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特辑：日本史学术名词使用和翻译问题
编者按：从事日本史研究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翻译行为，这不仅是一种语言和思维方式从日文或其他外文转换到汉语的过程，还包括各种资料、用语、问题的解释过程。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讲道：“译事三难：信、达、雅。”日本史研究者在从事研究工作之际，除了需要具备高超的使用原始文本展开研究的能力，还需要有相应的译介能力，使所译之文准确并可读。针对近年来日本史研究中存在引入较多难于理解的术语、短语等现象，本集刊特邀请中国日本古代史学界七位学者介绍日本史学术名词使用和翻译经验，希望能对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起到一定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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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集刊《日本文论》（总第9辑），ISBN：978-7-5228-3223-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月，详见集刊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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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本史研究中的日语学术名词使用和翻译问题
徐建新
刘金才和张凌云两位学者联名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关于加强中国“日本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思考》，该文提到当前中国日本学研究中照搬了不少日本词语，没有完成从日语到汉语的语言模式转换，很多词语的使用是不适当的，会招致中国学界的诟病。刘金才老师在文章中提到的那些例子，有些属于学术翻译的能力问题，也有些存在学术立场问题。这篇文章可谓首次不是从语言学和翻译学的角度，而是从日本学研究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学者论文中的日语学术术语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也是必要的。不过，我认为该文中针对一些日文词语提出的翻译方案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实际上日语学术名词使用和翻译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存在，只是由于以前中国日本学和日本史研究的规模不大，并且老一辈学者比较重视汉语表达，所以没有形成一个显著的问题。我们曾经把夹杂着一些词义不明的日文词语的中文论文戏称为“协和语”论文。我还注意到，有些论文连思维逻辑、分析方式和遣词造句都是日本式的，阅读起来十分拗口。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一部分，这个领域论文的读者包括中国史和世界史领域的读者以及学术界众多关注日本问题的人。其他专业的人看不懂“协和语”论文，就会使日本史论文的影响力大打折扣。
我在南开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谈到过这个问题，会后也引起了会议参加者的一些议论，为了消除误解，我想以日本史论文为例，对这个问题再做一些说明。中国日本史论文中所用的日文词语大体有三类，而我们所说的“协和语”现象主要指后两种情形。
第一类是与日本历史事实密切相关的历史学专业名词。比如，“杖刀人首”“屯仓”“部民”“大纳言”“幕府”“御家人”“一揆”等，这些都是在日本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固有名词，有明确的含义，在日本史辞典上都可以查到，也不能随意改译为别的名词。对于这类词语，在论文中使用时，可根据需要在行文中解释或加注释说明。但对于一些历史事实方面的名词，中国学者需要表明学术立场和政治态度，不能直接采用日本学界的命名，如“日中戦争”（中国抗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等。中国出版界在审稿时对这类名词也是高度关注、严格把关。
第二类是日本近代史学产生后，在史学研究中形成的一些专业概念和术语，其中很多词语是中日学界从西语翻译过来的，有固定表述，且中日学界表述往往不尽相同，因此不可混淆。比如，中日双方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讨论社会发展史问题时一些名词的对译关系，包括“生產様式”（生产方式）、“上部構造”（上层建筑）、“下部構造”（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亞細亞的生產様式”（亚细亚生产方式）、“野蠻社会”（蒙昧社会、采集经济社会）、“未開社会”（野蛮社会、金属器铁器时代）等。有一些是日本学者在研究过程中自创的专业术语，如“一国史观”、“首长制社会”、“归化人”（渡来人）、“在地首长制”、“东亚世界论”、“王朝国家”、“权门体制论”等。对于这类术语，如果不了解相关学说史背景，不经翻译和添加注释直接使用的话，往往会让读者不解其意。
第三类是日本学者在论文写作中使用的一些常用词、高频词，比如“受容”（接受）、“変容”（变化、改变）、“変貌”（变化、改变）、“展開”（扩展、发展）、“移行期”（过渡期）、“画期性”（划时代的）、“重層化”（多重的）、“相互補完”（互相补充）、“自我完結”（靠自身完成、自律的）、“時代区分論”（历史分期的讨论）等。
总之，上述第二类、第三类学术名词，如果大量照搬日文原文，往往会让国内读者感到似是而非，难解其意。
中国日本史研究（包括论文和译文）中的日语学术名词使用和翻译问题不仅涉及翻译规范，而且需要强调学术性和研究性。下面以一段日本学者的论文为例做简单说明：
日本考古学において、国家論は近年極めて多様化している。その多様性は次のように整理できる。まず古墳時代を社会進化のなかでどの段階に達しているかで議論がある。つまりそれを都出比呂志の提唱する初期国家とするのか、あるいは鈴木靖民が主張するような、アメリカ合衆国新進化主義の枠組みに基づく「首長制」段階（国家の前段階）なのか、あるいは1970年代、80年代に広く受け入れられていたように「部族同盟」と考えるのか。また部族同盟論以上に社会の階層性を重視した立場であろうか、古墳時代「首長同盟」論も近年は支持が広い。やや極端な考え方として、弥生時代をすでに国家段階とする研究者もいる。さらに、首長制や国家、都市社会などの概念を包括するような意味で、「複合化社会complex society」という概念を古墳時代社会理解に導入する試みもみられる。
我的译文如下：“在日本考古学研究中，有关国家问题的讨论，近年来变得极为多样化。关于这种多样性可以做如下整理归纳。首先是日本古坟时代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到底达到了怎样的阶段，围绕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讨论。就是说，究竟是把古坟时代视为都出比吕志提倡的早期国家阶段呢，还是视为铃木靖民主张的基于美国新进化论框架的酋邦阶段（即前国家阶段）呢，抑或将其看作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广泛接受的‘部落联盟’呢？另外，相较重视‘部落联盟’的观点，人们更加重视社会分层，也许是出于这样的立场，近年来认为古坟时代是‘酋长联盟’的观点得到广泛的支持。有的学者还提出一种较为极端的观点，即认为弥生时代已经进入国家阶段。还有学者试图在包括酋邦、国家、城市社会等概念的意义上，将‘复杂化社会’（complex society，或称‘复合型社会’‘复杂社会’——译者注）这一概念用于对古坟时代社会的研究。”
也就是说，要理解日本学者论文的含义，首先需要了解其提到的那些名词和概念（比如“初期国家”“首長制”“部族同盟”“複合化社会”“新進化主義”等）在学术史上的意思，还要知道在国际学界和中国学界与这些名词和概念相对应的概念用语，这些都需要平时的研究和积累。在上面的译文中，我刻意保留了日本学者的“酋长联盟”一词，因为这是日本学者自创的一个名词，用以和“部落联盟”的概念相区别。
关于中文论文中哪些日文词语可以照搬使用，哪些不可以照搬使用，中国学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有些日本传来的名词，如“氛围”“问题意识”“违和感”已经在中国社会流行开来，不至于引起误解。其实论文写作和翻译的基本要求不在于用什么名词，而在于要让当下的国内广大读者看懂，不让人产生迷惑。这个问题与研究者的写作志趣和文化品位无关。
（作者：徐建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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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日本史研究话语体系建设的一点感想
刘晨
近年来，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在老一辈学者奠定的坚实基础上，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在学科规模、从业人数、研究领域等方面都实现了持续发展和全面突破。加之研究资料和海外研究成果的广泛引进，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的不断拓展，如今相关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质量还是在国际影响上，较之以前都有了显著提升。
当然，在构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过程中，依旧存在相当多的挑战与难题。比如，近代以前的日本史研究相对滞后，这不仅与史料收集和解读等现实条件的限制直接相关，也与课题方向和方法论受制于日本学界的传统范式，缺乏体系化、创新性和独立的研究视角有关。这些问题虽已引发中国学界的高度关注并积极应对，但仍然持续阻碍着中世、近世等日本古代史研究相关领域的发展。前辈学者早已指出，新时期的中国日本史研究有必要在学科建设上补短板，在历史分期、术语翻译等方面做进一步规范和统一，深化学术话语权的独立性与创新性。
仅就个人所见与所感，我认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应更多地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以期有所突破。
首先，实现与海外日本史研究以及中国世界史研究之间有效且合理的交流和对话。
学术研究从来不是闭门造车，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是推动研究进步、确保研究价值的重要内容。从世界史立场出发的中国日本史研究与海外学界特别是日本学界的沟通自然不可或缺。同时，与日本史以外的欧洲史、东南亚史等其他世界史研究对话和相互理解也是构建日本史研究学术体系的关键指标。这不仅需要自身学科体系的相对完整，以及构建通行于各研究领域的学术话语体系，还需要把握各领域既有成果和最新研究动态，这些都是中国日本史研究中亟须提升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果，特别是以“明治维新”和两次世界大战时期为中心的日本近现代史研究，不仅内容丰富、议题全面，而且具有极高的创新性和独立性，可以说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相比之下，日本古代史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大化改新、万历朝鲜战争等关键时期的重要事件，或中日交流史、思想史等少数领域，研究视野尚未涵盖日本古代史的全部发展阶段和各阶段的核心议题。尤其对日本学界通行的历史分期“四分法”中的“中世”和“近世”两个时期，中外研究之间的差距最为明显。当然，近年来相关成果不断涌现，比如，有关镰仓、室町时期中日交涉的研究，有关江户幕府的社会治理、外交政策乃至意识形态等问题的讨论，已有优秀专著和论文出版与发表，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不过，如何由点及面地扩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补上学科体系的短板，仍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日本史研究特别是日本古代史研究的核心议题。
开展有效且合理的学术交流也需要在学术用语的翻译和应用上达成共识。学术翻译本就对意义的精确传达有着极高要求，世界史的翻译还要兼顾史料用语和学术惯用语间的平衡。与欧美史学相比，日本史研究还面临如何处理日本汉文即“和制汉语”的翻译问题。对此，我们理应规范学术用语的中文表达，避免所谓“协和语”的生搬硬套和滥用。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日本史文献资料的特殊性，即史料用语和研究术语中有很多难以有效对应现有的中文词语，需要通过借用、添加注释甚至创造新词的方式完成翻译。事实上，亚非拉史研究中有很多通过音译或借用产生的学术词语，用来避免专有概念的混淆与误解，可见同样具有特殊性和概念边界的日本史用语也未必要全部抛弃。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准确传达学术概念，那么除误读、漏译等技术层面的改善外，翻译时的词语选择在学界内部达成普遍共识与实现广泛应用，或许才是解决翻译问题的当务之急。换言之，整理、讨论全部学术概念用语，并据此确立规范标准，也是推动中国日本史学科体系构建的关键议题。
其次，立足于世界史、外国史研究的基本立场，发现、提出并解决真问题和好问题。
有效且合理的学术交流能够促进中国日本史研究对日本学界以及海外学界研究成果的吸收、利用与批判。必须承认，中国学者在日本史研究上与日本学界尚存较大差距，特别是在一手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解读等实证研究层面，需要持续吸收日方研究成果以弥补自身的不足。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与日本学界立足于“国史”立场的研究不同，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史的基本立场是将其作为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或者说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东亚历史的一部分加以理解和认识的，所以中日两国日本史学界的核心关切与整体方向并不一致。
比如，日本史学界深受兰克史学的影响，历来重视并坚持实证研究方法和史料主义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史研究传统。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刺激下，日本地方史料得到大规模的收集与整理，由此推动了各地城市、乡村等“自治体”史研究的持续发展。然而，这种基于高度同质化的史料和研究方法上的史学研究路径，虽然有助于日本“国史”研究的全面发展，对考察和理解日本史的整体面貌与独特性却意义不大。相比之下，受制于方法论僵化和新史料匮乏而未受到重视的诸多中世、近世政治史议题反而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研究价值，而且极有可能通过打破传统历史分期法的局限、重新思考相关历史的连续性，实现方法论和研究成果的更新，这理应成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关注重点。
换言之，日本学界的既有研究虽然充分，但是其从“国史”立场出发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并不完全适用于从世界史立场出发的中国日本史研究。在前辈学者长期积累的基础上，近年来我们已经初步具备了从自身立场出发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必要根据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和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基本情况提出值得深入探讨的真问题、好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日本史研究一直保持着对自身立场和问题意识的关注与强调，这一学术传统应该继续受到重视与发扬。
最后，推动中国特色的日本史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全面确立。
在补上学科短板、完善话语体系、巩固自身立场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争取实现从史学理论到史料分析等各方面的整体进步。一旦具备了足以与日本学界正面对话的整体研究水平，我们就有望进一步完成对学术话语的共识构建，并基于自身立场和诉求形成独立创新的问题意识，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也就可以不再拘泥于一直以来的学术边界，拓展出崭新的学科内容与研究议题，甚至打破日本学界的某些固有研究范式的局限。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历史分期“四分法”在内的诸多日本史学术体系基础观念，其实是在20世纪初近代日本史学研究草创阶段，受西方传统史学研究的影响形成的。比如，“近世”这一概念便是由江户经济史学者内田银藏在1902年留学欧洲期间正式提出，其依据则是西方史学界对欧洲15世纪晚期到18世纪末这一中世纪与近代之间过渡时期的描述，即近代早期（Early-modern）。日本学界在使用“近世”一词时其实将其等同于江户时代（或包括江户以前的织丰时期），最初确实是为了强调其作为近代以前最后阶段的过渡期性格。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近世史研究以“太阁检地争论”为契机实现了学科发展的“自立”，持续的“武家统一权力”则成为“近世”概念的核心性格。但如此一来，“近世”作为历史分期概念的内涵就发生了重要改变——其过渡期的性格就此消失。这导致当我们以近世或近代早期的视角关联日本与东亚各国或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演进时，就难免发生歧义和误解。如果我们从世界史立场出发思考江户时代的历史，就有必要对“近世”这一概念在东亚世界中的非同步性和非同义性保持自觉，或者进一步打破近世分期对江户时代前后日本历史连续性的割裂，在东亚视野下重新思考16～19世纪的日本历史演进及其与东亚世界其他地区的关联和互动。
可以说，打破既有学术体系的窠臼，从符合现实需要和学科发展规律的前提出发，重新讨论和构建新时代日本史研究的学科规范、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既是中国日本史研究的重大机遇，也是中国日本史学者理应肩负的学术使命。
（作者：刘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近世政治与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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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不确定性：是困难也是机遇
梁晓弈
关于跨语言交流的困难与翻译可能导致的语义变迁，古来译经师早已有“五失三不易”之语，其间艰难毋庸赘言，但从奎因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翻译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问题开始，似乎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倾向，即不将此视作译介的困难与局限性，而是主动将其视作跨语言、跨文化交流的表征，主动寻找翻译不确定性现象，分析其间不确定性的产生过程。
奎因给出的翻译不确定性案例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种是缘于词语本身含义的多样性，其典型如“两头蛇”究竟是“双头之蛇”还是“两只蛇”，这一类型的翻译不确定性属于所谓的独立句翻译不确定性（holophrastic indeterminacy），多数喜剧有时甚至刻意追求这种不确定性以制造笑料。
学界讨论学术用语与翻译问题时的忧虑通常属于第二种类型，即当对象语言中不存在特定概念时的情况。典型案例如19、20世纪之交大量舶来品与舶来思想给中日社会带来的翻译问题。这一类型的翻译不确定性其实来源于双方间共享的背景知识体系不同步，因此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只能期待对话双方之间同步率的提高。乐观而言，随着对话交流的增多，关于哪些专有名词需要翻译、哪些可以直接使用的问题，终究是可以在磨合中逐渐解决的，诸如“权门体制”之类的研究概念假以时日或许也会像“想象共同体”“东方主义”等概念一样不太需要过多的介绍与说明。
当然，具体到特定的细节问题上，我们还有无数亟须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想来各位前辈同人必有高论，本文想要换个角度，探讨另一种情况，尝试说明翻译的不确定性并非只是翻译工作烦恼的来源，有时也能够为我们指明一些新的研究方向。我略微占用一些篇幅介绍一个日本思想史上的例子，即日本净土真宗创始人亲鸾（1173～1263？）论证其核心教义——彻底的“他力本愿”（“他力=如来本愿力”，即完全依赖阿弥陀佛的宏愿而得解脱的信仰方式），由此一窥翻译不确定性带来的正面效果。
简而言之，净土系信仰大体上都来源于“净土三部经”，亲鸾本人也属于其中主张“称名念佛”的一派，这一理念来源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与“称名”相关部分的解释（也就是所谓“本愿”，这也是“本愿寺”之名的由来）。
在亲鸾之前的净土教理中，虽然同样主张通过念佛而得解脱的信仰，但仍然认为“念佛称名”的手段是功德的积累过程（因此，相对亲鸾彻底的“他力本愿”理念，这仍然属于某种意义上的“自力救济”型理念）。因此，亲鸾的理论创新在于对第二十愿（至心回向愿）的独创性解释。
这一大愿的原文如下：“设我得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殖诸德本，至心回向，欲生我国，不果遂者，不取正觉。”通常而言，根据中文习惯我们自然会认为，“十方众生”之后、“欲生我国，不果遂者”之前的部分都是修饰“十方众生”的定语，但亲鸾在释读“至心回向”时，为其增补了“賜えり”的句尾敬语助词，将“回向”的主体由诵念佛名的功德，转而解释为阿弥陀佛根本大愿的无上愿力，由此完成了他彻底的“他力本愿”逻辑。关于教理的问题在此不多做探讨，本文想要强调的是，亲鸾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教义，正是基于翻译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意义的多元性。
众所周知，日语有复杂的敬语体系，一个简单的“惶恐谨言”之类的结尾，往往可以对应长达数十音节的日语；这又与日语省略体言的习惯相辅相成，被省略的主语或宾语往往通过不起眼的敬语得到某种形式的补全。通过书信内容中各种敬语的不同使用方式，判断行文中一共出现了几位人物、有几位隐藏于敬语体系背后的大人物，是日本古文书学知识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也是入门级别的训练内容。
换言之，上述亲鸾的释读虽然非常不符合中文的阅读习惯，在中国读者看来似乎是教义先行之后再强行寻找符合这一理解的读解方式，但亲鸾所补充的这个敬语绝非为了教义而强行曲解本文，而是日语语言体系下自然形成的一种行为。接触过《古事记》《万叶集》等早期文献的读者大概都会记得经常出现在令中文读者难以理解的位置上的“赐”字，或宣命体中经常出现的“定赐”“宣赐”“奉赐”等表记，这些与亲鸾增补的敬语一致，是用于表现对高位者行为的敬语。平安时代之后随着日本文人汉文水平的提高，当用汉文书写记录时，这类日语口头的表现有时会被省略，但并非从实际的日语使用场景中消失（可参看各种训点材料），这也是我一直认为日本史学者需要掌握汉文训读的相关知识与能力的原因所在。
篇幅有限，本文不再涉及更多的具体案例，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对于翻译问题，可以不必太过忧虑，也不妨看看其中开拓新研究领域的方面。毕竟我们的立场并非只是单纯的译介者，本业仍然是研究者；身为译者时，为这一问题殚精竭虑自然是本分所在，身为研究者时则不妨关注这一翻译困境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与研究对象。
另外，金文京教授几年前在岩波新书出版的一部经典小书《汉文与东亚世界》（笔者个人更喜欢他在日本版中使用的副标题——训读的文化圈）近年来在中文圈与英文圈均得到了译介，希望这本书的译介能够带来相关知识的进一步普及以及学界整体上对这类跨文化交流手段关注度的提高。
（作者：梁晓弈，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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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和困难——兼论编纂专门术语辞典的必要性
胡炜权
一 从四个层面谈日本史研究的基本问题
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已有十分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硕的成果。然而，目前我们在研究上和教育上面对一个十分大却又基础的问题，即日本史的专门术语、概念的翻译和解释问题。可以毫不讳言地说，这个问题急需同人一起解决（特别是近现代以前的），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研究水平和教学质量。
作为研究日本古代史的研究者，以及在大学从事日本史教学的教员，我就谈一下个人在教学和研究上遇到的问题，也包含一些同行的看法和建议，并分成四个层面来考虑，即教学层面、社会层面、研究层面、交流层面。
首先，从教学层面来看，在日本史教学现场以及指导学生阅读日本的史料、学术论文和专业著作时，由于学生不太熟悉日本史，而且不少学生缺乏日语基础，需要讲解很多概念与名词的意思和来源。这在任何外国史乃至中国史教学上都是一样的。可是，在日本史领域由于至今仍然没有相对统一或大致的规范和准则，许多名词的说明与解释在不同图书和论文里莫衷一是，不少是按汉字字面的意思去解释，或者直接套用中文里存在的近似词（后述）加以理解。
表面上看，这是中文使用者才能做到的。可是，这本来就是无奈之举，也是不符合历史研究基础法则的胡乱行为。当我们看到日文里的汉字词语，就直观地认为其意思跟中文的差别不大，因而肆意地去解释，其后果就是在图书、论文以及学术讨论中出现语意不同的问题，而且从研究者到学生都在围绕日本史的字词定义展开争论和商榷。
这种情况在日本史、日本文学和日本语专业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上尤为明显。答辩委员经常看到学生的中文论文里出现大量“非中文的”词语。这些词语的使用自然是参考了日文的图书、论文和史料。就学术规范而言，答辩委员针对一些词语的使用提出质疑并要求学生修改。然而，随即出现新的问题，即怎样翻译才对呢？
遇到这个问题，即便答辩委员能够基于自身的研究经验和专业给予建议，也不一定保证其建议就是标准的，充其量是解决当前问题的临时办法。于是，这个问题还是由学生和其指导教师来承担。这些论文出版成书，面向公众和学界时，上述的技术问题大多仍未得到解决，被束之高阁。
其次，用词解释和翻译问题给教学带来困难的问题不止于此，这就牵扯到社会层面上的问题。
目前，中文的日本史图书（包括各种专著和译著）和参考材料林林总总。从好的方向来看，参考图书和材料大量涌现，为学生和教师提供不同的参考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提高了日本史和相关领域的学习内容、教学质量。客观而言，现在的大学生在课堂之外能够利用不同的渠道获得比以前更多的信息。
研究人员与教学人员对此应该积极欢迎和乐见其成。可是，伴随这个现象涌现的问题也十分明显且深刻。各种专著与译著特别是后者的质量已经引起过不少学界同人的关注和批评。从人名、地名到术语，再到原著中引用的史料，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翻译错误。归根究底，问题的发生主要有两大成因。
一是译者的问题。当前日本史译著大多由非日本史研究者翻译，较为常见的是日本语专业、日本文学专业学者或者能够完成日文—中文翻译的译者。当然，我们必须肯定他们在翻译工作上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力求尽善尽美的努力。但是，正所谓“隔行如隔山”，在缺乏对日本史的充分认识，以及欧美和日本学界的日本史学史知识不足，也不了解词语和史料来历的情况下，虽然他们在翻译时参考了各类资料，但由于他们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在查找与判断网络和纸质参考材料时也必然遇到诸多困难，这就导致错译的情况很难得到改善。
二是中国学术界的问题。既然译者不是相关专业的，翻译出来的作品不够专业、错漏百出，那么换成研究日本史的国内学者就能解决问题吗？其实也不尽然。中国日本史研究存在明显的偏向性，大多数研究者研究日本近现代史，专门从事日本古代史（明治维新以前）研究的学者寥寥可数。即便是日本近现代史，用词和话语方式接近现代日语，相对古代史而言看起来易于处理，其实也不然（详见下一节）。加上上述的用词翻译和解释问题，推动学术界来翻译日本史专业著作对于解决问题来说杯水车薪，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翻译有关日本史的外文著作还需要出版社编辑协同作业，可是编辑大多不是历史学出身，更遑论对外国史有充分的理解。站在出版界的角度来说，他们理应比学术界更希望有可以依据的专业标准和参考材料。
随着传播手段不断发展创新，当下除了传统图书类的资料外，网络和自媒体也是重要的翻译载体。放眼自媒体平台，各种包括日本史在内的外国史节目、短片琳琅满目，同时也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笔者在课堂上经常遇到学生拿着自媒体的内容来讨教。
从教学互动层面而言，这自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我们应该正面评价和利用自媒体平台的力量。但新传播手段往往是一把双刃剑。考虑到自媒体的创作者大多是业余爱好者，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他们有很高的专业水准。可是，既然自媒体的力量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学术界既要善用这个平台，如何减少自媒体质量参差不齐的内容对学生学习产生的影响，也是我们必须加以思考和应对的课题。
这个层面上的问题与本文一再强调专门术语、概念的翻译和解释问题是一脉相通的。眼下，各种有问题的日本史解说与翻译充斥于图书和网络世界，根本上还是因为“无处可依”、各说各话。只有学术界推动翻译和解释标准化，让老师、学生、爱好者便于参考，才是唯一的出路。
再次，除教学层面和社会层面之外，研究层面的问题也颇为严峻，这深刻地关系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水平和质量。日本史专业中的一些专门术语和词语的解释不清不楚、莫衷一是，降低了学术论文的整体质量，并连带影响到其他与日本相关的领域。
最后，在交流层面上，我们也同样面对很大的难题。不管是否曾赴日本留学，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国学者在研究日本史的时候，必然阅读了大量日本学术界的专业著作和史料。久而久之，我们习惯于沿用日本史学的概念与思维去理解和做研究。
然而，说到底这仍然是一种模仿，受其影响而已。我们尝试反向思考，想象自己能否用母语向国人说明、普及介绍这些概念和知识呢？又可曾想象自己跟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学术界研究人员用英语来交流日本史呢（当然还有其他国别史）？
笔者到此提出的问题对象，视野不止于对标日本学术界，要真正发出与确保中国学术界在日本史研究领域的声音和话语权，还必须考虑到日本以外的学术圈。然而，要达到这个状态，则更加需要我们纯熟地掌握这些概念和知识，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交流。
在这里，笔者必须强调一点，追求规范和标准并不意味着“权威”“绝对”，使学术界沦为“一言堂”，凡事一锤定音。与之相反，笔者坚定地认为这个作业是流动性的、持续性的，从结果上促使学术界利用这个机会打好基础，提高学术水平，以求更快地实现跟日本、欧美学术界平等交流和切磋，继而更有效地达成“发出中国学术界的声音和争取话语权”的目标。
二 日本史专门术语翻译的困难
在前一节，笔者讨论了当今日本史研究与教学上专门术语、概念的翻译和解释问题及困难，接下来有必要说明出现这些困难的根本原因。
首先，我们要从问题的本质谈起，也就是日本史料和学术概念的问题。日本是中国以外世界上唯一在母语中仍然大量使用汉字的国家，而且从古代至今，日本人在书写各种文字记录时使用大量汉字词语。从初期转用并参考古代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儒学、佛教经典，到后来积极自主地生产大量“日式”汉字词语和日语词语，如“天皇”“幕府”“天下”“百姓”“一揆”等。从这些词语表面上看，中文使用者似乎能大致理解这些词语，但在说明层面上则是另一回事。
例如，“天皇”既是日本君主的称谓，也被用来指称日本的王权制度（“天皇制”）；又如，“大名”既是日本封建时代某段时期的地方统治者，也是研究上泛指统治武士家族的个人。如何区分与使用乃至向学生、读者说明这些词语均十分考验研究者对于历史与史学史的理解和掌握。
再具体举几个能反映问题的例子。例如，日语中的“幕府”一词来自中国古代，指称将领办公之处。一般中文的日本史图书中说明“幕府”是“日本武士政权”的称呼，但这一说明是有问题的。古代日本虽然从古代中国引进了上述说明和语源，但随着历史发展，古代日本人并没有积极使用“幕府”来指称武士政权。在日本史料里，除了极少数的个别例子外，一直到18世纪，当时的日本国学者和儒士修纂历史书时才重新启用“幕府=武士政权机构”的概念。在这之前，常用的有“公仪”“武家”等词语。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一揆”。“一揆”原本也出自中国古代儒学经典（《孟子》），在日本古代和前近代，“一揆”的本义泛指“一群为了共同目标而集体行动的人”（揆于一），而目前的中文图书（包括译著）里大多翻译、说明成“百姓暴动/武装”，而且往往附加了“起义”一词辅助说明。然而，这个解释不够严谨。首先，“一揆”只在江户时代才能指代“百姓”（指村落的上层代表，跟中国的“百姓”不一样）的武装抗争，而且其目的是抵抗领主的过度剥削和压榨，要求领主和“幕府”高抬贵手，他们完全没有推翻日本封建制度的意图和目标，自然谈不上中文语境中的“起义”了。再者，在江户时代之前的室町时代和战国时代，“一揆”的发起者除了村落、庄园外，还有地方的武士领主，各自的目的也完全不同。因此，解释“一揆”的意思和进行说明不仅要按时代，还得按不同情况来区分，不能“一刀切”。
其实，上述的问题也存在于日本近现代史的研究。例如，二战前的日本军事制度里，日本陆军方面有“士官生徒”“陆军士官学校”两个词语。中文和日文里都有“士官”一词，在中文和日文里这种字一样但意思不一样的词不太好处理。而且，若统一翻译成“军官”，看似可行，但考虑到目前从日文翻译成中文的图书里早已沿用“陆军士官学校”一词，那么是否需要全面更换？如果一律改成“陆军军官学校”，似乎也不太自然。结果，很可能出现同一篇文章里混用“陆军士官学校”和“军官”的尴尬情况。
我们继续以近现代日本军事史的词语为例。二战前的日本兵役法里有“归休兵”一词，在中国的军事制度里似乎没有对应的词语和兵种。另外，当时日本征召预备役的方式有六种，同时代中国的军事制度里也没有对应的词语。
最后再举一个稍微复杂的例子，即“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目前，中文图书里直接照搬这个称呼。但日本人也称呼当时俄国、德国的军方参谋中枢机关为“参谋本部”。于是，有些译者翻译包含这两个国家近代史的图书时就直接套用，然而，按照中文习惯和用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把“参谋本部”翻译成“总参谋部”。
综合上述例子，衍生的问题不仅仅是语言和用词的选择问题，事实上我们在翻译和应用专门术语上存在两大缺陷：一是没能系统地解释和翻译日本的汉字词语；二是逆向而行，借用日本的词语到其他领域也就是以中文强行解释日本史的专业术语，结果是既无法解决问题，还带来更大的混乱。虽然我们可以从字面上粗略地理解日本汉字词语的意思，但这样做明显不严谨和不认真。站在研究层面和教学层面，我们不能不负责任地要求学生“自己按字面字义”去理解。
单单是日本的汉字词语和概念已经有那么多的技术问题，更何况我们还要面对那些非汉字词语或者以日语语义与本土文化风俗发展的词语和概念［如ミウチ（身内）、ケガレ（穢）］。
三 编纂专门术语辞典刻不容缓
在前两节，笔者明确指出了当下中国日本史研究存在的词语、专门术语与概念翻译和解释不够规范的问题。除了中国，美国学术界同样意识到规范和正确把握日本史专门术语与概念的必要性。美国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深刻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
当时的美国学术界由哈佛大学的J.W.霍尔（J.W.Hall）教授与斯坦福大学的马斯教授（J.P.Mass）带领和推动，开展了日本史料和词语的英语翻译工作。其中，霍尔早在1983年发表的论文里就已经尝试编译日本史的常见词语和概念。踏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日本学术界为了加强国际学术对话，也积极开展日本史常用词语和史料的英语翻译工作，并且鼓励学者到欧美国家组织各种学术研讨活动。
站在中国学界的角度来看，我们原本更方便跟日本学术界展开类似研讨，但我们未能及时推动中文和日文的沟通。不过，笔者认为我们应自发地推进这个工作，而不是等着日本学术界“反客为主”。
那么，翻译日本的历史学用词和概念，自然不是单方面让学生学日语就能解决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在教学层面推进“双外”课程设计改革，但这显然不是能简单、迅速做到的事情。
现在我们能做的事情，一是仿效美国学术界当年做过的工作，同时增补《日本历史文化词典》《日本史词典》，参考最近的研究成果和日本的同类工具书，由更新常用的词语和概念的说明开始做起，尽快提供一部学术性和参考功能兼备的工具书。或者按照事项种类，优先编纂专门的工具书，如日本军事史辞典。
长远而言，编纂专门术语辞典既能提高学术水平，甚至可以期待日后就个别概念与词语，参与日本学术界和欧美学术界的相关讨论，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规范今后中国的日本史学术论文和专著写作。进一步展望，编纂专业术语辞典就是推进学术界正面面对日本史料，组织对日本史料整体的整理和翻译作业。
以上建议目前在操作层面仍然十分困难，也存在很多的技术问题。但笔者认为，这将是中国日本史（或者说外国史）研究者和教育者必须完成的工作。
(作者：胡炜权，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古代史、东亚古代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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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怎样的“他山之石”？——对当前世界史题材图书“日本史热”的思考
康昊
当前，中国的世界史图书翻译进入十分繁荣的时期。世界史题材图书占据京东、当当等网络销售平台及各大书店显著位置，“甲骨文”“汗青堂”“启微”“理想国”“光启”等丛书的热销标志着中国已进入“全民读史”甚至“全民学习世界史”的时代。在日本史领域，除作为单行本引进的著作外，成套翻译的就有“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文汇出版社）、《倒叙日本史》（商务印书馆）、《岩波日本史》（新星出版社）、《剑桥日本史》（浙江大学出版社）等多个多卷本系列。如此成批量、大规模地引进多卷本日本通史在整个国内世界史图书市场都是少见的。这反映出日本史题材图书所具有的持续高涨的关注度，也体现了读者对日本史领域极大的兴趣。
然而，就目前状况来看，近年来翻译引进的日本史图书多为市场导向，以短小精悍的岩波新书、中公新书为主，缺乏具有足够影响力和分量的学术专著。比如，中公新书在日本畅销的“乱”系列（《应仁之乱》《观应扰乱》《承久之乱》）现已有两本在国内出版；又如，日本著名东亚海域史家、中世史家村井章介的著作仅有筑摩文库的一本《中世日本的内与外》被引进（笔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而村井章介影响力更高、在学术史上意义更大的其他著作如《亚洲中的中世日本》、《日本中世境界史论》、《日本中世的异文化接触》、《日明关系史研究入门》等都尚未引进；再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史的引领者、著名历史学家网野善彦的著作仅仅引进了一部《日本社会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原书亦为岩波新书，其分量远不足以代表网野的学术成就。网野的代表作《日本中世的非农业民与天皇》、《中世的东寺与东寺领庄园》等均无译作。读者仅从这些“大家小书”入手，难以了解相关学者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和理论的全貌。
那么，近年来世界史图书整体的翻译情况是怎样的？与日本史领域成批量引进的通俗历史读物不同，世界史丛书系列近年均引进了不少有分量的著作，如“汗青堂”的《三十年战争史：欧洲的悲剧》（2020）、“甲骨文”的《全球危机：十七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2021）等。在商务印书馆的学术名著系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以欧洲中世纪史为例，进入21世纪以来翻译出版了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2004）、《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2021），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2006），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2007），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2013）等多部经典著作。与之相比，该系列所收日本史题材经典著作较少，日本中世史领域至今尚无一本译著收入。日本中世史学在20世纪70～90年代最为经典的几部著作，如黑田俊雄《日本中世的国家与宗教》、佐藤进一《日本的中世国家》、笠松宏志《日本中世法史论》、永原庆二《日本中世社会构造研究》等均未引进。就连被视为战后日本史学开基者的石母田正的代表作《中世世界的形成》都无中译本。从世界史学科的整体发展状况来看，这也是不正常的。
因此，当前日本史著作的翻译引进存在两个相反的趋势。一方面，国内日本史图书翻译追逐前沿，引进了大量刚出版、未经学术界充分讨论和检验的通俗读物，让国内日本史学人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日本历史学界的最新动态，图书市场存在显著的“日本史热”；另一方面，对战后历史学最为关键的20世纪70～90年代经典著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使刚接触日本史研究的学生在没有充分掌握学术史背景知识的基础上就接触了未得到学术界充分认可的最新观点，这实际上会对中国日本史学科的建设和研究生教育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对眼下世界史题材书刊的“日本史热”，我们仍然要保持高度的清醒和冷静。
若从翻译引进图书的状况来看，日本中世史学（或者日本前近代史学）的基本理论、经典学说至今仍未成体系地介绍到国内。何谓“权门体制论”，何谓“王朝国家论”，何谓“显密体制论”，何谓“大名领国制论”，因为缺乏相关经典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在国内仍难以展开充分的讨论、分析和批判，这使中国的日本中世史学研究的基础仍不扎实。张绪山指出，国际学术界已经建立起相对成熟的世界史学科学术规范，需要对其加以介绍以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日本史领域亦然。若不能充分地翻译一批在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思想上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就无法对相关学说观点展开充分讨论，对日本学术界学说的超越、克服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日本史学界自20世纪70～90年代以来经典著作开展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翻译引进，对其中的经典理论、学说、思想与流派展开史学史的探讨和批判，是中国的日本史学界（特别是前近代史学）逐步在一部分领域实现理论突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日本史话语体系的先决条件。
翻译外国历史著作是认知域外文化的有效途径，对于本土文化建设而言见效快、意义大，同时体现了本土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增强了后者的生命力。新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开启后，始终重视翻译国外学者的日本史研究著作，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一批重要著作翻译出版，如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1997）、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2000）等，中国的日本史学界在翻译国外史著的同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传统和特色。日本国内的历史学者从未停止与国外特别是欧美学术界的对话。举例来说，20世纪70年代日本史学界社会史热潮兴起后，随即开始与年鉴学派进行学术对话，在1983～1985年有组织地翻译引进《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在二宫宏之、桦山纮一、福井宪彦的组织下编译出版了四卷《年鉴学派论文选》，题为“巫女与喧哗”“家的历史社会学”“医疗与疾病”“城市空间的解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种由知名学者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翻译引进工作，将年鉴学派的基本观念成体系化介绍到日本。年鉴学派关于社会史的学说、理论和问题意识遂通过日本西方史学者的介绍对网野善彦、石井进等日本史学者也产生了影响。日本史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迎来以社会史为首的飞速发展和理论突破，与日本学术界有计划地开展翻译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来说，建设中国学派、中国特色，形成中国意识、中国眼光，仍然离不开体系化的翻译引进。其中，最值得翻译引进的就是20世纪70～90年代日本现代历史学的经典著作。这是当前迫切需要的“他山之石”。
（作者：康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特聘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目本中世史、东亚海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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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门学术用语的使用
王玉玲
何为学术用语？简单来说，可以将其理解为在学术论文写作中使用的词语。由于现代日语中存在大量的汉字词，因此在中国有关日本的学术论文中时常出现对日语词语照搬使用的问题，如“受容”“变容”“变态”等即日本学论文中十分常见的“协和语”。毋庸置疑，这种在汉语的学术论文中直接使用日语的做法是不对的。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不仅有普通的学术用语，也有专门的学术用语，如果说普通的学术用语不可照搬，那么专门的学术用语应当如何处理？这里有必要对这两种不同的学术用语进行区分与界定。一般来说，区别于口语、可用于论文书写的书面用语基本上都可以视为广义上的学术用语，而专门的学术用语通常与特定的历史背景、事件直接相关，或是源于对学术研究历史与传统的继承，或是源于对文献中历史叙述的直接引用。实际上，这些专门的学术用语在学术论文中的使用往往是更具争议的。大体上，专门的学术用语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日本学者依据自身研究创造的“新日语”，如“守护领国制”“庄园公领制”“显密体制”“神佛习合”等，对于这些学术用语，在加以解释的基础上直接使用通常不会引起争议；另一类则基本属于历史用语，既有日本特有的历史用语，如“知行”“镇座”“起请”等，也有来自汉语的历史用语，如“上皇”“幕府”“一揆”等，这一类历史用语能否在学术论文中直接使用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日本特有的历史用语尽管采用了汉字书写，但汉语中没有相同的用法，因此对其进行翻译后再使用是理所当然的。那些来自汉语的日本历史用语尤其是汉语中有相似用法的用语在学术论文中往往被直接拿来使用。但是，这些专业学者耳熟能详的历史用语未必能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同样的共鸣。因为这些历史用语虽然源自汉语，却在日本的历史环境中使用、发展，进而衍生出新的语义。以“一揆”为例，“一揆”，原为汉语词语，语出《孟子》“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关于其中的“揆”，朱熹《孟子集注》注曰：“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无不同也。”换言之，“揆”即道理、准则之意，“一揆”即道理、准则相同的意思。当然，“揆”在汉语中还有其他的含义，如表示估量、管理的动词之意，指代宰相或相当于宰相之职的名词之意。但当“一”与“揆”组词为“一揆”时，无论是在《孟子》中，还是在《清史稿》中，“一揆”基本上都是表达道理、准则相同的意思。
在日本平安时代的史料文献中，“一揆”也有与之完全相同的用法。例如，《续日本后纪》中的“上行下化，古今一揆”，《三代实录》中的“济世之权，事从一揆”，都是以“一揆”表达道理、准则相同之意的用例。不过，进入11世纪以后，日语中“一揆”的语义发生了诸多延伸，在原义的基础上引申出在诸多方面相同、一致的含义。例如，在记录镰仓幕府历史事迹的史书《吾妻镜》中即出现了“两议一揆”“众议令一揆”等用例，都是以“一揆”表达内容、观点相同的意思。基于此，还出现了以“一揆”表达思想、认识方面一致，即表达同心、团结之意的用法，如《吾妻镜》“于国敌者，天下勇士可奉合一揆之力”等。与表达内容、观点相同的“一揆”相比，当“一揆”表达同心、团结之意时，往往与军事活动有关，并且多作为动词使用。
进入14世纪以后，“一揆”的语义进一步发生变化，从思想、精神上一致的抽象含义发展为行动上一致的具体含义，并衍生出指代某个行为集团、组织的用法。尤其是在日本南北朝内乱期间，出现了众多军事集团性质的“一揆”，以南北朝时代为背景的《太平记》中出现的众多“……一揆”就是战场上具有一致性特征的武士军团。此后直至16世纪末，从都市到村落，从武士到农民，“一揆”几乎成为日本社会中无处不在、全民参与的一种社会行为或组织。与此同时，“一揆”的语义也趋于固定化，其表达道理、观点等方面一致的用法减少，表达同心、团结以及集体行为、组织的用法越来越普遍。简而言之，当“一揆”表达集体行为之意时，可以将其理解为由众多个体参加的、组织化的、一时性制度外政治行为。在此行为进行的过程中或结束后形成的集体组织也称为“一揆”，这种“一揆”与共同体相似，可以理解为由具有共同社会基础的若干个体为达成某种特定目的，通过人与神之间的契约结合而成的一种新共同体组织。这种共同体的运作以内部的平等、一致为原则，强调内外、自他的区别，是一种具有自治属性的临时性组织。
像“一揆”这样来自汉语但在日语中的用法与汉语中的原义大不相同的词语，在日语中并非个例。关于此类用语在学术论文中的使用，首先翻译并非最佳的选择，因为无论是“暴动”“社会运动”“农民起义”还是“民众运动”都不足以体现“一揆”的全部内涵。相对而言，直接引用不仅更加直观、具体，而且还可以体现出其特殊性。当然，直接引用的前提是不能因为该用语源自汉语便不求甚解，直接以汉语思维对其进行惯性理解。由于在日本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之前，中国的文字已经传入日本并在叙述上占据了优势地位，因此，在古代日本，上至国史，下至贵族、僧侣的私人日记，基本都采用汉字进行书写。尽管这样的文献皆以汉字写成，其文体称“汉文”，但古代日本的“汉文”与中国的古代汉语存在显著区别，并且很多来自汉语的词语的用法、语义都随着历史的发展发生了变化。因此，对于研究日本古代史的中国学者而言，首先应避免以汉语思维对日语进行理解，对这种“形同义异”的中、日学术用语进行区别、辨析也应是中国日本史学者的基本工作。
另外，直接引用专门学术用语对于学术交流的开展也是有利的。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日本史首先是外国史，这也是强调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应具备中国学者的视角和中国的问题意识的原因。同理，中国日本史学者对话、交流的对象既包括日本学界，也包括国际上的日本研究界。只有具有共识性的学术用语才是进行对话，构建有利于交流、具有学术影响力的话语体系的基本前提。与翻译相比，直接引用专门学术用语显然更有利于开展跨越国界的学术交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对非汉字文化圈国家的历史进行书写时，基本不存在照搬使用他国语言的可能性，翻译是撰写相关学术论文的必经之路。而当日本、韩国以及越南等在历史上曾使用过汉字的国家历史成为书写对象时，则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如何处理专门学术用语的问题。这对中国的日本史学者而言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体现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历史文化方面存在的密切联系。如何恰当地在日本学论文中使用专门学术用语，不仅影响着相关学术观点与认识的形成，而且关系到汉字文化圈国家间历史文化联系的直观呈现。
（作者：王玉玲，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中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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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的立场上思考未来
刘晓峰
组织这次笔谈的动机是参加南开大学举办的日本古代史研讨会。学者们在会上、会下围绕日本史的学术术语和翻译问题都展开了很热烈的讨论。准确地说，这样的问题是日本史研究的特殊问题，作为一名日本史研究者，这也是一个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所以我很期待身边优秀的研究日本史的同人能有机会就此展开一次讨论。感谢徐建新、刘晨、梁晓弈、胡炜权、康昊、王玉玲诸位老师拨冗参加这次笔谈。在日本史的学术术语和翻译上，不会因为此次笔谈就从根本上解决一切问题，但问题越辩越明，我想这样的讨论对促进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在金文京教授的《汉文与东亚世界》出版前，出版方曾找到我，希望我为这部著作写几句推荐的话。为此我认真读了《汉文与东亚世界》，并读了其他几本和东亚汉字文化圈相关的书。思考日本史学术名词使用和翻译这个非常专业的问题，让我想起了阅读过程中的许多思考，所以下面我尝试从东亚这个区域视角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研究日本历史，东亚视角是一个我们必须给予充分重视的思考方向。一方面，日本和东亚各国一样，处于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影响的延长线上，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继承者；另一方面，东亚各国又根据自己的需求发展和改造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这又昭示了东亚文化丰富性的一面。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演变进程，涉及的历史时段长、范围广，研究起来很难把握，所以有很多方面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学术梳理。比如，日本史学术名词的使用和翻译问题就是一个从来未得到过充分讨论的领域。
东亚文化圈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点在于汉字。雅斯贝斯曾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强调文字的重要性，认为文字实为文明的标志。集音、形、义于一体的中国古代汉字曾经是东亚各国的国际通用文字。汉字是表意文字的词素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非常不同，汉字的字义与词义可以完全独立于语音，不依靠语音意义也能传达。汉字在传播中存在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字形、字义的确定和字音的漂移问题。实际上从古代到当代，一个汉字的意义通常比较确定，各种辞书可以把一个汉字的意义确定得很准确。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个汉字的发音在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中可能一直是不同的，且发音还随着时代推移发生变化。这个现象体现在时间上是古今之变的语音之变；体现在空间上是国内不同地区方言中同一个字的发音不同。在中国周边的东亚各国，对同一个汉字读音有自己不同的读法，这是汉字特殊性的一个方面。表意文字的汉字何以有如此强大的传播力量，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汉字之中蕴含的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的力量。在古代东亚世界，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汉字是这一权威思想文化体系的载体，两者之间互为表里。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通过汉字获得准确传达的形式，是由汉字排列组成的文章。这也是金文京教授在其著作题目上使用“汉文”而非“汉字”的用意所在。他用“汉文”强调汉字在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传播过程中语音的漂移。这对于我们思考汉语的特殊性，思考汉语中汉字字形与字义结合产生的强大传播能力，汉字字形与字义的结合赋予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传播的高度稳定性，是非常有启示意义的。
如果我们认真观察中国文化在东亚各国影响力的展开过程，就会发现实际上漂流的不仅仅是语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民族中，汉字的字形不断被改造和变换，汉字所传达的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同样因时因地发生了很多变化，存在意义上的漂流。我曾在研究中处理过不少类似的文化事项，对于其中的复杂性有比较深的体认。
汉字虽然在音、形、义等多个层面存在漂移与变化，却并没有影响历史上汉字作为沟通工具，且实际上在古代东亚各国之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沟通作用。汉字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相互沟通架起了桥梁，王勇教授把笔谈称为“无声的对话”。古代东亚各国人员之间语言不通，但如王勇教授指出的，千余年来，东亚各国之间人物往来频繁，除了政府使节之外，还有逐利而行的商贾、不期而至的漂民、怡情山水的游客。他们通过书写汉字的方式，沟通信息、传授知识乃至问答酬唱，“凡舌所欲言，出以笔墨，纵横自在，不穷其说则不止”（《芝山一笑》）。王勇教授认为，古代笔谈不仅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而且为历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和开拓了重要的研究渠道。他对东亚留存的笔谈史料进行了系统挖掘和研究，不仅生动地揭示了东亚各国间的历史交往，而且从新的角度深化了东亚历史研究。从很早的年代开始，东亚就出现了笔谈。例如，渤海国使者去日本，出面接待的都是日本文采最好的贵族，沟通大都是通过文字书写来进行的。王勇教授的课题组发掘整理的数百年前的笔谈留下的记录真实地反映出对话现场的氛围、对话双方的心声、对话情景。他负责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东亚笔谈文献整理与研究”已经以优秀成绩结项，相信相关研究成果的面世会让我们对东亚笔谈有更全面的了解。
在这里回顾这样一个交流过程，是因为我认为这对思考中国日本史研究中学术名词的使用和翻译有很大启发意义。第一，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日本史研究中，在学术名词的使用和翻译上之所以会出现很多问题，与汉字在这一地区的使用和传播有密切关联。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同样使用汉字的学术用语在不同国家的语言环境中有意或无意出现歧义和模糊性的情况该如何应对和处理？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只存在于日本、韩国、古代琉球和越南等“汉字文化圈”。这样特殊的烦恼出现的前提就是历史上这些国家和地区长期使用汉字，与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缘分。第二，正因为同样使用汉字，正如金文京教授在《汉文与东亚世界》中所展示的那样，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汉字与东亚诸国的环境、历史与文化相结合，从发音到字形再到字义，可能出现局部漂移甚至意义转换，这部分就需要认真地逐条辨析。特别是近代以来，不仅学术话语体系作为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缠绕于民族国家之间的复杂角力过程中，而且这一过程与欧洲工业革命以后以文明、现代化、科学为号召的现代学术浪潮席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的过程相表里。在这个意义上，学术用语的讨论和语言学领域开展词汇研究一样，是学术史研究重大的历史课题。第三，在全球化浪潮不断发展的大趋势中，世界历史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区域化进程。展望明天，我们看得到区域化进程正在不断加速。从中国长远的文化发展战略角度思考，如何因应这一新的区域化发展进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同时也是我们思考日本史的学术术语和翻译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
（作者：刘晓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史、中日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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