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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澎湃】帝国史︱法兰西帝国:正式帝国(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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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30 22: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哈里.谢顿 于 2018-8-20 19:06 编辑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97376

郑非/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2018-07-28 10:2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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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帝国示意图。绿色代表第一殖民帝国时期,蓝色代表第二殖民帝国时期,蓝色横条形代表法兰西帝国极盛时期势力范围。

一、租界昭示的法帝国性格


上海浦西市区的原法租界,道路干净清爽,两边满是法式梧桐、花园洋房、咖啡馆与画廊。事实上,在晚清到民国期间,这里的法租界就已经是一个高档社区了。相形之下,当时的英租界给人的印象就比较淡薄(外滩多的是高楼大厦,更像一个纯商业区)。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同为租界,为什么英租界看起来就没有法租界那么宜人?

法国汉学家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在《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一书中回答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英法两国在租界管制上的理念、做法完全不同。用白吉尔书中的话来说,“公共租界采用大不列颠的自由主义制度,法租界则奉行雅各宾派的传统。一边是商人寡头挖空心思维护自身的利益,另一边则是专制官僚自称要为共和理想服务。”

大致来说,公共租界的管理方式是商人自治。对这些商人,英国领事告诫道:“在华英商应该自强自立,要懂得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旦放弃了这种态度,过多地依靠国家帮助,他们就不再是企业家……不再是英国人。”这个商人自治组织工部局(公共租界的领导机关)对市政建设兴趣乏乏。该租界的公共设施由私人投资,以获取盈利为目的,这样就既不充足也不普及(有也只供外国侨民使用,尽管在十九世纪后期已经有大量中国人选择生活在租界)。

但是在法租界,情况就两样了,奉行的是巴黎的垂直行政管理。白吉尔指出:“如果说公共租界的地位更加接近于**的地位,那么法租界则像是一块受巴黎政府管辖的殖民飞地。”法租界公董局(法租界领导机关)董事会虽然是纳税人选举产生,但要听命于法国领事。法租界的年度行政预算是在巴黎规划制定,由法国外交部直接派发,市政建设的经费也得到了法国国内的支援。相比起英国商人,在沪的法国商人要少得多,行政官僚、医生和传教士居于侨区的领导地位,其主要活动并不是求取利润,也不具备同巴黎抗衡的动机与实力。所以相比工部局,公董局更像一个巴黎派出的政府机关,有“大政府”的气魄。

这当然源自法国大一统的政府集权传统,但公正地说,法国人对其属民,确实也要比英国人来得更“一视同仁”。虽然纡尊降贵,但是公董局或多或少地表示出对整体利益(租界的中外居民)的某种关心。“例如,自1862年起,法租界就有计划得进行公共道路和堤岸的建设。反观公共租界所开辟的公园,直到1928年都禁止华人入内。”又比如,在公共租界,自来水由私人运营,向私人开放,而在法租界,则是面向全体免费的。这出自法国大革命时代共和理想的遗泽:人人平等、社会进步和理性规划。

在这种普世性格的共和理想光照下,法租界在1914年就引入了两名中国士绅进入公董局担任咨询董事,这一举动比起公共租界要早十二年。

以上并不是在说,法租界的治理要比英租界好,只是想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从上海法租界的治理模式上可以看出整个法兰西帝国的方略与性格

二、是什么在推动法国的海外帝国扩张事业

在继续叙述之前,需要对法兰西帝国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与辨析。

我们这边讲起法兰西帝国,浮想在脑中的景象总跟拿破仑扯不开关系: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开创了法兰西第一帝国(1804—1814),他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三世(Louis-Napoléon Bonaparte,1808—1873)建立了第二帝国(1852—1870)。但如果从法国海外殖民史的角度来讲,则法兰西的帝国史可不止有这短短近三十年,而是另外有一套时间设置。

一般我们认为,自十六世纪中叶以来,法国在两个长时间段中拓展并保有一个殖民帝国:1534年至十八世纪晚期是第一殖民帝国时期,1830年到二十世纪中晚期则是第二殖民帝国时期。在它的顶点,法兰西帝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几个帝国之一,占据一千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土地。

法兰西第一殖民帝国是从十六世纪早中叶开始的,当时,在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竞争中,法国开始在北美、加勒比海和印度建立商贸点与殖民地。从一开始,法国人的殖民行为就与英国人非常不同。日后德意志帝国的首任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打趣道:“法国有殖民地,但没有殖民者。”俾斯麦虽然评论的是他那个时期法国人的殖民行为,但征诸历史也是非常准确的。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其有关法国北非殖民地的文章中写道:“法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领土的范围,它的富饶,一直以来都位列大陆强权中的头等。陆地一直是展示它力量与荣耀的国家舞台。海上贸易只不过是它存在的附属品。海洋从未激起,也永远不会激起那些航海和商业民族对其会有的那种尊敬和国家情绪。海洋事业从未吸引法国的重视,也没有获得财力或人才方面的帮助。”[参见耶鲁大学政治学者Jennifer Pitts翻译和编纂的托克维尔文集《论帝国与奴隶制》(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编者注]

除了少数商人与冒险家,很少有法国人愿意出海定居。拿法国北美殖民地新法兰西的重要据点魁北克来说,1763年法国在七年战争中失败,将其割让给英国人,当时魁北克的法裔人口总共才有五万到八万人(其他地方最多再有两万人),而英国的北美十三殖民地总人口已经达到了两百万,实在是众寡悬殊。

由于缺乏足够的殖民者和足够的商业与社会刺激,法兰西第一殖民帝国无比脆弱。当英国人以海养海,获得海上霸权之后,法国在连串海外战争(从1740至1748年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到1793至1815年拿破仑指挥法国军队对抗反法联盟的系列战争)中就居于下风,并逐渐丧失了绝大部分海外殖民地。强势如拿破仑•波拿巴,考虑到法国在北美的大片领土并无人居住因此难于保卫之后,也只能在1803年,无可奈何地将路易斯安那以极低价格出售给新生的美国。

拿破仑埋头建设自己的大陆帝国无暇他顾(其帝国旋起旋灭,无足道),之后复辟的路易十八(Louis Stanislas Xavier,1755—1824)在位差不多十年(1814年4月至1815年3月,1815年7月至1824年9月),坐守困城也没有什么海外作为。直到1830年,法国才几乎从零开始重启其海外征服事业。当年,法国入侵了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并在其后的十七年里征服、控制了这片土地。这成为法兰西第二殖民地帝国的肇始。

但一开始,代表商业寡头掌权的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 Philippe I,1773—1850)其实对海外征服并不感兴趣,是到了拿破仑三世时期,法国才真正用心投入到这项事业上来。拿破仑三世自觉继承了叔父的事业,所以对对外冒险颇感兴趣(而且法国经济在他的统治下有一个迅速成长期,他也建立了一支颇有能力的官僚队伍,所以有此资本)。在他的统治下,法国在北非、西非、墨西哥、印度支那和叙利亚等地都有行动。到拿破仑三世统治结束时,法国海外领土的面积增加了两倍,达到了一百万平方公里。

但是第二帝国真正的成长则是在第三共和国时期(1870—1940),帝国的面积较前增加了十倍(主要是在北非、西非和印度支那)。这有几个重要理由。其一,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政治动荡终于落下了帷幕。在此之前,法国始终有足够多的国内问题要处理,没有精力放在海外事业上。其二,普法战争(1870—1871)的大灾难大大刺激了法国人,甚至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法国人对海外帝国事业的态度。这可以再分别细说。

首先,法国人有迫切恢复大国地位、走出屈辱的心理动机。在有些学者看来,法国的帝国主义态度明显是由民族主义所推动的。曾经两度担任法国总理的茹费理(Jules Ferry,1832—1893)是殖民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他强调:“如果一个人只是呆在后院,就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他认为:“所有的欧洲大国都在实施殖民扩张政策,我们也必须这样做……法国不能只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她也必须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欧洲的命运中行使属于她的所有影响力。她必须在世界各地传播这种影响力,带去她的语言、习俗、旗帜、武力和精神。”

其次,当时德国无论在人口还是出生率上面都要远远超过法国(法国1871年的人口年增长率为0.3%,是整个欧洲最低的),法国需要在外部寻找人力资源充实自己。当时的普遍认知是,“为了拯救一个小法国,必须有一个更大的法国”。在一战时,帝国动员数百万海外属民为法国而战为这一动机提供了证明。

最后,由于普法战争耻辱性的失败,法国的军人有挽回颜面的需要。任教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系的英国学者克里山•库马尔(Krishan Kumar)在自己的近著《帝国雄图》(Visions of Empire:How Five Imperial Regimes Shaped the World)中描述了法国军人的这一愿望:“在撒哈拉沙漠和印度支那的丛林中,他们将消灭1870年至1871年的耻辱。此外,他们敏锐地感到这项任务降临到他们身上,他们既有最大的需要,也有最好的机会。他们经常主动采取行动,对巴黎文官政府的指令置若罔闻。”

那么还有没有经济上的原因呢?尽管有一些法国殖民主义者提出,“殖民政策是工业政策之女”,法国需要出口与投资的市场,所以要对外扩张。但库马尔指出,经济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说法。1882至1886年间,法国与殖民地的贸易只占法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71%(到了1909至1913年,上升到10.2%),而同时期英国与其殖民地的贸易要占到英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三成以上。法国的对外投资的重心是奥斯曼土耳其、东南欧、俄国和南美洲,也不是自己的殖民地。在1900年,法国对外投资的71.1%是在欧洲(俄罗斯就占了25%),只有5.3%的投资是花在了法国自己的殖民地身上(到了1914年,终于上升到8.8%)。正因为如此,库马尔尖锐评论说,在法国的帝国英雄万神殿中,商人们是缺席的,他们的位置由士兵取而代之。

与此相似的情况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居住在法国殖民地中的法国人只有七十万,其中五十万还集中居住在阿尔及利亚。在有些法国殖民地,法国居民的人数甚至要少于其他欧洲人。在法兰西帝国极盛时期,它包括1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6500万属民,但是居住在这个帝国中的法国人为数甚少。

因此,推动法国海外帝国扩张事业的,并不是殖民者所带来的社会与经济动力,因为它就是一个官方行为,其目的是政治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威望的考虑

三、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建设方略

在《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一书中,美国历史学者简•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弗里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对帝国给出的定义是:“帝国是一个庞大的政治单元,是扩张主义的,或在历史上扩张至广大领土上的,在兼并/整合新人群时仍维系区隔/差异和等级制度的政体。”

作者使用这个定义当然是为了凸显与民族国家的不同:他们认为,民族国家高举其人民的共同性,而帝国则承认其多元人口的不同;民族国家倾向于同化/驱逐以求一致,而帝国则海纳百川,自觉维持其属民的多样性,实施多重治理,从而凸显其属民的各自差别。应该说,这个定义是人们对帝国的主流认识。

法兰西帝国(尤其是第二帝国)与这种主流认识并不相符。如果说帝国是“多元”加“等级制”的结合,那么法兰西帝国则在相当程度上坚持“同化”与“大一统”。在所有这些帝国中,法兰西帝国似乎最有天下范,所谓“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法国的帝国架构与治理术混合着直接统治、同化政策与共和主义理想。如果说所有的帝国都努力在世界上复制自己的话,那么法国人的复制冲动是最显著的

下文将详谈法兰西帝国的这种治理术及其后果,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法兰西帝国会有这种“非帝国”的表现?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在法国历史上是一种成功经验,法国过去成功将内部纷繁复杂的多种文化、族群统合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从欧洲历史上看,法兰西无疑是最典型、最成功的一体民族建构案例。法兰西实际上是从北部一块地方(不超过现法国版图的一半)逐步扩张而来的。以下是依序落入法兰西怀抱的诸区:

十三世纪,说奥克语(Occitan)的郎格多克(Languedoc);十五世纪,说奥克语的阿奎丹(Aquitaine)与普罗旺斯;十六世纪,说布列塔尼语(Brezhoneg,凯尔特语族,很像威尔士语)的布列塔尼;十七世纪,说巴斯克语(Basque)的纳瓦拉(Navarre),说奥克语的贝阿恩(Béarn)、部分巴斯克地区,说加泰罗尼亚语(Catalan)的鲁西永(Roussillon)与塞尔达涅(Cerdagne),说德语的部分阿尔萨斯(Alsace),说弗莱芒语(Flemish)的部分弗兰德斯(Flanders),说奥依语(langue d'oïl)的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十八世纪,说德语的洛林(Lorraine),讲意大利语的科西嘉和孔达维内森(Comtat-Venaissin);十九世纪,说意大利语的萨伏伊(Savoy)和尼斯(Nice)。

所以,法兰西也是一个人口众多、族缘复杂的国家,其国家边缘生活着布列塔尼人、科西嘉人、巴斯克人、弗兰德斯人、阿尔萨斯人等等,他们的文化、语言各具特色,同法兰西人并不相似。直到1863年,根据法国的官方调查,还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国民是不说法语的。当时的旅行者从北到南的法国之行常常以“这个地方没有人会说法语”的抱怨为人所铭记。

在这样一个国家,国家认同其实是很成问题的。1706年,一位旅行者发现马赛人不承认他们是法国人。迟至十九世纪中后期,还有相当一批上述各地方的遗民心怀故国,抵制法兰西化。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在许多地方,“法兰西是被容忍的,而不是被接受的”。(France was suffered,not accepted.)

这些“外国人”是怎么变成法国人的呢?

首先,法国大革命对“法兰西人民”的形成有极大影响。在法国大革命中,革命者确实决定创造一种“法兰西人民”。他们的对策是赋予所有人平等的公民权利与个人自由,废除各地的封建特权,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用“共同意志”而不是血缘来定义民族。

在1789年11月23号国民公会辩论中,一位贵族革命者在谈到犹太人地位的时候说道:“对作为个人的犹太人,我们给予(国民应有的)一切。”这种反封建、平等与自由的革命理想与实践确实能吸引一部分人,阿尔萨斯和洛林人就“在革命和战争的锤炼下逐渐倾向于法国”。尽管他们说德语,但在革命理想的感召下却发展出来极大的法国认同。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吃这一套。1794 年,另一位革命者在国民公会陈述: “地方分权主义者和迷信分子讲的是下布列塔尼语,外逃贵族和敌视共和者讲的是日尔曼语,反革命分子讲的是意大利语,宗教狂热分子讲的是巴斯克语。”据其语义,自然是把持上述语言的部分人排除在“法兰西人民”之外。

法国(赋权之外)的第二方略,就是同化,这意味着否认那些古老的文化团体的自治权利。在那句“对作为个人的犹太人,我们给予一切”的名言之前,还有一句“对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我们什么也不给”。正如罗马尼亚裔美国历史学家尤金•韦伯(Eugen Joseph Weber,1925—2007)在其著作《从农民到法国人》(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1870–1914)中指出的那样,西部、东部和中南部的广大农村地带的法国化是到十九世纪下叶才完成的。这一目标的达成,首先要归功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体制,在这个体制下,行政高度集权,全国划分成一百个小省(每个省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县大小),几乎完全服从巴黎的支配。第三共和国再使用四种手段进行民族整合:普及义务教育、工业发展、政治参与、普遍义务兵役。随着强制法语教育的普及、全国市场的交融、基于阶级的党派政治动员以及各地士兵进入军队这个大熔炉,随着时间慢慢过去,上述地方才终于培养出了法国认同。

简而言之,法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方略是:赋权换忠诚,政府直接接触民众,以国家主义、世俗化行政一视同仁地实现“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方略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当法国人进行海外扩张的时候,他们信心满满地认为,如果学校和军队可以将农民变成法国人,他们就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将土生土长的外国人变成法国人。他们认为,强大的中央共和国家可以克服族群认同的障碍,用共和政治认同取代地方认同,化多元帝国为统一国家。而且说老实话,法兰西帝国内外的同化基本上是处于同一个时间段的,这样就更起着相互促进的作用。

官僚政治传统则构成了法帝国“大一统”外貌的另一个原因。美国政治学者迈克尔•罗斯金(Michael G. Roskin)在其畅销名作《国家的常识》(Countries and Concepts: Politics, Geography, Culture)一书中曾经这样描述法国的政治文化:“个体意义的法国人爱好自由,而公众意义的法国人却知道他(她)需要理性、秩序且非个人的规则。”

这一点在法国的国家结构上体现得分外明显。在旧制度下,法国就已经具有了政治与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的特征。自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架构也始终保持着“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外形,法国的地方单位自治权力相当稀少,中央直接插手地方政府的决策则是常态,任何重大的项目与行动都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和财政支持。当法国进行海外扩张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把这一传统带到了帝国管理习惯之中。(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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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10 19:4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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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1 09:3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哈里.谢顿 于 2018-8-11 09:39 编辑
forrea 发表于 2018-8-10 19:41
好看,请菊苣更新

郑非老师之前讲大英帝国的也很赞,本区有转载,可以在等下篇出来前先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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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0 19:07 | 显示全部楼层
帝国史丨法兰西帝国:正式帝国(下)

“同化”是法帝国区别于其他帝国最显著的特征,同化手段之一是在殖民地招募士兵。这张出自1892年5月21日出版的法国《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的绘图显示,法国殖民军队在科托努(Cotonou,今西非国家贝宁)上岸,塞内加尔士兵走在队伍前列。图片取自Wikimedia Commons

一、与英帝国大异其趣


讲法帝国,不能不把法帝国同英帝国做比较,因为两者在帝国攻守策略上恰成对比。

英国人比较喜欢通过签订条约兼并领土(这里不是说英国人不打仗),而法帝国则多依赖赤裸裸的军事征服。在北非,1830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法国全面军事征服了阿尔及利亚,并顺手兼并了临近的突尼斯和摩洛哥。在西非,法国从海岸上的据点出发,从西向东向内陆辐射。在一系列殖民战争之后,到1895年,法国将塞内加尔、法属苏丹、法属几内亚、象牙海岸合并为西非联邦,之后又合并了若干其他非洲地方。在东南亚,1862年至1887年间,法军逐次征服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将之合并为印度支那联邦。

英国人管理其帝国,基本上是撒手型的:在白人移民垦殖型殖民地,允许这些殖民地组织责任制政府并自行立法(形同大英联邦一分子)。在其他殖民地和保护领内,则尽量与旧有的统治结构与人物合作治国。例如在北尼日利亚,当地的税收制度和司法制度被英国保留继承下来,原有的土王、酋长与政治结构通过《土著政权法》也被维系下来(英国保留宗主权)。此外,每一个这样的殖民地,都有各自的立法机构(这些机构中多多少少容纳了本地的政治人物)和宪法,至少在表面上都以最终实现自治为目的。在基层,传统政治人物也往往有较大的裁量权,受到一定的尊重。

但法帝国则与英帝国大异其趣,以直接统治为其目的和手段。在印度支那是所谓的“杜美体制”,这是在保罗•杜美(Paul Doumer,1857 — 1932)担任印度支那联邦总督期间(1897—1902)改革完成的。

该体制有如下两大特点。其一,总督集权,财政、人事、内政、防务都归总督掌握,而总督由法国政府首脑任命,不受本地控制;地方会议只具咨询性质,各级官吏均向总督负责,地方自治权极少。其二,印度支那三国被分成五大区,各大区再分设省、县、区、乡、村各级(中央行政机构向各级再派出直属机构),各层级官员要么由法国人充任,要么置于法国行政专员的监督之下。

在非洲,法国的布置也差不多。拿西非联邦来说,其首脑是联邦总督,向法国中央政府负责。在联邦总督之下则是各领地的总督。再下一级是省和郡两级法国行政官员,他们主要负责管理殖民地的日常事务,在法属西非最底层的行政管理人员,则由土著官员组成。这种统治方式,“郡县制”的味道极其明显。

按道理说,“以夷治夷”、以本地人管理本地方能够最大程度节省统治成本,法国人也不是没有间接统治的需要与资源(在征服早期,法国往往缺乏足够的行政官员;法国还有一些保护领、保护国,它们的原有政治结构尚在)。但从法帝国的历史来看,法国人间接统治的实践虽然不能说没有,可往往都是暂时和地方性的法国的统治,一而再、再而三地体现出对混一宇内的偏好

越南这种早已有成熟科层制的国家不论,拿法国在非洲的统治实践来说,法国治理的这一特性可以说被展示得再清楚不过。比方说,在很多地方,土著政治人物属于被重点打击的对象。除了直接的人身清除之外,法国还通过重新划分政区、控制土地与限制土著酋长政治功能等方式,对本地传统政治人物施加控制。法国人大量提拔一批在传统社会中根基甚少的新酋长,将他们只当作主要负责征税、征兵的办事员使用。

1921年,法属赤道非洲大总督梅林(Martial Henri Merlin,1860 —1935)感叹:“在西非及其他地区,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全部摧毁了土著社会结构而不是改进它以便为我们的统治服务。”或者用法属西非大总督沃伦霍芬(Joost van Vollenhoven,1877—1918)的话来概括,就是“此区域没有两种权威——法国权威和土著权威。只有一种权威。地区长官一个人指挥,一个人负责。土著酋长仅仅是工具或附属人员”。

二、相对发育不良的法帝国

为什么法国人会做出这种选择呢?

首先,根据法国史家叙雷-卡纳尔(Jean Suret-Canale,1921—2007)的说法,法兰西帝国的属地多是由军事征服而来,而军事征服中的军队独断体制为许多殖民地的管理打下了基调。其次,即使在征服完成之后,许多法国官员对土著酋长仍持相当的怀疑态度

这是因为,一方面,“一批早期殖民官员深受法国革命的影响,是一些共和思想的信仰者,对法国的贵族恨之入骨。他们或是左翼共和派,或是反皇室分子,或是反教权主义者。理所当然,对于非洲的传统贵族和宗教首领,他们也抱着怀疑或敌视态度, 认为这些传统权威代表的是一股保守的反动势力。”他们给自己定位的角色是“解放者”,认为需要清除本地传统压迫者,以便获得本地居民的人心与爱戴。

另一方面,即使不那么理想主义的法国官员也对土著酋长不无猜忌之心,担心他们是“两面人”,或有谋反的念头/能力。不管他们当初在征服中是不是跟法国人站在一起,不少法国扶植上台的土著国王或酋长还是或被捕,或被迫隐退。仅在尼日尔一地,在1911年到1920年间,就有52名酋长被废黜。但最简便的解释仍然是法国人的强国家历史传统,这限制了法国人的政治想象力,使得他们在治理多元领土的时候显得更僵硬。

这种直接统治的治理方式到底怎么样呢?从理论上我们可以说,直接统治引入了一个强有力的行政体制,而有些学者(比如亨廷顿和福山)认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会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前提。但另一方面,现有的一些对帝国遗产所进行的研究并不支持这种理论上的推导。且学者们的一般共同意见是,今天的前英国殖民地的经济表现普遍要比前法国殖民地好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罗宾·格里尔(Robin M. Grier)在对63个前殖民地国家从1961年到1990年的经济表现进行对比之后指出,前英国殖民地的经济表现明显要比前法国殖民地好。在把比较对象缩减到24个非洲国家时,这项规律仍然成立。她发现,决定这些国家不同经济表现的主要因素是独立时人力资本的多寡。而在这方面,法属殖民地要明显劣于英国殖民地。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法属黑非洲地区高达95%的人口仍然是文盲。在法属殖民地,只有三分之一的一年级学生能够读满六年小学,而在英国殖民地中,这个数字是四分之三。这是因为,英国人通过用本地语言教学,有意识地努力避免疏远本土文化,对培训土著教师颇为用力;而法国人只用法语教学,师资始终不足,且学生同乡土之间颇有距离,同本土社会隔离开来。

其他多项研究肯定了罗宾的发现。比如,为进行更精细的对比,美国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CDDRL)两位学者亚历山大·李(Alexander Lee)与肯尼斯·舒尔茨(Kenneth A. Schultz)对喀麦隆做了研究。喀麦隆在一战期间被英法占领,西边一块地方归英国,东边归法国。研究发现,原英属殖民地部分的经济、社会表现就是要比法属部分好,在财富水平和公共产品上都是如此。原因是,由英国殖民的地区受益于间接统治体制(以及英国人并没有强迫劳役政策),这些政策产生了更有活力的地方机构,这些机构又反过来对本地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产生了正面影响。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英式普通法体系与鼓励经济增长的政策之间存在着强烈联系。他们发现,普通法国家对投资者的保护比大陆法国家家更强,而且相对来说,腐败程度也要更低。这是因为普通法更接近社会、更少大政府气质的缘故。英属殖民地由于继承了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因此要比继承法国民法传统的各法属殖民地表现要好得多。

总之,这些研究都指出,原英国殖民地要比法国殖民地,从社会结构上来说来得更健康而有活力。我们可以比较合理地做出结论:法帝国,由于它的治理术,是相对发育不良的

三、同化政策

“同化”是法帝国区别于其他帝国最显著的特征。英国著名殖民史学家菲尔德豪斯(David K. Fieldhouse,1925—)有一个结论被人广为接受:

“法国人处理殖民地与本土之间宪法关系的方法根源于1789年革命的共和主义原则之中。共和国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殖民地是共和国固有的一部分,应该在每一个特定层面上都被吸收到共和国中……该方法倾向于消除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所有差异,殖民地仅仅被看作母国在海外的延伸。这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单一的关税体系,也意味着本土地方政府的模式和法律被应用到殖民地上来,以及殖民地人民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得到代表和完全的文化上的同化。”(同化在法国的政策和实践中有多种含义,既包括单方面的文化灌输,也包括平等纳入。这里采取比较广泛的定义,包含政治、法律与文化多个方面。)

换句话说,法国人主张,法国的主权延伸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自动成为法国人,在文化上一致,在权利上平等。尽管这种想法并不符合实际,因此也显得有些虚伪,但是同其他帝国比起来,确实有更多一视同仁的气派。其他帝国即使对自己的属民再友好,也会坚持某种等级安排。拿英国人来说,即使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1869—1948)受到再多的英国教育,有再多的英国认同,英国也不会授予他公民身份。而法国人至少在理论上坚持了“赋权换认同、平等换忠诚”的条款,在现实中也多多少少有些相应安排。

这首先体现在法国向某些受过法国教育,担任过一定时间公职、拥有一定财产或在服兵役期间受到奖励的非洲人提供法国公民权,同时给予他们选举代表进入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的机会。这明显是学习罗马帝国的做法,用公民权来奖励扈从,在被统治社会中制造分裂,以点带面带动同化。塞内加尔是法国的模范殖民地,1916年法国通过一项法律授予塞内加尔四个老法国殖民镇公社的全体居民法国公民权(最早赋予他们投票权的法令是1848年颁发的),并规定各镇可派一名代表进入法国众议院。

在向成熟的殖民地开放共和国政治方面,法国人是颇为当真的。其中尤为典型的是阿尔及利亚。1848年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第四章第二十一条规定,立法代表总数为750人,其中应包括阿尔及利亚和其他法国殖民地的代表。阿尔及利亚被划分成三个省份,直属内政部而不是殖民部领导,阿尔及利亚可以往法国众议院派遣三十名代表(十五名当地人,十五名移民)。

第二种同化方式,也是最为人所重视的方式,就是普及法国文化教育。法国在非洲建立了一整套公立教育体系(英国则是私立居多),涵盖初等、中等、技术与职业教育各个范畴。土著学生学而优则仕,更优秀者则会被派到法国就读大学,鼓励他们与法国社会混合。虽然比起英国殖民地来说,法国殖民地的文盲程度较高(这是因为所有的教育都以法语授课、讲授法语文化,教科书以“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开头,罔顾本地语言与风俗习惯,也缺少足够的法语教师),但是对一小撮进入这个公立教育体系,被培养出的土著知识精英来说,这套文化教育体系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培养出了他们的法国文化认同。但我个人觉得,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并不是法国的文化教育方式,而是法国人对待殖民地知识精英的态度。

在英国人那里,殖民地中新成长起来的欧化精英普遍都有点挫折情绪,原因是,他们接受了西方式的教育,也培养出了新的价值理念,即一个人的成就应该由自身的作为决定,而不是任由出身支配。但是在英国殖民地中,一方面欧洲人把持着最重要的职位,另一方面,老的人身依附式政治结构与政治人物也作为英国间接统治的合作伙伴被保持下来,继续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英国官员通常要更认同非洲的酋长和印度的王公,而非这些自己培养起来的新知识分子,这是因为这些官员多来自于英国的中产阶级或下等阶级,从文化上来说通常更尊重贵族和社会出身,同时他们也担心这些新知识分子对自身职位的威胁。

而在本地社会之外,英国的高层政治与社会并没有给这些新精英提供一条晋升之道。这样,这些新精英自然就感受到了排挤,他们既没有办法完全融入新社会,在传统社会又无立身之所,很多人就只能自行其是,领导一个面向现代的民族主义运动,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日后成为印度开国总理的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和成为加纳首任总理的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1909—1972)等人就是这样一批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而法国方面就没有英国这样的问题。在去殖民浪潮中,法国殖民地的领导人通常都出自这些新精英,他们同英帝国的同行相比,是普遍缺乏积极性的。比方说费尔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1899—1985),他是一位相当有影响的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曾任法国众议院议员,娶了一位法国太太。1936年,他在自己创建的一份周刊上阐述了自己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观点:“假如能让我看到,阿尔及利亚确实存在一个民族国家,我就会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但……这样一个国家并不存在……任何人都不会在虚无的基础上构建大厦。”

塞内加尔首任总统列奥波尔德•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1906—2001)、科特迪瓦首任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1905—1993)的经历跟阿巴斯差不多,都曾经当过法国政府的部长,也都是法兰西联邦的坚定倡导者。比如桑戈尔作为塞内加尔的代表,是法国制宪会议的成员,参与起草了第四共和国宪法。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之前,他还在说道:“我所担心的,就是……我们可能脱离法国。我们必须留在法国,不仅留在法兰西联邦,而且留在法兰西共和国。”乌弗埃-博瓦尼则一直在强调他对法国的忠诚,1951年,他表示:“让我们在这崭新的一页写下一个誓言:将非洲变成法兰西联邦中最美好、最忠诚的领地。”

此外,可能还值得一提的同化手段是在殖民地招募士兵。从1857年开始,法国开始在殖民地招募土著士兵(以前也有,但只作为战斗辅助人员使用),组成了著名的塞内加尔步兵团,应用广泛。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开始实行普遍征募制,大量征召土著士兵加入法军战斗序列。对此,有学者评论说:“法国人做了其他殖民列强不敢做的事情:武装和训练大量有可能反叛的殖民地臣民。”当然,这种说法不算确切,因为英军也征召了大量的印度士兵。

但是法国在和平时期也实行普遍征兵制的做法确实是独具一格的。这是因为,军队,对法国来说,就是一种熔炉,对殖民地士兵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待遇。前面所说的桑戈尔本人在二战中曾在法军中服役,他所在的部队成了德国人的俘虏。德国人把该部队里所有黑人拉出来,准备当场处决。所有的黑人士兵在这个生死关头高呼的口号是:“法国万岁!黑非洲万岁!”当然,这可能只是一个历史片段。但是在独立浪潮中,法国各殖民地的军队通常都没有发挥什么政治作用,也许可以作为一个佐证。

四、为什么同化政策终究失败了

法国人的同化政策和帝国治理(一战尤其是二战之后,法国逐渐增加了对殖民地的投入)自然有效果。比如说,法国虽然是在非常不情不愿的情况下去殖民化的,在法属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都发生过流血漂杵的独立战争,但相应的是,确实也有相当一部分法属殖民地并不特别倾向独立。

1957年,新独立的加纳总理恩克鲁玛出访科特迪瓦,当时仍是法国殖民地的科特迪瓦领导人乌弗埃-博瓦尼跟他打了一个赌:“这是在两块国土上进行的一场赌博,一个已经选择了独立,而另一个宁可走一条艰苦卓绝的建设道路,与法国本土一起,建设一个人人享有平等权利和责任的社会……让我们抱着对我们邻国的实验充分尊重的态度,开始我们自己的实验。十年之后,我们再来比较两者的结果。”

乌弗埃-博瓦尼的这种态度并非孤例,应该说,法非共同体(法帝国在1958年通过的第五共和国宪法中的称呼)的绝大部分国家对独立一事都犹豫不决。1958年,时任法国总理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1890—1970)让这些国家公投选择留在法国还是独立,十三个国家中只有几内亚选择了独立(值得说一下的是,这些国家也没有选择成为法国的海外省,而倾向于成为联邦中的自治共和国)。

这种对法国的依赖心理,并没有随着各法属殖民地的独立而结束。现在,即使法国本土已经不再使用法郎这种货币,但是西非和中非的十四个国家仍然在使用法郎(由法国财政部提供担保),法国军队仍然驻扎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里。它的西非、赤道非洲殖民地至今还是以法语作为官方语言。在北非三国(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虽然官方语言均为阿拉伯语(在摩洛哥还要加上柏柏尔语[Berber]),并没有法语,但实际上法语是行政以及教育系统使用的语言,三国至今分别有32%、40%以及64%的人口使用法语。所以有人说,非洲仍然是法帝国的最后堡垒。

但我们也可以公允地说,法国人的同化政策确实也是失败的,并没有达到它所预想中的那种在海外化夷为夏的效果。法国人自己也承认了失败。从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法国人在一些殖民地开始用“联合”取代“同化”。所谓“联合”,其实就是英国人的间接统治术。当时的西非大总督指示,酋长“再也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土著所信任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将恢复到我们来这儿之前的样子,就是说恢复他们的酋长地位。”在赤道非洲,殖民政府也宣告:“我们必须在任何情况下确认、尊重和促进土著政治机构。”这种政策转向其实就意味着同化政策的失败。

这种失败其实是可以预料到的。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

其一,从最简单的物质因素角度来说,教化成本太高。而殖民地从来没有给法国以大的经济回报,这使得相当多的法国人认为在殖民地追加(物质或精神上的)投资是不明智的。其二,在有大量欧洲人存在的殖民地(如阿尔及利亚),欧洲移民同本地人的关系相当差,这样,官方政策并没有得到民间社会的响应。其三,相当一批殖民地官员与法国本土人士对同化的态度不一,前者可能更希望维持“差序”格局,不愿意将共和政治原则(平等与自由权利)在殖民地付诸实施。他们将殖民地人民视为劣等人,认为他们只配被统治。

可以说,“文化上尊重,政治上平权”的做法从来没有成为法国同化政策的主流,相反,文化同化与政治歧视倒是常常结伴而行。殖民史学家马丁·戴明·刘易斯(Martin Deming Lewis,1924—1970)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评论:“同化政策出错的地方,与其说它不合逻辑、不现实或者不可能做到,倒不如说人们就没有做出过认真的努力来把它执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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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26 02:21 | 显示全部楼层
前英国殖民地的经济表现明显要比前法国殖民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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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论亚洲的尼泊尔缅甸还是非洲的斯威士兰,最穷的国家都是前英国殖民地
另:法国人是什么时候产生的“祖先是高卢人”的民族认同的?明明是一群拉丁和日耳曼移民的后裔,看看自己的头发颜色有几个是红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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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6 12:52 | 显示全部楼层
前田左卫门利家 发表于 2018-08-26 02:21:17
前英国殖民地的经济表现明显要比前法国殖民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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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才有了同一民族的说法,但是法国本土有很多人都不认同,比如希特勒的前辈戈平瑙,这货就是个日耳曼至上的疯子,他提出来的观点是法国之所以富强是归功于以法兰克日耳曼贵族为首的领导下,也正是因为如此旧制度解体后日耳曼人为主的北法远比巴斯克人和拉丁人为主的南法优秀。ps:红头发的法国人最出名的还是伊莎贝拉于佩尔,布列塔尼和安茹大区的红发也挺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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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10 21:06 | 显示全部楼层
奉上法兰西帝国的最高荣誉,拿破仑创立的荣誉军官的星芒章,不过我的这颗是三共时期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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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1 08:26 | 显示全部楼层
文章最后一句其实总结的很好。法国的海外殖民从结果来看失败了,但并非这种同化精神的失败。另外文中关于帝国和民族国家定义的论述也很有意思,在这个定义下,一方面提倡命运共同体一方面刻意加强民族差异性,也是官僚体制带来的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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