建立在正式的法律上,或者至少要建立在皇家法令上。

在阿尔及利亚,在立法机构自己大致勾画出统治殖民地的各种权力的形态和范围之前,决不会有任何稳定的东西。法国的法律本身也不稳定,但经验表明,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东西总比其它任何东西都要坚固。为什么两院把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弃之不顾呢?我看不出一个好理由。据说,非洲的法国人社会必须保持一种特殊状态。好吧。但仍然有必要提前指出是什么样的特殊状态以及适用什么规则。最后,如今建立在“有机的”法令(即那些确立与划分权力的相关法令)上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建立在正式的法律上?以一个简单的法令来决定总督的权力,难道不是疯了吗?

制定法律将不仅有助于给殖民政府一个稳固的基础,它还将向外国人和殖民者证明,法国已下定决心面对占领和殖民非洲的问题。

在这个殖民社会的宪法中,法国法律只能在极少数非常一般的规定方面进行干预。(译注: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国父们推崇备至。他热心非洲殖民事业、想将阿尔及利亚的权力拿到自己手中的倾向,表露了某种雄心壮志。他想带头起草阿尔及利亚宪法,同时不愿受到法国法律的干预。)

除了以上各点外,还有一些也很重要但相对次要的东西,可以交给皇家法令或部级法令。我注意到,今天,总督在行使权力或以紧急状态为理由扩大权力范围时,制定了事实上的行政法、财政法乃至刑法。这些权利显然属于皇家,应该留给国家大机关才对。我完全不反对保留“紧急状态”,它是必要的;但是除了说“紧急状态下作出的法令必须经政府批准”这种废话外,我们必须明确规定一个时限,过了这个时限,法令就自动失效。同样,如果政府一开始就没批准,它也不能生效。

至于行政细节,我愿让它们几乎全部集中到阿尔及尔。

这就是我将如何完成上面提到的事情:减少总督的统治权,增加他的行政权。他的管理将变得更有力、更规范、更少武断和更有效。公民权利将得到更好的保障;公共力量将得到加强。

解决了中央政府在殖民地行政管理中的角色问题之后,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谁来代表中央政府。在这件事上,目前的状态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把非洲的国民政府交给战争部长办公室,一方面会导致各项事情办不好,另一方面也导致没有人对出现的问题负责。

可以说,对于组织(甚至设想)殖民地内部社会这项任务来说,最不合适的就是战争部的人。这些人的成见及习惯与这项工作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冲突。

另外,也没有人对他们的错误负责。无论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事情多大,在战争部长那里也是小事,更糟的是,它是一件与其它事情完全不同的小事;一位元帅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战争部长,但他对这类小事却完全不懂。这一点不仅人们容易猜到,而且议会明确知道,甚至部长本人几乎也承认了;这就消除了他对任何现实事件的责任。阿尔及利亚应该成立一个单独的部,以后再有别的殖民地可以直接归入该部。但是,如果在当前的战争状态下无法将非洲事务与战争部完全分开,那么至少我们应该为非洲专门设一个副部长,其唯一的任务就是管理殖民地,并真正做到对议会负责。阿尔及尔政府必须由一个可以随时召唤的政治人物来代表。但首要的是,劳伦斯先生必须解职,他的不称职众所周知。

我认为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权”必须集中在巴黎,让一位可靠的官员负责。同时我认为应将“行政管理权”集中在阿尔及尔,任命一位官员,负责指导所有部门的负责人。

这位官员会成为总督吗?或者换种说法,我们的阿尔及利亚总管可以是一名文职官员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持相反的观点。但是,反复的思索让我越来越相信,设立一个文职总督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需要的。

我相信,如果把把总管的责任交给一个军人,那么殖民工作(这是我们最大的任务)就做不来,或者做得很差;要么因为总督既无知识也无动力完成这项任务,要么因为他没有时间投入其中。无论如何,战争总是他最关心的事情。在我看来,想让一个内政部门在一个军事领导人的手里运转良好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个军事长官永远管理不好一个文官政府。那么,是否一位文职总督也管不好(尤其是在打败阿卜杜勒卡德尔之后——如果它真的发生的话)军事事务呢?

如果你把这位文职总督定义为一种二级官员,他的地位和习惯使他无法把握全局,也不会做重大政治考虑,那么我可以对上述问题回答“是”。但是,如果你把阿尔及利亚政府列为一级国家职位,如果你把这个政府委托给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那你还会相信这样的人无法判断何时何地以及怎样发动战争(即使他不懂得其中的细节)吗?你还会相信他不能站在一群指挥作战的将军们中间,做他们的主心骨吗?迪普莱克斯(Dupleix)几乎为法国征服了印度,但他不是一名将军。英属印度的总督们,经过一系列幸运的战争,在世界的那一端收获了一个巨大帝国,而他们几乎个个是军事门外汉;一个人要发动战争,他必须得是位将军,但要知道应在何时何地发动战争则不必;有时候一位将军恰恰做不好这件事,因为军事总督可能会为了他的个人利益发动战争,而文职总督只会为殖民地的利益发动战争。

在这一问题上,剩下的事情我们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然,如果一位有治理内政天才的将军出现在我们中间,那一定要赶紧把他放到非洲事务总管的位置上。但我们不能依赖这种偶然事件。

我估计,建立一个文官政府的努力将遇到巨大障碍,不仅政府里有人反对,甚至公众舆论也可能反对。无论如何,即使仍然把非洲事务的总体控制权留给一个军人,也至少要把内政管理权集中在一个官员手里,让他统管所有的部门。这项任务很紧急,不能拖延。

另一项任务也一样迫切,那就是创立一个不同于现有的、具有更广泛权力的政府参事会。

内政首长有两个职责:一是在特定情况下的决定权,二是起草既管理官员又管理平民的一般规则。这些规则实际上是准法律,也正是在这里,立法权和行政权相遇,并经常混在一起。我曾说过,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最重要的法规不应来自殖民地总督,而应来自中央政府,有时是王权,有时是议会。但就数量而言,最多的肯定还是殖民当局的作品。

除了行政权力外,世界各国家还会设立一些机构,负责判断所制定规则的实用性,起草这些规则或监督它们的起草过程。这就是法国国家参议院的主要职能之一。在一个将内政权委托给军事权的国家,这类的机构尤为必要。因此,在总督之侧,我们还设立了一个参事会,在某些情况下,他必须听取该参事会的建议。但这个参事会完全由各司的负责人组成,结果就是它提供不了任何保证。这些整天专注于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官员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思想框架,无法对普遍措施进行有效判断。

如今的迫切任务是,我们应在这个可以颁行民事法律的军事政权旁边,设置一个能在此事上对其进行指导和遏制的参事会,即一个由非现任人员组成的参事会。当然,总督有其独立性,不能依赖这个参事会,但要规定在某些事情上他必须咨询成员们的意见。在这些事情上,如果他与参事会发生了分歧,那他将不能简单地忽略参事会的意见,而应将该案提交中央政府。

如果这种类型的参事会是制定公共行政法规所必需的,那它就更需要以上述方式组建,因为它要行使行政司法权。在法国,在行政司法程序的最初阶段,那些必须作出裁决的人并不是行政活动的一部分,省参事院(conseils de préfecture)才是,虽然它缺乏许多保障。然而阿尔及尔没有这个参事院,我已经说过,它在那里的必要性是在法国的一千倍,因为那里行政司法的范围更广,而这种伪司法也更容易被滥用。


向公民提供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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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所想的权力的最恰当构成方式。至于应给予公民的不同性质的保证,我是这样想的:

我发现人们无限夸大了在非洲使用与法国截然不同的做法的必要性。派往阿尔及利亚的官员经常说,他们必须拥有一些特殊权力,因为这非常方便,而且可以在我们那令人不舒服的法律之外享受畅快的呼吸。法国公众在内心深处其实对简单粗暴的程序有着某种的天然的喜好,当自己不受其害时,就很快接受了这种说辞。由此得出的结论说,在非洲与在法国的行为不同乃是常态(规则),而相同才是异常态(例外)。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我之前所述,当主体涉及政府权力机关时,阿尔及利亚就落入了普通法的手中,而当人们想看一看该法对当地普通公民的保障时,它又跑得无影无踪。

我认为这都是非常错误的观念、非常不合理的行为方式。

我已经说过多次了,这里再说一遍,要想迅速建立和发展一个殖民地,最重要的是确保那些移居的人尽可能少地感到自己被放逐,最好莫过于给他们一个完美的故乡镜像。所有殖民者都是这样做的。希腊人在地中海沿岸建立的一千个殖民地,都是他们出生的城市的精确复制品。罗马人在全世界建立的自治城邦也几乎都是罗马的缩影。在现代社会,英国人也总是做同样的事。

是什么阻止我们在阿尔及利亚学习这些榜样?

连信誉良好的人也被说服,认为阿尔及利亚的一切都应该与法国不同;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有两个原因:

1. 殖民地人口是由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即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组成的,不能用管理我们同质化社会的方式来管理之。

2. 殖民地有敌人侵扰,战事不断,必须赋予政府在法国所没有的特殊和巨大权力。

持第一个意见的人肯定没去过非洲。去过的人都知道,穆斯林社会和基督教社会没有任何关系,它们是两个并列但完全分离的社会。而且这种情况似乎变得日益严重,没有什么能阻止它。阿拉伯元素正在变得越来越孤立,并且一点一点瓦解。穆斯林人口似乎一直在萎缩,而基督教人口却一直在增长。这两个群体的融合是局外人的一种幻想。因此,非洲可以而且必须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立法体系,因为那里有两个完全独立的社会。至于欧洲人,我们绝对应该像在老家里一样对待他们,因为为他们制定的规则不会用于除他们以外的任何人。

至于第二个意见说内部的危险威胁着殖民地,要求政府必须具备非常特殊和武断的权力,我认为是幼稚的。在非洲,我们的士兵是殖民者的四倍。后者处于阿拉伯人的弯刀和大海之间,时时刻刻都愿意为自家的军队提供支持和援助。你无法说服我相信,为了维持这样一群人的秩序,我们必须在80,000名战斗人员以外再增加一个粗暴的、不规范的、专横的民事政府。还是那句话,这太幼稚了。

因此,不应该说非洲的社会组织与法国相异是主流,相似是例外;相反,应该认为非洲的事物与法国的相似是主流,相异才是例外。我承认有些例外是必要的。开始时的一个不同很快就会在各种事情上造成巨大差异。

哪些例外是必要的?我说过,我不相信目前我们的如下政治体制能够引入非洲:选举制、新闻自由、陪审团制度。这些机构对于幼年社会不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有些在法国不能给的自由在非洲却可以给。比如说,教育自由。把法国大学的特权出口到那里——尤其当我们在谈论必要的例外时——难道不是疯了吗?这难道不是在把同化的倾向推向极限,同时又在其它问题上过多地放弃了创新吗?如果地球上只有一个地方需要教育自由,那肯定是阿尔及利亚,在那里,教育的需求是如此灵活多样,与我们在法国的感受大相径庭。

另外,对于任何情况,我们都可以一般地说,在阿尔及利亚有必要暂停一切政治自由。但是,就几乎所有其它自由权利而言,我坚持认为,在非洲忠实地复制我们已有的东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长期以来,殖民者一直要求成立某种机构作为面对政府时的一种工具。一项法令禁止所有在非洲的文武官员获得财产。其结果是,殖民地的所有官员都成了局外人,他们在居留期间,不与非洲居民的利益或思想产生任何纠葛,或者说,他们通常只是过客。殖民者们说(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这么说),这样的政府并不能充分了解他们的需求。他们希望为他们成立一种殖民地参事院,成员由他们中的一些人组成(不由选举产生,而由总督选派),以便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让政府倾听他们的需求,类似于法国的制造业和商业理事会。似乎瓦莱元帅(译注:Valée,当时的阿尔及利亚总督)被召回时,正在组织这种间接代表。我们非常希望这个计划能再次实施。这个参事院的存在将减轻许多被夸大的恐惧,消除许多偏见,这些偏见四处传播,已经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制造了一种隐秘但持续的对抗。

但更紧迫、更重要、不能推迟的任务是建立或者说重建市政权力。所有的殖民地都是从市镇(commune)开始的;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它们的出生与发展几乎都要归功于市镇精神。我们已经看到,近年来,政府在摧毁阿尔及尔市政实体的过程中,也破坏了这种权力代表,并通过在巴黎集中市镇资源而导致其实质性消失。这是一种很坏的状态,必须迅速做出改变。就我个人而言,似乎让市议会(而不是市长)由人民自己选出并没有什么坏处。但我承认,那里的人口同质化程度还不够,实行选举仍然是不利的。所以不要通过选举组织任何市政机构。但至少要任命一些人,将使用市政资源的责任归还给他们;由于这些人来自于你、依赖于你,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你必须迅速行动,通过给居民以共同利益和行动自由,把他们吸引到这片新国土上来。没有这些利益和行动,人们是创造不出任何社会的。有一种观点认为阿尔及利亚的市政职能一定比法国的少,这是错误的。相反,它一定会更多。同时,一个活跃的市政权力在那里比在其它地方更为必要,也更安全:更为必要,是因为必须在那里创造一个尚不存在的社会生活;更安全,是因为不用担心市政自由会退化成政治执照。阿尔及利亚自身的环境,如少而孤立的殖民者、军队的力量、军事精神和军政府天然的主导性地位等,总是会给那里的权力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人们总是试图混淆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各地的军政府和它的内政部门。阿尔及利亚殖民者总是被迫遵守某些军事习惯,被迫住在城墙后面,保护自己,防卫自己,甚至在某些情况得下去参军,这都是很清楚的。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个军代表,负责确保这些义务的履行,这没有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财产的管理、公共工程的建设以及城市内部的治安也都应该由他负责。这些东西本质上是不同的,是可以且应该分开的。

最后,如果法国的某些伟大至极或宝贵至极的自由不能授予阿尔及利亚殖民者,我认为,至少还有两大公民自由,即使是在最专制的君主国家,也没有任何理由剥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这些自由,那它在欧洲人眼里就是不适合居住的。我这里指的是使用自己的人身与财产的自由。

人身自由没有保障,是因为凭总督一句话就可以不顾一个人的家庭和利益而将他抓起来并驱逐出殖民地领土,无需经过任何形式的审判。

该自由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司法权的构成和刑事程序的性质使得权威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逮捕、拘留和审判一个人,而后者得不到任何保证。

财产总是受到如下因素的侵害:强制征收权的滥用及其征收方式,征调,行政法院的无限管辖权,缺乏真正的民事司法。

由于这些弊端众所周知,所以不难想到补救办法。

总督能按自己的喜好将任何人驱逐出殖民地这项大权,即使不撤销,至少也要限制。有两种方法做到这一点:

1. 请他说明每次驱逐令的理由,发表在法国箴言报上。

2. 如果在一定时限内没有部级法令核准,则该驱逐令失效。

制定法律,或者至少是皇家法令,确立比现行制度更快、更温和的征收方式。强制规定为所征财产支付实际价格。为征用通告规定一些手续,防止像现在这样轻率使用。对征调人畜为军队服务的权利施加一定限制,使之变为罕见现象。在这个问题上,我听到一些非常聪明的官员发表了非常愚蠢的观点。他们说,移居者的首要利益是保卫自己的土地,若他们拒绝帮助军队保卫领土,将是非常不寻常的。他们不知道人们去殖民地是为赚钱,不是为打仗;也不知道如果人们事先知道自己的牛、马和收成会随时被当兵的拿走,就谁也不会来。如果军队继续索取这些资源,他们要保卫的地方就会很快变成一片荒地。另一些人认为,就地取用不必从法国远程支钱,可以节省大量财政资金。这种推理是荒唐的:任由殖民地空旷,缺乏稠密的人口,显然会让法国的损失更大。这些论断都是牺牲未来换取眼前苟且的胡说。

但是,要保证所有文明国家都有的人身和财产自由,首先要做的是确立真正的司法,而不是非洲现行的那种假象。

我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这个问题,我宣布,我没看到有什么强有力的理由阻止我们将整个司法系统(除极少例外)照搬到非洲:就个人的看法来说,我不认为给阿尔及利亚的法官以终身任命有任何困难;只要他们是以某种不同于当前的方式遴选出来的。但是,我理解,在我们能够判断这个司法系统会产生何种影响之前,法官不会实行终身制。我还承认,民事诉讼程序中几个明显有缺陷的细节不应被引入非洲。但除此之外,我们迫切需要简单直接地在非洲设立法国那样的法院,即地方法院(初审法院)和刑事法院(皇家法院)。这样的组合变化所产生的好处,远大于司法的新面目带来的缺点。我们迫切需要从总检察长那里收回他的特殊权力;迫切需要让法官,即使不是永久地,至少也要较固定地坐稳位子;需要允许像在法国那样提起上诉和撤销原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引入我们刑事调查法规定的保护性程序,世界上还从没有人指责过这些程序太有利于被诉人的自由。相反的司法指责却是有的,尤其在逮捕和拘留方面。既然这些程序本来就不那么自由,为什么还要使它们继续朝野蛮的方向走呢?

我重申,这一切都是可以做到的,既不麻烦,又不危险。

几乎所有的民事司法都发生在欧洲人之间。他们是司法实践的主要人群。至于土著人或土著人与欧洲人之间的诉讼,则属于特殊案件,已经有一套特殊的处理程序,可以无障碍地保留。

大多数刑事司法也发生在欧洲人之间。在有土著人的情况下,如果有人认为我们的手续太慢(我不相信),我们可以为他们组建战时理事会。这是次要的,因为生活在我们中间的阿拉伯人很少,也不危险。但并非次要的是,我们应该给来非洲的欧洲人以文明生活所必需的一切司法保障,无论是民事的还是刑事的。在建立了民事司法之后,我们必须立即着眼于对行政司法的限制。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尽快为行政法庭制定一个宪章,给财产以保障。如我所说的,如今还没有这种东西。目前不仅是行政部门,而且是所有利益相关的官员,都在自己判决涉及自身的案件。

综上所述,我认为法国向阿尔及利亚部分地区的快速殖民工作并非不切实际。最大的障碍与其说在这个国家,不如说在我们自己身上。让我们改变我们的做法,以改变自己的运气。若是固执于旧的行事方式,若是圣丹尼(Saint-Denis-Du-Sig)平原仍无人居住,那就不可能在那里建立殖民地。


托克维尔组建土著特殊军队的想法(脚注):

最自然的想法是建立一支隶属法军的土著部队。如果照下面这样改写一下,将是极好的:

要培养一支土著步兵是不可能的,除非招募库鲁哥利,他们如今仍有少数人生活在摄政区(我们在君士坦丁省就组建了这么一个营,在纪律和勇气上不比我军的任何一个营差。士兵和一部分副官是土耳其人或库鲁哥利的后代,领头的是法国人)。正如我说过的,阿拉伯人十分反感步兵。我们能找到的都是无赖,一有机会就会带着武器和行李逃跑,一直跑到我们无法把他们找回来的地方。不过阿拉伯人将来可以而且应该提供优秀的骑兵,前提是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民族组织。我们曾经试图用土著人组建一支欧式骑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经验告诉我们的将军们,这个办法是有缺陷的。我们找到了不少愿意服役的人,其中一些还属于显赫的家族,但即使是他们也很快离开了,因为繁琐的纪律规定让他们产生了无法克服的厌恶。因此,不顶着巨大的麻烦和花费巨大的代价,我们绝对无法组建一支由阿拉伯人组成的常备骑兵;但是,如果我们想雇佣那些依附我们的部落去搞远征,让他们的头头带队,以他们的方式开战,我们就拥有了一支优秀的临时轻骑兵,对我们的用处至少犹如哥萨克兵对俄罗斯人一样。这就是杜埃人和斯梅拉人长期以来与我们并肩战斗的方式。但这些辅助力量不会时刻等待我们的召唤,他们可能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我们确实需要有一支法国军队驻扎在非洲;它应该人数众多,既有骑兵又有步兵。但我相信,有不少办法能在不削弱战斗力的前提下大幅缩减规模,并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大的成果。


关于拉莫里西埃(脚注):

在这些军官中,最著名的,也是最富代表性的,莫过于拉莫里西埃将军。他是一个有很大缺点甚至非常恶劣的人,他最大的问题,叫我说,在于毫无限制和约束的野心、对人命的极端轻视以及缺乏和解精神的、排他的个性。但是他对阿尔及利亚非常了解,也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决的行动力。他的才智,虽然有些怪异且不完善,但在某种意义上是巨大的。他热爱非洲,视其为自己的领地并且认同它。他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真正有利于殖民地和殖民者的军官,也是唯一一个知道平民社会不能单靠刀剑来统治的军官。这并不是说他的人格中有自由主义元素,而是说他的才智引导他走向了一个迥异于他实际品味的方向。我认为我们应该试着让拉莫里西埃掌权;但同时得好好看住他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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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4-15 19:53
本帖最后由 米尔德丽德 于 2020-4-15 20:49 编辑

报告(一):作为委员会的代表,在众议院审议阿尔及利亚特别拨款法案(1847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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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惯例相反,今年议会由18名成员组成了非洲特别拨款委员会,而不是9名。采取这样一个特殊的步骤有何含义,委员会必然进行了仔细思考。我们在非洲的统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全。在一场熟练而光荣的战争之后,该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屈服;临近的穆斯林首领都与我们建立了睦邻友好关系;阿卜杜勒卡德尔如今只沉湎于一些愚昧行径,这些行径证明他的无能甚于他的残忍;卡比利亚(译注:即卡比尔人居住的地区)倾向于承认我们的帝国;最后一次暴动的鼓吹者已转而寻求我们治下的地位,在试图抵抗我们的力量并发现是徒劳之后,开始寄希望于我们的慷慨。这就是目前的状况。因此,今年议会不是出于抵御危险的考虑而要对非洲问题进行更为严格的考察,相反,可以说,战争的胜利和随之而来的和平造成了一个新的局面,因而要求新的决议。

这场长期的战争,把我们的旗帜插遍了旧摄政区的各个地方,向我们展示了土著人民的日常生活,它不仅使我们征服了领土,而且使我们对这个国家及其居民有了全新的、更确切的认识。对于野蛮民族,只有打败他们才能研究他们。我们打败了阿拉伯人,然后才认识了他们。正是这场胜利,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建立了必要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使我们渗透到他们的习俗、思想、信仰中,最终洞悉了统治他们的秘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取得的进步可能会令他们惊讶。今天,可以说,土著社会已经揭开了面纱。军队在研究被征服的民族时所显示出的智慧和洞察力,不亚于作战时所表现出的机智、耐心和镇定。我们不仅了解到阿拉伯人的主要思想,充分了解到对他们有影响的一般事实和重大事件,而且还了解到次要事实和细节。我们已经掌握了土著人口构成的各种元素;我们对各部落历史的熟悉程度不下于对我们自己历史的熟悉程度;我们有所有大家族的准确传记;最后,我们也知道一切真正的影响寓于何处。因此,我们第一次能够在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下,明白我们在非洲的统治边界——真正而自然的边界——在哪里、长期来讲我们部队的正常状态应该是怎样、以及用什么工具和方法管理当地人、该对他们抱有何种期望、又会有何种风险等等。

随着我们越来越了解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将欧洲的人口移殖到非洲的可能性甚至必要性都越发明显起来。

况且,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已经没有其它选择。因为欧洲人口业已到来;文明的基督教社会业已建立。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即决定他们应在什么样的法律下生活,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加快发展。

对于非洲问题的大的方面,现在也是进行更仔细研究的时候了。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总结已经取得的经验教训,继续研究其国土和人民等。和平使我们能够毫无顾忌地进行这些研究,使之更容易和更富有成效。

我们对土著人的统治,它的局限、它的手段、它的原则;对欧洲人的管理,它的形式、它的规则;殖民,它的地点、它的条件、它的过程。这三个主要问题是由摆在你们面前的两项法案提出的,议会希望我们在此寻求解决。在本报告中,我们将处理前两个议题;在关于农业营地法案的报告中我们将讨论殖民问题。


第一部分:对土著居民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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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阿尔及尔摄政区的统治对法国有用吗?我知道你们的委员会里有几个成员持强烈的反对意见。

先生们,恕我直言,虽然古老而真诚的信念值得尊敬,但大多数人并不觉得这个问题还有多少讨论的必要。我们须承认,作为一个已被证明的事实,我们对非洲的统治必须得到坚决的维护。我们要讨论的将仅限于这种统治应该是什么样的、它的边界在哪里以及要怎样加强它。

在我们看来,阿尔及利亚的土著人口应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住在通常称为“小沙漠(Petit-Désert)”的广袤土地上,从耕地的尽头一直向南延伸到撒哈拉沙漠的开始处。议会知道,这块土地上的居民,相比阿尔及利亚的其它居民来说,要么更游牧,要么更定居。他们中的多数在广阔的土地上游荡,可以说没有疆域的概念;其余的人则定居在绿洲中,有个人财产,有土地划分,从事农业,筑屋居住。我们的军队从没有到访过所有的小沙漠,也没有占领任何一块地方。我们通过土官酋长间接治理这些人,他们服从我们,但感觉不到我们的存在。老实说,他们是我们的附庸而非臣民。

在小沙漠的对面,与海接壤的群山中,居住着独立的卡比尔人。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去过他们的领地。但是,这些部落四面都被我们所包围,他们的活动受到限制,被困在狭窄的山谷中;他们已开始受我们的影响,将要承认我们的权力。

剩下的阿尔及利亚居民,属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则散布在泰尔(译注:Tell,可称为“小山地”)地区的平原或山地中,从摩洛哥边境到突尼斯边境,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第三类人口。

正是在国土的这一部分,有最伟大的部落建造的城市,有最具活力的个体,有最肥沃、湿润、宜居的土地;也有过大的军事行动,进行过大的战斗。最后,也是在这里,有我们最大的定居点,我们的统治不仅得到了承认,而且得到了巩固。今天,最高的和平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土地;我们的军队在这片土地的四面八方都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欧洲人甚至可以孤身穿越大部分地区而不必担心安全问题。

屈服无处不在,但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特征。

在东边,我们的控制力或许不如在西边那样完整,但却更加稳定。总的来说,我们对此地土著人的管理不那么直接和严密;但我们的霸权也没那么有争议。许多土族首领与其说是我们的代理人,不如说是我们的封臣;我们的权力既不那么绝对,也不那么专横。一支由两万到两万两千人组成的军队足以保卫这一地区,这一地区占整个摄政区面积的一半,而人口则占一半以上;几年来,有些人甚至不知道发生了战争。而西部的人口,也就是阿尔及尔和奥兰两省的人口,则更受控制、更受管理、更被压服,同时也更易受惊。我们对他们的控制力更大,也更不稳定。在那里,战争葬送了所有对我们不利的个体,粉碎了所有的抵抗,耗尽了国家,削弱了居民,并在一定程度上摧毁或驱逐了其军事与宗教贵族,使土著人一度丧失了行动能力。屈服是彻底的,但也是不稳定的,那里是积聚了我军四分之三兵力的地方。无论东边还是西边,我们的统治都只被当做胜利的产物。但在东边,人们尚能容忍它,因为看到我们的治理能带来一些有用的东西,从而稍微减轻了心理压力;而在西边则仍被视为压迫,人们之所以保持服从,纯粹是出于深层的恐惧。

从我们统治权的角度看,这就是阿尔及利亚呈现的整体面貌。

在这幅图景面前,先生们,看到这一整体令人满意,但部分不稳的局面,我们是否必须保持现有的武装力量呢?

两个成员要求减少人数,他们认为我们的占领应该受到限制;另一些成员认为,在不危害我们的统治权和不限制我们的占领区的情况下,军队人数可以减少个几千。然而,委员会虽然希望看到人数减少,但并不认为拒绝政府所说的94,000人是明智的,因为只有政府完全了解事实,并要对后果承担责任。因此,委员会提议授予此额度。

先生们,在仔细审查这项决议的后果和范围之前,你们的委员会没有向你们提出维持费用的数额,它尚不知道,摆在你们面前的94,000人这个数字是否仍是临时的,像其它许多事情一样,很快就会增加。

像你们一样,委员会也没有忘记,十七年来,非洲军队的人数在不断增加。1831年,法国的兵力只有18,000人;1834年,增加到30,000人;1838年,达到48,000人;1841年,达到70,000人;1843年,76,000人;1845年,83,000人;1846年,101,000人。

这一进程是否会继续?像过去一样,我们所要求的数字是否是一个临时估计?亦或是一个最终状态?这不仅关系到法国的利益,也关系到阿尔及利亚的利益。最终使国家感到疲劳、让它对自己的征服成果感到厌恶的东西,与其说是负担,不如说是不确定的程度。

我们相信,现在是澄清这些疑虑的时候了,我们将努力做到这一点。

要增加在非洲军队的人数,就必然要承认以下两者之一:或者我们的占领应该继续扩大;或者目前的军队不足以维持目前的统治。让我们检视一下这两个假设。

毫无疑问,在一片野蛮的土地上,想知道应在何处停止占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那里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或一群固定的人口,从来也找不到一条人所共知的边界。继续推进战争也无法解决问题,只能拖延问题,并使战线继续拉长,使战争更加困难。这种情况在阿尔及利亚似乎就存在了很长时间。征服了还想继续征服;占领了还想继续占领;人们不难想到,这种统治和牺牲的持续会令国家感到恐慌,征服的发动者和受益者们也开始焦虑地问极限在哪儿,军队的数量何时能停止增长。

有这些感觉和想法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自己征服的这片土地非常无知。我们既不知道深入多远合适,也不知道应该在哪里适可而止。

而今天,我们可以说,在这两点上,曙光初现。

我们只想提醒议会注意阿尔及利亚的一种奇特现象:一个国家被划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区域,但却以一种不可分割的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小沙漠,里面有游牧的教士;另一个是泰尔,住着相对定居的农民。如今人人都知道,如果泰尔地区关闭,那么小沙漠也将无法生存。泰尔的主人从一开始就是小沙漠的主人;他掌控它但不占据它,统治它但不管理它。今天,我们占领了整个泰尔(除了卡比利亚),为什么还要去占领小沙漠呢?土耳其人只占据泰尔而统治了三百年,我们为什么不跟他们学学呢?殖民利益并不要求我们非到那里去居住;让欧洲人口定居在小沙漠地带是不现实的。

因此,可以清楚明白地说,我们在南方占领的自然边界是明确的,这就是泰尔的边界。

确实,在泰尔的周边,还有一些我们未占领的土地,即独立的卡比利亚,如果去占领,则势必要多消耗不菲的人力和预算。

议会让我们暂时不要扩大对卡比利亚问题的讨论;我们将在稍后,通过报告发生在委员会里的一件事来讨论它。在此我们只声明一个事实,即不占领卡比利亚有特定的、切实的原因。

因此,今天我们有理由说,占领区的真正和自然的边界已经厘清。

下面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否也可以说,在这个范围内,我们今天拥有的力量已经足够了。

经验不但告诉我们战争的自然舞台在哪里,它还教我们怎么做;教我们辨别对手的强弱,了解战胜敌人的方法,并且在战胜他们之后,继续做他们的主人。今天,我们可以说,在非洲进行战争的科学规律已经尽人皆知,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应用它。比若元帅为国家所做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拓展、完善这一新科学并使之广为人知。

我们首先认识到的是,在我们面前的不是真正的军队,而是人口本身。看到这个事实,我们马上就明白了另一个事实,即,只要这个国家的人民对我们像今天一样怀有敌意,我们就有必要保持军队的数量如战时一样多。因为我们不是要打败一个政府,而是要压制全体人民。

经验也教会了我们应该用什么手段来镇压阿拉伯人民。我们发现,抵抗我们的,并不像人们长久以来认为的那样是游牧民族,而只不过是比欧洲人的流动性更强一些的人罢了。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明确的领土,人们不会轻易离开,离开了也总是倾向于回来。因此,如果无法占据居民的房屋,我们还可以抢夺他们的庄稼和牲畜,或者抓人。

从那时起,非洲战争的真实状况就呈现在我们眼前。

它不再是一个聚集大规模部队以大规模作战对抗同类部队的问题;而是要用较少的部队控制这个国家,这些部队能方便地触及其人民,或者说驻扎在其领地附近,迫使他们留在那里,和平地过活。使部队尽可能保持灵活机动,并使他们始终能够够到可能发生叛乱的人群,乃是这种方案的两个条件。

要么一开始就抛掉几乎所有阻碍欧洲士兵行军的东西。要么移除所有的加农炮,将车辆替换为骆驼或骡子。在较远的地方设置补给站,使部队不必或很少携带军粮。我们的军官学会了阿拉伯语,研究了这个国家,可以指挥若定,长驱直入。因为速度比人数重要,所以他们精心挑选士兵,避免使其疲惫,保证了行军速度。今天,我们的军队如同武装的阿拉伯人一样,比部落的移动速度还要快。

在保证灵活机动的同时,我们的部队也找到了最有利于他们驻扎的地方。战争使我们了解到哪些敌人最有活力、最有组织、最有敌意。我们正是要驻扎在这些人的附近或中间,来阻止或镇压他们的反抗。

现在,我们的岗哨(poste)覆盖了整个泰尔,就像一张巨大的网,网格在西边很密,到东边则比较疏。在奥兰省的泰尔,两个岗哨之间的平均距离为20里约;从而,在一天之内,我们可以从任意一个方向,捕获任意一个部落。

这些岗哨的配备是否是最合适的仍然可以讨论(我们将在后面谈这个问题),如果不合适的话,可以酌情增减各处的力量。但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在非洲的部队已足够组织起所有的岗哨;在这些岗哨的帮助下,我们肯定始终是那里的主人。先生们,这个事实很重要,值得一提。

我们并不想夸大其词。我们不想假装说,以目前的力量,阿尔及利亚可以与一切危险作斗争,或者不必担心今后统治阿尔及利亚的人犯错误导致的后果。首先,如果非要在小沙漠里进行探险并建立无用的定居点,那么增加到多少人都是不够的。其次,如果不顾议会的一再重申,我们跑去对独立的卡比利亚进行军事占领,那么军队数量也势必很快增加;最后,如果建立一个坏政府,奉行专制暴政,致使和平的人民陷入绝望并被迫反抗,我们当然就需要新士兵。没有任何物质力量,无论多么强大,能使人抛弃中庸和常识。防止对常识的偏离是政府的任务。我们想说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在非洲统治和占领的真正界限,今天我们知晓了。长期以来,我们也不知道在这个界限内可能遇到的障碍的种类和数量,今天也同样知晓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想用什么力量、什么途径、什么手段去克服遇到的种种困难;今天,我们则清楚地看到,现有的一切,虽然可能满足不了野心和暴力带来的不自然的、短暂的需求,但一定能满足我们在非洲所统治的那个社会的自然的、习惯的需求。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细致研究,使委员会的大多数人都深信不疑。

但委员会不想就此止步,它想知道怎样才能逐步减少军队数量,最终将其缩减到一个很小的比例,同时又不会使我们的统治陷入危险。

一些成员认为,通过改变部队的配置方式,或能以较少的数量产生同样的效果。另一些人说,建设和改善道路将极大地促进我们的统治,并有助于减少军队。我们将在报告的另一部分讨论道路这一关键问题。先生们,我们不否认这些手段非常有效。我们认为明智地使用这些手段可以显著地缩减军队;但这些都不够。认为以新的方式组织物质力量,或者给予物质力量以更好的运动条件,就能减少军队的数量,这是一种幻觉。征服者的艺术如果只在于发现相似的秘密和克服相似的困难,那未免太简单了。缩减军队规模的真正和永久障碍,请注意:在于如何管理当地人。

如何调整我们的管理方法?通过什么形式的政府,什么代理人,以什么原则,用什么办法来实现这种管理?先生们,这些才是裁军的真正问题所在。

事实上,我们管理被征服地区所采取的制度,即便在细节上稍有不同,但在各处却都是一致的。我们设置或授权各种当地官员充当我们的中间人,以不同的名义管理穆斯林人口。根据这些土著首领靠近或是远离权力中心,我们对他们进行或多或少的监督和控制,但我们自己极少直接参与管理部落。政权在我们的将军手中,主要代理人则是阿拉伯官员;没有任何其它机构比阿拉伯官员对我们统治非洲更有用。这话几位委员说过,在此再重复一遍。这一制度建立在几个我们认为明智的原则之上,其制定(部分地)、组织和推广,归功于比若元帅。

政治权力,即各项社会事业的第一推动力量,无论在何处,都必须掌握在法国人手中。这个源泉绝不能交到土著领袖手里。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是:相反地,政府的大多数次要权力,则务必交由当地人行使。

第三条原则:我们的权力必须建立在已有的影响力之上。我们经常试图废除这个国家的宗教或军事贵族阶层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代之以新的家族,新的影响力。然而这些努力几乎总是失败。不难看出,采取这种措施为时尚早。一个新政府,尤其是一个征服者政府,可以将物质权力交给朋友们,但它无法赋予这些朋友它自己所没有的道德和舆论力量。它能做的就是想办法让拥有这些力量的人为自己所用。

我们相信这三条统治原则的一般正确性。但只有明智、巧妙地运用它们,才会产生真正的价值。我们当然知道要因地、因时、因人制宜,懂得变通;这是执政权力的天然领域;假如议会走得太远,就会失掉体面,而且也不会奏效。然而,即使议会无法提供长远和详细的方案,告诉我们政府的土著事务组织应该是什么样的、使用哪些代理人,它也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澄清政策的基本精神和长远目标。

只要看一眼我们目前对土著人的做法,就很容易注意到巨大的矛盾。在不同的时间或地点,人们能看到非常不同的方面;开始时严厉过了头,后来又好心过了头。在有些地方,最肥沃的土地并没有留给欧洲人,而是给了当地人。在另一些地方,我们对土著人的信仰尊重到了这种程度:在为自己建造教堂之前先为他们盖了清真寺;每年,法国政府都会出钱把那些想去朝圣的穆斯林免费送到埃及(做了过去阿尔及尔的穆斯林王子自己都没有做的事)。为了显示我们公民的美德,我们尊敬阿拉伯人。他们在背叛和反抗我们后,常常受到宽宏大量的对待;他们双手沾满我们的人的鲜血,可是第二天,又从我们这里获取大量慷慨的馈赠。此外,在许多欧洲人与土著混居的地方,人们抱怨说,土著人受到了最好的呵护,而欧洲人讨个公道则难上加难。

将这些零散的事实汇总起来,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在非洲的政府对被征服者是如此温和,以至于忘记了自己征服者的地位;而且,为外国国民的利益所做的,比在法国为本国公民所做的还要多。

现在我们再来看事情的另一面。当地的城市受我们政府的侵略、骚扰和洗劫更甚于我们的军队。大量的个人财产被掠夺和破坏。大量业主的地契被以检验的名义收回,却再也没有发还。在阿尔及尔周围,阿拉伯人的肥沃土地被剥夺,给了欧洲人,而后者由于不能或不愿自己耕种,又把土地租给了前者,使前者顷刻间变成了自己父辈土地上的佃户。在其它地方,一些曾经与我们一同作战的部落或派系却被驱逐出了自己的领土。我们没能遵守自己的诺言,没能支付应付的赔偿,因此,比起部落的利益损失来,我们的荣誉损失更大。不仅当地人的土地被抢走了,更糟的是,它使全体穆斯林有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土地所有权和住在其上的人的地位,在征服者那里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将根据后者的需要或者谁也不清楚的规则来决定。非洲的穆斯林社会并不是未开化的,只是有些落后和不完善罢了。它有许多宗教基金,用来满足慈善或公共教育的需要。而我们却将这些资金四处挪用,减少了慈善和学术机构[1]。一盏又一盏灯在我们周围熄灭,宗教和法律事业后继无人;也就是说,穆斯林社会变得比我们来之前更悲惨、更混乱、更无知、更蒙昧了。

毫无疑问,雇佣当地人作为政府的代理人是明智的,但前提是要按照文明人的情感和法国的准则来行事。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人们有时指责我们说,要对当地政府实行真正的文明教化,而不是给野蛮套一个欧洲文明的壳子了事。

理论有时会对行为产生影响。在各式各样的作品中,都有人声称,土著人已经到了堕落和邪恶的最终阶段,永远不会有任何改进;以致于人们不但不应该试图教化之,还要完全剥夺其已有的文明;不但不应该再给他们任何土地,还要一点一点蚕食干净,完全取而代之;并且在此期间,除了服从外,对他们再没有任何其它要求,除了武力外,也再没有其它方法来获得这种服从。

先生们,我们认为,这类理论不仅应受到公众的谴责,还应受到政府和议会的官方审查。因为久而久之这种思想迟早会滋生事实。我们刚刚描述过两种过分的行为,委员会的大多数人认为政府必须小心避免陷入其中。既不要给我们的穆斯林臣民灌输他们很重要的想法;也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有义务在任何情况下都像对待自己的同胞一样对待他们。他们知道我们是非洲的主人;他们已经接受了我们的这种地位。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像主人,他们就会感到吃惊和困惑,然后生出错误和危险的想法。

半文明人对忍耐和宽容并不领情。他们不懂这些。他们只求公正。当土著人对我们行不义之事时,公正,正应是我们对待他们的唯一准则,且一定要严格。

我们一直欠他们一个好政府。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种指导性权力,能同时兼顾我们和他们的利益。它要去关心他们的真实需求;真诚地去寻找实现的方法;关心他们的福祉;照顾他们的权利;为那个不完善的社会的持续发展而努力工作;不以获得服从和税收为满足;统治他们,但并不局限于剥削他们。

显然,向他们灌输我们的思想、习俗和行为方式是徒劳的,也是危险的。没有必要强迫他们采用欧洲文明;而要从他们自身的意义上去推动其发展;我们必须问他们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个人财产、手工业和定居住所并不违背默罕默德的宗教信仰。这些东西早就为其它地方的阿拉伯人所熟知;也为阿尔及利亚的很多人所喜爱。为什么我们不让更多的人熟悉它们呢?在一些地方,我们已经进行了成功的尝试[2]。伊斯兰教并非油盐不进,它经常吸收某些外来的科学或艺术。为什么不让这些花朵在我们帝国的治下盛开呢?我们不要强迫当地人到我们的学校来,而是要帮助他们提高他们自己的教育,成倍增加教师的数量,以训练法律和宗教人士;这些人士是穆斯林文明不可或缺的,正如我们自己的文明一样。

有人说,古兰经所激发的宗教激情敌意甚浓,因此不要给他们送法律顾问和牧师,最好让他们在迷信和无知中消亡。要真这样做将是非常轻率的。如果在一个民族中存在着宗教激情,那这种激情迟早将找到能够利用并引导它的人。让宗教自然的、正规的解释者消失,你压制不了宗教激情,只会把指挥棒交到偏激者或骗子的手中。众所周知,这些疯子和骗子是秘密结社里的狂热教徒,是不规范的、无知的神职人员,在上一次叛乱中蛊惑了民心,引发了战争。

然而,对我们的政府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我们在此事上的权利、利益和义务是什么?

在征服阿尔及利亚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假定被征服者的土地自动归属我们。这跟野蛮人入侵罗马不一样。我们的目的只是夺取政权。1830年阿尔及尔的投降书就是根据这一原则写的。这座城市交到我们手上,作为回报,我们向所有的居民保证他们的宗教信仰和财产安全。我们跟所有已服从的部落打交道时,依据的也是同样的原则。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能攫取欧洲人殖民所必需的土地呢?毫无疑问,不是的;但我们必须遵循良好和公正的方针,赔偿原先的业主或权利人。

根据经验,可以通过某种权利让步达成目的,也可以用低价购买的办法,总之不难。具体细节此处不谈,这里要说的是,为自己的安全的和荣誉计,我们需真正尊重当地人的财产,并使穆斯林臣民们相信,我们不打算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剥夺他们的任何祖产,或者更糟糕地,通过在交易中撒谎和耍手段得逞;这种交易其实是强买强卖,暴力隐藏在买方的面具后,恐惧则躲在卖方的心底。我们应该让部落留在他们的领土上,而不是将之转移到其它地方去。一般来说,转移的措施是不得当的,因为它会使两个种族彼此隔离,而保持隔离也就保持了敌意;何况执行起来也很困难[3]。

土著人亟需保护的时刻,就是他们与我们的平民混居在一起的时刻,此时他们完全或部分地受制于我们的官员和法律。他们害怕的不光是暴力。仅仅是与文明人的接触,就足以让野蛮人感到受压迫和绝望,而文明人是浑然不觉的:在欧洲人眼里作为自由和财产保障的行政与司法规则,在野蛮人眼里似乎是无法容忍的压迫;缓慢的程序只会使我们感到不便,却会使他们激愤;我们称之为监护的形式,他们则称之为暴政,因此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解读,而不是简单地服从。欧洲人在北美的政策,就最终把印第安人赶出了他们的领地。我们必须确保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阿尔及利亚。

人们也看到,只要野蛮人业主和欧洲文明人之间的地产交易不受控制地进行,土地就会迅速而廉价地从前者手中转移到后者手中,当地人就再也无法在土地上扎根了。如果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那么土地交易就不能完全自由。我们将会看到,这种不自由对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来说都是必要的。我们刚刚引用了事实,提到了情况;希望议会不要误解我们的意图:在上述过程中,我们没有研究任何具体措施,也没有就某种措施作出任何判断。本报告的提纲性质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只想阐明我们政府的永久倾向和一般精神应该是什么样的。对当地人的指导会产生什么影响?能抱有多大期望?混居从哪里开始?要明白,没有哪个政府如此明智、如此仁慈、如此公正,能够将历史、宗教、法律和习惯决然不同的两个民族突然紧密地团结到一起。奉承自己是危险的、幼稚的。我们也不要轻率地相信,我们可以很快消除土著人心中对外来统治者的仇恨之情——它是永远不会完全消除的。因此,无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保持强大都是必要的。这必须是我们的第一原则。

我们所能希望的,不是取缔我们的统治所引发的敌意,而是将其缓和;不是让我们施加的枷锁受到欢迎,而是逐渐使它变得堪忍受;不是消除穆斯林对基督徒和一切异己力量的嫌恶,而是要让他们看到,这股力量,即使其发端是可谴责的,也仍可能对他们有用。指望共同的思想和习俗把我们与土著人结合在一起是不明智的,但共同的利益却有希望做到。

我们在许多地方已经看到了这种结合。如果我们的武器让某些部落元气大伤的话,那么还有另外一些部落在与我们的贸易中受益匪浅。他们都了解这一点。无论在哪里,当地人的粮食和劳务价格都提高了。另一方面,我们的农场主也乐于雇佣当地人。欧洲人需要阿拉伯人来帮助农业生产;阿拉伯人则需要欧洲人以获得高薪。因此,二者的利益进入同一领域,并产生了相同的想法,团结起了两个出身和教育相距遥远的民族。

我们必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先生们,我们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委员会深信,我们对待土著人的方式决定了我们在非洲统治的未来、我们军队的规模和我们财政的命运;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人道问题和预算问题紧密相关、混在一起。委员会认为,长期来看,一个好的政府能够给国家带来真正的和平,并使我们军队的人数显著减少。

相反,如果我们不这样说(因为这些事情有时已经做了,但未被认可),而是用行动证明,在我们看来,阿尔及利亚的原住民只是一种障碍,必须被驱赶或踩在脚下;如果我们不让人民在我们这里得到福利和教化,而是要压迫和窒息他们,那么两个种族之间就会出现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可以相信,阿尔及利亚迟早会变成一个圆形竞技场,两国人民在里面进行殊死搏斗,只有一个能出来。先生们,愿上帝保佑我们远离这种命运!

让我们不要在十九世纪中叶重演征服美国的历史。让我们不要去模仿种族枯萎理论造成的血腥恶例。让我们相信,我们要比干出那些事情的人好(更值得原谅)一千倍;因为我们有比他们更少的狂热,还有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在全世界传播的原则和启蒙价值观。

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臣民中既有自由人,也有少数黑人奴隶。我们应该让奴隶制在我们统治的土地上存在吗?我们的一位穆斯林邻居,突尼斯的贝伊,宣布在他的帝国废除奴役。在这件事上,难道我们还不如他吗?先生们,你们很清楚,穆斯林的奴隶制和我们殖民地的奴隶制特征并不相同。在整个东方,这个可恶的制度已经变得不那么严酷。但是,温和并没有减轻它对人类自然权利的践踏。因此,人们总希望它很快消失,委员会已经严正表达了这个愿望。当然,在废奴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慎重行事,我们相信,只有慎重才不会引起激烈抵抗乃至发生危险。

了解这个国家的很多人都持这种意见,包括战争部长在内。

[1]贝多(Bedeau)将军在一本回忆录中记载,战争部长向委员会友好地传达了这一信息。他告诉我们,在1837年被征服的时候,君士坦丁就有中学和高等教育学校,有大约600到700名学生在那里学习《古兰经》的各种注解,以及所有与先知相关的传统。此外,还教授算术、天文、修辞和哲学等课程。同时,君士坦丁还有90所小学,约1400-1500名儿童就读。今天,上中高级学校的青年减少到60人,小学减少到30个,小学生只有350人。
[2]已经有许多当地要人,利用我们给予的安全,以建造房屋并定居的方式取悦我们。比如奥兰省最大的土著首领,西迪·艾尔·阿拉比(Sidi-el-Aribi)。在上一次叛乱中,他的房子被教友给烧了,他又重新建起来。其他人也效仿他,包括阿尔及尔省金德尔(Djendel)地区的巴什阿尕(译注:Bach-Aga,奥斯曼时期的一种高级官员头衔)博·阿莱姆(Bou-Allem)。在君士坦丁,当地的大地主已开始模仿我们的农业方法,并采用了我们的一些农具。博纳平原上的卡伊德,名叫查海齐(Carési),就在欧洲智慧和工具的帮助下进行耕作。我们不拿这些事情来证明自己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而是作为一种乐观的线索,提示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取得重大成果。
[3]一些人认为,阿拉伯人,即便不是完全游牧的,也至少是流动的。他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人可以高高兴兴地从一个地方移居到另一个地方,不会出太多的乱子;这是大错特错的。将一个部落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当不是自愿行动时,除非给予非常大的政治特权(比如为了固定马赫赞部落人口);即使在土耳其人时期,这种措施实施起来也是极端困难的,所以很少使用。在奥斯曼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绝少有这样的例子,只有在长期战争和反复的叛乱之后才有;如里加人(Righas)的大部落被从米利亚纳地区转移到奥兰一带。

里加部落的历史在许多方面都值得议会的关注。它同时显示了迁移部落有多困难、个人财产有多神圣以及人们对个人财产的感觉有多强烈。

当年土耳其人厌倦了天天镇压里加人的叛乱,于是将整个部落运送到奥兰省贝伊的土地上,然后允许邻近部落占领他们原来的领土。被剥夺了土地的里加人,在土耳其治下等待了50年,以期获得返回家乡的许可。最终他们得偿所愿。里加人在这半个世纪末期回来了,重新要回了自己的领土;而且,那些曾经拥有土地的人也拿回了地契——仍旧继承祖辈的地产。


第二部分:内部治理——对欧洲人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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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在行政上分为三类地区:一类主要由欧洲人居住,称为内部(civil)领土;另一类由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混居,称为混合领土;第三类地区,只由或只应当由土著人居住,称为阿拉伯领土。混合领土和阿拉伯领土完全或主要依据军事规则实行军事管理。内部领土则用法国普通法管理。现在我们重点关注后者,尽管它是三者中最小的。欧洲社会正是建立在内部领土上的;它适用永久性规则。相反,定居在混合领土上的欧洲人则处于特殊和临时的地位。但是随着他们人数的增加,其利益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值得尊重,他们就会要求并获得内部领土上的制度。从而,内部领土上的事物将逐渐向其它领土扩展,扩展到大多数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身上,并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所有人的未来。所以内部领土的治理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请议会允许我们这样说:如今,在阿尔及利亚负责管理欧洲人口的行政当局非常不完善。它机构臃肿,流程复杂,速度缓慢,花费许多人力物力,产出却很少,效率极低。我们以后会有机会通过例子来证明这些事情,现在只限于讲出来。我们认为,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弊端,是我们在该国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之一。行政改革是最紧迫的任务。

我们试着找一下原因。在诸多因素中,有多少应归咎于用人错误?委员会不好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因为议会不负责人事问题。但我们有必要指出,此方面的所有权力和责任都属于政府。如果在委派阿尔及利亚官员赴任之前,能帮助他们为自己的工作做好准备(或至少让他们自己做好准备),那将是明智的。在我们看来,一所特别学校(或至少是特别考试)是非常必要的。英国人在印度就是这样办的[1]。而我们正好相反,派往非洲的官员对那片土地上的的语言、习惯和历史几乎一无所知。更甚者,他们顶着政府的名义行事,却从未学习过政府是如何组织的;他们采用一个杰出的立法制度,却完全不懂其规则。因此,这些人无法胜任自己的角色,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吗?

让我们离开人事,来谈谈服务机构。在一块新国土上建立的社会最需要安全、直接和快速的行政程序。它的需求几乎总是难以预测且比较急迫,需要简便快速的解决。面对各种各样的障碍,政府必须不拖人的后腿。人们期望劳动成果的安全和工作本身的自由。因此,有必要在非洲建立一个比在法国运作更简单、行动更迅速的政府机构[2];而我们做的恰恰相反。这里不妨快速回顾一下。

当一个人研究阿尔及利亚的行政运行规则时,他会发现,其最显著的特征莫过于极端中心化——集权于大都会巴黎。如果说,非洲事务之集中于巴黎,正如法国的一个省的事务集中于巴黎一样,那还远远够不上真相。它延伸得更远,下探得更低。在法国,有大量的行政问题可以由次级官员决定。省长和市长都是能够终止流转、做出决定的中间权力。但在非洲,省市生活并不存在,一切都由中央权威管辖,必须由统治中心拍板。我们大多数市镇的预算肯定是在省里解决的,但是在阿尔及利亚,哪怕最低的开支都只能由战争部长批准。说实话,除了一些罕见的例外情况,非洲公共当局的所有行为——无论多么琐碎,社会存在的一切细节——不管多么微小,都归巴黎的办公室负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846年一年间,阿尔及利亚向巴黎发送了28000多封信件,收到了24000多封。抛开这种联系所显示的热情和活跃不说,如此多的事务集中于同一个地方,是无法不减缓其服务进度的。

由于这种情形与该国目前的需要完全背道而驰,所以不合法的情况层出不穷。当地政府重新寻回了被自由运动否决的特权;其独立性,理论上不应该有,但现实中却往往很大;然而,这是一种不正规的、断续的、模糊的和不良的独立性,它阻碍而不是促进了良好的治理。

非洲的一切事务都归战争部管辖;但是在战争部,权力分散在许多人的手中。例如,指导当局的官员仍然是政治领导和一般政府的门外汉。而后二者的思想又不能孤立于对方存在。领导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中央权力,如果能在限制其权限的同时更好地集中力量,它就能发挥更开明的、更大的影响。同样,如果各项事务提交给战争部后能够得到迅速而有效的解决,而不是又流转到其它部门,那么问题也会减少。但事实并非如此,其中一些事情在得到解决之前,进行了好几轮检查、商讨和辩论,都是由于战争部长的同事们意见不一。主要的公共工程被交给皇家路桥委员会,宗教和司法事务通常交给司法掌玺部长,教育事务则交给教育部长。这样一来,我们得到了将各项服务集中管理的缺点,而失掉了其好处。

紧随巴黎的过度集权的,当属非洲本土的阿尔及尔。我们迫使阿尔及尔的所有事务都来到巴黎,而迫使非洲的所有事务都来到阿尔及尔。两个中心的集权程度一样彻底,但后果并不相同。所有来到巴黎的事务,无论大小,至少都得到了处理和解决;而来到阿尔及尔的呢,充其量只是让人们知道了而已;不但解决不了,很多甚至连些须修正都做不到。

阿尔及利亚形成了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政治单位;土著部落的统治、军队的指导乃至战争的指导,都须遵循一个单一的思想。但三省的行政统一,至少在细节上,只是一种习惯性的存在,是一种纯粹武断的概念,只存在于立法者的愿望中。地理上的临近并不能证明这种统一,因为从省会到巴黎常常比到阿尔及尔用的时间还短。共同利益也不能解释,因为三个省都有各自的利益和需要。我们待在阿尔及尔并不见得比待在巴黎更能了解它们。每个省都与法国有着良好的商业往来,但彼此之间的联系却很少;今天,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显著:目前折磨阿尔及尔的金融与工业危机,在菲利普维尔和奥兰就感觉不到。奥兰的货币利率没有变化,而阿尔及尔的已经上升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为何如此痛苦地、将那么远的地方的政务——从最重要的到最微不足道的——都集中到一个发生了工商业危机的地方去?

各省的军政长官、工事与炮兵团长、督办(intendants)等都直接汇报给战争部长,这样可以加快服务进度而不会破坏统一性。但内部行政没有效仿这个例子:在所有的地区,所有事务都要去往阿尔及尔,并在那里堆积。下面我们来谈谈它们是怎样被对待的。

议会将惊讶地看到,此事是如此的远离我们刚刚谈过的过度集中化原则。

为了好理解,让我们用法国的一个省(译注:法国的省叫做département,殖民地省则称province。1948年12月后阿尔及利亚的三个province也升格为département)来做比较。

省政府的机构是多种多样的。有些负责满足社会的一般和特殊需要,也就是所谓的“行政治理(administration)”;另一些则履行其它职能:有的负责税收,有的负责公共建设。这些机构各自向巴黎的部长(ministre)汇报;但是在这个省内,所有人又都服从一个中心监督,多数情况下是省长(préfet)。省级行政单位是公共治理中最新、最讨人喜欢的发明之一,归功于拿破仑的天才。

这个组织简单而有力,那么阿尔及尔是否有类似等价物呢?

那里没有省长的单一中心治理,倒有三个:内政司长、财政司长和公共建设司长。

这些司长中的每一位都能领导三个司的所有下属机构;他们各自收集、检视和控制自己负责的事务。三位司长相互独立,但这种独立性却时时处于焦虑和气馁中,因为他们被放到了过高的位置上,难免对名位自视甚高;然而,彼此的合作对于日常事务的处理又是必要的。[3]

所有的事务都首先集中到这三大行政机关上,然后,就有了第四个:内政总局,目的是作为它们之间的联络点。内政总局局长(directeur)负责协调三位独立司长朝着共同的目标行动,但他无力履行这一职责。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自己没有任何实权,一切动议权都在总督那里;二是就他自己来讲,既然无权,也就没有动力去推动;他倾听、察验、接收、传达,但他不命令,他甚至只能通过执行代理人传话。即使他有自己的权力,行使起来也依然很困难,因为三大长官几乎和他等级一样高,并且也都手握重权;因此结果是一样的:到目前为止,他与三人之间的关系只会导致冲突。

最终,在这些相互叠加的集权之上,是总督的集权;但从本质上讲,总督的权力更倾向于政治性而非行政性。总督可以给行政一个总体的动力,但他很难跟进并协调其过程。他的主要任务是统治国家,管理居民,指导战争与和平,满足军队、欧洲移民和土著居民的需要。因此,可以说,在今天的非洲,我们伟大的统一治理原则是不存在的。稍后我们将展示其后果。

除了上述行政权力机关外,还有一个大型的政府参事会,称为行政参事会(Conseil d'administration),负责提出并讨论各项事务。如果这个参事会只专注于解决最重大的行政问题,那它就可能恢复行政上的某种统一与和谐;但它却被带进了细枝末节中,被带进了它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它想了解一切细节,结果是工作陷入停顿。紧挨着这个充满了无用职权的参事会,又有一个参事会,即诉讼(contentieux)参事会;我们可以说,这个参事会无事可做。它名义上的职权范围相当于法国的省参事院,可是此范围内的许多事情并不会发生在非洲。另一方面,由于阿尔及利亚的特殊地位而产生的问题,自然应属于行政法院的管辖范围,但至今仍由行政当局自行保留。

而要使行政法院能在阿尔及利亚提供真正的服务,那里的每个省都得设一个。

刚刚,我们列举了阿尔及尔权力机关的数量、管辖范围和各自的情况。现在让我们回到各省,看看情况如何。省里行政官员的独立性比阿尔及尔的还要大,对良政的伤害也更大。

在阿尔及尔,虽然长官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彼此独立,一般不会被外力强迫采取一致行动,但至少决定权在他们,必要时可以商量。如果内政司长和财政司长有需要协调的工作,他们可以立即直接交换意见,并作出决定。但他们在各省的部下却做不到这一点。假设博纳的内政官(sous-directeur)和财政官在建立一个村庄时发生了分歧;那他们就几乎没有机会达成一致。一方面,现场没有人能强制他们采取相同的意见,另一方面,就算他们想达成一致,也无权这样做。他们必须分别写信给阿尔及尔;在那里,各自的长官过目该新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然后每个人再分别把指示传达给他们。

在阿尔及尔,至少还有总督的权力支配一切,在某一时刻,他可以强制所有的长官达成一致意见。这种补救办法虽然是断续性的,但确实可以弥补部分伤害。但它无法用于各省。

由于一种非常特殊的安排,在省里代表总督的军事政治长官无权参与行政管理[4]。

这种状态充满了不便甚至危险,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它会让议会感到吃惊。人人都知道君士坦丁城的重要性,它是君士坦丁省的中心,几乎全国的要人都在那里有财产和亲属。因此,它的治理就与政治息息相关。可是看呐!该省的军事首长却不能控制甚至监督该城的行政官员;听他的话被看成是一种屈尊。如果这位督军认为该市行政专员的某项措施会危及安定局面,他唯一合法的反对方式是写信给阿尔及尔的总督,总督再去找内政总局局长,局长去找内政司长,后者再去找菲利普维尔的属下,最后才找到这位专员头上。

这一切既违背常识又违背利益。在任何地方——尤其是在一个被征服国家——把行政权威和政治权力完全分开都是不明智的,不管这个政治权力代表谁,也不管这个行政权威属于哪个服务范畴。

这就是非洲的行政组织。让我们看看它的滥用和带来的恶果。支付给阿尔及利亚公务员或欧洲在此处代理机构人员的工资总额合计超过400万[5],而管理的欧洲人口总数不超过10万。考虑到行政机器那些繁复的机关,尤其是大量的中央机构,这个数字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开销最大的永远是高级官员。高官的数量不合理地增多,薪水开支也就随之无节制地增加了[6]。这还间接导致了更糟糕的财务后果:因为在高层设置好几个几乎平级的权威,所以激烈的竞争和嫉妒被点燃。这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没有任何一个高级权力能够适度控制这些次级权力,导致了对财政造成极大损害的两件事:

每一个中央机关都想进驻到一栋气派的大楼里,耗费大量公帑;然后,个个都要设许多办公室,不是为了办公,而是为了和相邻的单位攀比。今天的阿尔及利亚有2000多名欧裔公务员[7]。在非洲,我们几乎见到了所有在法国能见到的官职,还有许多我们没有的。然而,我们却在抱怨缺少某些机构;事实也的确如此,许多部门的执行机构不见踪迹,文员倒是很多[8]。

执行机构少,好的执行机构更少。最熟练的人没有被放在一线的关键位置上,而是被留在上级官员的办公室里:不负责处理事务,只负责搞简报。

在这些相互龃龉或嫉妒的权力中,不可能有一个总体的支出计划被构想出来,遑论完善、落实和跟进。每一个机关都单独推进自己的工作,花起钱来往往铺张浪费或缺乏远见。在行政管理中,远见只能靠一个人大权独揽。一个复杂而混乱的行政体系一定会提出许多项预算,而且常常超支。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状况,尤其是去年,此事议会最近已经讨论过了。

如果先不看行政机构花了多少钱,而去关心它们都做了些什么,那就会看到一幅更加令人遗憾的画面。

非洲的行政工作给我们的首要印象,是没有一个指向某个共同目标的、有力的中心思想,用以指导和限制各个组成部分。相反,每个部分都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各有各的精神,且自由地、毫无控制地发展。

例如,我们经常抱怨非洲的税收政策倾向。因为到目前为止,财政部门更关心从阿尔及利亚获得收入,而不是在那儿安置居民;它试图常态化地高价出售该国土地,忽视了为殖民事业服务。这是实情。但是,不应指责财政机构沉迷于这种对它们自己来说是自然甚至是合法的倾向;只能说,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凌驾于它们之上的权力,能够从共同利益出发,指导它们,并在必要时约束它们。

特殊化精神在各部门中的泛滥,或者换句话说,在事务的总体方向上缺乏一致性,是我们的行政组织所产生的最大弊端。其它的弊端还包括无能和迟钝。

阿尔及尔的权力过度中心化,地方和城市生活不存在,最小的和最大的事务都需要主要高级官员过目[9];因此阿尔及尔的高官们不堪重负。行政管理的细节分散了他们对社会主要利益的注意力。当他们为解决铺路和照明问题精疲力尽时,就没有时间去考虑欧洲人殖民的大问题。比如去做国土调研,辨别适合定居的土地,开垦新的荒地,将这些土地登记注册,研究新定居点的位置,选择合适的移民并将之安置在合适的地点等等,这些事只有等他们闲下来的时候才会去做。

而在他们日常所从事的工作中,行事的缓慢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战争部长的指示从法国到达阿尔及尔用的时间,居然比从阿尔及尔的总督办公室到达直接执行机构用的时间还短!要知道前者可是跨越了地中海。这是因为,在法国,如果部长和执行机构之间只有一个中间人的话,那么在非洲就有三个甚至四个。

无论多么重要的,也无论多么普通的事情,都没有按时完成过。以最重要和最普通的预算编制为例,1846年1月12日的法令规定,用于阿尔及利亚支出的年度财政拨款总表,需要在实施的前一年在非洲制定出来,并于10月1日前交给战争部长,以便在批准后,能及时返回阿尔及利亚,不耽误实施。这是基本的财政要求和常识。但该预算表从未及时送到战争部长手里,以致于它返回非洲时计划已经在实施了。在1846年,直到11月,预算表才到达各位司长那里;换句话说,直到年底,他们才知道应该从年初开始花多少钱。至于小事或个人事务,不仅慢,而且往往做不成:在痛苦地穿梭于我们刚才描述的行政迷宫之际,有些事情神秘地失踪了。它们怎么了?没有人知道,当事人不知道,行政部门也不知道,因为在林立的权力中,没有哪一个是需要单独负责的。

富有的法国商人,带着战争部长的许可,多次去非洲实地考察,但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都没得到允诺过的特许权(译注:特许权concession,是殖民地土地的分配制度,即政府授予个人或企业对某块地的开垦、开发特权,通常以面积为单位)。

许多贫穷的移民在知道自己被具体分配到哪个地方之前就死在了阿尔及尔的临时落脚处。

暂居在某一块地上的移民,在等待定居许可的这段时间里,有足够的时间盖起房子,清理荒地,并收获好几季庄稼。

中间商在满足了国家开列的各种条件之后,仍然不能获得期许的明确产权。他们把资本换成了房屋或农田,但既不能转让也不能抵押以收回投资。许多人因此破产,不是因为没有能力创造财富,而是因为无法利用已有的财富。

这是否意味着阿尔及利亚的公职人员整天无所事事呢?不。正相反,他们忙得很。所有在法国要办的事在非洲都要办,还有许多法国没有的事情。在阿尔及尔,单是内政部长的政令就够写满一卷书。但几乎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贫乏的辩论或无效的消耗中。非洲的内政部门就像一台无休无止运转的机器,但所有的轮子都在空转或互相向相反的方向转,因此虽然动作很大,却无法向前移动。

我们并没有夸大其词。如果议会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我们并非说得过了头,而是说得还不够。

先生们,能让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吗?在法国,像非洲那样一个复杂、碍事、无能的政府,会拖延事务的进度、损害公共的繁荣。但是,在阿尔及利亚,它却会导致——让我们不要忘记——家庭的毁灭、公民的绝望和死亡。我们已经把成千上万的同胞吸引到我们征服的土地上,难道我们应该让他们痛苦地与这些人为的障碍作斗争吗?先生们,你们的委员会有理由相信,政府正在考虑改革目前的组织弊端。委员会要求你们加强这个(改革)意识,参与这个改革。因此,它建议您在手头的法律草案中加入以下附加条款:“阿尔及利亚的内政组织事宜应在1848年年度会议上向议会报告。”但我们必须说明,这个决定不是一致同意的。整个委员会都承认目前非洲的内政组织存在缺陷。但一些成员认为,表达出改变的愿望就够了,不用规定一个确切的时间;做多了反而多余又危险。大多数人并不持这个意见,而是坚持建议你们采纳刚才说的那条附加条款。

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呢?先生们,委员会不可能在这里做详细解释。它只能笼统地指出在它看来应该采取的行动,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已经通过展示当前的弊端来说明了这一点。这里只要简述一下就足够了。

把巴黎的集权限制在更窄的范围内,使得非洲有一定的行政自主权。在阿尔及利亚,分流一部分权力到市镇。在阿尔及尔,简化中央行政当局的工作,引入下级机关单位。

在各省也设立下级单位,将所有次要事务的决定权交给它,或者允许它直接与巴黎沟通处理。

使各地的行政机关都有指导地运作起来,或者至少受到政治权力的监督和控制。先生们,就这个改革的一般意义来说,这是明智的。

这样,非洲的高层领导权力就越来越少深入细节,越来越敏捷、强势。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似乎觉得有必要对其施加一些新的限制,给公民以更大的保障。当来到一个新国家定居时,我们首要的需求是准确了解那里的立法,并希望它稳定可靠。然而,我们相信今天没有任何人可以准确或肯定地说出,法国有哪些法律适用于阿尔及利亚,哪些不适用于阿尔及利亚。没有。在这一点上,官员不比平民知道的多;法院也不比控辩双方知道的多。法律生活每天都过得很随意。委员会认为,我们最终有必要正式而准确地认定在阿尔及利亚的立法中哪些是其独有的,哪些又属于法国普通法。

国王的法令明确表明了某些事情是如何背离法国立法的。已解决的问题应成为未解决问题的参考,以寻求全部解决。我们甚至认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也应该适用该法令。在非洲对欧洲人的立法与在法国应该多相似?这很大程度上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不会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么复杂的问题,但必须让人们看到最终的目标。在阿尔及利亚,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建立一个所谓的殖民地了事,而是要把法国本身扩张到地中海的对岸;不是要造就一个有着自己的法律、习惯和利益的新民族(那样的话他们早晚也会有自己的国籍),而是要在非洲植入一群与我们完全相似的人口。即使不能立即实现,也至少应该是人们积极争取的唯一目标。

在一些事上我们可以多讲一点。今天,阿尔及利亚的公民自由仍受到两种威胁:司法组织的弊端和政治权力的滥用。议会知道,在非洲,司法机构的组成与法国并不相同。那儿的法官可以被撤,其他人也可以被剥夺很多权利,而这些权利在法国被认为是公民的自由、荣誉和生命的最大保障。相反,总检察长则被赋予了我们这里所没有的巨大特权,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判决、监禁、警告、拘留或释放被告人,是司法界独一无二的全能领袖。它独享法官晋升的推荐权,可以为战争部长建议人选,再由后者决定。

如果现在还不是在非洲实行法官终身制的时机,那么至少我们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理由继续给总检察长以特殊地位和过高的权力了。许多已卸任或仍在任的杰出法官也持此类观点,这是可以理解的。

委员会多数成员还认为,授予总督任意驱逐他认为危险的人出境的特权,是非常令人担忧和低效的。但也有不同意见。一些成员认为,没有足够的理由撤销一项迄今为止没被滥用的权力;而且在一个被征服的国家,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很有必要保留这项权力。他们还指出,我们所有殖民地的总督都有类似的权力,并且,在阿尔及利亚行使这项权力时也不是完全随意的,总督只有在听取了高等司法委员会(conseil supérieur)的建议后,才能采取行动;虽然他不一定听从这些建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尽管认可总督没有滥用驱逐权,但还是坚持认为,没被滥用不是把权力留在他手里的理由,我们可以制定更好的法律保障。在委员会看来,处于土著人和海洋夹缝中的阿尔及利亚欧裔公民是温和的,而且还被一支数量和自身一样多的军队所控制,根本不可能对自己的政府构成任何事实上的威胁;总督的驱逐权夸大了一个欧洲公民在非洲的重要性,即政府需要用如此特殊、如此苛刻的权利去反对他。在非洲,我们面临的危险不是欧裔人口的动乱,而是欧裔人口的缺乏。让我们首先想想怎么吸引并留住法国人,至于怎么镇压他们,那是以后的事。如果我们真的想把他们吸引到这里来定居,那就不能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家人和财产安全都得仰某一个人的鼻息。

你们的委员会还认为应该加强对财产权的保障,使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全面。

欧洲人在非洲的地产有两个来源:一些是从当地人手里获得的,另一些是从国家手里购买或接收的。在野蛮的或半文明的国家,任何不是从国家而来的产权都不可靠。那些从土著个人手里获得产权的欧洲人很快就陷入了难堪的境地。英国人在新西兰是如此,我们在非洲也是如此。人人都知道阿尔及尔与博纳周边的土地是在征服后的最初几年从当地人那里买来的。其结果就是产权不明晰和土地荒废;之所以不明晰,是因为同一块地常常被卖给好几个欧洲人——而卖家是否是真的地主也很成问题,就那么毫无节制地干;之所以荒废,除了因为产权不明晰外,还因为地是以无条件的低价买来的,与其费力耕种,不如让它荒着等升值。这个问题涉及的土地不多[10],但弊端很深,三年来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补救措施。

1844年10月1日的法令、1846年7月21日的法令以及同年的三项部长级法令都有此目的。委员会不想在这里详细分析这些法令,只是提一句。我们认为,通过一个特殊法案和程序,一次性地将产权恢复到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并施加一定的限制,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遗憾的是,我们却在反复多次修订这种特殊而微妙的法律:首先是根据国家参议院的意见颁布了一个皇家法令,根据该法令,财产问题被交给法院;随后又由另一个命令将这些问题的判决权交给了一个行政机构;接着又是若干部级法令,以释法的形式修改上面这些法令。对于这一切,人们没有理由不担心。以这种方式处理某一种财产权,不啻于动摇所有其它的财产权,它会让人觉得,在阿尔及利亚,一个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无不在国王或部级法令的随意处置之下。

在这些法令下采取的第一波行动,我们必须说,不特没有奏效,反而恶化了已有的问题。根据战争部长向委员会传达的数字,声索的土地已经超过了现有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如果从头算起,那么有十一分之十的土地都被两个业主同时声索过。

假如一开始就由国家先拿到地,然后再给欧洲人,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你们的委员会认为,马上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为两个种族的利益考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边保护本地人的旧财产,一边确立欧洲人的新财产。

如果产权最初是由国家赋予的,我们不要害怕将其恢复。今天,特许权是由皇家法令授予的,但却可以被部级法令撤销——除非向国王求助。我们希望撤销特许权的法案应具有与给予特许权的法案相同的庄重和谨慎。

违背公众习惯以及产权不明晰会带来多么可悲的混乱,议会是知道的,我们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1844年10月1日的法令结束了这些混乱,但它只对欧洲人的领土起作用。阿尔及利亚的其它地区仍在奉行以前的制度:征收权在总督手里;可以以任何理由征收;立刻接管,没有缓冲期;行政参事会确定补偿额,按年支付(也就是说原业主稍后才能开始拿到钱)。可是在欧洲人的领土之外,也有很多欧洲人会成为业主,在产权的保障上厚此薄彼是不对的、不明智的。

我们说过,为了政府自身的利益、为了能使它腾出手来,在阿尔及利亚建立市级政权是非常必要的。对公民的利益而言,这样做的好处不亚于良好的行政秩序。作为一个国家,连最起码的市镇组织都没有,城市居民不仅被剥夺了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而且连看到别人管理自己事务的机会都没有——先生们,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尤其是在殖民地社会的发源地。当城市刚诞生时,它的需求是如此的多、如此的复杂、如此的富于变化、如此的特别,只有当地政权才能及时地了解并满足这些需求。市政机构不但是有用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曾经见过几乎没有法律、没有政治自由甚至可以说没有政府的殖民地,但在世界史上,市政生活却是一直存在的。

在非洲,由于缺乏市政权力而导致的时间与金钱损失、社会问题和个人遭遇,是人们无法想象的。市政当局没有代表,没有专门的官员来负责开支,管事的都离得很远,几乎从未获得充裕的资金来满足其需要。

委员会获悉,政府目前正在非洲建立市政权力,我们在此表示祝贺。这项工作很紧迫,我们能够预料其困难。目前的糟糕情形已经造成了难以克服的习惯和偏见。要打破现状,就不可能不对既有的权力造成削弱,在其眼皮底下分掉它们的一部分财权。因此,我们将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支持政府,希望政府能克服阻力。

1845年4月15日的法令在其第104条中规定,由几个欧洲人与当地的几个行政长官一起组成区顾问委员会(Commissions consultatives d'arrondissement);将公民间接干预的原则引入该国的行政管理。先生们,我们希望此类种子积极生长,使得欧洲人的思想和利益能够在当地确立起来,不仅让人易于接触,而且要成为习惯的、正式的制度。

虽然不能给新闻界以无限的自由,但应将目前的限制稍稍放松。与其使用审查制度来压制,不如代之以一项法律来规范。有些话题对于我们在非洲的统治是危险的,禁止这类话题是必要的,也是能做到的。我们法国自己的法律中也有类似的限制。其它话题倒是无所谓。

有些成员说,对于新闻而言,要么是完全的独立,要么是完全的奴役,没有中间状态;每一种限制措施都会彻底破坏自由,使作者失去一切保障;因此,纯粹的压制性审查和相对温和的法律之间实无区别。但委员会的多数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那样难,一定有办法可想。此事对政府和公民都很重要。只要非洲的报纸有官方审查,那么阿尔及利亚地方政府就得为所有的内容负责,哪怕是它所不知道的内容;我们可能看到这样的丑闻:自己的官方媒体指责甚至侮辱本国的主要官员。

毫无疑问,指导非洲事务的政府必须拥有很大的权力;必须能够灵活而有力地行动;但同时它也必须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着如此多特权的公务人员,离公众的视线如此之远,按照如此特殊的规则行事,难道不应该每天都接受监督和约束吗?非洲行政部门爆发的几次混乱足以说明监督的重要性。

在讲了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后,有必要对那里的外国人也说一句话。如今居住在摄政区的外国人要履行一些在法国可豁免的义务,例如服民兵役;但他们没有更多的合法权利。这种情况对他们来说是难堪的,而对我们来说是不好甚至危险的。大多数来到阿尔及利亚的外国人不是想做短暂的停留,而是想定居。在这方面,他们的意愿和利益是一致的。

如果他们还没有从国王那里获得建立住所的授权的话,那么将他们长期留在那里是不好的。因为那种法律地位十分不正常、十分苛刻。他们被剥夺了民事权利;被置于刑法的严格规定之下;被挡在一切职业之外(如同共和八年宪法规定的)直到归化;也被禁止从事任何公共事业;这会让他们无法忍受,引起焦虑和骚动,因而与我们的目标背道而驰。在司法领域也是一样,如果目前的状态继续下去,同样会发生混乱。在阿尔及利亚,就像在法国一样,外国人之间的诉讼审理,特别是涉及国家问题的,大多属于领事的职权范围。他们一般不会到我们的法庭来,只有当事人选择我们的法庭时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在法国,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相对来说外国人的数量很少,因此他们之间的官司也很少。但是在非洲,外国人的数量跟法国人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此类官司非常常见,以至于我们的司法裁判丧失了自身的特征,简直成了特殊法庭。

我们知道政府正在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强烈要求尽快解决它。

在上文中,我们只是简单而一般地指出,在我们看来,应该如何治理阿尔及利亚。我们还没有提到成功的条件,以及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能够提纲挈领的那一个;这一个条件并不在非洲,而在法国。到目前为止,非洲事务还没有引起两院和政府机构的足够重视;我们认为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一点。在阿尔及利亚的和平统治和快速殖民无疑是法国目前最大的两个全局利益;它们不仅本身重要,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在欧洲的优势、我们的财政状况、我们一部分同胞的福祉、我们的国家荣誉,都在这里集中体现。然而,我们却没有看到国家的大人物们聚精会神地研究这个问题,也没有明确哪一个应该直接对其负责。政府是要为国家利益和自身的存在服务的,但似乎没有人对非洲事务倾注应有的热忱和关切。在此事上,还没有一个统一有力的指导思想,也没有一个大家都同意且遵循的计划。我们需要一个开明而富有活力的意志来指导(有时也要强迫)那些次要权力。

先生们,委员会认为,假如在这一点上隐瞒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对你们的不负责,也是对自身使命的不负责。我们讲得有分寸,但并不犹豫。

委员会所说的话,乃是纯粹出于对公共福祉的热爱,并未考虑任何个人或政党。

只要行政改革及人事任免等方面的改进还停留在细节上,那都将是无效的。最有益的意见不会被采纳,最好的意图不会开花结果。相反,只有当政府和议会出来领导这件大事的那一天,一切才是可能的、甚至是易如反掌的;到那时,一切的决议、方案才会结出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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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4-15 19:54 |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米尔德丽德 于 2020-4-17 12:24 编辑

关于出征卡比利亚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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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在继续谈具体的拨款问题之前,认为有必要与你们谈谈最近发生的一件大事。在最近的会议上,我们获悉非洲正在准备一次进入卡比利亚的探险。这种事让我们大吃一惊、深感不安;因为这会使非洲的局势发生深刻变化;并对拨款数额产生巨大的影响。

听到这个消息,全体成员都深感遗憾,大家的共识是希望叫停这次行动。为此我们请来了战争部长,问他是否确有此事。战争部长承认确实有一支远征队准备在5月初从阿尔及尔和塞提夫出发去贝贾亚(Bougie);但他补充说,这次行动一定是和平的。委员会相信他的话,但此时来了比若元帅的一封信,他虽然给出了同样的保证,但似乎对不进行战斗感到遗憾,认为除非“用火葯说话”,否则当地人就不会真的臣服。

因此该行动就相当于正式宣布了,于是在委员会内部引发了辩论。一些成员对战争部长的解释感到满意;但绝大多数人坚持认为这次探险是令人遗憾的,很希望政府阻止它。在报告的稍后部分似乎有必要正式写上委员会的意见。根据记录,大多数成员认为这次行动是失策和危险的,它必然导致此后类似行动越来越多。辩论中的尖锐观点和激烈表达都写在会议记录中。

政府会知道吗?委员会的多数人认为让政府知道此事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但通过何种方式呢?

有人认为,应该再请战争部长到委员会来一趟,向他本人传达上次谈话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另一些人认为,更合适也更得体的做法是由委员会主席亲自去见战争部长,向他传达委员会的意见,并解释该意见所依据的理由。这个想法遭到少数派一些成员的攻击,他们说这种形式会使多数派的意见看起来像一个禁令,让人觉得有削弱王权的嫌疑。多数派则反驳说他们的办法不可能导致这种嫌疑;他们只想向政府表达自己真诚的意见;之所以让主席去给战争部长送会议记录的副本,只是为了给自己的意见赋予一种鲜明的特征,使政府能够真正重视起来。

经过了这些辩论,主席就去见了战争部长,向他宣读了委员会的意见,并留下了会议记录的副本。

委员会于4月11日收到了战争部长以皇家政府(gouvernement du roi)的名义写的回信,他在对委员会向完全属于皇家特权范畴的问题伸手表达了惊讶之后,拒绝了继续沟通的要求。

这都是事实,先生们,议会明白这些事情很严肃。

委员会的大多数人认为卡比利亚探险是危险的和失策的,这究竟是对还是错呢?是否如政府指责的那样,向战争部长表达这方面的意见就僭越了自己和议会的职权呢?这值得研究。

先生们,卡比利亚的问题并不新鲜,它可能是政府和议会最经常研究的问题;而且主要负责机构的意见一直以来也比较一致。所有的非洲事务委员会,如1844年委员会、1845年委员会和1846年委员会都清楚地表达了不应在卡比利亚进行冒险的想法。政府也明确同意。苏尔特元帅多次在议会表达过同样的意见。战争部长本人不久前也公开表示过,还向委员会提供了一些与殖民地总督的通信材料来证明自己。

试问,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卡比利亚探险,和一直以来所讨论的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呢?我们说:“一次和平的行军。”先生们,让我们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严肃的事情。我们说,今天探索卡比利亚的条件比以前更好,这是可以的;但千万别以为其性质会有什么不同,即使是那些计划和执行的人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同。

5月10日的《阿尔及利亚箴言报》指出,如果法国人认为所有的卡比利亚区域都已经臣服,那就大错特错了。还有一个30~40里约长,25里约宽的区域完全没有屈服(除了贝贾亚附近的三个部落外)。

同一天,总督发布了一份公告,向卡比尔人宣布,军队将进入他们的领土,驱逐那些煽动反法战争的阴谋家。他对他们说,他不愿意打仗,也不愿意毁坏财物,但他们中间若有人想打仗,他也做好了准备。先生们,请不要弄错,在这里,武力征服卡比利亚就是我们的目标,正如以前我们对其它地方做的那样。

此时,一万名精锐士兵,分成两队,正在向着卡比利亚进发。不论卡比尔人多么有活力,多么熟悉当地复杂的地形,都依然不是我们的对手,这是很确定的。我们今天非常了解阿尔及利亚的土著人和他们的战斗方式,因此无需怀疑。我们部队的优势会使抵抗非常短暂,甚至可能阻止抵抗的发生。这次行动的错误和危险不在这里。

我们要在卡比利亚做什么?是为了获取一块可以建立农业和欧洲工业的土地吗?可是那里的人口密度和我们法国的许多省一样大。土地也被分割成小块,且都有地主,与欧洲一样。我们殖民的空间不在那里。

如果去那片领土并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话,那么我们是否需要担心他们反过来入侵我们的领土呢?比若元帅在议会里亲口说过:“卡比尔人既不侵略他人,也没有敌意;当我们去他们那儿时,他们会极力保护自己,但他们并不主动出击。”

的确,征服卡比利亚,就为我们对摄政区的征服拼上了最后一块拼图。但我们为什么要急于去完成这个拼图呢?我们的好运气使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碰到了独一无二的条件,其他征服者是没有这种运气的:一个国家被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区域,有两张完全不同的面孔。我们可以分别拿下它们,想什么时候征服就什么时候征服,想征服哪个就征服哪个。浪费这么好的机会明智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想一想:打败了卡比尔人之后,要如何统治他们呢?

议会知道,卡比尔部落与阿拉伯部落绝无相似之处;阿拉伯人的社会构成类似于贵族制;通过统治他们的贵族,我们就统治了所有其他人。而卡比尔人的财产形式和政府组织则类似于民主制;卡比利亚的部落比阿拉伯部落小、活力大、不像阿拉伯人那样狂热,但比任何人都更热爱独立。在他们那儿,每个人都参与公共事务;当局的权力很弱,选举使得权力不断转移。如果要找个欧洲国家来比较,你可以说卡比尔人与中世纪的瑞士联邦相似。我们是否相信,这样一个国家会在我们帝国的长期统治下保持安静?它是否会服从我们,而不需要军事机构的监督和约束?如果它反叛的话,我们是否将被迫再进行多次远征,武装平叛,恢复秩序?被迫管理这些因世世代代的仇恨而分裂的部落,我们能在照顾一部分人的利益时,不引起其他人的仇恨吗?另外,如元帅的公告所说的,假如他们内部发生战争,我们会不会被迫再次干预?因此,我们今天所采取的行动只不过是我们不得不采取的一大串行动的开始;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它最终导致的结果,先生们,不是说我们会战败,而是说我们在非洲的军队数量和开支将不可避免地增加。

特别拨款委员会去年表示:“我们认为,和平关系是确保卡比尔人屈服的最佳,也可能是最快途径。”议会也很好很快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