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失的身份缺失的话语———对济慈诗“La Belle Dame Sans Mercy”中女性形象的女性主义解读
赵 越, 李 洁
(1. 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泉州362011 ;2. 九江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西九江332005)
[摘要]通过结合父权社会强加于女性的天使或妖魔形象的传统,解读济慈的诗"La Belle Dame Sans Mercy"中的女性形象,从而发现这一形象成了折射男性思想,丧失了身份,缺失了话语的边缘化了的“他者”。这种特殊的,处于“他者”地位的女性形象进一步彰显了父权社会中的性别歧视。
[关键词] 济慈;“La Belle Dame Sans Mercy”;女性主义解读
[中图分类号] 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630 (2006) 0120026203
济慈的诗向以丰富的审美蕴涵和深刻的神话纬度而给读者和评论者呈现出多维的解读视角。诚如赫尔方教授所说“, 文学家并不把他们的意图强加于书页之上,相反他们创作开放性的,暗示性的文本,正如有缺口的墙需要读者去填补”[1 ] 。本文尝试使用女性主义的方法解读济慈的诗“La Belle Dame Sans Mercy”中的女性形象,以期为理解富含多义的这一形象开启新的解读视角。
父权社会强加于女性的天使或妖魔形象的传统起源于《圣经》故事。根据《圣经·旧约》的说法,夏娃,人类原初的女性既是从属的又具有毁灭性,因为一方面她是由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就的,另一方面正是她,作为诱惑者的象征,诱惑亚当吃了禁果,从而使人类被逐出伊甸园并遭受死亡和堕落。然而,基督的母亲———圣母马利亚却是夏娃的正面的对应形象,因为上帝正是安排马利亚以她的处女之身生下基督以赎救世人。根据此故事便形成了两个对立鲜明的女性原型:马利亚和夏娃,或圣母. 天使或妖妇。这两个原型很快席卷欧洲并移植于文学创作之中,逐渐形成厌女症(misogyny) 和对圣母马利亚崇拜(Mariolat ry) 的早期文学传统。[2 ] 尽管这一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但是它的历史渊源及它对女性的歧视却是没有改变的。
显而易见,从这一渊源中可以得出父权社会是女性遭受压迫和歧视的根源的结论。首先,在上帝面前和男性作家的文本中,女性的形象均遭到了歪曲,不管是圣母. 天使或妖妇,她们都是被动的,丧失了真实的身份:被圣化的天使“表达了男性的审美理想,这一理想化的歪曲……以一种话语的形式压抑着日常生活中的女人,让女人自己也变成了没有自由意志,没有创造力,没有真实人的生活的艺术品”[ 3 ] ;被妖魔化的女性“表达了他们的厌女症心理”[3 ] 并表现出他们对女性创造力的厌恶及明目张胆的贬损和压制。夏娃受造于上帝,而她对上帝的“背叛”最终使她成为上帝警戒世人的工具;马利亚以处女之身生子的悖论也正是为了彰显作为父权社会的权威的上帝的非凡成就。在男性作家的文本中,不管女性是作为天使还是妖女, 她们的身份都是由文本的“创造者”———对女性怀有偏见的男性创制的,因而,她们丧失了自我的真实身份而往往成为折射男性欲望的镜子,正如吴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所论断“, 千百年来,女性就像一面赏心悦目的魔镜,将镜中男性的影像加倍放大”[4 ] 。通过被迫给男性作镜子,女性在父权社会预设的文化语境下被边缘化为被动地折射男性欲望与理想的“他者”。
其次,女性在男性作家的文本中也往往成为被言说的对象而丧失了自我自由表达话语的权利,从而在丧失身份的同时缺失了话语。法国女权主义者认为,“语言不仅是命名、标志和交流的系统,而且是所有权得以产生的场所,是权力的场所”[3 ] 。在父权社会中,由男性创造的男性话语当然就成为权利话语,在男子中心论的强大影响之下,男性经验亦成为“普遍的’人类’经验和无可非议的’普遍’知识源泉”[5 ] 。由此,历史(history) 也就成了由男人所写就的他( his) 的,而不是( her)的,故事( story) 。由于语言为男性所创,为男性服务,反映的是男性的经验,言谈、读书和思考都被界定为男性的活动,相反,女性及她们的经验和她们所关注的问题因女性没有自己的语言而无以言说,并被男性认为是琐屑的,毫无意义地而被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在男性的文本中,女性如果说话,她们的话语也是无聊的闲谈和愚蠢的附和,甚至是男性难以理解的奇思怪想,有时她们干脆成为沉默的被言说者,从而失去了独立的主体地位,被剥夺了自我表述权,成为沉默的“他者”。
济慈的诗“La Belle Dame sans Mercy”①中的女性形象La Bell Dame 正是上述思想的体现,因为她没有明确的身份,缺失了自身的话语,而且亦成为体现文本创造者思想的载体或沉默的“他者”。这首诗原题为“La Belle Dame sans Merci”(1424) ,出自法国诗人阿兰·夏尔蒂埃(Alain Chartier , 1385～1435) , 其英文译本译者据说为乔叟。这首诗以歌谣体形式写就,其特殊的中世纪场景赋予这首诗浓厚的神秘主义和梦幻色彩。虽然从题目看来,它是关于“La Belle Dame”的,但是她却不是诗体的叙述者,而是被动的被言说者,真正的言说者却是一名“脸色苍白,独自彷徨,形容憔悴,神情沮丧”失意而忧伤的骑士,这首诗正是关于骑士本人亦真亦幻的梦境的。据笔者所见,国内译者常把此诗的题目译为《无情的妖女》或《冷酷的妖女》,这是有失偏颇的,因为“La Belle Dame”的法语本意为“美妇”,此外她的身份在这一开放、多义的文本中本身是模糊不清的。她是由诗体讲述者,作为男性的骑士界定的,但对于读者来说,她又是多义的。她可能是堕落的风尘女子,因为骑士是在旷野的“草地上”(in the meadows) 同她相遇的,而当时城墙之外的郊区是“城市垃圾的堆积场;是麻疯病医院,屠宰、印染等不卫生的行业的所在及各种猖獗的犯罪活动,尤其是极为盈利的卖淫的场所”[6 ] ,她“狂放”(wild) 的双眼进一步隐含了这种潜在的危险性。此外,她唱的“仙灵的歌谣”(fairy’s song) 以及她的“精灵洞”(elfin grot ) 很容易让人想起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妖女塞任( Siren)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她又极可能是一位貌美的天使———“天仙的小女儿”(a fairy’s child) ,因为她“头发曼长, 腿脚轻捷,”能唱出“仙灵的歌谣”,居住在“精灵洞”里,可以找来“美味的草根,天赐的甘露和野地的蜂蜜”( root s of relish sweet ,/ And honey wild , and manna-dew) 为食。总之,她的身份是不明确的,是介于妖女和天使之间的。
除了不确定的身份外,她还是被动的,并缺失了话语。她成了被看的客体,被动的被言说者。她的“头发、腿脚”和“双眼”都一览无余地暴露在骑士眼前。她只是被动地被骑士抱起放在马背上,被动地接受他为她做的“一顶花冠,手镯和芬芳的腰带”。她总保持缄默,即使开口,她的语言在骑士看来也是“奇异的”(“st range”) 。她的情感体验更是骑士所无从准确言说的,因此他只好妄加推断:“她对我凝视,像真的爱我,/ 发出温柔的叹息来”( She looked at me as she did love , /And made sweet moan. ”) “她用奇异的语言说话,/ 想必是‘我真爱你’”! ( And sure in language st range she said , / I love t hee t rue. ”) 但她真实的感受却被父权社会压抑和排斥女性的语言所剥夺和吞噬。因此她的形象亦成了被模糊和神秘化了的符号和“他者”。
丧失了身份,缺失了话语的“La Belle Dame”潜在地反映了文本的创造者———诗人济慈的思想。诗歌接近结尾时,照应开头,点明骑士“脸色苍白,独自彷徨”的原因。“La Belle Dame”曾带骑士进入她居住的“精灵洞”,骑士在洞中做了一场他称之为“灾难”性的“从没做过的噩梦”。在梦中,他见到“脸色苍白的国王、王子和骑士们”全都“张大了饿嘴”向他发出“可怕的警告”:这无情的美妇把你也拘禁在了这里! (La Belle Dame Sans Mercy/ Hath t hee in t hrall !) 骑士被猛然惊醒,发现自己躺在凄冷的山坡上。对于出于什么原因,“La Belle Dame”要拘禁骑士,读者无从得知。但也许正是因为她这一神秘而怪异的行为,她最终被诅咒为“无情”或“冷酷”的“妖女”。但骑士最终没有受到丝毫身体上的伤害,而是依然恋恋不舍地徘徊在他醒来的地方。可能性的解释之一是骑士一腔热情地向“La Belle Dame”求爱,却遭到了她“无情的”拒绝,因为她在同骑士交往中看来始终是被动和冷淡的。而在当时等级森严,女性毫无社会地位的中世纪,她的这种行为无疑令她背负起被诅咒为“妖女”的十字架。由此,她所代表的意象也日渐清晰。她可能是济慈所表达的爱情的象征。王佐良先生对这首诗曾如此评述“, 也许这里有济慈对于所爱女人的痴情。诗写于1819年4 月,这时他认识芳妮·布朗已经大半年了。对于这位有诱惑力的而又可望而不可及的姑娘,济慈充满了爱,也不免有所怨”[7 ] 。此时,诗人正深陷于爱情困惑之中:他所爱的人令他捉摸不定,而同时又生怕被拒。因此他成了彷徨而难以自拔的骑士,而这首诗亦成为他人生爱情经历的脚注。此外,“La Belle Dame”所代表的意象亦可能是“居于仙境中的,赋予诗人以创作灵感的诗神缪斯的象征”[6 ] 。济慈成为在诗的王国之外徘徊,接着进入,而最终却被抛弃的憔悴、沮丧的骑士的化身。当时,济慈正处于诗歌创作难以为继的心理阻滞期,他曾向友人伍德豪斯(Woodhouse) 倾诉他对自己作品的不满[6 ] ,而这主要归因于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 所提出的“影响的焦虑”———济慈曾试图效仿密尔顿以期在浪漫主义叙事诗的创作上有所建树,但却又担忧难以超越前人。由此可见,济慈借助“La Belle Dame”这个诗歌女神的意象表达了他对自己的诗歌创作的忧虑。
总之,济慈在诗作“La Belle Dame sans Mercy”中刻画的“La Belle Dame”的女性形象,不管是妖女还是天使,均成了丧失了身份,缺失了话语,被边缘化了的“他者”,并不同程度地折射了诗人本人的思想,从而进一步凸现了父权社会中存在的严重的性别歧视。
注释:
①文中济慈诗歌的英文原文出自: The Poetical Works of John Keat s. London : Frederick Warne and Co.
②文中济慈诗歌的译文皆为屠岸先生所译, 不再作注。
[参考文献]
[1 ] Helfand , Michael S. A Reader’s Guide to Reading Literature [ A ] . In W. Pat rick St rauss and Starck
Kenneth and David Yaukey (eds. ) .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Studies : A Reader by American Scholars in China [ C ] . Shanghai :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1996. 235.
[2 ] Gilbert , Sandra M. and Susan Gubar.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 [ M ] . New York : W. W. Norton and Company , 1985. 3～4
[3 ] 张岩冰. 女权主义文论[M] .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 67 ,65 ,112.
[4 ] 弗吉尼亚·吴尔夫. 一间自己的房间[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30.
[5 ] Code , Lorraine. Encyclopedia of Feminist Theories[ Z] .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 2000. 20
[ 6 ] http :/ / prometheus. cc. emory. edu/ panels/ 3D/ J .Formichella. html
[7 ] 王佐良.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M]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23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