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工作坊运动与英国口述史的兴起与发展
原载《史学集刊》2024年第2期。https://mp.weixin.qq.com/s/47gOXjHZq5pYtKb-r8UFFA
历史工作坊运动与英国口述史的兴起与发展
杨祥银， 李佳骏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作为一场由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发起的史学民主化运动，历史工作坊运动以其再现底层声音、挖掘史料来源和研究大众记忆方面的相关工作而受到学界关注。这场运动在继承“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底层史观基础上，利用口述资料呈现社会底层的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口述史的兴起与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为恢复和拯救边缘人物和弱势群体的“隐藏的历史”，口述史被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史学家广泛应用于英国地方史、社区史、劳工史和女性史等领域，进而呈现出鲜明的“新社会史取向”。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工作坊运动日益关注记忆问题，尝试从记忆和意识的角度考察口述史背后的社会脉络及其意义，进而推动了英国口述史的“记忆转向”。
关键词：口述史；历史工作坊运动；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社会史取向；记忆转向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发起了一场史学革新运动——历史工作坊运动(History Workshop Movement)。这场运动的核心主张有三点：追求历史知识的民主化，摆脱传统历史学的精英主义；关注底层民众的日常经历，反对历史学的宏大叙事；挖掘口述资料的史料价值，肯定历史研究的主体性(subjectivity)。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系谱中的重要一环，历史工作坊运动不仅在继承和创新“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底层史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英国口述史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目前，国际学者关于历史工作坊运动与口述史关系的研究多集中于二者在特定方面的联系，缺少整体性分析。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不止一次强调，历史工作坊运动在英国口述史学会(Oral History Society)的成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约翰·托什(John Tosh)肯定了历史工作坊运动在地方口述史方面的成就，并指出大量地方口述史项目在历史工作坊运动的支持下得以展开，这些项目既强化了底层民众对于地方和社区的认同，又开辟了新的社会史研究领域。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从劳工史的角度讨论历史工作坊运动与口述史的关系。他强调，历史工作坊运动自诞生之日起便非常关注口述资料，并将其广泛应用于劳工史领域。罗纳德·格里(Ronald Grele)从现实意义的角度分析了历史工作坊运动与口述史的关系。他认为，口述史访谈既被社会史学家看作强化意识形态的方法，又被社会活动家视为表达激进主张的途径，这种倾向充分体现在《历史工作坊杂志》(History Workshop Journal)的宗旨中。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围绕塞缪尔史学思想展开，贺五一、刘耀辉和雷芳在梳理塞缪尔口述史成就的基础上，强调其作为历史工作坊运动发起者和组织者的身份。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历史工作坊运动与英国口述史的关系之探讨仍存在着论述不够具体、对英国口述史研究领域分析不够全面等问题，因此，对于二者间关系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文在梳理历史工作坊运动学术来源的基础上，从英国口述史的兴起、“新社会史取向”和“记忆转向”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历史工作坊运动的起源与英国口述史的兴起
作为一场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发起的史学民主化运动，历史工作坊运动主张历史学应“接触和服务于广大群众，而不应局限于一个封闭的学术贵族圈子”。该运动的理念源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并受到当时英国的民权运动、劳工运动和学生运动等激进运动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历史工作坊运动呼吁摒弃传统史学的精英视角，强调重视底层人民的历史作用。同时，参与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史学家积极利用口述资料描述那些没有文字记录的民众的过去，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口述史的兴起。
历史工作坊运动继承了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和新左派运动(New Left Movement)所提倡的“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底层史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与资产阶级进行“争夺思想领域控制权的斗争”，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解释过去。通过书写人民的抵抗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该小组在恢复英国激进主义政治和文化传统方面贡献卓著。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受新左派运动影响，开始重视文化的地位。这场运动一方面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线性进步观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模型，弱化经济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强调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于1957年出版的著作《识字的用途》试图从语言传统的角度解释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引发了学界对大众文化的讨论。之后，为探讨当代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霍加特在伯明翰大学成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对意识形态、工人阶级文化、亚文化、性别和种族等问题展开研究。在此背景下，新左派运动史学家也开始对社会底层文化进行考察。其中，E.P.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不仅分析了经济和政治元素在阶级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还通过社会道德、宗教信仰、习俗和仪式等文化因素探究工人的阶级意识。E.P.汤普森及其著作对年轻一代的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史学思想通过塞缪尔和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le)等人引入历史工作坊运动。总之，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是历史工作坊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来源。
在继承“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底层史观基础上，历史工作坊运动掀起了一股研究底层社会的浪潮。1966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牛津大学罗斯金学院的学生在罗斯金学院召开了一次非正式学术会议，目的是反对英国现行的教育制度并鼓励学生进行自由的历史研究。早期历史工作坊运动以召开学术会议和发行手册为主要宣传手段，1976年后则通过《历史工作坊杂志》扩展其在全球的影响，许多国家也相继成立相关组织。相较于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和新左派运动，历史工作坊运动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历史工作坊运动不仅关注男性劳工群体，还对女性和儿童等群体进行研究；为了使历史更接近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历史工作坊运动主张历史学家通过个人经历和口述资料重新解释过去；为了凸显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历史工作坊运动强调与非职业历史学家共享话语，主张人民“自己动手写历史”。在塞缪尔等人的组织和领导下，历史工作坊运动将历史研究和写作变成一项支持社会正义的事业，并成为团结激进学者、学生、女性主义者及历史学家的纽带。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历史工作坊运动在书写人民历史、再现底层声音及共享历史话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英国口述史的诞生也深受历史工作坊运动影响。作为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发源地，罗斯金学院本质上是一所面向工人的成人教育学院。它长期与工人教育协会合作，通过开设口述史课程提高工人学生的口述史素养，阿伦·豪金斯(Alun Howkins)和杰里·怀特(Jerry White)等口述史学家都毕业于此。1967年召开的第一届历史工作坊年会也是一次“口述史初级训练”，参会学生在教师带领下前往查特维尔的惠特尼村搜集口述资料。第二届历史工作坊年会结束后，参会学生自主发起一项地方口述史项目，对牛津当地的共同权利斗争(common rights struggle)展开研究。此后，历史工作坊成为重要的口述史训练平台，罗斯金的学生完成了许多具有浓厚口述史元素的研究课题。例如，通过采访索森德和格拉斯哥的铁路工人，弗兰克·麦克纳(Frank McKenna)绘制了一份英国铁路工人行话表；为梳理圣吉尔斯集市街头表演的变迁，萨莉·亚历山大(Sally Alexander)采访了三个表演者家庭；为打破学界对维多利亚中期投身劳工运动的知识分子的刻板印象，斯坦·希普利(Stan Shipley)采访了无政府主义者安布罗斯·巴克(Ambrose Barker)的妻子；为搜集有关班普顿圣灵降临节的史料，豪金斯采访了大量当地居民。塞缪尔在1970—1974年间将这些研究编订为《历史工作坊手册》(History Workshop Pamphlets)，后又与劳特利奇出版社合作推出“历史工作坊系列丛书”(Routledge Revivals: History Workshop Series)。1969年，塞缪尔、萨维尔和汤普森等人于英国录音资料馆(British Institute of Recorded Sound)召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1970年，历史工作坊运动重要成员格温·威廉斯(Gwyn Williams)推动创办了威尔士“劳工”史研究学会(Llafur: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Welsh Labour History)和具有口述史特色的《劳工》(Llafur)杂志。1973年，英国口述史学会正式成立。在首届会议产生的13位委员中，有5位具有历史工作坊运动背景。其中，塞缪尔是历史工作坊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其论文《转录的风险》至今仍是口述史经典。汤普森不仅是《历史工作坊杂志》的副主编，而且长期担任《口述史》(Oral History)主编一职。他与塞缪尔相识于新左派运动，在其影响下长期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研究，之后还将口述史研究应用于社会史领域，并出版《爱德华时代的人：英国社会的重塑》一书。作为历史工作坊运动的重要成员，萨维尔不仅将口述史与劳工史研究相结合，倡导建立口述史学科，还长期担任口述史学会会长一职。乔治·埃文斯(George Ewart Evans)是东英吉利历史工作坊(East Anglian History Workshop)的重要成员，他长期从事地方口述史研究，许多作品至今仍是口述史领域的重要参考资料。梅尔芬·琼斯(Merfyn Jones)通过口述史采访，对威尔士的社区、劳工和移民进行研究。随后，更多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史学家加入口述史学会，比如哈里森和豪金斯于1974年成为口述史学会委员，伊芙·豪斯泰勒(Eve Hostettler)和比尔·威廉斯(Bill Williams)也于1977年成为口述史学会委员。
纵观战后英国史学发展脉络，历史工作坊运动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继承并发展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而且在英国口述史的兴起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该运动的史学家积极利用口述史对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促进了英国口述史的迅速发展。
二、历史工作坊运动与英国口述史的“新社会史取向”
不同于美国早期口述史对精英群体的关注，英国口述史自诞生起便将目光聚焦于边缘人物和弱势群体，这种学术取向与历史工作坊运动的理念密不可分。《历史工作坊杂志》编委会在创刊号中强调，历史工作坊运动关注底层民众，致力于研究“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工作和物质文化；阶级关系和政治；性别分工和婚姻、家庭；教育和家庭等”。然而，传统文献记录较少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也不能准确反映底层民众的真实想法，因此，历史工作坊运动史学家通过口述史对社会底层展开研究。汤普森认为，口述史可以“从底层引入新的证据、转变研究焦点并开辟新的探究领域、挑战历史学家的假设和公断(accepted judgement)并重新认识那些被忽视的群体”。可以说，口述史研究是历史工作坊运动研究社会底层的有效途径。同时，受历史工作坊运动影响，英国口述史也呈现出鲜明的“新社会史取向”。
首先，传统地方史大多由市镇当局组织编撰和出版，而为重现普通群众的声音，历史工作坊运动积极将口述史研究应用于地方史领域。塞缪尔认为，与传统文献相比，口述资料不仅可以填补空白，还可以重新定义地方史，因为它可以规避历史手稿委员会(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或国家档案登记处(National Register of Archives)的审查。他曾在罗斯金学院发起一个地方口述史项目，对黑丁顿采石工人进行了35次采访。豪金斯也是该项目的成员，他通过采访黑丁顿的偷猎者克罗伊·克里(Crowy Kerry)，深入了解底层劳动者的内心世界，并发现偷猎能够给无地劳动者带来权利感。之后，为研究诺福克地区的激进主义传统，豪金斯采访了当地的农场主、农场工人和工会成员。为增强民众的历史感，唤醒其作为历史主体的意识，威廉斯于1974年成立曼彻斯特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成员通过举办电影展览、照片展览和录音展览拉近与民众的距离，并鼓励他们通过访谈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
受历史工作坊运动影响，英国各地兴起一股口述史浪潮。1975年，历史工作坊与埃塞克斯大学召开联席会议，参会成员对港口和渔村的历史展开讨论。彼得·弗兰克(Peter Frank)分享了约克郡女性渔民的工作经历；为展现兰开夏郡渔民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托尼·威利(Tony Wailey)采访了当地捕虾工；为了解巴基地区的家庭与阶级状况，汤普森、豪金斯和西娅·瓦因(Thea Vigne)对当地居民进行了一系列采访。之后，威利、汤普森和特雷弗·拉米斯(Trevor Lummis)共同发起一项针对渔民的调查，不仅展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且详细考察了英国渔业生产、加工和贸易过程。为加强中小学、成人教育和社区教育之间的联系，埃塞克斯大学于1976年创办东英吉利历史工作坊和《东英吉利历史通讯》(East Anglian History Newsletter)。在东英吉利历史工作坊召开的首届会议上，口述史学家分享了自己的相关实践与经验。为证明口述资料的史料价值，瓦因展示了大量录音内容；亚瑟·布朗(Arthur Brown)对东英吉利地方史的各种史料来源进行了概述；朱利安·哈伯(Julian Harber)描述了卡尔德代尔口述史项目的相关细节。1979年，苏塞克斯大学继续教育中心与历史工作坊共同创立黑斯廷斯现代历史工作坊，弗雷德·格雷(Fred Gray)指导该组织出版了重要的口述史手册《黑斯廷斯之声》(Hastings Voices)。同时，在当地人力服务委员会资助下，该组织与当地图书馆合作发起一项地方口述史项目。黑斯廷斯现代历史工作坊不仅出版了诸如《纪念馆》和《铁路如何来到黑斯廷斯》等手册，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青少年失业问题。豪斯泰勒和伯纳德·卡纳万(Bernard Canavan)于1980年发起道格斯岛社区口述史项目，并于1983年创办《岛史通讯》(Island History Newsletter)。该项目在还原道格斯岛历史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不仅搜集和保存了大量民众日常生活记录，而且激发了当地居民对家乡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其次，除农村和城镇外，作为大众活动的主要场所，社区也是历史工作坊运动关注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受历史工作坊运动影响，伦敦东区的下层民众发起成立哈克尼人民自传组织(The People's Autobiography of Hackney)。作为历史工作坊运动的重要成员，安娜·达文(Anna Davin)和肯·沃波尔(Ken Worpole)也是哈克尼人民自传组织的组织者之一。为搜集当地人工作和生活的相关资料，该组织成员游走于街区以采访群众，并通过举办社区会议吸引群众分享自身经历。哈克尼人民自传组织不仅将搜集的口述资料整理成手册出版，而且还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将搜集的照片和其他工艺品展示给当地民众。该组织“一方面旨在通过一系列个人叙述来建构哈克尼地区生活和工作的组合历史；另一方面，也给人民以回忆和解释过去的信心，使他们能够用自己的话语为历史的撰写尽一份力量。简而言之，是为他们自己撰写历史”。为呈现维多利亚晚期伦敦东区贫民窟的真实面貌，达文对该区域的居民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采访。她的著作不仅展现了底层儿童的成长经历，而且细致描述了伦敦街道的变迁。怀特将官方档案视为“一把打开口述史研究的钥匙”。在研究英国住房问题时，怀特通过官方住房统计报告搜集街道住户和管理者的相关信息，继而寻求与其直接交流以获得档案之外的信息。之后，他利用这种方法继续研究了被称为“工人阶级模范住宅”的罗斯柴尔德大厦的犹太工人生活，以及伦敦北区坎贝尔·邦克街道的流氓无产阶级文化。怀特的工作使社区口述史得以更加丰富和全面，他不仅呈现了底层民众的生活和工作状态，还描绘了城市不同社区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1979年，威廉斯在《曼彻斯特的犹太移民：口述史的贡献》一文中强调了口述史在改变主流社会对犹太移民的传统偏见方面的作用。他指出，大多数关于曼彻斯特犹太移民的文字记录既蕴含主流社会对犹太群体的刻板印象，又代表着犹太精英阶层对自身形象的建构。相比之下，口述资料更能体现曼彻斯特犹太群体的内部特征和普通犹太人的立场。同年，参与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史学家协助口述史学会，在伯明翰的温特伯恩创办了一所成人教育性质的走读学校，威廉斯出席开学典礼并强调：“口述史(以有组织的形式)的发展紧随历史工作坊运动，它们都源于拯救和记录底层民众历史的愿望。”
再次，由于深受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影响，劳工群体一直以来都是历史工作坊运动进行口述史实践的重要对象。作为劳工史研究学会(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Labour History)重要成员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经济与社会史委员会(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Committee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萨维尔积极推动口述史在英国劳工史研究领域的应用。他曾专门撰文探讨劳工口述史研究的意义、现状和前景，并针对访谈方法进行细致分析，强调了语气和措辞等细节在采访过程中的重要性。之后，口述史一方面被用于展现工人的社会运动经历，如前全国矿工工会法夫郡地区秘书约翰·麦克阿瑟(John Mcarthur)领导矿工与工会进行抗争的过程，以及前东德共产党员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在西德的斗争经验；另一方面则被用于调查底层劳工的工作和生活，如安吉拉·休因斯(Angela Hewins)关于其祖父乔治的采访不仅是一部工人的人物传记，更是一部工人阶级的生活史。同时，口述史还被用于调查工业化社会复杂且不平衡的发展状况。为了解传统矿工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状况，塞缪尔采访了各类矿工，包括煤炭工人、锡矿工人和铜矿工人。为调查传统手工业和现代化工业的关系，布莱恩·迪兹伯里(Brian Didsbury)采访了柴郡的盐工。他不仅讨论了工业化对传统手工业的影响，同时还描述了机械化背景下小型工场的组织形式。通过口述与文献资料的相互结合，戴维·道格拉斯(David Douglass)展现了达勒姆矿工与工厂主和当地煤炭委员会的冲突。为方便读者理解达勒姆矿工的行话，他在采访矿工的基础上制作了一份术语清单。道格拉斯的作品不仅描绘了矿工的工作和生活，而且还考察了个体经历与社会文化和语言的联系。受历史工作坊运动影响，托特纳姆的工人于1977年创立托特纳姆历史工作坊，并在怀特和工人教育协会的指导下发起一系列口述史项目，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托特纳姆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和当地劳工运动的发展状况等。
最后，传统史学的研究对象大多集中于男性，而历史工作坊运动则非常重视女性，并积极地将口述史应用于女性史领域。与传统史学相比，口述史更接近身临其境者的立场，可以直接反映底层民众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经历，尤其在挖掘女性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女性主义是历史工作坊运动的重要主题，受1970年第四届历史工作坊年会的影响，部分学者于同年发起并召开第一次全国妇女解放会议。在1977年的伯明翰与黑乡(Black Country)历史工作坊会议上，史学家号召通过口述史来挖掘与记录女性经历。奥里布·克劳(Aubrey Crowe)介绍了英国连锁贸易中的女性工人生存状况；安吉拉·约翰(Angela John)分享了黑乡女性矿工的工作经历；帕姆·泰勒(Pam Taylor)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的家政服务状况。此外，历史工作坊的史学家协助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女性口述史会议，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豪斯泰勒和萨莉等出席会议并做主题报告。在如何书写女性史方面，吉尔·利丁顿(Jill Liddington)认为，最可靠的方法是结合文献和口述资料，前者可以从宏观层面提供事件的精确年表，后者可以在细节上直接呈现女性意识。为调查伯明翰地区中产阶级已婚女性的生活状况，霍尔采访了生活在庄园的女性。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伯明翰的已婚女性》一文中，她探讨了社会文化对女性家庭生活的影响，并分析了社会意识在塑造女性自我意识方面的作用。同时，为呈现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女性工人的真实生活和工作经历，揭示经济、工作与性别压迫的关系，伊丽莎白·罗伯茨(Elizabeth Roberts)采访了英格兰北部的100多位女性。受历史工作坊运动影响，口述史成为呈现女性历史和经历的重要手段之一，女性也成为英国口述史的重要主题。
当然，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口述史实践还体现在传统史学领域。以战争史为例，历史工作坊运动通过口述史对战争期间的社会生活进行研究。在1975年召开的以“战争中的英国”为主题的第九届历史工作坊年会上，德里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展示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普雷斯顿地区的求婚与婚姻状况，而戴安娜·吉廷斯(Diana Gittins)则描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婚姻与节育状况。1979年，曾经担任《历史工作坊杂志》副主编的罗纳德·弗雷泽(Ronald Fraser)出版了《西班牙之血》一书，这是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口述史经典作品。为更加直观地呈现战争的残酷性，弗雷泽共采访了300多位幸存者，搜集了众多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包括士兵、商人、工人、农民、牧师、**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等等。同时，弗雷泽从意识形态、宗教和政治等角度分析这些口述资料，旨在探究和揭示西班牙内战的深层次原因和复杂性。
概括而言，英国口述史在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影响下呈现鲜明的“新社会史取向”。口述史既成为历史工作坊运动恢复和挖掘边缘人物“隐藏的历史”的重要手段，又成为修正主流社会对社会底层固有偏见的有效途径。但是，由于存在不加甄别地利用并过度依赖口述资料等情况，口述史的准确性和真实性问题也日益凸显。
三、历史工作坊运动与英国口述史的“记忆转向”
20世纪70年代，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史学活动开始围绕“记忆的恢复”(recovery of memory)展开。其中，口述史与记忆的紧密联系使其在恢复大众记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不同于其他历史研究，口述史主要是基于活生生的受访者的口述回忆。然而，随着口述史实践在英国的不断兴起，那些奉行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传统文献史学家不断质疑与批判记忆的主观性与不可靠性。在这种背景下，早期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史学家依然基于实证主义立场维护口述资料的有效性，并且发展了一套评估口述史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实践指南。比如汤普森一方面将口述资料与文献资料进行比较，强调任何证据都存在着选择性和偏见；另一方面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哪些因素会影响受访者的回忆，进而展示了如何确定记忆的偏见和虚构。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转变，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史学家开始摈弃记忆的真实性假设，并尝试以一种新的观点与视角来看待口述史的记忆问题，英国口述史开始出现所谓的“记忆转向”。
1979年，《历史工作坊杂志》在社论《口述史》一文中指出，以口述史学家所接受的、对过去事件的解释为形式的记忆，充满了矛盾和不一致。但这并非证明记忆作为历史资料的不可靠性，而是恰好证明了人类经验和人类意识的复杂性。这篇社论表明，历史工作坊运动的领导核心开始关注口述史的记忆问题。同年，该杂志还刊登了路易莎·帕萨里尼(Luisa Passerini)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下的工作意识形态与共识》，该文被学界认为是对口述史的重新定义。在该文中，帕萨里尼认为除了加强口述资料的事实性应用之外，还需要充分挖掘口述资料的独特性。在她看来，口述史原始资料不仅包含事实性陈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文化的表达与再现，因此，口述史除字面叙述之外，还包含记忆、意识形态与潜意识欲望等维度。基于此，帕萨里尼提醒口述史学家要更为广泛地注意记忆的变化无常，更要关注社会文化、道德价值与意识形态对于个体记忆的影响。
随后，在1980年召开的第十四届历史工作坊年会上，伯明翰大学大众记忆小组的格雷厄姆·威尔逊(Graham Wilson)和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指出，口述史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桥梁，它有助于口述史学家将个人记忆与更广泛的阶级问题联系起来，进而展示个人意识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同年，大卫·塞尔伯恩(David Selbourne)在《历史工作坊的方法》一文中指出，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史学家在利用口述资料时，并未考虑其背后所蕴含的受访者的自我意识，因此，他们所尝试的复活过去的工作是一种隐藏式的实证主义。1981年，在《方法之争》一文中，帕萨里尼肯定了塞尔伯恩的看法，并指出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史学家对受访者自我意识的忽视将给历史研究带来极大风险。她认为，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史学家关于历史的认识只停留在表面，这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最直接的便是最真实的幻觉”。在此基础上，帕萨里尼强调，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史学家只有对传统史学展开彻底反思，才能真正摆脱实证主义史学的桎梏。同年，《历史工作坊杂志》刊登阿利桑乔·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的《口述史的特性》一文。波特利在该文中强调：“口述资料的可信性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可信性。我上文中所举的例子表明，口述证词的重要性可能不在于它紧贴事实，而在于它与事实的背离。在这种背离中，想象、象征与欲望闯入其中。因此，并不存在‘错误的’口述资料。……口述史的多样性由这样一个事实构成，即‘不真实的’陈述在心理上仍然是‘真实的’，而且这些先前的‘错误’有时揭示的不仅仅是事实上准确的叙述。”
继1979年那篇广受学界引用的口述史经典论文之后，帕萨里尼于1983年在《历史工作坊杂志》发表的《记忆》一文中写道：“我们正在为更好地了解记忆的运作方式创造条件。同样令人振奋的是，不仅仅是那些专门为记忆专题研讨会设计的论文，许多其他论文也都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它们抛弃了早期口述史的纯粹事实方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口述记忆的特殊性得到了承认和分析，放弃了天真的假设，即它真实地描述了过去(甚至更加‘真实’，因为是通过‘人’的眼睛看到的)。我们仍然在一些论文中发现一种方法，即认为记忆是对个人真相和社会现实的语言化反映。但是，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另一种趋势，它将记忆定义为意义和解释的积极产物，具有战略性(strategic in character)并能够影响当下。”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口述记忆特殊性的强调也逐渐赢得包括历史工作坊运动史学家在内的英国口述史学界的共同认可。在1990年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神话》一书的前言中，塞缪尔和汤普森特别强调口述史学家的关注点在过去的十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对于作为个人证词的口述史的主观性价值的认可和重视。他们指出：“一旦我们认识到个人证词的主观性价值，我们就会挑战公认的历史范畴。我们重新引入了由记忆的隐喻所带来的情绪性、恐惧和幻想，而历史学家们一直急于从他们的正式叙述中剔除这些东西。与此同时，每个生命故事的个体性不再是概括历史的尴尬障碍，而是成为意识建构的重要记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口述史学家、历史工作坊运动史学家与相关学科记忆研究学者的影响下，以英国学者为重要主体的国际口述史学界出版了一大批以口述史与记忆问题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个体/私人记忆、自传记忆、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官方记忆、公共记忆、大众记忆、创伤记忆、档案记忆，以及记忆与神话、记忆与社会性别、记忆与遗忘、记忆与沉默、记忆与老年化、记忆与表演等广泛主题。英国口述史学界对于记忆问题感兴趣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多本有关口述史方法与理论读本或指南的权威著作中，都将口述史当中的记忆问题作为重要专题来讨论。在其经典作品《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的第二版、第三版和第四版中，汤普森新增专章《记忆与自我》，讨论记忆与主体性、精神分析和怀旧疗法等问题。而英国学者阿布拉姆斯于2010年出版的《口述史理论》一书，也有专章《记忆》讨论与口述史相关的记忆问题，并且从记忆理论最新进展、自传记忆、记忆与老年化、记忆与社会性别、记忆与创伤及集体记忆等方面具体分析口述史学界对于记忆问题的思考与应用。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罗伯特·佩克斯(Robert Perks)和澳大利亚著名口述史学家阿利斯泰尔·汤姆森(Alistair Thomson，1983—2007年在英国大学任教)主编，并由众多英国学者参与撰稿的《口述史读本》也相当重视记忆问题，该书第三部分《解释记忆》共有7篇文章从跨学科角度分析了记忆问题对于口述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并且强调记忆研究要超越传统的客观性视角，进而关注其主观性特征。而作为英国口述史学界发表理论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历史工作坊杂志》和《口述史》等学术杂志则一如既往地关注口述史的记忆问题，其探讨内容也涉及上文论及的广泛主题。其中，《口述史》相继刊登“怀旧”(1989年第2期)、“大众记忆”(1990年第1期)、“回忆”(1991年第2期)、“记忆处理”(1995年第2期)、“记忆、创伤与伦理”(1998年第2期)、“回忆背景”(1999年第2期)、“记忆景观”(2000年第1期)、“记忆与场所”(2000年第2期)、“记忆与社会”(2004年第2期)、“记忆工作”(2005年第2期)与“战争记忆”(2006年第2期)等记忆研究专题，足见它对该问题的兴趣与重视。
综上所述，在“记忆转向”影响下，英国口述史学家主张“记忆的不可靠性”正是口述史的优势与资源所在，而并非是缺点和问题。同时，他们认为记忆的主观性不仅有助于了解历史经历的意义，而且能够为理解过去与现在、记忆与个人认同及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提供线索和启示。正如塞缪尔所强调的，“记忆远远不仅仅是一种消极的容器或储存系统，也不仅仅是一个有关过去的图像库，而是一种积极的塑造力量；它是动态的——它试图象征性遗忘的与它所记住的同样重要”。正是如此，越来越多的口述史学家都意识到口述史不仅要尽量客观地描述亲历者的真实经历，而且更要发挥记忆的主观性特质，即从历史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口述访谈中更为深刻地认识与理解过去。这也引发了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人们如何看待他们的过去？人们想从他们过去的经历中得到些什么？人们又怎样用过去解释他们现在的生活和周围的世界？现在的生活与处境又如何影响他们对于过去的回忆与解释？人们又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记住、遗忘或虚构某些经历？
结 语
综上所述，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史学运动之一，历史工作坊运动在推动英国口述史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通过拓展历史研究的史料来源，历史工作坊运动为英国口述史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E.P.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等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开始注意到日记和书信等私人文献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但是这些资料和官方档案一样仍然属于文字资料范畴。以历史工作坊运动为中心的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非文字资料的史料价值，如口述资料、音乐和图像等。这些资料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还能够呈现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的更为真实和生动的面貌。通过采访和记录亲历者的口述回忆，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史学家们能够捕捉到个人经历和感受，从而更好地理解过去的社会生活、人们的日常经验及其所处的历史背景。总之，历史工作坊运动不仅扩大和丰富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和方法，而且推动了英国学界对口述史的关注。
其次，受历史工作坊运动影响，英国口述史呈现鲜明的“新社会史取向”。传统史学家主要关注上层人物和精英群体的历史，而社会底层群众的观点和见解往往被忽视。作为一场史学民主化运动，历史工作坊运动致力于挑战主流叙事和话语，恢复和拯救边缘人物和弱势群体的“隐藏的历史”。在此背景下，通过组织一系列工作坊会议和发起社区口述史项目，该运动为女性、儿童、劳工和普通士兵等社会底层群众提供发声渠道，并鼓励他们主动分享自身的经历和故事。总体而言，历史工作坊运动史学家的相关工作有助于打破传统历史研究的偏见和局限，并为英国口述史学家提供一个更加多元和包容的研究视野。
最后，历史工作坊运动有力地促进了英国口述史的“记忆转向”。随着口述史实践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史学家日益认识到主观感受、情感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对个体记忆的影响。因此，该运动的史学家开始探索如何解读和分析这些主观性特征，并将其纳入口述史的考量范畴之内。他们强调，口述史学家能够通过记忆了解受访者的个体感受，并揭示记忆在塑造个体和社会认同、意识形态和历史叙述中的作用。这种研究视角有利于英国口述史学家更好地理解个体记忆的构建过程，并将这些个体记忆与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相结合，形成更为全面和多维的历史叙述。简言之，在历史工作坊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口述史在英国不仅是记录底层民众的重要方式，而且也成为理解和解释记忆的重要切入点。
作者简介：杨祥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口述史、医疗社会史；李佳骏，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当代欧美口述史学的跨学科研究”(23XNA014)的阶段性成果。
关于历史工作坊运动的核心主张，参见Raphael Samuel, “Afterword: History Workshop, 1966-80, ” in Raphael Samuel, ed.,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81, pp.410-417；Raphael Samuel, History Workshop: A Collectanea 1967-1991, Oxford: History Workshop, 1991；Anna Davin, “The Only Problem Was Time, ”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50(Autumn 2000), pp.239-245；Ian Gwinn, “‘History Should Become Common Property’: Raphael Samuel, History Workshop, and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t History, 1966-1980, ” Socialist History, No.51(Spring 2017), pp.96-107；Luisa Passerini, “History Workshop and Its Legacies, ”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83(Spring 2017), pp.22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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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不仅师从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而且还通过创办《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和经营咖啡馆为新左派运动提供支持。萨维尔则与E.P.汤普森共同创立新左派运动著名刊物《新理性者》(New Reasoner)。相关研究可参见张亮：《〈新理性者〉、〈大学与左派评论〉和英国新左派的早期发展》，《晋阳学刊》，2013年第1期，第78-83页。
这次非正式会议一般被认为是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开端，1967年历史工作坊运动第一届年会以“历史工作坊”为名召开。关于历史工作坊运动的起源，可参见Raphael Samuel, “Afterword: History Workshop, 1966-80, ” pp.410-417；Kynan Gentry, “Ruskin, Radicalism and Raphael Samuel: Politics, Pedagog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History Workshop, ”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76 (Autumn 2013), pp.18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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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历史工作坊手册”, 可访问https：//www.historyworkshop.org.uk/museumsarchivesheritage/historyworkshoppamphlets/, 2023-03-26；有关“历史工作坊系列丛书”, 可访问https：//www.routledge.com/Routledge-Revivals-History-Workshop-Series/bookseries/RRHWS, 2023-03-26.
该委员会于1973年正式创建英国口述史学会。关于该委员会与英国口述史学会之间的关系, 可参见“Conference on 13 December 1969 at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Recorded Sound, ” Oral History, Vol.1, No.1(1972), pp.1-3.详细内容可访问 https：//www.ohs.org.uk/about-2/, 2023-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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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Daniel Bertaux and Paul Thompson, eds., Between Generations: Family Models, Myths, and Memo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Selma Leydesdorff, Luisa Passerini, and Paul Thompson, eds., Gender and Mem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Joanna Bornat and Josie Tetley, eds., Oral History and Ageing, London: Centre for Policy on Ageing, 2010.
参见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50-165；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73-189；Paul Thompson with Joanna Bornat,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p.238-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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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工作坊杂志》刊登的代表性文章，可参见Patrick Hagopian, “Oral Narratives: Secondary Revision and the Memory of the Vietnam War, ”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32(Autumn 1991), pp.134-150；Michelle Mouton and Helena Pohlant-McCormick, “Boundary Crossings: Oral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and Apartheid South Afric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48(Autumn 1999), pp.41-63；Michael Roper, “Re-Remembering the Soldier Hero: The Psychic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emory in Personal Narrative of the Great War, ”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50(Autumn 2000), pp.181-204；Graham Dawson, “Trauma, 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Bloody Sunday, Derry, 1972-2004, ”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59(Spring 2005), pp.151-178；Susannah Radstone, “Reconceiving Binaries: The Limits of Memory, ”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59(Spring 2005), pp.134-150；Orlando Fige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Family Narratives, Memory and Oral History, ”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65(Spring 2008), pp.117-137.
详细信息可访问https：//www.ohs.org.uk/journal/, 2023-08-05.
Raphael Samuel, “Preface: Memory Work, ” in Raphael Samuel, Theatres of Memory: Past and Present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London: Verso, 2012, p.x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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