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基层问题1 胥吏与基层公务员
本文主要思想来自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什么是吏,什么是吏治.新华字典说:吏:旧时代的大小官员：～治。官～。旧指小公务员：～员。胥～（地方官府中办理文书的人）.那么吏治就可以很顺利的推导出来,吏治就是地方的基层治理问题.
所谓吏治问题,就是地方治理和地方官员,更细化一点说可以说是基层公务员和区县一级的地方问题.,大家可以自己带入日常的生活和相似里面遇到的公务员,只要不是中厅局级的大官.一个县的官员编制,基本只有几个,放到现在,大约是除了县长,书记,几个副县长,人大的书记之外其他所有公务员都是吏,至于事业编,放在古代也是编外人员.放在中央就是除了大家的领导,普通公务员都是吏.
明清基层治理一定要说胥吏,如果大家对于胥吏,没有概念,这里可以举一个典型胥吏的例子,就是宋江,宋江是山东郓城县押司,放在古代就是典型的胥吏,放在现在一个县大概是某个部门的小领导,因为他能力强,属于地方豪强,导致他在地方上势力很大,这一点读过水浒的都能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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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宋江自在郓城县做押司。。。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在两汉时代，每一机关的长官独称官，属官皆称吏。官吏的出身，并无大区别。两汉时代的政策是地方上的优秀年轻人去地方的官员那里当吏员,然后官员觉得优秀的就举荐到中央,在首都读书和选拔,之后优秀的会重新分配,这就是选举制度.因此官员很大程度是从基层走出来的居多,理论上这既是宰相由吏属出身，是件寻常事。所以汉代政治风气极敦厚，极笃实。唐代的吏和官，已分得远了，然而两者间还是没有判然的划分。理论上唐宋时代的吏确实可以从基层一路升官到中央当省部级**.
但是到了唐宋时代科举制度开始发展,官员的任命,已经可以纯粹走考试的制度,已经开始跑偏,到了明代制度彻底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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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病仍是先出在元代。因元代政府长官，都用的蒙古人。蒙古人不懂政事，而且不识中国字，于是便得
赖于书记与文案。中国读书人没有了出路，便混进各衙门当书记与文案去。那便是官与吏流品泾渭之所分。但明太祖时，因人才不够用，推行荐举，任何长官都可荐举人才。所荐举的，不分进士、监生、吏员，朝廷尚是一律任用。进士等于如高等文官考试的及格人，监生等于是大学生，吏员则等于是公务员。这时尚不分高下，同样有出身。但那是一时济急。迨到明成祖时，便规定吏胥不能当御史，这就是规定曾任公务员的不能做监察官。又吏胥不准考进士，这样一来，便限制了吏胥的出身。官和吏就显然分开两途。于是在中国政治上的流品观念里，吏胥被人看不起。这一观念始于元，到明成祖时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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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上说,官吏分流,也就是清流浊流分野,当官的不需要去接触基层走一遍,而基层的吏变成了纯粹的有特定的家族垄断.官员不知道基础的工作怎么做,胥吏,纯粹垄断了基础工作.况且由于无法升迁,导致他们变成了类似于太监一样的生物,大多数沦为只想要捞钱的人,上下其手,道德品质低劣,在明清的官场上如何和胥吏进行合作和斗争,成为一名官员的重要工作.而官员自己也需要组建自己的内部团队,师爷这个职业也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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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真正感兴趣，且肯读书的朋友，推荐北京大学历史学家郭润涛的著作《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师爷，是明清两代，中国官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是地方官员个人聘请的顾问秘书，没有正式编制，工资也有限，可他们通过包揽各种具体的行政事务，比如财政统计，文件起草，和案件审判，手里积累了相当的权力，是官员们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那为什么说天下师爷出绍兴呢？ 周询《蜀海业谈》就曾说，川省刑、钱幕友，十九皆为浙籍。浙籍中又分绍兴、湖州两帮。两帮中各树党援，互相汲引。大致督署及布、按两司之刑、钱，系何帮之人，则何帮人中得馆较易。 这是清代幕业行帮在四川的情况。幕业行帮既以“绍兴”、“湖州”为称，说明是同乡人的行业集团 。绍兴人为什么合适做师爷，是有原因的。第一他们本身就精明，活分，好交际，做师爷非常合适。第二，明清两代，被称为江南的江苏，浙江，江西，都是科举考试大省，书香门第多，读书人也多，可问题就来了，每年能够通过科举，走上做官之路的名额，是有限的，可读书人的数量是逐渐增多的，没法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的读书人，就选择了到官员的衙门里做师爷，这算是最能发挥自己的才学特长的出路。最后一点，按照中国官场文化传统，跟自己亲近的人，用起来最得心应手，所以一个读书人做了官，往往会选择自己亲友，或者同乡，当自己的幕僚师爷，所以江南地区，作为科举大省，不但出的官员多，师爷幕僚也多，其中不乏一些鼎鼎大名的，比如曾国荃的师爷章世杰、张之洞的师爷马家鼎、左宗棠的师爷程埙、李鸿章的师爷楼春藩，这些，都是“绍兴师爷帮”的高材生。
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不是管事的，事都交给师爷，由吏胥去办。这种师爷，各衙门都有，上下相混，四面八方相勾结。而管官的官却从科举出身，哪里懂得这些事？一个真想做事的官，一到衙门，至少需三四个月或一年半载，才把衙门里详细情形弄懂了，而一辈吏胥就不免起来反对他，暗中作梗。这种情形，从明代起，以前是没有的。而直到清代，这种趋势，日甚一日，其误在于分出官吏流品之清浊。在上面流动的叫清流，在下面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沉淀的是浊流。只要一行作吏，沉淀入浊流，再也不要想翻身，再也爬不上。
此种官场流品，深一层说，还是一种法，还是一种制度，而讲制度者不注意。当时的政治传统重法不重人。只要你在胥吏流品中，无论如何有才有德，也仍走不出胥吏之本流，仍还是一胥吏。所以胥吏不再要自爱，不再要向上。而一切文书簿籍，例案掌故，却全经他们手。他们便操纵这些来束缚他们的长官。长官虽贤明，无奈他们何。此乃法病，非人病。现代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其实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就在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一条条文进出，一个字两个字，往往上下往复，把紧要公事都停顿了。吏胥政治之又一面，便是今天所谓的文书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的尚文之弊。两汉政治的好处，便在其质实少文。而尚文政治之害处，则最易在政治的下层低层暴露。地方政治是政治之最低层，最下层。在两汉是一个长官（县令）之下许多小官（掾属即吏），明清两代，是一个小官（知县）之下有许多永无出息的办事员（吏胥），
而放在现在,由于公务员可以升官,我们可以认为现代公务员的普遍道德水平高过吏胥,虽然还有大把的躺平干部,侧卧式干部,但是多数顶多是不愿意承担责任,不干活,真的天天想着贪污的还是不多的
同时由于制度上的限制,导致吏基本都是家族式的,爸爸是某地的征税的吏,他的位置大体上会留给他的儿子,而他的下属很多都是亲戚盆友,等到了儿子上位,则是这些新的亲戚朋友.这就是板结化,注意这和中县干部描述的不一样,中县干部一般是大家相互联姻,但是财政局局长的儿子大概率是不会是财政局长.
由于板结化,导致某个领域的吏的办事方法完全变成了家族的秘技.例如黄册这样的征税文书,实际的变动的正体,完全被地方征税的胥吏家族控制,本地的县太爷肯定拿不到,这就导致县太爷想要征税,必然要和胥吏合作.
临高启明里面两个重要的案子,征税案是有临高县的征税问题引发,最后落脚点就是胥吏.而广州的大鸟案,也是因为广州的下水道图册文件完全被胥吏王大鸟(王大鸟王大鸟顾名思义就是几把大)控制,引发的种种事情 这帖文史区的吧？
—— 来自 S1Fun 天祚星 发表于 2025-1-14 02:14
这帖文史区的吧？
—— 来自 S1Fun
新号权限不够，而且泥潭大区公务员多，想看看有没有精妙的发言，姑且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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