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8l9vGOSOS4&list=PL4i9YSoIJiPeWWDfOimNzy08bFl_pX8Zl&index=55
今晚我要和你们谈谈理性。人类与理性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谜。一方面，我们的物种做出了惊人的理性壮举。我们已经知道了如何在月球上行走并且回头为我们的家园行星拍摄照片；我们已经探索了宇宙的奥秘，时空的起源，生命的本质，心智的线路；我们已经抵御了天启四骑士，减少了战争、饥荒、贫困和儿童死亡率这些自古以来就困扰人类的灾难。然而与此同时，大多数18至24岁的美国人认为占星术非常科学，或者至少比较科学；相当大的比例的人相信阴谋论，比如COVID-9疫苗包含了微芯片，比尔.盖茨将其注入我们的身体以便监视我们，或者美国政府深处隐藏着一个吃人肉拜撒旦的恋童癖团伙；许多人相信假新闻，比如乔.拜登声称**支持者都是社会渣滓，或者小野洋子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与希拉里.克林顿有染；相当大比例的人们相信超自然的胡说八道，比如魔鬼附身、超感官知觉、鬼魂精灵、巫术、山石树木以及水晶当中蕴含了精神能量。在我的新书《理性》当中以及我在哈佛教授的课程当中，我试图理解这种矛盾：我们的物种如何能够一方面展现出理性的壮举，同时又相信如此明显的胡说八道。
请允许我从头开始谈起。什么是理性？我认为最直接的定义是利用知识来实现目标。为了具体说明这一定义，我打算引用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来自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我工作的大楼。詹姆斯试图区别我们都会认为是理性的系统——即人类——与表面上表现出类似行为但我们不承认其具有理性的物理对象：“罗密欧想要贴近朱丽叶，就像铁屑想要贴近磁铁一样。如果两人之间没有障碍物，他会朝向她直线移动，就像铁屑向磁铁直线移动一样。但是如果一堵墙建在罗密欧和朱丽叶之间，他们不会像磁铁和铁屑紧贴卡片两面那样愚蠢地把各自的面颊贴在墙的两边使劲蹭。罗密欧很快就会找到一条迂回路线，通过爬墙或其他方式直接亲吻朱丽叶的嘴唇。对于铁屑来说，路径是固定的，它是否达到终点取决于偶然因素。对于恋人来说，终点是固定的，路径可以无限修改。”这就是理性。
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利用知识来实现目标？这引出了规范模型的理念，即来自逻辑、数学和科学的模型可以告诉我们应该如何使用理性来实现特定的目标。规范模型不同于描述性或者心理学模型，后者描述人们实际上如何使用理性来实现特定的目标。这些规范模型提供了基准，我们可以用来比较人类的表现。此外这些规范模型还提供了如何避免常见谬误的指导，实际上每个规范模型都指出了人类公然违反该模型的常见方式。最基本的模型是逻辑，它允许我们从现有的命题当中推导出新的真命题并且帮助我们避免谬误，比如肯定后件谬误：“每个创造性天才在他所属的时代都遭到嘲笑，如今人们嘲笑我，因此我是一个创造性天才”。
接下来是概率模型，既事件的可能性取决于事件发生次数与机会次数的比例，这使我们能够避免可用性偏见，这个偏见由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命名，指得是针对事件可能性的主观认知取决于你从记忆中回忆轶事与意象的难易程度。比方说下面这张SMBC漫画的标题是“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应该学习统计学”。画中角色一边开车一遍打手机说：“我不会坐飞机，它们防不住**。等等，我给你转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
再接下来是贝叶斯规则：我们应该根据假设的可信度、与证据的一致性以及证据的普遍性向某个假设给予相应的信任。熟悉贝叶斯规则或贝叶斯定理的人会意识到这是数学公式的文字重述。这条规则有助于我们避免基础率忽视——这也是由特沃斯基和卡尼曼识别出来的谬误。好比说一个医生给一个母亲的两岁孩子看病，孩子的症状是抽搐。看完之后说道：“她可能患有秽语综合症。”这让这位女士陷入了短暂的恐慌，直到她直觉地运用了贝叶斯规则：很多孩子都会抽搐，患有秽语特综合症的孩子则很少，因此她有抽搐的事实很可能并不意味着她有秽语综合症。
再接下来是理性选择理论或期望效用理论，由约翰.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发现。根据这一理论，理性行为人应该选择具有最大期望效用的选项。所谓期望效用即该选项可能导致的各种不同结果的概率分别乘以该结果的收益，然后再将乘积加和。对于期望效用理论的认识有助于我们避免花钱延长小家电保修期之类的实操谬误——很多美国人都会这么干。考虑花钱的金额、烤面包机之类小家电故障失灵的概率以及购买新烤面包机的成本，或许为烤面包机买保险其实很不值得。再举一个更有意义的例子：如果你针对过马路时玩手机带来的收益进行主观赋值，然后将其与你对于自身生命的赋值进行比较，那么一点点期望效用理论就有可能改变你的决定，甚至拯救你的生命。
再接下来是信号检测理论或统计决策理论——两者是同一回事：一个容易出错的观察者无法知道观察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或者说无法区分信号与噪音。必须根据漏报和误报各自的成本设置一个决策截止点，从而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直观地掌握信号检测理论将帮助人们避免许多错误观点，比如“只要让定罪被告变得更容易，就能万无一失地应对不当行为。”这样做确实会导致更多的有罪者受到惩罚，不过作为数学必然性也肯定会导致更多的无辜者受到惩罚。
再接下来是博弈论，既当你的收益取决于他人的理性选择时你应当如何做出理性选择。掌握博弈论有助于避免以下谬误。我的一位同事这样说过：“我们可以避免气候变化，只要我们能说服每个人相信减排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没有人想生活在一个更热的世界里。”问题是没有个人可以通过单独减少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来阻止气候变化，任何单独一个国家也不行，除非其他人都在同样减排。如果其他人全都做出了相同的推理，那么即使对于每个人来说减排是理性的，对于任何人来说节约能耗依然不是理性的。这就是博弈论所揭示的悖论。
最后我向每个受过教育的人推荐的第七个规范模型是因果推断理论，也就是必须区分因果关系和相关性，为此必须操纵所谓的原因，同时保持其他一切因素不变。因果推断理论有助于我们避免未能排除混杂因素的谬误。我最喜欢的例子来自一个古老的犹太笑话，说是一对性生活不谐的夫妇向拉比求助，因为《塔木德》规定了男人有责任确保妻子的性满足。拉比捋了捋胡须说：“我有个主意。你们雇一个精壮的小伙子，在你们下次同房时站在床边挥舞毛巾为你们助兴，激发妻子的性幻想，这样应该有助于妻子达到性高潮。”于是夫妻二人雇了一个精壮的小伙子，并按照拉比的指示行事，但是没有效果。于是他们又回去找拉比，拉比捋了捋胡须说，“让我们稍微变化一下具体做法，这次让小伙子和妻子同房，让丈夫挥舞毛巾助兴。”夫妻二人又尝试了以此，果然妻子达到了地震一般的尖叫高潮。于是丈夫斥责小伙子：“白痴看好了，毛巾要这样挥舞才有效果。”这就是未能排除干扰因素的例子。
我教授的理性课程以及关于理性的书有一章专门讨论这七个规范模型，因为我认为在二十一世纪这七个模型是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自然而然掌握的思维工具。但是作为心理学家我还有一个问题：普通人是否遵循这些理性的规范模型？让我们来看两个经典案例，这些实验的结果在过去六十年已经得到了充分复现。
首先是一道逻辑题：有四张卡片，已知每张卡片的一面有一个数字，另一面有一个字母。还有一条可能的规则，我希望你们都尝试测试一下：如果一张卡片的一面是D，那么另一面一定是3。你们需要翻开尽量少的卡片来验证这个规则是否正确。四张卡片对着你的一面分别显示D、F、3、7。你们会翻开哪几张卡片？为什么？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是D或者D与3，但是正确答案是D与7。每个人都知道必须翻开D，因为如果另一面不是3，规则就不成立。大多数人都知道不必翻开F，因为F不相关。很多人认为你必须翻开3，但是在逻辑上这一点同样不相关，因为规则说的是“如果D则3”，而不是“如果3则D”。认为必须翻开3是肯定后件的逻辑谬误。最后必须翻开7，因为7的对面如果是D，那么规则依然不成立。传统的解释是人们受到确认偏误的影响。我们很擅长挑选出证实某些想法的例子，同时往往故意忽视或者懒于寻找可能证伪命题的证据。
再来一个贝叶斯推断的例子，有时被称为医疗决策问题。已知女性患乳腺癌的概率是1%，如果当事人确实患有乳腺癌，测试呈阳性的概率是90%，称为敏感性或真阳性率；如果当事人没有患病，测试依然呈阳性的概率是9%，称为假阳性率。某女性测试呈阳性，她实际上患有乳腺癌的概率是多少？包括医生在内的受试者最欢迎的答案是80%到90%，但是根据贝叶斯规则，正确答案是9%。没错，你的医生可能会说你有90%的几率患有疾病，而实际上只有9%的几率。这是特沃斯基和卡尼曼所说的基础率忽视，即人们倾向于忽视先验概率——在这里指得是人群中的基础发病率——他们的判断基于代表性的刻板印象。所以如果你心目中的患病者形象是几乎肯定会测试呈阳性，那么你就难免认为测试呈阳性的人一定患有疾病。可是你没有考虑到这种病在人群当中多么罕见。如果它是罕见病，那么大多数阳性都是假阳性。
这些谬误显示了什么？根据某位著名的人类理性评论员、《星际迷航》当中的瓦肯星人史波克的说法，这表明人类是非理性的生物。但是不妨别这么急着下结论。先来看看第一个逻辑问题的变体：酒吧只能向超过21岁的顾客卖酒。你是酒吧的保安，你必须执行规则。那么你必须检查以下四个人当中的哪几位？有一个喝酒的家伙，你必须检查他的身份证以确保他年龄足够大吗？有一个喝可乐的家伙，你必须检查他的身份证以确保他年龄足够大吗？有一个明显超过21岁的家伙，你必须检查他正在喝什么吗？还有一个显然未满21岁的家伙，你必须检查他在喝什么吗？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每个人都能答出正确答案：你必须查看喝酒的家伙年龄有多大以及未满21岁的人正在喝什么。在逻辑上这个问题与卡片选择问题是同构的，但是现在每个人都成了逻辑学家。这被称为内容效应，在应对抽象符号时时人们的思路往往不合逻辑，但是如果题面内容对于他们来说有意义，那么他们就能更容易地进行逻辑思考。
再来看看概率问题的变体：每千名女性中有10人患有乳腺癌，这10名女性中有9人会测试呈阳性，而在没有乳腺癌的990名女性中，大约有89人会测试呈阳性。一个女人测试呈阳性，她实际上患有疾病的概率是多少？现在人们可以这么想：有98人测试呈阳性，其中9人患有癌症，98分之9大约是9%。所以突然之间人们全都变成了完全理性的贝叶斯主义者。不仅有87%的医生答对了这个问题——我们姑且不考虑剩下的13%是怎么回事——甚至大多数10岁儿童也能答对这个问题。这里的区别在于自然频率——即大数量群体当中具有特定结果的个体占比——与单一事件概率——既某个个体具有特定结果的可能性，以0到1之间的小数表达。这是两种不同的概率定义。事实上概率哲学家经常辩论哪一个更恰当地体现了我们对于概率的直观概念。有很多理由相信，也有很多证据表明，人类天然以自然频率思考。如果我们将“这个女人患有癌症的概率是多少”当成哲学问题，那么人们难免犯糊涂：“她要么有病要么没病，患病概率是什么意思？”概率是一个更深奥的概念，对于人们来说不那么直观。
因此我认为斯波克先生愤世嫉俗的看法并不正确，关于人类理性的更恰当结论应当这样主张：人们惯于使用所谓的生态理性——“生态”并不是指绿色环保拥抱树木之类，而是指适用于人类的自然生活环境理性。换句话说，人们很擅长针对与实际生活相关的内容展开推理，将题面内容与他们的生活知识对应起来。他们很擅长估计生活当中的事件序列的发生概率。另一方面，人们面对形式理性时则往往十分为难。抽象规则和公式可以适用于任何内容，因此非常强大，因为它们可以用来解决你本人乃至任何人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但是人类理性的进化并非为了利用形式理性，因此你它们必须在学校里得到明确地教授和掌握，并且必须有意识地得到运用。
对于构成有用理性的主要规范模型，以及人们如何遵循或者不遵循它们，以上就是我的总结。不过当我告诉人们我要教授一门关于理性的课程，当我说我将写一本关于理性的书时，人们并不那么好奇。我说我想探讨人们是否遵循贝叶斯规则或者是否应用信号检测理论，结果往往会得到如下回应：“行吧，教授先生，如果你要解释理性，你能解释为什么人类似乎正在失去理智吗？这么多假新闻和阴谋论是怎么回事？”尽管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这条质问依然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我会给出四个原因来说明为什么我认为人们尽管具备运用理性的能力，却依然常常表现出对于理性规范的公然无视。
首先，最明显的理由是动机性推理。理性的定义是追求某个目标，因此如果你满嘴都是无用的真话——比如背诵质数表或者眼下谁也用不着的随便哪条定理——什么目标都实现不了，那么无论你的话再怎么正确，你也不能被视为理性人。当然，这个目标很可能并不是展现客观真理，而是赢得一场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争论。正如厄普顿.辛克莱所说：“当一个人的生活取决于不理解某件事时，说服他理解某件事是非常困难的。”也有些时候目标可能是展示你的团体、你的宗教、你的部落、你的政治派别多么明智且道德，而对立的一方多么愚蠢且邪恶。这种偏见被称为我方偏见，是Keith Stanovich所著一本重要书籍的主题。这可能是心理学家记录的大约200种偏见中最稳健的一个，与智力无关，聪明人和普通人同样会犯这种偏见。进一步说，目标还可能是在你所属的这边获得地位、避免排斥乃至成为英雄。
举一个例子，我要你判断以下三段论是否有效——请记住有效并不意味着合理，有效三段论是指前提逻辑必然得出给定的结论：如果大学招生是公平的，那么平权法就不再必要；大学招生是不公平的；因此平权法是必要的。当你向人们提出这个问题时——顺便说一下，这不是一个有效的三段论，它犯下了否认前件的谬误，这个谬误类似于前面提到的肯定后件——政治背景不同的答题者往往给出不同的答案。大多数自由派会犯这个谬误，而大多数保守派不会。如果你问一个保守派如何解释这一结果，他们会说：“我们一直告诉你们，自由派毫无理性可言。”但是先别急，再来看看下面这个三段论样：如果较轻的惩罚能阻止人们犯罪，那就不应该使用死刑。较轻的惩罚不能阻止人们犯罪，因此应该使用死刑。好吧，我想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大多数保守派会犯下同样的否认前件谬误，而大多数自由派能给出正确答案。当然，双方都不是在展示他们的逻辑能力，双方只是在确认任何指向他们想要的结论的论点。
第二个惯于为什么人们相信奇怪事情的解释涉及心理学的一个领域，那就是深植于我们心中的民间直觉和核心概念。这些直觉可能是进化赋予我们的、与生俱来的理性。例如我们都是直观的二元论者，我们所有人都直觉地认为人有一个身体和一个心灵。从这个直觉出发，很容易提出可以有心灵而没有身体的观点，再接下来就是对于灵魂、幽灵、来世、轮回以及超感官知觉的信仰。此外还有本质主义的直觉，既生物体包含一些赋予它们形态和力量的无形本质。这种直觉有一丝真理，但是从这一点出发，很容易假设疾病的根源在于一个人的纯净本质遭到了某种玷污或者污染，再进一步就是被世界各地的各种文化反复重新发明的江湖医术，比如排毒、放血、禁食等等。但是我认为同样的直觉也有助于解释许多人对于疫苗的抵制。抵制疫苗就像疫苗接种本身一样古老，因为直觉上疫苗接种就是将使你生病的坏东西注入你的体内。免疫学告诉我们这是好事不是坏事，但是直觉却告诉我们应该感到恶心。转基因生物是完全安全的，但是许多人同样对此感到不安，因为它似乎是在纯食物中添加了可能有毒的人造物质。同理，有些人之所以对于顺势疗法和草药疗法抱有开放态度，是因为这些疗法似乎将一些有益的纯净生物本质注入了我们体内。最后还有目的论直觉。我们自己的计划，一切人造物品与工具都是为了某个目的而设计的。从这一点出发，很容易假设世界也是为了某个目的而设计的，再进一步则会自然而然地相信创世论、占星术、共时性以及“凡事必有因”的模糊信念。
关于为什么人们相信奇怪事情的第三部分解释在于，要想摆脱这些深植于我们心中的民间直觉并且了解客观事实——或者说当前科学所取得的最接近客观事实的知识——唯一的途径就是求助于可信可靠的专家，包括科学家、历史学家、负责任的记者以及政府文献的保管者。毕竟，即使那些自认为很有科学素养的人实际上也无法证明我们的大多数信念——包括真实的那些。我接种过很多次疫苗，如果你问我疫苗的原理，我会说：“抗体啊，免疫系统啊，T细胞啊，巴拉巴拉——其实我只是相信那些穿白大褂的家伙而已。”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相信科学共识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无论是全面覆盖还是局限在特定领域，关于科学素养的测试都表明创世论者和气候变化否认者并不比进化论者与气候变化承认者更缺乏科学素养。在基本测试当中——比如原子与分子哪个更大——创世论者与进化论者回答正确的百分比不相上下。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不是科学素养，而是政治意识形态：一个人的政治立场越靠右就越倾向于否认进化论以及人为气候变化；一个人越是不信任建制派政治体制，就越容易相信奇奇怪怪的东西。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官员、记者、科学家和学者只不过是另一个部落的成员，并不比他们自己选定的信息来源更可信。
最后一个解释是我认为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取决于你所谓的“相信”究竟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人们持有两种信念——这是我从许多心理学家那里借鉴的想法，其中包括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阿贝尔森/Robert Abelson以及认知心理学家雨果.梅西埃/Hugo Mercier和丹.斯珀伯/Dan Sperber——有些信念位于你所谓的“现实区”，这个区域包括你与之互动的物理对象，你面对面打交道的其他人，以及你自己的记忆。在这里，人们的信念要时刻接受事实的测试，如果它们为真，人们就必须持有这些信念，唯此才能过上正常的人类生活。假如你的冰箱里没有食物，车里没有汽油，孩子们没有穿好衣服，没有吃饱饭，没有按时上学，那么无论你如何拼命相信相反的情况也无济于事。你至少必须尊重那些直接影响你的生活的现实法则。另一组信念则位于我所谓的“神话区”，包括遥远的过去、不可知的未来、遥远的地方与人们、幽深的权力舞台幕后——白宫的高墙之后发生了什么？企业董事会的闭门之后发生了什么？在微观世界、在宇宙深处、在反事实与形而上学的哲学空间发生了什么？在这个区域人们的默认态度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够知道。”在这个区域人们持有某个信念的标准是否令人开心、是否令人振奋、是否让人感到强大、是否能传达道德教诲——无论这些信念是真是假都不可知，因此无所谓。实际上直到最近，直到现代科学、新闻、记录以及历史学出现之前，这些东西都是不可知的。用大白话来说，这意味着你可以相信任何你觉得最能让你感觉良好的信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宗教——根据定义，宗教由信仰而非基于证据的信念组成；开国英雄与烈士的传奇故事；历史小说——人们并不特别在意亨利五世是否真的说了莎士比亚借他之口说出的名台词；最后还有假新闻和阴谋论。人们之所以相信它们并非因为它们多么切实可信，而是因为它们加强了你那一方的道德立场，所以谁敢说它们不是事实？
举一个例子，来自雨果.梅西埃。比方说QAnon运动鼓吹的披萨门阴谋论，根据这一理论，希拉里.克林顿在华盛顿特区一家比萨店的地下室经营了一个儿童性交易团伙。那么真正持有这种信念的人根据这一信念都采取了哪些行动呢？有人在Yelp上给这家比萨店打出了一星评价，理由是“面团有点没烤熟，而且有些可疑的男人不怀好意地打量我的孩子”。如果你在字面意义上相信孩子们正在地下室遭到**，而你却不去报警，显然很不合理。这一点表明了相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声称自己相信——“希拉里.克林顿经营了一个儿童性交易团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对于这条主张的准确翻译是“我相信希拉里.克林顿如此堕落，以至于她有能力经营一个儿童性交易团伙”。你要怎么证明她其实并非如此堕落？更准确的翻译或许是“滚蛋吧希拉里！”在这里信念其实是道德执念的表达。
大多数人都像伯特兰.罗素一样认为，在没有理由假设一个命题为真时就相信这个命题是不可取的，但是事实证明这不是显而易见的陈词滥调，而是一条相当反自然的激进宣言，是启蒙运动带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喜欢认为所有问题原则上都可以得到客观回答，但是其实这并不是人们出于直觉持有信念的方式——至少他们往往不会这样对待现实区之外的信念。这自然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变得更理性？我认为首先要让理性工具成为第二天性。理性应该与阅读、写作和算术平起平坐。国家数学博物馆在这方面有明显的作用。或者干脆向洋葱新闻的标题取经：《国家疾病防控中心宣布计划向每个美国家庭发送关于概率思维的小册子》。当然，这不仅仅是教育问题，但是符合理性规范的思考确实应该成为每个人的第二天性，成为传统智慧的一部分，成为辩论和争论的基本规则。这些规范包括避免可用性偏见与我方偏见；讨论问题时要避免诉诸人身谬误；基于证据选择信念并且随着证据的改变而改变信念应该被视为强大而不是软弱的体现。当然，从顶层设计理性规范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在日常互动当中只要有机会鼓励这些行为就应该这样做。
也许最重要的是，拥有促进理性规则的机构必须得到保护。在一个机构中，一个人可以注意到并且弥补另一个人的偏见，从而使得集体可以比任何个人更理性。例如一项关于双面卡片翻面问题的研究发现，当人们单独解题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得到正确答案；但如果把人们分成三到四人的小组，得出正解的小组则大约有十分之七。只需要有一个人提出正确的答案，他们就几乎总能说服小组中的其他人。将理性指给人们看，他们几乎总能识别出来。我所说的促进理性的机构是指那些其机制使得一个人的理性可以弥补另一个人的非理性的机构，那些明确旨在寻求真相的机构。比如科学要求实证测试和同行评审，民主政府有制衡制度，新闻业要求编辑和事实核查，司法系统有抗辩程序，学术界至少在理论、原则与理想层面上致力于自由探究和公开辩论——这些理想与原则是否落到了实处则是另一个问题。甚至**——互联网的成功故事之一——之所以准确得令人意外也是因为**的运营者们致力于中立客观，根据这一原则指导他们的日常活动。相比之下，没有明确机制来支持真相的社交媒体——比如X、脸书和抖音——则差得很远。
不用说，如果没有适当的保护措施，人们的天然倾向就是分享各种不实信息和谣言。这也意味着这些机构的信誉和客观性应该得到保护。换句话说专家不应该假装自己无所不知或者永远正确，而是应该准备好展示他们的工作，让人们都看到该机构的信誉的基础是它用来确定真相的方法。否则，一旦任何专家被证明错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人无所不知——那么整个机构的信誉就会遭到打击，除非他们强调自己的职责是不断地寻求并且接近真相，而不仅仅是传递真相。最后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这些机构应该避免政治化。我们的科学杂志、科学机构正在日益将自己品牌化，将自己包装成政治左派的倡导者。因此他们不应该因为政治中心和政治右派忽视他们而感到惊讶。我认为这是科学素养在今天面临的最大威胁。
最后，为什么理性很重要？首先因为理性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很重要。有研究表明，遵循规范模型、避免认知偏见的人们平均来说经受的事故和不幸更少，他们更不容易倒霉，他们的财务状况和就业结果往往更理想，他们更不容易遭到卖假药或者跳大神的骗子的愚弄。我还在早期作品《当下的启蒙》当中提出，是理性推动了物质进步。我在书中展示了数据：平均来说，人类的寿命、和平、繁荣、安全和生活质量都在随着历史的推移而提高——当然并非到处如此，也不是一直如此。这引出了一个经常有人问起的问题：你相信进步吗？我的回答是：“不。”套用幽默作家弗兰.勒波维茨的话来说：“我不相信任何必须相信的东西。”进步确实存在，不存在的是能够神奇地抬举我们不断向上的魔力。相反，自然的力量倾向于把我们消磨下去。我们之所以能享受进步，是因为我们的祖先运用理性来改善人类的处境：首先识别问题，然后运用理性来尝试解决问题。如果我们记住前人的经验并且尽量避免重复他们的教训，那么我们终归可以一点一点地取得进步。
最后我要主张理性还推动了道德进步。这是我在写另一本书《人性中的良善天使》时想到的论点。我在书中主张，根据许多衡量标准，野蛮行为在历史上处于不断减少的趋势。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许多废除野蛮行为的道德运动都始于理性论证。首先有几位思想家、道德家、哲学家或神学家提出一个论点，说明为什么当时的某些做法是站不住脚的、非理性的或者与人们声称自己持有的价值观不一致。随后他们的论文就得到了我们今天所谓的病毒式传播，被翻译成许多语言并且作为小册子出版，在酒吧、沙龙、咖啡馆、晚宴上得到辩论，最终影响领导人、立法者和公众舆论。然后结论可以被吸收进传统智慧，成为时代的行为规范，以至于一路走来的论证踪迹都遭到了抹杀。
我举几个例子，我不认为我可以用数据证明这一点，但是以下这些至少是令人信服的历史案例研究。人们真的需要理性论证来说明为什么宗教迫害——比如在火刑柱上烧死异端分子——可能是错误的吗？他们确实需要。最早的论证来自十六世纪的塞巴斯蒂安.卡斯蒂利奥：“加尔文说他确定自己没错，其他教派也说他们确定自己没错，那么该由谁来评判？监狱这样的不确定性，我们必须将异端简单地定义为我们不认同的人。因此如果我们要杀光异端，合乎逻辑的结果将会是一场灭绝所有人的战争，因为每个人都确定自己没错。”换句话说，在认知心理学家开始谈论我方偏见之前五百年，卡斯蒂利奥就识别出了这个人性的弱点。
再来看看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形式——比如轮裂、铁钩挂人、开膛破肚、火刑——人们真的需要理性论证来说明为什么将大卸八块当作刑事惩罚手段可能有点不对吗？他们确实需要。这里的论证由切萨雷.贝卡利亚提供，此人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是功利主义的创始人：“随着惩罚变得越来越残酷，人们的心肠将会像液体一样总会根据容器的深浅而调整其液面高度。液体越深相当于心肠越硬。经过一百年的酷刑惩罚，轮裂将不会比监禁更能令人感到恐惧。为了使惩罚达到目标，只需让它造成的伤害超过犯罪的收益。这项计算只需考虑惩罚的必然性以及犯罪者可能承受的损失，除此之外的一切考量都是多余的，因此也是暴虐的。”换句话说，贝卡利亚预见了理性选择理论或者期望效用理论，他的论点最终导致了酷刑的废除，比如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就禁止了“残忍且不寻常的惩罚”。
战争呢？人们是否需要理性论证来说明为什么战争就像我们在六七十年代常说的那样“不利于儿童以及其他一切生物的健康”？十五世纪的伊拉斯谟提供了如下论点：“和平带来的好处扩散得很远，影响到很多人；而在战争中，就算真能出现幸福的结果，好处也只会归于少数人。一个人的安全源自另一个人的毁灭，一个人获得赏赐是因为另一个人遭到劫掠，一方庆祝的原因是另一方哀悼的理由。战争当中的不幸是严重的，战争当中所谓的幸运既野蛮又残酷，是一种从他人的不幸当中产生的吝啬的幸福。”换句话说，伊拉斯谟预见了零和游戏的概念。他认为战争是零和的，因此应该避免。
再来看看专制与君权神授，如今就连最疯狂的领导者也不再主张这一点了。正如约翰.洛克指出：“我们生而自由，生而理性。在受到政府管制的状态下，人的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根据同一套常设规则来生活，这套规则对待每个人都一视同仁，规则的制定者则是由社会建立的立法权力。这样的自由意味着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做出一切规则并未禁止的行为，不必受到另一个人的不稳定、不确定、未知且任意的意志的支配，恰似自然状态下人的自由意味着除了遵守自然法则之外不受其他限制。”这种反对绝对权威的论点导致了《独立宣言》的诞生，这一点大概不出洛克所料。洛克可能没有预料到的是他的论点还得到了玛丽.阿斯特尔——第一位用英语写作的女权主义者——的进一步发挥：“如果绝对主权在国家当中不是必要的，那么它在家庭中怎么却会是必要的呢？如果在家庭中是必要的，那么为什么在国家当中不是呢？任何支持一方的理由都可以用来更加强烈地支持另一方。如果所有男人生而自由，那么所有女人怎么会生而为奴呢？毕竟，如果说受到他人的不稳定、不确定、未知、任意的意志的支配是完美的努力状态，那么女性的现状必然只能用奴隶来形容。”换句话说，她将逻辑一致性当成了女性平等的道德承诺是否得到实现的标准。
最后是奴隶制。今天对我们来说，要求某人提供理性论证来说明为什么这个最邪恶的制度是邪恶的，似乎十分荒谬。但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许多著作当中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我只举一个例子：“弗吉尼亚州有七十二项罪行，如果一个黑人犯了这些罪行，他将被判处死刑，而同样的罪行当中只有两项会使白人遭受死刑。如果说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法律承认了奴隶是一个在道德与智力层面比白人更加负责任的存在，还能意味着什么？这些法律不情不愿地承认了奴隶生而为人的地位。南方的法典当中充满了禁止教授奴隶读写技能的法条，违者将会遭受高额罚款。如果你能指出任何一条禁止向田野中的野兽教授读写技能的法律，那么我兴许同意再次讨论奴隶算不算人。”道格拉斯同样要求奴隶制辩护者遵守逻辑一致性的标准。
我的论点是理性不仅指导了过去的社会变革运动，而且也应该指导现在与将来的社会变革运动。理性区分了道德力量和野蛮力量、正义游行和私刑暴徒、人类进步和破而不立。我们需要继续呼吁理性，唯此才能确保道德进步的持续。今天某些令人憎恶的做法在我们的后代看来，将会像我们今天看待火刑柱和奴隶拍卖那样难以置信。最后，我认为理性指导道德进步的力量其实构成了它指导物质进步以及在生活当中指导我们做出明智选择的力量。我在书中这样结尾：“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个悲惨的世界当中获得微薄的福祉，并且尽管我们本性缺陷却仍然能够善待他人，原因在于我们掌握了一套超越自身狭隘经验的公正原则。我们是一个被赋予了基本理性能力的物种，这种能力发现了公式和机构，而这些发现又转而放大了能力的作用范围。它们唤醒了我们，让我们意识到各种理念，让我们面对违背直觉的现实。”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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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6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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