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悦｜从“城市医生”到基督教医院——公元541-750年鼠疫.
从“城市医生”到基督教医院——公元541-750年鼠疫大流行对拜占庭医学实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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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聚焦于地中海世界的首次鼠疫大流行，重点考察了这次大瘟疫对拜占庭古典医学传统的打击，以及基督教医疗慈善机构在疫情救助中的具体表现。本文认为，这次大瘟疫促使查士丁尼一世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教会对基督教医院的管辖权，从而将基督教慈善机构纳入到拜占庭帝国的管理结构之中。大瘟疫开启了拜占庭皇帝资助基督教医院的传统，使皇帝崇拜与基督教医院之间建立起了仪式性的联系，推动了拜占庭医学实践向着基督教化的方向深入发展。这次大瘟疫加速了拜占庭医学实践从古代的“城市医生”向基督教医院的转变。
关键词：拜占庭帝国；首次鼠疫大流行；国家治理；城市医生；基督教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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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41年，拜占庭帝国控制下的地中海世界暴发了首次鼠疫大流行。由于当时正处于皇帝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统治时期，这次大瘟疫也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从现有证据看来，狭义上的“查士丁尼瘟疫”只是人类首次鼠疫大流行（Pandemic）中的第一波疫情。在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它大约结束于544年。之后，鼠疫疫情以11.6年/次的周期在君士坦丁堡总共暴发了18次，一直持续到750年左右，历时两个多世纪。如果说持续时间长是首次鼠疫大流行的第一个特点，那么影响范围广则是首次鼠疫大流行的第二个特点。这次鼠疫很可能起源于埃塞俄比亚。之后，迅速传播到北非、君士坦丁堡、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意大利、高卢、小亚细亚，并且影响到西班牙、英格兰和爱尔兰。整个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均被波及。
这样一场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大瘟疫对人类历史产生了何种影响呢？长期以来，与著名的中世纪“黑死病”比较起来，首次鼠疫大流行的历史影响并没有进入现代拜占庭学者的研究视野。只有拉塞尔（J. C. Russell）等学者意识到这次瘟疫的影响是巨大的，导致了罗马帝国向拜占庭帝国的转型。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史学思潮的影响下，对历史文献的怀疑主义又使学者有忽视甚至弱化大瘟疫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的趋势。法国学者杜利亚（J. Durliat）于1989年发表的《六世纪的瘟疫：对拜占庭史料的新考察》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杜利亚指出，依赖历史文献导致学者们夸大了鼠疫对拜占庭帝国的影响。杜利亚的上述论断极大地影响了拜占庭学者对于6世纪的历史书写。例如，新生代拜占庭学者维托（M. Whittow）在其名著《塑造拜占庭》一书中认为，6世纪的瘟疫并没有对拜占庭帝国的历史进程造成太大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全球范围内人与物资的高频率交流使流行性传染病——瘟疫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这一话题再次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当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曾指出，传染病是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随着分子生物学向历史学领域的发展，瘟疫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所证实。学者们也开始重新思考这场大瘟疫对拜占庭帝国历史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考察了“查士丁尼瘟疫”对拜占庭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影响。具体到大瘟疫对拜占庭医学影响方面，有学者已经注意到6-7世纪的拜占庭医学作品没有一个字提及这次大瘟疫的奇怪现象。也有学者提出大瘟疫促使查士丁尼一世对帝国的医疗体系进行了改革，但其中心论点聚焦于拜占庭医院于何时出现这一具体的问题，并未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探讨大瘟疫于基督教医院之间的内在联系。鉴于此，本文在吸收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首次鼠疫大流行对古典医学和基督教慈善机构的影响两个方面入手，重点探讨瘟疫与查士丁尼一世后续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以揭示出这次大瘟疫对拜占庭医学实践向着基督教化深入发展的促进作用。目前，全球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考验。回顾历史上的大瘟疫，思考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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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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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瘟疫与古典医学的失效
公元6世纪的大瘟疫是鼠疫在地中海世界的首次大流行。这种新型的、致命性极强的传染病不仅颠覆了古典医学对于疾病的认知，而且使古典医学家们面对这次大流行出现了集体失语的现象。相反，古典作家和教会史作家是这次瘟疫的主要记录者。
作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拜占庭帝国直接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古典医学传统，并通过传抄、编撰等方式保存、延续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古典医学传统对拜占庭医学的影响之深远可以从拜占庭医学手稿中略见一斑。在现存的2500多份拜占庭医学手稿中，大量内容涉及对盖伦学说的直接复制或观点摘抄。而在研习古典医学的基础上，拜占庭人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出现了不少享誉地中海世界的医学家。例如，文艺复兴时期名震一时的阿伊提奥斯（Aetios of Amida, 约502-575年）和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Tralles,约525-605年），以及在阿拉伯医学界负有盛名的保罗（Paul of Aigina, 约625-690年）。从上述三位拜占庭古典医学家的生卒年代和活动范围来看，他们应该是大瘟疫的亲历者。而反常的是，在他们的医学作品中却找不到任何关于这场大瘟疫的信息。这与盖伦热衷于记载和治疗他所生活时代的传染病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盖伦生活的时代，地中海世界暴发了“安东尼瘟疫”，盖伦不仅对该瘟疫的症状进行了详细地记载，还力图解释病因并寻找治疗方法。因此，“安东尼瘟疫”又被称为“盖伦瘟疫”。然而，上述这些古典医学修养极高的拜占庭医学家们面对公元6世纪的大瘟疫却集体失声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古典作家和教会史作家的作品中留下了不少关于这次瘟疫的记载。当时，古典作家普罗柯比（Procopius）、阿伽希亚斯（Agathias）以及教会史作家埃瓦格里乌斯（Evagrius）虽然身处拜占庭帝国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均亲历了这场瘟疫，并且对瘟疫的症状和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当瘟疫在君士坦丁堡第一次暴发时（542年），普罗柯比正好就在城内，他对当时城内的恐怖景象进行了生动的描写。这些描写虽然有模仿修昔底德的痕迹，但是被现代学者们认为总体上是可信的。之后，古典作家阿伽希亚斯亲历了君士坦丁堡的第二波疫情（558年），并对此进行了记载。三十五年后（593年），身居安条克的教会史作家埃瓦格里乌斯对当时在安条克城内暴发的疫情进行了记录。据埃瓦格里乌斯所言，这已经是大瘟疫在安条克的第四次暴发了。
上述作家的记载反映出古典医学在这种新型疾病面前的无能无力。这很可能解释了古典医学家为何对这场瘟疫只字不提的反常现象。在普罗柯比对瘟疫的叙事中，经常出现医生和医护人员的身影。根据普罗柯比的说法，除患者外，人们认为医生和护理人员是这场瘟疫中最值得同情的人。因为，他们不分昼夜地照顾病患，非常辛苦。然而，普罗柯比也指出，医生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疾病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无法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对病情的发展做出准确的预测。这意味着强调预后的古典医学理论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瘟疫面前完全失效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人类历史上的首次鼠疫大流行，拜占庭的医生们发扬了古典医学的探索精神，进行了西方医学史上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医学解剖。尸检信息被普罗柯比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为后人揭开“查士丁尼瘟疫”之鼠疫真相提供了最为关键的证据。普罗柯比之后，医生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关于这场大瘟疫的任何拜占庭历史书写中。
当理性的古典医学在瘟疫面前失效时，拜占庭人对瘟疫的认知和书写也逐渐从一种医学的理性转向了基督教的末世论。正如埃瓦格里乌斯写道：“未来是不确定的。因为它（瘟疫）的走向是神的命令，神既知道原因，也知道它们将去往哪里。”随着死亡率的上升，人们开始转而向各类圣徒、圣髑和护身符寻求帮助。6-7世纪是瘟疫横行，蛮族入侵的动荡时期。然而，这一时期在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等地却出现了兴修教堂建筑的热潮。以伯罗奔尼撒为例，两个世纪内该地区迅速地树立起了160座教堂。这些教堂并不是主教座堂，而是敬奉圣髑的地方。拜占庭人相信这些圣髑是上帝创造神迹的中介物质，往往具有治愈疾病的能力。就连古典医学修养深厚的特拉雷斯的亚历山大也对其患者向护身符寻求救治的习惯表示理解和支持。在其编写的医学手册中，亚历山大写道，许多病人，特别是那些富人，拒绝喝药，也不让我们用灌肠的方法医治他们的肠道疾病。这就不得不让我们用那些具有魔力的护身符来治疗他们的痛苦了。
人类历史上的首次鼠疫大流行颠覆了古典医学关于一般流行病的认知。之后，医生和古典医学逐渐淡出了拜占庭人关于这次大瘟疫的历史书写和历史记忆。治愈圣徒和圣髑崇拜之风盛行，基督教的救治方式和医学理念更加普及了。
二、大瘟疫中的基督教医学实践
东正教并不排斥医学。相反，东正教的早期教父们都有良好的古典医学教育背景。例如，凯撒里亚主教瓦西里（St. Basil the Great）不仅是东正教早期希腊教父之一，而且还是雅典医学院的学员之一。350年左右，瓦西里来到雅典医学院求学，在那里认识了纳西昂的格列高里（St. Gregory of Nazianzus）。两人成为挚友。在东正教早期教父们看来，具有异教色彩的希腊医学与基督教教义没有本质的冲突。其中，尼萨的格列高里（Gregory of Nyssa）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即医学这种技艺是上帝为了人类的福祉而创造出来的。
不过，东正教对于医学却有不同的理解。在与古典文化的竞争中，东正教对有异教背景的“城市医生”持批判态度，并且试图取而代之。君士坦丁堡牧首金嘴约翰（John Chrysostom,347-407年）曾经严厉地批评说，医生是古代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其中，“城市医生”的有偿服务是这个制度受到广泛抨击的原因之一。高昂的医疗费不仅使穷人无法得到有效的医护救治，而且还令许多中产阶级因病致贫。就连当权者也对此进行过严厉地批评。皇帝瓦伦斯在368年的敕令中对此批评道，“这些医生知道他们的津贴是由纳税人承担的，就应该光荣地为穷人服务，而不是不知羞耻地为富人效劳。”因此，早期圣徒传记中充斥着对医生贪婪的嘲讽和批判。马古里阿斯（H. J. Magoulias）曾经对6-7世纪拜占庭圣徒传记中的医生形象进行过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他指出，这一时期的圣徒传记中呈现出愚昧无知又贪婪成性的医生形象。与此同时，一群被称为“廉施圣人（Anargyroi）”的基督教治愈圣徒成为“城市医生”最有力的竞争者。
与“城市医生”一样，“廉施圣人”接受过专业的医学教育。与“城市医生”不同，他们免费为穷人提供医护服务。因此，对“廉施圣徒”的崇拜很快在地中海沿岸城市流行起来。圣萨姆逊（St. Sampson）、圣潘代利蒙（St. Panteleemon）、圣科斯马和达米安兄弟（SS. Kosmas and Damianos）是“廉施圣人”的代表。塞奥多西二世统治时期（408-450年），圣科斯马和达米安兄弟崇拜在君士坦丁堡盛行。约440年左右，君士坦丁堡牧首普罗科洛斯（434-446年）在北部城郊金角湾沿岸的佐夫格马（Zeugma，意为牛轭）区域兴建了两座献给圣科斯马和达米安兄弟的教堂。这里成为拜占庭最著名的治愈圣地。
除“廉施圣人”外，东正教还吸纳有医学背景的基督徒担任神职人员。由此形成东正教历史上的“医生教士（physician-priests）”传统。例如，圣路加（St. Luke）就是一位医护人员，他特别擅长医学技艺。如前所述，在东正教早期教父中，凯撒里亚主教瓦西里和纳西昂的格列高里都接受过系统的医学教育。这些“医生教士”主张医学为社会服务，而不是向古典医学家那样只关注身体本身。因此，这些“医生教士”从一开始便积极地投入到为社会服务的基督教组织团体中。金嘴约翰就曾组织过一群被称为“勤勉者（philoponoi）”的基督教平信徒团体参与到为城市贫民提供医护服务的社会活动中。373年，主教瓦西里在凯撒里亚城外成立了一所主要护理麻风病人的济贫院。据纳西昂的格列高里描述，这家机构的规模十分可观，就像一座新城矗立在凯撒里亚郊外。这里为穷人和那些被社会排斥的麻风病人提供食宿，并且聘请医生和护士为患者提供专业的医护和护理。另外，据《圣佐迪科斯（St. Zotikos）传记》记载，331年，财政大臣佐迪科斯在君士坦丁堡城北普斯普鲁斯海峡对面的佩拉地区（Pera）成立了主要收治麻风病人的收容所。此后，这所麻风病院被不断地翻新和扩建，成为君士坦丁堡城外的标志性建筑。除此以外，雅典、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查尔西顿、耶路撒冷、以弗所、埃德萨等大城市都出现了为穷人、贫困的外地人和病人提供医护服务的基督教公共医护机构。据学者统计，到公元6-7世纪时，君士坦丁堡以外的专业医护机构已经多达4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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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治疗的医生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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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大瘟疫暴发前后，在早期基督教教父们的组织和鼓励下，基督教的医护机构已经初具规模。克里斯利普（A. T. Crislip）指出，这些医护机构有三个区别于同时代其他医疗服务形式的特点：第一，这些医疗机构有住院设施；第二，它们为病人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第三、它们为病人提供慈善照顾，即免费的医疗和护理。 这些有组织的基督教医护机构在大瘟疫期间的医疗救助活动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首先，照顾病人被认为是基督徒的宗教义务。这种近距离地接触并照顾病患的理念与古典医学对待传染病所采取的隔离与孤立病患的理念产生了鲜明的对比，指导着基督徒在大瘟疫中对病患进行救治活动。在疫情暴发后，基督教的医疗慈善机构积极地投入到对患者的医疗救治和护理中。从普罗柯比的描述看来，在疫情中，有相当一部分病人不是由其家属在家里而是由专人在某个地方对他们进行集中治疗和照料的。普罗柯比写道，在疫情中有许多人“经常从事埋葬或照料那些根本与他们无关的人们”。因此，当大部分社会组织，甚至家庭在大瘟疫中丧失信誉时，基督教教会却组织起对病患的有效救治和护理工作。
其次，这些基督教医疗慈善机构承担了埋葬死者，清理尸体的重要工作。这对阻止瘟疫的进一步传播以及维护城市治安和清洁城市卫生环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普罗柯比记载，拜占庭街头当时几乎没有人，如果“人们确实能在拜占庭的街头遇到任何一个人，这个人一定是在扛着一个死人。”这说明，即便在当时百业萧条的情况下，对城内尸体的处理工作仍在有组织地进行着。从史料中，我们可以推测，这一工作的组织者很可能是圣萨姆逊医院院长及其下属的所有医疗机构。而查士丁尼一世还为此专门下拨了一笔经费。彼得·布朗指出，在君士坦丁堡，牧首掌管着一支由他亲手挑选的由500名身体强壮者组成的队伍，称为“救险队”，名义上作为担架工和医院勤杂工负责“照顾体弱者”。而安条克的牧首同样掌管着一支可怕的“抬棺队”，负责埋葬城中的穷人。在帝国各地，与主教对穷人的关爱联系在一起的人员成了实质上的城市民兵。
由此可见，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基督教的医疗机构很有可能承担起了救治患者、埋葬死者、清洁城市街道，以及维护城市治安的作用。基督教医疗慈善机构在疫情中的表现让查士丁尼一世看到了其对于帝国治理的潜在价值。因此，第一波疫情一结束，查士丁尼一世便迅速开始了对基督教的慈善机构进行改革，使之成为拜占庭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三、查士丁尼一世与基督教医院
在拜占庭帝国初期，基督教的慈善机构经历了从松散的组织形式到规范化管理的转型。起初，基督教慈善机构的存在形式是灵活多样的。它们或是作为教堂或修道院附属机构存在，或是作为私人产业存在。因此，基督教慈善机构长期以来是以一种脱离监管的方式独立运作的。随着拜占庭帝国基督教化程度的深入推进，以及教会组织结构的逐步完善，基督教慈善机构的管理权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公元451年，第四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决定主教辖区内的济贫院与医院的管辖权归当地主教。这说明，教会权威已经意识到对基督教慈善机构进行管理的必要性，并且用教规的形式将基督教慈善机构纳入到教会的管辖之下。
如果说，基督教自身的建设强化了教会对于辖区内慈善机构的管辖权，那么，大瘟疫则促使查士丁尼一世将上述教规世俗化，使其成为拜占庭帝国法律的一部分。公元544年3月23日，查士丁尼一世颁布了一条新律。在这条新律中他对那些在刚刚结束的疫情中公然涨价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并且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严厉的惩罚。现代研究者通常认为，这条法令的颁布意味着第一波鼠疫疫情在君士坦丁堡的结束。不久，即544年5月9日、545年3月18日、546年5月1日，查士丁尼一世又先后颁布了三条新律，明确规定主教对其辖区内的医疗慈善机构的财产管辖权和人事任免权。上述四条法令的出台可以视为拜占庭立法活动对大瘟疫的反应。特别是新律第120条和第123条直接涉及对医疗慈善机构的土地管理权和人事管辖权的规定。这些规定是对第四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关于济贫院与医院管辖权的教规的重申。这不免让人推测基督教慈善机构在刚刚结束的疫情救治中的出色表现是促使查士丁尼一世将上述教规世俗化的直接原因。
新律第120条和第123条不仅是对现实的呼应，而且还是查士丁尼一世强化中央集权的改革计划的一部分。一方面，查士丁尼一世积极利用教会的权力结构，希望主教在民事和行政事务方面能够承担更多的世俗责任，正如他们在疫情中表现的那样。另一方面，查士丁尼一世又坚信皇帝是教会的“首脑”，即皇帝拥有对教会的“至尊权”。这意味着，拜占庭皇帝要实现对教会事务的总体把握和全面控制。因此，在逐步用主教替换掉地方旧贵族官员的同时，查士丁尼一世又将权力集中到中央官僚机构，使教会成为国家的一个部门。而教会的附属机构，如医院、济贫院、孤儿院等，也相应地成为由国家权力监管，并由国家资助的机构。例如，圣萨姆逊医院、纳尔泽斯医院等基督教慈善机构的管理者在每年的棕枝主日都与拜占庭帝国的官僚与军事将领一起出席仪式，接受皇帝的接见并从皇帝那里领取金十字架礼物。此外，查士丁尼一世的新律还将丧葬权限的管理下放到了圣萨姆逊医院院长和城内其他医疗机构，重申了君士坦丁堡城内居民的丧葬费用由城内950家店铺租金承担的惯例，并且将惯例的实施细节进一步明确化，即基督教医疗机构成为君士坦丁堡城内葬礼的具体执行者，而圣索菲亚大教堂负责收取租金和下拨资金的工作。如西蒙（D. Simon）所言，查士丁尼一世全部立法活动的动机是将一切事务置于皇帝的权威之下。
除此以外，查士丁尼一世还开启了拜占庭皇帝热衷于兴建医院建筑的传统。在疫情期间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圣萨姆逊医院（Sampson Xenon），在疫情之后也留下了一段关于圣萨姆逊、大瘟疫与查士丁尼一世之间的历史记忆。成书于10世纪后期的《君士坦丁堡地方志》（Patria）保存了君士坦丁堡人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忆。据说，圣萨姆逊使染上瘟疫的查士丁尼一世奇迹般地康复了。因此，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兴建了圣萨姆逊医院以感谢和纪念这位圣徒。皇帝们热衷于修建医院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医院的慈善活动向臣民们展现其仁慈之心，并通过相关的公共仪式传递出皇权神圣的帝国理念。基督教拜占庭帝国不排斥具有异教彩色的皇帝崇拜。相反，从皇帝到最普通的臣民都坚信，皇帝的权威是由上帝授予的，他以帝国统治者的身份体现神意。而医院则是展示皇帝的仁慈和皇权神圣性的理想平台。在拜占庭帝国，皇帝定期走访医院并为麻风病人洗澡、洗脚等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大型的公共仪式。通过模仿基督为其门徒洗脚的行为，拜占庭皇帝向公众宣布并展示他是由上帝指定的世俗世界的统治者。在皇帝的慷慨资助下，圣萨姆逊医院成为君士坦丁堡城内最富盛名的医疗机构。到7世纪时，圣萨姆逊医院已经拥有了专门用于手术和治疗眼科病人的房间。之后，圣萨姆逊医院所在的建筑群被不断地翻新和扩建，成为君士坦丁堡城内仅次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宏伟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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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医院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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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皇帝对基督教医疗机构的管理和资助使医院成为传承古典医学知识的重要场所，也是拜占庭医学实践的主要场所。拜占庭帝国的综合医院不仅是医护机构，也同时承担医学教育和培训的功能。例如，潘托克拉特皇家修道院附属大型综合医院不仅有门诊和住院部，还有图书馆，档案室、会议厅和抄写间。这里显然已经是一个集教学、科研、实践、藏书为一体的综合性医护中心。本奈特（D. Benette） 近年来对拜占庭的医学手稿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他发现，有不少药方中都提及了拜占庭大型医院的名字。他推测，拜占庭人倾向于以著名医院的名字来证明药方的有用性。换言之，拜占庭人普遍相信医院在医学方面的权威性。这意味着，拜占庭的医院取代了古典医学院和古典医生在医学方面的权威。
在拜占庭医院内，医院管理和医护服务是彼此分开的两套系统。医院管理由医院管理者承担,他从所属修道院获得运营医院的全部资金，负责医院的日常行政事务，包括支付医护人员工资、采购物资、为患者提供免费食宿和药物。医护服务由医护人员承担。医生有从首席医生、手术医生、普通医生到实习医生的职业等级序列，护理人员包括厨师、洗衣工等服务人员。他们的薪水与其所属等级直接挂钩。患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是免费的。医院严格禁止医生接受小费，禁止医生出城接诊。
在基督教医院内，拜占庭的医学实践呈现出古典医学理念与基督教医学理念相融合的色彩。在基督教观念的影响下，拜占庭医院建筑大多是修道院的附属建筑，通常还包含礼拜堂和墓地等配套建筑。这些礼拜堂通常供奉圣髑或圣像。在医学无能无力的情况下，拜占庭的医生会自然而然地求助于圣髑和圣像，并且希望通过修道士祈祷的方式获得治愈奇迹。拜占庭人认为修道士的祈祷比其他人的祈祷更有效。而照顾外来病人，并为病人祈祷也被视为修道士的苦修行为中的一项。这是拜占庭医院往往是修道院附属建筑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当所有方法都失效时，医生会让病人继续留在医院内，给他开一些安慰剂，然后由医院院长安排病人的临终事宜。
综上所述，从查士丁尼一世开始，拜占庭的基督教医院与皇帝崇拜的帝国理念逐步结合。在帝国法律的保护下，在皇帝的资助下，基督教医院取代了古典医学院和古典医生在医学方面的权威性。而在拜占庭医院内部，医学理念与基督教的奇迹治疗并不冲突。奇迹治愈和祈祷是拜占庭医学实践的重要部分。
结论
人类历史上的首次鼠疫大流行历时近两个世纪，影响到了整个地中海地区。这次大瘟疫给地中海世界的文明进程造成的影响还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本研究聚焦于大瘟疫对拜占庭医疗实践的影响。首次鼠疫大流行彻底颠覆了拜占庭人从古典医学角度对疾病的认识，出现了古典医学家面对这次大瘟疫集体失语的现象。随着瘟疫的肆虐，拜占庭人对瘟疫的认识从一种理性的、医学的认识论走向了基督教的末世论。《圣徒传记》中的治愈圣徒形象取代了医生的形象。圣徒、圣髑崇拜流行。
与此同时，由于东正教并不排斥希腊医学，在早期东正教教父们的组织下，基督教的医疗慈善机构在疫情暴发前已经初具规模。疫情暴发后，这些基督教组织积极地参与到照顾病患、处理尸体和维持城市治安的活动中。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在疫情期间加强了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疫情一结束，查士丁尼便迅速着手继续推进将基督教的慈善机构（主要是医院）纳入国家管理体系的改革。之后，基督教医院被国家以立法的形式纳入教会管理系统，并得到皇帝的大力资助。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瘟疫加速了拜占庭的医学实践从古代的“城市医生”向基督教医院的转变。
本文刊于《新史学》（第三十一辑）。如需引用，请查阅原文。
作者陈悦，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转载自：新史学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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