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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转】1683维也纳大围攻【连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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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7 16:06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哈里.谢顿 于 2017-7-20 23:28 编辑

作者是:asherhoa
齐齐哈尔大学 职员《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译者。微信公众号:西洋历史文化鱼缸​

原文载于《透过镜头看历史01》,作者:马千,李谢菲。

1682年中,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法兰西帝国正在为欧洲的霸权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展开鏖战。自法王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年)以来,法兰西便与奥斯曼帝国缔结了盟友关系。虽然按照传统眼光来看,天主教法国和伊斯兰教土耳其结盟实在是离经叛道,但历代法国君主都深谙远交近攻的道理。法国迫在眉睫的敌人,是西班牙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而不是远在天边的奥斯曼帝国。正当哈布斯堡王朝为法国的进攻焦头烂额之际,匈牙利地区又出现了新的状况。匈牙利人长期对奥地利的统治深恶痛绝,他们希望建立独立的匈牙利王国,而奥地利陷入战争泥潭显然是天赐的良机。匈牙利独立运动的领袖尼古拉·兹利尼(Nicholos Zrinyi)和易姆莱·索科里伯爵(Imre Thokoly)来到伊斯坦布尔寻求奥斯曼帝国的援助,他们表示,只要苏丹愿意发兵击败奥地利人,“解放”匈牙利,他们独立之后便正式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此举得到了法国驻土耳其大使的鼎力支持,因为法国人希望借此开辟第二条战线,转移哈布斯堡的注意力。在多方游说之下,大维齐和苏丹动了心。1682年,穆斯塔法顺利地征服了整个上匈牙利。哈布斯堡王朝不愿意同时和法、土两大强国交战,实质上选择了退让,将部队撤出了争议地区。但法国大使心怀叵测地继续劝说大维齐,希望他能乘胜追击,夺取“欧洲的金苹果”维也纳,完成历代苏丹未能实现的夙愿。或许是渴望走出父兄威名的阴影,或许是个人野心使然,卡拉·穆斯塔法接受了这一建议。他向苏丹提出了攻占维也纳的宏大方略,穆罕穆德四世对科普鲁卢家族的大维齐信任有加,很快表示首肯,参加御前会议的其他大臣无人敢表示异议。于是,奥斯曼帝国庞大的战争机器,又一次全速运转起来了。


​ 8,“太阳王”路易十四,他在位期间法国波旁王朝的国力达到了顶峰

    17世纪后期,奥斯曼军队的构成和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变化。最重要的依然是中央常备军,即卡皮库鲁部队,有时候也被称作 “朴特之仆”(servants of the Porte)。其兵种包括炮兵、坑道工兵和布雷工兵、军械师和弹药运输兵、西帕赫骑兵和著名的土耳其新军。军队的第二个组成部分被称作toprakli,或曰“登陆者”。他们提供传统的西帕希重骑兵,其中也包括一些小贵族组成的奥斯曼胸甲骑兵(cebeli) 以及炮手和战壕工人。边境行省提供了军队的第三部分,即瑟哈德库鲁(serhadd kulu)。这些地方军队鱼龙混杂,由众多兵种组成,包括昔日的很多封建士兵,如穆色林姆骑兵(müsellems)、阿赞布弓箭步兵(Azabs)、伯里轻骑兵(be li)、德里巡逻兵(deli)、农民民兵(seymen)等。第四类士兵被称作耶利库鲁(yerli kulu),由地方政府官员负责征募,主要提供**手(tufekci)和边境要塞炮手(icareli)。奥斯曼大军的最后一部分,通常是苏丹藩属和盟友提供的外籍军团,此时包括克里米亚鞑靼人、摩尔多瓦人、瓦拉几亚人以及一部分匈牙利人。
    17世纪,奥斯曼人的经典围城战包括三种方式:堑壕攻击、火炮炮击和坑道爆破。由于火器技术的进步,围城者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在平地悠然展开队形包围对手了。面对坚固要塞,奥斯曼人会首先直接朝向它挖掘抵近战壕(sigian jol);然后以抵近壕为基础向左右在一定间隔中延伸挖掘出平行壕(meteriz),在平行壕末端,背向他们自己的战线会设置**部队的射击阵地。加农炮和臼炮炮组会被布置在第一条平行壕之后,与**手一起作战。当平行壕慢慢接近要塞,来自守军逆袭的危险也逐渐增长,因此这里的平行壕的末端会被开凿到足以容纳一整个**连队的纵深,以便有足够的兵力击退守军。平行壕是用于发动对火炮要塞攻击的理想工具,奥斯曼人是欧洲最早使用战壕的军队之一,特别精于此道。他们的堑壕工兵也具备第一流的素质,而且经验丰富,吃苦耐劳。这是奥斯曼军队的一大优势与特色。
奥斯曼人的布雷工兵也值得称道,坑道战和地下爆破在奥斯曼人的攻城历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土耳其工兵通常趁着夜色,带着一块系着绳子的石头来到他们准备开凿地道的出发点。接着他或站立或躺下,把石头抛至敌人墙脚,再剪断绳索,将石头拉回壕沟,通过测量绳索的长度就能精确计算出地道的长度和工程量,而坑道工程中的进度则以工兵的脚步数来衡量。最后,在城墙或堡垒的脆弱处布置爆炸物的穴室被设计成半圆形,地板上用布覆盖,并在此放置火药。地下起爆的威力是惊人的,通常能够对城墙、壁垒造成普通火炮难以企及的破坏,从而打开整个防线的缺口。要塞的守卫者不得不24小时绷紧神经。不过,纵深防御是克服奥斯曼人工兵五花八门的攻城技术的最佳甚至唯一方法。而针对奥斯曼人的地道,守军工兵则可以挖掘“反地道”来针锋相对。



​9,典型的奥斯曼攻城重炮

    和精锐的工兵相比,这一时期土耳其人的火炮技战术则稍显落伍。虽然奥斯曼帝国高度重视火炮的作用,也组建了规模巨大的炮兵兵团,但在具体使用上并没有与时俱进,而是因循传统——将炮组远远地部署在第一道平行壕后(而不会适时向前推进到抵近壕里),或者将它们部署在小山顶上,随后炮兵部队就开始连续炮击。由于阵地设置过远并且相当分散,加上那个时代火炮精度有限,这么做的后果常常是事倍功半的。奥地利将领曾感叹说:“他们本有如此大量的火药, 但同我们只针对重要目标集中开火相比,土耳其人过分随意地挥霍着他们的弹药。”为了弥补射击精度的不足,奥斯曼人喜欢追求火炮的巨大尺寸和口径,虽然威力惊人,但带来的副作用则是机动性奇差,地形适应力低下,以及后坐力常常破坏炮架并影响射击效果。



​10,《土耳其新军与狮子》,意大利画家雅各布·利格齐(Jacopo Ligozzi,1547-1627年)绘制。

虽然17世纪末期奥斯曼帝国在军事技术上和西方相比已经没有优势,但它依旧保持了高度重视军队后勤补给的优良传统,并且已经形成一整套制度和公式。在行军中他们总是随身携带着羊群和牛群;沿途的居民都有义务提供牲畜、谷物和其他食物,不过和西方某些军队相比,土耳其人对民间物资的征集一般是有偿的,因此通常不至于民怨沸腾。政府也鼓励国民在主要行军道路两旁种植庄稼,这样能大大缓解补给压力。军队经常通过的道路平时得到了极为细心的整修。在部队抵达前,会有专人检查桥梁和道路的情况。如果路途不通,工兵会以岩石、木桩搭建临时道路,并留下路标。苏丹对行军的纪律也做了严格规定,他会惩罚任何一个破坏沿途居民财产的人,如果有人已经犯下这桩罪行,苏丹则会出面做出全额赔偿。奥斯曼人对后勤保障的精益求精从两个细节上就能窥见端倪:土耳其新军开拔前,指挥官会根据行军路线和作战计划,提前估算出大概多久士兵的鞋底需要更换,而到了那个时候,士兵们会发现一批鞋匠已提前在指定地点守候,准备为将士们修缮战靴。此外,据西方目击者描述,奥斯曼人的军营拥有整个欧洲最卫生最干净的厕所……

与奥斯曼人的军队相比,这一时期的西方军队已经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土耳其人依旧依赖步兵、炮兵火力,骑兵的机动性,优秀的战场工事和细致的后勤准备,而西方军队中,传统的贵族骑士已然没落,并逐渐让位于普通步兵。17世纪上半叶西方的步兵以西班牙步兵和瑞士长戟兵为代表。西班牙人在16世纪发明了卓有成效的“西班牙大方阵”(Tercio)——方阵横向为100列,纵向则为12至15列,外缘2列是**兵,而中央以西班牙长矛兵(长矛达4米)为主力,每个方阵约由3000士兵组成,同时再辅以火炮和骑兵。西班牙大方阵可算作古老的马其顿方阵的某种复活,方阵内是士兵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步伐整齐划一,宛如移动的城墙,具有惊人的防御力,而且不惧重骑兵的冲锋。但它的缺点是机动性较差,在战场上比较笨拙。瑞士长戟兵同样威名远扬,他们如此受到欧洲各国君主的青睐,以至于一度作为雇佣军成为瑞士联邦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
然而,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深刻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也促成了欧洲军事技术、战术的更新换代。这场漫长的拉锯将欧洲主要基督教国家尽数席卷其中,战争的结果是哈布斯堡王朝战败,日耳曼各邦损失了将近60%的人口,哀鸿遍野,触目惊心,而法国、荷兰与瑞典成为欧洲的新一代强权。三十年战争的确给衰退中的奥斯曼帝国提供了喘息甚至渔翁得利的机会,不过在此过程中,欧洲基督教国家的战争艺术也有了质的飞跃。这首先要归功于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法国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Louis II de Bourbon)等名将的大胆革新。瑞典、法国的军队推行新的战法:以**兵取代长矛兵,首先用野战炮集中轰击打开缺口,随即用骑兵侧翼突击撕开缺口,最后用步兵予以收割。1643年的罗克鲁瓦战役,精锐的西班牙大方阵惨败于孔代亲王之手,损兵折将达15000,而法国的损失仅有4000,这正式标志着西欧两种战术的“新老交替”。与此同时,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燧发枪在1615年左右由法国画家、发明家马兰·勒·博基尔(Marin le Bourgeoys,1550-1634)完成,他是亨利四世、路易十三两位国王的宠臣,其发明得到了皇室的充分重视。与传统的火绳枪相比,燧发枪精度有了明显提高,而且不易受天气影响,同时还降低了枪械的成本,在法兰西的军队中装备后,随着三十年战争,逐步风靡全欧洲。但昔日擅长吐故纳新的土耳其军队,此时对燧发枪这样的新武器却相当排斥,一方面土耳其新军火绳枪手由于长期操练,其射击精准度已经到达了极高水平,另一方面,近东和中东那种烟尘滚滚的炎热天气似乎也的确不适合早期有些“娇气”的燧发枪。于是17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基督教国家在火器技术方面,终于相对奥斯曼帝国,具备了一定优势,而在战术方面,他们也开始了近代化。
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虽然在30年战争中沦为法国、瑞典的手下败将并且损失惨重,但他们也由此学习借鉴了新的战法和技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也开始推行征兵制,建立自己的常备军。常备军交由宫廷战争委员会(Hofkriegsrat,由斐迪南一世皇帝在1556年设立)执行管理。它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随着帝国的死敌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不断增长,它真正地发展壮大起来。宫廷战争委员会扮演的角色是作为最高军事行署机构,负责招募军事人员与物资,充当帝国军事“参谋部”以及平日就军事议题向皇帝谏言,战争时期还要充当战地指挥官与皇帝本人之间的沟通桥梁。然而,受到帝国财力的限制,宫廷战争委员会能够征集的常备军数量有限,与奥斯曼帝国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尚存不足,但宫廷战争委员会的野战部队在战斗中逐步显示出作为新式部队的朝气与实力,开始胜过了他们的固步自封的奥斯曼对手。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各种兵法著作和训练手册得以大量刊印,为训练征集而来的新兵提供了便利条件。训练一位合格的土耳其新军士兵需要数年时间,而将一个奥地利农民训练成合格的**手只需要数周,这让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得以奋起直追。
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哈布斯堡王朝的步兵组织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阿尔布雷赫特·冯·华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1583-1634年,波西米亚杰出军事家,三十年战争中神圣罗马帝国重要将领)和斐迪南二世皇帝改组了步兵团,削弱了昔日团长的权力(以免他们各自为政甚至沦为军阀),将各团的招募、装备、训练纳入了统一的标准,提高了军队战斗力。稍后,奥地利陆军元帅雷蒙多·蒙泰库科利(Raimondo Montecuccoli,1608-1680,奥地利杰出军事家,与法国名将孔代亲王齐名,多次领军与法国、瑞典、土耳其作战,先后被封为神圣罗马帝国亲王和那不勒斯梅尔菲公爵)做出了进一步的改革,他缩小了步兵团的规模,而更加重视营这一单位的战斗作用。每个步兵团的编制为2040人左右,共分为十个连,不过其中也包括一部分非战斗人员。1648年以后,奥地利的军队开始逐步完成**化。由于西班牙大方阵在实战中被证明已经落伍,蒙泰库科利大大减少了每个连的长矛数量(但由于在对抗奥斯曼骑兵中的作用,奥地利军队中的长矛一直被使用到1699年),新的作战连通常由48名长矛兵、88名火绳枪手和八名盾牌手组成。虽然燧发枪已经出现在奥地利军队,不过这种新式武器还没有彻底取代传统火绳枪,1680年代两者呈现混装的态势,但由于奥斯曼军队晚至18世纪才开始使用燧发枪,哈布斯堡王朝仍然略占上风。骑兵部队也发生了显著改变。昔日笨重的封建骑士消失了(一些骑士的全套铠甲重达120磅),新一代龙骑兵、骠骑兵和胸甲骑兵(Cuirassier)成为了主力。他们放弃了西欧骑士传统的长枪,而以轻便的马刀、**、卡宾枪作为武器,同时也放弃了沉重的马铠和全身板甲,只使用轻型的胸甲和钢盔,在机动性与防护之间达到了良好的平衡。具体而言,胸甲骑兵的武器是马刀(pallasch)、卡宾枪和曲柄**。而龙骑兵则携带一把剑和一支火绳枪(后来被更先进的燧发枪取代)。和奥斯曼骑兵相比,过去基督教骑士给人不善骑射的印象,但在17世纪由于**的配备情况发生了逆转,他们在战斗中主要采用半回旋式战术,即“冲锋—射击—回转—装填—再冲锋”,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消耗敌人,最后再以马刀发起肉搏冲锋。蒙泰库科利同样改组了骑兵编制,他以骑兵中队(squadron)为基本战术单位,每个骑兵团由800—1000骑兵组成,下辖5个中队。根据东西方敌人的不同,蒙泰库科利还专门制定了使用三列骑兵攻击奥斯曼人,两列骑兵对付西欧国家的战术。这支骑兵在战斗力上,已经可以和奥斯曼卡皮库鲁骑兵相提并论,甚至有后来居上的趋势。



11,现代意大利保留的胸甲骑兵(礼仪用途)

对于奥地利的步兵来说,放弃长矛原本会令他们在对抗奥斯曼人强大的骑兵时处于危险境地,然而一个新的发明大大缓解了这种状况。虽然现代意义上的刺刀要到18世纪才宣告问世,不过17世纪四十年代已经有了它的雏形。哈布斯堡王朝的**手们普遍配发了一支短钢矛,平时用铰链固定在枪管下方,虽然不如四米的长矛有威慑力,但也给了步兵起码的保护。在此基础上,雷蒙多·蒙泰库科利又做出了自己的革新——他将原本农夫用于捕猎野猪的工具“猪羽”(一种短矛)改造为滑膛**架,上面有一具钢钩用于固定枪管。在士兵手中,射击时它能稳定枪身提高精度,近战时又能用于抵抗骑兵,可谓一石二鸟。此外还有绰号“西班牙骑士”的反骑兵栅栏。这种栅栏宽达三米,两侧有坚固底座,中间的横梁上开孔,用于插入“猪羽”,猪羽呈四十五度左右斜向前方,上面还可以安放火器。这种现代版的拒马威力要比它的前辈大上许多,它既是一种“矛墙”,同时也可作为**阵地,很难有骑兵能够直接冲破这样的壁垒。奥地利步兵普遍装备二者后,终于可以充分保护自己的侧翼不被奥斯曼骑兵偷袭,从而发挥自己**的优势。土耳其新军步兵往往每人都精通数种武器,弯刀、长戟、弓箭、**……论单兵素质,他们远远超过普通的奥地利步兵,后者通常只擅长一种武器——**,但在欧洲近代化的军队中,掌握这一项技能便已经足够了。而奥地利步兵技能的单一,反而促成他们维持队形,紧密配合,而不去逞匹夫之勇,相比而言,新军士兵更喜欢展现个人的战斗技巧。有时候难免显得意气用事。
神圣罗马帝国的炮兵部队大致分为两类:由国家财政供给的中央炮兵和各邦、行省负担的地方炮兵。经过三十年战争的洗礼,哈布斯堡王朝的火炮减少了口径种类,并出现了制式化的变革,同时火炮的运用更加灵活,炮车的机动性也增加了。另一个显著的进步是,炮兵(大部分从市民阶层中招募)已经从昔日的民兵逐步转化为领取固定薪饷的职业军队,其专业素质和战斗力有了很大改观。帝国的火炮在1683年前后按照发射炮弹重量大致分为12级,从最重型的48磅加农炮(Carthoun),中型的9磅野战隼(Falconet),再到二分之一磅的蛇炮(Culverin),应有尽有。十七世纪的加农炮不是快速射击的武器,火炮的重量、口径决定了发射频率——重型加农炮每天可以射击30次左右,而轻型的三磅炮一天则可开火100次以上。通过轻重火炮的精心搭配,就能够兼顾到威力与火力持续力。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炮兵已经装备了多种不同的炮弹,例如实心的铁弹、链弹、葡萄弹、霰弹等,为了便于夜战,炮兵也装备了照明弹。



​12,典型的蛇炮



​13,17世纪的德意志加农炮(模型)

总体而言,从15到16世纪,奥斯曼帝国高度专业化的军队一直较欧洲基督教军队更有效率,也更加先进。但在17世纪中叶以后,两者已经大体不相伯仲。哈布斯堡王朝的军事力量不再是昔日吴下阿蒙,而奥斯曼人的军械库,则有了陈旧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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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楼主| 发表于 2017-6-17 16:07 | 只看该作者
  既然帝国上下对远征维也纳已经形成共识,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动员机制便很快显示出成效。到了1682年10月6日,土耳其人已经为这场战役制造并供应了多达一万五千顶帐篷,以及堆积如山的军需品。此外,帝国兵工厂也全力以赴,刀枪剑戟的生产热火朝天。斋月结束后,苏丹本人离开了托普卡匹皇宮,禁卫军和皇家骑兵队紧紧护卫者他,这支队伍浩浩荡荡地住进了埃迪尔内的作战营帐里。对帝国的臣民而言,这无疑宣告了即将到来的重大军事行动。哈布斯堡王朝驻土耳其大使格尔奥格·克里斯多夫·库尼茨(Georg Christoph Kunitz)成了此时最不幸的人。凭借多年的外交经验和敏锐的嗅觉,他已经隐约察觉到奥斯曼帝国似乎准备对自己祖国大动干戈。他多次来到皇宫觐见苏丹,拜会大维齐,希望在最后关头将1684年到期的哈布斯堡-奥斯曼停战协定再延长20年,从而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和平。然而,他的尝试遭到冷遇,虽然不是粗鲁的一口回绝,但土耳其人的模凌两可加重了他的担忧。当苏丹启程时,出于外交礼节,格尔奥格被迫随行。想到此次的目的地可能便是自己的家乡,奥地利大使不禁度日如年,如坐针毡起来。



​14,奥地利名将雷蒙多·蒙泰库科利   

然而,穆罕默德四世在军营里并没有呆多长时间。第二日,他就率领众大臣和御林军前往约240公里外的地区狩猎了。此次进军原本就是象征意义上的,目的是表明态度,宣告全国动员。自骁勇的穆拉德四世之后,很少有苏丹会每每身先士卒,亲自领军了,穆罕默德四世也不例外。在他眼里,狩猎远比戎马生涯更加有趣。何况根据奥斯曼人重视后勤的传统,在隔年春天冰雪融化之前是不可能主动开战的。不过禁卫军主力以及炮兵和工兵仍留在营地里等待补给品的到来,这种慢节奏但有条不紊的备战反而更令格尔奥格如鲠在喉。
穆罕默德四世儿时就憧憬能像列祖列宗那般功垂竹帛,尤其是他的叔叔穆拉得四世有着攻下巴格达的丰功伟绩,并获得了“征服者”的雅号;另一位奥斯曼王朝的“征服者”则非15世纪的穆罕默德二世莫属,他在21岁时便夺取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即伊斯坦布尔),奠定了土耳其一等强国的基础。电影《维也纳之战》将穆罕穆德四世塑造得近乎一具傀儡,然而实情显然并非如此。虽然不像苏莱曼一世那样事必躬亲,但穆罕默德四世知人善任,他更愿意充当伯乐,将具体政务交由能臣干吏打点,自己遥控大局——这也不失为另一种治国的风格。苏丹并非大维齐的提线木偶,后者进攻维也纳的提议其实触动了穆罕穆德四世内心中青史留名的心弦,虽然看上去优哉游哉,但实质上苏丹也下定了决心,给予大维齐一切所需的支持,务必摘下维也纳这枚欧洲的“金苹果”。



​15,土耳其苏丹穆罕穆德四世

穆罕穆德四世在位期间的一大功绩,便是成功地发现并提拔了科普鲁卢家族,是后者在帝国危难之际,力挽狂澜,并实现了中兴。卡拉·穆斯塔法作为该家族的第三代大维齐,统治风格与法西尔·艾哈迈德大不相同。前者更倾向于以柔克刚,通过缜密布局和计谋取胜,而他更喜欢用直接的威压、暴力、铁腕作为执政手段,朝野中私下腹议他的才华和前任相比恐怕要略逊一筹。此时穆斯塔法即位刚刚6年,法西尔·艾哈迈德一生最大也是唯一的军事挫折恰巧是在1664年的圣高萨特败于哈布斯堡王朝,此番再度出征,自然颇有些一雪前耻的期待。1682年的穆罕默德四世已年届不惑,卡拉·穆斯塔法敏锐地领会到苏丹本人并无冒险亲征之意,于是他顺势请缨,希望代表苏丹独立指挥这场大战。这也正中苏丹的下怀,维也纳之战如果获胜,功劳自然归于苏丹,倘若不幸失败,则可以由大维齐承担罪责,何乐而不为?一旦象征帝国最高军事指挥权的信物,即先知穆罕默德的圣旗和兵符,通过传统的仪式,交到卡拉·穆斯塔法的手上,这就意味着他在战场所下达的一切命令,都相当于苏丹本人的谕令,任何人不得违抗。不过,虽然已位极人臣,但在带兵打仗方面,卡拉·穆斯塔法经验还算不上丰富,此外他还过于独断专行,按照传统,大战之前,主帅都会和部将们平等协商作战方略,但大维齐常常打破了土耳其人的这一习惯,总是希望能够一言九鼎,久而久之,他的部下往往变得噤若寒蝉。尽管有圣高萨特战役的前车之鉴,尽管很多土耳其军官在与哈布斯堡王朝多年争斗中,感受到了对方冉冉上升的国力,但卡拉·穆斯塔法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些轻敌。考虑到当时哈布斯堡王朝即将面临两线作战的困难局面,这种乐观倒也不是全无道理。经过三十年战争的摧残,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对神圣罗马帝国各邦的控制力已经大不如昔,皇帝能直接调动的常备军不过5万人——而奥斯曼帝国方面,仅仅伊斯坦布尔附近驻扎的卡皮库鲁部队就超过了6万。卡拉·穆斯塔法或许觉得哈布斯堡帝国已经是一座摇摇欲坠的危房,只需临门一脚便会分崩离析,于是他的作战计划也就基于这样的构想来设定。这场西征之行路途遥远,耗资巨大,工程繁琐,部队需要跨越匈牙利平原,深入中欧内陆,而维也纳与伊斯坦布尔的距离,超过1600公里。卡拉·穆斯塔法计划稳扎稳打,一路攻占几个重要战略要塞,随后用绝对优势兵力包围维也纳。他认为哈布斯堡王室的大本营已经算是囊中之物了,一旦如愿以偿,自己想必能够荣登帝国最杰出的将相之列,并能稳固整个科普鲁卢家族的地位。



​16,大维齐卡拉·穆斯塔法



​17,电影《维也纳之战》中的卡拉·穆斯塔法剧照

虽然伊斯坦布尔附近的卡皮库鲁部队,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但出征维也纳是一场大战,卡拉·穆斯塔法亦不敢掉以轻心。为了保证万无一失,自然有必要充分动员这个幅员广袤的大国,在它的亚洲、非洲行省甚至仆从国中去征集兵员。西方历史学家一度轻蔑地声称奥斯曼帝国的辉煌战绩是依靠人海战术——与其说这印证了土耳其人兵法的简单原始(当然这与事实大相径庭),不如说它是帝国雄厚实力的体现(很长一段时间里,奥斯曼帝国都能有效调动一支超过10万甚至达到30万的大军,而同期西方国家能出动五分之一的兵力便已算万幸)。按照传统,出征之前,苏丹的征兵诏令(Firman)会传遍帝国各个地区,各地总督和领主都要按照法律规定提供军队和物资,甚至亲自领兵出战,逃避兵役者将一律处死。虽然征兵的调令在上一年度的冬天就已经发出,但由于帝国领土辽阔,交通不便,很多信使需要水陆并进,跋涉千里,等待各地军队集结完毕通常需要半年甚至更久。1682年的制定的远征计划,位于多瑙河上游的布达城(Buda,昔日的匈牙利王国首都,后被土耳其占领)被设置为主要的前线集结点,当地的帕夏高效地整顿了驻军,在大部队必经之路上沿途建立了若干补给站,军械库储存了最新出产的武器弹药,可谓万事俱备。奥斯曼人也深谙知己知彼的重要性,在大军出发之前,穆斯塔法的间谍们便已经纷纷潜往德意志诸国了。
在以苏丹之名派往各地各国的特使中,前去克里米亚汗国的使节情况最为特殊——给奥斯曼国内诸位帕夏们的诏书通常语气严肃,渗透着不容置辩的威仪,但给克里米亚大汗的国书却更像一封情真意切的“邀请函”。这位君主就是掌握克里米亚半岛及以北至乌拉尔山一带平原的鞑靼可汗穆拉德·吉雷(Murad Giray)。信函上有苏丹的专属花押(签名),内容则是希望克里米亚汗为了伊斯兰的信仰、为了奥斯曼王朝的兄弟情义而助一臂之力。国书旁还有一份以华美丝绸包裹的礼物,里面有镶嵌珠宝的短剑、长裘袍、装满数千金币的盒子,作为给可汗的一点心意。此外还有一笔给可汗部下数额可观的资金,也就是所谓的“箭筒钱”。鞑靼可汗手下有八万雄师,他们是当时西方世界所知最优秀的轻骑兵。



​18,克里米亚汗国国旗

说及克里米亚鞑靼人与奥斯曼帝国的渊源,可以上溯至伟大的成吉思汗时期。克里米亚汗的地位介于奥斯曼苏丹的藩属和远亲之间,二者的结盟,始于十五世纪。虽然两国在漫长交往历史中也曾发生过龃龉(历史上多位鞑靼汗都因桀骜不驯遭到过奥斯曼苏丹的撤职甚至杀害),但这些游牧民的骑兵是奥斯曼皇家骑兵的有益补充,也是苏丹不可或缺的战友。鞑靼人吃苦耐劳,骑马行驶的速度比普通军队快上十倍,不仅能横渡湍急的大河,而且不分季节气候便能迅速投入到战场上。他们的战马只要有最稀疏的草地就能维持生命,并且不用背驮拖慢军队前进速度的大型武器装备。“快如风,去无踪”是鞑靼骑兵的真实写照。而土耳其人虽然同样是游牧出身,但长期的定居生活使他们发展出高度专业化的不同兵种,在17世纪,步兵与炮兵的地位日渐提升,而这些部队需要大量辎重的支持,导致奥斯曼正规军的行军速度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反倒远远不如克里米亚鞑靼人。鞑靼人不像奥斯曼正规骑兵那样身着华丽盔甲,他们拒绝火器,刀剑等近战武器也只有一小部分人使用,最普遍的武器依然是弓箭。他们的强项是能够驾轻就熟地驾驭战马疾行飞驰,在马背上一眨眼的功夫就能连续击发五六支箭,矢无虚发。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是他们的唯一职业,他们是技术娴熟的“食掠者”。鞑靼骑士们没有固定薪饷,收入完全依赖战利品,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已经成为东欧各斯拉夫民族的梦魇,也是黑海地区最负盛名的奴隶贩子。专业化的奥斯曼军队也需要克里米亚鞑靼人这样能够风暴般席卷敌人的“杀器”。战场上,鞑靼人有时就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冲向敌人将他们包围撕碎——数以百计的鞑靼骑兵能迅速找到敌军的小小漏洞或破绽,打开突破口。鞑靼人英勇无畏是远近闻名的,他们保持着游牧民的彪悍作风,即使负伤,也不轻易撤出战斗。但他们也并非有勇无谋之辈。更多时候,将鞑靼骑兵比作一群鬣狗恐怕比狮子更加贴切。除非万不得已,他们不会轻易发起贴身近战,而是尽量发挥本方机动和射术的优势,拉开一定距离反复以箭雨袭扰、削弱对手,直到对方精疲力竭,士气崩溃,才一拥而上,用马刀收割残敌。他们打仗就如同是在做生意,总是瞄准易得手的目标,尽可能从中获利,而不会愚蠢地去强攻要塞或冲向矛兵阵地。虽说几百年来土耳其人的军队令西方人闻风丧胆,但他们好歹有一定章法可寻,而鞑靼人飘忽不定、狡黠残忍的战术,更令基督教士兵纠结惶恐,甚至有人将他们称为“恶魔骑士”。



​19,与哥萨克作战的克里米亚鞑靼骑兵,波兰画家约瑟夫·布兰特(Józef Brandt)作于1890年。

一六八二年的克里米亚鞑靼人,继承并发扬了他们十三世纪蒙古祖先优异的战争天赋。他们东征西讨,四处掠夺,战果累累,并至死不渝地支持着他们的重要的盟友奥斯曼人。除此之外,他们虽不时与波兰人、哥萨克人、俄罗斯人兵戎相见,但有时也会与这些民族暂时结为盟友,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从这些精明的外交策略看来,鞑靼人倒也确实不像西方人所说的是一群“蛮族”。鞑靼骑兵通常会以四十到五十人为一组,分成几支突击部队,战术灵活多变。此外他们也重视情报工作,战前会派斥候到远方去勘测敌情,定期回营禀报。鞑靼人虽然平时都是些牧民,但一旦被可汗征集,立即便化身为一支纪律严明的劲旅,装备精良的正规军也未见得是他们对手,而且他们从克里米亚各地集结而来的速度也远远超过奥斯曼人。鞑靼军队在行军途中,一天需要换马四到五次,以保持战马充沛的体力,在进入敌境前,他们的前进速度会适当放慢,但只要踏上到敌人的领土,不论路况多么艰险,他们也会以惊人的速度全速奔驰,令敌人防不胜防。不过,克里米亚鞑靼骑兵也并非无懈可击:他们的战术过于依赖速度,机动多变的战法虽然往往能出其不意,以弱胜强,然而一到山区、林地、河泽这样的复杂地形,他们的优势就会大打折扣,难以施展拳脚。此外,由于鞑靼人出征通常不携带攻城器械和重型火器,因此,在防守严密的城镇和要塞,他们的优势变得毫无用武之地,即使大规模的鞑靼人强攻也容易被敌人利用城防或地利予以挫败。
幸运的是,鞑靼人有奥斯曼人这样的长期盟友,二者可谓是强强联合。鞑靼人的加盟弥补了土耳其苏丹军队机动力的缺陷,同时并没有增加他们的后勤负担,反过来说,土耳其的重型火力、工兵部队和精锐的步兵也是鞑靼人所欠缺的。此时的土耳其军队,由于大量装备先进武器,步兵、炮兵、工兵的地位不断上升,骑兵已失去了往日一家独大的殊荣(虽然在宫廷礼仪上,卡皮库鲁骑兵依旧高过土耳其新军)。我们已经很难相信,这支高度专业化,分工明确细腻的庞大军队曾经是突厥游牧民的后代。当然,一切都是以机动性为代价的,土耳其全军的平均速度,已经和传统的西方军队并无二致。尤其是沿途中倘若遇到河流,奥斯曼人不得不大费周章,先是工兵勘探地形,搭建浮桥,然后让步兵、骑兵渡河,最后还有炮兵和辎重部队——而鞑靼人则只需牵马下水过河即可。西方基督教国家在长期和土耳其的交战中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他们通常尽量避免与奥斯曼人在野地里进行会战,而是依托工事和城防以逸待劳。如此一来,土耳其引以为豪的重骑兵就失去了自己的舞台,因为他们的长项是野战突击,而非攻城拔寨。土耳其重骑兵的战马需要上等草秣,每天进食数次,帝国的补给线有很大部分不得不用于运输马匹饲料。然而真正进入战场,骑兵们面临的却多半是堑壕战与围城战,不得不下马战斗。这些天之骄子(重骑兵)缺乏使用滑膛枪经验,也不会挖战壕这种粗活,几乎被战地指挥官当成了炮灰。轻骑兵由于在侦察和袭扰方面的作用,却任何时候都能派上用场。但奥斯曼人自己的轻骑兵(如前文提到过的“阿金日”部队)往往龙蛇混杂,良莠不齐,令指挥官头痛不已。反而是鞑靼人,虽然看上去装备落伍,举止粗俗,但他们对自己的可汗忠心耿耿,并严格遵守作战计划,更加值得信赖。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大军通常以氏族部落为编制单位,每个酋长便是天然的将领;但最基本的作战单位是“骑兵小队”——由大约10人组成,士兵之间往往沾亲带故,十分熟悉,因而配合娴熟,能够生死与共。和苏丹的大军需要花费6-10个月集结相比,鞑靼人的动员速度快得惊人,只需要2-4周,克里米亚汗就能组建一支8万人的大军。当然,这种高效率是以某种比较粗野的方式实现的。例如,1501年,克里米亚大汗孟格利·吉雷(Mengli I Giray,1445-1515年)的征兵令便这样写道:“如真主所愿,我要策马踏上战场,你们需做好准备随我出征。五人提供一辆马车,每人则要准备三匹战马……15岁以上男子都要参军,不得留在家中。拒服兵役者,便不是我的仆人,不是我儿子的仆人,也不是各位酋长的仆人。对这种败类,要洗劫他,杀死他。”
和土耳其新军优良的伙食相比,鞑靼人奉行轻装上阵的理念,携带的口粮十分简陋,8磅烤过的小米就足以支撑整整50天,此外有的人还会带上一点奶酪和熏肉。鞑靼人的口粮如此之少,一方面说明了他们吃苦耐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武士惯于“就地取材”。对奥斯曼指挥官来说,鞑靼人分遣队是他们偏爱的虎狼之师,只要一声令下,鞑靼人就像一群鬣狗般发动攻势,消灭敌军,破坏通讯、补给线,恐吓对方的百姓。鞑靼人像一股旋风,所到之处,村庄被焚毁,居民被掠走为奴,财富和粮食洗劫一空。这种恐惧感,却是征服敌人的一种强力武器。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二世本人虽然昏聩,但对鞑靼人的优点总结得却十分精辟:“我最畏惧鞑靼人,他们攻击之时快如疾风,通常五六天的路程仅需一天,而撤退时,瞬间便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的马不需要马掌和草秣,行至河边时,也不像我们那样要等待渡船。他们的军粮,就如同他们的装备,非常寒酸。但这种不求舒适的倾向恰恰是其战斗力的所在。”
1678年,持续了6年的法荷战争以法王路易十四的胜利告终。虽然荷兰的国土大体得到恢复,但它的盟友西班牙失去了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和佛兰德(Flanders),而神圣罗马帝国的洛林公国也被法军占领(洛林公爵查理五世被迫流亡,稍后被哈布斯堡王朝封为帝国大元帅)。哈布斯堡王朝遭受了法国的沉重打击,但并不甘心失败,而是一心渴望复仇,法国也希望进一步扩大战果,巩固在西欧的霸权。二者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雪上加霜的是,1680年,帝国名将雷蒙多·蒙泰库科利元帅又在一场意外事故中去世,帝国军队顿时少了一根主心骨。虽然面对法国越来越大的压力,哈布斯堡王朝渴望与奥斯曼帝国保持和平,甚至愿意做出一些退让,但以上种种迹象让土耳其举国上下弥漫着一股乐观和复仇的情绪。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鏖战数百年,积怨实在太深,苏莱曼大帝1529年第一次围攻维也纳的失败,塞利姆二世1571年在勒班陀的耻辱,以及穆罕穆德四世1664年在圣高萨特的挫折,都让奥斯曼人历历在目,且耿耿于怀。1669年克里特战役的取胜让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威望达到了17世纪的高峰,从苏丹到朝臣,都对本国的战争机器充满了自信。何况还有法兰西允诺会在暗中相助。既然看上去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如此狼狈和虚弱,为什么不乘势一雪前耻呢?
然而情况并没有奥斯曼帝国朝野预期的那般乐观。早在十六世纪末的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土耳其的交战中,双方就已经体现出势均力敌的态势。从1590年代开始,随着火炮技术的进步,哈布斯堡王朝与时俱进,投入重金对国内的要塞和重要城市的城防进行了现代化改建。17世纪中期,一位法国的天才军事工程师开始崭露头角,他就是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雷·德·沃邦(Sé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1633—1707)。自1655年起,沃邦担任路易十四的军事工程师(后被封为法兰西元帅),他极具创造性地改良了16世纪意大利人发明的“棱堡”要塞体系,以五边形、六边形布局主堡,主堡向外辐射延伸一系列三角堡,城墙并非垂直而是倾斜建造,从而有效地防御大炮的火力,同时方便守军射击。沃邦也发展了一套以堑壕战为基础的近代攻城战术,让法国在攻城战方面矛与盾兼备。沃邦留下了《论要塞的攻击与防御》、《筑城论文集》等著作,对欧洲的军事工程学影响极大。哈布斯堡王朝在与法国的战争中,虽然多次失利,但也汲取了沃邦元帅的先进工程学理念,并以此来改造帝国境内的要塞。17世纪末期,奥地利的主要要塞,包括首都维也纳,基本上借鉴了沃邦的理论,足以接受近代化战争的洗礼。因此,1680年代,奥斯曼帝国大军面临的敌方城墙,已经不再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中世纪城墙,而是包含现代科学的新式要塞,这大大增加了土耳其人攻城的难度。另一方面,在长期与法国的战争中,哈布斯堡王朝的指挥官与士兵得到了充分历练。他们建立了一套指挥链系统,这条指挥链上,上至元帅,下到士兵,都各司其职,又连为一体,极大程度地改善了全军作战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此外,虽然雷蒙多·蒙泰库科利元帅已经辞世,但哈布斯堡王朝阵中依旧人才济济,40岁的洛林公爵查理五世(Charles Léopold Nicolas Sixte,1643-1690)痛失自己的公国,但很快便能在战场上重新证明自己的价值,此外还有神圣罗马帝国巴登藩侯路德维希·威廉(Louis William, Margrave of Baden,1655-1707),他在法荷战争中崭露头角,在随后爆发的哈布斯堡-土耳其战争(即大土耳其战争)中这位青年将成为奥斯曼人的劲敌(因为对土耳其人的赫赫战功,他最终获得了 “土耳其人路易”的绰号)。1683年,路德维希·威廉的堂弟,年仅21岁的萨伏伊亲王弗朗索瓦·欧根(François-Eugèn,1663-1736)不顾法王路易十四的反对,怀着一腔热血,毅然加入哈布斯堡王朝军队——日后他成为18世纪欧洲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反观奥斯曼军队,指挥系统与一个世纪前并无根本变革,它的指挥官也缺乏欧根亲王这样的天才。卡拉·穆斯塔法虽然是一名有为的政治家,但并非孙武再世,在统领大军作战方面显得还有些稚嫩。后来的战役进程证明了这是奥斯曼帝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20,典型的沃邦式五角形棱堡


​21,位于法国阿尔萨斯由沃邦设计的纳布里萨克(Neuf-Brisach)城防系统



​22,法国沃邦元帅,杰出的近代军事工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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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2 20:40 | 只看该作者
三、厉兵秣马
1682年底,奥斯曼帝国对于远征维也纳的备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虽然按照作战方略,最前线的集结地为匈牙利的布达,然而指望数目众多的军队一夜之间抵达是不切实际的。按照传统,从伊斯坦布尔出发的帝国精锐首先集结于阿德里亚堡(Adrianople,即埃迪尔内),然后再穿过巴尔干山脉沿着摩拉瓦河谷抵达贝尔格莱德。从伊斯坦布尔至贝尔格莱德的道路和桥梁都已翻修完毕,帝国的督察被派往各地,监督地方军队的招募、集结与开拔。虽然大维齐卡拉·穆斯塔法准备以举国之力对维也纳发动雷霆一击,但在东部边境,伊朗的萨菲王朝依旧虎视眈眈,为了防止后者乘人之危,边境的驻扎部队及诸多要塞也开始进入到高度战备状态,并着手加强其防御工事。尽管克里特战争的获胜大大缓解了威尼斯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但出于稳妥起见,帝国舰队还是全副披挂地逡巡在地中海东部,防止威尼斯共和国驰援哈布斯堡王朝,进而威胁首都伊斯坦布尔。
出征仪式的最后阶段很快便要到来,而在跨越边境进入匈牙利时帝国将举行盛大的阅兵游行。前锋部队在前,接着是尾随而至的骑兵团,再是阵容庞大的步兵,依次开拔。前锋军队主要由鞑靼人和非正规的轻骑兵组成,他们与居中的正规重骑兵部队保持着一两日的行军距离。而大部队的后方则是背负沉重武器、弹药的火炮车队和辎重部队(以牛车为主)。为了避免庞大的部队前后脱节,整个行军基本是按照最慢的炮车和牛车的速度来前行,平均一天只能移动几十公里,而且由于天气和地形的原因,行军中途还频频发生意外的状况。对土耳其人而言不幸的是,1683年的天气相当恶劣,大雨倾盆,河川泛滥,洼地和大部分道路都变成了泥塘,火炮只能靠人力才能拖出泥沼,将士们的情绪都受到了影响而变得极为消沉。为了等待天气转暖,军队在阿德里亚堡足足等待了四个月。因为只有春天来临时,大军才能前进开赴战场。在春季青草长出来之前,出征路上并没有充足的牧草可供奥斯曼人的牛马进食,而他们传统的作战方式对此相当依赖。直到1683年3月15日,苏丹华丽的作战帐篷才再一次出现阿德里亚堡的皇宫宫墙内,马尾旗也竖立起来,标志着大军出发的日子已经临近。随后的几周中,由奥斯曼卡皮库鲁禁卫军领衔,超过10万人的部队逐一向北进军,苏丹和他的宫廷重臣也随军出征(电影《维也纳之战》中称奥斯曼军队的总数达到了30万人,虽然确有部分历史记载支撑这一数字,但现代的历史学家普遍相信这是明显的夸大,目前通行的数字在10-15万人之间)。不过苏丹的行军更多是礼仪和象征意义上的,按照事先的计划,一旦抵达贝尔格莱德,穆罕穆德四世就会正式将最高指挥权委托给卡拉·穆斯塔法帕夏,后者将全面负责战役进程,直到捷报传来。奥斯曼军队离开阿德里亚堡时,军容齐整,纪律严明,盛况空前。哈布斯堡王朝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如此描述苏丹的御座:“镀金,带有小床垫和丝绸坐垫,由八匹灰白色的骏马拉拽。”然而,虽然军容光鲜无比,但在出发前照例举行的大阅兵中,在奥斯曼全军和外国使臣的众目睽睽之下,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风竟将主持仪式的穆罕默德四世的头巾吹落在地,很多迷信的奥斯曼官兵不禁面面相觑,因为这通常被视作不吉之兆。



​23,佛兰德画家让·巴蒂斯特·范莫尔(Jean Baptiste Vanmour,1671-1737)笔下奥斯曼苏丹出行的盛大场面。

    当奥斯曼军队通过大罗马尼亚穿越整个巴尔干地区时,沿途的村民都将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补给品,比如帐篷杆,秸秆,干草和口粮。虽然从理论上说,苏丹的军队行军时对国民几乎是秋毫无犯的,即使征集了一些物资,也是有偿的,谈不上掠夺。但必要的安全措施依旧不可或缺,为了保证个别怀有二心的居民没有隐藏在丘陵和森林里意图不轨,苏丹的禁卫军会严密封锁主人经过的村镇,直到苏丹通过后他们才能重新获得自由。即使有这些不便,但禁卫军的纪律大体上还是值得信赖的,然而跟在他们后面的奥斯曼帝国亚洲部队(东部行省军队)和杂牌军常常眼露贪婪的凶光,无法无天,掠夺成性,更遑论前文提到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以至于有些村民不惜放火烧毁自己的家园,以躲避奥斯人的兵锋。兵贵神速,奥斯曼指挥部原定在短时间内抵达贝尔格莱德,争分夺秒,连日行军。可惜天公不作美,在滂沱大雨中挣扎了数日,道路在践踏下几乎沦为沼泽,部队疲惫不堪,士气低沉,“急行军”显然是难以为继了。4月8日,伴随着部队的载声怨道,大维齐卡拉·穆斯塔法不得不下令休整三天。此后,在恶劣天气下,大军又经过了一个星期的长途跋涉,终于在4月17日抵达索菲亚(Sofia,现为保加利亚首都,当时为奥斯曼帝国鲁米利亚行省省会),在该地休整数日后,4月24日,大军抵达军事重镇尼什(Niš,今天的塞尔维亚第三大城市)。又过了9天,五月三日,奥斯曼军队总算在大雨中赶到了贝尔格莱德,虽然苏丹穆罕默德四世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但无法掩盖帝国主力的行军至此已经被延宕太久的事实。贝尔格莱德位于萨瓦河与多瑙河的交汇地,奥斯曼工兵在多瑙河上架设了整整50座浮桥,让庞大的友军陆续开始渡河。与此同时,目睹恶劣的天气与路况,土耳其人决定用船逆流而上,运送部分炮兵(包括19门中型野战隼炮和40门大型攻城加农炮)前往布达。尽管苏丹本人已经驻跸于此,但从帝国各地陆续开来的援军依旧络绎不绝。这些新加入者成分相当复杂,包括阿拉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马其顿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当然还有前文提到的来自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这些鞑靼骑兵除了自己的座驾以外,每人还带着数匹换乘的战马,蔚为壮观。当整支部队开始向贝尔格莱德开拔之时,糟糕天气终于开始好转,潮湿的土地逐渐风干,路面也变得结实起来。按照目前的进度,卡拉·穆斯塔法估计,起码要到七月中旬才能进抵维也纳的城郊。出征前夕,五月十三日苏丹在萨瓦河边的草地上举行了又一轮大规模的阅兵,众目睽睽万众期待之下,穆罕穆德四世将兵符与帅旗正式授予了卡拉·穆斯塔法帕夏。直到此时,后者才算真正被任命为了远征维也纳的统帅,拥有了对全军将士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他跪在苏丹的面前,俯下身谦卑地亲吻他脚下的土地,心中豪情万丈,但也诚惶诚恐。因为从以往的先例来看,假如此战大捷,卡拉·穆斯塔法自然能赢取锦绣前程,同时苏丹也会感到无上荣光;然而倘若不幸落败,大维齐的政敌们就会像秃鹫一样一拥而上,而苏丹恐怕会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乐于把大维齐当做失利的替罪羊。



​24,17世纪的土耳其匕首

    5月20日,苏丹最后一次亲临大维齐的营地视察,他满怀期待地目送大军前往奥西耶克(Osijek,今克罗地亚第四大城市)的渡何处,开启了浩大的西征之行。5月24日,卡拉·穆斯塔法加入他的军队主力之后,离开了贝尔格莱德,穆罕穆德四世留在该城坐镇后方,不过既然他已将全部军务托付给大维齐,也就秉承用人不疑的原则,不予多加掣肘,而是在行宫里享受天伦之乐。不料途中又一次大雨滂沱,全军向维也纳推进的速度不得不放慢下来,六月二日他们方才千辛万苦地抵达奥西耶克。苏丹不在阵中,此时的决策者唯有卡拉·穆斯塔法一人了,但他必须面对迫在眉睫的困局。为了确保进军胜利,卡拉·穆斯塔法其实早已提前命人去修复进入匈牙利的旧堤道,以方便运输重炮等大型武器。然而多日的大雨阻断了这一规划,不仅部队前行慢如**,架桥、重建堤道的工程也不得不暂停下来。德瓦河的水位大涨,不少在河对岸修复受损堤道的工作人员也因此殒命。卡拉·穆斯塔法感到尤为沮丧,他心中明白,如果战事久拖不决,神圣罗马帝国并不乏天主教盟友,一旦这些基督教国家动员完毕,纷纷支援,要啃下维也纳这块硬骨头恐怕并非易事。



​25, 匈牙利贵族,奥斯曼帝国的盟友伊姆雷·特克利

    正当大维齐忧心忡忡之际,军营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宾客——伊姆雷·特克利(Imre Thököly,1657-1705),这位匈牙利贵族是当时整个匈牙利反哈布斯堡运动的领袖,拥趸甚多。在奥地利人看来,此君实为国家叛徒,为了追求独立,竟不惜“认贼作父”(伊姆雷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为匈牙利独立的重要外援,曾对苏丹表示一旦独立成功便向他称臣纳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终结匈牙利王国的,也恰恰是土耳其人);但在穆罕穆德四世看来,这无疑算作弃暗投明,而且给进攻维也纳的计划提供了口实,于是他册封伊姆雷·特克利为“上匈牙利国王”。这位奥斯曼帝国的新宠在6月14日离开奥西耶克之前,很可能已经得悉了围攻维也纳的详细计划,并且心头暗喜,他立刻返回自己的领地去动员匈牙利同胞们起来支援土耳其的“圣战”。
此时,前线终于传来了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消息,斥候禀报说,敌人正准备围攻尼特拉河上的新扎姆基(Nové Zámky,今属于斯洛伐克,距离匈牙利边境约25公里)要塞。布达总督易卜拉欣帕夏(Ibrahim Pasha)担心,哈布斯堡王朝洞悉了本方计划,准备趁奥斯曼人立足未稳抢先占据地利,他立即派出手下的一支部队增援。当奥斯曼援军即将到来的消息传到神圣罗马皇帝的利奥波德一世耳中时,后者明智地放弃了围攻。6月15日,瓦拉几亚大公谢尔班·坎塔库济诺(Serban Cantacuzeno)率部在奥西耶克加入了奥斯曼军队,成为了北上布达行军的一员。稍后,克里米亚大汗穆拉德·吉雷麾下的先头部队也出现在巴拉顿湖附近的奥斯曼营地,令土耳其人的士气颇受鼓舞,他们很快便投入了对敌人的袭扰作战当中。
作为游牧民后裔,奥斯曼人历来有着共同制订重大作战决策的传统,卡拉·穆斯塔法虽然以铁腕治军,并且独断专行,但他也知道,战斗揭开序幕前还是需要与部将们做一番沟通。在他的营帐内,大维齐在诸多将军面前提出率先夺取杰尔(gyor)和科马罗姆(Komarom),然后围攻维也纳城,最终彻底击溃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势力的作战计划(实际上,原本穆斯塔法希望通过急行军绕开一些沿途堡垒,直接进攻维也纳,但由于天气和路况的阻碍,加之苏丹本人的反对,使他改变了初衷)。一段时间令人压抑的沉寂后,大马士革总督简洁地回答道:“阁下下令,吾等执行。”这正是卡拉·穆斯塔法想要听到的“金玉良言”。其余将领眼见如此,也就不再发表意见。于是对奥地利的整个战略就这么略显轻率地确立下来了。
    得到更多的援军后,奥斯曼军队于6月28日离开塞克什白堡,穿过边界进入正式侵入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全军大致被分成三个分队,以轻骑兵作为先锋,陆续朝着西北方向开进,目标直指杰尔。7月1日,杰尔的要塞火炮正式与奥斯曼先头部队交火,宣告1683年维也纳大围攻揭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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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2 20:41 | 只看该作者
在战线的另一端,随着奥斯曼帝国大兵压境,哈布斯堡王朝面临的首要问题居然是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1640-1705,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皇帝,匈牙利和波米希亚国王,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领袖)始终不相信奥斯曼人会真的撕毁和约入侵奥地利(因为两国之间的停战协定要1684年才会到期)。直到1682年12月初,各方的情报表明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时,利奥波德才仓促地整军备战。此前奥斯曼人的轻敌情绪也的确不是空穴来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与法荷战争两次失败,神圣罗马帝国看上去已经风雨飘摇,元气大伤。利奥波德绝非昏君,但他也不是能够身先士卒的帅才,他最大的缺陷是性格上过于优柔寡断,以至于被人们私下比作“哈姆雷特”。所幸的是,他身边有一位意大利籍嘉布遣会(天主教方济各会旗下的分支修会)神父马尔科·德·阿维亚诺(Marco d'Aviano,1631-1699)作为其幕僚和参谋。马尔科受过良好教育,宗教上充满热忱,性格坚毅果断,雷厉风行,对利奥波德是绝佳的互补。他也正是电影《维也纳之战》中那位运筹帷幄,四处鼓舞民心士气的修士的原型(但影片描述他早年对大维齐穆斯塔法有救命之恩,就纯属编剧的“再创作”了)。不过,马尔科在内政外交方面可作为利奥波德皇帝的肱骨之臣,但作为修道会神父,他毕竟不擅长领兵作战。而神圣罗马帝国不过是一松散的联邦,战事迫在眉睫,谁来指挥各邦勤王的军队便成为困扰皇帝的难题。



​26,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

    1683年初,对全国可用兵力的统计被送交利奥波德皇帝御览,形势极不乐观。报告显示,帝国共有约220个骑兵中队和224个步兵连队,天女散花般地散落在摩拉维亚、西里西亚、西匈牙利与上匈牙利,内奥地利、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等各处,粗略统计总数有17600骑兵和44800步兵。战争委员会召开战前会议后认为,要应付奥斯曼的庞大军队,本方的兵力至少应该达到八万人,内含23个步兵团、17个胸甲骑兵团和7个龙骑兵团。但现有兵力显然是远远不足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利奥波德皇帝分别于一月、二月和三月向帝国境内的所有诸侯、贵族发布了紧急征兵的命令。皇帝的努力取得了一些进展,昔日由神圣罗马帝国亲王耶日·塞巴斯蒂安·卢博米尔斯基( Jerzy Sebastian Lubomirski,1616–1667,波兰贵族和名将)创立共计三个半团的精锐波兰骑兵加入了帝国军的序列。另外,在1682刚刚设立的20个匈牙利和克罗地亚民兵团也得到了增强。但是,虽然从帝国北方和东部调集部队的行动大体顺利,但从西部抽调兵员就遇到了很大阻力。原因是路易十四尚在虎视眈眈,西部边境并不太平。例如,帝国选帝侯,巴伐利亚大公马克西米连二世(Maximilian II,1662-1726,神圣罗马帝国名将,同时还是卢森堡公爵和末代西属尼德兰总督)就特意要求皇帝为他留下15000兵力,用来防备法国的入侵。由于时间仓促加上各方掣肘,利奥波德所能调集到的兵力远远少于预期的8万人。但为了御敌国门之外,帝国战争委员会还是决定,将军队主力在多瑙河畔的基策(Kittsee)附近集结,以对抗奥斯曼人。



​27,电影《维也纳之战》中马尔科·德·阿维亚诺剧照

    大国间的战争,比拼的不仅是装备人力,还有财力。不幸的是,此时神圣罗马帝国因为债台高筑,国库已经枯竭,利奥波德皇帝的信用在借款事务中几乎为零。由于早先三十年战争的贷款利息还没有完全付清,加上17世纪普遍的货币贬值问题,官僚阶层腐败成风以及近期鼠疫对商业造成的破坏,哈布斯堡王朝筹措战争经费显得举步维艰。在向银行融资失败后,利奥波德别无他法,只能向议会寻求帮助。堂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居然不得不为了筹款四处“化缘”,然而结果同样差强人意。原本他怀揣募集876000弗罗林的憧憬来到下奥地利州议会,但在激烈的讨价还价后,1683年3月31日离开时只带着650000弗罗林。 甚至这笔款项还带有附加条件——其中仅有22万弗罗林立即支付(包括10万贷款),剩余金额则要等到1684年支付。国难当头,上奥地利和施蒂里亚的议会同样表现得极度吝啬,让皇帝几乎空手而归。虽然政府紧急提高了税率,但征税工作遭遇了重重阻碍。教廷虽然表示愿意援助帝国,但显得缓不济急。最后,经政府部门计算,整个帝国的财政缺口达到了惊人的400万弗罗林之巨。纵使利奥波德长袖善舞,也不可能在一年中扭转这种窘况。经费短缺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帝国当时拥有的步兵团与骑兵团,大部分都是不足额的。万幸的是,虽然军费捉襟见肘,但对维也纳城防的加固、改进工作,帝国政府还是相当慷慨的。

    谁来担任帝国军队总指挥同样让利奥波德皇帝头疼不已。虽然理论上,皇帝本人是这一职务的不二人选,但与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连二世不同,利奥波德并不愿意在战场上以身犯险,而且他也缺乏运筹帷幄的决断。于是,关于这一问题,帝国的权贵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年蒙泰库科利元帅在帝国军队中拥有崇高威望,可惜他已经过世。最后,新任的帝国战争委员会主席赫尔曼·冯·巴登(Herman von Baden)力排众议,推荐洛林公爵查理五世(亦是利奥波德的妹婿)作为帝国军队总司令。由于洛林公爵刚刚在法荷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封地,有人讥讽他是“丧家之犬”。但利奥波德皇帝坚持启用正处于人生低谷的公爵,事后证明皇帝虽然算不上称职的士兵,却是一名优秀的伯乐。虽然面临重重压力,但临危受命的查理五世踌躇满志,于4月10日赶赴首都维也纳接受职务。4月21日,利奥波德皇帝、查理五世和战争委员会成员举行了御前军事会议。



​28,哈布斯堡王朝军队主帅洛林公爵查理五世

    赫尔曼·冯·巴登(同时担任战争大臣一职)早先曾提出了一项自己的作战计划。其核心内容是,依托大量坚固的工事、要塞对奥斯曼人层层阻击。为了推行这项防御计划,1681年他特意聘请了日耳曼工程师乔治·林普勒(George Rimpler)主导整个帝国要塞规划与建设,后者在军事工程学方面享有盛誉,号称“德意志的沃邦”。按照赫尔曼的方案,共计14400步兵和28600骑兵的帝国主力部队将部署在科马罗姆(Komárom,匈牙利城市,位于该国西北多瑙河畔)地区。此外,他准备把舒尔茨 (Schultz)将军麾下8000人的部队以及卢博米尔斯基(lubomirski)手下2700人的波兰军队布置在瓦赫(Vàh)河北部,同时让来自施蒂里亚和克罗地亚守备部队去抵挡奥斯曼人可能对格拉茨南方的攻击。赫尔曼计划成功的前提条件是坚固、先进的要塞工事,截止1682年12月,在战争委员会的主持下,帝国艰难地挪出经费,对维也纳、杰尔的城防进行了整修和改良,并在维也纳新城以及摩拉瓦至莱塔河一线构筑了完善的防御工事。不过由于财政困难,这项浩大工程在1683年中进展缓慢。
洛林公爵查理刚刚在21日的御前会议上被正式任命为帝国军总司令。虽然赫尔曼对他有着知遇之恩,但作为职业军人,他敏锐地发现了赫尔曼计划的漏洞,并且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在查理五世看来,赫尔曼的方案过分消极,其实质为分兵死守几个孤立的据点或野战工事,如果敌人孤注一掷,绕过它们直扑维也纳,就有满盘皆输的风险。何况神圣罗马帝国的兵力原本就处于绝对劣势,如此分散的部署简直是送给土耳其人各个击破的天赐良机。他建议,奥斯曼军队实力强悍,而他们的目标显然是要夺取杰尔进而围攻维也纳,那么与其层层设防,不如集中兵力在有利地形与奥斯曼人会战。考虑到实力上的差距,洛林公爵尤其强调应该与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约翰·索别斯基(John III Sobieski,1629-1696,波兰国王,立陶宛大公)结盟。虽然此前利奥波德与索别斯基之间存在龃龉,但查理深谙唇亡齿寒的道理,波兰-立陶宛联邦是神圣罗马帝国东部实力最强的基督教国家,同样面临土耳其的威胁,有了索别斯基的支援,才能使神圣罗马帝国在野战中与奥斯曼人交锋具备可能。当然,查理五世并不忽视要塞体系在对抗土耳其战役中的作用,他同样要求皇帝尽可能为要塞守军提供良好装备与充足给养,但在他看来,要塞是反击奥斯曼人的节点,而非死守待援的孤岛。
1683年的洛林公爵查理五世已年届不惑,早年的圣高萨特战役中,他就曾与奥斯曼人交手,随后的法荷战争,他代表神圣罗马帝国多次与法国作战,战功卓著,可惜帝国实力不济,最终痛失家园,不得不选择流亡。虽然出身高贵,但在治理洛林时,查理便以礼贤下士,勤政爱民著称。他算得上帝国的栋梁之才,是一名优秀的军人、政治家,却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大贵族”。在电影《维也纳之战》中,洛林公爵的形象虽然还算是正面,但在波兰国王面前,显得过于唯唯诺诺,更像是一位副官,而非神圣罗马帝国的堂堂主将。而事实上,波兰国王约翰·索别斯基对洛林公爵却相当尊重和欣赏。他曾这样谈及对查理的第一眼印象:“他有着鹦鹉般的鹰钩鼻子,天花在脸颊上留下了密密的疤痕。他穿着没有装饰的一袭灰衣,戴不插羽毛的帽子,脚下的靴子已有两三个月不曾上油擦拭。他的金色假发破破烂烂,坐骑算是好马,但马鞍和马饰却相当寒酸。他显然不太在意自己的外表,但言行举止流露出一流人物的气质。”洛林公爵与利奥波德皇帝私交甚笃,但并不盲从主君,而敢于坚持己见。其统兵作战的最大特色,是他总能激起部下的信赖与爱戴,并且总是身先士卒,作战十分骁勇,身上随处可见的伤疤即是明证。同时,洛林公爵也并非只有匹夫之勇,他在作战中以国家利益为先,从不打无把握之战。
与穆罕穆德四世给予卡拉·穆斯塔法的礼遇相仿,宣布任命后,利奥波德一世也为查理五世举行了一场阅兵典礼。皇帝率领诸位大臣、王公贵族和外国使节,登上一辆辆四轮马车,浩浩荡荡地离开维也纳,前往基特塞的平原,进行传统的检阅仪式。早上8点,集结完毕的帝国主力部队以团为单位,摆开战斗队形,排列在观礼台前。利奥波德皇帝、皇后埃莱奥诺(利奥波德的第三任妻子)、14岁的长公主玛利亚·安东尼娅(Maria Antonia)和她的未婚夫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连以及洛林公爵,在大主教的带领下,与全军将士一道举行了弥撒——随军神父为士兵们分发圣餐,文武百官则领取圣礼,军官们还得到了教皇颁发的特赦状,以鼓励他们稍后与**殊死相拼。参加阅兵的部队总计3万2千余人,火炮近90门,但和奥斯曼的浩大阅兵相比,有着云泥之别。虽然皇帝表现得平易近人,与各团军官亲切交谈,但他许诺的额外一月军饷事后从未兑现。阅兵结束后,皇帝返回维也纳宫廷,查理与部队则前往基策的集结地,他的战役也算正式揭幕了。
    5月7日,在基策的作战会议上,查理公爵提出了下一步方略,他建议不能消极等待奥斯曼人来攻,而应该提前出击,打乱他们的作战部署,为援军争取时间。具体目标则是土耳其人控制的埃斯泰尔戈姆和新扎姆基。查理五世认为,通过此次逆袭,能够大大提高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声望和士气,同时给卡拉·穆斯塔法当头棒喝;此外,虽然帝国已经派出使节与波兰-立陶宛联邦商议共同进退的事宜,但索别斯基的态度还不甚明了,一次漂亮的出击能够展现帝国的战力和决心,有助于促成和波兰人的联盟。5月9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利奥波德皇帝正式批准查理提出的对两座要塞进攻的计划,他也谨慎地表示一定要确保杰尔和科马罗姆的安全,并粉粹任何入侵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的企图。
面对一触即发的大战,此时的匈牙利人出现了某种奇异的分裂。以伊姆雷·特克利为代表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者,为了彻底独立,不惜倒向奥斯曼帝国,并加入了后者的军队;而另一部分人则继续对哈布斯堡王朝效忠,其中的代表是德劳什科维奇(Draskovich)伯爵。当洛林公爵的军队从基策向埃斯泰尔戈姆挺进之时,德劳什科维奇已经自发地开始工作,他计划将拉巴(Ràba)河打造为一道天堑,以迟滞土耳其人的进军。在大量匈牙利民工的帮助下,伯爵在杰尔附近的拉巴科茨岛地区五座横跨拉巴河的桥梁东段建立起了桥头堡,还在多达42个渡口的东岸放置了木栅栏,甚至于河床中也投下了“路障”。当查理五世来到此地时,欣喜的发现匈牙利人已经构筑了一道严密的防线,可供他直接利用。
    5月19日,洛林公爵与他的军队已经到了杰尔郊外,他们经由科马罗姆,继续向埃斯泰尔戈姆前进。途中他们暂时于两座小镇格莫斯(Gomors)和斯佐尼(Szőny)安营扎寨,以便等待顺流而下的火炮和弹药的运抵,它们是攻城战的必需品。在此期间,洛林公爵派出斥候对埃斯泰尔戈姆展开侦查,但斥候们带回的关于奥斯曼人的推进方向、军队规模和行军速度的情报常常自相矛盾,令人困惑。同时,在营地中,对于攻击埃斯泰尔戈姆的计划,不少保守的将领也心存疑虑。5月21日部队原本已做好强攻埃斯泰尔戈姆的准备,但很快洛林公爵本人又撤消了命令。因为他得到的一份情报说,卡拉·穆斯塔法帕夏已经在渡过了奥西耶克,公爵感到此时即使顺利拿下埃斯泰尔戈姆,也可能会令他的侧翼暴露,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但事实上,由于天气原因,奥斯曼人的推进速度远没有情报声称的那样快。雪上加霜的是,和奥斯曼苏丹对自己的大维齐彻底放权不同,身处维也纳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时还要对前线指挥做出干预。正当查理五世准备静候奥斯曼人渡河时,一封利奥波德发来的书信却鼓励他在奥斯曼主力抵达前,去攻击某座奥斯曼堡垒以振奋人心。于是查理五世只好提出再次攻击埃斯泰尔戈姆,但他的将军们极力反对,并演变为一场激烈的争吵。数周时间就这样被浪费在发布命令和撤销命令上。最后,洛林公爵决心放弃埃斯泰尔戈姆转而进攻新扎姆基城堡,他们在科马罗姆附近渡过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的逆袭总算开始了。对新扎姆基的攻击最初进行得颇为顺利,由于人数占优压倒性优势且士气高昂,前三天里部队进展迅速。他们迅速夺取了外层建筑,并登上内层防御工事对面的岛屿,拿下新扎姆基似乎指日可待。然而,6月8日洛林又收到一封来自利奥波德的信,皇帝出尔反尔,开始质疑攻下新扎姆基的必要性,并强调需要保护好奥地利军队,避免一切“无谓的损失”。查理五世难免有些心灰意冷,他的命令不但得不到贯彻,一些帝国高级官员甚至在背后多方牵制,而利奥波德一世似乎缺乏自己的主见。公爵最终率部撤回科马罗姆,两手空空。其实,新扎姆基城堡中只有1200名土耳其新军和700名骑兵,守军业已精疲力竭,独木难支,奥地利人与一场大捷就这样失之交臂。6月20日哈布斯堡军接到情报,卡拉·穆斯塔法的军队正向杰尔移动,洛林公爵匆忙率领他的约12500步兵和9500骑兵回师杰尔,他们于6月22日顺利抵达。



​29,17世纪欧洲常见的2磅至8磅加农炮,现收藏于丹麦哥本哈根的军事博物馆

哈布斯堡王朝部队回到杰尔后的第一件工作便是进一步修缮由林普勒指导过的防御工事。洛林公爵的计划是在野战军的援助下以坚固工事为依托尽可能阻碍奥斯曼人的进犯。为此,他决定让部队左翼紧靠城镇,而右翼则布阵于拉巴河背后,即南面的沼泽地,从而将地形的优势最大化。为了配合这条战线的防御,在主力前方的渡口也修建了堡垒,此外一些龙骑兵也被派往阵地的北方和南方,以扰乱奥斯曼人潜在的任何攻击。匈牙利人内部分裂的情况此时已经一览无余了。拜伊姆雷·特克利的“群众工作”所赐,很多匈牙利的村镇在得知奥斯曼人入侵后居然箪食壶浆迎接“王师”,甚至武装起义驱赶奥地利人。6月28日,为了避免自己的防区出现这样公开资敌的情况,洛林公爵亲自率军对周边乡村进行了一番扫荡,收缴余粮和物资,驱赶居民,以坚壁清野。此举颇不光彩,但也实属无奈。扫荡行动没过多久,地平线上便出现了滚滚浓烟,预示着奥斯曼主力部队的到来。
    7月1日清晨,奥斯曼人终于抵达杰尔。中午,他们派先遣部队沿南岸向拉巴科茨上游前进寻找可供涉水渡河的地方。下午,奥斯曼工程师已经构筑好炮兵阵地,而部队则开始准备强行闯过渡口。7月2日凌晨两点时分,洛林的查理公爵被手下叫醒。奥斯曼军队营地繁星般的篝火和灯笼令人不寒而栗,从对方身影的移动来看,似乎敌人正准备有所行动。查理立即指示他的军队进入战备状态,并命令炮台率先开火,以将奥斯曼人尽可能驱离河岸。
虽然看似摆出了一副与奥斯曼帝国在此决战的架势,但查理五世并不打算死守杰尔,利奥波德皇帝曾反复叮嘱不要令帝国心脏地带面临危险。尽管刚刚得到了三个步兵团的增援,查理还是计划主动撤退到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适当位置,既能随时支援杰尔(如果这是奥斯曼人最终目标),又能保护首都维也纳。7月2日全天哈布斯堡军都在有序地分批后撤,最终查理大致将整个部队分布于维瑟尔堡(Wieselburg,位于下奥地利)-匈牙利-阿尔滕堡(Altenburg,位于今天的德国图林根地区)这一新的战线,并成功击退了鞑靼骑兵的一次进犯。7月3日查理五世退至小镇德意志亚恩多夫(Deutsch Jahrndorf),他下令在此扎营,以便弄清奥斯曼人的动向,并确定下一步的方略。很快他就收到了报告——杰尔是卡拉·穆斯塔法的最终目标(这其实是错误的情报),于是他认为不能再后撤太深了。7月5日和6日,查理由匈牙利开始向奥地利边界的贝格(Berg)移师。在这里他收到来自在杰尔的守军指挥官莱斯利(Leslie)将军的急件,后者表示情况危急,他准备把步兵和炮兵从要塞里撤出,除非7月4日前他收到相反的指令。这条消息并没有及时传给查理,但他依旧回复莱斯利,要求他应留在原地不能弃守杰尔。幸运的是,由于通讯不畅,阴差阳错之间,莱斯利仍继续着他的撤退,从而保住了这支部队。直到7月7日上午九点,当洛林公爵骑马准备外出时,他才听闻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一支巨大的奥斯曼部队正在维瑟尔堡-匈牙利-阿尔滕堡一线移动。很快,公爵本人也亲眼看到了平原上那巨大的尘云,而按照过去的情报,敌人的主力本应该正在围攻杰尔。他立即判断出,这是奥斯曼军队主力绕开了杰尔,正在向维也纳推进。这时要摧毁桥梁,设置路障已经太迟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主力部队只能眼睁睁目送那充满杀气的烟尘滚滚前行,很快,便绕过了本方的阵地。
洛林公爵从极度震惊中迅速清醒过来,他命令辎重部队和骑兵主力立即驶向向菲沙门德(Fischamend),莱斯利则继续经由普雷斯堡向维也纳回援。要让公爵手上这支大军赶在土耳其人之前尽数回到首都是不可能的,查理准备将错就错,一方面让他的爱将恩斯特·吕迪格·冯·施塔尔亨贝格(Ernst Rüdiger von Starhemberg,1638-1701)临危受命,立即轻装前往维也纳负责整个城防的指挥(同时派奥尔斯佩格伯爵作为信使向利奥波德一世禀告这一噩耗);另一方面,他开始整顿集中兵力,准备在维也纳城外机动作战,寻求里应外合,夹击奥斯曼军队的机会。当然,洛林公爵也会尽力派出一部分兵力袭扰奥斯曼人,拖慢其前进速度,为首都的防御争取几天时间。不过由于奥斯曼人的突然袭击,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陷入了一阵紊乱当中,第一批公爵的传令兵大部被奥斯曼人抓获,而只有一位机敏的中校哈斯林根(Hasslingen)逃过一劫,他总算将查理的指令传达给各地友军,其中一些部队和主帅失联已经长达6天之久,洛林公爵能够在不利形势下重整散落的部队,而使他们没有全面崩溃,已经实属不易。
与此同时,维也纳城中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在哈布斯堡王室生活的霍夫堡皇宫,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幕。首先是洛林公爵的信使奥尔斯佩格伯爵气喘吁吁地向皇帝报告,奥斯曼人已经越过了杰尔的防线,直扑首都而来。稍后,埃尼奥·卡普拉拉将军带来了雪上加霜的消息——土耳其人出现在了莱塔(Leitha)河对岸。利奥波德皇帝还未从接连不断的打击中回过神来,一小时后,蒙泰库科利上校(已故蒙泰库科利元帅之子)禀报说,鞑靼骑兵正在骚扰洛林公爵回援的部队,看来帝国军主力已经无法及时返回首都,此外,鞑靼人已经占据费沙河(Fischa)上的桥梁,这是进入维也纳前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换言之,此时维也纳已经无险可守。事发仓促,利奥波德缺乏战场经验的弱点便显现出来,他有些六神无主,根本没想到派侦察兵去费沙河一探虚实,因此也不可能发现所谓的费沙河失守只是一场虚惊。当时他的太子约瑟夫还不满5岁,皇帝心中牵挂的更多是王室的安危,他匆忙下令皇族与帝国重臣收拾金银细软立即出城,逃往200多公里以外相对安全的林茨。此举引发了轩然大波,在很多国民的眼里,这无疑是怯懦行径,甚至是一种背叛,于是很多权贵与富人也都纷纷走向了逃亡之路。电影《维也纳之战》在这一情节上尤其突出了利奥波德一世的怯懦,将他塑造成惊慌失措的无能鼠辈,而借此烘托出波兰国王的伟岸形象。但平心而论,利奥波德一世也有苦衷,他的两个儿子均未成年且都在宫中,他还没有健在的叔伯兄弟,如果维也纳失守王族悉数被俘甚至殒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将彻底绝嗣,从而灰飞烟灭。可以说皇帝此刻将王室的利益置于了首都市民的利益之上,但他骨子里并不想做亡国之君,或偏安一隅。他的惊惶一部分应归咎于错误的情报,利奥波德大大高估了奥斯曼人的行军速度,此时维也纳并没有遭到合围,他其实还有几天时间可以妥善布置首都的防御,但皇帝对此并不知情。7月7日晚,王室与大臣的车队在慌乱中驶出了城门(与他们一道出逃的难民多达6万,其中不乏名流显贵),只留下一千多名正规军人驻守帝国的首都。离别之前,利奥波德皇帝心中五味俱陈,他签署命令,言辞恳切地号召各地诸侯共同攘夷勤王,此后的三个月,他将战役的指挥权尽数交给了自己的部将们,自己几乎消失在这场生死之战上。



​30,18世纪荷兰画家萨穆埃尔(Samuel Dirksz van Hoogstraten)笔下的维也纳霍夫堡皇宫(Hofburg Palace,哈布斯堡王室的冬宫,现为奥地利总统府)

恩斯特·吕迪格·冯·施塔尔亨贝格临危受命,日夜兼程,终于在皇帝离开后的第二日返回维也纳城,就任城防司令一职,和他一同到来的还有数千帝国骑兵。施塔尔亨贝格就像一场及时雨,虽然明知此行凶险且疲惫不堪,但他义无反顾,立即便投入了组织民众加固城防的工作。援军的出现抹平了皇帝出逃带给士气的打击,士兵与壮丁们一同辛勤劳作,同时城内开始实行军事管制。百年来维也纳军民对奥斯曼帝国的残暴耳闻目睹,他们对敌人的大发慈悲不抱幻想,决心与城市共存亡。
7月10日,奥斯曼军队即将围攻维也纳的消息得到了证实,这彻底打消了守军的侥幸心理。士兵们迅速将火炮安装在众多的棱堡工事,炮位纷纷设置妥当。 虽然战争阴云密布,但维也纳间或也能得到一些欣慰的消息——各地援军陆续开来,其中包括冯·夏芬伯格(Scherffenberg)步兵团的1000余人以及冯·施塔尔亨贝格自己麾下的半个团。7月11日,留守的诸位将领召开会议统一作战方略,他们最终认可了洛林公爵有些大胆的计划:一方面维也纳守军加固城防,拼死防守,另一方面洛林公爵率领主力北上多瑙河,寻找机会攻击围城的奥斯曼部队,以便同守军里应外合。第二天,洛林公爵的5个步兵团渡过多瑙河,驻扎在马奇菲尔德地区(Marchfield)以保护北岸,南岸另外留下了7个团的部队。为了避免奥斯曼人利用维也纳城郊的物资打造攻城装备和获取补给,当天晚上,维也纳守军纵火焚毁了郊区,整个夜晚火光通明,不过虽然大部分建筑都被摧毁,但一些坚固的砖石结构建筑还是保留了下来,依旧能为日后的土耳其军队提供一定庇护。
虽然守军分秒必争,但鞑靼人此时已经出现在维也纳郊外,并威胁到了在克雷姆斯河(Krems)的桥梁。为了保住这座重要桥梁,洛林公爵派遣一整团的克罗地亚骑兵及两个中队胸甲骑兵果断出击,经过苦战,他们总算是赶走了鞑靼人。



​31,临危受命,担任维也纳守军指挥官的恩斯特·吕迪格·冯·施塔尔亨贝格将军

   奥斯曼军队方面,卡拉·穆斯塔法于7月10日率军出其不意地越过了神圣罗马帝国脆弱的维瑟尔堡-匈牙利-阿尔滕堡防线, 7月11日,大部队已到达奥匈边境附近的海恩堡。它自中世纪以来便是一个战略要地,此前已经抵抗鞑靼人的袭扰超过一个星期。但在这一天,这座小型的要塞终于被奥斯曼巨大的战争机器碾得粉碎,幸存者惨遭屠戮,奥斯曼人甚至连妇女儿童也没有放过。神圣罗马帝国的克罗地亚骑兵眼见自己的父老乡亲遭遇不幸,怒火中烧,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对攻占城堡的奥斯曼人发动了一次冲锋,杀死了百余敌兵,但寡不敌众,最终不得不撤出战场。7月12日,在卡拉·穆斯塔法帕夏终于来到了他魂牵梦绕的维也纳城郊外,此前一天奥地利人坚壁清野留下的废墟还正冒着滚滚青烟。到了7月13日,大维齐和高级将领们驻跸在施韦夏特村,距维也纳只有约10公里。小憩片刻后,他在多达 1万的骑兵护送下,抵近视察维也纳周围的地形地貌,以决定应当在何处构建攻城必须的堑壕。守军勇敢地发动了一次逆袭,希望能打击穆斯塔法的锐气,不过他们很快被击退,返回了守卫森严的棱堡里。1683年激动人心的维也纳大围攻,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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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2 20:43 | 只看该作者
    四、兵戎相见
    由于情报错误和轻敌大意,神圣罗马帝国主力部队已经被分割为施塔尔亨贝格指挥的维也纳城防部队和洛林公爵指挥的野战部队,形势相当不利。虽然查理五世随机应变,使主力免遭包围,并且保留了机动作战的能力,不过由于实力悬殊,他无法轻易地击破土耳其人的围攻,也无法阻断其补给线。7月14日,维也纳守军人数已经清点完毕,共十个不足额的步兵团(约含72个连队),一个胸甲骑兵团和若干民兵,总计约15000人,此外还装备了多达370门火炮。守军具体的配置情况已经无法考证,不过约有3000人驻守在各个棱堡中,其余的则作为预备队。施塔尔亨贝格是全城总指挥,步兵主要由马尔凯塞·德利·奥比齐(Marchese Degli Obizzi,1701年后成为神圣罗马帝国陆军元帅)负责,炮兵则交给了克里斯托弗·冯·博尔纳(Christoph von Börner),而“德意志的沃邦”乔治·林普勒担任城防总工程师。



​32,1683年维也纳的城防鸟瞰示意图,由当时正在城内的军事工程师丹尼尔·苏丁格(Daniel Suttinger)绘于1684年,此图是关于当年维也纳工事体系最精确的资料之一。

    与防守方的如临大敌相比,卡拉·穆斯塔法帕夏显得踌躇满志,甚至有几分悠然自得。工兵们迅速为主帅建立了华丽的木结构指挥所,外面铺上了厚厚的帆布,内部则以大量丝织品装饰,在大维齐的叮嘱下,指挥所距离维也纳的防栅只有不到四百五十公尺,理论上处于守军大炮射程之内。如此布局颇有些艺高人胆大的意味,卡拉·穆斯塔法对本方的火力压制信心十足,因此宁愿以身试险,换取更优良的视野。7月14日当天,他走出豪华的战地居所,爬上郊外山坡,从南面俯瞰维也纳城区。在这块高地上,大维齐能够对维也纳周边的山谷、河流、山丘,房舍一目了然。过去的数天中,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工程师们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攻城计划,最终经过会商,将领们达成了共识,维也纳防御工事的最佳突破口被选在霍夫堡皇宫附近的防区(奥地利人对本方防御的薄弱之处也心知肚明,在皇宫区的棱堡他们预先布置了大约1000兵力)。在这一区域,地势平缓,排水情况良好,维也纳河从城墙边蜿蜒而过,还有一道平缓的斜坡通向斜堤和棱堡,便于士兵突击,此外,据城墙不远的高地也适宜布置炮兵阵地,从而让奥斯曼人的火力优势与杰出的工程兵、土耳其新军互相配合,事半功倍。经卡拉·穆斯塔法定夺,奥斯曼人的总指挥部设立在奥塔克灵,主营地建立于维也纳河南面与西面的洪茨特姆村、宫本多夫村。由于奥斯曼帝国此次远征兵力庞大(人数在10万至30万之间),实际的营地不断向城市四周延伸,几乎将它完全包围(在北边还有部分哈布斯堡王朝掌握的阵地),一直到罗绍(Rossau)为止。奥斯曼人的营帐总计绵延达24公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新月阵,“口袋”中央似乎唾手可得的,便是维也纳这枚欧洲的金苹果。




​33,1683年奥斯曼人围攻维也纳的布阵形势图。


    这天下午,卡拉·穆斯塔法与土耳其新军司令、鲁米利亚贝伊勒贝伊(相当于“总督”)等高官一同出营,来到主攻方向——维也纳皇宫三角堡对面的阵地。这里部署的是迪亚巴克尔(Diyarbekir,奥斯曼帝国行省,位于小亚细亚东部)贝伊勒贝伊、阿勒颇贝伊勒贝伊和安纳托利亚贝伊勒贝伊的地方行省军队,并得到了20个土耳其新军团队(ortas)的加强,此外,还配有五门8—24磅炮和20门小口径火炮。而在卡拉•穆斯塔法帕夏左翼,直接面对罗贝尔(Löbel)棱堡的是蒂米什瓦拉(Timișoara,位于今天的罗马尼亚)贝伊勒贝伊和锡瓦斯(Sivas)贝伊勒贝伊,这里同样得到了20个土耳其新军团队和约500名卡皮库鲁工兵的支援,此外也配置了与右翼相当的火炮(土耳其新军共有101个团队,也就是说,参与围攻维也纳的新军占到了其总数的40%)。上述直接攻城部队共计约2万人,另外还有超过7万大军负责围城,警戒,保护补给和骚扰奥地利乡邻(这里笔者采用的是相对保守的数字)。不过和人数上的巨大优势相比,奥斯曼人的火炮显得有些寒酸——总数仅仅约150门,远不如守军的370门,这导致了日后在攻城战中,奥斯曼人的火炮难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基于《古兰经》的教义和伊斯兰律法,穆斯林在围攻**城市之前,一般会给予其归顺投降的机会,1683年的奥斯曼军队依旧保持了这项传统。一名奥斯曼军官在卫队护送下,将一份招降书交给了守城的一队克罗地亚士兵。冯·施塔海姆贝格见上面写道:“如果向伊斯兰大军投诚,你们可作为基督徒和平地生活在苏丹统治下;如果谁难以接受这样的条件,我们也允许他带着财富和家人不受阻挠地离开。可是如果你们负隅顽抗,那么死亡和奴役就是等待你们的最终命运!”虽然利奥波德皇帝抛弃了维也纳,但在冯·施塔海姆贝格的组织与鼓舞之下,守军已经恢复了士气。他们断然拒绝了奥斯曼人的最后通牒,表示要与维也纳共存亡。目睹守军继续巩固加强城防,卡拉•穆斯塔法下令以持续的炮击作为回应。可是,1683年的土耳其军队,严重低估了维也纳城的防御能力,或许他们心中对这座城市的印象,还停留在一个世纪前的苏莱曼时代。维也纳拥有的并非中世纪那种老旧的、垂直的城墙,而是经过乔治·林普勒精心改造,倾斜的、多边形的棱堡体系。由于入射角度的原因,相当一部分炮弹会被墙面弹开,少数侥幸命中的,也很难穿透壁垒。即使奥斯曼人搬来1453年围攻君士坦丁堡的“乌尔班大炮”,也未必能短时间轰开一道豁口。何况此时奥斯曼人的火炮,由于长途跋涉,道路泥泞,数量口径皆有不足。雪上加霜的是,在围城战开始的第一天,他们的重炮尚在后方,没有布置到位,向城墙射击的都是一些小口径火炮,如同隔靴搔痒,几乎毫无威胁。卡拉·穆斯塔法对维也纳城墙的坚固程度颇为吃惊,他立刻明白,指望通过短时间炮击来一蹴而就是痴人说梦,于是,将希望转而寄托在堑壕战上。当天晚上,奥斯曼人的工程师与工兵们便开始了挖掘攻城战壕的作业,他们几乎彻夜未眠。



​34,围攻维也纳的奥斯曼帝国炮兵阵地

    卡拉·穆斯塔法坚持要在第一线指挥,为了他的安全起见,工兵们特意在前线为他额外修建了一座坚固地堡。一天之内,一支新集结的炮兵部队也出现在阵线后的高地,并开始更猛烈地炮击。奥斯曼人在每个棱堡防区同时开凿两条抵近壕,抵近壕之间再构筑若干的平行壕以进相互连接。堑壕的宽和高都达到六英尺(约1.8米),足以容纳士兵站立并使之免受炮火攻击。当堑壕修筑到接近到维也纳城墙时,工兵们将大量木板、沙袋和泥土被放置在堑壕上部,这种临时的掩体对守军的手榴弹和**具有良好的防御力,在此保护下,奥斯曼人的浩大工程得以迅速有效地展开,即使偶尔有大块岩石作梗,工兵的推进速度依旧喜人。不过,守军不会熟视无睹,坐以待毙,奥斯曼人的伤亡是免不了的。此时对土耳其人威胁最大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狙击手,其中的卓越代表是克勒曼斯格伯爵率领的伯格(Burg)棱堡守军,其中很多人都是昔日的猎手,枪法极为精湛。很多奥斯曼工兵倒在了他们的冷枪之下。甚至克勒曼斯格伯爵自己也不遑多让,他成功射杀了一名450步外悠然视察战场的奥斯曼军官——在领略了狙击手的威力后,奥斯曼人再也不敢像最初一两天那样闲庭信步了。



​35,土耳其工兵在维也纳城外挖掘战壕,荷兰画家罗梅因·德·胡赫(Romeyn de Hooghe)作于1683年。

   7月16日拂晓,大批奥斯曼重骑兵直接渡过多瑙河浅水区,前往攻击北岸的多座桥梁。驻守在桥头堡的三个神圣罗马帝国骑兵中队,猝不及防,很快就溃不成军。在这场短促的遭遇战中,奥斯曼重骑兵惊人的速度、视死如归的精神与精湛的骑术令他们的对手肃然起敬。如果多瑙河的桥梁持续被奥斯曼人占据,就有可能彻底阻断维也纳守军与北边洛林公爵部队的联系,后果不堪设想。当天深夜至第二天凌晨,守军组织了一次大胆的出击,奇袭收到了效果,奥斯曼人为白天的胜利所陶醉,万万没有料到奥地利人会胆敢反攻,后者以较少的伤亡把奥斯曼人逐出了前沿堑壕。不过尽管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但奥斯曼人距离维也纳最近的棱堡也只有200步距离。与此同时,洛林公爵的队伍仍然远在多瑙河的彼岸,他尽力维持着与城中守军的联系,并为他们输送弹药给养,并尽可能地修复一些桥梁,疏导交通,但敌我悬殊,目前显然还不是反攻的时候。虽然奥斯曼军队将注意力放在维也纳要塞上,但对北面的敌军也不忘牵制和袭扰,舒尔茨将军的三个龙骑兵团一直被奥斯曼骑兵轮番冲击,而波兰将军卢博米尔斯基的战士也被赶出了一些多瑙河上岛屿,撤退到第一座桥边,后面是杀气腾腾的土耳其追兵。不过在桥梁的一侧洛林公爵富有先见之明地部署了一批奥地利炮兵,不知就里的奥斯曼人遭受了近距离的霰弹齐射,伤亡惨重,被迫退却。后来,他们重整队伍,再次攻击大桥,但是在损失许多高级军官后,还是不能越雷池一步,只能暂时后撤,并眼睁睁地看着奥地利人焚毁了奥斯曼人搭建的浮桥。战场上的另外一个焦点在利奥波德施塔特区,奥斯曼军队于当地搭起了巨大的土质炮台,架好火炮,开始轰击维也纳的东面。维也纳市中心均在其射程以内,而高耸的教堂尖塔成为了绝佳的参照物,教堂附近顿时成为一片火海。城的另一边,土耳其战壕推进的速度也着实令守军胆战心惊。工兵们首先从郊区菜园的软泥地下手,接着在防御工事前的斜坡里开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战壕挖到离守军外围防栅不到五十公尺的地方,而战壕深达1.8公尺。大马士革贝伊勒贝伊和他的队伍连同30门小型火炮已进入圣布里吉德草地附近,这是新的威胁。随着时间推移,奥斯曼人的攻势越来越猛烈,由于担心土耳其人过河攻击洛林公爵的部队,后者的士兵已经开始被迫地拆除部分自己架设的桥梁,而守军则开始自行用砖石封堵城门,维也纳慢慢地变成了一座孤岛。守军基本上只能依赖自身的力量了。冯·施塔海姆贝格正确判断了敌人的主攻方向,在霍夫堡附近集结了最强大的兵力,几天的苦战之后,他已经初步了解对手的战术,并调遣他的炮兵进入霍夫堡附近的棱堡,压制奥斯曼人的堑壕作战。7月17日,冯·施塔海姆贝格在罗贝尔棱堡被火炮击中的飞砖碎石所伤,暂时丧失了活动能力,但他不愿离开火线,让侍从将自己放在椅子上,扛到棱堡高处,一方面居高临下地继续指挥战斗,一方面也是为了平复部下对自己的牵挂。随着战事越发吃紧,施塔海姆贝格派死士将其书信偷偷运送出城,向多瑙河另一端的总司令查理五世汇报维也纳的现状。洛林公爵心急如焚,他也在苦苦等候向多瑙河反攻的机会。
   奥斯曼人大致将自己的火炮分配为三大炮群,架设于维也纳各个棱堡对面的巨大炮兵阵地上,按照一种几乎固定不变的节奏向城中开火。正如前文所说,在奥地利人看来,土耳其的炮火虽然声势惊人,但战术过分机械呆板,效果只能说差强人意。然而由于兵力上的巨大优势,加之维也纳包围网基本完成,奥斯曼帝国军营里也弥漫着一股乐观情绪。利奥波德一世皇帝的狼狈出逃让卡拉·穆斯塔法有些轻视他的对手,他对于营地可能遭受从西边袭来的攻击并未采取任何的防御措施,也未派兵驻守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地维也纳林山(电影中,鞑靼可汗力荐穆斯塔法在维也纳西部高地驻扎一支部队以预防基督徒可能来自西面的援军,而大维齐对此置若罔闻,对应的就是史实中的这一重大部署失误)。鞑靼骑兵依旧矫健地在维也纳以西区域四处活动,但大维齐并没有充分利用他们去做一番侦察情报工作,他的焦点似乎仅仅局限于维也纳城,希望能尽快攻下它,而对持久战或潜在的西方援军,则准备不足。的确,大维齐在乌克兰和克里特有过战争经验并且获取了胜利,然而当时的对手与现在的哈布斯堡王朝军队相比,要弱小许多。利奥波德一世固然不是什么将才,但王朝的一些将领却是久经沙场——洛林公爵多次与路易十四的军队交手,1676年在攻打菲利普斯堡时腿部曾经负伤,至今行走还有些趔趄;施塔尔亨贝格早年师从雷蒙多·蒙泰库科利元帅,参加过法荷战争,也曾多次挂彩,并且菲利普斯堡战役时恰好在洛林公爵麾下服役,此外还有赫赫有名的苏格兰佣兵莱斯利家族,他们从三十年战争起就开始为王朝效命。这些军官个个都堪称奥斯曼人强劲的对手,但卡拉·穆斯塔法却错将他们当做利奥波德一样的人物。卡拉·穆斯塔法调拨主力部队去强攻伯格棱堡和罗贝尔棱堡,此举虽然不乏勇气,但显得过于中规中矩,缺乏战术大师的想象力,被守军识破后,导致战局不可避免地滑向拉锯战,而奥斯曼人本应该追求速战速决的。在维也纳城内,随着伤亡的不断增加,逃兵也开始出现,冯·施塔海姆贝格指示在醒目的位置搭建了绞刑台,给叛徒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
随着奥斯曼人的各条堑壕日益接近外层护墙,他们抬高了工事的高度,使他们的**能够攻击棱堡上的守卫者,他们的火力也足以驱散守军普通的逆袭,为工兵在护墙底下开始爆破作业提供庇护。守军则针锋相对地树立大量栅栏来加强防护,同时不断对奥斯曼人阵线的薄弱处发动反突击,而在棱堡和三角堡上,火炮被大量配置,它们几乎没有射击死角,给奥斯曼人的作业造成了很大的阻碍。他们还在一些敌人可能进犯的通路上洒满了三脚钉,在栅栏的木桩木板上钉上密密麻麻的铁钉,如同刺猬。此时冯·施塔海姆贝格已经意识到,迟早他将不得不放弃外层护墙,于是未雨绸缪,下令在壕沟中构建第二道防御工事。在最外层的防线,奥地利人抵抗得要比奥斯曼人的预期的长得多。从7月16日对防栅发起进攻起,直到7月26日土耳其人依旧未能将它拿下,数次的强攻都被击退,伤亡情况十分惨重。奥斯曼工兵的爆破也不顺利,虽然城墙下的**炸出的一个个硕大大土丘或巨坑,但棱堡岿然不动,守军还在持续抵抗。7月19日,,恩斯特·吕迪格·冯·施塔尔亨贝格甚至派遣他的堂弟圭多·冯·施塔尔亨贝格率领的一支敢死队攻入了奥斯曼人的堑壕,不过由于敢死队伤亡比例过大,守军后来暂时停止了这种相对冒进的防御样式。随着围攻日渐白热化,手榴弹很快就成为一种双方都十分偏爱的武器,奥地利人在整个围城期间,几乎耗尽了他们整个军火库中80000枚手榴弹。

7月22日,奥斯曼炮兵部队的轰击变得前所未有的猛烈,施塔海姆贝格怀疑其中有诈,很可能这是为了掩盖大名鼎鼎的奥斯曼坑道兵作业的噪声,于是他下令全城居民随时检查他们的地窖,并报告任何地下挖掘的声响。7月23日的白天一切如常,但到了当天晚上6至7时,地下传来一声巨响,这是奥斯曼人第一次的地道爆破。不过由于**放置的位置不佳,它并没有给守军带来太大的伤亡。但原本守军就神经紧绷,此时面对的敌人不仅来自地上,还来自地下,他们的压力显然更大了。
围城的第一周后,精锐的土耳其新军终于也开始投入第一线进攻,他们冒着枪林弹雨,穿过一段开阔地勇敢地登上棱堡前的陡坡突进到维也纳的防栅前,试图越过栅栏打开缺口。然而,防栅后是严阵以待的哈布斯堡王朝滑膛枪兵,他们躲在“西班牙骑士”(奥地利人的特色反骑兵栅栏)之后,上面用“猪羽”架起自己的**,对着闯入的土耳其新军就是一轮齐射,烟雾缭绕,令土耳其人看不清虚实。第一排士兵开火后,他们退回第二线装弹,由第二排**手上前接替他们的位置,如此循环,火力连绵不绝。新军士兵没有奥地利守军这样预设好的**阵地,加之突破口往往地形狭窄,因此虽然他们也是一等的射手,但此时此刻,往往放弃**,而以长戟、土耳其弯刀、短弯刀甚至弓箭作为主要武器。战况极为惨烈。当奥斯曼新军已经冲到近身的距离,守军也不得不用长剑、长矛等冷兵器展开白刃战。由于空间狭小,土耳其军的数量优势完全无法发挥,同时他们还遭到附近炮台上火炮的近距离齐射,奥地利掷弹兵也随即移动到攻击点,投下冰雹般的榴弹。此时密集排列在防栅前几公尺的新军士兵就成了绝佳的靶子,倘若是普通军队,在如此不利局面下恐怕早已经崩溃,但精锐的新军军团以惊人的毅力咬牙坚持,奋战到最后时刻,直到被指挥官召回。一些城墙缺口处堆满了尸体。许多份进攻报告详细描述了攻方面临的不利形势,卡拉·穆斯塔法亲临前线时,也曾亲眼目睹新军遭受的挫折,他逐渐意识到维也纳外围的防栅并非如想象中的脆弱,既然不能靠强攻取胜,则只能依靠智取以及耐心。土耳其人做好了长期围困的准备,并且更加重视坑道战的作用,希望从地下找到攻破城墙的良方。



​36,双方在城墙缺口的鏖战,莱安德·鲁斯(Leander Russ)1837年绘制。

    7月25日,罗贝尔棱堡附近发生了另一次更加剧烈的爆炸,虽然它看上去声势惊人,但实质上只炸毁了一小部分栅栏,守军的伤亡也不多。爆炸过后,当土耳其的敢死队员们踌躇满志地冲出堑壕时,意外地遭受了奥地利人密集的交叉火力;他们遭受了惨重的人员伤亡被迫撤退。但由于白天土耳其人的火力相当猛烈,守城部队只能等到晚间才能出动去修复爆炸造成的缺口。虽然守军的损失轻微,但圭多·冯·施塔海姆贝格却在这次袭击中身负重伤。接下来的一周双方便陷入了类似的爆破——突击——反突击的拉锯当中。之前被奥斯曼人软禁挟裹在军中的神圣罗马帝国大使库尼茨,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此时利用仆人雅各布·海德作为信使,两次将他在敌营中获悉的情报秘密传入维也纳城中,这如同久旱后的甘霖一般大大提高了保卫者的士气。
在以后的几天,虽然守军不断地以臼炮、**和手榴弹向奥斯曼人编织火网,但后者依然在顽强地进行着新一轮“地下工程”。7月29日, 他们同时引爆了两组地雷,结果令卡拉·穆斯塔法惊喜:一长段栅栏被巨大的冲击波掀翻,后面的胸墙也被摧毁,并形成了一个延伸到护城壕的巨大弹坑;守军中的许多人或粉身碎骨,或被飞溅的泥土瓦砾所埋葬。不过附近的军官与士兵迅速赶来,并成功地用柴捆和羊毛袋堵住并加固了城墙缺口,稍后,更有200勇士跳入弹坑,他们距离奥斯曼人的堑壕仅有6英尺之遥,并遭遇了密集的**射击,手榴弹也在弹坑中翻滚着,然而这批哈布斯堡王朝士兵却死战不退,最终让奥斯曼人放弃了强攻的念头。由于守军的英勇顽强,挫伤了土耳其军队的锐气,他们成功赢得了两小时左右喘息的时间,于是缺口再次被合拢了。但在7月30日,另一场皇宫棱堡附近的地下爆破取得了部分成功——这一次奥斯曼人果断地涌入豁口,虽然奥地利人做了激烈抵抗,但他们发现自己寡不敌众,如果全力增援,则显得有些得不偿失,最终守军主动放弃了这一块阵地。




​37,土耳其短弯刀(yatagan)

    尽管维也纳守军迄今为止大体保住了自己的防线,但面对奥斯曼人越发强烈的炮火攻击和执著的地下挖掘,士兵们修复外围工事变得越来越困难。冯·施塔海姆贝格,指望部下长期守住整个外墙是不可能的,他也得为外墙被突破后的下一阶段战斗做出准备。于是,为了预防不测,司令官颁布了民兵与青壮年市民紧急集结的地点列表 ,并下令除了负责报时的教堂钟楼,其余的大钟必须保持安静,而一旦圣斯蒂芬教堂大钟敲响,则标志着奥斯曼人已经突破城防,城内居民将充分动员起来进行巷战。在整个7月的最后一周和8月的第一周,在伯格棱堡和罗贝尔棱堡前的每一寸土地双方都曾反复争夺。
面对奥斯曼工兵咄咄逼人的地道攻势,冯·施塔海姆贝格不愿坐以待毙,他组织部下去开凿针锋相对的反地道,以破坏敌方的工程。8月2日,奥地利工兵的反击取得了重大战果。 哈夫纳(Hafner)上尉率领一批略显业余的维也纳工兵,成功地在罗贝尔棱堡的对面找到并爆破了奥斯曼人的地道,剧烈爆炸杀死了许多奥斯曼人,各种人体的残肢飞溅着和崩塌的泥土一起埋入了地下,土耳其工兵终于不能再肆无忌惮地工作了。到了8月初,围城者与守城者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即上午主要是火炮互相对射,下午和傍晚双方在地下交锋并不时能听到一声声巨响,随后杀声四起,双方士兵在外围防线的缺口白刃作战,最后土耳其人被暂时击退,而守军则在夜里忙碌地修补工事。
8月的第一个星期,距离奥斯曼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第一次交火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兵临城下的奥斯曼人仍然止步于维也纳的最外层防线。在大维齐卡拉·穆斯塔法的一再督促之下,到了8月5日,奥斯曼人终于成功地在在突击坑道旁建造了一座座土丘,本方的**手得以居高临下地对守军射击,为自己的工兵作业提供了更好的掩护。就在这紧要关头,维也纳从事反地道战的工兵们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竟不慎炸毁了一段本方的防区,此举导致一批土耳其人成功越过了护城河进抵棱堡墙下,面对蜂拥而至的土耳其新军,冯·施塔海姆贝格只能亲自带领100亲兵发起冲锋,总算暂时击退了土耳其人。但这个巨大的缺口已经很难在短时间内被堵住了。随后,土耳其人有条不紊地将火炮向前推移,集中炮火攻击这一带的防栅。8月7日,在摇摇欲坠的维也纳外层栅栏附近,又有两枚新的地下炸弹被引爆。装备手榴弹的土耳其新军稍作休整后,沿着新出现的通路开始一波波亡命的攻击,他们首次成功进入到防栅后方的开阔地。围城战开始的第二十五天,卡拉·穆斯塔法的大军终于突破了维也纳的第一道防线。



​38,1669年神圣罗马帝国生产的攻城炮,现藏于维也纳军事历史博物馆。

8月10日,虽然没有发生新的爆炸,但是战斗仍然惨烈,奥地利的军官充分体现了身先士卒的精神,这一期间,他们的伤亡比例竟然高过了普通士兵。奥斯曼帝国硕大的战争机器像挤牙膏一样,将外层防线的守军一点点地向后压迫,驻军不得不将原本配置在外线的火炮向更加安全的主城墙区域转移。维也纳的工兵们在地下察觉到了一些异动,他们向上级报告,指出很可能近期奥斯曼工兵正在酝酿大的动作,但他们无法准确判断攻击发生的位置,让施塔海姆贝格无法有的放矢。8月12日,奥地利工兵们终于一语成谶,午后时分,两枚尺寸空前的地雷在棱堡外被引爆,据说,整个维也纳城都感觉到了明显震动。硝烟和灰烬散去后,守军惊恐地发现,爆炸掀起的碎石和泥土形成了一座巨大的斜坡,直接倚靠在三角堡一侧,这新近形成的通路竟足以容纳50人并排行走。土耳其人不会放过这样的天赐良机,新军士兵领衔发起了冲锋,他们很快便突入了三角堡。面对棱堡体系全盘崩溃的危险,守军组织预备队登上三角堡企图将土耳其人逐出。最初他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两小时的血战之后,土耳其人却越杀越多,战斗慢慢变得胶着——新军无法占领整个三角堡,但守军也同样不能完全收复它。最后,两军在三角堡形成了对峙,冯·施塔海姆贝格不得不沮丧地接受了这一事实。



​39,17世纪奥斯曼高级官员和将领的马尾旗,现藏于维也纳军事历史博物馆

随着三角堡部分失守,以及土耳其人的坑道挖得愈来愈接近城墙,市民们的恐惧也日渐加深了。维也纳的城墙看似壮观,但实际上地基不深,在奥斯曼工兵看来,那只是埋进土里的“大石板”而已。冯·施塔海姆贝格每天都能收到奥斯曼人四处进攻的报告,但却没有充足兵力去一一反击。8月25日清晨,他与其他高级军官在罗贝尔棱堡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过程中土耳其工兵还正在附近作业,凿墙之声不绝于耳。军官达成了共识:消极死守不是长久之计,必须主动出击,去延缓敌人的攻势,歼灭其有生力量。于是施塔海姆召集了两队工兵,配合大批步兵于当天下午四点从棱堡的侧门冲出,沿着壕沟推进。这批军人将郁积已久的怒火尽情宣泄在错愕的土耳其部队上,以**、剑和长矛攻击敌人,他们身后的掷弹兵则不断向奥斯曼人的战壕投掷炸弹。另一方面,城墙上的炮火也开始向奥斯曼炮兵阵地进行火力压制,使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战友。与此同时,另一支突击队,由希尔滕贝格亲王率领,从卡林西亚城门的最大出击口处冲出,他们的目标是对面奥斯曼炮兵连。自开战以来,这队炮兵给守军和城墙带来了重大损失,被维也纳人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亲王与将士们手刃了多名炮手,并毁坏了炮兵阵地,随即见好就收,向棱堡退去。土耳其人气急败坏,但追之不及。整场逆袭付出了四名军官和两百多名战士的代价,从战术上看,无疑是成功的,但在战略上,无法改变敌强我弱的大局。第二天,又有两枚地雷在三角堡下炸开,一次是在清晨,一次则是晚间。当一枚地雷爆炸后,土耳其人的战壕里升起了醒目的马尾旗,一群群奥斯曼士兵前赴后继,朝向那座伤痕累累的三角堡冲去。城墙上的守军则用火炮、手榴弹、沸水甚至石块回击下方的入侵者,两侧的棱堡也立刻以重型火炮向城下大批的土耳其新军开火。虽然土耳其人的数次进攻都没有得逞,但每次的进攻都能给三角堡带来一部分损伤,守军的阵地在不断萎缩。土耳其人以惊人的韧性蚕食着维也纳,而他们的对手则一步步被缓慢地逼退。
虽然看上去有了一些进展,但围城已过去将近40天,土耳其军队的突破远远低于卡拉·穆斯塔法的预期,并且,由于持续的伤亡,部队的士气也开始下降了,这是危险的兆头。按照奥斯曼帝国的传统,主帅应该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并倾听他们的心声,然而此时的大维齐只专注于他的宏伟计划,不容他人置喙,私底下士兵们对他害怕多于崇敬。穆斯塔法帕夏对拿下维也纳依旧信心满满,虽然一些经验丰富的将领从多日的战斗中感受到对手的实力,劝告他不可轻敌,然而他却置若罔闻。鞑靼人本可以用作杰出的侦察兵,去打探维也纳以西以北的敌人状况,但卡拉·穆斯塔法并没有这样的意愿。他的眼中似乎只有维也纳,洛林公爵的部队既然不能解围,他也就不再当成心腹之患,而所谓潜在的基督教援军,大维齐认为不过是天方夜谭。跻身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行列这一荣誉,蒙蔽了卡拉·穆斯塔法的双眼,他一心想要名垂青史,却忽略了师老无功的风险,以及部下疲惫不堪,心生怨言的事实。
8月26日,尝到甜头的施塔海姆贝格命令杜皮尼上校率领三十名骑兵和三百名**手再次主动出击。他们成功摧毁了一段土耳其坑道,但吃一堑长一智的土耳其人已经预先设好了埋伏,一支精锐的新军特种部队在恭候他们。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最终以幸存的**手背着上校的尸体撤退而告终。同一天,又有两枚土耳其的地雷爆炸,一枚给三角堡造成了更大的破坏,一枚在附近的布尔格棱堡旁炸开。显然,奥斯曼人主攻的焦点正式三角堡,因为按照乔治·林普勒的设计,一座三角堡和两座棱堡共同构成三角形,互为犄角,彼此支援。假使三角堡被彻底摧毁,其余两座棱堡也独木难撑——奥斯曼人便能在城墙上撕开一个巨大的口子。尴尬的是,虽然三角堡战事吃紧,但由于城市四面被敌军环绕,不可能将过多的兵力集中在三角堡一带,以免其他地段被土耳其人乘虚而入。当三角堡还能给其他两座棱堡提供支援时,双方大体上还算势均力敌,接下来就看谁的意志力更顽强,谁能承受更大的损失了。在奥斯曼军营里,已经开始出现粮食短缺的现象,为此他们杀掉了不少基督教战俘,以便节约口粮。在维也纳城中,被吊死示众的逃兵与日俱增,越来越少有人自愿加入到突击的队伍,出城几乎就意味着死亡。有一次,一颗土耳其狙击手的重型**竟然一次贯穿了五位维也纳士兵,他们全部阵亡,虽然只是个案,但对将士们士气的打击却不容低估。双方都新生倦意,但也都不愿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8月28日,天气突变,下起了倾盆大雨,双方的炮火都因此暂时停歇。然而雨停之后,一枚土耳其地雷又在三角堡侧面炸响。土耳其禁卫军又一次发动强袭,三角堡上残存的守军奋力开火,两侧伯格棱堡和罗贝尔棱堡的友军用霰弹支援他们,不过,由于土耳其人与奥地利人犬牙交错,扭作一团,实在难以区分敌我,因此造成了不少误伤。第二天的早上,土耳其人的一颗地雷宣告三角堡就此彻底报废,它的主结构已经被摧毁,再也无法为那两座棱堡提供支援火力,三角堡上的守军也只能龟缩在中央的一小块区域,他们俨然成了守军战斗意志的象征。冯·施塔海姆贝格派自己的预备队前去支援三角堡,但在9月3日,援军的努力失败了。眼见局势无望,冯·施塔海姆贝格命令三角堡带队的上尉烧掉剩下的防御设施,竭尽所能率领剩下的士兵撤退。9月3日,血流成河后,土耳其人终于夺取了这座三角堡“绞肉机”。



​40,17世纪典型的奥地利**手与长矛兵的装束,见于维也纳军事历史博物馆

随着战局转向不利,8月27日晚上,从维也纳城里的制高点——圣斯蒂芬教堂塔楼上发出了四十发信号火箭弹,这是维也纳守军在向多瑙河对岸的洛林公爵求救。虽然信号已经如约发出,但多日以来,施塔海姆贝格与老上级已经断绝了联系,自己能否坚持到援军到来,他心中也没有十足把握。实际上,洛林公爵并不奢望维也纳能长期坚守,围城战期间,他收到的基本上都是令人沮丧的消息,眼下他还得知,重要的三角堡已被占领,接下来奥斯曼军队的攻击想必更加猛烈,乐观地估计,维也纳也只能再坚持半个月左右了。
就在土耳其人拿下三角堡的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守军交接班的时刻,一枚地雷在伯格棱堡附近炸开,将它撕出一道宽达9米的缺口。随后,成千上百的土耳其新军士兵从战壕里一跃而出,爬向棱堡顶部的平台。等守军回过神时,乌云蔽日般的敌军已经出现在眼前,他们急忙开火,回击的火力却是自己的数倍,加农炮、臼炮、**从各个方向对他们倾斜弹药。战壕里冲来的土耳其士兵像河水一样,似乎永不停歇,高举的马尾旗在突破口引领者土耳其新军士兵前仆后继。守军紧急将自己的“猪羽”架在“西班牙骑士”上,构成了一道临时的野战工事,火绳枪、**、小型火炮、手榴弹……所有趁手的武器都用上了。面对四面八方涌来的土耳其人,守军咬紧牙关,在狭小的棱堡顶部与之捉对厮杀。冯·施塔海姆贝格和部下所有指挥官都来到现场附近为战士们鼓舞斗志。这场激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土耳其人终于被击退了了,但战后守军的伤亡达到了60%。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棱堡的火炮几乎全毁。残存的少数守军弹药就快耗尽,他们便站在缺口处,以剑、矛、大镰刀等冷兵器与土耳其人肉搏。白刃战持续了整个白昼。入夜了,守军来不及休息,便马不停蹄地忙着建造新的防御工事,他们知道第二天黎明将会面临更严峻的围攻。土耳其人眼见守军被严重削弱,棱堡摇摇欲坠,不禁士气大振,越来越多的士兵主动请缨要加入进下一次的突击,希望自己能成为第一个踏入维也纳城区的幸运儿。
维也纳已被包围,其第一道防线已被突破,土耳其军上下在为最后的总攻做着准备。来自布达的增援部队刚刚抵达,他们还带来了急需的弹药与粮食。但奥斯曼军营中也流传着基督教援军开始在不远处集结的消息,面对连日作战,疲惫不堪的士兵以及不胫而走的各种谣言,卡拉·穆斯塔法帕夏似乎也闻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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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表于 2017-7-3 10:09 | 只看该作者
"土耳其工兵通常趁着夜色,带着一块系着绳子的石头来到他们准备开凿地道的出发点。接着他或站立或躺下,把石头抛至敌人墙脚,再剪断绳索,将石头拉回壕沟,通过测量绳索的长度就能精确计算出地道的长度和工程量"
这是怎么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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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发表于 2017-7-3 21:22 | 只看该作者
好看,等后文,以坚固防御迟滞消耗进攻之敌,让外围生力军攻击疲惫之敌,奥斯曼这个统帅居然视外围奥地利军队而不顾,真是托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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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发表于 2017-7-3 21:24 | 只看该作者
ilovepoland 发表于 2017-7-3 10:09
"土耳其工兵通常趁着夜色,带着一块系着绳子的石头来到他们准备开凿地道的出发点。接着他或站立或躺下,把 ...

把石头扔出去以后,剪断绳子,然后把系着石头的那段绳子拉回来测量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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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楼主| 发表于 2017-7-3 21:42 | 只看该作者
五、峰回路转
9月8日星期四,势如危卵的维也纳迎来了圣母玛利亚的诞辰,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1578-1637,利奥波德一世的祖父)在位期间宣布玛利亚为帝国对抗**的主保圣人,这一天显得有了特殊的纪念意义。也正是在这一天,命运真的开始眷顾这座伤痕累累的城市。距离8月27日人们在绝望中发出求救信号,已经过去了十余日,虽然望眼欲穿,但一直没有守军期待的消息。但在这一晚,火箭兵照例在圣斯蒂芬教堂发出信号后,维也纳西边卡伦山附近的夜空中,竟出现了他们日思夜想的回应信号——城外五支火箭绽放出耀眼光芒,喻示着基督教援兵即将来临。
第二天,友军到来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城,但卡拉·.穆斯塔法帕夏还蒙在鼓里。士气高涨的维也纳守军发现奥斯曼人依旧如常地在要塞火炮射程以外的地方集结着队伍,土耳其工兵还是像蚂蚁一样忙碌,土耳其新军也在各自的战壕里严阵以待。下午两点,地雷又一次在罗贝尔棱堡附近引爆,摧毁了其部分外墙。守军心中的恐惧与希望交织着,生怕在快要得救的前夕被奥斯曼人突破防线,前功尽弃。土耳其人随后对棱堡的缺口展开了两次强攻,但在留下大量尸体后不得不后撤。冯·施塔海姆贝格此时决意严防死守,动员了大量人力,将战斗的重心放在修复城墙、填补缺口上,他鼓舞将士们坚持到底,切不可在这紧要关头放土耳其人入城。虽然维也纳城中的阴霾似乎已经一扫而空,但城外的土耳其大军竟似乎毫无察觉,他们仍然按部就班地延续着以往的攻城套路,孰知时间已经不在他们一方了。


​41,1683年维也纳战役中率领巴伐利亚军队勤王的瓦尔代克伯爵、陆军元帅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自七月围城战开始以来,维也纳的城外一直驻扎着洛林公爵麾下的哈布斯堡王朝部队,人数接近3万。不过受限于捉襟见肘的兵力,洛林公爵无法对围城的土耳其人发动反攻,能够击退向多瑙河北岸逼近的土耳其军已经实属不易。久而久之,卡拉·穆斯塔法也不把他们放在眼中。虽然有幕僚提醒大维齐提防基督教联军赶来增援的可能,但穆斯塔法对此嗤之以鼻。在他看来,神圣罗马空有帝国之名,内部早已是一盘散沙。当初三十年战争的起因,恰恰是信奉天主教的斐迪南二世皇帝歧视、压迫国内的新教诸侯,现在维也纳有难,但各路诸侯恐怕还是会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何况奥斯曼帝国在西方还有法兰西这一强大的盟友;至于波兰人,他们与哈布斯堡王朝连貌合神离都谈不上,不足为虑。如果时光倒流至20年前,卡拉·穆斯塔法的这番分析尚算得上合情合理,不过时过境迁,1683年的欧洲局势已经大大不同了。利奥波德皇帝的确算不上称职的军事统帅,但与祖父相比,他是一位更理性、手腕更灵活的政治家与外交家,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已经成功地笼络帝国大部分诸侯,并加强了皇权。勤王的命令对于各位王公而言,并非废纸一张。面对奥斯曼帝国这一共同的强敌,大多数诸侯都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哈布斯堡王朝这棵主干倾覆,自己作为枝桠也将不能自保。而在神圣罗马帝国外交官的巧舌如簧之下,波兰-立陶宛国王约翰·索别斯基审时度势,也决定不计前嫌,施以援手。如果说此前各位盟友还有什么顾虑的话,恐怕主要是忌惮利奥波德一世劣迹斑斑的财政记录。不过,作为天主教领袖的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一世(他是历史上最后一位通过“一致欢呼”的方式当选的教皇,由此可见其崇高人望)在危急时刻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教皇为神圣罗马帝国慷慨解囊,提供了数百万金币(scudo)的战争经费,并在各路诸侯之间竭力撮合,组建起新的“神圣同盟”。而马尔科·德·阿维亚诺被任命为教皇特使,负责利用他的辩才与人格魅力,在各基督教君主、诸侯之间,合纵连横,共筑反奥斯曼帝国同盟。事实证明,马尔科的确称得上顶尖的外交家,在他不懈的斡旋之下,加之利奥波德一世表态说愿意将教皇提供的经费与各盟友分享,基督教各国终于没有了后顾之忧,纷纷表示愿意出兵相助。为此,各天主教、新教盟友共计派出了大约四万的步兵和骑兵。神圣罗马帝国诸侯中,最积极的救兵来自巴伐利亚选侯马克西米连二世。作为皇帝的“准女婿”,8月6日,他派出了多达11000援军,其中包含五个精锐的骑兵团,由经验丰富的瓦尔代克伯爵、陆军元帅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Georg Friedrich von Waldeck,1620-1692)具体负责指挥,这支援军立刻启程,向维也纳进军。另外一支部队由萨克森选侯约翰•格奥尔格三世(John George III,1647-1691)亲自率领,包括7000**手、2000骑兵,以及部分欧洲最精锐的野战炮兵。他们穿越整个波西米亚,进抵多瑙河。帝国的弗兰科尼亚和施瓦本地区共派出6000步兵、2000骑兵,领衔的指挥官是后来绰号“土耳其人”的名将——巴登藩侯路德维希·威廉。此外,还有一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这场战役中登上舞台——汉诺威选帝侯虽然只派出了600人,但领军的却是自己年仅23岁的儿子乔治·路易(George Louis,1660-1727),这位王子后来成为英国国王,即乔治一世。欧根亲王在法国出生,法国长大,曾任法兰西香槟总督,有谣传说,他还是法王路易十四的私生子。维也纳吃紧的消息传来后,很多欧洲的青年才俊都纷纷参军驰援,但法王路易十四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秘密盟友,严禁其贵族子弟支援奥地利人。但21岁的欧根亲王出于宗教热忱和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于7月26日偷偷离开巴黎,最后投奔了堂兄路德维希·威廉的部队,日后他成长为神圣罗马帝国最优秀的将领,让路易十四后悔不迭。1683年8月底,上述各支援军最终在多瑙河以北与洛林公爵成功会师。神圣罗马帝国的增援部队,虽然人数上暂时还不能和奥斯曼人一较长短,但他们已接到确切消息,波兰国王正率领部队赶来,土耳其部队很快将失去自己压倒性的优势。何况他们在本土作战,有着主场的优势,个个摩拳擦掌,斗志高昂。同时由于教皇的战争资金,战士们也无需再遭受拖欠军饷之苦。 战场的风向已然变换。



​42,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在位时间1676-1689年)



43,率军赶赴维也纳勤王的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三世



44,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连二世,法国画家约瑟夫·维维恩(Joseph Vivien,1657-1735)绘制



​45,汉诺威选帝侯,后来的英国国王乔治·路易



45,身着土耳其传统服装,多次击败土耳其人的名将路德维希·威廉



​47,欧根亲王

8月31日,万众期盼的波兰军队终于在波兰国王约翰·索别斯基的亲自率领下抵达多瑙河沿岸。17世纪末,波兰-立陶宛联邦算是东欧人口最多,国土最大的强国。他们的常备军大约只有11,000上下,但得到了民兵与雇佣军的补充。波兰军队中的精华是骑兵,其中最负盛名的则非独一无二的波兰翼骑兵(Polish Hussars)莫属。他们数量共约4000人,是高度专业化的重骑兵,其夸张的翅膀一旦在战场上出现,常常令敌人望风而逃。翼骑兵以传统的长枪为主要武器,辅助他们的是骠骑兵,后者装备卡宾枪、马刀和剑,有时还配备**。电影《维也纳之战》也以浓墨重彩来描绘这支传奇部队,并将他们视为波兰军队的主力与核心。不过,波兰骑兵并非仅仅由翼骑兵构成,它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哥萨克骑兵,他们来自东欧草原,属于基督教国家中难得的优秀轻骑兵,与鞑靼人齐名。和鞑靼骑兵的区别在于,哥萨克普遍装备了**,而非弓箭,因此他们也能娴熟地施展新式的回旋作战战术,当然必要时也能发起冲锋。而波兰王国雇佣的外国骑兵大多从普鲁士和西里西亚招募,他们大体可算作西方式的龙骑兵和胸甲骑兵,装备重型**,有时也下马作战。此时步兵部队刚刚经过改组,以150到200人的连为基本单位,四个连构成一个营,由一名上校指挥。他们仿照西方式步兵进行装备和训练,身着波兰式统一制服,使用**、手雷,冷兵器中的波兰特色是他们偏爱战斧而非普通刀剑。原本约翰·索别斯基希望充分动员全国兵力,但时不我待,得知维也纳危在旦夕的消息后,他无法再等待自己的立陶宛部队了,便率领波兰军队率先向南方开拔,终于在千钧一发之际与友军顺利会合。索别斯基带来了2万左右的精锐,加上神圣罗马帝国各邦援军,维也纳城外的基督教军队总数已经达到了8万余人。



​48,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约翰·索别斯基



​49,电影《维也纳之战》中的索别斯基剧照

作为利奥波德皇帝钦定的主帅,洛林公爵深知此刻团结的重要。他一一与各路援军指挥官见面,用谦恭的姿态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与尊重。波兰国王素来对奥地利人缺乏好感,但洛林公爵给予他格外的礼遇,甚至表示愿意唯索别斯基马首是瞻,令后者十分感动。这些初来咋到的王公和将领对战场形势几乎一无所知,因此洛林公爵查理迅速与他们召开了作战会议,将多日的战况一一汇报,并分析双方的优势和弱点。各位久经沙场的将军们很快合议出作战方略,他们大体决定采纳查理五世的意见,走最短的路线,穿过维也纳山,直扑土耳其人的心脏,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各方约定,9月5日于多瑙河的渡河地点汇合,再发起总攻。利用这段时间,洛林公爵派人在多瑙河北岸的沼泽中的开辟出一条行军的通路,并修建了两座通往对岸的浮桥。此外,工兵则还在计划中的集结阵地建造了木头防栅来防止可能的鞑靼骑兵突袭。由于连续几天大雨,进军计划稍有延宕,直到9月7日,波兰骑兵才开始率先渡河,尾随其后的是洛林的神圣罗马帝国大军,他们只留下了三个营的骑兵和一小部分步兵守护河边的防栅。大雨导致了多瑙河河水暴涨,浮桥也被冲毁,主力部队不得不等待修复桥梁及水势减小后过河。至9月9日,大军终于开始向维也纳方向开拔,但此时也只有一半的辎重渡河到位。
9月8日,维也纳人欢庆圣母玛利亚诞辰当天,基督教援军正在多瑙河对岸接受各位王公、将领的检阅。电影《维也纳之战》将波兰国王定位为整个基督教援军的总司令,实际上,这支部队是由他和洛林公爵共同指挥的。洛林公爵担任左翼总指挥,负责神圣罗马帝国部队,右翼则交给波兰国王和他的部下们。从兵种构成来看,左翼大体以步兵为主,右翼则以骑兵居多。他们计划采用弧形队列冲下高地,从西面进攻奥斯曼人的军营。
9月9日拂晓,神圣罗马帝国的大军开始出发,朝东挺进。而波兰的骑兵则特意等到大约下午三点才开拔,以确保和缓慢的步兵大体上同时进入战场。虽然众人同意了洛林公爵关于穿过维也纳林山攻打奥斯曼人的计划,但他们多数对这条路线的艰难并不了解。从集结点到维也纳有三十多公里距离,其中遍布丘陵和森林,只有一条路况稍好的大路,剩余的都是蜿蜒小径。这里长期被当做王室的狩猎场地,除了一些猎人和护林员,几乎无人居住,详细地形甚至未曾绘入地图。这里分布的若干山丘,最西南方的是罗斯科夫山,然后是整个维也纳地区海拔最高(542米)的赫尔曼斯库格山(Hermannskogel),最后是北面多瑙河畔高390米的卡伦山。要让数万大军(其中还包括不少骑兵)翻山越岭,穿过密林,难度可想而知。雪上加霜的是,洛林从斥候的情报中得知,林山末端的两个高地事先已被土耳其人占领,万幸的是,土耳其人仅仅将其作为观测阵地,没有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兵力也并不充足。假如他们以足够力量把守,几乎可做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当天黄昏时,步兵和日耳曼骑兵已经在维也纳林山西边的小镇附近扎营,几小时后,波兰军队与他们会师。各指挥官连夜聚召开作战会议,做出了详细的分工和部署,并打算占据从卡伦山到罗斯科夫山大约10公里长的战线。然而,在这样的地形行军不啻于一种折磨,虽然山丘看似并不陡峭,但那些崎岖的小路根本无法容纳大量的军队,部队不得不分散行动,如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波兰骑兵尤其痛苦,作为骑兵中的主力,他们被寄予厚望,然而路况奇差,很多时候不得不下马缓行,道路某些地方堆积着巨大岩石,只能让一人通过,无论上坡还是下坡都充满了风险。但基督教联军以极大毅力克服了这一切。深夜后,先头部队总算抵达了计划中的目的地,而第二天还有更艰险的路程在等待他们。9月10日傍晚,一支由萨伏依山地部队和部分**手组成的分遣队奉命先行探路,他们的主要任务除了在当地向导引领下为友军摸索出一条可行的登上卡伦山的路线,还要负责摸黑突袭攻下山顶土耳其人的警戒哨,而年轻的欧根亲王就在这支队伍中。第二天黎明,这群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年志愿者英勇地冲入奥斯曼人阵地,将它一举夺下,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天色昏暗,有几个残兵趁乱逃出,他们将基督教援军到来的消息汇报给了卡拉·穆斯塔法帕夏。上午十一点左右,神圣罗马帝国军主力大体已经在这条山脊线上就位。洛林公爵率部驻扎在卡伦山一带,瓦尔代克伯爵的巴伐利亚部队在福格尔桑山,赫尔曼斯库格山上的部队由萨克森-劳恩堡公爵尤利乌斯·弗朗西斯(Julius Francis, Duke of Sachsen-Lauenburg,1641-1689)带领,而波兰国王的部队则分布在距离多瑙河最远的罗斯科夫山附近。



​50,今日的赫尔曼斯库格山,由此可想见当年行军之不易。



​51,华沙军事博物馆收藏的波兰翼骑兵装具

迄今为止,行军似乎尚算顺利,但当上午洛林公爵与波兰国王共同策马登上卡伦山顶俯瞰战场时,他们惊异地发现,手中地图与实际地貌居然大相径庭。地势远比他们想象得更加险峻——这里没有地图上标示的平缓斜坡和田野,而是遍布岩石和坑坑洼洼的葡萄园。步兵通过都将举步维艰,更遑论波兰重骑兵了——而当骑兵不得不减速甚至下马下山时,他们极易沦为敌方炮火的靶子,可能会遭受很大折损。为此,波兰人需要**手提供强大的掩护,因为手下步兵稀缺,索别斯基要求调遣部分日耳曼精锐步兵加入他的队伍,洛林公爵慷慨地表示同意。两人都算久经沙场的老将,目睹这一片战场,不禁有些心事重重。原本因为联军在数量上已不落下风,加之士气高涨,他们希望能够一鼓作气,冲垮对手,为维也纳解围。然而如此崎岖复杂的地形,显然有利于防守方的土耳其人。土耳其轻骑兵更适合在这里作战,如果奥斯曼人严阵以待,合理设置**与加农炮阵地,以逸待劳,完全有可能给基督教联军造成灭顶之灾。不过,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索别斯基和洛林公爵决意背水一战,强行发动突袭。
另一方面,9月9日,土耳其人其实已经得知多瑙河北岸有一支基督教军队正在向维也纳进军。九月10日晨,奥斯曼帝国指挥官们在宰相的豪华大营中举行了作战会议。会上,卡拉·穆斯塔法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严重低估了基督教联军的实力,而高估了本方的力量,决定精锐部队(主要是土耳其新军)继续攻城,而只是将大部分骑兵撤回军营防备。由于当天正好布达总督易卜拉欣贝伊率领一支预备队来到了战场,这更加重了穆斯塔法的自负。此外,奥斯曼的鞑靼骑兵错过了波兰国王索别斯基部队所处的位置,并未给大维齐带回正确的情报。卡拉·穆斯塔法与众指挥官出营巡视,经过一番观察和分析,他们断定敌人最有可能从北面渡过多瑙河而来。由于奥斯曼统帅不愿意让围攻功亏一篑,相当一部分兵力依旧徒劳地集结于城下,他能够用来机动防御的兵力其实有限,只能选择重点地段布防。穆斯塔法帕夏根据现有情报,认定基督教军队将从北部的卡伦山附近出击,因此,将主要的防御力量设置在城市西北的山脊,并搭建了一些野战工事。由于战线太宽,奥斯曼人的阵地其实严重缺乏纵深,卡拉·穆斯塔法心存侥幸,他觉得敌方援军数量不足,何况阵中还有大量鞑靼轻骑兵可作为预备队。不过,为了防备随时可能到来的西方援军,奥斯曼人不得不从城市周边抽调一部分炮兵重新部署,维也纳守军很快便从敌人减弱的炮火中预感到友军已经临近,士气大振。而土耳其抽调的这少数炮兵却过于分散,完全不足以遮断基督教8万大军的行军路线,可谓左支右绌。数月的围攻使得奥斯曼人自忖对维也纳周边地形已经了如指掌,卡拉·穆斯塔法认为,城市西部及西南方是大片森林、果园和山地,根本不适合大部队机动,因此,在这一区域他没有做出严密部署,甚至未修筑任何工事,连基本的反骑兵木栅栏都懒得安放,算得上是门户大开。的确,就目前为止卡伦山以南看上去风平浪静,但这是因为地势险恶,波兰军队还在艰苦的行军途中。大维齐对此一无所知,依旧在北面集结重兵。最后,他仅仅派新到的易卜拉欣贝伊率领他的匈牙利部队去西部设防,很快,他们将独自面对虎视眈眈的波兰人。



​52,17世纪典型的神圣罗马帝国士兵盔甲和长戟,藏于维也纳军事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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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7 15:14 | 只看该作者
​​​9月11日日落后,波兰大军已全部抵达南部山脊,准备就绪。此时,卡拉·穆斯塔法刚刚率领部分军队来到先前他们占据的努斯多夫(Nussdorf),这里有一块高地,大维齐布置了新军**手,可以居高临下地狙击敌人。洛林公爵也明白努斯多夫是兵家必争之地,下令炮手提前瞄准它。9月12日星期天,早上五点左右,决定维也纳命运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北部的左路军统帅洛林公爵查理五世已经一夜未眠,滴水未进,虽然他安排了炮火准备,但隐藏在高地树丛和篱笆后的土耳其新军狙击手装备了重型火绳枪,威力和射程都超过了联军的同类武器,他们射术精湛,给正在列阵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一度使之出现了混乱。但洛林公爵很快控制住了局面,他指挥两营步兵一前一后有序地向高地推进,他们互为犄角,终于凭借数量上的优势将土耳其人赶出阵地。或许是受他们的鼓舞,大批基督教士兵,主要是来自萨克森的战士,开始自发跟从他们,向土耳其人的后方阵地进发,而这完全不在洛林公爵的计划当中——如果这批部队孤军深入,就有被奥斯曼人侧翼包抄的危险。早上八点,洛林公爵不得不将手下的龙骑兵和最后一个萨克森步兵团投入战场,他们冲下卡伦山,去掩护友军的侧面,同时对努斯多夫高地发起猛攻。另一方面,洛林公爵查理也派出多名传令官,去通知前方的步兵们适当减慢速度,以便和援军汇合。大约在早上十点左右,由于前方传来激烈枪炮声,洛林公爵将自己手上最后的预备队——巴伐利亚军团投入进攻。
到目前为止,剧本似乎还正按着卡拉·穆斯塔法的预期上演。基督教军队的动向与奥斯曼人事先的估计如出一辙,而后者已经构筑了火力据点等待他们自投罗网。然而,战局的发展很亏就超出了奥斯曼人的估计。萨克森的炮手具有一流的素质很勇气,他们冒险拖拽着大炮下山,来到努斯多夫村附近抵近射击,准确度奇高,给予本方步兵强力的支援。经过一番苦战,步兵团终于拿下了努斯山山头,很快,萨克森炮手也拖着大炮出现在这里,从高处向山下的努斯多夫射击,村镇里的土耳其守军很快就成为活靶。面对基督教士兵的齐射和步兵舍生忘死的冲锋,他们选择了四散而逃。
远处观战的卡拉·穆斯塔法断定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于是,他亲自率领身边的禁卫军团投入战斗。大维齐率部进入预先设置好的土尔肯桑茨阵地,并竖起了自己的帅旗,督促部下在这里与敌人决战。早上十一点,双方的战斗陷入了白热化阶段。洛林公爵竟能让自己的数万部队经过山丘之后,依旧保持阵型滴水不漏,让土耳其军官们也啧啧称奇。基督教部队的团结和斗志都超出了对手的想象,须知努斯多夫村并肩战斗的帝国士兵,分别信仰新教和天主教,昔日他们曾兵戎相见,此时面对强敌,却抛弃前嫌,生死与共。卡拉·穆斯塔法专注于同所谓基督教联军主力的“决战”,以致无暇他顾。他完全不知道,洛林公爵已经及时将北线的战局通报了南方的波兰国王索别斯基,后者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发起自己的致命冲锋,而在西南方向守备的,只有部分鞑靼人和易卜拉欣的那支偏师。卡拉·穆斯塔法没有充分协调各部——例如,他完全有时间将正在围城的数千新军士兵调来增援西部前线,也有时间让工兵紧急修建第二道防御工事,或者派人去查看西南方罗斯科夫山附近有无异样。如果他采取了哪怕其中任何一项措施,结局恐怕会大不相同,然而历史没有“如果”。虽然杀得难解难分,但洛林公爵成功牵制住了卡拉·穆斯塔法的全部注意力,而后者战线的西南方,已经是门户大开了。
在控制住努斯多夫后,萨克森部队开始向防守严密的海利根施塔特(Heiligenstadt)进攻。奥斯曼守军部队得到卡拉·穆斯塔法的土耳其新军支援,反击火力颇为猛烈,当某处阵地被打开缺口后,立即有精锐的土耳其卡皮库鲁禁卫骑兵上前围堵。基督教联军也不甘示弱,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三世亲自率领他的骑兵加入战局,并成功击退了奥斯曼重骑兵。萨克森军队稍作休整,最终又打下了关键据点海利根施塔特,土耳其人不得不退守一座小型堡垒。时间已到了正午,烈日炎炎,从清晨起士兵们就未进食,此刻已有体力透支之虞。洛林公爵体恤部下,命令暂时停止进攻,全军休整。土耳其人也利用短暂的战场间隙调动军队,加固堑壕。洛林公爵的部队已占领沿途的各个重要村庄,甚至逼近奥斯曼大军指挥所所在地土尔肯桑茨,不过此时敌人实力尚存,他们距离维也纳看上去还是那么遥远。



​53,神圣罗马帝国援军的逆袭,荷兰画家罗梅因·德·胡赫1683年绘制

在片刻的休憩中,德意志士兵们纷纷将目光投向南方,终于,下午一点钟左右,罗斯科夫山附近渐渐飘起一股烟尘。那意味着索别斯基国王麾下近两万骑兵已经猛虎下山了。波兰骑兵大致分为了三部,右路由经验丰富的老将斯坦尼斯瓦夫·杨·雅布翁诺夫斯基(Stanisław Jan Jabłonowski,1634-1702)率领,中路由国王索别斯基亲自带队,左路指挥官则是米科瓦伊·希耶罗宁·谢尼亚奥夫斯基(Mikołaj Hieronim Sieniawski,1645-1683)。在骑兵的前方,排列着少量波兰步兵与日耳曼**手,此外,还有28门火炮。他们历经千辛万苦,翻山越岭,终于成功来到了开阔地,并摆出了进攻的阵势。奥斯曼人如梦初醒,急忙调集卡皮库鲁重骑兵和鞑靼骑兵前往阻截,但面对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波兰骑兵,尤其是精锐的翼骑兵,他们只能算是螳臂挡车。至下午四点,卡拉·穆斯塔法在自己的豪华营帐中,终于发现了战场西南方的“飞来横祸”。此时,他的主力正在与洛林公爵鏖战,另一部分军队还在维也纳城墙下的战壕里踟蹰,波兰骑兵的突然袭击让他面临前后夹攻的境地,他们完全有能力截断自己的退路,将两股奥斯曼军队分割开来,奥斯曼军队有全军覆没的风险。卡拉·穆斯塔法不是一个容易服输的人,他决定动员现有的兵力,在西南方重新构筑一道防线,顶住波兰人。然而,他的调度显得无序和迟钝,并且,当时他并未发现雅布翁诺夫斯基的右路骑兵,从而低估了波兰人的实力。除非对手犯下大错,否则他就地固守的计划,几乎将注定落空。



54,波兰国王率领翼骑兵下山冲锋,电影《维也纳之战》剧照。

战场的另一头,洛林公爵和索别斯基同样面临艰难的抉择。他们已经目睹了奥斯曼人的浩大军容,体会了后者的战斗实力,初战告捷,而此时已接近黄昏,有人建议不如见好就收,等到来日再战。战后广泛流传的一则轶闻这样讲道:洛林公爵曾经征求疲惫不堪的军官们的意见,是否要继续进攻。萨克森老将冯德戈尔茨缓缓地说,我已经老了,很想今晚就睡在维也纳舒适的床上。老将的豪气感染了所有军官,于是洛林下令继续前进。不论这个版本是真是假,洛林公爵和索别斯基国王最终达成共识,要尽量在夜晚到来前解决战斗,于是两军共同发起了总攻。下午三点半,洛林公爵与萨克森选帝侯的部队率先向穆斯塔法所在的土尔肯桑茨进发,巴伐利亚炮兵为他们提供了强劲的炮火支援。他们一路奏凯,一小时后,他们已经夺取上下德布林,从北侧攻入了土尔肯桑茨。
在他们南边1.5公里处,波兰大军已经做好出击准备。经验老道的索别斯基不敢轻敌,他的目标是奥斯曼人的大营,虽然新军士兵多半不在营中,但波兰骑兵将面对大量的奥斯曼骑兵以及炮兵。下午四点,波兰国王派出一支约一百二十人组成的翼骑兵敢死队,独自冲锋,去试探奥斯曼人的实力。虽然明知很可能一去不返,但这些精锐骑士义无反顾,冒着弹雨,向土耳其大营冲去,他们以传统的长矛为主要武器,在接近土耳其人一瞬间,才将长矛放低,然后奋力刺入敌人的胸膛或小腹,巨大的冲击力有时候能一次刺穿两名敌兵,让奥斯曼人肝胆俱裂。他们的冲锋,让人依稀回想起当年尼古拉·舒比奇·兹林斯基的最后一战,但结局却大不相同。虽然在土耳其人的顽抗下,这个连队仅有少数人生还返回,但索别斯基已认定大营里的土耳其人战斗力并不强大(土耳其最精锐的新军部队此时大部分还在维也纳城墙下,对大营面临的威胁一无所知),只要三支骑兵纵队直捣黄龙,很有希望迅速击破对方军营。与此同时,北边的卡拉·穆斯塔法已狼狈地放弃土尔肯桑茨的阵地,带着帅旗退回主营地首相帐篷里。主将的怯懦迅速传染了北部的土耳其军队,他们眼见穆斯塔法擅离职守,便争先效仿,从自己的阵地撤出,甚至大部分人都无心回到大营,开始直接往匈牙利方向逃窜。
下午六点,索别斯基亲自率领约3000精锐翼骑兵和6000龙骑兵、哥萨克呼啸而来,两侧则由**手压阵。卡拉·穆斯塔法已经失去了对部下的约束,几乎束手无策。电影中将波兰翼骑兵集体冲锋的气势展现得淋漓尽致,看上去势不可挡。其实,波兰翼骑兵虽然骁勇,但如果设好拒马,甚至临时用四轮马车摆出“车阵”,再发挥火器的威力,土耳其人还有翻盘的机会——1526年苏莱曼大帝在摩哈赤战役中,就曾用类似战术,大破匈牙利骑兵。而且波兰人也无法脱离德意志步兵的支援,他们也是幕后功臣(稍后进攻布达的战役中,失去德意志步兵掩护的波兰骑兵便在土耳其人那里吃到了苦头)。然而,穆斯塔法的帅才和威望显然无法和苏莱曼大帝相提并论。营地里的鞑靼人素来以投机著称,他们眼见获胜无望,就迅速地抛弃了奥斯曼盟友,剩下的二流士兵,在刚才波兰人的试探攻击中,大部分就已经吓破了胆。他们根本顾不上去营地外安放拒马,或聚拢马车,而是龟缩在营地里,期望波兰人头脑发昏地去攻击奥斯曼人别处的坚固工事。波兰骑兵以连为单位,彼此间隔约一把剑的距离,用密集的阵型向奥斯曼营地袭来,营中的骑兵没有空间机动,步兵同样展不开手脚,只能引颈待戮。一些见风使舵的士兵直接开了小差。



​55,波兰翼骑兵横扫军营中的土耳其步兵

波兰骑兵的铠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的“翅膀”在土耳其人看来,俨然就是死亡天使。大部分土耳其士兵都是一触即溃,还有的直接选择了丢下武器,弃营逃跑。极少数负隅顽抗的精锐士兵(如卡皮库鲁部队)也被波兰骑兵惊人的冲击力碾得粉碎。这场波兰人的胜仗可谓势如破竹,伤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计划中的第二波攻击部队甚至还来不及登台亮相,战斗便已经结束。卡拉·穆斯塔法得知波兰骑兵已攻入军营中心地带,顽强地带领亲兵再次投入战斗中,试图攻击波兰人的侧翼,但他的卫兵大部分已经壮烈殉国,而战局显然已经不可逆转,整个军营里都是尸体和溃兵,还有砍瓜切菜般来回穿梭的“死亡天使”。幕僚们提醒他,如果大维齐被俘,苏丹亲手交予的伊斯兰圣旗也会落入敌人手中,这将是帝国的奇耻大辱。卡拉·穆斯塔法冷静下来,回到营帐,裹好圣旗,带领部分重骑兵逃向匈牙利。作为战地统帅最后的一道命令是:围攻维也纳的军队立刻撤退,杀光所有俘虏与人质,毁掉一切补给和辎重。



​56,波兰骑兵冲入土耳其大营,波兰画家约瑟夫·勃兰特(Józef Brandt)绘于1863年。

穆斯塔法的三项指令中,只有杀死俘虏一条大体获得了执行(围城期间共有约30000战俘和人质被处死)。对军营里的步兵而言,面对气势汹汹的波兰骑兵,“撤退”谈何容易。何况波兰人本为响应教皇圣战号召而来,对**的溃兵毫无慈悲,几乎不留活口。困在维也纳坚城下的攻城步兵(尤其是土耳其新军)最为凄惨,他们被自己的主帅出卖,面对守军和追兵的前后夹攻,几乎全军覆没。而时间仓促,摧毁辎重和财物的命令也没有得到落实——不过阴差阳错,这一点恰恰拯救了许多土耳其将士的性命。波兰骑兵扫荡了附近奥斯曼步兵之后,回忆起土耳其军营的豪华,都牵挂自己的战利品,于是纷纷放弃追逐返回营地,大肆搜刮,在北边获胜的神圣罗马帝国战友也前来加入了这个欢乐的行列。很多士兵在奥斯曼帝国军营显贵的帐篷中,收获颇丰,因为后者有随军携带大量财宝的传统。身在土尔肯桑茨的洛林公爵则将土耳其人惨败,维也纳解围的好消息通过信使知会首都城防部队,其实在城墙坚持作战的他们目睹土耳其部队遭到横扫,早已得知了这一喜讯。维也纳军民箪食壶浆,打开城门迎接凯旋的基督教援军进城。第一个踏进维也纳城门的援军将领是年轻的巴登侯爵路德维希·威廉,而据说获胜后,索别斯基豪情满怀地引用了当年凯撒的名言,并将它改编为“我来,我见,上帝征服。”是日夜,由于百年以来饱尝土耳其人狡诈谋略之苦,基督教军队担心卡拉·穆斯塔法是诈败,随时可能卷土重来,于是他们全副武装,枕戈待旦,唯恐遭到偷袭。但到了深夜,从各路斥候返回的情报看来,土耳其人的确一溃千里,维也纳真的安全了。
对于这场戏剧性的大胜,电影《维也纳之战》将它归功于波兰国王索别斯基和他部下的骁勇冲锋,似乎土耳其人就是被一阵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所击败的。这显然不够客观,也难怪奥地利和德国的影迷耿耿于怀。在笔者看来,通观整场战役,平心而论,波兰国王索别斯基、神圣罗马帝国统帅洛林公爵以及维也纳守军司令施塔海姆贝格,连同他们麾下的将士,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功劳应该各占三分之一。



​57,维也纳之战,佛兰德画家保韦尔·卡斯蒂尔斯(Pauwel Casteels)作于1685年左右。






58,59,1683年神圣罗马帝国缴获的奥斯曼帝国军旗和帐篷,现藏于维也纳军事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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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8 08:18 来自手机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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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2 11:15 来自手机 | 只看该作者
看到教皇慷慨解囊喷了,看来回头是要去补补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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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2 14:53 | 只看该作者
这大维齐最后结局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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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2 15:41 | 只看该作者
七千星 发表于 2017-7-12 14:53
这大维齐最后结局怎么样

被苏丹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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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2 18:32 来自手机 | 只看该作者
十六十七世纪的奥斯曼帝国看起来很强势啊,屡屡主动攻击欧洲,虽然经常吃败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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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3 05:32 | 只看该作者
要不然维多利亚2一开始奥斯曼还是列强呢,不过这篇文章真不错,很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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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3 10:24 | 只看该作者
1683维也纳大围攻(九)
​六、余波未平
1683年9月13日,历经两个多月艰苦卓绝的围攻,维也纳终于一扫阴霾,充满了喜庆气氛。这一天,维也纳的救星,波兰国王索别斯基正式入城,人们组织了盛大的庆祝游行。索别斯基手牵奥斯曼帝国宰相之坐骑,部下们则高举着缴获的奥斯曼战旗与马尾旗,市民夹道欢呼,场面令人热血沸腾。城防司令冯·施塔海姆贝格设宴招待了各路指挥官,随后,索别斯基一行人便前往城外的奥斯曼军帐,在卡拉·穆斯塔法的帐篷里,他亲自提笔给教皇及各位欧洲主要君主报喜。在200多公里外的林茨长期避难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总算姗姗来迟,他得知捷报后,率领大臣与皇族乘船沿多瑙河顺流而下,抵达首都。他首先召见冯·施塔海姆贝格了解了围城时期守军可歌可泣的事迹,对他们大加赞许,然后也巡视了奥斯曼人的营地及主战场,并视察维也纳的市容,了解民情。皇帝也举办了一场更加隆重的宴会感谢所有勤王的诸侯、将领和盟友。当然,利奥波德也不会忘记居功至伟的波兰国王,两天后,他特意赶到波兰人的营地向后者致意,两位欧洲的伟大君主至此尽释前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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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9月14日利奥波德一世检视卡拉·穆斯塔法留下的营帐,罗梅因·德·胡赫1683年绘制

​61,胜利之后,利奥波德一世与波兰国王索别斯基会晤,波兰画家阿图尔·格罗特盖(Artur Grottger)绘于1859年。
此外,人们也不会忽略一些曾经做出过贡献的“小人物”。耶日·弗朗齐歇克·库尔奇茨基就是一个传奇的例子。此君是一位信仰东正教的波兰贵族,也是一位商人、间谍和外交家。他早年曾长期在隶属于土耳其的贝尔格莱德经商,在土耳其人为了备战开始以间谍嫌疑驱逐外国人后,便迁居维也纳。库尔奇茨基颇有语言天赋,他掌握了波兰语、土耳 其语、乌克兰语、德语、匈牙利语和罗马尼亚语共六种语言,而且对奥斯曼人的风俗习惯十分了解。1683年维也纳被围期间,城内与城外几乎断绝联系,他毛遂自荐,利用多年生活经验和语言能力,乔装打扮为土耳其人,瞒天过海(据说每当遭遇奥斯曼士兵,他就大声高唱土耳其歌曲),出城与洛林公爵联络,充当了维也纳守军与洛林公爵之间信使,并带回了关于奥斯曼军队动向的情报,圆满完成了任务。维也纳解围之后,这个过去名不见经传秘密信使,被基督教军队及市民视为英雄,维也纳议会赠给他大笔金钱,富裕市民为他提供住所,而波兰国王索别斯基更把在土耳其营帐中缴获的大量神秘“黑豆”交予这位“土耳其通”处理。库尔奇茨基欣喜地发现,国王的礼物竟是土耳其贵族随军携带的咖啡豆。于是他在维也纳大教堂附近开办了这里有史以来第一家咖啡馆(也可能是欧洲基督教国家的第一间咖啡馆),令咖啡很快风靡整个奥地利。咖啡,作为维也纳大围攻的意外副产品,由此在欧洲流传开来,成为了一段佳话。

​62,身穿土耳其服装的耶日·弗朗齐歇克·库尔奇茨基

​63,耶日·弗朗齐歇克·库尔奇茨基1683年后在维也纳开办的第一家咖啡馆,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
众所周知,奥地利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作为东正教徒的库尔奇茨基能得到礼遇,或许可以证明在多事之秋基督教各派的团结。不过,其乐融融的背后,也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三世和他的部下是新教徒,虽然利奥波德皇帝和洛林公爵都衷心感谢他们的贡献,但一些维也纳天主教市民却对这些新教战士恶语相向,格奥尔格三世感到心灰意冷,他既没有参与瓜分战利品,也不准备和盟友一道对土耳其人乘胜追击,而是很快率部返回了自己的国家。
经过清点战场,人们发现,奥斯曼帝国的阵亡人数,竟达到了60000人(包括其仆从国部队),抓获的俘虏则有5000左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杀红眼的战士不留活口),而基督教国家方面的伤亡,还不到20000,这是一场足以名垂青史的大胜。维也纳的硝烟散去后,摆在神圣同盟面前有两个选择,固步自封或继续反击。奥斯曼人已经元气大伤,未来几年恐怕不敢主动挑起战端,很多谋臣与将领都认为,现在是绝佳的机会,可以乘胜解放整个匈牙利。利奥波德以“罗马皇帝”自居,表示收复基督徒的失地乃是上帝交予哈布斯堡王朝的天职,极力鼓动盟友们继续建功立业。洛林公爵查理五世和波兰国王索别斯基也对这东进的蓝图充满了憧憬,他们坚信在维也纳解围后,奥斯曼人的军队遭受重创,不只是匈牙利,甚至整个巴尔干都唾手可得。

​64,携带大量土耳其战利品凯旋的波兰军队,约瑟夫·勃兰特绘制
9月17日,波兰军队在国王的带领下,率先全军开始向东开拔目标直指匈牙利首都布达。在利奥波德授意下,洛林公爵的军队尾随其后,随时准备提供支援,因为波兰人以骑兵为主,单靠他们是无法拿下城防坚固的布达的。不过此时萨克森的部队已经返乡,而巴伐利亚人则态度暧昧,基督教联军的阵容,较9月12日已经逊色不少。9月27日,在德意志工兵花费数天在多瑙河上搭建好浮桥后,波兰国王与洛林公爵的联军渡河正式进入匈牙利境内。此时布达已经被土耳其人占据超过百年,城市前方只有一座建立在多瑙河湍急处的桥梁,而桥的对岸则是奥斯曼帝国重兵把守的巴尔坎城堡(Barkan)和建立在巨石之上的匈牙利古城埃斯泰尔戈姆,易守难攻。不过一旦顺利渡河,大军距离布达就只有几十公里距离,步行数日即能兵临城下。兵贵神速,索别斯基和洛林公爵预计刚刚吃到败仗的土耳其人士气低落,而且恐怕料不到本方只休整数天便再度出击,他们期待能够偷袭布达,趁奥斯曼军队立足未稳,趁乱下手,夺取这座历史名城。
索别斯基的骑兵部队一马当先,洛林公爵的部队以步兵居多,便更多承担殿后支援的任务。由于数天以前的大胜,波兰国王难免有些轻敌,他甚至未派出侦察兵打探前方敌情就率军冒然向巴尔坎出发,完全没有考虑到敌人反攻的可能。但实际上,卡拉·穆斯塔法并不承认自己的彻底失败,随他一起撤出的鞑靼骑兵按照大维齐的命令,一直偷偷窥伺着波兰大军的动向,发现他们孤军深入后,便特地设下埋伏“招待”。当波兰军队在接近巴尔坎城堡时,对埋伏在山坡后面的超过7000土耳其人一无所知,索别斯基看到巴尔坎堡前只有少量土耳其骑兵和鞑靼骑兵,认为胜利近在咫尺,下令骑兵全面进攻以击垮这道防线。但当波兰国王和部下向前冲锋时,埋伏在侧后的土耳其骑兵突然杀出,迅速切断了他们的退路。波兰军队陷入了重围,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万幸的是,同行的奥地利联络官即使派人禀报了后方的洛林公爵。公爵亲自率领龙骑兵火速赶到战场,索别斯基见状突出重围开始向友军方向撤退。土耳其人企图追击,但洛林公爵及时让龙骑兵们下马,他们客串**手构筑了一道**阵地,土耳其骑兵无法冲过他们密集的火力网,死伤惨重,不得鸣金收兵,波兰人算是逃过了一劫。夜幕即将降临,遭到重创的奥斯曼重骑兵撤回巴尔坎城堡,索别斯基和洛林的队伍也暂时后撤,等待步兵和野战炮兵前来汇合。虽然入夜后,埃斯泰尔戈姆的指挥官派数千名奥斯曼战士增援巴尔坎城堡,但天亮后,他们才发现面前的基督教军队的人数远远超出想象。波兰军队和帝国军队共有超过16000人,而且援军还不断从西方开来,旌旗飘扬,阵容齐整,让土耳其守军不寒而栗。他们万万想不到,刚刚经过一场大战的基督教军队,居然没有充分休整,就神速地发起后续攻击。九点钟左右,双方都互相移动摆开阵势。突然,奥斯曼骑兵开始向波兰军队主动发起猛烈的大规模攻击,其他奥斯曼援军也逐渐向索别斯基所在的部队靠近,土耳其人似乎奉行的是各个击破的思路,准备首先拿波兰人开刀。他们与翼骑兵和波兰步兵展开近身肉搏,波兰国王的帅旗是他们的首要目标,索别斯基一度身处险境。然而,洛林公爵绝不会袖手旁观,他率胸甲骑兵和龙骑兵投入战斗,猛攻奥斯曼骑兵的侧翼,不断压缩他们的活动空间。土耳其骑兵大部分为轻骑兵,他们的马匹较奥地利人显得更加“娇小”,虽然灵活,但冲击力远逊,而鞑靼人也没有胸甲骑兵那样的盔甲防护,在狭窄空间近战,不是奥地利骑兵的对手。奥斯曼人一度拥有的优势瞬间反转,他们处于波兰与哈布斯堡王朝军队的两面夹击中,经过浴血厮杀,总算打通了一条回到要塞的路线,开始狼狈逃窜。冯·施塔海姆贝格指挥的滑膛枪兵终于觅得了建功的机会(之前由于双方混战,为了避免误伤友军,他们不得不隐忍不发),几轮齐射之后,奥斯曼人尸横遍野。值得一提的是,巴登亲王路德维希·威廉在此役中表现抢眼,他那“土耳其人”的响亮绰号,最早便得名于此(一方面是夸赞他对土耳其人屡战屡胜,一方面是因为他喜欢用缴获的土耳其战利品妆点自己的宫殿)。土耳其残兵在返回巴尔坎城堡时,拥堵在大门前,一时无法迅速通过,有数百人被挤在门外。洛林公爵命令刚赶到战场的三门野战炮集中射击,龙骑兵也上前开火,城堡外的土耳其士兵被轰成了齑粉,场面惨不忍睹。巴尔坎城堡是木结构的,此时已经起火,守军发现无法固守,幸存的七八百人在慌乱中开始渡河逃向更安全的埃斯泰尔戈姆,但多瑙河上的桥梁也因为承受不了这么多溃兵而坍塌,不少人因此坠河而死。
洛林公爵等人进占巴尔坎后,不禁心潮澎湃起来,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争夺埃斯泰尔戈姆要塞已有一段不短的岁月,前者占据这座要塞大约已有八十年了,奥地利人多次出兵,都最终无功而返。本次突击倘若无法如愿攻下布达,退而求其次,拿下埃斯泰尔戈姆也是个令人欣慰的结果。何况该城堡扼住了多瑙河上下游的交通,要想围攻布达,必须先攻取这座要塞,为运攻城火炮和大量辎重的船队提供保障。此时,最后一批援军也终于赶了上来,巴伐利亚军队休整多时,强烈要求投入战斗。工兵们则开始修复之前被压垮的桥梁。但波兰军队经历了巴尔坎那场败仗,有些斗志消沉。他们主要是骑兵,完全不适宜去参加攻城战,而且在匈牙利境内旷日持久地围城,也不符合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利益。索别斯基有些打退堂鼓,当德意志士兵在热火朝天地准备进攻时,他和军官们却在本方营帐生闷气。卡拉·穆斯塔法政治上还是相当老练的,他敏锐地察觉,如果能在埃斯泰尔戈姆拖住基督教联军,波兰与神圣罗马帝国有可能分道扬镳,如果趁机一雪前耻,还有希望挽救自己的身家性命。于是,他向埃斯泰尔戈姆派来大量援兵和补给,准备在此遏制住土耳其军下滑的势头。然而,洛林公爵同样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他察觉到波兰人的情绪后,明白如果围城持续数月,必将失去这个重要盟友,因此他决定要速战速决。10月20日,架桥完成后,哈布斯堡王朝军队陆续过河,并运输攻城火炮。冒着大雨,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就建成了各个炮兵阵地。10月24日,基督徒战线上,大炮开始发出阵阵轰鸣。洛林公爵以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一方面摆足了阵势,一方面也秘密遣使劝降,他开出了相当宽厚的条件,城里的奥斯曼守军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放下了武器,打开城门投降。坐镇贝尔格莱德大维齐听说埃斯泰尔戈姆失守,如同晴天霹雳。虽然他表面上依旧在做出反攻的姿态,但内心深处恐怕明白,自己已经时日无多。维也纳的惨败是百年来奥斯曼陆军最耻辱的败仗,而埃斯泰尔戈姆则是由苏莱曼大帝攻下的,之后又由英勇的奥斯曼将士誓死保卫多年,如今,却在短短几天内失守于基督徒,这些罪责无疑需要由大维齐来承担。不过,此时已值冬季,同奥斯曼人一样,基督教联军也明白冬季不是作战的适宜季节。他们满足于占领埃斯泰尔戈姆,而眼前更大的战利品——匈牙利首都布达,则留待明年再来夺取。

​65,卡拉·穆斯塔法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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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6 15:18 | 只看该作者
原本穆斯塔法四世并不想让卡拉·穆斯塔法一人去背负所有的责任,帝国刚刚遭遇打击,人心浮动,冒然处死首相,可能会加重政局的混乱。然而,早先穆斯塔法强势的作风已经为他树立了过多政敌,他们纷纷落井下石;而作为苏丹禁卫军的土耳其新军在维也纳战役中,损失极为惨重,他们觉得这是由于卡拉·穆斯塔法的出卖,也要求为战友之死讨回公道,甚至暗示如果不处决大维齐,就要废黜苏丹。12月14日,经过一番痛苦的斟酌,穆罕穆德四世苏丹终于决定弃卒保车。12月15日中午,苏丹派去的特使抵达贝尔格莱德,他们来到卡拉·穆斯塔法面前,向他宣布了苏丹的圣旨——大维齐必须立刻交出帅印、先知圣旗、麦加天房钥匙,然后接受死刑的惩罚。卡拉·穆斯塔法终于等来了自己的末日,他面不改色,从容淡定地接下圣旨,脱去华丽的长袍和头巾,命人撤掉地上的毯子,以便受死时能倒在土地上(意味着他是以战士的崇高身份结束生命,可升入天堂)。大维齐尤其遭受麾下新军将士的痛恨,以至于新军司令亲自前来监刑。两名手持丝线的刽子手走到穆斯塔法身后,他高昂着头,缓缓地跪下,平静受死,据说大维齐临终前最后一句遗言竟是:“把绳结打得漂亮些。”——此举倒是无愧于科普鲁卢家族的名声。在勒死卡拉·穆斯塔法后,刽子手将他的尸体平放在地上,把头颅割下,然后剥皮充草,裹在丝巾里,携带它返回埃迪尔内向苏丹邀功。卡拉·穆斯塔法的尸体则披上白布,在附近的清真寺外下葬。这位奥斯曼宰相的戎马一生就这样悲怆地终结了。
1683年维也纳之役的失败,很多后人将它归咎于卡拉·穆斯塔法拙劣的指挥。虽然大维齐的确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并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然而将奥斯曼帝国的失败归结于某一位首相显然难以服众。在卡拉·穆斯塔法,甚至在整个科普鲁卢家族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奥斯曼帝国就已经出现了衰败迹象。经济衰退,物价飞涨,军备废弛,贪腐成风,这些弊病在科普鲁卢时代虽然经过政治强人的整肃有所缓解,但未得到根除。奥斯曼帝国的基本制度已经开始腐朽过时,而帝国的精英,似乎还处于一片懵懂之中,更遑论对症下药了。与此同时,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实力却在与日俱增,并且更加团结。此消彼长,即使卡拉·穆斯塔法在维也纳城下的指挥不那么拙劣,面对阵容空前强大、人才济济的基督教联军,恐怕也很难实现最初的目标。处死大维齐的后果,反而使得军队更加涣散。由于大量征兵,劳动力减少,城乡物资供应更加短缺,人民怨声载道;战事不利,军费开支飙升,而由于大量土地丧失,税收反而减少,政府的财政进一步恶化,导致了严重的薪水拖欠。士兵的军饷,往往被拖欠长达一年甚至两年。最后,很多士兵表示在领到薪水之前,拒绝作战。这样的军队显然无法和西方的劲旅一争高下,而西方基督教国家敏锐地捕捉到了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他们联合起来,像群狼围攻患病的雄狮,竞相对帝国宣战。
虽然电影《维也纳之战》的情节截止于卡拉·穆斯塔法之死,然而,好戏才刚刚开始,基督徒吹响了反攻的号角,穆斯林不得转为防守。1684年年初,埃迪尔内皇宫中穆罕默德四世,收到了来自贝尔格莱德的警报,他的间谍们传回消息,基督教的诸国正准备联手进犯奥斯曼帝国。这一年的3月5日,在教皇的穿针引线下,波兰国王索别斯基、哈布斯堡王朝皇帝利奥波德和威尼斯共和国执政官签署了反土耳其联盟协议,并承诺绝不与奥斯曼帝国单独媾和。大土耳其战争(Great Turkish War)正式打响,1686年,沙皇俄国也正式加入同盟,从此帝国的北方又增添了一个劲敌。整个大土耳其战争从空间上可分为三个部分:摩里亚战争,由**主导,负责攻打希腊南部(摩里亚),爱琴海诸岛以及达尔马提亚;波兰-奥斯曼战争,由利奥波德和索别斯基领导,负责在东欧、巴尔干地区作战;俄罗斯-土耳其战争,领军人物是年轻的沙皇彼得一世,他一心要消灭土耳其的藩属克里米亚汗国,控制黑海。奥斯曼帝国面临的恶劣局势,可以说是空前的。穆罕穆德四世贸然对奥开战,最初也是受到路易十四的蛊惑,1683年的惨败之后,他自然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法兰西。法国的确有意对哈布斯堡王朝趁火打劫,并在1683年对西属尼德兰发起了攻击,然而这场西部战役仅仅持续了一年,并且针对的目标主要是西班牙,而非奥地利,并没有从根本上减轻东部奥斯曼人的军事压力。要抵御神圣联盟的反攻,看来只能靠土耳其人自己了。


​66,青年时代的俄罗斯彼得一世大帝,Godfrey Kneller绘于1698年


​67,在大土耳其战争最激烈时期就任威尼斯执政官的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Francesco Morosini,在位时间1688-1694)

经过了一个充满期待的冬季后,1684年春天,整个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都动员起来,为新一年对奥斯曼帝国的远征热火朝天地筹备。洛林公爵与皇帝幕僚们都认为,不能给奥斯曼帝国喘息的机会,趁对方军力尚未恢复,应该立即出兵征讨。但与此同时,哈布斯堡王朝自己的兵力也没有充分动员,而且盟友们也尚未准备就绪,但最终利奥波德还是决定先发制人。5月20日,约43000人组成的远征军开始分批向匈牙利首都布达出发,基督教部队沿着多瑙河,途径巴尔坎,向距离布达只有五十公里的维舍格勒挺进,布达前沿最后一个被奥斯曼人掌控的要塞。6月15日,洛林公爵架好火炮,摆出攻城的态势,并派人向守军递交了勒令投降的最后通牒。此时的土耳其军队士气相当低迷,2天后,他们照办了,至此,洛林公爵与布达城之间,已经是畅通无阻了。而侦察兵更为洛林公爵带来了好消息:在土耳其控制的匈牙利境内,其总兵力不过17000左右,还不到本方的二分之一。
但大军在越来越接近布达后,发现土耳其人的抵抗也越来越顽强。土军不断以轻骑兵骚扰哈布斯堡王朝军队的补给线,摆成新月阵型,反复冲击的奥斯曼重骑兵也给洛林的龙骑兵造成很大困扰。土耳其部队虽然新近遇到了惨败,但其实并非想象中的那样溃不成军。经过科普鲁卢家族几代首相的严格治军,17世纪后期的土耳其军队大体还保持着较高的专业素养,何况,鞑靼人依旧对盟友忠心耿耿,不离不弃。真正沉重影响土耳其军队的,是心理、士气上的因素,此外还有帝国拮据的财政状况。此时,利奥波德一世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之前引狼入室的匈牙利贵族伊姆雷·特克利目睹奥斯曼人新败,也希望“弃暗投明”,他向哈布斯堡王室暗送秋波,表示只要允许匈牙利自治,他就率部再次倒向奥地利皇帝,与土耳其人作战。波兰国王索别斯基极力撮合利奥波德与特克利和好,这样他才能腾出手来去攻占土耳其控制下的摩尔达维亚。但利奥波德对特克利之前的背叛耿耿于怀,断然拒绝。于是后者不得不继续与土耳其人并肩战斗,无形中大大加强了这一地区奥斯曼帝国的军力。洛林公爵的部队在前往布达途中甚至一度遭到一支多达一万八千人的奥斯曼野战军的阻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击退——这也说明早先的侦察对土耳其的兵力部署存在严重的低估。此外,在土耳其人的势力范围中,征集粮草也相当不易,这也大大拖慢了行军的速度。
6月14日,哈布斯堡王朝部队占据多瑙河北岸的佩斯城之后,与布达仅一水之隔,而多瑙河上的浮桥已经修复,补给线畅通,巴伐利亚的援军正在赶来。洛林对战局走向感到十分乐观,只要能在冬季来临前,攻下布达,便能圆满完成今年的任务。去年此时,奥地利人还在心惊胆战地坚守维也纳,谁也想不到仅仅一年之后,攻防的态势便悄然转换。坚守维也纳的功臣冯·施塔海姆贝格当下也在洛林军中,他充分吸取维也纳之战的经验教训,着力避免本方犯下去年土耳其人的错误。他亲自布置炮兵阵地,确保火炮集中使用,并指导工兵从多个方向挖掘坑道和放置地雷。然而名城布达其实与维也纳和隔岸的佩斯,地形情况截然不同。维也纳拥有近代化的棱堡体系,佩斯只有中世纪的低矮石墙,而布达处于一座高地,居高临下,地势险要,是座名副其实的“山寨”。土耳其人在此经营了一百多年,虽然没有将昔日的匈牙利王宫修缮一新,却投入巨资不断完善它的防御工事,并建有军工厂,弹药充足。其次守军的人数也大大超过预期,达到了2万多人,远没有去年维也纳城下那般悬殊,攻城难度不容低估。此外,基督教联军在强行攻城的同时,还要时刻提防野外如鬼魅般行踪不定的鞑靼骑兵。



​68,15世纪末期的布达城

一六八四年夏天和秋天转瞬而逝,但这场战役仍未有突破性的进展。洛林公爵的军队重复着当初土耳其人在维也纳的套路,不断朝布达城堡的下城强烈开火炮击,同时挖掘大量的坑道掩埋地雷,再辅以步兵的突击。但在多次猛攻之下,依然无法拿下下城。虽然攻城逐步取得一些小小的进展,但伤亡人数也在直线上升,而守军好像完全扫除了去年惨败的阴影,其高昂斗志让奥地利人也不得不表示钦佩。这围城战已进入最为不利的胶着状态。联军的粮食和弹药开始紧缺,外出搜获补给的部队常遭到奥斯曼野战部队的袭扰,而单靠多瑙河上运输船的补给简直是杯水车薪,何况沿途还不断被土耳其人和鞑靼人洗劫。
经过一个多月的围城,基督教联军依旧奈何不了布达坚固的防御工事,而土耳其人在围墙后还在继续强化要塞,新建造了大量防栅和地堡。8月17日晚,土耳其人甚至英勇地逆袭围城部队,并在奥地利人的阵地引爆了两枚地雷,虽然联军的伤亡其实不大,但此举严重影响了士气。不过9月9日这天,巴伐利亚军队在马克西米连二世的率领下全军抵达,人们的信心又一次得到恢复。有了生力军的加入,基督教联军再次奋力攻城。然而就在巴伐利亚选帝侯进入军营的第一天,一发土耳其炮弹就在他眼前,打断了选帝侯坐骑的双腿,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第二天,暗自心惊的马克西米连派人将降书送交布达的土耳其总督阿卜迪(Abdi)帕夏,原本以为后者目睹自己军容之后,能够知难而退,但总督豪气干云地表示,自己的城市粮食弹药充足,还可以再战。巴伐利亚人于是也投入了攻城的第一线,无奈同样不能取得突破。九月过去了,天气大变,连续的降雨使战事停滞,并给围城大军带来了传染病,不少士兵患病死去,新来的巴伐利亚部队也逐渐失去了斗志。围城大军的处境越来越糟糕,自6月出征以来,因为伤亡和疾病,他们累计减员达到50%,但布达依旧岿然不动,联军虽多次击退奥斯曼野战部队,但对坚固的布达城却一直没有找到破解良方,而每天都有大量的人病死。到了十一月初,忍无可忍的利奥波德终于收回了洛林公爵的指挥权,下令班师回国。到了11月下旬,攻城火炮已被运回多瑙河北岸,联军全体撤回到埃斯泰尔戈姆,而主要将领则回维也纳述职。虽然主战派鼓动第二年立即再次围攻布达,但利奥波德明白,自己犯了贪功冒进这一兵家大忌,必须和盟友互相配合,稳扎稳打。



​69,布达守军指挥官阿卜迪帕夏

1685年,经过一个冬天的休整,神圣罗马帝国开始了新一轮东征计划。大军将再次于巴尔坎周围地区集结,一路攻占土耳其人的所有据点,并专门划出兵力保护本方的补给线。与此同时,威尼斯共和国也在波斯尼亚、达尔马提亚和希腊半岛南部的摩里亚,发动了大规模攻势,成功牵制了奥斯曼帝国大量兵力。围攻布达之前,洛林公爵准备率先拔掉其周边的所有“钉子”,其中最有威胁的,是土耳其人在多瑙河北岸拥有的最后一座城堡——新札姆基。1685年6月13日,洛林率大军包围了它。这座要塞原本属于哈布斯堡王朝,过去是维也纳的防御前哨,在1663年被土耳其人夺取。由于此前卡拉·穆斯塔法杀死基督教俘虏的恶行,洛林特地发出声明,一旦攻下新札姆基,将会加倍奉还。稍后,两千多名匈牙利人组成的援军抵达,增强了联军的阵容。8月19日清晨,基督教联军翻越之前击毁的棱堡,终于突入城内,对城内的土耳其人不分青红皂白,大开杀戒,棱堡守军坚持到最后时刻,全体殉国。与此同时,洛林麾下的骑兵也在埃斯泰尔戈姆城下击败试图反攻的奥斯曼野战军。多瑙河北岸的其他奥斯曼守军听闻“固若金汤”的新札姆基沦陷且基督徒杀光俘虏的消息,纷纷弃守逃走。在德涅斯特河沿岸,索别斯基领导下的波兰骑兵与哥萨克也攻入了摩尔达维亚。土耳其人到了风声鹤唳,四面楚歌的境地。值得一提的是,也就在这年,刚刚加入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不过两年的欧根亲王,因为其卓越战功,正式被封为陆军少将,年方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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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20 23:27 | 只看该作者

1686年,经过漫长谈判,利奥波德皇帝与旗下重要的诸侯——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1620-1688)达成了协议。此前由于腓特烈信奉新教,一直对奥地利遭受的攻击持观望态度。在皇帝表示愿意赠给勃兰登堡一些领地后,选帝侯终于同意出兵,他一共派出了八千精兵加入对“大土耳其战争”,大大增强了神圣罗马帝国军的实力。此外,在经过两年战斗的锤炼后,利奥波德的部队素质也有了提高,装备进一步改善,将领们也吸取了之前不重视后勤补给的教训。6月10日的帝国御前作战会议,明确了再次进攻布达的方略,并希望以此为契机,终结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统治。6月12日,大军分成两路沿着多瑙河出发,由骑兵充当前锋,运输补给的船只一路跟进。由于事先已经占领沿途所有重要据点,行军颇为顺利,16日,大军(总数将近8万人)已经在布达城外扎营。洛林公爵、路德维希·威廉和冯·施塔海姆贝格担任指挥,欧根亲王也在军中(负责指挥龙骑兵),可谓将星云集。基督教联军花了两天时间精心挖掘战壕、建造防御工事,将布达层层围困。布达的要塞由上城和下城两部分构成,彼此相通。上城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当时是作为补给站和射击点。下城则建在河岸高地上,负责保护城门和出击口,但1684年围攻中它遭到严重破坏,此时尚未完全修复。城中守军共约9000人,包括3000名精锐的土耳其新军,粮食和弹药都十分充足。由于布达重要的战略价值,穆罕穆德四世苏丹严令总督阿卜迪严防死守,甚至战至最后一人,并派遣新任大维齐苏莱曼帕夏领军增援。


70,1686年对布达的围攻,佛兰德画家弗朗斯·格菲斯(Frans Geffels,1624-1694)绘制。


71,布达被攻陷,总督阿卜迪阵亡。匈牙利画家久洛·本楚尔(Gyula Benczúr,1844-1920)绘制。

6月21日,联军开始对下城发起炮火猛攻,两天后将外墙炸出了第一个缺口。6月24日,巴伐利亚步兵对外墙展开突击,他们迅速穿过缺口,进入到城内,但发现下城已空无一人。由于下城残破不堪,阿卜迪明智地将兵力全部集中于上城死守。不过这一“捷报”还是鼓舞了基督教联军的士气。虽然他们以下城为基地,希望趁热打铁拿下上城,但后者居高临下的地势令他们迟迟不能越雷池一步。。7月24日,巴伐利亚军队的炮弹精确命中了土耳其人火药库,引起巨大爆炸,守军伤亡惨重,但阿卜迪帕夏还在苦苦支撑。8月13日,大维齐苏莱曼帕夏率领的约四万奥斯曼援军终于抵达,他们打算猛攻上城外的联军阵地,同时让约8000人的鞑靼骑兵去截断补给。但洛林公爵并未自乱阵脚,压力之下,路德维希·威廉也无愧他“土耳其克星”的名号,他们派出一支骑兵前去佯攻,与奥斯曼援军已经接触,便立即诈败后撤。大维齐苏莱曼被证明在领军方面还不如他的前任,他误以为哈布斯堡王朝军已溃败,立即驱动部队上前追击,结果遭遇了埋伏,侧翼遭到重击,全军四散奔逃。洛林稍后将这次大捷的战利品高挂在其防御工事上,让布达城内的土耳其人了解他们所期盼的援军再也不会到来了。守军的斗志因此急转直下。8月30日,由五个步兵营和二十五个骑兵中队组成的援军抵达布达,将围城战推向了高潮。援军还带来了利奥波德要求立即拿下布达的旨意。九月二日,总攻正式开始,炮火准备之后,洛林公爵组织了连续三波突击,终于攻入了上城。基督徒已经杀红了眼,有些土耳其人高举白旗投降,却依然被砍倒。阿卜迪帕夏明白大势已去,他选择了杀身成仁,最后在城门战斗的第一线壮烈殉国。事后,基督教联军对布达城内的穆斯林和犹太人进行了一场不加分别的大屠杀,守军几乎全军覆没,剩余的人也被变卖为奴。收复布达的日子(9月2日),恰好也是1541年苏莱曼大帝攻陷它的日期,一个半世纪以后,这座匈牙利的心脏城市终于被哈布斯堡王朝所解放。欧洲各地(或许法兰西是个例外)都为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胜举办了各种庆典,如果说维也纳的解围只能算基督教国家在奥斯曼帝国的铁蹄下转危为安,那么布达的攻占则宣告了收复失地的开始。

第二年,神圣罗马帝国继续在巴尔干攻城拔寨,如入无人之境。这年8月,在昔日匈牙利国王与土耳其交战殒命的摩哈赤战场,爆发了第二次摩哈赤战役,基督教联军以600人阵亡的微小代价,歼灭了1万土耳其人,大维齐苏莱曼的部队一溃千里。这场战役中,欧根亲王第一次独当一面,指挥骑兵旅作战,事后因军功荣升为陆军中将。也就在这一年,由于在内忧外患中表现无能,穆罕穆德四世苏丹被禁卫军和大教长联合废黜。此后的十几年中。虽然土耳其方面也曾经涌现过法西尔·穆斯塔法(前大维齐法西尔·艾哈迈德的弟弟,科普鲁卢家族成员,1689-1691年任帝国大维齐,曾于1690年收复被哈布斯堡王朝占领的贝尔格莱德,但在第二年兵败人亡)这样的名将,但已经是独木难支了。**牢牢控制着摩里亚,甚至一度占领了雅典(期间帕特农神庙在威尼斯的炮击中毁坏严重);1697年,欧根亲王在森塔(Zenta)决定性地击败了大维齐艾芬迪指挥的奥斯曼帝国主力,让哈布斯堡王朝得以收复自1511年以来失去的绝大部分失地(除了贝尔格莱德,它要留待欧根亲王在1717年夺取);俄罗斯的彼得一世大帝也在此期间完成了近代化改革,开始威胁帝国在黑海的领土。以上豪强四面出击,土耳其帝国左支右绌,节节败退,基督教世界的前景呈现一片光明景象,这是自1396年尼科波利斯会战以来,前所未有的。


72,1699年,卡尔洛夫奇条约的签署。

面对风雨飘摇的局势,这一时期的奥斯曼苏丹却往往醉心于后宫和游猎,或者热衷于马术、诗会和音乐,对于帝国连续的失败,采取一种鸵鸟政策。终于,在1699年,奥斯曼帝国首次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签署了卡尔洛夫奇条约。奥斯曼帝国同意给予神圣罗马帝国平等地位,承认后者在战争中夺取的大量土地,仅保留贝尔格莱德(它也将在18年后失去)。奥斯曼帝国颜面尽失,虽然看上去丢失的领土还不至于伤筋动骨,但它标志着奥斯曼人伟大扩张的终结。从此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咄咄逼人,土耳其帝国只能采取守势,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开疆拓土了。更可怕的是,军事上的失败让昔日被胜利掩盖的严重内部弊端逐渐爆发,进而一发不可收拾。虽然也有个别苏丹希望改革,但他们很快被保守的势力所制服,甚至废黜。直到1826年,马哈茂德二世痛定思痛,采取血腥手段铲除了改革最大的障碍——土耳其新军,随后才开创了土耳其近代化的历程。可惜,一切已经太迟了。


73,位于托普卡匹宫前,建于18世纪初的“艾哈迈德三世喷泉”,是“郁金香时代”的代表产物之一。

参考文献:

[1] Andrew Wheatcroft,The Enemy at the Gate: Habsburgs, Ottomans, and the Battle for Europe,Basic Books,2010.

[2] Simon Millar,Vienna 1683: Christian Europe Repels the Ottomans,Osprey Publishing,2008.

[3] Alan Palmer,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Barnes & Noble Publishing, 1992.

[4] John Stoye,The Siege of Vienna: The Last Great Trial Between Cross & Crescent,Pegasus,2008.

[5] Miltiades Varvounis,Jan Sobieski: The King Who Saved Europe,Xlibris,2012.

[6] Caroline Finkel,Osman's Dream: The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Basic Books,2007.

[7] Lord Kinross,Ottoman Centuries,Harper Perennial,1979.

[8] 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许序雅,张忠祥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

[9] 哈全安,《土耳其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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