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仕洪丨蚕丝贸易：近代早期伊朗萨法维王朝的经济支撑
摘要：伊朗萨法维王朝的蚕丝贸易属于近代早期东西方洲际贸易的组成部分，是初步形成的世界市场和早期全球商业体系链条上的重要环节。萨法维王朝蚕丝贸易的初兴，主要受益于西方蚕丝市场需求激增和世界蚕丝贸易格局的变动。在国际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的驱动下，阿拔斯大帝采取诸多措施扶持蚕丝贸易的发展，萨法维王朝的蚕丝出口开始呈现繁荣景象。蚕丝贸易有助于萨法维王朝的经济发展，为阿拔斯大帝推行的内部改革和对外征战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成为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鼎足而立的重要经济支撑。
关键词：伊朗萨法维王朝蚕丝贸易阿拔斯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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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法维王朝（1501 — 1722 年）是伊朗历史上最后一个国力强盛、且国祚绵长的大一统王朝。从共时性来看，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并驾齐驱，共同构筑和支撑近代早期**世界秩序的稳定结构。从历时性来看，萨法维王朝终结了自公元 7 世纪**征服以来伊朗长达八个多世纪以外族征服、政治分裂为主要特征的历史，在重现伊朗文轨攸同格局的基础之上，凭借强大的国家实力和地区影响力“引领伊朗重返世界历史舞台”。关于萨法维王朝缘何能够在伊朗历史上实现这一突破性发展，素来是萨法维王朝史研究领域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以往学者们主要将其归因于阿拔斯大帝（Shah Abbas the Great，1588 — 1629 年在位）的雄才大略、部落军事力量的能征善战或什叶派宗教纽带提供的内在聚合力等内源性因素。尽管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作出了解答，但并未完全厘清推动萨法维王朝发展与强盛的多元化因素。例如，对经济因素考量不足，尤其是低估了外贸经济及由此带来的国际经济因素对萨法维王朝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实际上，笔者考察萨法维王朝实现这一“华丽转身”的深层次因素，发现其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近代早期经济全球化的独特时代背景；身处东西方经济交往蓬勃发展的大变革时代，对外贸易的拉动与助力成为萨法维王朝 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而作为萨法维王朝对外贸易的主要产业，蚕丝贸易无疑最具支撑作用和深远影响；终萨法维一代，蚕丝成为伊朗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也是获利最多的商品。正是凭借蚕丝贸易带来的财源，奠定了萨法维王朝一个时期内国势强盛的局面，并得以同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鼎足而立。
蚕丝贸易在萨法维王朝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长久以来，国内学者对其研究相对简略，细节和分析较少，国外学者对萨法维王朝蚕丝贸易的关注较多，但主要聚焦于阿拔斯大帝鼓励蚕丝贸易发展的举措、亚美尼亚商人在蚕丝贸易中的作用、伊朗与欧洲国家的蚕丝贸易状况以及蚕丝贸易与萨法维王朝政治发展的关系等诸多议题。此外，关于萨法维王朝的通史性著作，尤其是萨法维王朝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有助于从宏观视角认识蚕丝贸易在萨法维王朝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中以《剑桥伊朗史：帖木儿和萨法维时代》、罗杰·萨沃里的《萨法维统治下的伊朗》和威廉·费劳尔的《萨法维波斯的经济》最具代表性。这些既有的成果围绕蚕丝贸易的某一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个案研究，对于深化蚕丝贸易的全面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萨法维王朝与欧洲商业公司蚕丝贸易量化数据的整理，为估量蚕丝贸易的发展规模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但是，目前仍有两方面的研究不足：其一、对蚕丝贸易发展的原 因阐释主要基于内向性视角，即将萨法维统治者重视与否视为蚕丝贸易发展的基本因素，忽视了近代早期国际市场供需关系对蚕丝贸易的影响，也就淡化了全球化进程对伊朗经济发展的作用；其二、对蚕丝贸易产生的多元影响认识较为单一，尽管初步断定了蚕丝贸易对萨法维王朝经济的重要性，但对这种重要性的具体体现缺乏深入论述，尤其是对蚕丝贸易与阿拔斯大帝时期萨法维王朝国势上升的内在关联认识不足。因此，本文将蚕丝贸易置于近代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宏观时代背景下，厘清蚕丝贸易初兴与繁荣的内外归因，分析蚕丝贸易发展与萨法维王朝昌兴的关联；尝试跳脱传统“国史”书写的学术框架，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对萨法维王朝实现突破性发展的原因做出解释，也可以借此观察萨法维时代伊朗历史的新变化，即伊朗与世界的经济互动，从而深化学界对萨法维王朝政治经济发展史的认识。
一
西方丝织业的发展与世界蚕丝贸易格局的变动
谈及蚕丝，当今西方人同国人一样会联想到中国，而对伊朗蚕丝业的过往闻所未闻。实际上，伊朗不仅是中国蚕丝输往西方的中转站，而且很早就成为蚕丝重要的自主生产国。伊朗蚕丝业历史悠久，早在萨珊王朝时代（224 — 651 年）业已存在，至萨法维王朝已历时千年之久。伊朗的桑蚕养殖技术源自中国，至于该技术传入伊朗的确切时间、方式、过程等问题早已难于稽考，只留下一些美丽传说。究其历史背景不难知晓，自汉代张骞“凿空”创举后，中国同西域、中亚、西亚诸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日渐 频密，桑蚕养殖技术便是在这一交往浪潮中辗转传入伊朗，是古代中国和中亚、西亚各族人民长期交往的历史结果。自此以降，桑蚕养殖便在伊朗安家落户，时至今日仍是伊朗一些省份的重要产业。伊朗的蚕丝业主要分布在北方的吉兰、马赞达兰、希尔凡、呼罗珊等地，这些地区毗邻里海，气候温暖湿润，适宜桑树种植，是蚕卵孵化和蚕虫成长的优良环境。再加上位居交通要津，便于蚕丝的运输和出口，因而成为伊朗蚕丝业的发祥地 。
萨法维王朝是伊朗历史上蚕丝业最繁荣、利润收益最丰厚的时代。伊朗蚕丝贸易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国内消费需求基本平稳，影响其销量和价格的主要因素来自外部，即国际市场的需求。这一时期欧洲和中东庞大的市场需求为萨法维王朝蚕丝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推动力。丝绸作为欧洲传统社会喜闻乐见的生活奢侈品，市场需求经久不衰，因而孕育了巨大的商业机遇。早在古典时代，罗马帝国的有闲阶级就对来自中国的精美华丽的丝绸服饰情有独钟，丝绸被赋予社会化的等级属性，享用丝绸服饰成为身份显赫的象征。自此以降，丝绸在欧洲被视为上流社会的专属品和代表显贵的文化符号，成为欧洲人竞相追逐和炫耀的时尚商品。伴随着中古时代阿拉伯人对西班牙和地中海岛屿的征服，种桑、养蚕和丝织技术于 9 世纪传入西西里，12 世纪进入意大利本土。到 12 世纪后半叶和 13 世纪，意大利的中部和北部已经普遍掌握了丝织工艺。在经历了依靠进口丝绸满足内需的漫长岁月以后，西欧人终于掌握了制造丝绸的技能，意大利成为西欧最早的丝织品自主生产国。14 — 15 世纪，卢卡、波 洛尼亚、热那亚、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等城市的丝织业相继崛起，尤其是卢卡，一跃成为意大利最繁荣的丝织业中心。意大利逐渐取代拜占庭帝国在丝绸生产中的传统地位，成为全欧洲丝绸生产和出口的行业龙头。蓬勃发展的意大利丝织业依赖从东方输入原材料，伊朗此时已经成为意大利重要的蚕丝供应国之一。从 15 世纪伊始，意大利先进的丝织技术逐渐向西欧诸国扩散，除意大利的传统丝织业基地继续发展以外，西欧诸国相继诞生了一批新兴的丝织业中心。譬如法国的里昂和普罗旺斯、德意志的雷根斯堡和科隆、佛兰德的根特和布鲁日以及荷兰的安特卫普等城市。16 世纪 70 — 80 年代，随着法国和西属尼德兰的技术工人大量迁入，荷兰北部的城市也普遍建立了丝织业。欧洲丝织业在地域范围上不断扩大，发展重心渐趋向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转移。到 17 世纪之时，作为后起之秀的法国里昂，发展成为当时欧洲最令人瞩目的丝织业中心，一度拥有超过 8 000 架织机。近代以来，随着欧洲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欧洲各阶层的消费能力大幅提升，奢侈之风随之兴起，对包括丝绸在内的各类奢侈品竞相追慕。过去，丝绸几乎专门用于织造教会神职人员和达官显贵的服饰。自 15 世纪末起，身着丝绸成为异军突起的城市精英阶层社会地位提高的象征，是其拥有雄厚财力和高雅品位的外化表现，特权禁制的消散和消费水平的提升同时引发了丝绸消费的流行。作为获取商业财富的途径，丝织业发展成为许多欧洲国家的重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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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同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丝织业也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奥斯曼帝国的丝织业是在继承拜占庭帝国丝织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公元 6 世纪，丝织业在拜占庭帝国扎根发芽，成为中国丝织技术向西传播的中继站。15 — 16 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基于增加政府收入和社会财富的目的，对发展丝织业倾注了巨大的热情，通过各种举措扶持丝织业发展，王公贵族和**显贵亦不失时机地投身该行业。在统治阶级的赞助和支持下，布尔萨成为奥斯曼帝国著名的丝绸产业基地，形成了组织有序、规模较大的丝织业。16 世纪初期，布尔萨的织机数量已达 1 000 架。此后，该城的丝织业规模继续发展壮大。1577 年，28 位帝国官员在布尔萨经营了 88 家纺织作坊，作坊的织机数量通常维持在 20 架至 60 架之间。尽管总体数目不得而知，但按照折合的平均数来估算，布尔萨至少拥有 3 500 架织机，数量增长了三倍有余。
丝织业的迅速发展，使西欧和奥斯曼帝国的蚕丝原料日趋紧缺，从而为国际蚕丝贸易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乔瓦尼·费德里科指出：“自 15 世纪末里昂丝织业兴起以降，远距离蚕丝贸易就成为该行业的长期特征。法国的丝织业如此兴盛，以至于国家的原料生产始终难以满足需求。”在国际蚕丝市场需求及巨额利润驱动下，伊朗、 黎凡特、爱琴海岛屿和意大利等地的蚕丝产量不断增长。伊朗蚕丝以其相对高产、质优的优势引起各国商人注目，成为全球蚕丝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满足本国丝织业的发展需求之外，伊朗蚕丝大部分流入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等国际市场。
此外，世界蚕丝贸易格局的变动也为萨法维王朝蚕丝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前产业革命时代，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蚕丝生产国和输出国，蚕丝是古代东西方经济交往中流通的重要商品，伊朗丝货在国际市场上的美誉度难以同中国丝货相媲美。但是，明王朝开国之后厉行海禁政策，只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勘合”贸易，导致中国蚕丝难以大量运销西方市场，中国丝货在国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日益减少。另外，在经历蒙古帝国时代丝绸之路的最后一次大繁荣后，中国同西方的陆上商道由于蒙古帝国内部分裂和混战及其引发的政治乱局而梗阻，中国丝货输往西方的孔道堵塞。早在 14 世纪中叶，伊朗蚕丝就开始逐渐抢占中国蚕丝在欧洲市场的份额，到该世纪末，中国蚕丝差不多完全被近东地区生产的原料所取代。
明代中后期，中国经由海路的蚕丝出口贸易也曾繁盛一时，但输往西方的蚕丝数量却未有太大起色，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市场的崛起吸纳了中国的大部分蚕丝出口。日本是中国蚕丝的重要主顾，但受限于进口蚕丝的贵金属匮乏和国内丝织业发展规模等原因，中日蚕丝贸易的体量一直难以实现突破性增长。16 世纪日本的银矿开采水平迅速提升，各地大名开发的银矿达到 30 余座，尤其是石见银山等富矿的发现使日本的白银产量显著增长，一跃成为全世界仅次于美洲的重要白银产地。到该世纪末，日本白银产量占据世界总产量的 1/4 到 1/3，是世界上购买力最强的国家之一。随着贵金属产量增加带来的经济繁荣，日本社会各阶层的丝绸消费能力显著提升，丝绸不再为上流社会所独享，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商人和市民也逐渐成为新的顾客群体。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日本国内的丝织业在吸收中国丝织工艺的基础上迅速成长，但日本丝织业快速发展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即蚕丝原料难以满足丝织业发展的需要。据西班牙人记载，当时日本每年消耗生丝 220 500 千克，而本国在收成最好的年份才出产生丝 94 500 — 126 000 千克，有一半左右的生丝需要依靠进口。因而，从中国输入蚕丝便成为日本丝织业发展的不二选择。明人徐光启称，“彼中百货取资于我，最多者无若丝”，日本成为中国蚕丝主要的外贸市场。据日本学者估计，16 世纪后期至 17 世纪初期，平均每年输入日本的中国生丝为 1 600 担（1 担 = 50 千克），1610 — 1620 年遽增到 3 000 — 5 000 担，1620 — 1640 年为 2 500 — 4 000 担。由于中日蚕丝贸易利润丰厚，欧洲商人也积极从事两国间的蚕丝转手贸易。葡萄牙商船每年从澳门运往长崎的生丝 1 500 — 3 000 担，荷兰商船每年输往日本的中国生丝约有六七万斤，直到 17 世纪 20 年代，中国蚕丝仍是荷属东印度公司发展对日贸易的主要商 品。相形之下，输往西方市场的中国蚕丝数量有限，难以满足西方丝织业的需求，为伊朗蚕丝填补市场真空提供了商机。加之毗邻西欧、奥斯曼帝国的区位优势，使伊朗蚕丝贸易具备路程短、运费低等有利条件，这也是伊朗蚕丝能够进军上述市场的重要原因。
在国际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萨法维王朝的蚕丝贸易逐渐勃兴。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伊朗蚕丝的出口规模相对有限，外销总量最多只有数万千克。当时，意大利是伊朗蚕丝唯一重要的欧洲进口国，市场容纳量有限，即使一些重要的家族企业，每年的蚕丝进口量也仅有大约 5 000 千克。到 16 世纪中后期，伊朗蚕丝贸易继续发展，具体表现为蚕丝市场扩大、蚕丝外销中心形成以及蚕丝交易量增加。此时，伊朗蚕丝的欧洲外贸对象不再局限于意大利，同英、法的贸易往来逐渐升温，荷兰也开始初涉其中，国际市场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再如，奥斯曼帝国的布尔萨、阿勒颇等地交通发达，得益于地利而形成蚕丝外销中心，伊朗各地蚕丝先汇集上述诸地，再由此经陆路或海路分销欧洲各国，自此伊朗蚕丝的交易量大幅上涨。当时的一位威尼斯商人估计，1566 年伊朗蚕丝销往阿勒颇的价值达 35 万杜卡特（ducat），按照当时的市价折算，交易量大约为 14.4 万千克。到 16 世纪末，仅威尼斯对伊朗蚕丝的年平均进口量就超过 12.5 万千克。荷兰学者斯廷斯加德据此数据估算，认为 16、17 世纪交替之际欧洲从伊朗进口的蚕丝总量达到 18 — 19 万千克，其他国家的进口量达到 4 万千克。也就是说，伊朗蚕丝每年的外销量达 22 — 23 万千克。
二
萨法维王朝蚕丝贸易的繁荣
阿拔斯大帝统治时期，萨法维王朝的蚕丝出口贸易开始呈现繁荣景象。这一繁荣局面的形成，除国际市场对蚕丝原料的旺盛需求外，同阿拔斯大帝采取的鼓励蚕丝贸易发展的举措密不可分。阿拔斯大帝从外国商人对蚕丝的热切追求中看到了潜藏的巨大商机，促使他借助西方蚕丝市场需求激增的历史机遇，着力发展本国蚕丝业，并积极开拓国际蚕丝贸易。
首先，阿拔斯大帝改善国内营商环境，吸引外国商人前往伊朗经商。一方面，阿拔斯大帝推行宗教宽容政策，授权外国商人信仰自由，鼓励天主教会在伊朗建立修道院，为欧洲商人从事贸易活动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他大力兴建道路、驿站、桥梁、港口、水池、浴室、集市等基础设施，为商人提供膳食、补给和休憩之所。驿站的数量庞大，重要性尤为突出，为萨法维王朝发展外贸起到了保障和促进作用。同时，还设立拉赫达里（Rahdars）制度，其职能类似于现代高速公路交通警察，与地方总督协同维护商路秩序，为过路商旅及其货物保驾护航。商旅财货被劫，辖区内的地方官有义务负责追回，追讨无果将由官员赔偿经济损失。通过以上措施，萨法维王朝一改往昔安全状况恶劣的社会顽疾，为贸易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安全保障。1612 年科瓦特描述道：“人们在那里旅行不会有被劫的风险，在那里听闻盗贼是一件罕见之事。”1618 年，英国驻波斯的商业代理人巴克谈及伊斯法罕和贾斯克之间商路的安全形势时大加赞誉：“（我们）相信这一带没有小偷或绿林大盗，在这一点上，基督教国家几乎没有一个能与之媲美，更别说优而胜之，印度商人不必携带武器就敢四处流动，经常怀揣现款游走在波斯境内。”其次，阿拔斯大帝倚重亚美尼亚商人，利用其良好的商业声誉和跨越宗教畛域的身份推动伊朗蚕丝贸易国际化。自阿拔斯大帝伊始，亚美尼亚商人执萨法维王朝蚕丝贸易之牛耳，在推动伊朗蚕丝外销和繁荣过程中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此外，他频繁派遣外交使节携带蚕丝样品前往欧洲宫廷推销，积极拓展蚕丝出口市场，还同欧洲商业公司建立长期的蚕丝贸易合作关系，维持蚕丝销售的稳定渠道。
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萨法维王朝的蚕丝贸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首先表现为蚕丝出口路径拓展和贸易对象更加广泛。17 世纪伊朗蚕丝贸易网络形成陆路与海路并行的若干条贸易路线，其中五条主干道分别是：伊朗 — 布尔萨 — 伊斯坦布尔 — 巴尔干半岛 — 亚得里亚海 — 西欧；伊朗 — 阿勒颇 — 伊斯肯德伦 — 地 中海 — 西欧；伊朗 — 伊兹密尔 — 欧洲；伊朗 — 阿斯特拉罕 — 伏尔加河 — 莫斯科 — 中、西欧；伊斯法罕 — 阿拔斯港 — 好望角 — 欧洲。在 17 世纪新增的贸易路线中，俄国商路和好望角商路的重要性较为突出。阿拔斯大帝相继夺取波斯湾沿岸的卢里斯坦、贡布隆港、巴林、霍尔木兹岛，使蚕丝经波斯湾海路出口的渠道畅通。1617 年和 1623 年，阿拔斯大帝授予英属、荷属东印度公司在伊朗自由贸易、免除关税等特权。17 世纪后半叶，伊朗经伏尔加河连接俄国的商路渐盛。自此，蚕丝贸易形成以伊朗为轴心，东西横向、南北纵轴交叉的“十”字型商路系统。商路多元化对伊朗蚕丝贸易具有关键性的战略意义，使其摆脱对奥斯曼帝国控扼的黎凡特商路的过度依赖，蚕丝在出口渠道上拥有更多选择余地。费劳尔指出，“阿拔斯大帝成功开辟海上路线，作为对波斯蚕丝经土耳其出口的陆上商路之补充，（蚕丝贸易）不再需要完全依赖某条路径。实际上，两条路线并行不悖使国王可以选择将蚕丝输往利润最高的那方”。布罗代尔甚至直言，萨法维王朝应该把“阿拔斯大帝伟大统治为其带来的经济复兴部分地归功于这些通往亚洲内陆的道路”。随着贸易路线多元化，伊朗蚕丝的贸易对象也越来越广泛。在西欧，除意大利一如既往地进口伊朗蚕丝以外，法、 英、荷也成为重要的进口国，瑞典、波兰则通过俄国商路输入伊朗蚕丝。伊朗蚕丝甚至在东方的日本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总之，相较于前一个世纪，伊朗蚕丝贸易的对象范围**扩展。
其次，萨法维王朝蚕丝出口的数量猛增。17 世纪是萨法维王朝蚕丝出口的高峰期，大约 2/3 的蚕丝销往国外，只有 1/3 用于本国的丝绸制造。威廉·费劳尔认为，伊朗蚕丝的总产量能达到 4 000 捆，其中 60% — 75% 销往海外。也就是说，伊朗蚕丝的总产量大约为 42 万千克，出口量为 25 — 31 万千克。鲁迪·马特的估计更为乐观，他认为在收成好的年景，伊朗蚕丝的出口量能达到 5 000 — 6 000 捆，是该国出口贸易的支撑商品。伊朗蚕丝出口的主要对象是西欧、奥斯曼帝国和俄国。西欧是伊朗蚕丝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对伊朗蚕丝进口量的增长速度惊人，16 世纪初只有数万千克， 17 世纪初增长到大约 20 万千克，到萨法维王朝后期，进口量超过 20 万千克。蚕丝是西欧从伊朗进口的首要商品，其他任何商品的量值和重要性均相形见绌。
17 世纪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英国成为伊朗蚕丝进口量最高的欧洲国家。该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丝绸工业发展迅猛，据估计，1600 — 1640 年，伦敦丝绸织造的从业人数从 300 人增长到超过 1 万人，蚕丝成为英国从欧洲以外进口的主要商品。英国主要通过英属东印度公司和英属黎凡特公司进口伊朗蚕丝。东印度公司对伊朗蚕丝的进口始于 17 世 纪 20 年代，1620 — 1622 年的年平均进口量达到 7 万千克，1625 — 1630 年为 3.3 万千克，17 世纪 30 年代上涨至 3.7 万千克。此后，东印度公司对伊朗蚕丝的进口量锐减，逐渐让位于黎凡特公司。伊朗蚕丝成为黎凡特公司输往英国的最大宗商品，1663 — 1668 年的年平均进口量达 17 — 18 万千克，1669 年达 24.3 万千克。到 1710 年代，英国的年平均进口量仍然保持在 14 万千克以上，1720 年代回升到 18 万千克。从进口占比来看，1660 年后蚕丝占据黎凡特公司进口总量的 1/3，1730 年上升至 4/5，几乎占据了垄断地位。可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蚕丝成为伊朗与英国之间经贸往来的最重要纽带。
蚕丝也是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从伊朗进口的第一大商品。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阿勒颇、伊兹密尔和布尔萨成为伊朗蚕丝的重要外销中心。从消费途径来看，输往奥斯曼帝国的伊朗蚕丝分为本地消费和向欧洲再出口两种类型。进入阿勒颇的蚕丝主要再出口到欧洲。17 世纪 20 年代，欧洲商人在阿勒颇购买的商品总值超过 146 万英镑，其中 41% 属于蚕丝消费，同胡椒的份额基本持平，是欧洲人在此购进的核心商品之一。自 1621 年始，伊朗蚕丝开始分销伊兹密尔；1675 年左右，通过伊兹密尔的伊朗蚕丝年流量高达 2 900 捆。到 18 世纪初，据同时代的法国商人估计，每年运往伊兹密尔的伊朗蚕丝达 2 000 捆。1710 年代，蚕丝仍是伊兹密尔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伊朗蚕丝甚至占到伊兹密尔商品出口总量的半数以上。输往布尔萨的蚕丝主要供应当地的丝织业。尽管我们缺乏布尔萨消费伊朗蚕丝的定量数据，但伊朗蚕丝对布尔萨丝织业的重要性，在奥斯曼帝国对伊朗蚕丝常态化供应的坚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 1614 年签署的媾和协议中，奥斯曼帝国要求萨法维王朝每年需向其供应 32 吨 蚕丝。1617 年，由于未能足额供应蚕丝，奥斯曼帝国甚至不惜发动一场针对伊朗的新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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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自 16 世纪中叶起，伊朗同俄国开始出现零星的蚕丝交易，但直至 17 世纪 70 年代，伊朗对俄国的蚕丝出口才取得大幅增长，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亚美尼亚商人的推动作用。俄国一直希望从利润丰厚的蚕丝贸易中分一杯羹，1667 年同亚美尼亚商人签署商业协定，授予他们专营俄国与伊朗蚕丝贸易的特权。该协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亚美尼亚商人运往俄国的蚕丝数量不断增长。1690 年，一位亚美尼亚商人将 21 376 千克蚕丝运送到诺夫哥罗德；1691 年，一个亚美尼亚商人团体向海关申报 21 130 千克的商品，其中蚕丝的数额为 18 133 千克，占比高达 85%；1694 年， 一个亚美尼亚商团运输 8 485 千克的蚕丝和丝织品经俄国前往瑞典，价值 12 852 卢 布。伊朗向俄国出口的蚕丝总量也大幅增长。1676 年，伊朗向俄国出口的蚕丝数额 为 4.1 万千克，1682 年为 2.9 万千克，1690 年代初，几乎每年都维持在 2 万千克以上， 1696 年猛涨到 8.4 万千克，1712 年，仅 4 月一个月的出口量就达 4.4 万千克。
最后，萨法维君主及其扶持的亚美尼亚商人从蚕丝贸易中获益丰厚。阿拔斯大帝时期，蚕丝贸易使“萨法维君主的收入增长了不止一倍，达到每年 900 万突曼”。此外，以从事蚕丝贸易致富的亚美尼亚富商代有其人。法国珠宝商让·夏尔丹（Jean Chardin）就曾见识过亚美尼亚商人的富有。1673 年，他在游记中称，亚美尼亚社群领袖阿伽·皮尔拥有超过 200 万里弗的财富（相当于 1 500 千克黄金），相形之下，同时代法国最富有的两位商人之遗产分别只有 6 万里弗和 16.3 万里弗。放眼全球，那时的亚美尼亚人也堪称富有，而这主要归功于他们在伊朗蚕丝贸易中的收益。
虽然关于萨法维王朝蚕丝出口及其获得收益的统计数据并不完整，但无论如何，17 世纪萨法维王朝蚕丝的国际市场急剧扩大、外贸销量迅速增长是不争的事实。17 世纪是萨法维王朝对外经济交往迅速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蚕丝出口贸易的鼎盛时期。
三
蚕丝贸易对萨法维王朝昌兴的支撑作用
蚕丝贸易对萨法维王朝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财政收入实现增长，而且从外贸中收获大量白银，弥补了国内贵金属匮乏的天然“软肋”，部分城市或港口的区域经济也日渐勃兴；蚕丝贸易还为阿拔斯大帝的内部改革和对外战争 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从而使萨法维王朝度过了重重危机，提升了萨法维王朝在伊 斯兰世界的地位和威望，成为同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并驾齐驱的**帝国。
蚕丝贸易对于萨法维王朝经济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蚕丝 贸易使萨法维王朝获得经济发展急需的白银。白银是萨法维王朝的通用货币，“税收、行政、大规模贸易或远距离贸易”均依赖白银，但伊朗是一个典型的贫银国，萨法维王朝使用的银币很大一部分只能依靠对外贸易获取。欧洲商人在购买蚕丝时，不得不使用必要的白银作为支付手段，平衡双方的贸易不对称局面。“无论谁售卖蚕丝，都要求用现款结算。因此，在吉兰，甚至乡间也充斥着大量银币。”白银的输入为伊朗市场交易增添了润滑剂，扩大了伊朗市场，推动了伊朗经济的发展。白银还是萨法维王朝维持外贸结构平衡的重要杠杆，伊朗在与印度的贸易中长期处于结构性赤字，需要出口大量白银弥补二者的贸易差额，据纳贾夫·海德统计，伊朗经波斯湾向莫卧儿帝国输出的白银量大约如下：1588 — 1602 年为 27.8 吨，1630 — 1645 年为 25 吨，1679 — 1685 年为 30 吨，分别占据莫卧儿帝国白银进口总量的 22.4%、29.5%、 22.9%，这给萨法维王朝增添了极大的经济压力，而蚕丝贸易获取的白银就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萨法维王朝的燃眉之急，成为解决该问题的主要途径。埃蒙德·赫尔齐兹评论说：“对萨法维伊朗而言，蚕丝贸易是一条生命线。来自欧洲的白银收益是其唯一重要的贵重金属来源。假如没有蚕丝，铸币厂就不会有铸造银币的材料，同印度长期的贸易逆差将会迅速耗竭该国的货币。”
另一方面，蚕丝生产和贸易还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伊朗区域经济的发展，一些城 市、港口的兴起和发展与蚕丝贸易的推动作用密不可分。伊朗蚕丝的主产区位于里海沿岸的北方诸省，随着蚕丝的生产和贸易日渐繁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取得不同程度的提升。以吉兰为例，吉兰是萨法维王朝时期最重要的蚕丝生产省份，同时还是伊朗与俄国通过里海进行经济交往的商业要道。凭借丰富的蚕丝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吉兰很快成为伊朗重要的蚕丝贸易中心，外国商业公司的代表或私商频繁造访吉兰，有些贸易团体试图在吉兰建立商业分支，以保障蚕丝贸易活动的顺畅进 行。在蚕丝贸易的推动下，吉兰的道路、驿站、货栈、仓库等设施逐渐发展起来，拉什特、拉赫贾、富曼等城市作为蚕丝生产中心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蚕丝生产和贸易成为当地人赖以为生的行业。尤其是拉什特，该城拥有超过 50 座驿站，前来此地的各国商队络绎不绝。吉兰经济的发展为萨法维王朝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据让·夏尔丹估计，仅通行税一项，吉兰就为萨法维王朝贡献了 200 万法郎，而吉兰向萨法维中央政府上交的税款也大部分来自蚕丝交易。阿拔斯港在 17 世纪成为萨法维王朝与欧洲海洋商业公司开展外贸的主要港口。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里是蚕丝在波斯湾的贸易中转地，阿拔斯港成为伊朗蚕丝销往海外的枢纽与门户。欧洲的海洋商业公司麇集于此，通过该港口同伊朗进行贸易，蚕丝及其他商品从伊朗内陆腹地汇聚此地，停泊在此的商船将货物运销欧洲、印度、东南亚。阿拔斯二世（Abbas II， 1642 — 1666 年在位）时期，阿拔斯港每年的关税收入达到 2.4 万突曼。正是在蚕丝贸易优势的推动下，阿拔斯港发展为伊朗南部的商业重镇，同时也是印度洋沿岸著名的港口城市。
总之，萨法维是自蒙古人统治以降伊朗历代诸王朝中最繁荣的一个，很可能比直至近代的后继诸王朝均更为富庶。作为“唯一一种跨越伊朗整个经济空间的商品，以及 17 世纪外部对该国产生商业兴趣的首要目标”，蚕丝贸易显然是萨法维王朝取得如此经济成就的重要支撑。
蚕丝贸易获得的丰厚收入成为阿拔斯大帝推行内部改革和对外征伐的重要资金来源，为萨法维王朝化险为夷，实现中兴与强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1587 年，年仅 17 岁的阿拔斯加冕之时，萨法维王朝内忧外患、困难重重。从国内层面来看，部落势力泛滥及其引发的政局动荡是萨法维王朝前期最大的政治难题。萨法维王朝由七个土库曼部落联合建立，部落首领拥兵自重，频繁干预帝位传承，数度导致萨法维国家陷入内战困境。尤其是阿拔斯之父胡达班达国王在位时期（1577 — 1587 年），王权形同虚设，部落势力因争权夺势兵戈扰攘，操纵废立和杀戮王族成员等事件时有发生，阿拔斯大帝本人就是在部落首领拥立之下取代其父而掌权的。在国际层面，萨法维王朝陷于强邻环伺的险境之中。在西边，中东霸主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长期对峙，属最大威胁。自 1514 年查尔迪兰战役起，双方在高加索、两河流域一线的拉锯战争间歇性地持续了 125 年之久，萨法维王朝在战争中长期处于被动态势。1533 年奥斯曼帝国夺取巴格达，1555 年通过《阿马西亚和约》将美索不达米亚纳入其版图，1578 — 1590 年相继占领高加索、库尔德斯坦、卢里斯坦等伊朗西北部地区，致使萨法维王朝的领土版图大幅缩水。在东边，中亚的乌兹别克汗国长期侵扰伊朗边疆，先后五次入侵萨法维王朝，一度夺取东部重镇赫拉特和马什哈德；自 1537 年起，萨法维王朝与莫卧儿帝国为争夺阿富汗战略要地坎大哈兵戈迭起。在南边，1515 年葡萄牙人占领霍尔木兹岛，称雄波斯湾，葡萄牙商船穿梭往来于霍尔木兹岛与巴士拉、马斯喀特、巴林之间，几乎垄断了波斯湾的商业贸易。16 世纪末严峻的国际国内局势使萨法维王朝陷入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之中，阿拔斯大帝除了通过内部改革来医治萨法维王朝的沉疴痼疾和对外战争挽救危局之外，别无他途。
然而，阿拔斯大帝推行改革首先面临一大现实难题，那就是缺乏稳定而坚实的财政支撑。萨法维王朝前期，大部分省区作为军事封邑授予部落首领。除了向中央政府交纳为数不多的贡赋以外，部落首领将其治下省区的绝大部分收入纳入私囊，用以支付地方政府的日常用度、发放部落军队的军饷以及供自身的娱乐消遣等，致使萨法维王朝“强枝弱干”。萨法维国王则只能依靠皇室领地作为主要的岁入来源，远不能养活一支供己驱使的军队，在面临内部叛乱和外敌入侵时往往束手无策，更别奢谈支撑阿拔斯大帝进行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即使是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君主，也难逃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
阿拔斯大帝解决财政来源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逐步剥夺部落首领掌控的军事封邑，将其转化为国王直接控制的皇室领地；二是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皇家专卖的蚕丝出口贸易，增加财政收入。总体而言，前者易遭到部落势力的强力反抗，引发叛乱的风险较高，只能循序渐进地推进，短期之内难以奏效。呼罗珊、阿塞拜疆、 克尔曼等重要省区在转化为皇室领地的过程中就遭遇了激烈反抗，险些酿成军事叛乱。相形之下，后者则是风险较低、效率更高的生财之道，利用蚕丝出口换取外国的金银，可迅速纾解阿拔斯大帝面临的财政压力，积累改革资本。早在 1513 年，萨法维王朝就能够从蚕丝贸易中获得 22 万杜卡特的收入。阿拔斯大帝实行蚕丝征购和专卖制度后，萨法维王朝从蚕丝贸易中获得的收益大幅增长，成为其“最大的单一现金来源”。据让·夏尔丹估计，伊朗产丝区的收入高达 1 400 万法郎，约占萨法维皇室收入的 1/4，皇室收入大约占据萨法维国家财政总收入的 22%。可见蚕丝贸易对萨法维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性。此外，除产品售卖的直接收益外，政府还对蚕丝的运输和出口征税，进一步拉动道路通行税、关税、港口税等附加收入的增长。这些收入充盈了萨法维王朝的国库，为改革事业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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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蚕丝贸易带来的巨额收入支撑下，阿拔斯大帝开启了旨在强化中央集权和增强综合国力的改革。在这场影响甚巨的改革中，最为关键且耗费巨资的举措是创建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提升萨法维王朝的军备实力。阿拔斯大帝军事改革的初衷是，对内制衡日益骄纵的部落势力，强化君主权威，对外抗衡宿敌奥斯曼帝国。为实现上述目标，阿拔斯大帝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二：一是压缩部落骑兵的力量，建立一支直属于皇室领导的职业化军队；二是提升这支军队的火器化水平，对标当时作为 “超级军事大国”的奥斯曼帝国的火器部队。萨法维王朝军队在查尔迪兰战役中惨败 于奥斯曼帝国火器部队之手的惨痛教训表明，想要在对外战争中扭转局势，拥有一支匹配对手的火器部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阿拔斯大帝裁减部落骑兵的数量，将其从 6 万到 8 万人缩减至 3 万人，同时增设一支 4 万人的职业化军队，包括配备火枪和常规武器的骑兵、火枪步兵、炮兵三个兵种，骑兵的数量为 1 万至 1.5 万人不等，火枪兵 和炮兵的人数均为 1.2 万人，炮兵装备有多达 500 门火炮。此外，阿拔斯大帝还从中精选 3 000 名士兵，组成一支战斗力强悍的皇家卫队，专门负责保卫国王安全。通过这些措施，阿拔斯大帝练就了一支灵活机动且配备火器的职业化军队，能征善战之水准不亚于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萨法维王朝的军队达到了相对较高的火器化水平，在军事革新方面成为同明清中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齐头并进的“亚洲四巨头”之一。更重要的是，萨法维王朝的职业化军队从专属于皇室的财政经费中支付军饷，从而基本摆脱了部落首领的控制与干预，成为强化中央集权与维护国家统一的保障，萨法维王朝应对国际冲突与挑战的能力亦大幅提高。
蚕丝贸易还为阿拔斯大帝应对漫长的对外战争奠定了财政基础。军事实力提振以后，阿拔斯大帝旋即开启对外征伐的历程，通过一系列战争给予外部敌人有效反击，缓解了萨法维王朝强敌环伺的困境。1598 年，阿拔斯大帝率军亲征赫拉特，击溃乌兹别克人首领丁·**汗率领的军队，收复呼罗珊全境，兵锋直抵阿姆河以南地区。到 1602 年，萨法维王朝东北部边疆的威胁基本解除。翌年，阿拔斯大帝开始调转马头对付西方宿敌奥斯曼帝国。通过发动一系列战役，萨法维王朝相继攻占阿塞拜疆和希尔凡两个重要省份，到 1607 年，基本收复了 1555 年《阿马西亚和约》中割让给奥斯曼帝国的全部领土。1623 年，阿拔斯大帝收复奥斯曼帝国控制了半个多世纪的巴格达，挫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趁势夺取摩苏尔、基尔库克、卡尔巴拉、纳贾夫、萨马拉等重要城市。此外，萨法维王朝还于 1602 年从葡萄牙人手中收复巴林岛，1622 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舰队的襄助下夺取葡萄牙人盘踞多年的霍尔木兹岛。至此，萨法维王朝的政治版图达到顶峰。阿拔斯大帝统治时代是萨法维王朝历史上对外征伐频度最高、获取战果也最丰盛的时期。
总之，通过内部改革和对外征伐，萨法维王朝成功化解了国家危机，不仅遏制了政治上每况愈下的衰败颓势，而且在屡次对外战争中一雪前耻，顺利收复了过去数十年间丧失的领土，成为一个政治稳定和军事实力强盛的**帝国。促使改革和外战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蚕丝贸易带来的坚实的财政保障无疑是关键因素，它支撑了 17 世纪初叶萨法维王朝转危为安、国势上升的全过程。
结语
从全球视野来看，萨法维王朝的蚕丝贸易是经济全球化启动阶段东西方经济交往中流通的重要商品类型，是正在加速形成中的全球贸易网络的早期关键性拼图之一， 对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萨法维王朝而言，蚕丝是其最重要、最大宗的“王牌”出口商品。对于资源贫乏和经济实力不足的萨法维王朝来说，蚕丝对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谓王朝昌兴的经济支撑。通过蚕丝这把“**”，萨法维王朝得以打开国际市场的大门，蚕丝出口成为其至关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正是凭借蚕丝贸易积聚的财富，阿拔斯大帝方能建立配置火器的职业化军队，对内弹压桀骜不驯的部落势力，大刀阔斧地改革并发动对外征战，终于可以抗衡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和乌兹别克人等多股势力，成为足以与其并驾齐驱的**“火药帝国”。正是在此基础上，萨法维王朝成为**时代以来伊朗国祚延续时间最久、地区影响力最大的传统王朝。萨法维王朝覆灭以后，18 世纪的伊朗后继诸王朝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地区影响力方面均难复当年之勇，同蚕丝贸易衰落导致的重要财源丧失存在明显的因果关联。作为近代早期西方蚕丝市场的主要供应国，伊朗萨法维王朝成为早期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受益者，借助蚕丝出口的强劲势头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繁荣。因此，萨法维王朝取得长期统一与强盛的突破性发展，不能仅仅归因于阿拔斯大帝的雄才大略、部落军事力量的能征善战以及什叶派宗教纽带提供的内在聚合力等因素，还必须考虑早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伊朗蚕丝贸易发挥的经济支撑作用。
本文作者母仕洪，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伊朗研究中心讲师。
原文载《经济社会史评论》2023年第四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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