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歐洲擴張與生態決定論：大衛阿諾論環境史

李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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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阿諾是研究英國殖民印度史的重要學者，近年來他的印度殖民醫學史研究更是受到醫學史學界高度的重視。他運用傅科（Michel Foucault）的權力概念以及義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理論來分析殖民醫學，將這個領域的研究討論帶到新的理論高度。然而，較少為人所知的是阿諾對環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的研究也下了不少功夫。在一九九五年他就與「底層人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這個學術團體的另一位學者古哈（Ramachandra Guha）合編了一本有關印度次大陸環境史的重要論文集《自然、文化與帝國主義》。九六年更出版了《自然的問題：環境、文化與歐洲的擴張》一書（以下簡稱 PN），全面檢討目前環境史的史學現況[1]。阿諾著作中討論的環境史議題非常廣泛，涉及學派也眾多，包括年鑑學派關於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長時程（la longue duree）影響的研究、湯恩比史學對環境的看法、二十世紀初期的歷史地理學、馬爾薩斯學派（Malthusians & neo-Malthusians）關於歷史人口學的討論、美國開拓史（frontier history）所引發的史學爭辯以及環境主義者的「綠史」（Green history）等等，在此無法一一討論。

像阿諾這樣一位殖民醫學史的學者會去從事環境史的研究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這兩個領域有許多相關與重疊的議題。。一方面，殖民醫學的主要課題之一，是要幫助殖民者克服他們在殖民地所面對的醫療保健問題。來自溫帶的殖民者認為，殖民地陌生的風土環境以及熱帶氣候，是影響他們健康的主要因素。因此殖民醫學不只對殖民地所謂的「風土疾病」作了大量的研究，而且還發展出一套殖民主義的環境論述。任何殖民醫學史的研究者，都會觸及到這套環境論述所引發的各種議題[2]。另一方面，近年來有關疾病的「生物史」（biological history of disease）或「生態史」（ecological history of disease）的研究，在醫學史，尤其是殖民醫學史的研究領域，產生出一些引人注目的著作，而且提出了許多具有挑戰性與爭議性的議題。這方面的研究是殖民醫學史學者所不能不面對的[3]。本文就將討論的主題放在阿諾對於醫學史（尤其是殖民醫學史）相關的環境史議題的討論，特別是他對「生態決定論」（ecological determinism）史觀的批判。

阿諾認為西方歷史上的環境思想至少可區分出三種基本立場。「環境決定論」的立場認為地理、氣候乃至各種天災決定了當地人類社會的營生方式、文化型態、社會組織與政治制度。另一種則是阿諾所謂的「可能論」，此一立場的學者認為人類社會只有在某些面向與某種程度上受到了環境的影響，而且隨著文明的日益進步，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也就越來越小。第三種立場可說從第二種立場衍生出來的，它反過來強調人類社會對環境所造成的重大影響。例如近年來各類環境論述所討論的不再是環境對人類社會起的決定作用，而是人類社會所進行的各種開發與生產活動，對環境的污染與影響（PN:10-11）。

阿諾指出西方環境決定論的思想歷史久遠，而且打從一開始就和醫學關係密切。它至少可追溯至扥依名醫希波克拉底(Hippocartes)的古希臘醫學典籍《空氣、水、地方》 (Airs, Waters, Places)。此書分為兩個部分（可能是兩個不同的作者所寫），前半部討論氣候、土壤、水質等環境因素對健康的影響，以及相應的養生之道。後半段則討論歐洲（古希臘）與亞洲在環境上與種族上的差異。該書作者認為環境決定了人的體質與心性，亞洲氣候溫暖物產豐饒，當地人不用努力就可以舒服過日子，因此亞洲人懶惰、無法吃苦耐勞、也缺乏創造力與勇氣。相反的，歐洲較為寒冷與貧脊的環境，使得歐洲人心性堅韌、能吃苦耐勞、手工精巧、思想敏銳而且英勇善戰。《空氣、水、地方》這個說法成為日後西方環境決定論思想與種族主義理論的重要源頭，對後世影響非常深遠。這種思想在孟德斯鳩(Charles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於一七四八年出版的《法意》(L’esprit des lois)一書當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在書中孟德斯鳩認為亞洲國家的暴政體制，是當地極端的氣候所造成的產物。孟德斯鳩這套想法直接影響了許多後世的西方思想家對亞洲國家的論述，例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乃至馬克思與恩格斯有關「亞細亞生產模式」的概念，都接踵其遺緒（PN:14-25）。在歐洲殖民擴張的時代，當歐洲人在討論為什麼「熱帶氣候」會有害歐洲人的健康、以及為其帝國主義行徑尋找理由時，就經常引用這套環境論述來宣揚歐洲人的優越性以及殖民活動的正當性。到了十九世紀，這套思想更與生物學的演化論以及種族主義結合，用環境來解釋種族的差異，再以種族差異來解釋不同人類社會與不同族群之間的文化差異，進而評比各種族以及其道德與文化的高下，而歐洲人則被視為是最優秀的種族。各種極端的環境決定論、生物決定論也應運而生（PN:25-34）。

環境決定論一方面在西方醫學的歷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近年來它也對醫學史的研究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在醫學史的領域，阿諾主要討論批判的對象，是麥尼爾(William H McNeill) 的《瘟疫與人》以及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 Jr.）的 《哥倫布的交流》（以下簡稱CE）與《生態帝國主義》（以下簡稱EI）[4][1]等疾病生物史的名著。在阿諾看來，這些著作都預設了一套生態決定論的歷史觀點，尤其在克羅斯比對於歐洲殖民新世界（美洲、澳洲、紐西蘭、大洋洲）的歷史解釋中，這套史觀展現的最為清楚而強烈。

為何為數不多的西班牙「征服者」在十六世紀能打敗在數量上遠佔優勢的印地安人，讓阿茲特克與印加這兩個大帝國屈膝，進而征服了整個美洲？這段歷史的合理解釋一直是個讓史家疑惑的問題。此外，為何在西班牙人到來之後，美洲原住民的數量就急劇減少，也是個引起歷史人口學（historical demography）很大興趣的問題。過去的解釋不外乎西班牙人的軍隊較精良、其鐵鑄武器與槍砲遠勝印地安人的原始武器、再加上印地安人從沒見過馬（美洲不產馬），因此印地安人部隊在面對西班牙騎兵時驚慌失措，以前者雖然人數眾多，卻抵擋不住西班牙「征服者」（conquistadores）的衝鋒陷陣，終以一敗塗地收場。印地安人的人口之所以大幅減少，則是因為西班牙征服者橫徵暴斂、以殘酷手段奴役印地安人、強迫他們於惡劣的環境條件下在礦場、叢林與農場中工作，而造成了大批印地安人貧病而死。有些西班牙人還嗜殺成性，動不動就胡濫屠殺印地安人，滅族慘劇層出不窮。如此林林總總的殘酷作為，導致了美洲印地安人人口的急劇減少。

克羅斯比對上述解釋不以為然，他認為歐洲的殖民者能夠成功征服新世界的主要因素，其實不在於科技進步、武器精良或軍隊訓練有素，而是得到疾病之助。他的命題其實很簡單：「除了澳洲原住民之外，美洲印地安人或許是和其他人類隔絕最久的人，而這是很危險的」，因為這使得印地安人對從舊世界傳來的疾病缺乏免疫力，「在舊世界原本就致命的疾病，來到新世界後更是有效地殺人；在舊世界沒有造成大害的疾病，到了新世界卻變成了殺手」（CE:37） 。天花、麻疹、肺結核傷寒與流行性感冒這些在舊世界相當尋常的疾病，首度登陸美洲這個「處女地」之後，都變成了導致大量印地安人死亡的重大疾病。最近疾病史學者庫克在《生而注定要死：疾病與新世界的征服》（以下簡稱BD）一書中估計，墨西哥中部在1519年的人口高達一千五百萬，但是在與歐洲人接觸一個世紀之後，人口就掉到只剩一百五十萬。這種人口減少的速度實在驚人。而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美洲其他地方[5]。對疾病生態史學者來說，光是西班牙征服者的屠殺與暴虐不仁的統治，並不足以解釋這樣的人口衰退。他們認為歐洲人帶來的疾病才是造成這個慘劇的主因。但為什麼是歐洲的疾病殺死美洲的印地安人，而不是美洲的疾病殺死歐洲的殖民者？除了美洲印地安人長期隔離於世界其他的人群及其疾病之外，克羅斯比認為當印地安人的祖先從西伯利亞穿越白令海峽前往美洲時，寒冷的氣候使得許多的病菌無法生存，也就沒能跟著一起移民到美洲；此外，艱苦的遷徙過程也使得許多原本有病的人死去，他們身上的病菌當然也就沒有跟來。在適者生存的淘汰下，這些最健康印地安人來到了美洲這個疾病相對少的環境代代生養之後，他們的後代對許多疾病也就沒有免疫力了（CE: 30-31）。近來學者提出的另一個解釋則是：舊世界發達的農業文化，使得當地人群頻繁的暴露於由家畜傳染到人身上的疾病，從而對這些疾病發展出免疫力。相反的，新世界的印地安人由於可供馴養的動物物種少，從未暴露於這些人畜共通疾病之下，當然也就沒有機會發展出免疫力[6]。不管用哪個假說來解釋新、舊世界住民免疫力的差異，生態決定論者有一個重要的共同觀點是：生物的、環境的因素是不同地區人類社會發展差異的主因，也是歐洲崛起並殖民世界其他區域等世界史重大事件的決定性因素。換言之，生物地理因素、生態環境決定了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

對於人類歷史提出這樣一種環境決定論的生物史解釋，在學界當然引起了很大的爭議與批評[7]。其中一個主要的批評是政治上與道德上的批評，認為這種學說是在正當化過去歐洲的帝國主義行為，把殖民主義說成是「自然的發展」、是「生物學的現象」；換言之，這樣的歷史是把宰制給自然化了。阿諾對生態決定論的歷史也提出這樣的批判。他認為克羅斯比的著作將「人類蓄意企圖的結果」染上了「生物學上必然」的色彩。「『生態帝國主義』拋棄了孟德斯鳩與希波克拉底的舊環境決定論，取而代之以一種新的、更具侵略性的、殖民的環境主義」（PN: 88-9）。阿諾指責克羅斯比是「和征服者的軍隊一起前進，而沒時間理會那些自然的失敗者。」他甚至批評克羅斯比是那種「把歐洲擴張等同於種族差異與白種人必然優越性的科學傳統與史學傳統的傳人」（PN:90-1）。不過光是這樣的政治批評在學術上當然無法服人。庫克就抱怨說，過去由於宗教衝突和帝國主義利益競逐而與西班牙不合的新教國家，一向致力於誇大扭曲有關西班牙人凌虐印地安人的傳聞，以此作為己方的政治宣傳，從而讓他們奪取西班牙殖民地的行動師出有名。這些宣傳所造成的刻板印象，已使得歷史真相難以澄清；而一九六零年代以降，西方學界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影響，把研究焦點放在殖民主義的壓榨剝削，更使得許多學者「像傳教士般狂熱地」把西班牙的殘暴統治視為美洲原住民人口劇減的主因，而無視於疾病所扮演的更重要角色（BD: 11-12）。

因此就整個論辯而言，更重要的是要在學理上與歷史證據上對生態決定論史觀提出令人信服的批評。阿諾對生態決定論史觀的另一個主要批評，在於檢討史料是否能支持這樣的推論。例如麥尼爾在《瘟疫與人》中推斷說中世紀橫掃歐洲的黑死病起源於中國雲南，然後隨著蒙古帝國的擴張與征討而傳播到歐洲。阿諾認為麥尼爾的推論具有高度臆測的性質，學者可以可以有許多的質疑，也能提出其他的合理解釋。例如「鼠疫真的是從中國雲南被帶到歐洲的嗎？或是在十四世紀時中亞的老鼠就已經帶有鼠疫病菌了？」「會不會是氣候的變遷，導致帶有鼠疫的老鼠由它們原本的居留地遷徙出走，而使得人類與它們接觸的機會大為增加，而非人為因素造成的？」。「中國在一三三零與一三四零年代大批死於疫病的人，是死於鼠疫嗎？還是死於其他傳染病？」「鼠疫是經由中亞而傳抵黑海的？還是從印度或中東某些感染地點爆發？」（PN:70）[8]。至於克羅斯比所討論的現代初期（early modern period）的美洲，其流傳的史料，比起歐洲黑死病的史料，更是來得遠為稀少（PN: 83）。1520年在墨西哥爆發的「天花大流行」，是克羅斯比全書論證重要的例子之一，另一位歷史學者布魯克斯（Francis Brooks）仔細地重新檢查克羅斯比所使用的史料，結果發現它們非常的不可靠。這些記載的主要來源是摩托利納（Motolina）的《新西班牙的印地安人的歷史》，布魯克斯發現這位作者不只立場嚴重偏袒西班牙，而且還把印地安人的命運比擬為舊約聖經中受上帝瘟疫懲罰的埃及人。布魯克斯自己的研究結論認為戰爭才是造成當地人口劇減的主因，而非天花（PN:84-85）。阿諾質疑疾病生態史研究的史料是否充分，以及這些史家就史料所進行的推論是否周延。

在史學方法論的層次上，有些醫學史學者基於知識論的考量，基本上就反對用現代的疾病範疇與疾病知識來解釋過去的疾病史。例如英國醫學史學者康寧漢（Andrew Cunningham），就反對以現代的「鼠疫」概念來解釋中世紀的「瘟疫」、「黑死病」。他認為利用現代疾病概念來理解過去的疾病史，造成了對過去醫學與過去疾病觀的嚴重扭曲。這裡涉及到一個知識論上的難題，康寧漢說：「對於某個病症到底是不是鼠疫的懷疑，只能靠細菌學方法來確定；換言之，只有實驗室才能決定它是不是鼠疫」。對現代醫學而言，要知道一個病人得的是不是鼠疫，唯一能夠真正進行確認的方法是靠實驗室的細菌學檢驗（今天絕大多數疾病都是要靠實驗室的檢驗來確定其診斷）；換言之，細菌學的到來改變了了「瘟疫」（plague）的「身分」（identity）。現代所謂的「鼠疫」是由實驗室來界定的，到頭來唯一能決定一個疾病是不是鼠疫的辦法，就是訴諸實驗室的細菌學檢驗。既然中世紀的醫師或現在的歷史學家不可能去對中世紀記載的「瘟疫」做細菌學的檢驗，那也沒有可能去確認史料所載的疾病是不是現代醫學界定下的「鼠疫」，因此歷史學者就不能把「鼠疫」這個現代的「疾病身分」套到中世紀「黑死病」的身上。在這種情況下，用現代的鼠疫概念來談論古代的黑死病基本上是非歷史的（a-historical）、是時空錯亂的（anachronistic）[9]。

康寧漢這樣的立場當然與疾病生物史的基本出發點完全牴觸，而這樣的史學主張在學界也引起些辯論與反對意見。不過阿諾並不是從這樣一種知識論的立場來批判生態決定論的疾病史。相反地，阿諾本人並不排斥用現代的疾病範疇來探討實驗醫學到來之前的疾病史。例如他也揣測一八五零年代於印度發生的「柏德望熱病」（Burdwan fever）極有可能是瘧疾[10]。在他另一本討論飢荒的著作當中，阿諾雖然反對用「氣候」這個單一因素來解釋飢荒的發生，但是他也警告反氣候決定論的學者不要「過度貶低氣候因素」。阿諾指出現在我們對應付氣候的威脅有較高的自信，結果卻容易低估了氣候因素對於「技術與經濟資源較不發達」的時代與社會的農業所帶來的衝擊[11]。因此阿諾並不是要否認自然環境因素對人類歷史有重大影響，他所反對的是只訴諸單一因素的化約論解釋。他認為克羅斯比太傾向將歷史事件歸咎於「單一一組力量，過度的把一切歸因於生物因素、而過於忽視人為的行動」，因而把歐洲的擴張視為是「生物地理學的事實」（bio-geographical realities）（PN:88）。

阿諾舉出不少殖民史的史實，來反駁這樣的單面向解釋。阿諾不否認疾病對美洲人口的劇減有重要影響，然而其他人為因素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西班牙人對印地安人的殘酷壓迫早被許多史料與研究所證實。中世紀歐洲在黑死病肆虐之後還能夠調養生息，讓人口恢復，但西班牙殖民者的暴虐剝削卻使得美洲原住民沒有這樣的機會。克羅斯比把歐洲人征服新世界描述得像是個生物學過程，但阿諾指出社會與文化因素在這過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492年不只哥倫布發現了美洲，西班牙也在此時將信奉伊斯蘭教的摩爾人驅逐出格拉那達」。西班牙人這時的自信、好戰精神以及奉上帝之名征討異教徒的信念，都大大影響他們在美洲的作為。克羅斯比談到歐洲物種的「生態帝國主義」對美洲生態的重大衝擊，但阿諾指出，「當時的西班牙對畜牧業之倚重，在歐洲是相當獨特的」。他們把西班牙本土的畜牧方式轉移到美洲後，對美洲的生態以及對阿茲特克人與印加人的農業生活型態造成巨大的傷害（PN: 130-131）。忽略這些重要的社會、文化因素與特定的歷史，使得「『生態帝國主義』像是對歐洲擴張的一種奇怪地單面向與歐洲中心的解讀」（PN:91）。

克羅斯比將歐洲的擴張歸因於生物因素：「將原住民掃蕩殆盡的是病菌，而不是帝國主義者及其殘暴不仁…」（EI: 196）。阿諾認為這種說法不只有幫殖民者洗脫道德責任之嫌，在史學上也站不住腳。歐洲人的免疫力在非洲與印度並沒有佔到什麼生物學上的優勢，反而當地的疾病對歐洲人的殺傷十分慘重。但歐洲人還是在這些地方建立了殖民地與巨大的莊園，僱用當地人與奴役非洲人來充當勞工與傭兵，並使用醫學、土木工程與科技來促進他們的殖民事業。因此生態因素無法充分解釋歐洲的擴張，克羅斯比的說法把太多人為的結果歸因於生物的因素（PN:91）。

此外，美洲的生態改變也不只是由歐洲人帶來的細菌與物種的自然力量所驅動的。以北美洲為例，歐洲對木材與皮毛的大量需求，就給當地的生態帶來巨大的改變。就以對野生動物的殺戮為例，1742年約克堡（Fort York）一地就出口了十三萬張水獺皮與九千張貂皮，但是到了一八二、三零年代北美的皮草貿易就因為動物跡近被補獵殆盡而不得不中止。這樣的貿易對美洲生態之衝擊不可謂不大。同樣的，在十七世紀現在的美國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土地為森林覆蓋，到了一九二零年這比例只剩一半。據估計有三億英畝的森林被砍伐殆盡。這樣的改變不是由歐洲物種與病菌的生物因素所造成的，而是歐洲的資本主義與消費文化促成的。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島的生態變遷，更是歐洲擴張過程中人為因素改變自然環境的典型例子。從十七世紀中開始，歐洲人開始引進甘蔗在此地建立蔗糖莊園。大規模的蔗糖耕作改變了加勒比海群島的生態系統，而為了因應農場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歐洲人由非洲大量遷徙黑奴到西印度群島，結果也把黃熱病與惡性瘧疾等非洲疾病也一齊引進。當早期歐洲移民來到西印度群島時，並沒有認為這是個「不健康的區域」，但是到了十八世紀，西印度群島卻變成了對歐洲人最致命的「熱帶」地區之一。針對克羅斯比等人的生態決定論歷史，阿諾反過來說：我們同樣也可以宣稱「是經濟，而不是生物，決定了美洲在被征服之後的環境史」（PN: 122-130）。

阿諾在一篇討論印度洋區域的疾病史的論文中，呈現出對比於生態決定論的另一種疾病史研究[12]。和跨大西洋的交流的狀況大為不同的是，歐洲人初到達印度洋地區時，並沒有對該區的疾病生態帶來太大的衝擊。歐洲人帶來的病菌對他們的殖民事業並沒有直接的幫助，反而是該地區原本就有的疾病對歐洲殖民者造成很大的困擾。然而這並不表示在印度洋區域，疾病在殖民帝國歷史中沒有扮演相當的角色；相反的，疾病對帝國擴張計劃造成的阻撓，迫使殖民者付出巨大的心力、施行了各種保健措施與政策，而成為型塑該區域殖民歷程的一個重大因素。另一方面，霍亂、天花、梅毒、肺結核等疾病在印度洋區域的橫行，雖然沒有像歐洲殖民美洲時那樣造成戲劇性的影響，但也對遭受殖民的當地人造成相當的傷害痛苦。然而，阿諾所重視的不只是疾病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而是兩者的互動。他在這篇論文中指出，在1750年之前疾病對該區歷史發展的影響相當有限，但之後隨著歐洲殖民的擴張與深化，與當地的環境與住民互動更加地頻繁密切，加上各種開發行為與經濟活動的大幅增加，疾病在該區也產生了更為重大的影響。在文中阿諾討論了歐洲殖民事業所建設的鐵路、開發的蒸氣輪船航線、乃至水利措施，如何影響了霍亂、鼠疫與瘧疾在這個區域的傳播。其中尤以霍亂由印度傳播到歐洲所造成的嚴重疫情與恐慌，是最為戲劇性而廣為人知的歷史例子。相較於克羅斯比與麥尼爾之強調殖民者新引進的疾病對當地所造成的巨大衝擊，阿諾反問：「在被引進之後，疾病為何能夠生存下來乃至生生不息？」，他認為這可能是個更重要的問題。就這點而言「社會與環境條件、營養不良、貧窮與飢荒的盛行、缺乏適當的衛生與醫療措施，可能都要比所謂的『處女地』解釋要來得更重要」。麥尼爾和年鑑學派歷史學家勒‧華‧拉度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認為，在黑死病與發現新大陸之後，「疾病統一了全球」（a unification of the globe by disease）[13]。對此阿諾也提出質疑，他認為在殖民國與被殖民國之間、已開發國家與被開發國家之間，由於醫療資源與公共衛生設施的差距擴大，加上現代醫學的介入與檢疫措施，十九世紀後期以降的發展其實是「疾病的隔離」，而使得某些疾病被侷限在貧窮的國家。我們見到的不是疾病在全球的分布趨向均質化，相反的，在已開發國家與為開發國家之間疾病分布的區隔越來越嚴明。

由阿諾的著作與他對環境史的批判性檢討可以看出，對他而言生物決定論史觀對於歐洲殖民擴張的解釋是片面而過度簡化的，遺漏了許多重要的社會、經濟與文化因素。史學家必須對疾病、環境與人類社會的互動歷史提出周延的分析，將自然與人為的各種因素都納入考量。對史家而言這既是追求歷史知識的基本要求，也是政治上與道德上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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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vid Arnold and Ramachandra Guha (eds.), Nature,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Essays o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 As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David Arnold, 。The Problem of Nature: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European Expansion (Oxford: Blackwell, 1996)。

[2] 關於這一議題的殖民醫學史學術著作甚多，可參見Philip D. Curtin, The Image of Africa: British Ideas and Action, 1780-1850 (Madison: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1964); Mark Harrison, Climates and Constitutions: Health, Race, Medicine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in India,1600-1850 (New Delhi: Oxford Univ. Press, 1999).

[3] 關於疾病生態史與生物史的介紹，可參見Kenneth F. Kiple, “The Ecology of Disease” in W. F. Bynum and Roy Porter (eds.),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357-381.

[4] William H.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Oxford, 1977）；Alfred W. Crosby, Jr.,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quence of 1492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72); idem,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6).

[5] Noble David Cook, Born to Die: Disease and New World Conquest, 1492-16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8), pp.4-5.

[6] 對於此一學說深入淺出的陳述可參見戴蒙（Jared Diamond），《槍砲、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時報出版社）。

[7]史學界最近對於戴蒙、麥尼耳和克羅斯比的「槍砲與病菌理論」的批評性檢討，可見諸於George Raudzens (ed.), Technology, Disease and Colonial Conquests,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Essays Reappraising the Guns and Germs Theories (Leiden: Brill, 2001).

[8]最近有醫學學者使用遺傳學、人口學、流行病學與電腦模擬的研究方法，對歐洲中世紀的黑死病提出新的解釋，他們認為過去認為黑死病就是鼠疫的說法是錯誤的，其實黑死病是由一種類似依波拉病毒的濾過性病毒所引起的。參見 Susan Scott and C. J. Duncan, Biology of Plagues: Evidence from Historical Popu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有關黑死病的疾病生物史解釋，恐怕還沒蓋棺論定。

[9] Andrew Cunningham, “Transforming plague: the laboratory and the identity of infectious disease” in Andrew Cunningham and Perry Williams (eds.), The Laboratory Revolution in Medic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2), pp.209-244, on p.213.

[10] David Arnol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Colonial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2000), p.79.

[11] David Arnold, Famine: Social Crisis and Historic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1988), pp27-34.

[12] David Arnold, “The Indian Ocean as a Disease Zone, 1500-1950”, South Asia, vol. 14, no.2 (1991), pp.1-21.

[13] 麥尼爾，《瘟疫與人》，第三章；Emmanuel Le Roy Ladurie, “A Concept: The Unification of the Globe by Disease” in The Mind and Method of the Historian (Brighton, 1983) , pp.2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