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布洛赫：一位历史学家对战争中的假消息的思考
https://mp.weixin.qq.com/s/WHoxjsB7540DV_ZlLEQsBA校译者按：在这篇发表于1921年的论文中，马克·布洛赫基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个人经历，对当时的集体心理学及其在历史学中的运用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布洛赫侧重考察的是自发生成并有众多天真信众的假消息，而非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蓄意捏造的假新闻，他认为从前一类假消息出发，可以反观集体心理的特征：这些既有心态只需一个偶然事件就能生产出流传很广的谬说。布洛赫后来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进一步强调，历史事实本质而言是心理事实；他关于中世纪英法王权的超自然力量的研究，相关的方法论思考亦可追溯到这篇文章。鉴于该文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我们现将其译出，供讨论学习。在《国王神迹》的中译本中，卡洛·金斯堡和雅克·勒高夫的序言对该文有所介绍，读者可以参阅。
一
历史学家们怀着浓厚的兴趣关注近年来证据心理学取得的进展。这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它几乎不超过20年，至少它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不超过20年。可以正确地补充说，是更古老的历史考证学为它开辟了道路。第一批以理性的方式被考察的证据，是博学者们使用的文献。在这方面，心理学家们的出发点应该是帕彭布洛赫们、马比荣们、博福尔们 及其追随者在实践中运用的规则，而非理论化的法则。但是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发展了这些原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并不局限于利用过去或日常生活提供的非常复杂的材料，而是设计出真正的实验。借助这些实验，他们可以将彼此不同的问题区别开，可以进行某种有步骤的研究，并抽离出期待中的解决方案的各种要素。
虽然他们的研究结果看来还很不完善，但若对这些成果作一个公平的回顾，还是能给今天的历史学家提供一种宝贵的帮助。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研究工作中的怀疑主要源自本能，这些怀疑将越来越建立在合理性之上。我们的怀疑应更具条理化，怀疑甚至也应借此发现其应有的限度。并不存在诚实不欺的证人，也几乎不存在所有方面都很精确的证词；但是，一个坦诚且认为自己讲了实话的证人，究竟在哪些方面值得信赖呢？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我们无法事先就给出一个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恒定答案。应该仔细考虑每种不同的情况，而且每次都应根据案例的需要作决定。不过，只有从普遍原则中得到启发，这些个别的解决方案才有坚实的基础；若非从证据考察中寻求，此类原则从何而来呢？心理学家的成果已经为理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带来重要启示：如圣殿骑士案，或吉尔·德·莱斯男爵案，甚至还有像猎巫那样的千百宗的可怕悲剧！
问题还不止于此。对证据的系统批评看来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尽管很少被注意到：它给田园诗般的历史带来了沉重一击。纪尧姆·德·圣蒂埃里（Guillaume de Saint-Thierri）在《圣伯纳德传》里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当圣伯纳德（Saint Bernard）在西多修道院出家时，长期以来都不知道他定期去做圣礼的礼拜堂是怎样采光的。一天，当得知教堂后殿透光的窗户有三扇，而并非像他之前认为的那样只有一扇时，他大吃一惊。对于这些事迹和其他类似的事迹，这位圣徒传记作者感到惊诧和钦佩：对尘世间的虚妄如此漠不关心，这不就预示着伯纳德要成为一位伟大的圣徒么！今天大家知道，要弄错本该最熟悉的事物的本来面貌，并不需要成为一位教会圣师或一位神秘主义泰斗。在日内瓦，克拉帕雷德（Claparède）教授的学生已经证实，在一些著名的实验中，他们对学校前厅建筑的大致轮廓，就像从前圣伯纳德对其礼拜堂或其修道院的餐厅一样不了解。在通常的叙述中，也就是真假混合的叙述中，通常没有什么比最小的实际细节更不准确的了，这一切的发生，就好像大多数人半闭着眼睛穿梭在他们不屑一顾的外部世界中。编年史家们的描述性片段，他们对服饰、行为举止、仪式和战争情节的刻画，总之，那些颇为吸引浪漫主义者的大杂烩，我们又如何能信以为真呢？因为我们周围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地把握过去这些作家曾热切追寻的细枝末节。在这里，心理学家给我们上了一堂怀疑主义的课程，但是应该补充一点，这种怀疑主义几乎只涉及非常表面的问题，法律史、经济史或宗教史都没有被触及。历史上更深层的东西可能也更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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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 1886年-1944年）
图片来源：《为历史而生：马克·布洛赫传》
同样，借助证据心理学，我们可以期望用更为高明的手法清除蒙蔽着过去之形象的各种错误。但是，考辩工作不是历史学家的全部。对历史学家来说，此类错误不只是他用所有精确工具努力消除的异物，当他想要理解一连串相互关联的人类活动时，错误也被看作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研究对象。虚假的叙述曾经煽动群众。假消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纯粹的闲言碎语、捏造、传说——充满了人们的生活。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它们的内容来自哪些要素？它们如何随着口口相传或文字转述而逐步传播？没有什么比这些问题更值得一个热心思考历史的人去关注了。
但是关于假消息，历史学提供给我们的只有一些不充分的解释。我们的前辈几乎没有提出这类问题，当他们意识到错误的时候，他们就摒弃错误，他们对它的发展演变不感兴趣。所以他们留给我们的表述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他们没有这种好奇心。在这种情况下，对过去的研究必须以对现在的观察为依据。试图理解这些假消息起源和演变的历史学家，当他在阅读文献后感到失望时，就自然打算转向心理学家的实验。通常在实验室中设计的对证据的实验，能否为他提供博学研究（érudition）所不能提供的教益呢？我认为不能，有几方面的原因。
例如，我们可以来考察一下日期最早的一次实验，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它肯定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实验：这就是犯罪学家里茨特（Lizt）在柏林的研讨班上组织的凶杀模拟。目击了这场小事故并且信以为真的学生们随后被讯问，一些人是在当天晚上，另一些在一周后，还有一些是在事件发生五周之后。最后一次讯问后，真相就瞒不住了：他们准确地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剧情是事先精心策划的），知道这只是个玩笑。因此，假消息在扩散过程中就停止了，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另一些这种类型的实验同样如此：在这些实验中，从人观察的时刻到收集他们证词的时刻，每次的间隔时间可能会根据情况而有所不同，不过间隔总是保持在同一个数量级。此外，被调查的人数往往会限制在一个非常有限的圈子中。不仅如此，我们通常只关注直接证人，未曾直接目击事件的人并没有出庭，只通过道听途说谈论这件事的间接证人被排除在外。但在现实生活中，情况恰恰相反，如果没有这些间接证人，过去人们所称的“知名度”（publique renommée）究竟为何物呢？在这些心理学实验中，假消息从来没有达到这种广为人知的程度，而只有间接证人才能赋予假消息更长的传播时限和更大的传播广度。
尤其要指出的是，在这些实验室的设定中，可能缺乏历史中的假消息的最基本的要素。它们往往可能诞生于不准确的个体观察或者不完善的证据中，但最初的偶然性并非问题的全部；实际上，这种偶然性本身不具有任何解释力。错误只能在一种情况下传播、扩散和生存，即在传播它的社会中找到一个有利的文化培养基。人们不自觉地在错误之中表达了他们的偏见、憎恨、恐惧，以及各种强烈的情绪。唯有重要的集体精神状态——我稍后再回到这个问题——有能力把一个错误的认知变成传奇。尽管有人认为上述实验进行得非常好，但它们如何能向我们还原那些深刻的社会震撼呢？
可以用另一种更加全面、可能也更准确的方式来概述我的上述评论。迄今人们所努力构建的证据心理学，因情势所限只能局限在个体心理学的领域。然而，假消息尤其牵涉集体心理学。在心理科学的两个分支之间，是否因为它们各自对象的内容之分而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呢？在此我且回避这个纯粹是哲学或形而上学的问题。对我来说，指出二者之间的确存在一种所有人都能意识到的差别，这就够了；它们的方法和结果都不会完全重合。当问题涉及集体意识状态时，实验性研究实际上是不可设想的。这就可以解释，上面提到的这些研究成果，无论它们多么有趣，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仍然非常有限。我们关于感知、记忆和暗示的认识的确被**丰富了，历史考证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十分有效的辅助工具；但是，在看到过那么多出色的实验报告后，对于一个传说的形成和维系，我们的理解并没有比以前加深多少。
上述评论适用于严格意义上的实验，即人为设计的程序。在我们讨论的情况中，限制我们的是学者活动中不得不接受的各种局限性，因为他显然不能在实验室里修改社会结构，或者创造一种普遍的重要情感。但是，最近这些年出现了一种范围更加广泛的自然实验。事实上，我们可以把欧洲战争视为这样一场广泛的自然实验：一场内容空前丰富的巨型社会心理学实验。如此新奇、特点如此突出的新的生活条件——许多人意外地发现自己被抛入其中——激发民众和军队的情感中蕴含的特殊力量，整个社会生活的紊乱，甚至可以说这些特征仿佛通过一个功能强大的透镜被放大：所有这一切看来应该使观察者很容易就能理解不同现象之间的基本联系。当然，观察者不能像在通常意义上的实验中那样，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些现象之间的关联而改变现象本身；但是，如果事实本身便以惊人的幅度展现了此类变化，这又有什么重要的呢！然而，在最近事件可以帮助解释的所有社会心理学问题中，与假消息相关的问题最为重要。假消息！四年多的时间里，在所有国家的所有地方，在前线和后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诞生和迅速繁殖。它们扰乱人的思想，有时令人过度亢奋，有时又让人垂头丧气，它们的多样、奇特以及它们的力量，仍然让任何能记得并曾经相信过的人感到吃惊。德国一句古老的谚语说得好：
战争降临大地（Kommt der Krieg ins Land），
谎言多如流沙（Dann gibt’s Lügen wie Sand）。
不止一位关注心理学或历史学的作者想去研究这些特殊的集体想象繁荣的原因。我们将浏览一下以战争中的假消息为研究对象的主要著作。
二
有关战争的文献浩如烟海，由于各种原因，相关的分析很不充分。就我所了解的作品来看，我觉得与假消息有关的四项研究值得一提。
首先是吕西安·格罗（Lucien Graux）博士的著作《世界大战中的假消息》（Les Fausses Nouvelles de la Grande Guerre），自1918年至1920年共出版了七卷。它的出版发行工作做得很巧妙，这就要求我们对其作一个相对详细的讨论，否则的话就没有必要这么详细了。著作的标题让人充满期待，但是内容令人失望。无论是材料搜集，还是提出问题的方式，这部庞大的汇编均不能令历史学家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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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战中的假消息》
（Les Fausses Nouvelles de la Grande Guerre）
图片来源：cn.bing.com
除了一些个人回忆录和信件，吕西安·格罗博士使用的资料几乎只有报刊。这部冗长的汇编似乎是按逐日流水账的方式，将借用的材料从头到尾拼接起来，这就是整部作品，我还没有提到里面的题外话和演说的铺陈。然而，报刊上的假消息虽有其价值，但前提是我们要认识到它的固有特征。它通常呈现为鲜有自发性的文字。有时可能产生一个在国内或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内传播的消息，然后被某位记者不加思索地转载——不承认记者有任何的天真将是非常幼稚的。报刊上的假消息往往只是一个杜撰出来的东西，是某个带有特定目的的人捏造出来的：为影响舆论，为服从一项指令，甚至只是遵照某些奇特的文学教条而修饰其叙述，即使最蹩脚的记者也会接受这些教条，陈旧的修辞记忆会将他们引向这一步；在编辑部里，西塞罗（Cicéron）和昆体良（Quintilien）的信徒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多。格罗先生将各家报纸提供的有关马尔维（Malvy）先生对高等法院**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 、有关博洛-帕夏（Bolo-Pacha）的死 和有关托克（Toqué）案件 终审的信息收集起来，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和有趣的；或许我们永远不知道博洛的帽子是栗色还是棕色，是圆形还是软帽，或者马尔维先生是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还是以微弱的声音讲了几句话——对此《晨报》和《小共和国报》就给出了非常不同的文本。在这些分歧中，我们是否应该看到心理学家指出过的人类证词不完善的一种新证明？我不敢肯定，因为大部分报道可能事先就已经写好了，这很好地解释了它们为什么不能准确地再现这些事件：这些事件的大致轮廓可以预见，但是其中的细节不能被预测。关于战时报刊及其倾向性、它们的制作流程和影响，若有一项由精确案例支持的出色研究，那将是最有启发性的了。吕西安·格罗先生所选的材料没能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东西，他缺乏对原始资料的考证。
在他的著作中，假消息被混乱地列举出来，除了松散的时间联系以外似乎没有任何顺序。前线和后方混合在一起。整体而言，前线很少出现，前线生产假消息的能力被忽视了， 战壕生活对各种消息的传播都很关键，但书中对那里的特殊状况没有任何描述。总的来说，这本书没有认真分析这些消息诞生和传播的环境。如果关于拿破仑传说的研究忽略了小贩，如果关于中世纪传说的考察无视一个人口相对稀少的社会中杂耍者、朝圣者、商人和流浪僧侣的作用，这类研究还有什么可说道的呢？它们很可能忽略了关键问题。所以我们还应该指出，在这部有关大战期间假消息的著作中，给养兵、联络员、负责军邮的下级军官、在公路、小径和羊肠小道上游荡的小群体 ，还有充当了沟通前线和后方传奇之魂的活桥梁的休假军人，所有这些人都很少出现，其行为也没有得到过认真的研究。
吕西安·格罗先生令人生厌的作品与阿尔伯特·道扎特（Albert Dauzat）先生耐人寻味的论著《战争的传说、预言和迷信》（Légendes, prophéties et superstitions de la guerre） 形成鲜明对比。这本赏心悦目的小书只是在一个方面与我们的论题相关。对于在战争中产生或复活的迷信仪式，应有一项专门研究，我在本文中不涉及这些内容。道扎特先生将它们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他仅用了一百多页来讨论严格意义上的假消息。对传说甚至迷信，他的态度在多数情况下让人想起18世纪启蒙哲人的态度；像后者一样，他主要不是将此类现象视为民众心理的自然产物，而是由聪明人巧妙杜撰出来的发明，目的是要让公共舆论倾向于他们的想法或者仅仅——如果涉及一些像内内特（nénette）和兰蛋蛋（rintintin） 这样著名的偶像崇拜物——为了开展贸易 。如果只去咨询一些头脑浪漫的人士，人们会认为在传说形成过程中，一切都是自发和无意识的，所以偶尔出现一位怀疑者对我们来说是有益的，他提醒我们世界上到处都是精明的骗子，他们已经成功蒙蔽了民众。道扎特先生的作品读起来令人愉悦，就像在聆听一位出色的健谈者的讲话，他细数他的回忆，评论也不失见地。他总是很风趣，也经常启迪人思考。不必强求他从对原始资料的认真考证出发进行深入的研究。他宁愿粗浅地涉猎这些问题，而不是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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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传说、预言和迷信》
（Légendes, prophéties et superstitions de la guerre）
图片来源：www.goodreads.com
吕西安·格罗博士和道扎特先生所关注的主题十分广泛，他们在论述这些宏大议题时，尚不具有人们对历史研究所正当期待的那种充分的精确性，对此我们又怎能感到意外呢！只有在各类优秀的专著准备好材料之后，才可能就此作出广泛的综合性结论。目前来看，关于战争的假消息，我们需要一些详尽的、有限度的细节研究：单独考察的典型案件，明确界定的传说系列——从其起源追溯到其扩散过程。而这正是两位熟谙良好方法的作者试图提供给我们的，一位是英国历史学家阿曼（Oman）先生，一位是比利时社会学家范·朗根霍夫（van Langenhove）先生。
1918年，英国皇家历史协会的**阿曼先生应邀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例行讲话，他选择了假消息这个主题，或者更确切点，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将通过对当前战争期间发生的事件的研究，努力阐明谣言心理学。我们将在这段简短的发言中发现，除了通常令人印象深刻但有点仓促的一般性评论，还有一个对著名传说的更加详细的研究：这就是有关俄国增援的传说。
人们还记得1914年8月底在英国和法国散播的传闻，它就像点燃了一根导火索：数以万计的俄国人前来增援西方盟国，一些人说是在苏格兰港口登陆，另一些人说在马赛登陆。就我的判断而言，这是后方的假消息，我不知道它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蔓延到军队，但我不认为它源自军队。阿曼先生很好地分析了假消息所表达的精神状态，人们很担心前线的状况，热切地希望看到援军到来——在民众头脑的想象和报刊的描绘中，俄国就像一个取之不竭的人力资源库。但是产生谬误的第一个事件是什么呢？可以说是轻微的刺激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吗？阿曼先生就这个问题提出过假设，当然并非没有犹豫：例如在爱丁堡的俄国参谋部军官，在利物浦有从美国而来的俄国预备役军人；但这些假设只能让我满意一半；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认为只有一种假设是不够的。阿曼先生似乎不知道假消息在法国和英国都有传播，并且似乎是在同一时间传播。依我看，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假消息是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的吗？一些详细的研究可能会使我们作出明确的回答。英国和法国证据之间一个时间顺序上的比较可能是辩论的焦点，所以我们应该努力确定，传闻在法国是否首先出现在与英国军队有直接接触的地区。我无法从事这项研究，但我的印象是，这个传说远非穿越英吉利海峡，而是同时自发地在法国和英国产生，而且很可能同时出现在法国和英国境内的好几个地方。到处都是同样的集体狂热；每个个案中都有导致虚假叙述的意外事故，后者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其本质特征看来是一样的：要么是看到另类样式的军服，要么是外国士兵操持的陌生语言。直接的感知本来没有错，但被曲解了——被一致扭曲以适应所有人的强烈愿望——这可能就是有关的俄国的假消息的由来，就像许多其他假消息一样。
最后，我谈谈费尔南·范·朗根霍夫先生的研究：《游击队员和比利时暴行系列传说是如何产生的》（Comment naît un cycle de légendes, Francs-Tireurs et atrocités en Belgique） ，我们无法不带感情地读这本书，因为严谨的方法和罕见的心理洞察力让这本书成为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作品；但真正令人钦佩的是，它是在1917年由一位比利时人书写的。如果游击队传说听起来不是沾满了淋漓的鲜血，而是曾让民俗学家心满意足的一个古老单纯的神话，范·朗根霍夫先生在讲述时大概就不会展现出更多的诚实和冷静了。这本小书有一种内在的真诚信念，这不仅使它在撰写的那一刻就具有了最完美的演说术也无法比拟的说服力，而且让它超越了它所诞生的环境。在所有的集体心理学著作中，这本书应被置于最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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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队员和比利时暴行系列传说是如何产生的》
（Comment naît un cycle de légendes, Francs-Tireurs et atrocités en Belgique）
图片来源：www.goodreads.com
范·朗根霍夫先生只愿参阅德国的资料：士兵的证词，报刊上的文章和官方记录。因为在德国，这些文本中的大部分在他之前已经被收集了。从战争初期开始，当凶残的故事在前线的进攻部队和后方流传时，依据《汉诺威信使报》的有力说法，这些故事让比利时男女看起来就像嗜血的猛兽；在各种流言蜚语和欺骗的交织中，我们注意到，一个主题从总体上以更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来：在士兵的想象中，比利时的天主教教士是间谍、游击队员、伤员屠杀者和激进妇女的头目。德国的天主教徒感到不安，在自己的国家，他们不能对这个可能煽动针对他们的可怕仇恨的反教权传说无动于衷了。因此，科隆的和平银行办公室（Bureau de Pax de Cologne） 对此进行了调查，耶稣会士杜尔（Duhr）神甫还写了一本书，题为《民族战争中的谎言幽灵》（Lügengeist im Volkskrieg），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著作都了解它。对绝对真理的热爱当然不是这些工作的精神源泉，比利时人是有罪的还是受到了不公正的诽谤，这并非问题所在，只要证明神职人员是无辜的就行了；一旦神职人员的荣誉得以**，什么都不重要了。但在谬误系列中，一切都交织在一起，搬走一块石头就会使整座大厦坍塌。范·朗根霍夫先生从德国护教者手中接过由他们搜集的资料，护教者们本打算只将这些资料服务于狭隘的宗教利益，朗根霍夫先生则利用它们达到一个更大的目标。对这些文献进行有条理的分类，努力追溯它们的亲缘关系：一句话，他以明智的考证规则对其进行检验，以便通过它们来解释他试图研究的整个一组传说。
这本书全部的力量都在于考证工具的准确性和分析的精细度，这很难被总结。但我们可以尝试总结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主要成果。当我们比较范·朗根霍夫先生提供的各种各样的画面时，可以看到它们的本质特征是相互重叠的，就好像出现了一幅有关“暴行”的假消息示意图，这里我想尝试再现这幅示意图。当然，我只关注真心自发的假消息（la fausse nouvelle sincière）。在这个系列中，简单纯粹的谎言很可能会有一席之地，但有意识的捏造欺骗在历史学者和心理学家看来却不值得关注。
最初，我们碰到的是一种集体精神状态。战争刚开始时，进入比利时的德军士兵突然离开了乡村、工厂、家庭，至少是失去了有规律的军营生活；突然背井离乡，基本的社会联系的突然断裂，这本就导致严重的精神困境。行军、恶劣的宿营以及夜晚无法入睡，致使没有时间适应艰苦条件的身体极度疲劳。这些新兵入侵者头脑中的恐惧盘桓不去，由于此类恐惧必定相当模糊，因而就更加强烈了；精神高度紧绷，想象力过度亢奋，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被动摇了。而且，这些新兵被灌输过有关1870年战争的故事。从他们童年时起，人们就一遍遍地对他们讲述法国游击队员残暴事迹，这些故事通过小说和图片传播，军事作品为它们提供了一种官方保证，基层军官们的背包里有不止一本关于如何应付叛乱平民的手册，这是他们要面临的局面。比利时军队的抵抗，比利时民众的敌意令普通德国人大为震惊，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在同法国人作战，很多时候他甚至不了解布鲁塞尔政府对8月2号最后通牒的反应，就算他们知道他们也不会理解，他们的惊讶轻易就转变成了愤怒，很自然地认为他们有能力对付胆敢挺身对抗“天选之国”的任何民族。最后补充一点，在人们的脑海中，很多古老的文学题材在无意识的回忆中徘徊——这些人类想象的主题，本质而言都十分贫乏，但自古以来就被不断地重复着：背叛、下毒、截肢和妇女挖出受伤战士眼睛的故事，过去由中世纪的行吟诗人传唱，今天则通过连载小说和电影得到普及。这些情感倾向和观念表征为传说的形式做好了准备，并为之提供了传统素材。
传说如果要诞生，此后只需要一个偶然事件就够了：一个不准确的感知，更准确地说，一个被错误解读的感知。在众多例子中有一个典型案例。“在比利时，大多数房屋正墙上有狭窄的开口，都是用金属移动板封闭的”。这些“墙体的孔洞用来固定修理屋顶的工人或者幕墙油漆工的脚手架”，同其他地区起相同作用的钩子装置类似。这种建筑习惯似乎是比利时特有的，至少在德国还不为人知。德国士兵注意到了这些开口，但不明白它为何存在，所以他们在寻找一个解释。“然而他们生活在游击队员的形象之中……在这种刻板印象的暗示下，哪种解释是他想不到的呢？”这么多房屋外墙上凿出的神秘眼睛，就是用来杀人的。为了对游击战和伏击战做好长期准备，比利时人建造了这些孔眼，一本替红十字会出售的小册子就是这样说的呀！它的作者竟然是些“技术专家”：民众不仅是杀人犯，而且是进行有预谋的暗杀。因此，一个无辜的建筑特征就被视为一桩精心策划的犯罪的证据。假设在一个带有这种建筑风格的村庄中，不知道从哪里射出几颗子弹，德国人怎能不认为它们是通过这些“枪眼”射出的呢？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这么想，士兵们则迅速对这些潜藏着危险的房屋和其中的居民进行报复。
其他类似有力的猜测也导致了同样理由充分的惩罚。然而当谬误导致流血时，它就最终被坐实了（这个问题似乎被范·朗根霍夫先生遗漏了）。一股强烈、盲目但却发自内心的怒气激怒了这些人，他们纵火、扫射，重要的是他们此后必须十分坚定地坚持“暴行”存在的信念，只有“暴行”才能为他们的怒火提供一个公正的外衣。可以假设，如果他们意识到促使他们犯下如此多可怕行径的惊恐之情是何等荒谬，那么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会因为反感而退缩，然而他们从未认识到类似的问题。今天的德国人可能仍然认为，他们大多数士兵都是比利时人伏击的受害者，因为拒绝做任何考察，这种信念就更加不可动摇了。人们很容易相信他们需要相信的东西。一个能引发轰动行为、尤其是残酷行径的传说几乎是不可摧毁的。
所有这类假消息都是在前线的军队中形成的。范·朗根霍夫先生已经很好地指出它们是如何向国内传播的：首先是通过士兵的信件和伤兵报告等一手材料传播。在战争初期，谁敢反驳一名战场上的伤员呢？然后，记者和卫生员的叙述会作为二手材料传播。当然，在相互传播的过程中，假消息会得到进一步放大和美化，尤其在更加审慎且往往知识水平更高的后方各阶层，人们甚至会作进一步的发挥，以更好地调和这些假消息，并赋予它们一种合理的特征。有时人们会对外表如此淳朴的比利时人表现出如此的恶毒而感到吃惊，一位学者证明，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比利时游击队的一切暴行已经强有力地镌刻在了弗拉芒艺术中。所有这些传说都是在某种共同心态下产生的，它们有一种深刻的统一性，后者是其灵魂所在；于是，德国资产阶级有点迂腐的系统精神便精心编造出了一个以历史为依据的谬误体系。
三
现在，我想依据上述分析过的著作和我个人的研究，对战争中的假消息及其提出的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评论。
首先，有这样一条假消息，我曾非常全面地观察过其诞生过程。它的范围和影响都不大，是一个不太重要、几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小传说，但在我看来，它是非常典型的——在任何学科中，最简单的案例往往正是这样。
那是在1917年的9月，我所在的步兵团出发去占领位于布赖讷（Braisne） 小城北部的夫人大道（Chemin-des-Dames）高地，该地位于埃皮奈-德-谢夫雷尼防区。我们不知道面对的是哪些部队，所以必须去了解，因为当时司令部正准备在该地区发动马尔梅松攻势，不能容忍对敌军行动方案的了解有丝毫的模糊之处。我们接到抓获俘虏的命令。为此采取了一次支援行动：按当时的方案，各种口径的火炮的炮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德军的一个小哨所被摧毁，进攻部队的确在哨所的废墟中抓获了一个哨兵，并将他带回了我们的前线。我有机会去审问这个人，这是一名已经上了年纪的士兵，当然是预备役军人，而且是老汉萨同盟城市不莱梅（Brême）的文职市民。然后他在严密看护下被送往后方，我们以为不会再有人说起他了。不久之后，一个奇怪的故事逐渐传到了我们耳中，是炮兵和军需补给司机讲的。他们的说法都差不多：“这些德国人！多么出色的组织者！他们的间谍到处都是。有人在埃皮奈-德-谢夫雷尼逮捕了一名俘虏，是谁呢？一个在和平时期就被安插在布赖讷的商人：离这里只有几公里。”
在这里，作为假消息起源的第一个意外清晰可见。这是对不莱梅这个地名的误听，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借助与听觉本身不可分割的一种阐释效应——用近似的发音取代了正确的发音，在地理知识极度匮乏的听众心目中，准确的发音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近似的发音却有充分的含义，因为它就是一座众所周知的小城。第一次阐释努力之后很快就有了二次：这个商人在法国拥有一间商铺之后，突然穿着敌军的服装出现，那他就只可能是一名间谍了，并且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德国人善于使用各种诡计，因此这个已经成型的消息很容易被相信和传播。说实在的，第二次论断可能早已被包含在最初的误解中了。德国人在战前就把我们国家笼罩在一张庞大的间谍网中，这一点在我国没有人怀疑。这个想法可以得到大量非常不幸的观察结果的支撑，但是实际情况被公共舆论离奇地放大和戏剧化了：在1914年8月和9月，用特殊原因解释我们早期失利的愿望，致使到处都回荡着对叛国的控诉。渐渐地，这种信念已经成为一种没有异议者的教条。有时，军队对这个信念也像着了魔一样。有谁没有把最无辜的光线，甚至（我为这个故事担保）一对猫头鹰高低不平的飞行在钟楼窗户上产生的交替阴影也被看作可疑信号呢？每个人都在寻找可以证明如此普遍的偏见的东西。通常，教育程度低的人并不关心自己是否了解一个地名。如果说人们听到布赖讷而不是不莱梅，那很可能是因为许多士兵无意识地歪曲了他们听到的各种叙述，以使其符合某种普遍接受的观念，这种观念又迎合了民众浪漫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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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军装的布洛赫，约1914年。
图片来源：《为历史而生：马克·布洛赫传》
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所有与战争传说有关的作品都将我们引向这个事实。这是一个概括性的结论，今后的研究可能都应该以此为指导，以检验它是否适用于所有情况。我们可以做如下表述。假消息总是源自集体表象，这种集体表象先于假消息的诞生。假消息只是在表面上具有偶然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所有的偶然性都存在于触发想象力的、完全随机性的最初事件中，但是这种触发仅仅是因为这些想象早已被准备好，并且在暗中发酵。例如，一个没有顺着大众想法发展的事件或错误感知，最多只能成为个别谬误的起源，但不会是一个广为人知和广泛传播的假消息的起源。我斗胆用一个我以为社会学家赋予其太过形而上学意义的术语——因为这很方便，毕竟它有丰富的内涵——假消息就是“集体意识”凝望它自身特点的镜子。
在大多数情况下，战争拥有如此强大的假消息的繁殖力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不值得过分强调。情绪和疲倦对批判思想的破坏程度怎样说都不为过。我记得，在撤退的最后几天，一位长官告诉我俄国人在轰炸柏林的时候，我已经没有驳斥这幅诱人景象的勇气。我隐约地觉得荒谬，而且如果我有能力对此做出思考的话，我肯定会驳斥它，但是对寄寓于疲惫躯体中的消沉思想来说，它太讨人喜欢了，以致于我没有能力驳斥它。理性的怀疑通常是健康精神状态的标志，这就是身心俱疲的士兵无法拒绝它的原因。
审查制度的作用很重要。在整个战争期间，它不仅封锁和瘫痪了新闻界，而且它的干预即使没有实际发生，也总是被人怀疑，甚至它审查过的真实情报在公众眼中仍然令人难以置信。一位幽默人士说得好：“战壕里盛行的观点是，除了允许出版的内容，一切都可能是真的”。所以，由于新闻界的无能，加之火线上邮件联系的不确定性——这种联系不是很固定且受到监视——口头传说出现了神奇的复兴，这是神话和传说的古老母亲。由于最勇敢的实验者都从不敢设想的一种奇特局面，审查制度不仅消除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距离，也使前线的士兵回到了古老时代的信息手段和精神状态，也就是在没有杂志、没有纸质新闻报纸、没有书籍的时代。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曾刺激间谍故事的想象力的作用，一位不莱梅市民变成了一个被阴险地安插在布赖讷的间谍。这种变形最初从哪里发生呢？不完全是在火线上，而是在离敌人稍远点的地方，在炮兵阵地、运输车队和伙房中。正是从这个相对意义上的“后方”，谣言向我们回流，假消息几乎一直遵循着这样的路线。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假消息只诞生在不同群体的人可以相遇的地方。至少在阵地战期间，人们无法想象还有比前哨士兵更孤立的存在。诚然，个人几乎不能独自生存，但是他们被分散到彼此严重隔离的各个小群体中。移动通常要冒生命危险，况且没有命令士兵也无权移动。历史上一定有这样分散的社会，这些社会中不同团体之间的联系总是非常稀少和困难，在不同的时期通过流浪者、化缘僧侣和流动的商贩进行，但集市和宗教节日是更为定期的渠道。流动商贩、形形**的流浪者和偶尔路过的旅客的角色，在前线则由联络员、修理线路的接线员和炮兵侦查员承担，他们都是有点身份的人，军官们会热切地询问他们，但后者很少跟普通士兵来往。操办伙食使得一种非常重要的定期联络变得不可或缺。在战壕这个小世界中，炊事房就是“公共广场”。在那里，每天一次或两次，来自前方不同地点的给养兵聚在一起，或同炊事员闲聊；炊事员通常知道很多，因为他们有难得的特权，能每天同团里的火车司机交谈几句，而司机是偶尔能在平民区附近扎营的幸运者。因此，在露天的炉火或者炊事车的炉灶旁，在如此不同的阶层和环境之间，建立起了一些不稳定的短暂联系。然后，这些勤务兵便带上自己的行军锅，沿着铁轨或交通壕移动，并将准备就绪的假消息带回前线进行再加工。在前线地图上，在各个前线哨所构成的极尽曲折交错的线条后面一点，我们可以给一个连续的区域涂上阴影，这里就是传说形成的地带。
总之，这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社会，构成它的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很稀少且不完善，联系并非采用直接方式，而是通过一些近乎专业的个别中间人进行，这样就出现了人们称为战壕社会的现象。在这里，就像在口头传统占优势的地方一样，战争让我们产生一种回到遥远过去的印象。然而，这种社会构成看起来非常有利于假消息的产生和传播。人与人之间频繁的联系使人很容易比较不同的说法，并激发人们的批判意识。相反，人们非常相信很长时间才会出现、从遥远的地方（或被认为如此）跋涉而来的叙述者。这些都是历史学家们要考虑的因素。
研究战争的不同时期、不同的环境对叙事的产生、传播和转变的作用，看来已成为今天对集体心理学感兴趣的人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阵地战有它的假消息，运动战也有它的假消息，这些假消息很可能不是同一种类型。后方和前线的错误也并不相同。在每一支盟军或敌军中，都会有一种独特的传说盛行一时。诚然，我们看到一些传说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可以穿越最多样化的社会阶层，但是每一次穿越后，它们都会染上新的色彩。没有什么比追踪它们的传播路径更有启发意义的了。这些传说中，最引人注意的可能是那些依附在某些个人身上的传说，他们的行为或处境使他们特别容易激发公众的想象。这些人在民众眼里要么光彩夺目，要么屈辱不堪，一种不可思议、近乎神话般的想象就围绕着他们滋生出来。例如在德国，皇太子就有关于他的一连串传说，在法国似乎也是这样。谁将会撰写德国皇太子的传奇生平呢？
但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收集资料。是时候对战争中的假消息展开一项认真的调查了，因为这可怕的四年已经进入历史，亲身经历过它的几代人开始慢慢消失，这比我们想象的要早。从现在起，有能力的懂行人士应该搜集这些人的笔记，或记录下他们的回忆。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些工作不应留给那些在历史研究方面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人。在此类问题上，真正有价值的评论来自那些熟悉考证方法且经常研究社会问题的人。这就是我在本文的结尾处向《历史综合杂志》的读者发出呼吁的原因所在。关于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可能很多读者有话要讲。《历史综合杂志》将非常乐意接受他们的文稿；如果他们不愿意正式公开他们知道的东西，我将很高兴收到他们的来信，如果他们同意，我也很乐意去使用它们。正如我之前所说，战争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心理学实验。从实验性乐趣中获得满足以安慰战争的恐惧，或许会导致一种格调糟糕的半吊子做派。不过，既然战争已经发生了，就应该利用好它提供的信息。我们要赶紧把握这个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机会。
原文载1921年《历史综合评论》（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后收入马克·布洛赫的论文集（Marc Bloch, “Réflexions d’un historien sur les fausses nouvelles de la Guerre,” in Mélanges historiques （Préface de Charles-Edmond Perrin）, Tome 1, Paris, S.E.V.P.E.N., 1963, pp. 41-57）。翻译时参考的是文集中的版本。
|本文刊于《新史学》（第三十辑），译者：译者：李会芳，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硕士研究生。校者：黄艳红，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研究员。
转载自：新史学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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