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倩萍 | 屯田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屯田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杜倩萍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釆用文化传播模式分析方法，透过对屯垦的历史记忆，撷取高昌文化圈之形成和辐射；诸族生产生活方式的交融与变迁；养蚕织绢、纸张及印刷术、汉文书籍、建筑艺术等在西域地区的传播及交融；同时，西域棉花、果蔬等栽培技术和马驴骡等驯养方法及音乐舞蹈传入内地等实例，进一步阐明屯垦（当然还有其他各种途径）对汉族与西域地区其他诸族文化互动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屯垦对汉文化在西域地区传播的影响。“西域”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此处之“西域”，主要指狭义的“西域”，即是汉代以后对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地区的总称。19世纪末以来，“西域”一名渐废弃不用，而为“新疆”之称所代替，本文包含的历史范畴自西汉屯垦至新中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上下纵横两千余年。本文所称的“汉文化”，不仅指以夏、商、周三代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吉、凶、宾、军、嘉五礼及仁、义、礼、智、信五常为核心的汉族传统文化，而且还包括语言文字、历法、姓氏、饮食、服饰、艺术、科学、典章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生产技术等等方面，涵盖与汉族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一、屯垦为诸族文化互动提供了重要的传播主体及对象
西域屯垦戍边始于西汉武帝时期，后历代封建王朝统一西域地区后，皆实行屯垦。这对减少军需物资的长途运输，保证驻军供应，减轻当地人民负担，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巩固国防，开发边疆，增强诸族间文化互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汉元封六年（前105），汉武帝以宗室女细君为公主妻乌孙昆莫，并“北益广田至胘雷为塞”，以制匈奴。胘雷在乌孙北，位于今伊犁河谷地区，气候温和，土肥水丰，适合发展农业。不久，西汉王朝在渠犁、伊循等地也开始屯田。综观西汉一代，屯田的主要地点分布在伊犁河谷、渠犁、轮台、北胥鞬、焉耆、车师、伊循等地，人数多者数千人，少者几十人。这些屯田点是汉族在西域最早的落脚点与居民点，其人员主要有河东的汾阳人、上党的屯留人、河南的洛阳人、颖川的阳翟人、南阳的涅阳人等。其屯田管理机构，始在太初四年（前101）设使者校尉，作为屯田办事机构。西域都护设立后，各军屯也设驻军校尉，是具体管理兵屯的军职，在每屯田区域再任命屯长，根据所屯田亩数，屯长再行分级管理。东汉时，西域屯田时断时续，东汉在西域设西域长史、屯田司马来管理屯田。屯田的重点在东疆地区的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鲁番）、柳中（今鄯善西南）和金满（今吉木萨尔）等地。在南疆疏勒、楼兰（罗布泊西北）、民丰等地也有屯田，屯军约有五千余人。
两汉在西域屯田，不仅保证驻军的供应，有助于战胜匈奴，巩固国防和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同时，也带去了内地农耕、水利、冶铁等先进技术，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及汉文化在西域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在西域驻军屯田不多，曹魏、西晋先后在西域设置西域长史、戊己校尉，曾于楼兰、高昌等地屯田，约有两千余人。在罗布泊、民丰、于阗等地出土了不少晋代的竹简，署有“泰始”、“建兴”等年号，内容有军政事务、屯田状况、官方文件往来等，这说明魏晋曾在西域推行政令和屯田。魏晋以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也相继在楼兰、海头（今罗布泊西南）、高昌等地屯田。北魏时，万度归率军在鄯善（今若羌）、焉耆屯田，设置西戎校尉负责屯田事务。隋朝于驻军长官下设都使、子使管理屯田事务，在伊吾、鄯善、且末大兴屯田，屯军共三千人左右。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平定高昌后，“三州、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口三万”尽为唐所有，开始在当地屯田，以保证军需供应。唐统一西域后，在哈密、轮台、焉耆、疏勒等地，大规模屯田，共设56屯，每屯约有耕地50顷，合计屯田耕地约为2800顷。主要集中在安西四镇（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后又有碎叶城）、北庭（主要在庭州、轮台、伊吾、清海等地区）。屯垦由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统筹，都护府下属军镇屯田由驻军长官兼管，营使、副使、营田判官、营田巡官主管。各都督府、州屯田，由都督、刺史兼管，府州田曹主管。再下所属各屯，由屯主、屯副主管。除军屯外，还有民屯和犯屯。并在工部衙门设屯田主事二人，专司西域屯田事务，这是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西域屯田之始。屯田的戍卒大多来自中原地区，并有一定的轮换制度，负有征战和屯田双重使命。两大都护府所辖先后有六万左右戍兵，还有不少从事民屯的人员。
元朝在西域的屯田主要是军屯与民屯。军屯设司慰司、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分级管理。民屯设总管府或营田司、提领所分级管理，以军屯为主，民屯辅之。至元十九年（1282）在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屯田，并在此设立冶场，制造农具。后又在阿力麻里（今霍城）、斡端（今和田）等地屯田。在斡端、可失合儿（今喀什）还组织工匠一千余户屯田。屯垦军民达57万余人。汉军和新附军在各卫屯军中始终占着主要部分。同时，元廷还不断将河西富民迁往西域，例如，至元二十四年（1287），“发河西、甘肃等处富民千人往阇鄽（今且末）地与汉军、新附民杂居耕植。”明王朝虽然没有在西域地区开设屯田，但支持哈密忠顺王等部在河西地区进行屯田。
清代为西域历史上屯田之高峰，规模大，种类多，远超过汉唐及元代。清朝在进军西域之初，就在东疆哈密、巴里坤等地屯田。至干隆三十八年（1773），兵屯已遍及天山南北，参加屯田的官兵达1.4万人。至干隆末年，已建立18个垦区，开垦土地约30万亩。后又扩大到东起哈密，西至喀什噶尔，南抵和田的昆仑山麓，北达额尔齐斯河以北的阿尔泰，共24个屯区。其屯田形式，除兵屯外，还有“民屯”、“犯屯”、“商屯”、“旗屯”、“回屯”等等。据统计，清代新疆屯田亩数至1840年为300万亩，屯田人员多达12.76万人。清代屯田的作用发生变化，由主要为保证军食供应，转向以开发边疆，促进生产发展为主。1884年，新疆建省后，屯田由巡抚直接管理，屯田好坏，成为各级军政官员政绩优劣、职位升降的主要依据。
另外，屯田地区分布和人员民族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清以前，西域的经济布局基本上保持南耕北牧的格局，屯田的重点多在天山以南各地。而清代屯田的重点则明显北移，主要集中于哈密、**、乌苏、博尔塔拉、伊犁一线。据干隆四十二年（1777）统计，南疆地区兵屯、犯屯合计有耕地6.08万亩，而北疆地区则有22.65万亩。回屯基本上集中于伊犁地区，至道光二十年（1840），伊犁屯田的维**族增至1.19万户，垦田35万余亩。清以前，屯田人员几乎全是来自内地的汉族，清廷陆续从内地抽调满、汉、回、锡伯、蒙古、达斡尔等各族官兵携带家眷到西域长期驻防屯田，也有当地的维**等，这更便于诸族之间的经济交流和文化互动。总之，我国历代西域屯田，具有时间长、范围广、人数多、种类全、从军屯为主向民屯为主转变、屯垦区域由各朝战略重点所决定，并与“丝绸之路”相连接等特点。
民国时期，新疆屯垦大致经历了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等四个阶段，屯田起起落落，依次由继续发展、遭到严重破坏，至恢复和发展到衰落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的屯垦事业，无论是规模，抑或内涵，都远远超过历代王朝。成立于1954年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已拥有250多万人口和1000余万亩耕地。兵团屯垦为捍卫和开发边疆，促进诸族团结及多元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总之，两千多年来，屯垦活动为汉族与西域诸族文化的交融和互动提供了重要渠道。通过这一平台，各族互为文化传播的主体和对象，即传播者与受传者。不过，由于军屯成员为规章所约束，活动受到一定限制，不能像一般内地移民那样能在天山南北，与当地西域诸族错居杂处，安家落户，开荒种地，接触面要更广泛和频繁。因此，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是多渠道进行的。
二、屯垦确保传播渠道畅通，促使高昌文化圈等形成与辐射
屯垦戍边，是维护边疆安定的重要战略决策，也是确保我国陆上丝绸之路畅通的有力措施。陆上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其东面之起点是西汉首都长安或东汉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从前述可知，很多屯垦点就设在丝绸之路的沿途，从而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便于东西文化的交流，也有利于汉文化的西传。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随着屯垦、行商、移民、通贡、和亲等渠道的畅通，由点、线到面，逐渐形成若干个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圈，高昌文化圈就是其中典型的案例。
高昌，汉代称高昌壁、高昌垒，在今吐鲁番巿东南，因其“地势高敞，人庶昌盛而得名”。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置戊己校尉于车师前部，开始屯田。高昌成为戊己校尉之驻所，也是屯田的主要场所。三国前后，随着丝路新道开通，东西交流增强，高昌是丝路新道上的重要城国，日益成为东西方使者、商贾、僧侣往来的必经之地，东西各种文化得以在此汇聚交融。
魏晋以来，由于中原地区战乱频仍，许多内地汉人迁往河西，并由河西辗转移徙到西域，与汉晋屯田士卒的后裔汇聚于高昌。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大批汉民为逃避压迫剥削和战乱，流落至此居住。《北史·高昌传》则称“国有八城，皆有华人。地多石碛，气候温暖，厥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宜蚕，多五果，又饶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灌溉。出赤盐，其味甚美。复有白盐，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为枕，贡之中国。多蒲桃酒。”农业比较发达，家庭手工业也有所发展，除了由内地传入的养蚕业外，还种植草棉，“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图片，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此布称白叠布，又称绁布，远销中原和中亚地区。高昌为多民族地区，有汉代以来陆续迁入的汉族移民万户以上，还有世代居住于此的土着居民。自高昌以西诸城邦居民大多为深目高鼻者，而高昌有的居民“面貌类高骊”，不似胡人。可能是长期杂居融合的结果。其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裙襦，头上作髻。”男子，“辫发垂之于背，着长身小袖袍，缦裆袴。女子头发辫而不垂，着锦缬缨珞环钏。”当地人信奉胡天神，也信仰佛教等。
高昌文化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屯垦基础上，以汉文化为主体，中西文化交融为特点，并受游牧文化影响的高昌文化圈逐渐形成和发展。
在通过移民、屯垦、通贡、经商等途径所形成的高昌文化圈内，中原汉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儒家思想对高昌统治者产生很大影响。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高昌国时期文书中，已发现有许多《尚书》、《诗经》的写本，恰好印证了《周书·高昌传》关于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的记载。其他地方还发现《汉书·西域传》、《三国志·孙权传》、《晋春秋》、《书仪》、《急就章》、《千字文》等写本或残卷。高昌提倡儒学的风气一直延续到隋唐，并得到进一步推广。还办起了州学、县学、乡学等各级学校，以《论语》等作为主要读本。
与此同时，由于大量中原军民屯垦人众驻扎西域，中原汉族许多民间传统信仰和风俗习惯，在高昌等地区广为流传。中原传统道教文化也传播到这一地区，道教和佛教两种文化信仰在高昌地区汇聚，成为高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汉语言文字也很快地在高昌地区传播，阿斯塔那墓群所出各种官私文书，基本上是用汉文书写，并且各种公文在用语、程式上也反映出秦汉以来中原汉文化的影响。高昌王的坐室里还画有“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麹嘉在北魏明帝正光（520～524年）年间，曾向北魏王朝“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夑以为博士，明帝许之”。高昌麹氏王朝由高昌郡府衍变而来，高昌王以下设有令尹、公、左右卫、长史、将军、司马、侍郎、校郎、主簿、从事等官职。近几十年，在吐鲁番境内考古发掘得到很多麹氏时期的碑志，进一步证实高昌王国从年号、职官到法令，多仿自内地，赋税也带有封建色彩。入唐后，唐廷收取高昌，并置西州，大批汉族军民西徙而居，同高昌国故境土着汉人融为一体，为高昌地区多元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推动了碛西汉文化的高度繁荣。随着新一代汉人的移居，例如元正（年节）、正月十五（上元节）、五月五（端午节）、七月五（盂兰盆节）等汉族传统节庆习俗也进入高昌等地区。此外，汉人饮食、服饰文化对高昌居民的日常生活皆产生深远影响。
总之，高昌是中西诸种文化大汇聚、大融合之处。通过行政设置、使者往来、朝贡互市、屯田戍边、移民杂居共处等等途径，各种文化相互吸收彼此优点，经过数百乃至上千年的不断碰撞和发展，最终形成以汉文化为主体，以东西文化交融为特点的高昌文化圈，并呈现了不断向四周辐射的趋势。
三、屯垦促进诸族文化互动及汉文化传播内容和效果的提升
屯垦为汉文化在西域地区的传播提供大量传播者、受传者及主要传播渠道，也扩大了传播内容，并增强了传播效果。大批汉族军民进入西域戍边屯垦，有组织地将内地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运用到屯田区，为先进生产技艺传入西域提供了平台，农作物的品种也逐步增加。加速了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同时，东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也促进了诸族文化内涵的丰富和水平之提高。现撷取几点，简单加以论述。
（一）养蚕织绢技术传入西域
内地所产丝绢，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便传到了西域。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古代遗址、墓葬中所发现的汉代丝绢很多。养蚕织绢技术传入西域的时间最迟不晚于南北朝时期。在《魏书·高昌传》中就已提到吐鲁番“宜蚕”。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他途经于阗（今和田）时，曾捜集到一个有关东国公主出嫁瞿萨旦那（于阗）将桑蚕种秘置帽絮中，带到于阗，从而得以植桑养蚕的故事。这仅是传说，植桑养蚕技术大量传入，恐与屯垦有关。该技术的传入，使新疆南部成为蚕桑生产很发达的地区，南疆的丝绢不仅供当地使用，而且还能提供对外贸易，和田出产的丝“白克散绸”、丝绒地毯等闻名国内外。
（二）造纸、印刷术等传入西域及汉文字的普遍使用
随着屯田事业的发展，中原地区的造纸术、印刷术等科学发明也传入西域。据学者研究，5世纪初，西域已经开始造纸。吐鲁番出土文书就出现“纸师”、“纸坊”的字样。印刷术传入西域后，促使回鹘木活字的产生和运用。敦煌石窟出土的元代回鹘文木活字，即是明证。同时，造纸术、印刷术等又通过西域传到阿拉伯、欧洲等地区。
由于屯垦移民的增加，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汉语文在西域的使用范围也逐渐扩大。尼雅和楼兰两地曾出土东汉时期的汉文木简。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官方和民间文书大多使用汉文书写。吐鲁番、尼雅、楼兰等地出土的大批用汉文字书写的文书、简牍，涉及民间买卖田园、牲畜、粮食、丝织品的契约、官方屯田、收受供祀帐、邮政、籍帐等内容。可见汉文使用之广泛。楼兰遗址中还发现《战国策·楚策》的抄本、鄯善地区发现晋人抄写的《三国志》，这些都说明当时罗布泊地区的官吏和屯田将士及子女，时常学习汉文经典着作。麹氏高昌王国时汉语更是占据主导地位。至唐代，西域少数民族研习汉文化已蔚然成风。随着中原汉人大量移居西域，除汉传佛教外，道教文化也传播到西域高昌一带，乃至阿力麻里等地区。如13世纪20年代，全真道人丘处机西行路过阿力麻里时，有四百余名道教信徒请他讲法。
（三）内地雕刻、绘画、建筑艺术对新疆文化的影响
盛唐时期，不少内地僧侣、工匠、画师前往西域，帮助修建寺院、墓葬等，将唐代中原地区的雕刻、绘画艺术带到了西域。例如，新疆克孜尔石窟17号窟、森木塞姆石窟30号窟、库木吐拉石窟等人物故事及菩萨勾画的手法，与内地的技法有很多相似之处。随着屯田的发展，内地的建筑艺术也逐渐传到西域，促进了城镇的兴起及建筑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清代更为明显，一则使许多原有以驻军为主的城镇变为军民结合的新型城镇，甚至贸易中心，如伊犁、**、哈密、塔尔巴哈台等。二则，一些原先没有城镇的地区，随着屯田的开展也出现了新的城镇，如镇西府、宜禾县、奇台县、惠远、惠宁、宁远等。这些城镇的出现，不仅彻底改变了新疆居民分布格局，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工商业的繁荣，而且为新疆近现代城镇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现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又建成石河子、五家渠、阿拉尔、北屯、奎屯等新兴城镇。
（四）互动交融使诸族文化内涵更为丰富
汉文化与西域多元文化互动交融，表现在许多方面。东汉时代的木简证明汉文曾在鄯善和且末等地区流行。于阗还发行过汉文和佉卢文字合璧钱币，今称“于阗马钱”。西域很多贵族也学会了使用汉文。而西域诸族的文化对汉文化也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据《隋书·西域传》记载，隋时迁到南疆的汉民由于与当地民族杂居共处，已逐渐“胡化”。例如，隋廷在给高昌王麹嘉诏书中提到：“本自诸华,历祚西壤,昔因多难,沦迫獯戎,数穷毁冕,翦为胡服。”同时与汉族杂居的有些突厥语族则逐渐“汉化”。例如，成书于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的刘郁《西使记》提到，蒙古宪宗九年（1259），常德奉命由和林出发，西觐皇弟旭烈兀于西亚，途中，“……西南行二十里,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关径崎岖似栈道。……出关至阿力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贯,有诸果,惟瓜、葡萄、石榴最佳。回纥与汉民杂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又南有赤木儿城，居民多并、汾人。”这说明，在汉人、回纥等杂居地区，通过民族互动、文化交流，加速了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汉文化由于吸收周围诸族文化，内涵也变得更为丰富。清代学者纪昀对此情景有生动的描述，其诗云：“地近山南估客多，偷来番曲演鸯哥。谁将红豆传新拍，记取摩诃兜勒歌。”
（五）西域农作物栽培技术、牲畜驯养方法及音乐舞蹈等传入内地
在汉文化传入西域的同时，西域的棉花、胡麻、西瓜、葡萄、核桃、蚕豆、石榴、黄瓜、胡萝卜、菠菜、大蒜、芜荽、洋葱、红花、苜蓿等栽培技术，马、驴、骡等驯养方法及音乐舞蹈等也纷纷传入内地。其中，西凉乐便是凉州本地少数民族音乐与西域龟兹乐及汉族音乐交融而成，并汲取了天竺乐、波斯乐等成分，成为隋唐九部伎和十部乐之一。总之，粮食、油料、菜蔬、瓜果、饲料、棉花、胡服及烹饪、酿酒技艺等传入内地，**丰富了汉族物质生活。音乐舞蹈、绘画艺术等的传入，又提升了内地人民的精神生活。唐代诗人元稹对“胡风”在中原盛行曾描绘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沈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形象地反映了北方及西域诸族文化艺术对内地的影响。
任何一种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文化，都是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文化的产生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民族是文化的载体，西域地区多民族共存格局的不断演变和相互影响，是产生多元文化的前提。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需要借鉴乃至吸纳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而西汉以来屯垦在西域的实施，既为西域地区多元文化发展注入了丰富的内涵，也为多元文化在差异中交流、整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清代，新疆的多民族分布格局基本确立，民族的互动与交融，是新疆文化发展主要特征之一。在这种互动与交融中，屯垦戍边，则是形成以汉文化、维**文化及卫拉特蒙古、哈萨克等游牧文化为主流的新疆多元文化特色的重要因素之一。
屯垦戍边为诸族文化互动及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提供了传播主体、对象、渠道等有利条件，对促进汉文化西传及形成新疆主体文化之一的影响，更是不可忽视的。鉴古思今，继续发挥和增强屯垦及与此相关文化的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繁荣新疆多元民族文化行之有效的良策。
图片 滑动查阅注释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程中的汉民族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2033页。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
据《流沙坠简·器物类》及《戍役类》相关记载判断。参见马国荣：《浅谈汉代在西域的屯田》，《西域研究论丛》（第一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9页。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高昌》。
《唐六典·屯田郎中》有详细记载：“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
《旧唐书》卷四〇《地理三》。
《元史》卷八《世祖纪》。
方英楷：《新疆屯垦史》，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9年，第1009页。
祁韵士：《西陲要略》卷二，载李广洁整理：《万里行程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6页。
《魏书》卷一〇一《高昌传》。
《梁书》卷五四《诸夷·高昌传》。
《梁书》卷五四《诸夷·高昌传》。
《北史》卷九七《西域传》。
《梁书》卷五四《诸夷·高昌传》。
参见马大正主编：《新疆史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3页。
《周书》卷五〇《异域下·高昌传》。
《北史》卷九七《西域传》。
参见黄文弼：《高昌砖集》（增订本），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51年，第1～4页。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也记述了这个故事。1914年在和田县丹丹乌里克一座废寺中还发现描绘这个故事情节的壁画。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38页。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lV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88页。
例如《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7、138页所载。
丘处机撰；李志常辑；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0页。
韩翔，朱英荣：《龟兹石窟》，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28～329页。
纪昀：《**杂诗》,王希隆编：《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85页。
隋九部伎，即清乐、西凉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天竺乐、高丽乐、礼毕乐。唐太宗时十部乐为燕乐、清商、西凉、扶南（一说为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乐。
元稹：《元氏长庆集》卷四二《法曲》。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页: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