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衰有道：清代北商的砖茶贸易
https://mp.weixin.qq.com/s/jyZbjLXJESIh_iX-G2ko_A原载《史学集刊》2024年第2期“明清史研究”。
主持人语(南炳文)：本专栏此期刊出的赖惠敏研究员和王惠敏副研究员撰写的《兴衰有道：清代北商的砖茶贸易》一文，详论了砖茶在蒙古地区社会的功用和广泛渗透，清中前期贩至蒙古地区和恰克图的砖茶状况，砖茶的商运、官运路线，以及咸丰十一年后北商砖茶贸易的衰落等。衰落的具体表现包括贩至蒙古地区的砖茶数量的显著下降和晋商丧失恰克图贸易垄断地位。本文涉及的内容非常繁多，头绪复杂，专业性极强，将之彻底掌握相当不易，而本文作者能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为依靠，以准确、易懂的语言将之深入浅出地论述、介绍出来，实为难得，不仅学术价值极高，而且学风令人佩服。(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资深教授)
兴衰有道：清代北商的砖茶贸易
赖惠敏，王惠敏
(1. “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台湾 台北 11529；
2．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茶叶是清代国内外贸易的大宗物资，也是销往边疆民族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砖茶对清廷维护边疆统治秩序极其重要。借助康雍乾三朝对准噶尔部的军事行动所带来的商业契机，北商贩售砖茶至蒙古地区的经济活动在清中前期边疆贸易领域写就了壮丽篇章，促进了商贸线路、物资交易网络和商业市镇的形成。砖茶自产茶区流向万里之外的蒙古地区，成为当地居民的日常必需品和广泛流通的“货币”，并且终清之世位列输入品首位。咸丰十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经恰克图与俄国贸易的北商群体严重受挫，遂将视野转向蒙古地区，并改变经营策略。清末，北商在蒙古地区的商业活动基本得以撑持，砖茶贸易仍保持一定的优势，但盈利情况一落千丈。由是观之，清代北商的砖茶贸易兴衰之道与清朝国力的盛衰走向高度契合。
关键词：清代；北商；蒙古地区；恰克图；砖茶
砖茶(黑茶)是蒙古地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品，康熙二十七年(1688)张鹏翮出使俄国时，便说道：“塞外不用银钱，专喜中国黑茶、蓝青梭布。”黑茶产自湖南地区，由山西商人贩卖到蒙古地区和恰克图。清朝历经康雍乾三朝长期与蒙古准噶尔部交战和对峙，最后取得胜利。砖茶成为清朝统治蒙古地区的利器，清廷派官商从事运茶与贸易。官商领有理藩院的院票，从张家口、归化两处出关到蒙古，并进行中俄贸易。学界有关清代边销茶的研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其中，不乏与本文研究相关且不无启发的成果：李今芸《恰克图茶叶贸易与晋商(1862—1917)》一文侧重19世纪中期以后因不敌俄商近代化的制茶技术和经营之竞争，山西商人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迅速萎缩；何强《边政与财政：边疆治理视阈下的清代茶叶边销模式》一文强调对茶叶边销是清政府治边的重要策略，为边疆治理提供了财政支持，也促使清代边疆地区形成点、线结合的贸易网络；陈文华《清代中俄茶叶贸易路线变迁》一文指出，随着茶叶贸易在不同地域的拓展与变动，多种联运方式和多支线的开辟，最终形成了主线、支线兼备的网络茶叶运输结构。这些文章有助于笔者考察砖茶对清王朝巩固边疆统治秩序的战略意义，以及讨论清代北商的砖茶贸易路线的多样性。以往，笔者在探讨清代北商的茶叶贸易问题时已注意到君眉茶、白毫茶、青茶，但对砖茶着墨甚少。鉴于此，本文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宫档案、蒙古国国家档案局藏档案，以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探讨安化黑茶的功用。它除了是民生必需品外，库伦办事大臣衙门、科布多衙门将砖茶当作货币使用，用于税收和赏赐官兵。同时，本文还讨论了茶叶运输路线，以及1860年以后俄罗斯在汉口建茶厂引发的晋商贩售危机。
一、砖茶在蒙古地区社会的功用及广泛渗透
黑茶是什么？清代档案云：“山西商贩所办帽盒茶，向系运往口外蒙古地方销售，蒙古地区所销茶叶只有两种，一名砖茶、一名帽盒茶，因其似砖与帽盒，故以命名，皆象形也。帽盒茶较砖茶尤粗，盖茶中之最下者，西商运此，初颇获利，及俄商砖茶减税，西商受其充斥，生意遂衰。从前山西业茶者数十家，俱号为巨商，迩来式微甚矣。”湖南安化高家溪、马家溪、蒋家坳和八甲湾等地出产的黑茶均销至蒙古地区和俄国，红茶则主要销往俄国。二者区别在于制造之异，茶叶原质并无差别，均以黑毛茶为原料。显然，清代最受蒙古地区居民喜爱的黑茶就是砖茶。这种砖茶是以安化黑毛茶为原料运至陕西泾阳被压制而成，称为安化黑茶或砖茶。目前笔者掌握的蒙古国国家档案局藏档案，以及种类丰富的清宫档案，为聚焦北商的砖茶贸易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史料依据。相关清代私人笔记和民国时期茶叶调查报告等资料，亦有助于丰富和加深对砖茶贸易的认知。鉴于此，本文着重探讨清代北商赴蒙古地区和恰克图的砖茶贸易，他们贩售的正是安化的千两茶和百两茶等黑茶或砖茶。
清朝从事边疆茶叶贸易的商人可以分成四种：“新疆地区称为西商，所贩茶为珠兰、建旗、千百两、封子茶。与俄罗斯贸易的称北商，贩售的白毫茶、青茶。另有东商和南商，东商指甘新茶政，由晋商承办，谓之东商口岸。回乱后，东商逃散，左相求之不得，岁饬湖南人承办，谓之南商，所销运皆湖南砖茶。及晋商归，复向南商承拨分销。至今东商仅十之三，南商十之七。”贩售砖茶至蒙古地区和俄国的商业活动便属于北商贸易范畴。不过，旅蒙商中的北商群体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从理藩院领取部票、享有特许经营权的官商。其崛起与康雍乾三朝对准噶尔部的战争有莫大关系——以协助清廷运输军需物资为条件，获准进入蒙古地区开展贸易。清廷设立的卡伦和台站也为持票商人赴蒙古地区和恰克图经商提供了便利。
然而，正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随着清朝国力的下降，依附于清廷的官商也随之式微。咸丰十年(1860)《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俄国茶商很快开始挤占中国的茶叶市场。北商在恰克图的砖茶贸易陷入萎缩，但在蒙古的贸易尚能竭力维持。北商不敌俄商近代化经营的竞争而趋于衰落，同时还与其未能挣脱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有关。路径依赖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者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该路径是“好”还是“坏”，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让现有路径很难被改变，或者转换的成本很高，于是只好沿着这条既定道路发展下去。在清中前期的一百多年里，北商依赖理藩院的“给票制度”，在蒙古地区和恰克图的砖茶贸易取得了巨大成功，传统的经营模式(如手工压茶、驮载运输)和“官商结合”的文化理念因之固化。于是，在面对俄商的近代化砖茶压制技术，以及贸易路线和运输方式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时，北商起初未曾积极应对，后来又在清廷开征茶厘和朝中新贵支持其他商帮等不利因素的冲击下，陷入内外交困的泥潭，无力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一)蒙古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与节庆中的茶饮
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艾伦·麦克法兰指出，“从青藏高原到西伯利亚，广袤亚洲高地上的游牧民族”，“生活在劲风凛冽、冬季严寒极大考验人体耐力的地区”，饮茶“可以增强体力，帮助他们抵御高原地带的恶劣气候”，“到了12世纪前后，砖茶的饮用变得非常普遍，竟然成为中亚很多地区的‘硬通货’”。因为，“(蒙古)风俗随水草畜牧而转移，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以肉为饭，以酪为浆，无五谷蔬菜之属，衣皮革，处毡庐，见中国之茶布则宝之，而金银非其好也”。因此，除充当流通货币外，砖茶还广泛而深刻地浸染了蒙古地区社会的诸多层面。
康熙五十八年(1719)蒙古都统法喇曾上疏曰：“蒙古及西番人民，皆藉茶养生。”气候偏寒、蔬果匮乏的蒙古地区素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之说。光绪十八年(1892)波兹德涅耶夫注意到，在归化城及其周围地区，即使再富有的商人和人家也都不喝白毫茶和花茶，而只喝二四砖茶。可见，砖茶早已融入蒙古地区居民的日常生活。《蒙古风俗鉴》一书指出，蒙古地区人们每天早晨煮砖茶兑牛奶，盛上半碗炒米泡茶喝，他们对茶非常重视，在婚丧嫁娶、重要节庆等场合，都要用到砖茶；在蒙古地区人们的观念里，用砖茶随礼比较体面，可以促进和维护人际关系，因此在娶媳妇、姑娘出嫁、晋级、祝寿、增人进口等喜庆宴席上互相送礼物时，哪怕是家境贫寒的人家也会至少送一块价值五两白银的砖茶。
在蒙古地区的官商往来中，砖茶作为礼品也承担了人情度量的角色。北商给衙门官员送礼出手十分阔绰。乾隆五十七年(1792)至嘉庆四年(1799)，合裕安、美玉公、万盛隆、广和兴、丰玉成等多家商号送给恰克图章京的礼品可谓琳琅满目，其中就有砖茶。此外，用砖茶精心熬制的奶茶在维系清朝和蒙古王公贵族的政治联系方面扮演了礼仪性的角色。乾隆皇帝习惯给入宫朝觐的蒙古王公们赐奶茶，以示皇恩。蒙古贵族也以奶茶招待清朝皇帝派来的使者。咸丰八年(1858)正月，太仆寺少卿文祥奉旨赴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代表清廷赐奠已故札萨克贝子多尔济萨穆鲁布，祭奠礼毕后主家马上呈上一壶熬好的砖茶和四色茶食，恭“请天使以自带之茶盏递茶”，以示格外尊敬。
(二)砖茶：库伦办事大臣衙门的货币
与清代新疆的杂税(如牲畜税、葡棉税等)一律用银缴纳不同，库伦办事大臣衙门的各种税收和陋规均折砖茶缴纳。库伦办事大臣衙门除了官员薪水外，经费主要源自各种陋规和落地税。例如，商人至衙门领取限票时应按规定缴纳砖茶，最高需付六箱半砖茶。另据《商铺承领限票清册》载，商铺承领给限100天票38张、给限200天票30张；给100天的票收1块三六砖茶；出门报单241张，收421块三六砖茶。从嘉庆、咸丰朝的官员贪腐案件中可以发现，库伦办事大臣和恰克图章京的陋规收入远高于养廉银。又如，库伦的查地陋规银须折砖茶缴交。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月，元顺明、协裕和、天兴德、双舜全、万隆魁、万源长、三和正等7个商号在贝子朋楚克车林和札萨克纳逊昆布等旗种地、盖房和畜养牲口，被罚二六砖茶300箱。再如，清代蒙古地区人们偷盗按律应罚之牲畜均折砖茶缴付。据《嘉庆七年衙门官项罚九牲畜变价银两砖茶等物销算清册》记载，嘉庆七年(1802)喇嘛巴哈桑、罗布桑、沙毕属下奔巴等三人偷俄罗斯马，各该管头目均被罚，其中一头目晋巴所罚牲畜需折交砖茶405块；同年十二月初五，库伦办事大臣衙门在办案时将按例应罚牲畜悉数变价折银220.5两和砖茶270块。
库伦的货物落地税亦用砖茶缴纳。嘉庆五年(1800)，商民事务衙门章京奇德在奏折中提道，自库伦设立集市以来，从张家口、多伦诺尔、库克城、乌里雅苏台和恰克图等地来的货车，每车抽收砖茶1.5块，如果是来自各札萨克蒙古地区商人的货车，则每车抽0.75块。奇德希望禁止抽收货物落地税，而以发商生息银充办公经费。同治九年(1870)以后，清廷开放各地商人到库伦经商，运至库伦的每驮货物需缴2块三六砖茶。笔者通过查阅蒙古国家档案局所藏档案发现，光绪年间又全面恢复了抽收茶块的落地税，无论是外地商人进入库伦商圈，还是库伦商人出外经商，均需用砖茶缴纳该税种。其一，库伦对外地商人进入库伦商圈征收落地税。由张家口新入保甲的商人每家需付126块砖茶；在多伦诺尔领取部票的商人，抵库伦商圈时每张部票需缴122块砖茶；自归化城领部票的商人，至库伦需缴纳三六砖茶65块。针对这三类外地商人，光绪十九年(1893)清朝共收落地税三六砖茶1720块；光绪二十年(1894)，共收三六砖茶9174块；光绪二十一年(1895)，共收三六砖茶8357块。其二，库伦商人出栅栏赴外地贸易者，需向商民事务衙门领取小票，每天缴纳三六砖茶3块。栅栏外“无甲”入里甲者缴茶1块，货物每车驮缴纳三六砖茶6块，编入里甲的商人则缴茶4块。
(三)熬茶：蒙古地区牧民信仰表达的媒介
清朝统治者大多主张“兴黄教以安众蒙古”。于是，清廷一面敕修大寺，如“敕建庆宁寺”，一面鼓励蒙古诸部广建喇嘛庙，以致庙宇林立。“漠南蒙古每旗建有寺庙 ，最少的旗也有十几个，寺庙的总数可能达到上千”，“喀尔喀蒙古所建的寺庙约有一百(座)”，“大庙的喇嘛有的达到数千人，小庙大喇嘛也有十余人”。众喇嘛亟需砖茶作为生活物资和流通货币。科布多衙门不仅要给普宁寺供品和经费，还要给喇嘛们每4个月发放50块砖茶及50斛黍。寺院还向租种土地的汉民征收以箱为单位的砖茶作为地租；有的札萨克竟将本已捐给庆宁寺的土地强行收回，“并把乌逊色哩地方的耕地出租给两名汉人，每年租金为五箱砖茶”，喇嘛们不肯放弃这笔砖茶收入，遂提起诉讼并最终胜诉。为增加收入，蒙古喇嘛还设法私带砖茶、布匹等物资与俄商进行贸易。这些都表明，砖茶是蒙古地区众多寺庙高度依赖的物资。因此，蒙古地区牧民笃信黄教，常去寺庙熬茶礼佛的宗教实践显得尤为重要。虔诚的牧民根据自身的能力不时向寺庙捐献数量不等的砖茶，这既是宗教情感的表达，也是个人修行的一部分。喇嘛们则通过熬茶仪式向敬献砖茶的信众赐福。于是，砖茶成为蒙古地区连接僧俗、沟通人神和维系信仰的重要媒介。
(四)维护边疆统治的战略物资
军事驻防是清王朝控制喀尔喀蒙古的重要手段。砖茶作为蒙古地区边防必备物资颇具战略意义，为边疆开拓与治理做出了积极贡献。康雍乾三朝长期与蒙古准噶尔部交战和对峙，在漠北屯聚重兵。雍正末年，清朝派驻喀尔喀蒙古的官兵数量一度高达 60 300 余名。为节省费用，清廷还设置屯田兵。雍正初年，清朝在乌兰固木、多诺伊昆堆、察罕廋尔三处垦田4997亩，在乌尔哲图戈尔、博尔廓、特里的田亩足够千人耕种。乾隆末年，科布多“复添屯田官四员、兵六十四名”。这些官兵对砖茶的需求很大，朝廷对此十分重视。雍正八年(1730)，清朝向军营运送北路黑茶，每箱装茶130斤。乾隆十九年(1754)八月，甘肃巡抚鄂昌奏称，由抚标左营守备白粹领运黑茶200 000斤，分4次转运至北路军营。乌里雅苏台的军饷由山西省协拨，而向乌里雅苏台转运茶和米粮等物资，则由归绥道承办。乾隆二十二年(1757)六月，据山西布政司刘慥称办运至乌里雅苏台茶叶181 818斤，运至归化后改驮运出关。
清廷供应给蒙古地区驻军日用所需的砖茶，以及奖赏台站、卡伦官兵、屯田官兵和恩赏喇嘛等的砖茶，每年都有固定的数量。道光七年(1827)《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官兵银粮数目清册》记载，科布多衙门一年内发放给众安庙砖茶200块，赏给卡伦侍卫、台吉、兵丁等砖茶1807块，又因屯田丰收赏给官兵砖茶177块，共计2184块。这批砖茶由山西巡抚备办。据保英、桂祥奏称：“科布多蒙民杂处赏赉多用砖茶，每岁所需不下二千余块。如遇不敷支放，先行奏闻行知山西巡抚购办，以备委员领取历经遵办在案。今查库存砖茶约放至年底所剩不过一千五百有余，而明年应给众安庙及屯田卡伦各蒙兵赏项仅敷一岁之需，查照旧章预为采买。如蒙俞允，由奴才等咨行山西巡抚备办砖茶八千块运解归绥道库，再由奴才等派员领取由驿递运科城。”科布多因砖茶不够发放而循例采办。嘉庆九年(1804)户部咨称，查科布多库贮茶叶不敷支放，请交山西省采买砖茶8000块解往。
砖茶在维护清朝边疆统治秩序方面极其重要。为笼络蒙古各部，清廷不吝赐茶，以示天恩。雍正十年(1732)，将军傅尔丹呈称将察罕廋尔的茶叶3117包赏给喀尔喀厄鲁特。乾隆十九年，大学士傅恒等谨奏：“查甘省官茶额引二万七千余道，每年应交茶二十余万封，旧例由商人按引交纳，以为招换番马之用。嗣因换马之例久经停止，此项商办茶斤，除应存备赏给蒙古约十余万封外，余俱变价充饷。”同时，为保障塞外台站通畅，清廷也会不时赏给守台站驿丁米、茶等物资，以示体恤。雍正朝曾多次给蒙古站台驿丁补给银、米、牲畜、茶、布和蒙古帐房等物资。雍正末年，驻四十三台原员外郎音柱，自从来到台站后资助给蒙古地区等绵羊、山羊1000余只，茶8000余包。乾隆二十六年(1761)《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官兵银粮数目清册》记载，乌里雅苏台衙门有砖茶34 865.5块。嘉庆二年(1797)乌里雅苏台衙门旧管砖茶3429余块，除去已用539余块，实有约2890块。道光七年，乌里雅苏台旧管砖茶435余块；科布多旧管砖茶8807余块，除去已支放2184块，实有约6623块。同治四年(1865)，乌里雅苏台衙门存砖茶7190.5块。恰克图衙门也存有砖茶，每年照例赏给官兵。另据《祥麟日记》可知，光绪十二年(1886)至光绪十六年(1890)，商人赴乌里雅苏台约有120次，若按例收取规费应当有一笔“衙门创收”，可惜未留下相关档案。
综上可知，砖茶在蒙古地区被用作主要流通货币，直观地诠释了其具有价值衡量尺度、交换媒介、支付手段和财富存储等功能。砖茶因之得以深度介入蒙古地区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公共事务空间，以及蒙古地区居民的私人生活领域——吃喝嫖赌、置衣租屋、理发修面、婚丧嫁娶等均涉及砖茶。在乾隆朝至同治朝《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官兵银粮数目清册》中，砖茶一直赫然在列，并数量颇为可观，这应与砖茶在蒙古地区拥有无与伦比的“硬通货”特质，及其作为日常“刚需”消费品和社交场合“排面担当”密切相关。同时，砖茶既是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的衙门奖赏卡伦或台站兵丁、屯田官兵，以及笼络喇嘛的“利器”，也是蒙古地区各旗、黄教寺庙均十分看重的实物地租。毋庸置疑，砖茶与蒙古地区居民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互动，并在蒙古草原上成为集工具价值和人文价值于一体的独特存在。
二、清中前期贩至蒙古地区和恰克图的砖茶
康雍乾三朝，为平定准噶尔部，清军多次深入蒙古草原。为紧缩财政开支和有效管理资源，清廷鼓励商人转运军粮，作为回报允许他们携带布匹、烟草和茶等售卖，若因军需之用可以免税。随军商人因之获利不菲。雍正朝纳兰常安称：“当大军云集，斗米白镪十两，酒面果蔬虽少售，亦需数金，一收十利，意犹未足。……是以收利盈千万亿，致富不赀。”于是，“凡粮饷之运搬、军需品之购买，皆须假手商人。故军队所至之地，商人随之，其后大军撤退，商人仍留各地，设置商店，开始营业，遂形成一市场焉。如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等处皆依此沿革而成今日之一大城镇者也”。这一总结十分妥帖，例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赴科布多贸易之汉民等络绎不绝”，清廷遂筹划“择一高燥之地”，“从容建城”。商人在漠南蒙古的生意也很兴隆。乾隆十四年(1749)，理藩院在奏准刑法名例中提道，“蒙古一切衣食等物，大半买之内地。内地人持货赴边，日积月累，迄今归化城、八沟、多伦诺尔数处所集之人，已至数十余万”。旅蒙商人抓住替朝廷办理军需的契机，获得赴蒙古地区开展边疆贸易的特许权利，不仅得以与牧民互通有无，促进了当地土产的商品化，而且推动了内外蒙古地区的贸易线路、物资交易网络，以及商业市镇的形成。
具体而言，“中蒙贸易，约分数种，一曰‘坐庄’，一曰‘行商’。坐庄多设于东口库伦，西口较少，东口庄由内地运货至张家口，再由库伦庄转运于蒙境，其货物以砖茶及日用品为多，而三六砖茶及二七砖茶为最通行，且有用以代货币者，故其销路，远在他品之上。日用品、布匹、绸缎、烟草及衣食住所需之物，此项商店，俗称碎小铺，其时营业甚为发达，如布匹、烟草两项，每年销路，均有二百余万两，而砖茶之销路，更数倍之，营此业者，以汾阳、孝义、祁县等处人为多。行商者，资本较小，不设商铺，或由内地自运货物，或由坐庄转运物品于内外蒙古各境，其货物种类，亦与坐庄相同，此项贸易虽小，而利息尤厚，营此业者，亦以汾阳等县人为多，而雁门道一带之人亦有之。盖蒙人知识不开，不知内地物价，由华商任意居奇，又蒙古地区无通用货币，往往以牲畜交易货物，例如布一匹可易马一匹，以砖茶一二块易羊一头，甚至有以篦子一件易羊一头者。是项易定之牲畜，商人如不能即时驱回，蒙人且为负代牧之责，俟其货物售罄，乃向各地收取现款，群驱牲畜结队南归，及至东西两口，即得善价而沽，此项利益，盖不知其倍蓰矣”。由引文中“东口庄由内地运货至张家口，再由库伦庄转运于蒙境，其货物以砖茶及日用品为多”，“其销路，远在他品之上”，以及“布匹、烟草两项，每年销路，均有二百余万两，而砖茶之销路，更数倍之”等内容可知，砖茶是清代北商在蒙古地区贸易份额和获利空间均十分可观的“畅销品”。
(一)咸丰十一年以前贩至蒙古的砖茶
蒙古地区人民对砖茶高度依赖，具有巨大消费需求，为北商的砖茶贸易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然而，在清代史料中，我们很难找到类似账簿式记载商人转运砖茶至蒙古销售的具体数据。前述乾隆十九年和乾隆二十二年供应北路军营采办运输之黑茶，以及后来山西省采买砖茶，这些都是因军需运茶。商人领票运茶的资料不太齐全，主要是因为归化商人理应每年都需要到理藩院领院票，但往往一张票用好几年。管理院票的绥远将军衙门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无从得知确切的贸易数字。只能在库伦办事大臣衙门的刑罚案件中看到一些零星数字。乾隆二十九年(1764)正月，库伦商人杨恭礼和同伙杨大宁二人携带“货车二十一辆，内装砖茶二十箱”，因欲走私向卡伦协理台吉噶勒桑行贿而被告发，所带全部货物共折银459.25两，悉数查抄入内务府。蒙古国家档案局藏档案记载了嘉庆二十五年(1820)隆泰成执事人李玿携带的货物清册，其中就有砖茶80箱。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库伦蒙古办事大臣勒克尔饬该商民事务衙门章京成祥查明近期民间债务情况，涉及蒙民除欠汉商银15 300余两外，还赊欠了砖茶94 620篓。当时一篓砖茶约值1.2两白银，茶款折银约113 544两，合计蒙民共欠银约128 844两。
清代档案常提到的北商约有四五十家，实际赴漠北贸易的领票茶商至少有100多家。他们贩至蒙古地区的大宗货物就是砖茶。蒙古国国家档案局藏档案编号M1D1档案有嘉庆二十四年(1819)、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十一年(1831)、道光十七年(1837)、道光二十七年(1847)商人携带的货物清册单，所列货物首重砖茶，另外还有米谷、麻油、冰糖和布匹等，用来与蒙古地区牧民交易毛皮和鹿茸等。但这些货物清册单只有执事人名字并没有商号名称。笔者通过比对蒙古国国家档案局藏《恰克图各铺户请领部票随带货物价值银两并买俄罗斯货物价值银两数目清册》，找到了部分商号的名称。清中期北商贩运砖茶具体情况，参见下表1。
据表1可知，关于清中期北商贩运的砖茶数量，嘉庆二十四年为1261箱、嘉庆二十五年为2024箱、道光十一年为1288箱、道光十七年为1830箱、道光二十七年为4727箱。一箱二七砖茶(每块砖茶重55两，一箱装27块砖茶)共重92.8斤，一箱三六砖茶(每块砖茶重42两，一箱装36块砖茶)共重94.5斤。举例来说，表1中道光二十七年北商携带的砖茶按三六砖茶折算，约计4467担，但是根据俄国方面的档案，该年中国砖茶输出高达35 180.88担(见后文表2倒数第5行第5列)。因目前搜集到的蒙古国档案尚不够齐全，所以导致数量差距颇大。同治七年(1868)，一位恰克图商人在怀念往昔贩茶兴盛情形时感慨道：“从前贸易之盛，由于俄商不能自行运茶，该国之于商等处换给茶斤。彼时领票茶商百有余号。每年办茶约在十七、八万箱上下。且南北道路平靖，商等即以所换俄人之货，沿途贩运销售，既获重利，再赴两湖贩茶来恰，是以日见兴隆。”
(二)咸丰十一年以前贩至恰克图的砖茶
砖茶在外贝加尔边区的一般居民当中饮用极广，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以致往往可以当钱使用。当地农牧民或布里亚特人出售货物时，“宁愿要砖茶而不要钱，因为他们确信，在任何地方他都能以砖茶代替钱来使用”。18世纪中国茶叶的出口需求不断增加，但饮茶者存在地域和身份上的区别。居住在俄罗斯亚洲地区的布里雅特人原是蒙古人，保留了喜欢喝砖茶的生活习惯。乾隆十五年(1750)运往布哈拉的砖茶为391块，乾隆十七年(1752)增至11 326块。18世纪下半叶，俄国已盛行饮茶之风。乾隆二十九年(1764)俄国六等文官米勒在《关于赴华使团的意见》中写道：“茶在对华贸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喝中国茶，很难戒掉。”
恰克图是连接中俄茶叶贸易的边疆重镇。雍正五年(1727)，清廷同俄国签订《恰克图条约》，划定了两国在漠北蒙古北部的边界。沙俄在恰克图河北面修建城堡、要塞、营房和贸易的货栈。雍正七年(1729)，清廷在此成立专供贸易的集市，并派理藩院司员入驻，监理贸易。次年，清廷在俄商所在的恰克图贸易区对面建买卖城。俄商、北商、蒙商聚集于此，进行货物交易。茶占俄国在恰克图进货量的最大部分，道光二十七年至咸丰元年(1851)俄国在恰克图贸易全部进货量总计为31 058 844银卢布，而茶的进货量达29 534 738银卢布，约占全部进货量的95%。
中国的茶叶种类繁多，尤以红茶和安化黑茶压制成的茶砖在俄国最受欢迎。乾隆五十七年三月至五月恰克图商民销往俄国的砖茶达 4622.5 箱。据瓦西里·帕尔申统计，道光十八年(1838)买卖城内包括达兴友、尤庆源、乔发成等在内的18家字号共与俄商交易砖茶4724箱。随着砖茶在欧俄居民中的普及，恰克图的砖茶贸易量持续增加。据贸易清册可以发现，道光三十年(1850)至咸丰元年间完税后运进俄国的砖茶总计有15万普特(约42 000担)。笔者通过阅读蒙古国国家档案局藏《恰克图各铺户请领部票随带货物价值银两并买俄罗斯货物价值银两数目清册》，统计出嘉庆二十一年(1816)至同治十年(1871)在恰克图从事中俄贸易的字号约161家。道光十六年(1836)以前俄国输入的茶叶，在贸易种类中合并统计，道光十六年以后才将白毫茶、砖茶分别统计，具体情况详见表2。
据表2可以了解到，19世纪上半叶是中俄茶叶贸易上升期；道光十六年至咸丰元年中国输往俄国的茶叶总计1 201 586.96担，其中白毫茶共计806 338.4担，约占总数的67%，砖茶共计395 248.56担，约占总数的33%；自道光十六年以降，运至俄国的白毫茶数量除道光十七年和道光十八年两年略有下降外，其余每年都在增加。咸丰元年白毫茶的销售量约是道光十六年销售量的1.78倍。同样以道光十六年为起点，销往俄国的砖茶除道光十七年至道光二十年和道光二十二年等年份有所下降外，其余每年的销量都有程度不一的增加。咸丰元年砖茶的销量售量是道光十六年销售量的1.27倍。销往俄国的茶叶种类与饮茶者的身份和生活区域的差异息息相关。白毫茶主要行销于欧俄城市居民或贵族，砖茶则销售至中亚、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特别是布里雅特人、吉尔吉斯人尤喜饮用。随着砖茶消费在俄国普通人群中的普及，除外贝加尔地区外，砖茶亦大量行销于欧俄的鞑靼人和卡尔梅克人，因而砖茶的批发贸易在这一时期不断增加。
笔者还注意到，蒙古国家档案局档案记载北商在恰克图的细茶销量时，也记录了几家字号的砖茶销售情况。譬如，道光十五年(1835)至同治十年大泉玉总共贩卖茶叶共银1 474 500两，其中青茶占1 365 200两，砖茶占9900两；道光十九年至同治元年(1862)万盛成总共贩卖茶叶的白银为386 520两，其中青茶占126 500两，砖茶占193 260两；道光二十五年至同治十年恒义承贩卖茶叶共银830 000两，其中青茶占741 000两，砖茶占9000两；道光二十九年至同治十年天来昌贩卖茶叶共银344 786两，其中青茶占274 200两，砖茶占3300两；咸丰八年至同治二年(1863)复盛裕贩卖茶叶共银61 200两，其中青茶占57 600两，砖茶占3600两。这些数据足以说明，虽然销往蒙古地区的砖茶高居茶类首位，但是北商在恰克图的砖茶销量却远不如青茶。
(三)砖茶的商运与官运路线
湖南安化的黑茶(砖茶)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向外藩蒙古，离不开晋商开辟的商道和清廷创设的官道。
1．安化黑茶的商运路线
咸丰七年的《归化城布施碑》记载，广和永、万顺昌、二合公等字号各施钱3000文；万和成、广和兴两个字号各施钱1500文。今堀诚二辑的寺庙碑刻中有三盛全、三义成、元盛和、顺义公、万和成、万顺昌、广和兴、广兴隆和兴盛成等字号，他们没有参加公义茶社组织，因而分庄均设在张家口。元盛和为集义社经理，乡总义合成等都是活跃于归化、张家口、库伦的大商号。另外，笔者在实地考察中发现，嘉庆十年(1805)的张家口《上堡市台重修关帝大宇碑记》记载了商号捐献名单，长发成记(施银140两)、兴玉和记(施银80两)、通顺永记、隆泰成记(施银74两)、顺义诚记、永兴泉记(施银105两)、万发成记(施银210两)、万顺昌记(施银两)、兴玉中记(施银109两)、美玉德记(施银200两)、广隆光记(施银140两)、广发成记(施银140两)。因碑刻字迹模糊，若干商号的捐款资料尚未被笔者发现。不过，这些史料足以说明赴蒙古地区贩卖砖茶的商人系经由归化、张家口抵达蒙古地区。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1840—1895)》搜集的各种商业调查、贸易调查资料确认了晋商的陆路贸易路线，即由汉水运往距汉口约350英里的大市镇樊城，在樊城起岸后，装大车运往张家口；运往归化厅的路线则是经汉水运至距樊城约50英里以上的老河口大市镇，再从老河口用骡子和大车运往山西省靠近长城口的归化厅，然后分销于蒙古全境。
俄国人冯·里奇瑟芬考察茶叶路线时发现：砖茶来自湖北和湖南，从汉口经樊城和赊旗镇到山西，再经过潞安府、沁州到太原府；在距大同西南34英里处分两路，一部分茶叶直接运往归化厅；一部分运往张家口。他还统计出同治十年华商由汉口经山西运往张家口及归化厅的砖茶及茶叶数量，共为28万担。
尽管前文已交代为保障军需及维系边疆统治秩序，朝廷经常命地方官员运黑茶至西、北二路军营，并不吝赏茶给蒙古诸部，但商运才是满足蒙古地区居民对砖茶高度需求的关键。张萍和杨蕊认为清代西北所销之茶大多来自湖南，红茶在加工过程中需要二次发酵，挤压成砖，形成“茶砖”，发酵过程中对水质要求很高，泾阳人炒茶“所用水为井水，味咸，虽不能做饮料，而炒茶则特殊，昔经多人移地试验皆不成功，故今仍在泾阳”，可见泾阳的优质水源适合制作砖茶。道光年间，“官茶进关，运至(泾阳)茶店，另行检做，转运西行，检茶之人亦万有余人”，泾阳县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员多、利润厚，他处无法与之相比。山西商人将产茶区的茶叶运到陕西泾阳再输往蒙古地区，这条茶叶之路是可以探讨的。
山西《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抄本详细记载了自祁县至安化的水陆路程。从祁县至泽州共行7日，陆路计580里；从泽州行至赊旗镇(又名赊旗店、赊店，位于今河南社旗)共行11日，陆路计775里；从赊旗镇走水路(沿唐河顺流而下)到樊城，计水路345里；再从樊城至汉口，水路计1215里；从汉口至益阳，计水路840里；从益阳抵安化，计水路255里。以上陆路(从祁县到赊旗镇，共19站)行程总计1355里，水路(从赊旗镇至安化)行程总计2655里，水陆路程共计4010里。
不过，该水陆路程未交代山西商人从安化办茶后要先运至泾阳压制成砖茶，再经张家口或归化城出关销往蒙古地区各处的史实。有研究指出，安化黑茶运输路线，系由商人雇民船运至益阳，再由船行负责换大民船运至汉口，再由汉口运至襄阳，溯丹江停泊龙驹寨，转陆起旱，然后经商洛道直达关中，与官马驿路直接相通。通常，安化黑茶先踩压成90千克一块的篾篓大包，再运往陕西泾阳压制成砖茶，因在伏天加工，故称“茯砖”，然后往北经张家口出关，或经塞尔乌苏运往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或经库伦运往恰克图。归化城和多伦诺尔则是漠南蒙古地区的重要砖茶集散地。当然，在泾阳压制的砖茶也可以向西运至兰州，再分销至青海、新疆、西藏等地。
2．安化黑茶(砖茶)的官运路线
虽然贩至蒙古地区和恰克图的砖茶主要依赖商运，并由此形成较为稳定的运销路线，但是清廷基于军事物资保障而选择的茶叶官运路线同样值得关注。在相当程度上，官运砖茶的过程控制和结果导向，集中展现了清朝统治者(康雍乾三朝尤为突出)在节省开支和管理资源方面的能动性。乾隆二十一年(1756)湖南巡抚陈宏谋奏请酌定采办官茶章程时称：“陕甘两省商领引采办官茶，每年不下数十万斤，皆于湖南之安化县地方采办以供官民之用，所关甚要。”安化黑茶运至泾阳压制成砖茶后，一路向北自张家口运往蒙古地区和恰克图，一路向西运抵兰州。因此，兰州亦是清代安化黑茶的重要集散地。乾隆朝平定准噶尔部前夕，甘肃省官员多次奉命运库存陈茶至北路军营，这为我们了解官运砖茶至漠北的路线提供了依据。
(1)兰州→托克托城→土默特→毛明安→吴喇忒→喀尔喀→北军大营
乾隆十九年四月，清廷获悉甘肃省历年陈茶积至110万余封，打算将其中一部分运往北路军营备用。时任甘肃巡抚鄂乐舜奉命详细查明：甘肃至北路军营原有两路，其一自宁夏石嘴子出关，经拖里布拉格、察汉拖罗海、推必拉、察汉素尔等处，可至乌里亚素泰卡伦。雍正年间调拨宁夏八旗驻防官兵赴军营时皆经由此路，但后来沿途井泉淤塞，道路荒僻难行，且在鄂尔坤军营以北千余里，路程迂回费时费银，不如归化城一路更为方便。其二自兰州沿黄河顺流而下直达托克托城，托克托城距归化城160里。口内则经皋兰、靖远、中卫、平罗等县，口外则经由达本盐、磴口、萨拉齐、查汉库连，计程3800余里，沿黄河用木筏载运。每万封茶重5万斤不过需银百两上下，约四十日便可抵达托克托城。自托克托城前往军营用骆驼驮运，经由土默特、毛明安、吴喇忒、喀尔喀各部落，计程3000余里。鄂乐舜提出的自兰州转运陈茶至北路军营的路线未免过长，但出发点是为节省运茶费用和便于用骆驼驮运。对此，他这样分析道：“查鄂尔多斯部落与托克托城仅隔一河，上年曾将宁夏官驼八百只，并孳生余驼交给该札萨克等牧养，原备不时需用。请于前项官驼余驼内调拨一千只，至托克托城听候驮运，甚为省便。计驼一千只，约可运茶二十万斤，每驼五只用牵夫一名，共需牵夫二百名。即用鄂尔多斯原派养驼之蒙古(人)，酌议每名给予往回盘费银六两，仍令该札萨克派官一员沿途管束，亦照内地委官之例，量行赏给盘费。至鞍屉等项在所必需，应请动项制备，统俟事竣一并照例报销。倘需用茶斤，官驼不敷运送，即于归化城就近添雇，亦属易为办理。”
(2)兰州→宁夏→拖里布拉格→察汉拖罗海→推必拉→察汉素尔等处→北军大营
数月后经军机大臣议定各项细节，非但没有同意鄂乐舜酌筹的路线，反而采用了他建议放弃的从宁夏出关之旧路。乾隆十九年八月十六日，户部尚书海望奏复运送北路军营茶斤支给脚价银两事，交代了甘肃巡抚、署布政使等办运20万斤黑茶至北路军营的详情。据新任甘肃巡抚鄂昌奏称：“查运送茶斤在蒙古地方行走，必需满员料理。有兰州府知府勒尔金，为人明干，办事勤敏，且曾任绥远城同知，于蒙古地方情形，素所明悉，即饬委该员为总运。兰州府虽系首郡，而政事尚简，其印务已委临洮道王守坤兼摄，不至贻误。至臣前奏派委同知通判各一员，今甘省现在办理军需，在在差委，人员不敷，臣酌委同知一员，亦足办理。查有河州同知世德，为人谨慎，办事勇往，即委该员为协运。又臣标左营守备白粹，曾经出师北路，往来军营数次，熟习道路，人亦强干，即委该备在前领运。兼派佐杂四员、千把四员，分管押运，共运茶二十万斤，分为四起，间日一行。头起于七月初五日自兰起程，初七初九至十一日四起全数起程，至宁夏转运北路军营。”署布政使史奕昂逐一开报了运茶所需各项费用：“查运茶二十万斤，自兰州至宁夏系雇骡驮运，照依甘省供应之例，每骡一头驮茶一百八十斤，共需驮骡一千一百一十二头，每头每站给脚价银二钱。自兰至宁计一十二站，共该脚价银二千六百六十八两八钱。自宁夏至北路军营系雇驼驮载，每驼一只驮茶二百四十斤，共需骆驼八百三十四只，照依客商雇觅之价，每一百二十斤日给脚价银一钱五分。自宁出口至北路军营，约行五十余日，共约需脚价银一万三千七百六十一两。又装盛茶斤需用木箱工料及绳索等项，估需银六百三十七两四钱零。至领运官弁及跟役人等，均须量给盘费脚力，以便远行。”最后估算出“运送北路军营官茶二十万斤，约需驮价盘费脚力等项共银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七两零”。
据鄂昌呈奏的内容，我们不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甘肃巡抚和署布政使在为北路军营办官茶时朝乾夕惕之情状，而且可以看出他们对运黑茶至北路军营的差事并不陌生。至于鄂乐舜提出的从兰州顺黄河而下至托克托城，再转陆运至北路军营的路线未被清廷采用，应与运路过长和官员缺乏经验有关。
(3)山西省采办→沿途州县协运→归化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
笔者曾在《清代陕甘官茶与归化“私茶”之争议》一文中谈道：“蒙古地理形势特殊，戈壁草原水源稀少，台站水源较充沛且有官兵驻扎。归化商人得地利之便，领理藩院部票只需交0.2两银，便能安全运输茶叶。而且，乾隆皇帝逐渐降低北路军营的开支，并要求山西巡抚每3年从地丁银中拨20万两负担喀尔喀蒙古驻防军费；驻防兵丁所需的茶叶及烟草亦由山西巡抚委托归化商人运到蒙古台站，转送乌里雅苏台及科布多。”前述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山西布政司刘慥办运茶叶至乌里雅苏台、嘉庆九年山西巡抚奉命采买8000块砖茶解往科布多等案例，都是由归化城出关为北路军营的驻防官兵补给砖茶的例证。仔细比照砖茶商运路线还可以发现，从归化城出关至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官运路线，其实与北商的砖茶运输路线部分重合(由库伦运往恰克图除外)。因此，对运茶至漠北的官道或商道之理解应避免僵化，无论是清廷兵丁还是北商，走台站都可以获得水源和物资补给，往来台站的官兵也可以帮助商人挽运商茶，这显示出台站官道与商路的重叠性。
三、咸丰十一年后北商砖茶贸易的衰落
需说明的是，使用咸丰十一年这一时间节点是基于两大原因：第一，咸丰十年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尔后汉口于咸丰十一年开埠，俄商可以自行进入中国内地进行贸易，并很快在华中地区设立近代化茶厂，北商在蒙古地区和恰克图的砖茶贸易遇到强劲挑战，尤其是在恰克图的贸易迅速萎缩。第二，晚清迄民国来自湖北羊楼洞的青砖茶、米砖茶(也叫红砖茶)，陆续成为蒙古地区居民的消费品和输入俄国的重要商品，以湖南安化黑毛茶压制的砖茶不再独领**，但仍是茶叶贸易的大宗品类。对这一复杂问题，需另撰专文讨论。在此，仅探讨咸丰朝以后北商的砖茶贸易发展态势，借以管窥“官商群体”在国家走向衰败的历史大潮中的命运走向。
(一)贩至蒙古地区的砖茶数量显著下降
同治七年章京李常华赴库伦调查发现，领票前往产地贩茶的茶商只有七家，而且“皆系勉强支持，近年办茶，每岁不过四、五万箱”。这一调查结果大抵是可信的，因为张家口的厘金征收反映出的砖茶年运销情况与之甚是吻合。如同治四年出关的砖茶18 629.5箱；同治五年(1866)出关的砖茶为39 623箱。与前述北商在全盛时期年贩售砖茶十七八万箱不可同日而语。波兹德涅耶夫在访问张家口税务司主管官员时获悉，自从俄国人开始自行向俄国运输茶叶后，中国人在张家口的茶叶贸易就衰落了，及至光绪十八年，虽然输出的茶叶全部都是税率较白毫茶为高的砖茶，但输出总数不过七万三千余箱。他还了解到，19世纪80年代二四砖茶“在归化城的销售量竟达四万箱”，但十年之后“运来的数量却连三万箱也不到”。19世纪末随着俄商自行运销茶叶范围的不断扩大，大量华人茶商被迫关闭铺面。不过，砖茶在蒙古地区销量逐渐下降并非全因为俄商抢占市场所致，也与蒙古地区农业连年歉收、物价上涨、消费疲软等因素有关。
面对俄商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中国商人并未一蹶不振，而是通过调整贸易策略，竭力深耕在蒙古地区的商业贸易——销往蒙古地区的货物仍以砖茶、生烟、绸缎、布匹为大宗，从蒙古地区运入内地的货物则以牲畜、毛皮、蘑菇为大宗，同时附销多种洋货，另外就地制造酒、醋、烛、面等日用消费品转售给蒙古地区人民。这无疑是基于现实境况做出的理性选择。笔者据《考察蒙古日记》发现，光绪二十二年至宣统二年(1910)，输至蒙古地区的砖茶虽总体呈下降趋势(该15年间年均销量为32 491箱，销量最好的年份达62 000余箱，最差的年份也有15 000余箱)，但与青茶和杂货的销量比，砖茶的销量仍一直位列榜首。可见，有清一代，砖茶始终是销往蒙古地区和俄国的大宗商品，并在贩至蒙古地区的各种茶叶中稳居首位。
(二)晋商丧失恰克图贸易垄断地位
咸丰十一年之前，恰克图的茶业市场是由北商(晋商为主)垄断的，他们在湖北、湖南采购和包装茶叶后，运至陕西泾阳完成压茶工序，然后由陆路运往蒙古地区和恰克图。咸丰十一年以后，俄商在汉口和天津开办企业，以便和晋商竞争恰克图市场。同治二年以后山西商号的数量由100家缩减为60家或70家。同治三年(1864)俄商开办砖茶制造工厂，在同治四年有半数以上经由天津发往恰克图的砖茶为俄商制造。同治五年以后所有运到天津的砖茶都是由俄商制造。同治朝(1862—1875)，在恰克图买卖城只剩下4个山西的商号，不及此前的十分之一。光绪四年(1878)汉口有4个砖茶厂，其中有两个用蒸气做动力。机器一天可制作80块茶砖，浪费的茶叶只有5%，而手工一天只能完成60块茶砖，废茶率却是25%。再者，晋商的陆路运茶自咸丰十年开始征收厘捐，从安化到张家口每箱72斤砖茶的税捐缴费为8.46两白银，而俄国的砖茶只需缴纳4.43两白银，多缴了将近1倍的银两。由此可知，俄商在汉口设立的茶厂采用蒸汽动力，压制砖茶的质量和效率均远超当时中国手工作坊生产的砖茶，加上享有免减税的优惠，推动了俄商从中国直接贩茶量的持续增加。有关晚清砖茶外销(主要销往俄国)情况，详见表3。
由表3不难看出，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砖茶外销总体上呈现跳跃式增长趋势，但光绪十一年以后外销砖茶(主要销往俄国)数量大幅上升。这与该时期销往俄国的砖茶数量增长趋势相吻合。据《中苏贸易史资料》可知，光绪十一年至光绪十九年，每年销往俄国的砖茶，按每担100斤换算，分别为：579 683普特(约162 311.24担)、768 129普特(约215 076.12担)、974 928普特(约272 979.84担)、775 556普特(约217 155.68担)、726 807普特(约203 505.96担)、723 565普特(约202 598.2担)、593 906普特(约166 293.68担)、789 664普特(约211 105.92担)、831 935普特(约232 941.8担)。俄商的砖茶贸易持续增长，意味着北商的茶叶市场份额严重受损。光绪七年王先谦片奏云：“查中国红茶、砖茶、帽盒茶均为俄人所需，运销甚巨，此三种茶，湖南、湖北所产为多，向系山西商人运由满洲、蒙古所属之东口、西口以达俄国，获利甚厚。自江汉关通商以后，俄商在汉口开设洋行，将红茶、砖茶装入轮船，自汉运津，由津赴俄，运费省俭，所运日多，遂将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
(三)运销路线的改变及其他挑战
晚清时期，由于蒸汽轮船在运输中的应用，北商的茶叶运销路线发生改变。山西商人运茶向来多取道汉水，由老河口寻路运往蒙古地区，但从光绪四年起山西商人改变了茶叶的运输路径，先由水路自上海至天津，再由天津寻路经张家口将茶运至恰克图。这一改变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同治十一年李鸿章等筹办轮船招商局，其后砖茶便由该局承运，遂改走海运路线。二是因为，在光绪四年以前的一段时期内，有相当数量的砖茶是经汉水运达老河口，再经陆路运至蒙古地区，但由于闹饥荒，很难再找到陆运所需的驮运牲畜，故不得不改变通商道路。“海路运输茶叶在成本、人力投入、运输时间节省等方面都极具优势”，这也是晚清时期晋商在恰克图茶叶贸易陆路运输遇阻后，转而利用国内蒸汽轮船公司的开设而采取海路运茶的重要原因。
不仅运费减少，在砖茶抽税方面亦有减少。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准贵大臣称：“据轮船招商局候补道叶廷眷等禀称，南省商贩以丝茶大宗，山西商贩向办砖茶、帽盒茶二种转运关外，蒙古每年出口之数颇非细微。兹据晋商禀称，自咸丰年间迭值军兴，商民裹足砖茶，遂为俄商独善其利。尚幸同治十三年，蒙中堂(李鸿章)体恤商艰，准晋商砖茶关税与俄商一律办理，砖茶一项由此渐兴。惟帽盒茶一种，竟难规复，皆因关税未有变通，以致生意阻塞，缘新关税则每百斤税银二两五钱，无分粗细，迨同治元年，俄人请将砖茶税项改为每百斤六钱，而帽盒茶遂置不问，帽盒茶价值较细茶未及十分之一，比砖茶仅有半价，仍援照系茶收税，而晋商不能纳二两五钱之税，不获与砖茶同为海运，只得每担六钱之例纳课，以昭平允等情。”引文表明，在晋商之茶叶贸易利润被俄商侵占的情况下，清政府并未坐视不理，而是力图通过减少茶税以“体恤商艰”，“砖茶一项由此渐兴”。然而，北商的砖茶贸易仍难“有利可图”。光绪七年王先谦片奏云：“山西商人运茶赴西口者，仍着走陆路，赴东口者，于同治十二年，禀请援照俄商之例，免天津复进口半税，将向由陆路运俄之茶，改由招商局船自汉运津，经李鸿章批准照办，惟须仍完内地税厘，不得再照俄商于完正半两税外，概不重征，仍难获利，是以只分二成由汉运津，其余仍走陆路。同治十二年东口华商禀称：‘凡由招商局运茶自汉运津者，只完正半两税以外概不重征，庶几有利可图，商情自能踊跃。’”
为扭转颓势，晋商向清政府提出“减少浮税，酌减厘金”的请求。据商总祥发源禀称，西商运往西口的茶叶向来由汉口起旱运，但道路纡远，运输不便，各商拟按成案改海运，统归商总承揽；虽然清政府允准按照“东口西运茶章程，专由招商局轮船运津及在汉上税，出口到津后免完半税”之成案办理，但考虑到“从天津运赴西口归化城一带，事属创始”，沿途必须设立的驼脚店铺需商总自己出资，希望通过创设驼店包运到口，使“各商均臻利便”，同时“茶运渐推而渐广，关税亦愈征而愈多”于国家有利，但“惟恐他商觊觎，趋巧于举之后乘便射利分揽争衡”，导致“商本亏累，而创办之苦心所用之经费尽废”，于是，晋商恳请清政府减轻“由津运赴西口，凡经过关卡应完税厘”，以恤商艰。针对这一呈请，负责核办的大臣据成案指出，西口运茶之“积困情形与从前东口砖茶未改海运之时情形将埒，若不筹办法酌量变通，恐自然之利全为俄商所夺，中国茶商以后更无生路”，按照茶商祥发源的拟请，“将西口砖茶仿照东口章程试办，由招商局轮船装运，借此疏通销路，可杜洋商垄断而固华商利权，于税务亦有裨益，该商既能独力承办，自出资本包运到口一手经理，尤易稽查，应准责成该商遵办”，并且强调“至该商请减税厘一节”，“应无庸议”。为“杜洋商垄断固华商权利”，进而“于税务亦有裨益”，清政府态度鲜明地支持晋商减税的请求。此乃清末北商的砖茶贸易能够继续撑持的重要原因。
清末，晋商的茶叶贸易遭遇国内其他竞争对手和俄商的双重夹击，更趋衰落。光绪初年，经左宗棠奏请，清廷允准将新疆、甘肃改为湖南茶商引地，每年由湘商“在部领票”。每票可贩茶5700斤，但需“缴部费银”343.6两。新疆、甘肃之茶叶贸易，遂由“湘商独专其利”，自此禁止晋商在该区域销售茶叶。湖南茶商虽然垄断“新甘等处运销权利”，但却购买劣茶，任意勒销。因其所销之茶既粗老不堪，又色味不佳，以致所运之茶无人问津。结果，“历年存货未能清销，部费银亦因而不能清缴”。光绪二十九年(1903)，湘商(字号合作公)不仅“改定部奉，减少部票至三分之二”， 而且重申禁令，不准晋商运销茶叶至“新甘等处”，导致“运不敷销”。这恰好给了“俄商乘间而入”的机会。西伯利亚铁道开通后，俄商“照例获准运茶至新甘诸省”。民国年间，道路梗阻，湘商合作公为求稳妥，不敢运输，以致“向日所专之利竟全为俄人攫夺”。俄商为侵夺利权，不惜伪冒商标，即悉数仿照晋帮行销外蒙及贝加尔湖等处之各样砖茶，销往西北各省(旗)。由是观之，晚清迄民国，晋商在西北地区的茶叶贸易开始为湘商把持，继而被俄商侵占。
结 语
北商的砖茶贸易兴衰之道与清朝国力由盛转衰的走向高度契合。清前期，北商既富有与时俱进的商业开拓意识(敏锐地抓住配合国家军事行动需要，以便获得进入内外蒙古开展贸易的机会)，又具有极强的敬业精神(不惧塞外苦寒和长期远离家眷的凄惶)。此乃砖茶得以大量贩至蒙古地区并售与恰克图俄商的重要原因。北商也因此在清中期臻于鼎盛，且获利甚丰。不过，从根本上讲，身为领取部票的官商，拥有赴蒙古地区和恰克图进行贸易的特许权利，才是北商得以兴起和走向全盛的关键所在。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通过领取部票与清廷建立的“官商结合”机制，既成就了晋商在蒙古地区和恰克图的光辉业绩，也使他们对朝廷过分依赖，一旦失去官方的扶持，便会很快陷入困局。咸丰十年，清廷被迫与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俄商得以进入中国内地自行采茶、制茶和运销茶叶，并享有减免税的优惠政策，形成了对中国茶商的压倒性竞争优势，导致北商在恰克图的砖茶贸易垄断地位全面丧失。光绪初年，封疆大吏左宗棠通过“给票制度”力挺湖南茶商独占甘新茶叶贸易之利，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晋商的生存空间，而且给了俄商趁虚而入的机会。正是在“内外夹击”之下，北商的砖茶贸易举步维艰。
还应指出，晚清时期北商走向衰落，既与外商和国内其他商帮的强力竞争、抽税较重、陋规亦多等外在压力有莫大关系，也与山西商帮面对亘古未有之社会变局未能自行挣脱经营惯性之路径依赖有关。传统商业思维的固化，限制了北商群体向近代商人的转型。他们在赚取了巨额利润后，更愿意将之投入购买土地、修建豪宅、追逐奢华等与扩大生产和降本增效无关的领域，自然对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中长期盈利空间等缺乏动力。正因为如此，自咸丰十一年汉口开埠后，北商无力与进入中国的俄商资本相抗衡。
[附记：本文部分蒙古国国家档案局所藏档案，由在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执教的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博士提供，在此致以深谢！]
作者简介：赖惠敏，历史学博士，“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清史；王惠敏，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清代边疆社会史。
基本项目：本文为中国台湾地区科学委员会计划书“清代湖南安化茶叶研究”(MOST110－2410－H－001－015)的阶段性成果。
(清)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忒莫勒等主编：《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北部边疆卷(外八种)》，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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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华：《清代中俄茶叶贸易路线变迁》，《江汉论坛》，2022年第2期。
赖惠敏：《十九世纪晋商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陈熙远主编：《覆案的历史：档案考掘与清史研究》，“中研院”2013年版，第587－640页；赖惠敏：《山西常氏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史学集刊》，2012年第6期；赖惠敏：《清代北商的茶叶贸易》，《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清)李鸿章：《咨据丁道详复西商帽盒茶改按新关纳收砖茶税银数目以示体恤等情请迅饬核复由》(光绪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号：01－20－005－05－002，“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王恩浩：《安化茶叶调查》，《贸易月刊》，1940年第1期。
《安化县署茶业调查报告》，《湖南省农会报》，1917年第9期，第2－3页。
道光十五年(1835)，陕甘总督瑚松额具奏：“北商所贩杂茶内千两、百两二种，即系湖南安化县所产之湖茶。”参见(清)瑚松额：《酌议分别新疆运贩杂茶名色》(道光十五年闰六月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035－0558－00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张廷岳：《咨据恰克图报称西北两商所贩茶斛名色等因抄录该商原禀呈阅由》(同治十年七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号：01－20－026－02－034，“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部票，又称院票、龙票、照票等，是理藩院颁给内地商人赴蒙古各部进行贸易的官方凭证。乾隆二十四年(1759)，直隶总督方承观在奏折中提道：“恰克图库伦贸易人等向来由部领票前往。……往乌里雅苏台等处贸易商民俱照库伦、恰克图之例，给予部票前往，无票者不准贸易。”参见(清)方观承：《奏报边口商贩情形》(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初三日)，《军机处档折件》，档案号：009770，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路径依赖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制度变迁的重要理论之一。诺斯·道格拉斯是经济学家中第一个使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的人，将路径依赖的相关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制度变迁的分析方法中。参见时晓虹等：《“路径依赖”理论新解》，《经济学家》，2014年第6期。
“给票制度”，是指内地商人出关前往库伦或恰克图贸易时，需携带理藩院发给的执照，出关和进入市场均要接受查验。
[英]艾伦·麦克法兰、[英]艾丽斯·麦克法兰著，扈喜林译，周重林校：《绿色黄金：茶叶帝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9－70页。
(清)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忒莫勒等主编：《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北部边疆卷(外八种)》，第53页。
有学者认为：“从砖茶传入蒙古地区，逐渐在人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始，砖茶便迅速得宠于蒙古族牧民，并取代其它实物货币的地位，成为主要的交换媒介之一。”参见陈一鸣：《砖茶货币》，《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3期。实际上，砖茶作为支付手段并不仅限于蒙古牧民，在蒙古地区谋生的汉人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要用砖茶作为交易媒介。
(清)王庆云：《石渠余纪》之“纪茶引”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66页。
转引自张景编著：《中国茶文化》，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231页。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2－93页。
罗布桑却丹著，赵景阳译，管文华校：《蒙古风俗鉴》，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6、61页。
《乾隆五十七年起至嘉庆四年止恰克图商人馈送历任官员回钱礼物账册》(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四年)，《蒙古国家档案局档案》，档案号：020－011，台湾文化事务主管部门蒙藏文化中心藏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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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明：《从档案看牙行与晚清新疆税收》，《历史档案》，2016年第1期。
地方衙门发给的“限照”“限单”，系限定行程日期之凭证，领取时需要缴纳规费。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第184页。
《管理库伦商民事务章京造送宣统三年二月分各商铺承领限票清册》(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蒙古国家档案局档案》，档案号：089－040，台湾文化事务主管部门蒙藏文化中心藏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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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惠敏：《满大人的荷包：清代喀尔喀蒙古的衙门与商号》，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66－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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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蕴瑞多尔济：《准向库伦商人抽收茶叶并将库存银两贷给商人生息作为公费银折》(嘉庆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3616－00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赖惠敏：《满大人的荷包：清代喀尔喀蒙古的衙门与商号》，第174页。
凡赴蒙古边疆贸易，都要领取理藩院发给的院票(部票)，由直隶出关者，在察哈尔都统或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票；由山西出关者，在绥远城将军衙门领票。参见《户部为奉上谕一道》(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档案号：230703，“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十二甲首呈递一年留支各款数目清账》(光绪二十年十月至光绪二十一年九月)，《蒙古国家档案局档案》，档案号：068－029，台湾文化事务主管部门蒙藏文化中心藏复印件。
参见乾隆皇帝御制的《喇嘛说》碑文。该碑立于北京雍和宫，采用满、汉、蒙、藏四体文题记，刻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圣武记》亦称：“以黄教柔顺蒙古，中国之上计也。”参见(清)魏源：《圣武记》卷一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00页。
有关敕建庆宁寺之事，参见[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第66、72－75页。
蔡志纯：《试论黄教在蒙古的传播和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第397－398页。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第81－82页。
(清)瑚图灵阿：《库伦协理台吉噶尔桑家产变价解交内务府》(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2322－00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王刚：《漠北汉兵：清代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的绿营换房》，《清史研究》，2021年第3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549－550、796－8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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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傅恒：《题为遵旨查核晋省本年题销办运乌里雅苏台茶烟等用过价脚银两事》(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初九日)，《内阁题本户科》，档案号：02－01－04－15149－00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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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禧恩：《查核北路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道光七年份供支驻扎官兵银粮等项数目事》(道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内阁题本户科》，档案号：02－01－04－20341－0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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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来保：《题为核查乌里雅苏台支给王公贝勒并官兵跟役口食等银两奏销事》(乾隆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内阁题本户科》，档案号：02－01－04－15395－00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和珅：《题为遵旨汇核北路新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处嘉庆二年供支驻防兵银粮牧场牲畜各款数目事》(嘉庆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内阁题本户科》，档案号：02－01－04－18135－00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禧恩：《查核北路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道光七年份供支驻扎官兵银粮等项数目事》(道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内阁题本户科》，档案号：02－01－04－20341－0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宝鋆：《题为查核定边左副将军奏销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处同治四年供支养廉等项银两并孳生牲畜事》(同治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内阁题本户科》，档案号：02－01－04－21877－00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自咸丰六年(1856)七月初一日起至咸丰七年(1857)六月三十日，恰克图每季赏给官兵砖茶126块，年终赏砖茶180块，栅栏外官兵每月给砖茶4块。参见《恰克图部员公费用项册》(咸丰七年六月三十日)，《蒙古国档案局档案》，档案号：031－005，台湾文化事务主管部门蒙藏文化中心藏复印件。
赖惠敏、王士铭：《清代陕甘官茶与归化“私茶”之争议》，《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婚丧嫁娶之例前面已经列举，至于嫖娼和赌博均用砖茶支付的情况，分别参见冰洁：《漫谈茶砖》，《边疆建设》，1946年第1期；《刑部为领催与民人聚赌事》(道光七年六月初三日)，《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档案号：130462，“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汉人在蒙古凡置衣租屋、理发修面都用砖茶付费，参见[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第81－82、151－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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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纳兰常安：《行国风土记》，谢国桢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校勘本)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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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宁招呈私出卡伦与俄罗斯贸易事》(乾隆三十一年三月)，《蒙古国家档案局档案》，档案号：017－017，台湾文化事务主管部门蒙藏文化中心藏。
(清)瑚图灵阿：《库伦协理台吉噶尔桑家产变价解交内务府》(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2322－00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恰克图贸易民人清册》(嘉庆二十五年)，档案号：M1D1－3697#4，蒙古国国家档案局藏。
(清)德勒克多尔济：《违禁私立房栅盘踞之商民不遵例断等情声明请旨由交理藩院兵刑部》(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4235－0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代1斤等于16两，约600克。参见丘光明编著：《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13页。
(清)庆春：《咨复西商领票改贩白毫等茶一事咨查监督查明声复由》(同治七年六月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号：01－20－026－01－039，“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俄]瓦西里·帕尔申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编译组译：《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7页。
有学者认为：“受游牧的蒙古人和恰克图山西商人影响较深的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保存着中国北方的饮茶法，多习惯饮用浓烈的中国砖茶。”参见郭宇春：《19世纪的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及其影响》，《经济研究导刊》，2020年第23期。
[俄]特鲁谢维奇著，徐东辉、谭萍译，陈开科审校：《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88页。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20页。
[俄]阿·科尔萨克著，米镇波译，阎国栋审校：《俄中商贸关系史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页。
《恰克图贸易商民人数清册》(乾隆五十七年三月至五月)，《蒙古国国家档案局档案》，档案号：021－008至021－016，台湾文化事务主管部门蒙藏文化中心藏复印件。
[俄]瓦西里·帕尔申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编译组译：《外贝加尔边区纪行》，第48－49页。
[俄]阿·科尔萨克著，米镇波译，阎国栋审校：《俄中商贸关系史述》，第211－222页。
赖惠敏：《清代北商的茶叶贸易》，《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赖惠敏：《满大人的荷包：清代喀尔喀蒙古的衙与商号》，第519－524页。
许檀编：《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31－532页。
今堀诚二：『中国封建社会の机构：归绥(呼和浩特)における社会集团の实态调查』、東京：汲古书院、1955年、254頁。
今堀诚二：『中国封建社会の机构：归绥(呼和浩特)における社会集团の实态调查』、775、776、782頁。
有关嘉庆十年《上堡市台重修关帝大宇碑记》的情况，可参见赖惠敏：《清代北商的茶叶贸易》，《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页后注第60。此处所列各商号施银数字系笔者通过实地考察从碑文录得。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89－1290页。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292页。
张萍、杨蕊：《制度与空间：明清西北城镇体系的多元建构与经济中心的成长——以西安、三原、泾阳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3年第8期。
山西祁县至湖南安化的水陆路程里数，参见史若民、牛白琳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资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1－488页。
张萍：《区域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明清陕西的个案考察》，三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4页。
张家口经塞尔乌苏、乌里雅苏台到科布多城，全长5850里。库伦到恰克图有920里。参见金峰：《清代外蒙古北路驿站》，《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增刊第2期。
(清)陈宏谋：《奏为酌定采办官茶章程以便商民折》(乾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档案号：403012249，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转述和直接引用之鄂乐舜奏折内容，参见(清)鄂乐舜：《复筹办茶斤运送北路军营备用折》(乾隆十九年四月十八日)，《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折件》，档案号：40300625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海望：《运送北路军营茶斤支给脚价银两事》(乾隆十九年八月十六日)，《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档案号：021003，“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赖惠敏、王士铭：《清代陕甘官茶与归化“私茶”之争议》，《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19世纪中期，汉口已充分利用“九省通衢”之地理区位优势，成为全国性的大宗商品集散中心，此乃列强迫切希望汉口开埠的大背景。咸丰十一年，英国为了开辟中国中西部市场，扭转对华贸易劣势，利用清政府正处于内外交困(太平天国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要求将汉口作为开放口岸，以便深入中国腹地进行贸易。清政府此时急于摆脱太平天国军队东征之威胁，同时也想借助汉口开埠来增加关税收入，于是很快答应了该要求。汉口开埠后，英商可以深入产茶区采购茶叶，并利用长江航道将茶叶贩运至上海出口。参见王惠敏：《明清汉口商镇的社会变迁(1465－1861)》，中州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郑彬彬、张志云：《江汉关开埠与汉口国际贸易(1858－1869)》，《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按照咸丰八年签订的《中俄天津条约》，俄国享有利益均沾权利，英国在汉口开埠后享有的一切通商便利，俄国也同样享有，因而咸丰十一年后俄商可以深入内地开展贸易。
(清)庆春：《咨复西商领票改贩白毫等茶一事咨查监督查明声复由》(同治七年六月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号：01－20－026－01－039，“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清)张廷岳：《查询西商假道情形未能深悉等因由》(同治八年七月初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号：01－20－026－01－012，“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第745页。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第92－94页。
陈箓：《止室笔记·奉使库伦日记》，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52页。
佚名：《考察蒙古日记》，毕奥南整理：《清代蒙古游记选辑三十四种》上册，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381－382页。
赖惠敏：《十九世纪晋商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陈熙远主编：《覆案的历史：档案考掘与清史研究》，第600页。
李今芸：《恰克图茶叶贸易与晋商(1862－1917)》，《汉学研究》，2010年第3期。
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第257页。
(清)刘坤一：《王先谦片奏华商运茶赴俄华船运货出洋各情由》(光绪七年元月二十四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号：01－20－005－05－009，“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宋时磊、刘再起：《晚清中俄茶叶贸易路线变迁考——以汉口为中心的考察》，《农业考古》，2019年第2期。
(清)李鸿章：《咨据丁道详复西商帽盒茶改按新关纳收砖茶税银数目以示体恤等情请迅饬核复由》(光绪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号：01－20－005－05－002，“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清)刘坤一：《王先谦片奏华商运茶赴俄华船运货出洋各情由》(光绪七年元月二十四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号：01－20－005－05－009，“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此段转述和直接引用内容，参见(清)李鸿章：《津海关详西口砖茶仿照东口章程由轮船装运免纳进口半税由》(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号：01－20－005－05－017，“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本段转述和直接引用之内容，参见《山西茶叶失败俄商侵入钞送归绥商会来呈请核办见复由》(1913年7月10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号：03－18－123－07－00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前引纳兰常安《行国风土记》称“(晋商)甘劳瘁，耐风寒”，参见谢国桢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校勘本)下册，第37页。《阅微草堂笔记》记载：“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参见(清)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6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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