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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澎湃】皮国立:1918年,中国是如何挺过疫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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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4 20: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718540

皮国立

2020-02-04 09:5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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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世界大流感之疫情,无疑创造自黑死病以来单独一场疫病损失人口最多的记录。据英国《泰晤士报》报导,1918年9月到12月,欧洲就死了600万人。而全球在这波疫情中,“至少”有2000多万人因此殒命,至多则是杀死一亿多人。由于当时没有检验微生物的器具,故无法精准地判断死亡人数,一般认为实际的死亡人数,绝对比账面上的统计数字更多。那么,在这波全球疫情大流行中,中国是如何挺过来的?


1918 年在美国Fort Riley军营医院里患流行病毒感冒的军人

疾病史自有其脉络与轨迹,对于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们,可能多不知道1918年的全球大流感疫情,对中国疾病史的意义。那年,对中国而言是个不平静的一年。上半年初,延续着去年的瘟疫,北从山西,延伸至北京、天津,南至南京一带,都受到了肺鼠疫的侵袭。这场肺鼠疫,在当年的4月初消散,家住山西太原的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记载,1918年2月5日:“省城戒严,藉名防疫,断绝交通。”当时防堵肺鼠疫扩散的方法就是断绝交通,以阻止人群进行大范围的移动。到了4月10日,日记已记载防疫工作告一段落,人民往来与交通都转趋便利,这和报纸所刊载之各地鼠疫疫情之退散,是一致的。至于流感疫情呢?

首波疫情爆发之情况

有研究认为全球大流感之病源起自中国,但在当时还无法分析“病毒”的年代,这样的判断有失武断。因为在1918年2月,美国本土已有流感疫情,3、4月间,流感更是从“一个军营跳过一个军营”的扩散开来。至于中国的流感疫情从何时、何处开始爆发?由于当时信息流通不若今日方便,所以只能依据文献资料来说话。目前看起来,中国的流感疫情爆发应该是从当年5月底开始,从北方,包括长春、天津、北京开始,再逐渐往南扩散至上海等地。

5月底在东北长春地区,有一家机器面粉工厂,传出工人罹患头痛发热之症,传染力甚强,“十居八九呻吟痛苦”,无法工作。在该地的日本警察已有防备,将罹病之人用红印盖胸或头,以资区别。而中国的警察厅厅长也想办法降低疫情冲击,并展开所属管区内的疾病调查。在天津的状况,则是北洋防疫处很快掌握疫情,发出告示:“查津埠近来因时令不正,发生一种流行性感冒之症,感染者甚众。虽此症无甚危险,要不可不慎为防范。”并通告尽量不要和病人接触,民众自身要注意调节冷暖,如有病状发生,可至北洋防疫处陈述病情并加以治疗,不可“观望自误”。至于上海的疫情,则是罹病之人呈现“足软头晕、身热咳呛”的状态,但症状都很轻微,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处长史丹莱(Authur Stanley)医官在6月6日确认这波疫情就是流感,而且与北方所流行的疫症相同。随着疫情扩大,报纸宣称各机关员工几乎都有半数以上染病,人力不敷使用,电车的班次因而停驶或缩减而停驶,甚至许多卖票员、司机都罹病了,发生找外行人来代班,结果发生电车事故的意外。

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全国的疫情都一起爆发,包括两湖、广东地区都出现类似病症,其特点就是传染速度极快,但死亡率很低。江苏的镇江在6月时也爆发疫情,染病病患“周身骨痛头晕发热”,据报此病传染速度惊人,“城乡居民男女患病者亦几三分之一”,幸好病情不严重,甚至可“勿药霍然矣”。两湖地区的疫情与今日颇有可比之处。当时该地区有兵灾、有水灾,冲淡了人们对流感的戒心。6月初,长沙地区约有2000名兵士罹疫,全部挤到汉口来看医生,这种没有控管的跨区人口移动,很容易导致疫情的扩散。这些士兵罹患的症状多为“骨痿及腹痛、牙痛、喉痛”,当地军医也无法处理,陆军部军医司准备了大批防疫药品,准备运往汉口;而观“骨痿”与“牙痛”显然不是流感的主症状,只有前者可能是指罹疫后所呈现之身体虚弱、无法正常行动的状态。更有可能的是,这些病兵有罹患各种疾病的状况,但是报纸报导时却没有加以区分,甚至缺乏相关检验技术,医生也无法分辨其疾病,当然无法采取有效的隔离,只能任由病患跨区域移动。邻近之武昌,随后也难逃疫病袭击,幸好并不严重,只是谣言四起,有人说是河流中的尸水导致,又说是吃太多苋菜或豆腐罹病,众说纷纭、弄得人心惶惶。这是大疫中常有之现象,官方应及时公布最科学和最公开的讯息让民众知道,这是一种必要之普及科学教育,当时的时空背景难以达到,但武昌一地之警务处处长颇有积极作为,要求警察严格取缔贩卖腐败食物的摊商,还取缔散播谣言者,并发布消息希望当地各慈善团体要一同开会,研究防疫办法,研制防疫药水、药丸,以供民众服用。

第一波疫情到了当年7月,基本上可以说已经趋缓,但并非完全消失。当时在报上仍有一些地区有零星疫病记载,包括中国南方的嘉兴、镇江、杭州等地,也可能是疫情局限在这几个地区,没有扩散,故未受全国关注,也未记载官方有更积极的作为或防范措施,这是一大失策。因为传染病的病毒会变异,特别是从全球流感史可以看出,第二波疫情来袭时,通常更加严重。

第二波疫情爆发至消散

至9月底10月初,疫情再度从南方爆发,并在当月中旬传到北方。在中国南方,疫情似较北方更严重,政府的应变能力也较北方逊色。京、津地区在上半年已经过一场肺鼠疫的洗礼,整个防疫机制与政府的动员能力都展现出来,也可能是京、津为当时的政治中心,所以政府官员似乎比接下来要探讨的南方官员反应来得更为积极。根据报载指出:“北洋防疫处处长刘韵波,以现在外间发生时疫,召集医务、技术、检疫各科长开会研究,据各科长云,因近来空气不洁所致,而西医称此疾为轻毒传染流行病,惟老人素有心肺病者,染之最为危险。当即派人员赴各区检查各客栈之旅客,倘有受此种疾病者,随时医治;遇病势危险者,即抬送就近防疫医院以防传染。”北洋政府内务部有关防疫工作的指示也不少,内务部迅速发文各机关查照,在办公处或居住地方喷洒避瘟的各式药物,北京前门东、西两大车站也开始实行防疫、管控出入与往来商旅。而官方也积极联系媒体、地方仕绅、乃至动员罪犯,扩散清洁卫生的知识与行动,共同扑灭疫情。在那个时代的防疫官员能做到迅速检疫、救治、隔离,已非常不容易。离开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其他北方地区,状况则不甚理想。在奉天的几个乡镇,有人逃出并散播消息,说是:“乡间时疫之猖獗,甚属可怕,因患是症而死者,每屯每日均不下十余人。”因此,进城买棺材的人络绎不绝,城内大小棺材店铺所售之棺材,都已售罄,可见时疫相当严重。至于在省城则大概死了300多人,报上分析认为,染病而死的人尤以下层社会居多,因为这些人比较不讲卫生。河南省也是疫情的重灾区,报载南阳大疫成灾,棺材已供不应求,须先行订做;另外像是办理丧事会用到的白布,也被一扫而空,迫不得已,丧家只好以“麻纸”代替,乡间更出现“白布满村”的骇人景象,据当地人表示,大约已有2成的人死亡。

南方的疫情,则主要集中在江苏和浙江一带。例如报载江苏松江区:“松邑自入秋以来发现一种轻流行病,虽无大害,而传播极速,近日传染更甚,亦有因而死亡者。闻乡间更较城市为多。”许多乡间民众前往城市买药,往往携带十几张方子,涌进城中药铺大量采购;而城中药铺无不大发利市,海捞一笔。浙江省也发生了较为集中的疫情,而且更加严重。例如报载:“绍属上虞乡,入秋以来发现一种最剧烈之时疫。初起时类似伤风,如带咳嗽,命尚可延,否则一经腹泻,旋即毙命。地方苦无良医,又无病院,若遇此症,坐以待亡,甚至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人,十人九死,贫苦之户最居多数,哭声相应,惨不忍闻。盖自发现是疫以来,死亡人数已占百分之十,棺木石板所售一空,枕尸待装不知其数。”这是当年流感疫情最严重的时刻,若真是死亡人数超过当地总人数的10%,当比武汉发生的新型肺炎死亡率更高。嘉兴南乡一带的疫情也是“十有九死”,这两地都缺乏政府官员关注,官方也未有积极的防疫举措。一如浙江湖州、安徽芜湖一带的疫情被揭露,不是因为政府告知媒体,而是疫病使得当地民众纷纷逃离疫区,消息才遍传全国。相对的,在北方就没有爆发民众逃离疫区的行为。

而正如报纸报导,这次疫情在医疗资源较为充足的大城市,死亡率较低,而在南方的乡间,医疗资源不足,加上政府力量又鞭长莫及,只能任民众自行去面对瘟疫,只能靠慈善团体和地方同乡会的力量。例如红十字会的临时医院在9月底已经成立,绍兴旅沪同乡会在疫情逐渐转趋严重时,开始出钱招募医生,施医给药并捐赠棺木,还与红十字会密切联系,成立几支临时的医疗队伍,深入各乡村治疫,上海济生会同样派员携带药品前往疫区救治。地方官员若真有一些贡献,仅是在陪同视察、维护秩序与协调方面,此外,各医疗队伍会请地方官员行文布告,告知民众救疫的临时医院就设置于乡镇内的义学中,施行免费的诊治与给药;各公所、村庄皆黏贴布告,通告如果有新发现瘟疫爆发的地点,要立刻通报红十字会医疗队,以便进行救治。医队并请各乡之自治会派人讲论善后的卫生之方法,希望能完全杜绝疫情的扩散。南方疫情虽较北方严重,但幸亏同乡会的居中协调,与官方、慈善团体建立起良好关系,共同扑灭疫情,否则情况必定不堪设想。

此外,它们还显示了,即使拥有有效的医疗资源,也要有整合的力量和机制,并让民众有知道、熟悉疫情之管道,在没有网络、手机的时代,同乡会的热心联系,缓解了信息沟通不良的缺失。

当年12月之后,渐渐进入严冬,中国北方下起了大雪,流感疫情渐渐趋缓。

余论


顾维钧

对于这波流感之疫情,笔者认为中国的疫情并不如西方社会来得严重。可以从这样的对比来观察。中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1888-1985)回忆,在1918年大战将露结束之契机时,他不能去巴黎参加和会的原因,除了美国的外交奥援,让他必须停留在华盛顿外,还有一个也许是更为重要的理由,即顾的妻子被大流感夺去了生命。他说:“1918年10月,我妻病故。当时正在流行西班牙流感,她成了牺牲品。她的去世对我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她患病后仅几天便死去,留下两个孩子,一个一岁、一个两岁。据我记忆,那次流感相当可怖。驻华盛顿的其他外交使团也罹此厄运。西班牙武官在为日本武官送葬后的四天之内亦死于同病。在我的使馆内,三秘夫人和二秘之子也都在十天之内死去。流感如此猖獗,以至为死者寻求棺木亦成难事。妻子的去世打乱了我小家庭的安宁。而那两位职员的悲伤则使整个使馆的气氛极为消沉。”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出这桩悲剧,但必须注意顾的妻子是在美国死去,那是在流感非常严重的异乡。

另一个反差的例子,回到中国来看,精研**思想史的专家萧公权(1897-1981)则幸运逃过一劫,他说:“民国七年六月我在青年会中学毕业。那一年春末夏初,蔓延全球,死人无算的流行感冒病症(influenza)传到了上海,我也染上了。在大考前的星期四下午感觉不适,星期五勉强上课,到了晚上便不能支持而病倒了。当时认为是平常的“重伤风”。同学好心给我饭食,都不能下咽,只是口渴,大喝冷水。卧床三天之后,勉强能够起身。虽然全身酸痛,却喜无碍动作。到了星期一我居然能够去应毕业考试。这个险症我竟糊里糊涂地熬过去了。这可说是“勿药有喜”,也许是命不该绝。萧说的“重伤风”一词,在中文意义中不过就是比较严重的感冒,它并未给人一种致命、恐怖的感受,况且萧不但未求助任何中西医,还靠着自己多休息、多喝水而康复了。这或许是两个极为巧合的例子?但其实对比美国疫情爆发之初,中国对罹患流感的人,其描述仍多以传统中国医学外感热病之话语,例如重伤风、寒热、时症、咳嗽或脚软、骨痛等轻微神经症状来描述;而美国在流感疫情爆发之初,许多医生即观察到病人吐血、咳血、五官出血等症状,而且很多描述身体发青、紫等缺氧,最后窒息之状态;欧美患者最后多是因并发肺炎而死,而中国呢?一般症状都较为轻微,而死亡者多为缺医少药而导致,极少资料显示是医治无效。

除了中西医解释上的差异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病人的外显症状比较轻微,而美国的流感多引发肺炎与败血症,死亡率更高。同样一个时期流行的病毒,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差异,笔者认为当时中国主要的医疗力量仍是比较占多数的中医,西医还是比较少的。在抗菌抗病**物出现以前,中医治疗发烧和感染的技术,不会输给西医,但这样的推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

分析1918年大疫中官方力量之投入,显然有南北差异。北方官员的应变能力与举措,已有一定的水平,但南方乡镇则没有太多政府资源可供求助。一般来说,红十字会、中国济生会这样的团体,原本都将施济的对象设定为受天灾、兵灾的人民,而不是罹患流感的病患。但这次疫情,明显因为地方同乡会、仕绅的居中联系,促使具有医疗能力的慈善团体派出数支医疗队伍驰援,不然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在那个时代,临时性的医疗增援与支持系统不足,医师应变的能力也不足。刘大鹏在6月20日的《退想斋日记》就写到:“瘟疫流行,医家甚忙。而目前庸医不能治病,且能藉医牟利,无钱即不往医。”中西医医治流感之技术与能力,参差不齐,没有能力的人,甚至是底层民众,比较无法获得合理的医疗对待,常常坐以待毙,这都是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应该设计更多可以临时抽调的医疗人力,这里面绝对包括中医,中西医的整合与分工,应该平日就要确立紧急运作之模式,才不会在疫情爆发时,让病患陷入无医可治的窘境。这些讯息透露一定要及时且透明,用事实报导疫情,让全国各卫生负责单位有应变的时间,才能有效处理疫情。

(作者为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出版过《医通中西——唐宗海与近代中医危机》、《台湾日日新——当中药碰上西药》、《近代中医的身体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中医抗菌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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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1 10:48 | 显示全部楼层
笔者认为当时中国主要的医疗力量仍是比较占多数的中医,西医还是比较少的。在抗菌抗病**物出现以前,中医治疗发烧和感染的技术,不会输给西医,但这样的推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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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8 11:17 | 显示全部楼层
小驴 发表于 2020-2-11 10:48
笔者认为当时中国主要的医疗力量仍是比较占多数的中医,西医还是比较少的。在抗菌抗病**物出现以前,中医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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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关键是现代医学在国内已经成熟的情况下中医是否还有保留的必要,而在只有中医的历史时期中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无需置疑的。譬如在物资充裕的年代吃鼓吹吃草根树皮的人非蠢即坏,但在饥荒年代这样的作法是无可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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