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SJWJjtk4Ng&list=PL4i9YSoIJiPeWWDfOimNzy08bFl_pX8Zl&index=24
不久之前，我们都还惯于飞来飞去。通常，我会问现场观众是否有人真的乘坐过英国航空。因为如果你坐过，肯定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飞行杂志的中间——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总是会有一则广告，宣传三个加勒比国家之一的公民身份。画面上是安提瓜机场出发区的图片，安提瓜是加勒比地区的一个国家，拥有投资入籍计划。你可以看到广告就在移民柜台的正上方。广告词是“如果您想再度光顾本地，可以以公民身份回来。”再来看一张塞浦路斯街头的图片，画面左侧又是一则公民身份的广告，说得是购买房产可以让你成为该国的永久居民乃至公民。在街上行驶的公交车后面也有一则大广告，而且还是阿拉伯语、中文和俄语的三语广告，其中我只能读懂中文内容。这则广告也在宣传塞浦路斯护照。事实上，通过购买房产或者投资来成为某个国家的公民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行业。各种杂志、小册子、投资入籍书籍都在宣传经济公民的理念，也就是通过向政府捐赠资金或者投资来成为某个国家的新公民。圣基茨给“我们的全球公民”印发的小册子“为你的独特移民需求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投资入籍计划（CBI）三十多年来的重点。《圣基茨和尼维斯公民》（这是这本册子的名称）整体评估了我们受您启发而设立的白金里程碑标准。我们始终努力保护您应得的天堂。”事实上，世界各地甚至还存在专门的行业展览会和全球中心，政府和服务提供商都会在那里推销他们的公民身份产品。你可以参观各个国家的展位，了解不同的投资选择。加勒比地区专门举办了这样的展览会，当地各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谈论他们在管理投资入籍运作当中的各种关切。甚至还有像全球公民论坛这样的盛会，该论坛在亚得里亚海岸的短程线穹顶建筑里面举行，像罗伯特.德尼罗和托尼.布莱尔的妻子切丽.布莱尔这样的人物都会出席并且宣称“我们需要具备创业技能的全球公民，我们应该共同分享这些技能。”这就是投资入籍的世界。
这是一个实际上颠覆了T.H.马歇尔理论的世界。T.H.马歇尔在70年前在他的文章《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中著名地指出，“公民身份是伟大的平衡器。”正如他所论证的，公民身份随着时间的推移向下延伸，逐渐包括了越来越贫穷或者被排斥的阶级。因此对于T.H.马歇尔来说，公民身份在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世界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平等。相比之下，在投资入籍的世界里，有钱人利用他们的经济资源来摆脱出生公民身份的限制，一旦这重身份成为障碍。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资产并且增加他们的选择。那么在投资入籍的世界当中发生了什么？当然，任何主权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授予公民身份。例如，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安吉丽娜.朱莉就因为她在柬埔寨的环境保护工作而荣获柬埔寨公民身份。或者投资也可以成为理由。例如新西兰在PayPal的创始人之一彼得.蒂尔购买了几座豪华房产并捐赠给当地的地震救济基金会之后给予了他公民身份。他这样做是为了获得美国之外的公民身份，以便在新西兰为自己建立一个避难所。这些案例中，公民身份的授予在极大程度上基于该国政府的自由裁量，通常都是特事特办的。然而，投资入籍与这些自由裁量的身份授予有些不同。投资入籍相当正式，具有有非常明确的价格点，明确的投资类型，明确的时间框架，明确的背景调查。整套流程不仅仅是现金换护照这么简单，而是有一个相对透明且正式的扩展过程，公示在所有政府网站上。
我今天讨论的投资入籍也不同于所谓的黄金签证计划或者移民投资者签证。例如，在美国有EB-5计划。英国有一级投资者签证。葡萄牙和西班牙也有非常著名的选择。这些投资者签证提供的是居留权而不是公民身份。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公民身份和永久居留权之间的趋同性正在增加，但是两者之间仍然存在非常重要的区别。公民身份是可继承的。你可以把它传给你的孩子，而居留权则不行。公民身份伴随着可能获得入籍国护照的权利，而居留权只是在投资人原本的护照上添加了一个签证。有了公民身份，你通常可以在三到五年后出售投资，此时你仍然是公民，因为公民是一个粘性很强的身份，很难失去。对于居留权来说，一旦你出售投资，签证也就消失了。反过来说就是摆脱居留身份更容易。这是需要记住的重要一点。
我今天主要关注投资入籍。我将基于我进行了几年的实地调查来讨论这个话题——幸运的是，大部分实地调查发生在新冠疫情之前——不仅试图了解这些计划在纸上如何运作，而且还想知道它们在实践当中如何运作。所以我走访了四大洲的16个国家，参加了许多行业会议。我进行了超过一百次正式访谈和更多非正式访谈，与参与这些计划各个层面的人交谈，也与这些国家的国民讨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在试图解析这个全球公民身份市场的面貌时，我将从这些计划的供应方和需求方开始讨论。首先，我来谈谈供应方。这些计划发生在哪里？目前世界上有15个国家在运营某种形式的投资入籍计划。我倾向于关注那些具有更正式计划的国家。我知道有些国家在灰色地带操作得比较多，可能很难弄清楚计划开始的日期或者谁负责发放护照，甚至有些计划可能违反国际法。我通常不把这些列为正式计划。这样一来正式计划的数量就减少到了大约12个。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大多数是前英国殖民地，采用普通法，具备某种离岸产业。这在网络和传播信息方面非常重要。但是这一点也在变化，因为中东地区如土耳其和约旦等国家的投资入籍计划也在扩展，土耳其现在更是主导了这一领域。我不会讨论中东与土耳其，因为这是最近的发展，但是这方面的发展确实非常重要。然后还有其他一些案例更偏向灰色地带，缺乏明确性。我主要关注这些正式的计划。此外还有一些国家正在加入。埃及最近就通过了一项投资入籍规定。俄罗斯和马绍尔群岛也一直在讨论启动计划。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更是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投资入籍是一个一直在增长并且可能继续扩展的趋势。
再来看看这些计划本身，它们如何运作？它们内部发生了什么？申请需要什么资质？画面上是一些国家的一部分规定列表。这些规定可能根据计划的法律形式而变化，这里列举出来只是为了让你大概心中有数。规定包括投资选择、最低投资额、手续费用、处理时间以及实际居住要求。在投资选择方面，申请人通常投资于获批的房地产项目或者商业企业，或者他们干脆向政府捐赠特定金额的资金，最低投资额通常在10万美元到200多万美元之间，再加上可能相当可观的手续费用。批准申请的整个过程从两个月到大约一年不等。通常会有某种背景调查来检查投资是否完成，政府内的几个不同部门都会参与进来。有趣的是，一些国家还允许你在海外完成所有这些流程，你可以在本国前往这些国家的大使馆宣誓入籍，而不需要在该国度过哪怕一天。
投资入籍的需求肯定在增长，而且现在仍在增长。在2009年之前全球申请量就接近每年1万人，今天由于土耳其的原因申请量甚至更高。1万人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小，但是放在入籍的背景下却相当重要，因为入籍本身非常罕见，世界上很少有人入籍。此外潜在买家的人口特征也堪称精英当中的精英。对投资入籍计划感兴趣的人通常是来自全球南方的第一代富人。他们通常至少有500万美元的流动资产，人数大约在70万人左右。如果将70万人作为人口基数，1万人左右的意义就更为显著了。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在大多数情况下，家庭成员也会被添加到申请当中。所以每个主要申请人的入籍通常还伴随着1.5个家庭成员的入籍。接下来的幻灯片展现了各个入籍国吸引人口的比例差异，加勒比地区的投资入籍选择更便宜，因此比更昂贵且限制更多的欧洲选择更受欢迎。再来看看投资入籍的申请人都来自哪里。全球范围内大多数申请人通常来自中国，其次是俄罗斯和中东。不同的申请人往往根据来路不同会前往不同的地方。俄国人倾向于选择塞浦路斯，因为俄国和塞浦路斯之间有长期的联系。中东人则倾向于圣卢西亚。这些模式背后可能有很多因素，我今天不会详细讨论这些。不过我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将中国排在俄国前面，但是图表当中中国的数字表现却显著低于俄国。部分原因是许多中国申请人前往的国家往往不愿意发布信息。由于中国禁止双重国籍，所以通常在中国申请人当中受欢迎的国家也往往是承认台湾外交地位的国家，比方说圣基茨。这也是圣基茨从不发布申请者统计数据的原因之一。
我们也可以将投资入籍视为一种远程公民身份。这是David Cook-Martin和Yossi Harpaz提出的概念。也就是说入籍的人并不住在他们入籍的国家，事实上他们不仅不打算搬过去，甚至还可能从未去过那个国家。所以为什么一个富有的越南女商人想要购买安提瓜这样的国家的公民身份？这里的答案不是逃税，因为大多数入籍者的母国政府的征税能力原本就不太高，即使这些母国都有实质性的税收基础设施。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部分原因在于我们通常认为公民身份是主权和国民之间的纽带，是国家内部授予的权利。Michael Walzer、Linda Bosniak、Christian Joppke等学者关于公民身份的许多研究都从这个前提出发。关于二等公民身份的大量文献，比如Peggy Somers和Michelle Alexander等人的书，也采取了同样的前提。这些书关注的是获得公民权利时的不平等现象。但是投资入籍突出了公民身份在国家之外也提供好处的事实。成为安提瓜的公民的关键并不在于你在安提瓜能得到什么，而是在于你在欧洲能得到什么，即免签证访问欧洲各国。这就是买家所寻求的第三国公民身份的好处。我对于这一需求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买家都在追求当前的流动性，所以像免签证进入欧洲这样的好处是很大的动机。人们可能还会注意到，有些中产阶级远程入籍者可以借助祖先荫蔽来申请欧洲公民身份，例如某些幸运地拥有意大利祖先的阿根廷人可以利用这一点获得意大利护照，以便他们可以去伦敦或者巴黎工作。但是对于富人来说，未来的流动性也非常重要。国外的公民身份通常是他们对抗专制政府的保险政策，是他们的备用计划。富人不仅有很多可以失去的东西，通常也因为各种原因非常焦虑，要么因为他们当年的发家手段经不住审视，要么因为他们眼下与母国政府的关系不太好。
第三，参加这些计划的人通常也对商业机会感兴趣。某些国家的国民在美国设立企业可能很难，但是如果你成为格林纳达的公民，就可以申请E-2条约贸易商签证并且在路易斯安那州毫无问题地开设公司，顺便获得美国的居留权。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人们所寻求的几乎总是第三国的好处，这为投资入籍市场的运作方式增添了一个有趣的维度。例如，马耳他的公民身份通常不是意味着前往马耳他并在那里生活，而是意味着免签进入美国——既流动性；或者意味着有机会搬到巴黎——既留后路；又或者意味着在奥地利购买银行的机会——既商业机会。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来自北大西洋以外的国家政府通常不能像欧洲或者美国政府那样理所当然地看待这些事情。此外公民身份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平等。这也是产生投资入籍需求的原因之一。当然在讨论这一点时我们还需要记住，许多买家之所以非常富有，正是因为他们是赶上了特定历史风口的中国或者俄罗斯国民，这些人并不完全是不平等国界的受害者。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正是这种多重不平等体系——既包括不同国家的公民身份所伴随的好处的不平等，也包括国家内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等，甚至还包括一般的富人与超级富豪之间的不平等——共同创造了投资入籍的需求。
所有这些都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国家的主权功能——例如公民身份——如何能够被拿到市场上出售，或者说国家如何能够出售被视为如此根本的国家权利。甚至在国际法当中关于国家入籍程序的内容都非常少，几乎没有约束。那么公民身份如何能够被拿到市场上？这个故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我们看看关于国家和市场的文献，可以看到传统上国家被视为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并且充当避免市场崩溃的守护者。新制度主义方法将国家视为市场的推动者。例如Neil Fligstein、Frank Dobbin等人的工作都属于这一范式。还有大量关于国家新自由主义转型的文献。像David Harvey、Aihwa Ong、Wolfgang Streeck这样的人研究国家如何将控制权让给市场，或者国家领域如何被重塑，或者国家政治如何遭到市场逻辑的殖民化。我们在投资入籍当中也看到了一定程度的此类情况。但是这两条研究国家和市场关系的线索都没能充分地告诉我们主权特权的市场如何得以存在。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挑战，因为随着主权特权的商品化，国家不仅是市场的主要规则制定者，也是商品的唯一生产者。只有国家才能生产公民身份并使其合法。这引发了关于市场参与者需要设法应对的合法性和可信度问题。因为国家实际上戴着两顶帽子：既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唯一能够生产产品的实体。这挑战了传统假设，即上述两重角色的分离有助于缓解利益冲突并有助于稳定市场交易。在这里两顶帽子根本分不开。
国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将暗示一个答案，等到我们结束了对于投资入籍计划演变历史的考察之后我就将我的答案告诉大家。但基本上的情况是，国家将投资入籍的审查与实施转移到单独的机构、外部公司和其他第三方行为者，从而在制定规则和生产商品的两个角色之间拉开了距离。现在不再只是行政部门在处理这些问题。然后一方面你得到了劳动分工，另一方面也将监督外包给了尽职调查公司，从而将国家行政部门与计划的运作和监督分开。这对于正式的投资入籍计划的发展至关重要。其他主权特权进入市场时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况，比如主权债券市场的发展。在这一领域我们同样发现了随着市场扩展而变得必要的劳动分工制度化，以及旨在确保市场可信度的第三方行为者参与——主权基金的买家怎么知道某个国家一定会付钱？因为穆迪和标准普尔是这么说的。简而言之，主权产品进入市场，带来了权威真空——因为不存在高于国家的权威；然后第三方填补了真空，并且促进了围绕这款产品的竞争市场。有趣的是，随着这一情况的发生，全球投资入籍市场也随之变化。我们可以通过查看投资入籍的历史来了解一下，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的公民身份市场是个什么样子。
投资入籍的起源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香港。1984年之后大局已定，英国不仅要归还大陆领土，还要归还香港本岛。于是香港人开始非常关注如何获得其他国家的公民身份，以确保他们的资本主义收益和机会。由此催生了一个巨大的、蓬勃发展的市场，甚至出现了一本名为《移民者》的本地杂志，宣传各种出境选择。与之相对的是，瑙鲁、瓦努阿图、汤加等国家开始出售公民身份——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卖护照。这一时期他们估计出售了14000本护照，每本价格在5000美元到50000美元之间。但是这些销售大多是秘密且模糊的。以汤加为例，汤加在1984年修订了一项法律，赋予汤加国王全权决定外国人入籍的权力。因为此前有中间人在香港开设店铺，并且在汤加移民局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售了8000多本护照，销售所得最终没有进入汤加，而是进入了北美的银行账户。没有正式程序，没有可信度。消息一经传出就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街头抗议活动，导致汤加总理下台。这是一种模糊的交易，政府的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可能只是大使馆脱手了一批额外的护照。总之接下来就是国际犯罪分子手持瑙鲁或者瓦努阿图的文件出现在机场，其中包括菲律宾巨贪伊梅尔达.马科斯。与此同时还有数千本在册的护照不翼而飞。大部分销售发生在太平洋地区，但是其他国家也开始效仿。1984年，圣基茨在从英国独立时在其公民身份法案当中增加了一条通道。南部非洲的莱索托也开始通过其在香港的领事馆出售公民身份。伯利兹和格林纳达同样开设了自由裁量的通道，直到911事件后美国施压要求他们停止。
甚至爱尔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也开启了财政入籍的人流。然而爱尔兰政府在1998年之前叫停了这项政策，因为存在很多欺诈问题，并且实际经济效益也难以显示。爱尔兰参议院辩论中的一段引述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的情况多么混乱。正如一位参议员所说：“该计划显然完全合法，因为它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但其基础既没有以立法形式也没有以部长命令形式得到确定。它完全在时任部长可用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运作。考虑到所涉及问题的重要性，该计划的非正式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似乎根本不存在管理该计划的规则。”所以早期的投资入籍是一个相当模糊的世界，一个通常只涉及边缘小国的业务——爱尔兰可能是一个有争议的例外，不过某些方面它也同样是一个边缘国家。
但有趣的是，全球核心国家也会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例如西方的富裕国家也开始提供居留权而不是公民身份——想要获得公民身份仍然需要时间。加拿大在1986年启动联邦投资移民者计划，真正开启了这一趋势。温哥华是投资移民的热点，实际上这门生意彻底改造了温哥华的市中心地区。投资者可以通过将资金存放在该国来获得加拿大的居留权。最初只需15万加元即可。作为交换他们将获得有条件的居留签证，三年后转为永久居留权，然后他们可以申请公民身份。整套过程包含必需的正式化申请程序，银行检查投资者的资产，政府移民服务也会参与其中。这个计划非常非常受欢迎，因此价格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涨，最终达到了大约80万加元。但是银行参与了申请处理并且安排了融资。所以投资者真正支付的实际成本其实有所下降。这个计划总共产生了超过20万新加拿大公民或者永久居民。画面上的图表展示了该计划随着时间推移的受欢迎程度变化，九十年代的大幅下降是由于该计划遭到的审查以及与之同步的价格上涨与更加严格的和规则执行。此外，在查看许可证签发数据时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有时一个国家签发一张许可证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有时他们会故意放慢速度，从而减缓入籍者的进入。所以这些数据并不是需求的真实反映。加拿大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注意，美国也开始效仿。1990年美国启动了EB-5投资移民计划。现在价格已经上涨了，但是多年以来只需要在美国投资50万美元就可以获得绿卡。具体运作方面的细节十分复杂，但是归根结底就是这么回事。英国也有投资移民计划。澳大利亚的类似计划推出得更早。现在几乎一半的欧盟国家都有这类计划。
基本上来说，边缘国家出现了一系列自由裁量的、有些可疑的公民身份售卖通道；然后核心国家提出了更正式的投资居留权计划。正是在这两者之间的空间里出现了投资入籍市场。在2006，一家名为Henley & Partners的瑞士财富规划公司借鉴了这两种类型——即自由裁量的经济公民身份和移民投资签证——并且创造了一些新的东西。Henley & Partners去了圣基茨，并建议他们将自由裁量的经济公民身份流扩展为正式的投资入籍计划。圣基茨确实有一项法律允许基于财政贡献的入籍。说得直白一点，该国外交部长经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每年向避税的美国人发放几十本护照——有时也向南美的毒贩发放——这样的护照数量非常少，有时甚至每年不到十几本。在Henley & Partners的建议下，圣基茨政府开始详细说明并且标准化整个过程。政府设立了一个私人实体，一个公民身份投资单位——也就是一个私人基金——来管理流入的资金，又创建了一套系统来批准处理入籍申请的服务提供商，还创建了一个单独的官僚单位——CIU，既公民身份投资单位——来审查入籍申请，由专门的官僚来负责。最终，所有入籍申请都必须通过内阁批准而不仅仅是由总理批准。考虑到美国的利益——第三国利益对这个市场当然非常重要——政府将入籍人员的背景调查外包给了美国的尽职调查公司，让美国来确保这些人没有问题，因为美国也不希望有人通过该计划来洗钱。圣基茨建立了两种明确的投资可能性。要么向政府发展基金捐赠25万美元，要么购买至少价值40万美元的批准房地产。作为回报，你将在几个月内获得公民身份。当然，入籍者还必须缴纳手续费用并且接受背景调查。所以这套流程并不完全是现金换护照，而是有明确的分工，明确的程序，明确的价格点，明确的投资选择。这种正式化正是该计划扩大规模所必需的改造。
上述这一切都发生在2006年至2007年。然后大奖就在2009年出现了：圣基茨获得了欧盟的免签证访问权。这对任何俄罗斯寡头或者中国新贵来说都非常有价值。如果他们要穿越欧盟，与其让他们的护照在一个又一个大使馆当中等待旅行签证，他们可以只用圣基茨的护照进入。圣基茨政府还与Henley & Partners签订合同为该计划进行广告宣传，报酬是Henley & Partners可以从每份入籍申请提取大约两万美元佣金，这对于Henley & Partners来说是很有力的激励。所以它召开了公民身份会议，在《经济学人》杂志上购买了广告空间，建立了国际护照排名，创建了全球公民奖，还创办了一本《全球公民》杂志，总之就是为公民身份市场置办了全身的行头。但最重要的是，该公司开始在个人财富管理公司、全球银行和主要会计师事务所当中推广该计划。这些地方都有非常富有的客户群正在寻找各种入籍选项，比如入籍加拿大。他们现在可以将圣基茨公民身份与加拿大或者美国的选择并列。伴随着所有这些转变，圣基茨的公民身份不再是模糊的冒险，而是成为了合法的选择。
最重要的是，正规化的圣基茨投资入籍不会引起国际银行、主要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律师事务所的风险部门的警告。一位任职于四大的律师描述道，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初，一位客户询问她圣基茨投资入籍是否靠谱。她不熟悉这项业务，所以做了风险分析，结果发现满眼都是各种警告红旗。但是客户希望她进一步了解情况，所以她飞往该国进行实地调查，在机场遇到了一些可疑的人，最终旁听了政府内阁会议，但是依然无法真正了解太多。她总觉得这个计划似乎不对。她说：“没有人能告诉我这个计划是什么。没有透明度。我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感觉很不好。”所以她建议她的客户不要这样做。但是现在她一直在给客户做圣基茨投资入籍申请，因为这个项目已经经历了高度正式化。正如她所说：“现在项目的透明度很高，尽职调查很充分。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所有那些当时大错特错的事情现在都作对了。”其他从事财富管理的人也都这样描述。一位前银行家说：“十到十五年前，如果一个客户拿着圣基茨护照来开银行账户，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家在哪里，因此不会有人给他开户。现在所有的合规部门都知道圣基茨的岛屿分布。”另一位从事该行业多年的人说，“在早期，这些国家没有像CIU这样的专门团队来审查申请。他们没有许可代理人的体系。但现在一切都更加透明了。”所以这种创建劳动分工和透明流程的效果对合法性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使得投资入籍成为了一款可扩展的产品。
2006年是Henley & Partners进入圣基茨的时候。看看之前几年的数据，几乎所有年份的入籍人数都很小，除了一两个例外。然后数字真正起飞，从2006年的几十个入籍到2013年的超过2000个。2006年该计划的收入约占圣基茨GDP的1%。现在它占圣基茨GDP的30%以上。仅从手续费当中获得的收入就超过了政府的税收收入。所以毫不奇怪，这个创收模式在该地区迅速传播，特别是对于非常小的国家来说。2013年，安提瓜和格林纳达开发了类似的计划，2014年则是多米尼加。多米尼加自从1993年以来就开通了自由裁量通道，在2014年则设立了更正式的计划，沿用了圣基茨使用的模式。此外圣卢西亚也是在2006年加入了计划。这些国家与国际服务提供商保持着密切互动。我们还看到地中海也已经成为了公民身份销售的关键中心，因为Henley & Partners将这套模式带到了马耳他，马耳他在2014年启动了投资入籍计划。最初的计划是在六个月内提供公民身份，价格是单笔捐赠65万欧元，但是欧盟委员会出于政治考量开始对马耳他施加压力，所以马耳他将流程延长到一年并且提高了价格，此外尤其重要的是还聘请了多个私人代理机构负责审查入籍申请，并且聘请独立公司进行背景调查。
马耳他遵循的模式基于加勒比地区的已有模式并且加以发挥，而在此之前塞浦路斯已经先走了一步。自从2007年以来，塞浦路斯一直在将其自由裁量的公民身份通道改造为更正式的投资入籍通道。它也一直在默许来自布鲁塞尔的压力。塞浦路斯的案例很有趣，因为国际服务提供商的出力在这个案例当中要比在别处小得多，改革主要来自政府。我还应该指出，自从2022年秋天以来这个计划已被搁置。相关法律并未遭到更改，但是半岛电视台的记者揭露了几位非常高级的塞浦路斯政府官员创建了一个基本上绕过正式计划的VIP通道，于是整个正式计划都遭到了完全冻结。说的通俗一点，就算某个客户的背景非常可疑也不必担心，因为一些政府官员创建了一个绕过正式计划的替代通道，只要充分贿赂他们就仍然能得到塞浦路斯的公民身份。这起丑闻已经遭到曝光。自那以后塞浦路斯政府对这些官员展开了大规模调查。
所有这些的结果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全球公民身份市场，现在每年的营业额超过40亿美元。但这个市场的发展只有在国家能够处理多重帽子问题之后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国家首先要建立内部分工且可扩展的申请流程，并且将实施和监督外包给第三方行为者，使其在全球财富玩家眼中更加透明、更值得信赖。有趣的是，其他主权特权进入市场时也要遵循这套规则。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主权债券刚刚出现时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因为人们无法真正信任国家，直到合股公司介入国家和买家之间以正式化流程认证交易并且保证主权可以被信任，买家的钱一定能拿回来。这就是穆迪之类机构得以存在的原因。内部分工同样非常重要，特别是当主权债券的销售从最初的后台交易转向竞争市场时。
最后我总结一下我对于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的行为的三个观察结果。尽管国家对入籍政策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国际法中几乎没有什么内容能影响到国家在这一领域的行为——但是有趣的是，这些国家现在依然正在调整他们的入籍政策以符合市场需求。与此同时，仍然位于这个市场之外的国家也还在进行自由裁量的经济公民身份交易，比如汤加——他们对这种市场竞争和市场需求的反应不同于圣基茨等国的正式计划。正是在正式计划中，我们真正看到国家行为者开始像市场行为者一样行动。首先，国家对竞品做出反应并且导致价格战，例如加勒比地区最国家最近相继降低其最低投资成本。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之间也正在竞争，塞浦路斯正在策划降价以应对马耳他进入市场。其次，国家对购买者偏好做出反应，例如允许更多家庭成员加入申请；受抚养子女的年龄上限过去是18岁。然后是22岁乃至26岁，某些国家甚至提升到了30岁；申请人的父母乃至祖父母现在都可以加入进来，受抚养父母的年龄下限下放到了50岁。但我认为真正有趣的是，国家不仅以这种方式对购买者偏好做出反应，而且还会向第三国和超国家组织——例如欧盟——做出让步，即使他们在法律上完全没有义务这样做。在马耳他的案例中，马耳他默许了欧盟的压力，即使从法律上讲欧盟无法对马耳他的投资入籍计划采取任何行动。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公民身份在这个市场当中的运作性质，这并不太令人惊讶。因为公民身份不仅关乎某人在该国国内获得的权利——这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主权国家与国民之间的纽带——而且还确保了此人在第三国的权利，这些权利通常通过条约建立，例如免签证访问、商业机会等等等。这就是投资入籍的外部价值。这一点赋予了外部国家影响一个根本上的主权实体的巨大权力。因此即使投资入籍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而且这种程度的合法性对于市场当中的行为者们已经足够，这门生意仍然不能被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们视为理所当然。即使公民身份市场已经变得常规化并且继续扩展——土耳其、约旦、黑山都在纷纷加入——它的未来仍然取决于国家之间的权力不平等。我就说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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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2-25 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