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8-Thomas Grant:法治与恐怖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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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1938年3月。布景地点是莫斯科的圆柱大厅。在1917年革命之前这里曾是俄罗斯贵族举办奢华舞会的场所，宾客们在这里跳舞直到黎明。如今这里摆满了一排排土褐色的长条木凳，成为了刑事审判的法庭。这是莫斯科示范性审判的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胡乱拼凑的被告席上有二十一名被告，其中许多都是布尔什维克的骨干成员，在二十多年前的革命以及随后的苏维埃建国过程当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现在被指控犯下了最可怕的罪行：策划谋杀斯大林和列宁，为纳粹德国充当间谍，阴谋破坏苏联经济，勾结外部势力勾结攻击祖国，等等。被告当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尼古拉.布哈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多年以来他曾经受到普遍的喜爱和尊敬，直到斯大林执政之后对于他的崇拜才变得不合时宜起来，尽管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革命和党的事业。

检察官开始了他的开场演讲。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y Vyshinsky此时已经磨练出了老练的手腕：他在1936年8月的第一场莫斯科示范性审判——所谓的齐诺维耶夫-卡门涅夫审判——当中担任检察官，1937年又在第二场当中继续扮演了这一角色。他的控诉词经过了精雕细琢，化作了文采斐然的怒火：“我们整个国家，无论老幼，全都正在等待与要求一点——我们的人民仅仅要求一点：那些背叛者和间谍，那些正在将我们的国家出卖给敌人的败类，必须像肮脏的恶狗一样遭到枪决。我们的人民仅仅要求一点：碾碎这些该死的爬虫……在这条清除掉了最后的过往渣滓与污垢的道路上，我们以及我们的人民将会紧密跟随我们敬爱的领袖与导师，伟大的斯大林，继续不断前进直到实现**。”每当检察官暂停时，庞大的观众席——其中坐着的当然都是精挑细选的内务部国安警察——总会轰然欢呼并且鼓掌。按照某位旁观者的话来说，他们的兴头就像是像是周日外出郊游的小学生。

法庭上只有几位辩护律师在场，仅代表了三名被告。这三位都是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他们的罪名是企图毒害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法官确实询问了其他被告是否接受法律代表，但是几乎遭到了所有人的坚决拒绝。用一名被告的法庭发言来说：“我不需要辩护律师。我不打算为自己辩护。我在这里是为了为我的罪行承担全部责任。”话又说回来，在这场审判当中拥有辩护律师对于被告来说并没有多少好处。轮到这些律师发言时，他们的表现几乎就像是控方团队的一部分。以一位名叫布劳德的律师为例——他也是参与示范性审判的老手，参加了之前两次审判——他的辩护风格是这样的：“法官同志，我不想向您隐瞒辩方在本案当中所处的异常艰难且无比艰辛的境地。毕竟，法官同志，辩护律师首先是祖国的儿子，是伟大的苏维埃联邦的公民，而现在我们全国上下无论老幼，人人心中无不饱含愤慨、愤怒和恐惧。控方的发言已经清晰地表达出了这股感情，而辩护律师无疑抱有同样的感情。法官同志，我们看到这些阴谋份子为了实现他们的破坏企图，只能依靠他们那蚍蜉撼树的伎俩以及外国情报机构的里应外合。”我们只能想象被告的士气在听到这番辩护词之后会怎样再创新低。

在二十一名被告中有二十名当庭认罪。几乎所有被告都争先恐后地不仅正式认罪伏法，还纷纷不遗余力地自我贬低，争先恐后地自我揭发与相互揭发：“我的罪行之可怕不可言喻，尤其是在当前这个苏联斗争的新时期。愿这场审判成为最后一次严厉的教训，愿苏联的伟大力量得到所有人的认识……每个人都能看到斯大林的英明领导，正在等待判决的我早已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重要的不是某一个悔过敌人的个人感受，而是苏联的蓬勃发展。”只需看看几十名被告在所有示范性审判中的自我控诉式陈述，就会发现这些陈述的语气全都如出一辙：“法官同志，我不认为我可以请求宽恕。”“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代表了一群最残酷的罪犯，无非是国际法西斯主义的鹰犬爪牙。”“我作为党的叛徒离开法庭，一个理应遭到枪决的叛徒。” 被告的供述不仅痛心疾首，而且异常详尽。维辛斯基巨细靡遗地询问各位被告，力图让他们所谓的罪行得到完整叙述。随着庭审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各位被告无不有问必答：私下密会托洛茨基，意图颠覆国家；谋杀阴谋；毒杀计划；破坏活动。

身为二十一名被告之一的尼古拉.克雷斯廷斯基/Nikolay Krestinsky——此人曾任政治局成员以及苏共**，他的继任者斯大林将会将这个位置占据整整二十五年——在二十一名被告当中排名最后，而且不肯当庭认罪。他的发言令所有人都惊骇万分。当被问及是否认罪时，他居然这样回答：“我不认罪。我不是托派。我从来都不是右派团伙或者托派团伙的同党。我对此毫不知情。我没有犯下我个人被控的任何罪行。关于我与德国情报机构存在任何勾结的指控，我尤其不认罪。” 这一幕本来不该发生。检察官的神色宛如遭了雷劈一般。法庭拿出了克雷斯廷斯基签署的认罪供述，可是他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是被迫签字的。” 随着质询继续，克雷斯廷斯基始终一口咬定自己的说辞，尽管在旁观者眼中他看上去“就像一只渺小而又狼狈的麻雀”。检察官迅速放下了这块硬骨头，转向那些不那么顽固的被告。

第二天，法庭重新开庭。维辛斯基似乎恢复了自信，重新开始质询克雷斯廷斯基。

问：你是否坚持拒绝承认你之前的认罪？

答：不。我承认一切罪行。

问：那么你昨天的声明是什么意思？

答：昨天，因为虚假的羞愧、法庭气氛以及我本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我无法说出真相，无法向全世界认罪，因此机械地宣称自己无罪。我恳请法庭注意我现在的陈述：我完全地、毫无保留地承认针对我的所有指控全部成立，并且对我的犯罪和背叛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如此惊人的反转似乎并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惊讶。法官转向克雷斯廷斯基：“你可以坐下了。” 被告几乎如释重负地滑回到了座位上。英国外交官菲茨罗伊.麦克林在关于这场审判的记述中讽刺地写道：“这段话就像是熟练背诵的课文一样一气呵成。昨晚的临阵磨枪显然没有白费。局面得到了挽救。”

我们必须记住，在这几天的审判当中，被告们说的一切几乎全都是假话。他们知道这一点，检察官知道这一点，法官也知道这一点。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每个人都在这场大戏当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结果和判决都早已预定，法官们已经与检察官以及斯大林提前会面，周密安排了每一位被告的判决结果。每一位被告的台词早已写好。只有寥寥几位被告会偶尔出戏——不过正如可怜的克雷斯廷斯基展示的那样，稍微动用一点温和的彻夜劝导就能让他们重新回归正轨。这显然不是一场普通的审判，而是一场扭曲的审判表演，经过长达几个月的精心策划——每一位被告此前都被拘押了将近一年——每个人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且每个人的动机或多或少都是同一个：设法活下来。此时正是斯大林的大清洗时期，这场审判则是一场恐怖行动。

在这个法庭上每个人都忧心忡忡。有些人感到恐惧，其他人则感到焦虑。检察官和法官们知道，如果他们没能向全世界展示一场无懈可击的表演，最终让被告完全认罪并且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的下场，他们就会被视为犯下渎职罪的罪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晚期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即便是法官与检察官也承担不起这样的罪名。一年前，苏联红军高级将领图哈奇夫斯基元帅被一场秘密审判判处死刑，主持庭审的是一批军事法官。曾经有人听到其中一位法官在私下里哀叹：“明天就该轮到我了。”他是对的，参与这次庭审的大部分成员后来都在两年内先后遭到了枪决。这场审判中的一名被告亨利赫.雅戈达直到一年前还是人民委员会内务部长，也就是听众席上那些国安警察的总负责人。正是此人在1936年策划并且完美执行了第一场示范性审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斯大林的重大胜利——但是这份功劳并不足以救他的命，眼下他也遭受了叛国罪名的指控。因此当被告克雷斯廷斯基突然决定不按照台词说的时候，维辛斯基想必非常震惊。甚至观众席上的内务部成员也担心万一自己对检察官的言辞未能充分表示赞同，自己的行为将会被记录在案并且在日后被别人拿来对付自己——在这一时期，遭到处决的内务部官员数以千计。

至于被告，多年来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一直痴迷于他们的思路，想要厘清他们为什么似乎如此热情地参与了自己的毁灭。被告们日复一日地在法庭和检察官的提问下层层叠加地撒谎，热衷于自我控诉。其中一个主要动机很可能是寻求宽大处理。这些人很可能在私下里得到了保证或者许诺，他们越是配合这场大戏并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越有可能得到斯大林的宽恕，免受绞刑。而且他们也不仅担心自己的性命。在场的每一名被告都有妻子儿女，虽然现在已经无法确切知道达成了什么样的幕后协议，但是人们认为每个人都遭到了警告，拒绝合作不仅意味着他们本人将会丧命，还将会害死他们的家人。这不是空洞的威胁，尽管即使你遵守承诺，斯大林也很少说话算话。列夫.卡门涅夫是1936年第一场示范性审判的主要被告。斯大林曾亲自承诺只要他勇于承认自己所谓的罪行就能得到饶恕。然而尽管他完美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但是依然在被判刑的当天夜里就遭到了枪决。在随后的两年里，他的两个儿子——年龄分别是17岁与30岁——和妻子也都遭到枪决，而且就连审判的过场都没走。清洗受害者的亲属是当时的大规模实践。也许布哈林和他在1938年审判当中的同案被告对于自己的活路感到相当悲观。但是也有可能他们依然抱有一丝希望。他们知道他们将会因为从未犯下的罪行而受到定罪。但是如果他们能加快被定罪的过程，或许至少能为他们的家人争取缓刑。

此外或许还有另一层动机。这些人知道自己是巨大的不公正的受害者，尽管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依然出于对革命的忠诚得出了结论：如果他们注定会死，那还不如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革命。这些人似乎确实从内心深处根除了个人主义——通过承认自己并未犯下的罪行，他们为国家做出了最后的贡献。一个惊人的事实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即便在走上绞刑架时依然毫不犹豫地表达着对于斯大林的忠诚甚至热爱。布哈林就曾在狱中给斯大林写信，表达了他对后者的“无尽敬爱”，并且祝贺他利用大清洗来巩固政权的“伟大而勇敢的政治理念”。尽管如此，他仍然因为一个“痛苦的悖论”而烦恼——他是无辜的。这个悖论并未让斯大林有所顾虑。布哈林在狱中总共给斯大林写了43封信，斯大林从来没有给这位曾经的朋友与同志写过回信。

1936到1938年的莫斯科示范性审判既可怕又引人入胜。斯大林显然不需要通过司法程序和判决的平台来清除被他认定的敌人。毕竟，大清洗的绝大多数受害者根本没有经历任何合法程序就遭到了枪决。换句话说，斯大林组织这些审判的目的远不仅仅为了简单地清除所谓的对手。这些审判是在公开场合举行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出席旁听，审判持续了了好几天，甚至被拍成了新闻纪录电影，审判的过程在全世界得到了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可能会认为举行公开审判的风险太大。毕竟，如果被告趁机反转局面，公开指控检察官，揭露这场审判的虚伪本质，那可怎么办？如果他们详细描述了自己遭受的逼供酷刑以及针对他们的可怕威胁，那又该如何？如果国内外的观察者看穿了这场戏，情况又会如何？

如今阅读一下庭审记录——当然也要考虑到我们对斯大林暴行的了解——我们很容易惊讶于竟然真有人会相信庭审现场的胡言乱语。有些指控简直不知所云。例如针对国家故意进行破坏的破坏罪指控，安在被告头上的罪名包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黄油供应当中掺入钉子和碎玻璃，或者故意销毁五十车鸡蛋——被告不仅认罪，还详细描述了自己如何携带大量铁钉与碎玻璃潜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黄油工厂，没有人提出任何质疑。不得不说，这些审判的策划和安排非常完美。维辛斯基表现出的愤慨似乎情真意切而非矫揉造作；法官们保持着适度的尊严；被告们经过了好几个月的排练，以确保他们能令人信服地扮演谋杀者和叛徒的新角色；阴谋家们的碰头会的日期和地点十分详尽，与托洛茨基的秘密通信尤其得到了精确到门牌号的描述。一位被告讲述了他如何在1926年伦敦牛津街的一家特定餐厅接受招募。这场审判的组织者意识到，证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证据的表象——不能由泛泛的内容构成，而是必须包括具体细节。

当然，当时也有人对于此等荒谬嗤之以鼻。但是更多的人们确实信以为真了。美国驻苏联大使在两年后这样评论另一场审判——这次的受审对象是一批红军将领：“考虑到被告的身份、他们的长期服役记录、他们的公认职业成就以及他们对于**事业的长期忠诚，几乎难以置信他们的军中同袍们”——换句话说就是军事法庭的法官们——“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遭受死刑而无所作为，除非他们确信这些人确实犯了罪。使馆成员普遍认为被告一定犯下了在苏联会被判处死刑的罪行。”还有一位名为丹尼斯.普里特/Denis Pritt的英国律师和极左派议员，此人对苏联持同情态度，曾经参加过第一场所谓的齐诺维耶夫/卡门涅夫表演审判：“我们可以确信，当争论的硝烟散去时，事实将会表明这些指控是真实的，供词是正确的，检方的诉讼是公正的；我们将知道唯一令人遗憾的是齐诺维耶夫及其同伙竟然堕落到密谋谋杀国家元首的地步。”

诚然，无中生有的审判不是苏联的原创发明。不久前的1933年，希特勒上台四周之后德国议会大厦就发生了火灾。纳粹借助随后的审判将德国转化成了一个一党制法西斯国家。反过来说，审判本身也成为了纳粹夺权的正当性叙事的一部分：纳粹政权试图证明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阴谋集团企图在德国引发革命，因此有必要采取极端措施，其中一项措施就是针对一大帮人发动审判，所有人的罪名都是国会纵火案的同谋。审判在1933年年底举行并且持续了长达好几周。毫不意外的是，斯大林仔细研究过这场审判，研究过纳粹怎样将审判当成编制阴谋论的工具从而为自己的夺权行为张目，并且在四年后避免了纳粹犯下的错误，也就是事先没有充分调教被告，迫使他们背熟台词——实际上国会纵火案的被告当中确实有几人被判无罪，做出无罪判决的则是在1933年底硕果仅存的几个尚未被纳粹把持的法院。斯大林从国会纵火案审判当中学到的教训是政治性审判绝不能允许被告当庭胡说八道。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苏联与纳粹德国在法律领域存在着双向的相互影响。

我认为斯大林的莫斯科审判有多重目的。在最简单的层面上，被告的命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即时处决，这一点无疑让任何胆敢心怀任何异见的人们感到恐惧并且沉默服从。其次，审判也是精心计算的羞辱手段。可怜兮兮的被告在法庭上被碾为齑粉的景象足以挫伤最坚韧的反对派的士气。而且法庭还确保了被告们——其中绝大多数都曾在苏联身居高位——出庭时看上去好像被打断了脊梁骨。第一场示范性审判的主要被告是共产国际的前**格里戈里.齐诺维耶夫，在其巅峰时期曾与斯大林并肩而立。在被捕后以及接受审判时的他则眼窝深陷、狼狈不堪。这些被告席上的阴谋家们的悲惨外观进一步增强了苏联的国家力量以及斯大林希望培养的不败光环。

但是莫斯科审判传达的信息还不止这些。斯大林想要向俄罗斯民众传达一个观点：存在一个庞大的阴谋，由投敌的托洛茨基在幕后主使，只有伟大的斯大林能够保护国家免受侵害。这个所谓的阴谋为主要发生在法外场合的大清洗提供了更宽泛的理由。要想创造一套不可动摇的叙述来说明国家正处于危险之中，需要采取特别措施，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斯大林还需要替罪羊来应对他统治下俄罗斯经济的严重失调以及俄罗斯人民遭受的苦难。数百万人无疑会问：我们为什么挨饿？商店里为什么什么都买不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黄油尝起来为什么那么糟糕？现在法律程序回答了他们：这当然不是政府的错，更不是斯大林的错，全都是阴谋家企图削弱国家的罪过。尽管莫斯科审判看似现代化，但是仍然借鉴了历史经验，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女巫审判。当作物歉收、生计吃紧时，社区应对经济灾难的合理化方式就是寻找外人作为替罪羊，将罪过归结于社会体系以外某个可以被识别和惩罚的具体个人。认为灾难长着一张人脸总归好过认为灾难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体系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此外斯大林的法官和检察官们或许还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学到了另一课：实现铁证如山的最佳方式是设法让被告或者说遭受指控的个人不仅承认自己的罪行，而且还要大包大揽地主动将罪名往自己头上套。要想证明审判的正当性，最好的方法当然是借助被告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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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听莫斯科审判并且对维辛斯基的方法印象深刻的听众之一名叫罗兰.弗莱斯勒/Roland Freisler，此人是德国法学家，也是坚定的纳粹信徒。到了1944年，弗莱斯勒在所谓人民法庭的**位置上已经干了两年。这个法庭是希特勒于1934年下令建立的，部分原因在于一般民事法庭未能充分判决全部遭到错误指控的冤屈被告，使得希特勒大为不满。人民法庭专门负责处理政治罪行，不仅包括积极反对纳粹政权，而且在二战打响之后还包括任何妨碍了战争努力的行为。法庭里面可谓血流成河。根据测算，在弗莱斯勒担任**的三年期间——直到他本人在人民法庭里被盟军的空投炸弹炸死为止——人民法庭宣判了超过5000个死刑判决，相当于全部被告数量的四分之三。死刑的原因有时仅仅只是因为流露出了失败主义思想。举一个特别可怜且悲剧的例子：1943年，弗莱斯勒判处一名医生死刑，此人的罪行是对他的患者——一位前线士兵的妻子——表示他担心东线战场支撑不住，俄国人很可能席卷德国，她的丈夫很可能战死。这位妻子随即检举了满嘴大实话的医生。


弗莱斯勒的恶名最盛的时刻发生在1944年7月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失利之后。施陶芬贝格将炸弹带进了希特勒位于波兰的狼穴指挥部，但是炸弹未能杀死希特勒。几小时之内许多同谋纷纷被捕，接下来几周又有成百上千的人们因为同谋的罪名遭到拘禁与酷刑折磨。刺杀计划的一大部分主谋都被送上了弗莱斯勒的法庭。法庭上悬挂着纳粹旗帜；一尊巨大的希特勒半身像俯视着整个庭审。恰似莫斯科审判一样，刺杀阴谋审判也有大量的军官与纳粹**出席，还有数十名记者旁听——当然，这次没有外国记者。恰似莫斯科审判一样，刺杀阴谋审判也得到了拍摄记录，使得我们这些后人得以充分审视1944年秋季恐怖统治时期的纳粹法庭如何行使职能。


尽管程序上法庭确实任命了一名检察官来代表国家针对各位同谋发起诉讼，但是在审判当中这位检察官——以及辩护律师——似乎完全沦为了多余的人。法庭**弗莱斯勒包揽了控方律师、法官和陪审团的角色。这个法庭甚至就连合理程序的伪装都懒得披一下。在1936年到1938年的莫斯科，法官们至少在明面上保持中立，被告可以不受干扰地做出最后陈述——前提当然是他们必须自证其罪——控辩双方共同维持了正当程序的表象。在1944年末，面临盟军大军压境的柏林人民法庭则干脆抛弃了合法审判的外壳。从庭审影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封法官的弗莱斯勒怎样口吐白沫地痛骂每一位被告，将维辛斯基式的痛斥拔擢到了全新高度。每个被告都被套上了一身故意做得不合身的便服——这些被告全都是现役军人——被带到法庭前的一张小桌面前，然后就要忍受弗莱斯勒长达十几分钟的咒骂。最令人不安的受审场景当属前元帅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四年前攻陷法国的德军将领之一。他被剥去了军装，拘留期间发给他的裤子过于肥大而且没有腰带。被告席上的维茨莱本用一只手提着裤腰，另一只手则抖个不停。他的假牙也被拔掉了，以至于脸颊深陷。弗莱斯勒冲着他破口大骂了很久，他偶尔嘟囔几句也总会被打断。以至于摄制组不得不请求弗莱斯勒降低嗓以免扭曲影片音质。另一位被告赫尔穆特.施蒂夫少将被问及为什么要参与刺杀计划，他回答道：“为了德国。”弗莱斯勒当即斥骂道：“为了德国？你说这种话真是恬不知耻！我告诉你德国是什么——我们的元首就是德国！我们是他的追随者。而你也配代表德国？！”


这些影片中最令人难忘的方面之一在于我们很清楚——各位被告无疑也很清楚——这些被告当天下午就会遭到绞刑处决，从拍摄影像的时候算起，他们的生命只剩下了几个小时。但是很多被告的举止依然充满了尊严。当然，这些审判的形式显然完全脱离了我们所理解的正常审判程序。控方没有召唤证据；被告对其动机的任何解释都迅速被压制；尽管律师确实来到了法庭，但是却无事可做；查明罪行与宣判的过程都是纯粹的走过场。1944年审判的目的与莫斯科审判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羞辱被告，展示政权的压倒性实力——这一条尤其是1944年底到1945年初前线吃紧时的急需信息；恫吓其他潜在的阴谋者；最后就像大清洗那时一样，这里的审判同样要作为前锋为随后席卷全国的几千次处决铺路，从而彻底消灭每一位与刺杀计划稍有关系之人，这其中只有寥寥几起处决曾经在法庭上走过过场。这些审判的影像在德国各地的电影院得到了上映，还被送上前线向军队播放，从而进一步实现这些目标。但是这些影片放映了没多久就遭到了撤回，因为弗莱斯勒的举止如此恶劣，以至于即使是1944年底的德国观众依然感到惊骇不已。显然，此时的德国民间依然残存着一丝对于法治的尊重。


正如斯大林和希特勒利用法院作为国家镇压工具那样，在更早期或者说最初的恐怖政治期间，法院程序同样发挥了作用。1793年，在法国大革命的危机时刻，法国革命法庭宣告成立。此时法国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战争进展不顺，恶性通货膨胀肆虐，粮食短缺日益严重。国民公会恐惧内部的异议和动荡，因此臭名昭著地宣布“恐怖是眼下的秩序。”执政者期望法庭成为实施恐怖的主要机构。革命法庭专门审理叛国案件，但是叛国罪名的覆盖范围在当时相当宽泛。执政者期望法庭提供工业化层级的大批量有罪判决，就像1944年的弗莱斯勒那样。为了实现这一期望，必须采取特别措施。1794年6月，所谓的《牧月二十二日法令》得到公布，这部革命法庭的立法几乎成为了后世所有恐怖立法模板。法律的行文简洁得可怕：“革命法庭的设立旨在惩罚人民的敌人。人民的敌人几意图通过暴力或狡诈来破坏公共自由的人。以下被视为人民的敌人……”接下来是一张漫长的名单。我抽取了其中一部分内容：“那些试图妨碍巴黎供给或在共和国内部制造短缺的人；那些欺骗人民或人民代表，导致他们参与违反自由利益的事业的人；那些试图激励沮丧情绪，从而为反对共和国的暴君事业提供支持的人；那些传播谣言以分裂或扰乱人民的人；那些试图误导舆论以及阻碍人民接受教育的人。”至于这些罪名的量刑也很简单：“革命法庭管辖下所有罪行的处罚都是死刑。”法庭只有两种可用的判决：无罪或死刑——并不意外的是，无罪判决极其罕见。


《牧月法令》的许多内容都在二十世纪得到了重现，比方说禁止辩护律师的存在，被告不能提出证据为自己辩护，指控本身就具有证据效力。法庭迅速开始工作，在这部法律实施后的两个月内就有332人被判死刑。公诉人安托万.敷吉-廷维尔/Antoine Fouquier-Tinville——此人不仅在1795年也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而且还是革命法庭处决的最后一名死刑犯，罪名是滥用职权——在履行职责时的狂热足以与维辛斯基和弗莱斯勒相媲美。法国革命法庭与苏联和纳粹德国的法院之间相隔一百五十年。但是1793年的法律及其施行方式可以被视为某种全新司法理念的开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反司法理念的开端——任何挑战国家利益的行为都将遭到刑事化，所有个人权利都将屈从于国家的需求。这部法律的发起者罗伯斯庇尔如此为其辩解：“如果和平时期人民政府的基础是德行，那么革命期间人民政府的基础则是德行与恐怖；没有德行，恐怖就有害无益；没有恐怖，德行就无能为力。恐怖无非是迅速、严厉和不屈的正义；因此它是德行的发源。恐怖不是独立的原则，而是适用于祖国最紧迫需求的民主原则带来的结果。”这套理论背后的思路与心态可以在随后百十年间的无数实例当中得到体现，从1871年的巴黎公社到1919年短暂存在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再到1959年的古巴。所有恐怖时期的法庭都有同一个关键特征：倾向于极端化，不仅因为它们通常执行的法律要求法庭走极端，还有因为参与审理的司法人员出于恐惧而不敢不走极端，不敢不从重从快，唯恐自己也沦为同一个法庭的刀下鬼——在现实当中，大多数此类司法人员的下场确实是遭到了几年乃至几个月之前他们还在主持的同一座法庭的发落。


不用说，我所描述的巴黎、莫斯科与柏林的法庭程序与我们今天通行的核心法治理念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今天认为公正审判所必需的每一个成分全都无处可寻。从安全的二十一世纪英国回首看去，这些庭审全都是可怕的滑稽剧。我认为这三个历史例子表明了司法概念究竟多么脆弱。或许正是因为这份脆弱，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国家都忍不住用人性化的象征来代表司法，最常见的就是蒙着眼睛的女神形象，通常手握天平。这个形象如今高悬于无数法院之上，从日本到巴西再到伊朗都不能免俗。我认为国家与社会之所以赋予司法一套人性的外观，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法治的理想多么脆弱。一旦国家遭遇危机或者说一旦人们相信国家遭遇了危机，法治理念就算不会当场灰飞烟灭，也会变得面目全非。安德烈.维辛斯基在1937年写道：“有时在社会的特定时期——尤其是在我们当前这个社会——法律会变得过时，必须遭到搁置。”在实践当中，这句话意味着一旦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掌管国家的人们认定被我们称之为法治的那套原则妨碍了国家治理甚至威胁到了国家政体，那么国家利益必须被赋予绝对优先权。这样一来法治理念必然遭到扭曲，法治的独立性也必然消失。罗伯斯庇尔提到了“祖国的紧迫需求”，如果他现在在这里，他无疑会主张一旦国家面临危机——1793年到1794年的法国无疑确实深陷危机，革命事业确实岌岌可危——那么一切都要服从于国家的维系，包括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存在的法律公正概念。他无疑会嘲讽“法治理念不应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样幼稚的自由主义空话。纳粹则更进一步推出了所谓的元首原则/Fuhrerprinzip：元首的话高于所有成文法律。


国家恐怖可以被描述为旨在压制政治反对的、有计划的政治镇压与暴力政策。当然，在其纯粹的表现中，国家恐怖完全可以不需要法庭，直接进行大规模法外杀戮。然而即使在历史上最血腥的时刻，国家也更倾向于维持某种程度上的法律形式。即使有罪判决是预设的，国家依然希望得到司法判决的认证，为单纯的国家谋杀提供合理的表象。遗憾的是，历史证明总是有人愿意提供这种认证。但是我认为这其中的动机还不止如此。政权知道法庭是一个特权空间，法庭上的言语可以产生巨大影响。让我回到我们开始时提到的那个人，斯大林的忠实检察官安德烈.维辛斯基。他的传记作者指出，在1936年的第一次示范性审判后，检察官口中充满杀伤力、满载刻骨侮辱的言辞设法走进了日常对话和新闻领域。在那个时期的信件、报纸与书籍当中经常可以见到“法西斯资产阶级的走狗”、“可鄙的侏儒”、“腐化的社会渣滓”之类对于他的言论的直接引用。苏联诗人也并未置身事外。一位名为阿列克谢.苏尔科夫的诗人创作了这首抒情作品，显然试图将检察官的演讲转化为诗歌：“豺狼的妒忌与鬣狗的仇恨/引领叛徒走上谋杀之路。/他们的黑暗罪行/被腐烂尸体的刺鼻恶臭所毒化……” 我就用这段铿锵有力的话语结束我的讲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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