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 | 魏晋“鞭杖”刑罰與地方軍政治理——以長沙吴簡...
王素 | 魏晋“鞭杖”刑罰與地方軍政治理——以長沙吴簡與吐魯番文書爲中心本文原載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編《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十七輯，中西書局，2023年，第15-26頁，如需引用請核對原文。感謝王素先生授權推送！
摘要
刑罰之有“鞭杖”，具體施行始於東漢初年，初僅限於皇帝對尚書郎施行，其性質類似天子“家法”，并不具備普適性。至魏晋制定《鞭杖令》，始使鞭杖成爲“國法”，適用對象也從中央向基層和地方發展演變。通過對長沙吴簡和吐魯番文書相關材料的梳理，可知“鞭杖”在孫吴時期的臨湘和十六國時期的高昌適用廣泛；鞭杖司法權由縣掌管，施行對象是“治官事”的掾吏和兵士，其作用是“糾”工作和軍中的各種“慢怠”。高昌“鞭杖”數目較臨湘爲重，可能與北方戰亂較多、亂世須用重典有關。“鞭杖”對中古時期地方軍政治理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
鞭杖；長沙吴簡；吐魯番文書；治官事；軍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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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罰之有“鞭杖”源遠流長。《尚書》謂舜時已將“鞭作官刑”，孔氏傳云：“以鞭爲治官事之刑。”《唐律疏議》記“五刑”有杖刑，稱：《尚書》所謂鞭刑“猶今之杖刑者也。”可見“鞭杖”一體。《三國志》記先主“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注引《典略》作“鞭杖百餘下”。這是東漢末年事。同書又載魏明帝青龍二年二月癸酉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减鞭杖之制，著於令。”這是曹魏初年事。説明單稱“鞭”或單稱“杖”，在中古時期，多是并“鞭杖”二者而言。此外，中古時期稱“捶楚”、“撲撻”、“笞箠”者，也往往是指“鞭杖”。還有一些具體規定，譬如“鞭杖”用“蒲鞭”、“竹棰”、“生荊”、“生革”，以及“立秋施鞭撲”、“笞者無更人”等。但這些都不在本文探討範圍。本文希望探討的是，“鞭杖”作爲中古時期最常見的刑罰，在孫吴時期的臨湘和十六國時期的高昌：（1）對象是否皆爲“治官事”者？（2）作用是否皆爲“糾慢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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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漢唐“鞭杖”施行對象
程樹德《漢律考》“鞭杖”條説：“漢有鞭杖始於世祖，然亦僅施之郎官，與六朝隋唐以鞭杖列爲五刑者異。蓋《九章》原無此制也。”按程氏之説出自《北堂書鈔》引《三輔决録》，原文爲：“丁邯選爲（尚書）郎，托疾不就，詔問：‘實病否？’曰：‘實不病，耻以孝廉爲令史職耳。’世祖怒，杖之數十。”此事《續漢志》注引《决録注》記載更詳。“世祖”指東漢光武帝。《九章》是西漢初年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制定的國家法典。當時尚書郎是官，四百石，主文書起草；尚書令史是吏，二百石，主文書抄寫。二者雖然尊卑有别，但待遇相近，從事的工作又都屬於文案，所以時人往往等同，不加區别。而孝廉屬於國家貢士，十分清貴，選爲尚書郎，等同選爲尚書令史，故丁邯堅决不就。需要指出者有二：（1）東漢時期的尚書屬於宫官，類似天子“家奴”，使用鞭杖處罰，類似天子“家法”；（2）《九章》是國家法典，不收天子“家法”，没有鞭杖記載，實不足爲怪。據此可知，鞭杖刑罰，在東漢時期，使用應僅限於宫廷，并不具備普適性。
關於鞭杖刑罰的起始時間，還有東漢明帝新創説。如《後漢書·左雄傳》曰：“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亚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其中“帝”指順帝，距明帝不過六七十年，所説“孝明皇帝始有撲罰”似更爲可信。左雄時任尚書令，熟知尚書典制，知道大司農是朝官九卿之一，不應受鞭杖處罰，所以要上言諫止。順帝也可能是因爲將劉據“召詣尚書”，誤把劉據當尚書郎對待了。至於明帝，頗有鞭杖尚書郎的惡名。《後漢書·循吏傳·序》注云：“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又引杖撞郎，朝廷竦栗，爭爲苛刻。”其中“郎”也是指尚書郎。又《太平御覽》“鞭”條引《漢晋春秋》云：“明帝勤於吏事，苛察踰甚，或於殿前鞭殺尚書郎。”明帝竟然鞭殺尚書郎，如此枉法，未聞朝臣諫諍，也有可能仍是因爲尚書屬於宫官，天子對“家奴”動用“家法”，他人難以置喙之故。
魏晋以後，情况就不同了。首先，鞭杖成爲了國法。前揭《三國志》魏明帝詔説“其减鞭杖之制，著於令”，證明曹魏曾經制定《鞭杖令》。《唐六典》“刑部郎中”條注謂“晋命賈充等撰《令》四十篇”，第十五爲《鞭杖》。證明西晋也曾制定《鞭杖令》。西晋的《鞭杖令》，與曹魏的《鞭杖令》，應有繼承關係。這樣，鞭杖就具有一定的普適性了。其次，尚書演變成爲了朝官。《南史·蕭琛傳》記南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琛密啓曰：“自魏晋以來，郎官稍重。方今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史稱：“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鞭杖成爲國法，尚書成爲朝官，鞭杖尚書原本也没有什麽問題。但尚書成爲朝官後，身份和地位都較過去有所提高。這樣，對尚書進行鞭杖處罰就不得不慎重了。在這種情况下，鞭杖的普適性自然會向基層和地方發展演變。《顔氏家訓》先説“晋朝南渡，優借士族”，對文義之士“惜行捶楚”，接稱對“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籖省”等小吏仍“皆可鞭杖肅督”。王利器《集解》引杜甫《送高三十五書記》詩：“脱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杜牧《寄侄阿宜》詩：“參軍與簿尉，塵土驚皇皇，一語不中治，鞭棰身滿瘡。”王利器指出：“則唐時於參軍與簿尉，亦行鞭棰也。”説明向基層和地方發展演變，逐漸成爲了主流。《唐律疏議》記死、流、徒、杖、笞“五刑”的司法權，稱：“大理當其死坐，刑部處以流刑；一州斷以徒年，一縣將爲杖罰（包括笞刑）。”唐代由縣掌鞭杖司法權，自然不會是唐代新創，其來應該有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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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沙吴簡所見“鞭杖”
《三國志》關於鞭杖記載甚少。除了前揭蜀先主和魏明帝兩條外，還有三條：第一條記東漢末年司馬朗任堂陽長，稱：“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第二條記東漢末年黃蓋任石城守長，以文書委付兩掾，希望宜各盡心，後兩掾有奸欺，蓋“不以鞭杖相加”，皆殺之。第三條記魏明帝時倉慈任敦煌太守，稱：“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决，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閲，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决刑曾不滿十人。”司馬朗與黃蓋都是以縣長掌鞭杖司法權，倉慈是以太守代縣長掌鞭杖司法權，可見由縣掌鞭杖司法權在東漢末年至三國初年已成定制。表面上看，鞭杖的對象似乎有吏有民，但實際上，當時吏與民同籍，稱“吏民簿”，史籍所稱的“民”，大多都應該是“吏”。
長沙吴簡以臨湘侯國的縣級文書檔案爲主，其中關於縣掌鞭杖司法權的材料不少，可惜過於零碎，不成系統，需要分類進行梳理介紹。
（一）鄉吏督繳錢糧未畢受鞭杖處罰
未畢三萬……鞭杖鄉吏孫義各□（卅？）（壹·1366）
未畢三萬……鞭杖鄉吏五訓各卅五（壹·1373）
未畢一百廿二斛一斗九升四合請鞭鄉吏郭宋五十（伍·7328）
未畢八萬九千 鞭杖鄉吏文騰各卅（陸·4686）
這四條材料：第一、二、四條都是鄉吏督繳某錢未畢受鞭杖處罰。“各”是分别的意思，即分别受鞭和杖多少。第一、二條都是“未畢三萬”，但處罰鞭杖數目明顯不同。第四條“未畢八萬九千”數目較第二條爲多，而處罰鞭杖數目却較第二條爲少。第三條是鄉吏督繳糧食未畢由主者上請單獨受鞭處罰。有的未畢數目少而處罰重，有的未畢數目多而處罰輕。有的受鞭杖雙重處罰，有的僅單獨受鞭處罰。這種差异很難解釋。推測應是根據“慢怠”情節决定處罰輕重吧。
（二）鄉吏督繳財用錢未畢受鞭杖處罰
尉曹謹列二鄉領財用錢已入未畢簿（陸·4687）
□鄉領（逋）元年財用錢四萬二千 吏五訓主請鞭杖各六十（陸·4688）
□鄉領（逋）元年財用錢一萬二百 吏劉□主請鞭杖各□（陸·4690）
模鄉逋元年財用錢八萬七千九百 吏五訓主請鞭杖各卅（陸·4811）
樂鄉逋元年財用錢五萬五百 吏孫儀主請鞭杖各卅（陸·4813）
廣成鄉逋元年財用錢九萬二百 吏□□主請鞭杖各卌（陸·4814）
樂鄉逋元年財用錢…… 吏□□主請鞭杖各卌（陸·4815）
西鄉逋元年財用錢……千 吏□□主請鞭杖各卅（陸·4821）
小武陵鄉逋元年財用錢□萬□千 吏□□主請鞭杖各卅（陸·4826）
這九條材料：第一條是標題簡，當然不是以下八條材料的標題簡，而是同類材料的標題簡，置於此處，僅想説明此類材料的基本性質。以下八條材料分别是各鄉逋欠元年（應是嘉禾元年）財用錢數目，與分管鄉吏由主者上請受鞭和杖各多少數目。第一條標題簡中的“已入未畢”，均指“財用錢”而言。該錢始於漢代，漢簡偶見，吴簡常見。據研究，是“政府一項固定的財税項目”。“未畢”應指以下八條材料中的“逋”。第二、三條材料中的“領”，據圖版應是“逋”之誤，因爲如果是“領”，那就是“已入”，下面不應再有分管鄉吏由主者上請受鞭和杖各多少數目。這是此類鄉吏受鞭杖處罰材料的大致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尉曹”。按“尉曹”爲列曹名，中央和地方都有。《後漢書·百官志一》“太尉”條記掾史有“尉曹”，職“主卒徒、轉運事”。《宋書·百官志上》“太尉”條記掾屬同。這是中央太尉府“尉曹”。郡也有“尉曹”，職“主徒卒、轉運事”。當時郡縣對口領導，縣的情况應該亦同。“卒徒”和“徒卒”，日藏隋人蕭吉《五行大義》作“士卒”。該書記漢代郡縣列曹，以干支相配，根據五行，以五藏配六府，解説衆曹官的職掌，關於“尉曹”，其言曰：“辛爲尉曹，共本使。……翼奉云：肝之官尉曹，木性仁，尉曹主士卒，宜得仁。……尉曹以獄司空爲府，主士卒、獄閉、逋亡。與之奸，則螟蟲生，木性靜。與百姓通，則魚食於民，從類故蟲。”。“共”意爲涉及。“翼奉”爲西漢人，律曆陰陽占卜家。“獄司空”爲掌牢獄之列曹。“魚食”指釣餌。這段話總體比較費解。如果尉曹掌管士卒，那麽兵曹掌管什麽？從尉曹與獄司空合署辦公看，尉曹應掌管“治官事”慢怠不力掾吏處罰諸事。前揭鄉吏受鞭杖材料與之正合。
（三）許迪割米案罪犯吏與審案吏分别受鞭杖拷問與處罰
許迪割米案是孫吴時期臨湘侯國發生的一樁官吏盗竊官物大案，從案發到審結，刑事訴訟經歷了三年，涉及人員衆多，其中，罪犯吏許迪和審案吏陳曠、潘琬，分别受到鞭杖拷問和鞭杖處罰。關於這樁大案，研究者衆多，各有不同創見，這裏不作詳細介紹。先移録四條竹簡材料如下：
淕口典鹽掾許迪前依□促考問不堪捶杖招言割用實不割（捌·4066）
不堪捶杖服言割食米咎在當死乞□罪□□以實□□（捌·4067）
琬所列得以□□□一百押已列合四百五十迪不堪捶杖服言（捌·4206）
加誣言答(？)須(？)加捶杖實不枉加捶杖獄吏□□□〼（捌·4287）
這四條材料雖然都有殘缺，但大致意思清楚。前二條都是罪犯典鹽掾許迪聲稱自己先招供，是因爲忍受不了“捶杖”，故現在進行翻供。第三條似是録事掾潘琬統計許迪所受“捶杖”總數有“四百五十”之多。第四條似是獄吏證實給許迪增加“捶（同搥）杖”并不冤枉。説明縣級掾吏犯法可以進行鞭杖拷問。
還有一件《嘉禾五年（236）五月七日録事掾潘琬白爲重考實大男許迪割食鹽賈米事》木牘，正面存文六行，背面無字，釋讀如下：
1録事掾潘琬死罪白：關啓：應府曹召，坐大男許迪見督軍支辭，言不
2割食所領鹽賈米一百一十二斛六斗八升。郡曹啓府君，執鞭核事掾
3陳曠一百，杖琬卅，勑令更五毒考迪。請勑曠及主者掾石彭考實
4迪，務得事實。琬死罪死罪。
5然考人當如官法，不得妄加毒痛。
6 五月七日壬申白
這是臨湘侯國録事掾潘琬給上級的呈文。此時許迪已定性爲罪犯，故第一行僅稱“大男”。第三行“更五毒”之“更”意爲替代、調换，因爲“五毒”屬於法外酷刑，自漢以來法律就禁止使用。第五行十三個粗體字爲長沙郡太守濃墨草書批語。呈文顯示，由於許迪翻供，郡府認爲負責案件初審的臨湘侯國相關掾吏考實不力，對核事掾陳曠、録事掾潘琬分别給以鞭一百與杖卅的處罰。説明縣級掾吏工作慢怠可以進行鞭杖處罰。對許迪則令仍用“五毒”以外的刑罰考問。批語也特别强調：“然考人當如官法，不得妄加毒痛。”説明縣級掾吏犯法，仍是只能使用常規刑罰如鞭杖等進行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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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吐魯番文書所見“鞭杖”
《晋書·載記》關於鞭杖記載也不多。而且多見鞭，少見杖。值得一説的是《苻堅載記下》記國士王猛，字景略，得堅信任，云：
及堅僭位，以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强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剪除凶猾。始殺一奸，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産之儔也。”於是赦之。
所謂“枋頭西歸之人”，指前秦支援前燕與東晋大司馬桓温進行枋頭之戰的立功將士。這些人多住“始平”（今陝西興平），居功自傲，犯法無人敢問，有點“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的味道。當時縣級“吏”多以本縣“豪右”充任。“百姓”指那些立功將士。“無數”不是多的意思，而是指没有限額。王猛僅“鞭殺一吏”，就引起立功將士“上書訟之”，因爲他們知道王猛是以“鞭”代“殺”，即那些豪吏雖然罪不至死，很難判處死刑，但施以鞭杖刑罰，增加數目，也能變相將他們打死。可見在北方十六國，縣掌鞭杖司法權之濫。
吐魯番文書很多屬於高昌縣的縣級軍政文書，其中關於縣掌鞭杖司法權的材料不少，可惜也過於零碎，不成系統，這裏按時間先後進行梳理介紹。
（一）《前秦建元廿年（384）韓瓫辭爲自期召弟應見事》
1建元廿年三月廿三日，韓瓫自期二日召
2弟到應見。逋違，受馬鞭一百。期
3具。
這是前秦統治高昌時期文書。韓瓫身份不詳，推測應是縣級小吏。他答應召弟來署見官，弟到期未至，瓫被罰受“馬鞭”一百。特别注明是“馬鞭”，是因爲當時“馬鞭”一般皆用皮革製作，較用荊、蒲、竹等製作的刑鞭打人更重更痛。
（二）《北涼義和（431-433）某年兵曹行罰部隤五人文書》
這件文書全十三行，僅下部部分殘斷，大意是説：兵曹掾張預、史左法强報告：部隤囗雙等五人“由來長[逋]，不逐部伍”，現决定“各罰髡鞭二百”，請批准。這是沮渠氏北涼統治高昌時期文書。“部隤”應是兵種名稱。“髡鞭”作爲刑罰，屢見於《三國志·吴書》、《宋書》、《魏書》、《隋書》、《通典》等書，應與“髡笞”屬於同類刑罰，即先剃去鬚髮，然後鞭打身體，帶有很强的羞辱性。
（三）《翟强辭爲受賕事》
這件文書前後均缺，存文六行，下部殘斷，大意是説：兵曹徵發魯得、令狐國、王樸子等九人服兵役，翟强當時是高昌軍事部門胥吏，接受他們的賄賂，幫助他們“逋不從征”，事發後，他們都受到“鞭二百”的處罰，翟强也因此受到查辦和懲處。這是闞爽政權統治高昌時期文書，具體時間應在緣禾五年（436）六月廿三日前。當時河西北涼政權勢力因故撤出高昌，闞爽爲本地豪族，自爲高昌太守，處北魏、北涼、柔然三大勢力之間，爲了自保，重視兵役，可以理解；對於逃避兵役的人處以重罰，也可以理解。但每人“鞭二百”，仍嫌酷虐。
（四）《兵曹行罰幢校文書》
這件文書後缺，存文十一行，上部殘斷，大意是説：兵曹掾張預、史毛恩報告：幢兵□興、周次等，皆應專在某地承擔守望工作，但因幢和校將逋惰，幢兵都逃亡不歸，現在决定“幢杖五十，校將杖七十”，請批准。這也是闞爽政權統治高昌時期文書，具體時間應在緣禾六年（437）四月十四日。幢是當時高昌基本軍事編制名稱，下面還有校：幢設領幢主將一人，簡稱幢；校一般設將二人，簡稱校或校將。主將幢僅杖五十，校將却杖七十，也是根據情節决定的吧。
此外，還有同屬闞爽政權時期的《下二部督郵、縣主者符》、《縣兵曹刺爲點閲兵人事》等文書，也有處罰幢、校將、兵士鞭杖的材料。國家博物館藏《北涼**六年（442）田地縣召催諸軍到府文書》，記高昌郡所屬田地縣要求廷掾侯馥、李珍，録事闞銀、闞林等，召催諸軍到府，説明如果“違召不到”，廷掾、録事將“受罰二百，受頓鞭，遠使一道”。到了麴氏王國時期，如《永平元年（549）十二月十九日祀部班示爲知祀人上名及謫罰事》、《永平元年（549）十二月廿九日祀部班示爲明正一日知祀人上名及謫罰事》等文書，也有“罰杖”材料。這裏限於篇幅，不一一介紹，有興趣者可以自行查詢檢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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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 結
本文根據漢唐時期“鞭杖”對象的地方化演變，通過對長沙吴簡與吐魯番文書相關“鞭杖”材料的梳理介紹，對魏晋時期南方的臨湘和北方的高昌的縣掌鞭杖司法權的情况，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并可作如下小結：
（一）刑罰之有“鞭杖”，據記載雖然源遠流長，但具體施行却始於東漢初年光武帝或明帝時期，且僅限於尚書郎。當時尚書屬於宫官，類似天子“家奴”，對尚書郎施行鞭杖，類似天子“家法”，并不具備普適性。魏晋制定《鞭杖令》，始使鞭杖成爲了“國法”，施行對象也從中央向基層和地方發展演變。唐代正式確定由縣掌鞭杖司法權，這自然不會是唐代新創，而是其來有漸。
（二）據《三國志》記載，東漢末年至三國初年，縣掌鞭杖司法權已漸成定制，施行對象主要是縣級掾吏。關於這一點，長沙吴簡有不少記載。鄉吏督繳錢糧未畢要受鞭杖處罰，鄉吏督繳財用錢未畢也要受鞭杖處罰，鞭杖數目根據情節從各卅到各六十不等，也有單鞭五十的記載。著名的許迪割米案，罪犯典鹽掾許迪拷問時先後被搥杖多達四百五十，審案的核事掾陳曠和録事掾潘琬，也因工作慢怠，分别給以鞭一百與杖卅的處罰。
（三）據《晋書·載記》記載，北方十六國也是縣掌鞭杖司法權，其中《苻堅載記下》記王猛任始平令，下車伊始便“鞭殺一吏”，較爲典型，可見鞭杖刑罰之重。吐魯番文書有不少高昌縣掌鞭杖司法權的記載。小吏韓瓫失信被罰受“馬鞭”一百。部隤五人長逋兵役被罰各受“髡鞭”二百。兵曹徵發九人服兵役，胥吏翟强受賄，幫助他們“逋不從征”，他們都被罰“鞭二百”，翟强也受到查辦和懲處。幢兵逃亡，幢和校將逋惰被問責，幢杖五十，校將杖七十。
（四）據此可見，“鞭杖”作爲中古時期最常見的刑罰，司法權確實主要由縣掌管。在孫吴時期的臨湘和十六國時期的高昌施行十分廣泛。施行對象都是“治官事”的掾吏和兵士，作用也都是“糾”工作和從軍中的各種“慢怠”，包括貪污和受賄。從“鞭杖”數目看，北方的高昌似較南方的臨湘爲重。這恐怕與北方戰亂較多，亂世須用重典，存在一定關係。總之，“鞭杖”作爲縣掌司法權的最常見的刑罰，對於中古時期地方軍政的治理，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作者王素，故宫博物院“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研究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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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本文爲“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規劃項目“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竹木牘”（項目號G1416）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吐魯番出土文書再整理與研究”（項目號17ZDA18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得到“萬科-奉先殿研究性保護項目”專項經費資助。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尚書》卷二《舜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第77頁。
（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卷一《名例·杖刑》，中華書局，1983，第4頁。
（晋）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三二《蜀書·先主傳》，中華書局，1964，第873頁。
（晋）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三《魏書·明帝紀》，第101頁。
程樹德：《漢律考》卷二《刑名考》，載《九朝律考》，商務印書館，1927，第27-28頁。
（隋）虞世南：《北堂書鈔》卷四五《杖刑》，中國書店，1989，第125頁。
原文爲：“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缺補之，世祖始改用孝廉爲郎，以孝廉丁邯補焉。邯稱病不就。詔問：‘實病？羞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耻以孝廉爲令史職耳。’世祖怒曰：‘虎賁滅頭杖之數十。’詔曰：‘欲爲郎不？’邯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中詔遣出，竟不爲郎。”見《後漢書》卷一一六《百官志三》，中華書局，1973，第3598頁。
王素：《三省制略論（增訂本）》，中西書局，2021，第29-34頁。
（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六一《左雄傳》，第2022頁。
（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七六《循吏傳·序》，第2458頁。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九《刑法部》，中華書局，1995，第2902頁。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六《尚書刑部》，中華書局，1992，第184頁。
王素：《三省制略論（增訂本）》，第34-38頁。
（唐）李延壽撰：《南史》卷一八《蕭思話附子惠開從孫琛傳》，中華書局，1975，第505-506頁。
王利器：《顔氏家訓集解（增補本）》卷四《涉務》，中華書局，2002，第317-321頁。
（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卷一《名例》，第3頁。
（晋）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一五《魏書·司馬朗傳》，第467頁。
（晋）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五五《吴書·黃蓋傳》，第1284頁。
（晋）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一六《魏書·倉慈傳》，第512頁。
王素：《説“吏民”——讀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劄記》，原載《中國文物報》2002年9月27日第7版，後增訂改名《説“吏民”——讀長沙吴簡劄記之一》，收入《漢唐歷史與出土文獻》，故宫博物院學術文庫，故宫出版社，2011，第173-175頁。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簡牘博物館等：《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竹簡》[壹]、[伍]、[陸]，文物出版社，2003、2018、2017，第922、878、841頁。下引[陸]不再出注。
趙寵亮：《説“財用錢”》，《歷史研究》2006第2期，第181-183頁。
孟彦弘：《釋“財用錢”》，《吴簡研究》第1輯,崇文書局，2004，第222-229頁。
（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一一四《百官志一》，第3559頁。
（梁）沈約撰：《宋書》卷三九《百官志上》，中華書局，1974，第1220頁。
陳仲安、王素：《漢唐職官制度研究（增訂本）》，中西書局，2018，第164頁。
[日]中村璋八：《五行大義校注（增訂版）》，東京汲古書院，1998，第190-191頁。
參閲徐暢：《新刊長沙走馬樓吴簡與許迪割米案司法程序的復原》，《文物》2015年第12期，第71-83頁。
長沙簡牘博物館、故宫研究院古文獻研究所等：《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竹簡》[捌]，文物出版社，2019，第750、754、756頁。
徐世虹：《對兩件簡牘法律文書的補考》，《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2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第99-100頁。
王素、宋少華：《長沙走馬樓吴簡書法綜論》，原載《中國書法》2014年第5期，第59頁，再刊《長沙走馬樓吴簡書法研究》，西泠印社，2019，第7頁。
（唐）房玄齡等撰：《晋書》卷一一四《苻堅載記下》，中華書局，1974，第2930頁。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壹]，文物出版社，1992，第4頁。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壹]，第65頁。
胡如雷：《幾件新疆出土文書中反映的十六國時期租佃契約關係》，《文物》1978年第6期，第23-24頁。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壹]，第49頁。
王素：《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第160號，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第110頁。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壹]，第71頁。
王素：《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第175號，第114頁。
唐長孺：《吐魯番文書中所見高昌郡軍事制度》，原載《社會科學戰綫》1982年第3期，收入《唐長孺文集：山居存稿》，中華書局，2011，第374-4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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