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军事革命和财政革命

F·U·罗格纳

西方的近代化不是在文艺复兴之后突然就发生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多近现代的元素实际上在中世纪就已然扎根并且发展壮大了



在课本中，大家学到的中世纪封建军事制度，简单而言就是以服军役为条件而封受土地，并因此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依附关系、相互权利义务等。这种制度并不是当时由某个权威部门（如国王）规定的统一的必须遵守的规则，而是后人研究的结果，主要是19世纪的历史学家根据一些法律条文得出的结论。但实际上。这样的整齐划一的封建主义可以说只是一种和实际脱节的理想。以英国为例，当诺曼征服后一个世纪里，这种以服军役为条件领有土地的制度方才在英格兰扎根。可是当这一制度还未完全巩固之前，亨利二世国王已经发现它并不好用，于是改征盾牌钱以代军役。而盾牌钱维持了一个世纪又停止执行。于是，在1066—1166年是军事封建制真正实行的年代，并没有关于这一制度的法律；1166—1266年，这种制度已经变成通过盾牌钱提供资金，让国王自己去雇军队；到13世纪爱德华一世时，这种制度已经崩溃，可是关于它的法律却在此时形成了。也就是说封建制度理论上完成时，实际上已经瓦解了。

在实际上很短暂的封建军事制度时代，国王也通过封建和公共军役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募集军队。封建征召即根据封建义务（servitium debitum）动员国王的附庸，作为授予封地的回报。国王的直属佃户不仅有义务提供自己的军事服务，而且还要因为土地的多寡而不同程度的出动家族豢养的骑士、雇佣的骑士和战士等提供服务，每年最多四十天——所有这些都不需要国王花钱。公共军役是动员非贵族的平民组成军队，这是一项可以追溯到日耳曼原始公社时期的古老权利，作为王国的公民，有义务出于“共同利益”在“必要”时保卫王国和国王，这通常是军队中大量步兵的来源。他们拥有基本的武器，既可以随同国王出征，也可以作为地方民兵，主要负责防守。

然而到了13、14世纪，招募和维持军队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封建军役实际上已从历史舞台消失了。原因很复杂，军事上战争形态的转变，经济上土地流转造成的追索困难等等，但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时代的国王需要比封建军役更灵活和可靠的军事服务方式。在理查二世和爱德华三世时代，封建军役偶尔还有征召，但基本都是礼仪性质了。

事实上，国王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相信，他的所有臣民都对国家的军事需求负有责任，而不仅仅是他的附庸，只是以往他没有能力进行这种动员。但在这个时代，国王的实力与其他封建主已经逐渐拉开差距，使他们能够建立和维持真正的王家军队。

第一项举措是提高国王根据公共军役的法律招募军队的能力。在法国，国王用贵族召集令和动员令的形式召集贵族和非贵族进行军事服务，同时还在各城市宪章中规定它们在需要时向王国提供部队的配额。在英国，《威斯敏斯特条例》（1285年）要求所有15岁至60岁的健康英国人在国王认为必要时为国作战。虽然在实践中，这种服役形式是有选择的，只有某些类型的军事人才会被征召，其余的则通过支付金钱代替服役，转化成一种特别税，而且国王对它的重视程度时好时坏，但这种立法为非贵族专业部队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如英国长弓手和瑞士步兵，在中世纪后期成为大多数国家军事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

第二种手段是用合同制来取代封建制，这些主要以骑兵构成的军队是通过所谓的 "服役契约"来组建的，这些契约要求骑士为国王服务，以换取每年的工资津贴。对大封建主，国王不再要求他以封臣的名义提供骑士，而是和他们订立合同，支付一定数目的金钱，由他们以国王的名义，负责招募、组建、装备和支付部队，供国王使用。同样的，大贵族也不再要求下级封臣以封建义务提供骑士，也是用订立合同付款的办法征集军队。雇佣军团也由此应运而生。

我们对这一时期中世纪军队的了解，实际上比真正的封建时代详尽得多，王家档案中的各种合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如爱德华三世1346年在诺曼底作战，与北安普顿伯爵签约提供军士302人，与塔尔伯特男爵签约提供157人，和德·拉·波尔爵士签约提供5人。国王付给北安普顿伯爵每天6先令8便士，塔尔伯特男爵每天4先令，德·拉·波尔爵士每天2先令，其他骑兵每天6便士，步兵每天2便士。

鉴于这些变化，说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见证了一场深刻的“军事革命”并不为过。事实上，可以确定有两场这样的革命。一方面，14世纪出现了骑兵向步兵的重大转变。这场革命涉及到瑞士戟兵和长矛手，以及英国长弓手等在战场上的崛起。这可以说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军事技术和战术的主导配置的转变。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整个社会组织和进行战争的方式的迅速转变。这第二场革命比第一场更深刻、更广泛，也更重要；因为这一时期王国组建军队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战争需求的转变，与司法和税收的进化同步，界定了中世纪后期王国作为政治单位的基本轮廓，为16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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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府的财政收入，除了赋税外，还有禁榷(专卖权)、土贡以及名目繁多的杂项收入，在这些收入中，赋税自不必说，禁榷在明清以前的历朝收入中亦居比较突出的地位。例如唐代大历年间仅食盐一项即达600万缗，占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宋代绍兴末年，盐、茶榷货为2400万贯，占全部财政收入的49%，而至淳熙、绍熙年间，茶、盐、酒等榷货更高达3690多万贯，占全部财政收入的56.5%。


西欧中世纪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与中国完全不同，中世纪盛期，除了英国以外，各国均不存在国家赋税，英国的赋税“丹麦金”或者“卡路卡奇”的数额也非常低，往往不及封建收入的1/10，基本可以忽略，算是贯彻了“国王必须自己养活自己”的原则。与赋税相比，封建收入项目多，数量大。包括王室领地上的任意税、国王领地经济收入、盾牌钱、司法收入、协助金、王室特别收入等，英国在1129至1130年度的财政收入为26000镑，其中仅2500镑来自国税丹麦金，其余皆是封建性收入，1225年仅王领任意税收入就高达57838磅1先令6便士。法国王室财政收入的记录材料显示，王室收入同样主要依赖领地和封建性收入，如1202-03年度，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行政官和大法官支付的来自王室领地、森林猎场以及各种封建特权如司法权、市场权的收入和教会的捐赠等，这笔收入在偿付某些地方性费用后，余计约60000利弗尔;另一部分来自非贵族和封臣的军事代役金，以及城镇和教堂的献纳、捐赠、犹太税等，约计63000利弗尔。


中国政府实施国家赋税和禁榷的先决条件是专制政体的强大，以及基于这一强大而对自然资源实施国有。但这两点西方政府皆不具备，国王只是封建主中的一员，远谈不上是国家的主人，不可能在全国建立税收体系；由于王权相对软弱，国王对自然资源例如矿产所享有的权力在12世纪以前根本无人承认，难以形成中国式的禁榷制度，而只是国王对于某些物品享有一定程度的处分权，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处分权表现为先买权。十二三世纪，各国国王开始宣称对矿产资源的处分权。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曾把这种权力看作皇帝总领主权的象征，企图确立帝国独占特许权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不仅事实上没有得到承认，而且很快随着1356年《黄金诏书》的颁布而烟悄云散。英国王权虽相对较强，而且事实上掌握了某些锡矿的处分权，但他们处分全部矿脉的企图却失败了。法国的情况远不及德英，直至15世纪，法国国王才开始从封建主手中夺取这种处分权。


即使以强大的英国而言，国王的处分权也主要体现在国王的领地上，国王可以将某处矿藏的开采权授予某人，由此获得一笔收入或获得一种对矿产品的优先购买权。这种优先购买一般是在低于市场价的条件下进行的，国王买得这种产品，除部分留作己用外，其他则以市场价出卖，从中获得一个差价。显然这种处分权不同于中国的禁榷，即国家实施有关物品的全面垄断;国王仅仅能在局部地区优先购买，不可能全面禁止民间买卖。


14世纪以后，中世纪国家获得了很大发展:政府机构增加、官员人数增多、国务活动频繁，与此同时，国际关系日益复杂、战争不断爆发，旷日持久。这一切都需要政府迅速增加收入以应付日益浩繁的支出。但是，封建收入用以维持王室生活虽绰绰有余，要用于战争，特别是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战争则远远不足，议会制度的不断健全，不仅使封建收入不能随着需求的增长而增加，反面日益缩减。在这样的形势下，政府不得不寻求新的财源，或变革旧的财政制度。由此，以封建特权收入为主体的政府财政转变为以协议税收收入为主。这就是与军事革命相伴而生的财政革命。


14世纪上半叶，英国国王领地收入之外的封建收入逐渐减少，1322、1332年盾牌钱与任意税先后废止。与此同时，一些必须由议会批准才能征收的国税项目，如城乡动产税、关税、人头税、等级人头税、教区税、等级所得税、户税等相继兴起，这样便引起了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化。在这些新的项目中，征收经常且数额较大的项目是关税和动产税。人头税、财产所得税数额虽也很大，但征收次数很少。在爱德华三世即位至玫瑰战争爆发的100余年里，关税收入大体波动在3、4万镑之间，关税收入已构成政府财政收入的基础。


此时英国政府财政收入可粗分为4部分:①王室领地收入为主体的封建收入，约为2、3万镑;②以关税为主体的商税;③以1/10和1/15税为主体的动产税;④人头税、教区税、户税、财产所得税等的综合，这4部分收入中，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封建收入，其余皆是国家赋税。爱德华一世在位35年，共征直接税、间接税100余万镑，其中动产税50万镑、教区税20万镑、关税约30余万镑，而封建收入年均近1.9万镑，35年收入约计65万镑，二者的比例约为2:1。爱德华一世在位间，正是财政革命的过渡时期，所以二者悬殊不大。爱德华三世即位之后，情况已大不相同。1374至75年度，财政署总收入11.2万镑，其中2.2万镑来自封建税收入，8.2万镑来自直接税和间接税，二者的比例接近4:1。


法国政府财政收入主要包括3部分:①王室领地收入为主体的封建收入;②构成全部财政收入支柱的商品税、户税和盐税;③关税、僧侣什一税以及一些新税项的综合。其中第二、第三部分是国家赋税。与封建收入相比，国税居于压倒优势，因为即使不论第三部分，仅商税、户税（炉灶税）、盐税已经构成政府财政收入的基础。同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在英国财政史上的地位相似，腓力四世统治时期也是法国政府财政发生重要转变的时代。这种转变指腓力四世创设了构成未来政府财政支柱的户税、盐税和商品出售税，并确立了国税在政府财政收入中的主导地位。1295年腓力四世所征补助金为35到36万利弗尔，1304年增达70万利弗尔。考虑到1292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仅为58.9万利弗尔，可知封建收入占比已经越来越小。腓力四世之后，国家税收收入发展十分迅速，至1460年年，其征收量已逾超封建收入33倍，而在路易十一去世之时，达到45倍，在众多项目中，户税征收额尤为突出。查理七世末年，其年征量达120万利弗尔，占国王岁入的2/3;路易十一时代，更高达460万利弗尔，占全部岁人的85%。


但是在中世纪西欧，不同于中国的强政府天经地义的赋税模式，国家赋税也只是一种协议收入，必须通过协商才能获得。按封建原则，国王的一切花费均出自他的封建收入，但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战争爆发时，这些收入又不够用，只有设法求助国民在封建收入之外获得补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国王和他的代理人必须向征税对象说明征税理由，在取得对方理解的基础上方可商议征收数量、时间等事宜。“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将义务强加于人”，因此便形成了西方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协商制。英国动产税、人头税、关税、所得税、教区所得税、教区税以及都铎时代的补助金的征收无一不是通过协商形成制度，且在再次征收时还要进行具体讨论。在法国，早在盐税、户税征收之前，也已形成了以地区为基础，由僧侣、贵族，城市市民组成的会议，有关赋税问题包括可否征收、征收数量、征收方式等均由会议作出决定。1302年之后，这些间题又转归三级会议处理。只是到了15世纪后期，国王才逐渐摆脱了议会的控制，协商收入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强权收入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