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被许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称为“探索上诉者谜一样的面孔”，这究竟是怎样的谜呢？

苏格拉底被雅典人（民主投票）判处死罪，罪名是：“不敬神”和“蛊惑青年”；投票的结果是：278票赞成，221票反对；控告的人有三个：米列托斯（悲剧诗人），安涅托斯（工商业主），吕康（修辞家）。

按照当时的规矩，在被控为有罪之后，有几种脱罪的办法——其一，可以为自己辩护，但辩护不能否定民主审判的理由，而是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背景下减免自己的罪过。其二，认交罚款以减免罪罚。其三，在被判罪收监后，通过贿赂的方式逃脱，然后由专门从事偷渡的蛇头秘密送往国外流亡。

苏格拉底选择了为自己辩护。

苏格拉底站在广场上，背后是审判他的法官，下面是来听审判的雅典的群众。

苏格拉底开口说：雅典的人啊，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相信那些控告我的人的话。我知道很早之前他们就开始攻击我，把我描绘成一个自称天上地下无所不知的智者，到处蛊惑人心，靠诡辩过日子的人。我告诉你们，这是不公正的。

底下有个农民模样的人说：我们就看不惯你这种自以为是的腔调，好象没有你这样的智者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公正一样。我告诉你我们的信仰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城邦历史的动力。

苏格拉底说：你们就是这样看待我的为人的吗？我现在有些明白你们为什么要相信那些指控我的人的原因了。但是我还是要向你们说说为什么对我的指控是不公正的理由。第一，那些人说，苏格拉底犯了爱管闲事之罪，他对天上地下的事物进行考察，还能用较弱的论证击败较强的论证，并唆使其他的人学他的样。他这样做是企图用自己的权威来取代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他们还引用受人尊敬的我的朋友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云》里的剧情来佐证他们的指控。雅典的人啊！在这出戏剧里，我，苏格拉底，是一个滑稽可笑的丑八怪，一个无聊是诡辩家，一个亵渎神灵的无神论者，整日纠缠不清，滥用学生信任的害人精。你们想想，谁会相信一个戏里的人物就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呢？——况且，我自己也有几次坐在戏台下面观赏，为台上的形象捧腹。你们以为这台上的苏格拉底是真还是这台下的苏格拉底是真？

米列托斯这时忍不住插话说：雅典的人啊，可不要被他的诡辩所迷惑。他的诡辩术一向被称为“思想助产术”，谁要是按他的思路来回答问题，就会落入他的陷阱。他曾经用他的“思想助产术”给皮匠讲“马尾巴的功能”，混乱了他们对自己工作的认识。他又用家里的锅铲不能铸铁这样似是而非的问题诱使铁匠降低为城邦制造武器的热情。

米列托斯问苏格拉底：你不是承认自己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吗？

原来雅典民主派的凯瑞丰曾经向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求卜，询问：究竟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具智慧？阿波罗﹒福玻斯的女祭司回答道：没有了。

苏格拉底知道米列托斯提问的目的，如果他简单的承认，就会更加激怒这些雅典的民众；如果他不承认，那就会遭到羞辱。

苏格拉底说：我非常明白我是没有智慧的，无论大小都没有。那么，神为什么要说我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呢？神不可能撒谎，否则便与它的本性不合。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就去寻找世上比我更聪明的人，我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样的话。于是我就找市场上的每一个人谈话，皮匠，木匠，铁匠，画匠，我也找诗人，演说家，政治家谈话，从他们那里我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就是我在每一桩具体的事情上都不如这些人，我是无知之人；可我的求知的能力，却是那些人所不及的。这便是神喻的真真意思。雅典人啊，在阿波罗神庙的三角楣上镌刻着这样一句神喻：“认识你自己”。这便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意思：我生来是无知的，可我不断求知的能力，便是我的智慧。

苏格拉底的这番话使得听他申辩的人有了一时的沉默，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什么既然无知却又是最有智慧的。

苏格拉底也没有解释。他说：现在我要针对另外一项指控来答辩。这一指控说苏格拉底腐蚀青年的心灵，相信他自己发明的神灵而不相信国家认可的神灵。我想问问主控人米列托斯：如果说我教唆别人相信某些神，这就蕴涵着我本人相信某些神，那我就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也不会因此而有罪。

米列托斯说：我说你完全不相信神。

苏格拉底说：你真使我感到惊奇，米列托斯！你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你是指我不象人类一般信仰那样相信太阳神和月亮神吗？

米列托斯说：审判团的先生们，他肯定不相信神，因为他曾说“太阳是一块石头，月亮是一块土”。

苏格拉底忍不住笑起来：我亲爱的米列托斯，你没想到你正在控告阿那克萨哥拉吧？你如此藐视这些先生，认为他们竟连克拉左门尼的阿那克萨哥拉的书中充斥着这样的理论都不知道，是吗？青年人在市场上顶多化一个德拉克玛就能买到这些书，如果苏格拉底声称这些思想是自己的，人们会嘲笑他，还有谁会听苏格拉底的讲话？

米列托斯还是坚持说；你不信神，一个也不信。——说这话时，他嘴角浮着恶意的嘲笑。

苏格拉底说：你的意思是，相信有人的活动，却不相信有人存在。或者换一句说法，有人不相信马的存在，却相信马的活动，或者相信有乐师，却不相信有音乐活动，有这样的人吗？——没有这样的人，我尊敬的朋友。下面一个问题你必须回答：有人相信有超自然的活动，但不相信有超自然的存在吗？

米列托斯被迫回答：没有。

这样，苏格拉底的“思想助产术”又起了作用。他进而攻击米列托斯的矛盾：他既否认苏格拉底信神{城邦所信的神}，又否认苏格拉底不信神（信自己所造的神）。因为控告的核心是苏格拉底不信神，如果不能证明这点，则所有的控词都为不实之词。

苏格拉底进而申辩：雅典的人啊！既然你们知道了苏格拉底并没有不信神的事实，那么，关于“腐蚀青年的心灵”的指控也是虚妄的了。

米列托斯说；审判团的先生们，雅典的公民们！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民主的敌人三十僭主之一的克里提阿斯和那个叛国贼阿尔克比阿底斯就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们正是在他的教导下成为政治家的。而这位善于教导人的苏格拉底先生还曾是三十僭主元老院的主席。

这番话极具扇动力，听众立即躁动起来，大喊：“打倒！打倒！”“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苏格拉底明白自己所有的申辩可能是毫无用处的。可他知道自己申辩的目的并不是求人的饶恕。

按照色诺芬的回忆，克里提阿斯和阿尔克比阿底斯求教于苏格拉底是因为苏格拉底的名；当他们实现了自己政治上的目的以后，就不再亲近苏格拉底了。苏格拉底曾经指责他们说：“当一个负责牧养牲畜的人，他所牧养的的牲畜越来月少，而且情况越来越坏的时候，这个人毫不承认自己是个坏的牧者；更令人惊异的是，一个人做了一城邦的首长，弄得人民越来越少，而且情况越来越坏，这人毫不自觉惭愧，认识到自己是个坏首长。”这话传到三十僭主那里，克里提阿斯和阿尔克比阿底斯就把苏格拉底召去，用法令禁止苏格拉底向青年传授他的理论。

苏格拉底没有向审判团和听审的民众讲述这个故事，他只是说：如果你们以为我的演讲会腐蚀青年的心灵，那么这受我腐蚀的人现在在那里呢？今天在场的有许多听我过演讲的青年人，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克力同的儿子克力托布卢；这位是吕赛尼亚斯的儿子埃斯基涅；这位是安提丰的儿子厄庇革涅；这位是赛奥佐提德的儿子尼科司特拉图；这位是这位是德谟多库斯的儿子帕拉卢斯；这位是阿里斯通的儿子阿狄曼图，他的兄弟柏拉图也在这里。此外我还可以举出很多来。米列托斯在他的发言中一定得用他们中的某些人做证人，我很乐意为他提供方便。

米列托斯和他的同伴安涅托斯、吕康再也没有提出证人；审判团也没有要求证人出场。然后就是民主投票，结果如上。

苏格拉底对投票的结果感到惊讶，但他并没有沮丧，认为这是在意料之中的事。他说：我决没有料到双方的票数会如此接近，现在看来如果再有三十票投向否定的一方，那么我就可以被判无罪了。

他接受了这个判决结果，没有再提出新的申辩。

海尔莫盖尼斯提醒苏格拉底：苏格拉底，难道你不需要为自己申辩考虑一下吗？

苏格拉底对他说：难道你不认为我一辈子都在申辩吗？

海尔莫盖尼斯说：可你是怎样为自己申辩的呢？（他的意思是苏格拉底的申辩和他的辩才不符）。

苏格拉底说：我一生一世没有做过不义的事，我以为这就是最好的申辩。

在场的阿帕多拉斯是个非常热爱苏格拉底的人，他说：苏格拉底，看到他们这样不公正地把你处死，令我难受。

苏格拉底摸着他的头微笑地问：亲爱的阿帕多拉斯，难道你希望看到我公正地而不是不公正地被处死吗？

接下来苏格拉底还有一个机会，他可以提出一定数量的罚款，以赎免自己的罪过。可苏格拉底提出的赔偿答复令他的朋友都感到意外。他说——

我从来没有过普通人的平静生活。我不关心大多数人关心的事，挣钱.有一个舒适的家.担任文武高官以及参与其他各种活动。……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和每个人接触，劝说他们不要把实际利益看得高于精神和道德的作用，应当首先重视城邦和国家的利益。我这样的行事方式该受什么样的回报？先生们，对这样的人，最合适的回报就是在我的有生之年享受市政厅提供的免费公餐。

这无异是对那些指控他有罪的雅典公民智商的挑战。一时间群情激昂，“打倒！”“处死！”之声不绝于耳。

审判官们不耐烦了，警告苏格拉底少说废话，赶快按规矩承认一笔罚款的
数额。不料苏格拉底说：如果我有钱，我会提议一笔我付得起的罚金，因为那样并不会给我带来任何伤害。可事实上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没有钱，除非你们把罚金的数量定在我能付得起的范围内。我想我可能付得起一米纳。我认罚款一米纳。

虽然这时苏格拉底的朋友克力同等人愿意代他支付这笔罚金，底线是三十米纳。可场面已不可收拾。法官和陪审团的大多数认为苏格拉底藐视法律和城邦的意志，遂以比先前多80票的数字判处他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从苏格拉底申辩的全过程来看，与其说上诉者有谜一样的面孔，不如说苏格拉底做了谜一样的辩护。他的申辩目的是为求生，可他申辩的方式却似乎努力往相反的方向行进。他似乎更愿意看到眼前的结果。他平静地向所有在场的雅典人说：

雅典的同胞们，过不多久，那些试图诋毁城邦的人就会把杀害哲学家苏格拉底的罪愆加在你们头上。处死我的人啊，我要告诉你们，我一死去，复仇就会降临到你们头上，你们会受到比你们杀我痛苦得多的惩罚。……如果你们指望用把人处死的办法来制止对你们错误的生活方式进行指责，那么你们的想法错了。这种逃避的办法既不可能又不可信。最好的.也是最方便的的办法不是封住别人的嘴，而是自己尽力为善。

苏格拉底结束了他的申辩，他向所有的人告别：雅典的人啊！对于一个善良的人来说。无论他是生是死都不会遭受苦难，因为神的意旨永远在庇护他。

苏格拉底被收监，等待执行死刑的日子，照说这日子最多几天。这时有了个意外，在宣判的第二天，正巧是去提洛岛的朝圣团的舰队出发的日子，朝圣团是为了祭祀雅典民族英雄赛苏斯杀死人身牛头怪物，从而免除了向它进贡七男七女的可怕习俗。按规定，朝圣团未从提洛岛归来之前，不得处决犯人，苏格拉底也因此多活了三十天。

就因为多了这三十天，柏拉图的对话录就多了两篇重要的对话——《斐多篇》和《克力同篇》。苏格拉底把最后的时间放在了与他的追随者们探讨灵魂不灭的问题——这也是柏拉图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苏格拉底以为：由于肉体的束缚，眼睛无法看到真理，所以只有在死后，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渴望和喜爱的智慧。当肉体存在的时候，便得不到纯粹的知识，所以唯一的途径是死后，灵魂和知识充分接触——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均来源于灵魂对前世的回忆。

在这段日子里听苏格拉底演讲的人和与他讨论问题的人应该有不少。据斐多的说法，本地的有阿波罗多洛，克里托布卢和他的父亲，还有郝谟根尼，厄庇革涅，埃斯基涅，安提斯泰尼，……我相信柏拉图当时病了。

厄刻克拉底问斐多：有从其他地方来的客人吗？

斐多补充说：有，有底比斯的西米亚斯.克贝和斐冬得斯，还有来之麦加拉的欧几里德和忒尔西翁。

厄刻克拉底问：阿里斯提波和克莱俄布洛图为什么不在那里？

斐多说：他们显然在伊齐那。

值得注意的是“我相信柏拉图当时病了”的说法，应该是事实。这个说法的含义是：如果柏拉图当时在的话，他可以获得更多的苏格拉底的重要思想。因为他后来在游历的过程中去找麦加拉的欧几里德等人，试图从他们那里了解更多的苏格拉底的思想。

最后的时刻终于要来临，苏格拉底除了把时间全部花在讲道上，没有做其他选择的意思。

克力同带了最坏的消息来见苏格拉底，他见苏格拉底竟然睡得很熟，感到很惊讶。

克力同对苏格拉底说：我以前一直感到你非常幸运，竟然有如此开朗的性情，而你现在大祸临头，却仍然能够镇定自若，泰然处之，对此我的感触更深了。

苏格拉底说：好吧，说真的，克力同，如果象我这样年纪的人还要抱怨死亡，那真太不象话了。

克力同说：我得到一个坏消息，那艘船到了。

苏格拉底说：好吧，克力同，我希望这是最好的结局。如果众神希望如此，那就让它这样吧。

克力同问：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呢？

苏格拉底说：因为我做了个梦，梦见一位白衣丽人向我走来，她对我说：“苏格拉底，第三天你会抵达令人欢娱的弗提亚”。那就是说，这艘船今天不会到，明天才会到。

克力同说：这有什么区别呢？我来告诉你这个消息，是让你决定，时间不多了，我们可以有把握让你从这里逃出去，送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苏格拉底说：我说过，我不知道离开这个国家以后该做什么。

克力同说：无论你去哪里，你都能看到欢迎你的人。另外，苏格拉底，我甚至不认为你的做法是对的。能保全自己性命的时候为什么要抛弃？你的敌人要毁掉你，而你的做法就象你的敌人想对你做的事一样，或者就象他们对你做的事情一样。

苏格拉底说：克力同，我告诉你，这几天一直有一个神的声音在我心中晓喻我，他说：

“苏格拉底，还是听我们的建议吧，我们是你的卫士。不要考虑你的子女.生命或其他东西胜过考虑什么是公正。……事实上你就要离开这里了。当你去死的时候，你是个牺牲品，但不是我们所犯错误的牺牲品，而是你同胞所凡错误的牺牲品。但你若用这种可耻的方法逃跑，以错还错，以恶报恶，践踏你自己和我们订立的协议黄河合约，那么你伤害了你最不应该伤害的，包括你自己.你的朋友.你的国家，还有我们。到那时，你活着用面对我们的愤怒，你死后我们的兄弟.冥府里的法律也不会热情欢迎你；因为它们知道你试图尽力摧毁我们。别接受克力同的建议，听从我们的劝告吧。”

苏格拉底总结道：如果我的哲学是教人如何认识死亡的，那么，我如果象奴隶一样逃亡，我的哲学还有什么价值呢？我一生都致力于城邦的法律维护，如果我现在选择违背法律的方式逃亡，岂不是对自己一生的嘲弄吗？

所有的努力都宣告结束，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等待。

毒芹草的汁液已经碾好，盛在一只杯子里端了上来。苏格拉底不动声色地说：把这玩意作奠酒怎么样？

克力同恳求苏格拉底等太阳从地平线上落下去再服食毒药。

苏格拉底把杯子举到胸口，平静地说：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将死，你们活下来，是谁的选择好，只有天知道。说毕，一口喝干了毒酒。

在场的人都伤心地哭起来，连狱卒也流下眼泪。

毒酒的作用渐渐发挥，苏格拉底感到双腿沉重，就按看守的建议躺了下来，他的神志开始混乱，最后留下的遗言是：克力同，我欠了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鸡，记得替我还上这笔债。

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医神，苏格拉底感谢他让自己超脱了。

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是基于两个理由被处死刑的，一个是他不信仰城邦的神，只信仰自己的神，另一个是他腐蚀或者败坏青年。起诉他的人三个希腊城邦的公民，而审判他的是由501人雅典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法院，这是一种按照民主方式组成的法院，有点类似于我们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法庭或者大众司法（popular justice）。而这样的审判既是关于信仰哪一种神的宗教审判，又是一个要不要民主政治的政治审判。因为苏格拉底的主张与陪审法院所代表的雅典民主派的正统主张的冲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一个分歧是要不要实行民主制度的问题。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政治的动物”。这里所说的 “人”就是指能参与城邦公共生活的公民。因此，人的天性就是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这意味着公民有权在有关他的生活和他的城市的决定上参与辩论，有权投票。” “所有公民都有参与治理自己的平等权利。所有公民都有权在制定法律的议会中投票和发言，列席把这些法律加以实施和解释的陪审法庭。”所谓的城邦（polis）就是“自己治理自己。被统治者就是统治者。”这就是雅典的引以为自豪的民主政治。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讲中，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的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



但是，苏格拉底的看法与此完全对立。他认为城邦不能够由公民自己来治理，而是要由“知道如何统治的人来治理”。这个人大概就是后来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或者中世界基督教发展起来后所形成的“牧领权”的治理方式，人民就象群羊一样，需要由一个放牧的人来照看。这种思想显然与希腊的民主思想是相矛盾的，“对所有的希腊城邦来说，最根本的是公民的平等，不论公民身份限于少数人或多数人。苏格拉底的前提是一种根本的不平等：没有人是公民，大家都是臣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有着一道鸿沟。”因此，是不是支持希腊的民主制度，或者说人究竟是具有分辨善恶之logos（理性）的、自己治理自己的政治动物，还是没有理性能力的需要国王来照看的群羊，正是希腊民主派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分歧所在。



与上述分歧联系在一起的第二个分歧：如果说参与公共生活所要具备的美德是知识的话，那么这些美德是不是可以传授的？对于希腊人而言，由于他具有作为政治动物的性质而具有“这种过群体生活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美德。他不需要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大师。但是他需要具备必要的一点logos，即理性，同时还要具备区别正确与错误的能力。这种‘政治的美德’使人们具有正义感，对别人的权利有足够的考虑，使得polis——文明的社会群体——可以维持存在。”这样的思想被一些智者派的思想家进一步加以发挥，比如安提丰正是在人人都具有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分“自然的法则”和城邦“人为的法律”的自然法思想，阿尔西达马斯甚至对奴隶制提出了挑战：“上帝赋予所有的人自由，大自然一个也没有把它们变成奴隶。”普罗泰格拉认为宙斯给人界带去了两种技术：一种是看重别人评价的aidos（羞耻心），一种是公正地解决纠纷的dike（尊重权利）。如果少数人掌握着两种技术的话，城邦就无法形成，因此，宙斯要求所有的人都掌握这些“政治艺术”，以便形成社会群体生活。我们不能说导致现代民主法治在理论上得以确立的自然法理论或者“政治理性”的理论是从古希腊的这些思想中汲取灵感和理论资源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思想尽管只言片语却代表了人类思想中最为闪光的智慧和最为深刻的洞见。直至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这些思想的震撼力和穿透力。



与此相反，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知识只有通过绝对的定义（episteme）才能得到，除此之外仅仅是一些意见（doxa）。因此，一个人不知道关于鞋的绝对的知识，他怎么能够作鞋匠呢？不知道病的绝对知识怎么去治病呢？不知道关于善的绝对知识，怎么能够实施自己治理自己的民主政治呢？苏格拉底正是利用自己的诡辩和讽刺，与政治家、各种艺人以及青年人进行谈话，揭露他们的愚蠢和无知，最终激怒了城邦所有的人。我们暂且不讨论这种将普遍的定义与日常的实践相混淆导致的霍布斯所嘲笑的作为哲学之特权的荒谬。问题在于当苏格拉底在揭露所有人的无知的时候，自称自己得到了特尔菲神庙的神谕，这个神谕告诉他，他是雅典最智慧的人，尽管他自己完全不知道这种智慧是什么，他所知道的就是他什么也不知道。这种想法不仅仅是“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样的智慧，更主要是想说明公民只能是等待照看的“群羊”，他们不具备治理城邦的政治技术，没有自己治理自己的能力，因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荒谬的。



由此形成的第三个分歧就在于什么是幸福的生活。雅典人认为个人只有在与他人的社会生活中才能找到信服的生活，公民只有积极充分地参与城市生活和事务才能得到教育和完善。而苏格拉底认为人的幸福并不是参与集体生活，而是退出城市生活，专心关注自己的灵魂：“我到处走动，没有做别的，只是要求你们，不分老少，不要只顾你们的肉体，而要保护你们的灵魂。”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在雅典的政治生活往往退出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甚至在我们认为需要他站出来承担道义的时候，他也往往是退却了。“他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超脱于斗争之上的人，完全不问政治。”



正是这三个分歧，导致了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正如斯通所言，“苏格拉底的真正过错在于他用过分简单化的方法和哲学上的简单化的前提来攻击雅典的城市，它的领袖和民主政体。”这样的攻击也确实在腐蚀了青年，事实证明，苏格拉底的弟子（比如克里底亚斯）往往是惨无人道的暴君或独裁者，一度曾经支持三十僭主推翻雅典民主政治的社会力量就是“苏格拉底化的”反对民主政体的青年。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从他的美德是知识的命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没有人是故意犯错误的，犯错误仅仅是由于他的无知。这样论断对群体生活是摧毁性的，因为没有理由叫一个认为自己破坏法律的行为承担责任。如果没有人来遵守法律的话，社会生活又是如何可能呢。



因此，苏格拉底的言论不仅仅是反民主的，实际上还是反社会的。处死苏格拉底不仅在希腊当时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即使在我们今天的民主社会里，如果一个人宣扬唯有自己掌握了宇宙的绝对真理，并号召大家脱离现在公认的生活方式，按照他的想法来实践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的时候，这种主张显然是“人民的公敌”，全国人民共诛之，不仅在肉体上加以消灭，而且要在思想上肃清流毒。因为人民就是一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他们支配着这个群体的生活方式，他们与其说掌握着真理，不如说掌握着权力，用法律来捍卫他们所崇尚的生活方式。苏格拉底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区分人的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社会生活面对的不是一个正确与错误的真理问题，而是一个可行与不可行的规则问题。不知道鞋的绝对知识的人照样可以卖鞋，不知道美德的人照样可以从事民主政治。愚蠢弱智的人统治着国家，目不识丁的武夫掌管着司法。因此，任何社会生活或者法律规则都不敢宣布它建立在绝对真理的基础上，否则它就是绝对的专制，因为它以真理的名义垄断了人们探索真理的可能性，无论这种生活方式是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还是独裁专政的生活方式。

谁有申辩篇直接贴出来吧，Plato的文笔还是很华丽的，Socrates简直就是一个圣徒（其实后来的教父和很多经院哲学家也是这么认为的。。。）
还有以前问同学借过一本“苏格拉底的审判”，不错的，忘了谁写的了

>:o 实在太长了呀

面对死亡,大家应该充满希望.一个善良的人,不论是活着还是死亡,都不会有东西伤害他.
在我看来,我认为死亡比活着要好
所以我根本不恨那些将我推向死亡的人
再见了,我走向死,大家走向生
但究竟谁更好,只有神知晓

"虽然这时苏格拉底的朋友克力同等人愿意代他支付这笔罚金，底线是三十米纳。"

貌似有点出入
按照帕拉图的说法
帕拉图,克里托和阿波罗德卢斯劝告苏氏缴纳30敏纳,同时这些人提供担保
苏氏交纳了30敏纳

王云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关 键 词】苏格拉底/“神迹”/雅典/Socrates/“Miracles”/athens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K54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3)04-0078-05

　　公元前399年，雅典法庭以“不信城邦神另树新神”和“败坏青年”罪将苏格拉底判处　死刑，从此给世人留下了一道难解之谜。由于尚未发现原告的控告词和苏格拉底未著一字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关于此案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也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我们认为苏格拉底案件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一方面是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而第二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涉及到苏格拉底的人生哲学和人生价值取向，在这里暂不作重点讨论。本文拟在研读原始文献　、借鉴和吸收国外国内先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结合苏格拉底案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对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的原因提出一点认识和看法，以就教于学界。
　　(一)五世纪后期雅典社会的危机
　　成、住、败、坏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雅典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辉煌与鼎盛后，到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和前429年伯里克利逝世之时，城邦制度和奴隶主民主政治由盛势无可挽回地转入了下降和衰落过程。此后，雅典城邦的内部调节能力大大降低和减弱了，民主政治制度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也正在丧失，其主要表现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及其结束后一段时间内，雅典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尤其战争的失败，引起了普遍的反思，社会、政府和宗教都成了怀疑和重新考察的对象(注：Clifford Moore.TheReligious Thought of the Greeks:From Homer to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5.133.108.)。
　　在雅典与斯巴达为争夺希腊世界霸权而战的同时，其内部寡头派与民主派的争权斗争也从未停止，甚至寡头派还在前411～前410、前404～前403年两次取得政权。频繁残酷的党派斗争使得社会局势紧张不安，因为：“在他们争取优势的斗争中，没有什么事可以阻拦他们；他们自己的行动已经是可怕了的；但在报复的时候，更为可怕。他们既不受正义的限制，也不受国家利益的限制；他们惟一的标准是他们自己党派一时的任性”(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38～239.)。前410年，民主派在推翻了寡头政府重新掌权后，要求每一位公民必须宣誓捍卫民主制：“我将亲手杀死任何企图推翻民主政治建立非民主政治、寻求建立僭主政治和与僭主有联系的人，我将视杀死这类人为神命之事。”(注：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412.444.447.433.422.)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结束，从此雅典丧失其海上霸权地位，贵族寡头派取得政权，建立起三十僭主政治，这个寡头政权对民主派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行动。短短八个月，就有1500人被处死，5000人被流放(注：N.G.L.Hammond.A History ofGreece to 322 B.C[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412.444.447.433.422.)。由于寡头派的恐怖统治不得人心，不到一年就被民主派推翻了。为了消除三十僭主所造成的　混乱局面，平息社会纷争，安定民心，上台后的民主派颁布了大赦令，宣布既往之罪概不追究，并要求雅典公民发誓遵守此令。当政的温和民主派领导人安尼都(Anytos)还提出要处死第一个企图违反大赦令的人(注：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　2 B.C[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412.444.447.433.422.)。但在同时，为了保证其统治地位的巩固和稳定，当政的民主派随时准备更加严厉地对待民主政治的“敌人”。
　　随着奴隶主民主政治制度危机的加深，雅典法制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陪审法庭在审判案件时极易为情绪所左右，许多案件因此得不到公正的裁决。如：前415年，海尔美斯(Hermae)渎神案被轻易地与政治联系了起来(前399年被平反)；前406年，雅典人不顾十将军在阿吉纽西(Arginusae)海战中取得的战绩和当时恶劣的天气状况使得打捞营救落水士兵的工作无法进行等具体情况，违反审理程序将其不合法地集体判处死刑。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中的海尔莫盖尼斯说过这样一段话：“难道你看不出雅典人的法庭由于受到言辞的影响常常把无辜的人处死，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言辞所引起的恻隐之心或由于申辩的人话说得中听，也常把有罪的人释放了吗?”(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9.194.159.8.159.)据记载，陪审法庭就曾因动了恻隐之心而无罪释放了被控为“另树新神”的雅典名妓弗提妮(Phtyne)(注：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20　9.210.207.209.200～201.)
　　随着雅典城邦制度的衰落和民主政治危机的加深，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宗教已不再能很好地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形势了，也不再能满足社会上一切人的需要了，雅典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观念和不同的“声音”(注：Clifford Moore.TheReligious Thought of the Greeks:From Homer to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5.133.108.)，但此时的雅典已不像盛时那样宽容和开放，而是表现出保守和顽固的一面，对非正统宗教观念进行了无情的压制，致使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雅典出现了一系列审判和驱逐事件(注：尼尔森认为，对传布非正统观念的自然哲学家的攻击，是由预言家或占卜者借政治目的而发起的，理由是：他们认识到自然哲学家对他们的技术是一种威胁，因为如果像日月食、动物器官的畸变等现象都是自然原因引起的，那他们就不是预言家了，他们的技术也没有价值了.参见Martin P.Nilsson.A History of Greek Religion [M].Oxford:Clarendon Press,1949.5.)。首先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不久，著名预言家狄欧皮赛斯(Diopeithes)提请颁布法令，以便能够依法指控“那些不承认神的人”或“教授空中之事”的人。这是要求惩处不信神者的最高呼声。前431年，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被伯里克利的敌人控为“不敬神”并被判处死刑(后逃出雅典)。前430年，修辞学家阿斯帕西亚　斯(Aspasia)被控不敬神，但控告不成功(免刑)。前415年，智术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因写了怀疑性的《论神》而被判处死刑，其书也被焚毁于市场上。前415/4年，由于嘲弄埃琉西斯秘仪，玛里司(Melian)诗人狄雅戈拉斯(Diagoras)被剥夺了雅典公民权并被悬赏捉拿(注：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ClarendonPress,1996.214.208～209.210.207.209.200～201.)。著名悲剧家欧里庇德斯也曾被指控为“不敬神”。
　　由此，虽然在传统宗教被严重破坏的意义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前5世纪后半期的雅典有一场“宗教危机”，因为许多铭文、祭献、演讲和悲剧可以证实传统宗教在前4世纪时仍像以前一样兴盛，但在思辨哲学被一些人视作一种威胁的意义上，也许是第一次，一种宗教危机确实出现了(注：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209.210.207.209.200～201.)。实际上，希腊从宗教向哲学的过渡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已经开始了(注：F.M.Cornford.From Religion toPhilosophy [M].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57.序言.)。到了前5世纪，哲学家在雅典社会上占据的地位愈加突出，影响也愈加深广，足以让奴隶主民主政治当权者感到一种威胁。
　　综上，前5世纪后半期的雅典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宗教和社会危机。到了前5世纪末，雅典的民主政治环境更加特殊而敏感。苏格拉底审判案件既非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的最早事件，也非最后事件，而是这类攻击事件的一个顶峰(注：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209.210.207.209.200～201.)。
　　(二)苏格拉底的“神迹”
　　苏格拉底被控的第一项罪名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内容，“不信城邦神”和“另树新神”(注：引进新神在当时的雅典并非罕见之事，如潘神(Pan)、般狄斯(Bendis)等都是从外邦引进的，一般是先通过神谕与本邦的神商量，最终由城邦单独决定。虽然原则上阿提卡领土上所有的宗教活动都必须获得公民大会的许可，但似乎也有个人自由引进新神的事例.参见Robert Parker[M].Athenian Relig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5.但此处新神应当说仍是指与雅典邦神相类的有形的具体的神，因为引自外邦，而谓之新神，与苏格拉底被控“另树新神”罪之“新神”显然所指不同.)，而关键是后者“另树　新神”，因为“新神”与“城邦神”显然是对立的，如果“另树新神”罪名成立，“不信城邦神”则是无需辩驳的事实了。苏格拉底恰恰只对前者进行了坚决否认，对于“另树新神”则几无辩词。他说：“……没有人能指出我不向宙斯、赫拉以及他们一类的神献祭而反倒向新神献祭，也没有人能指出我指着什么别的神起誓或提到什么别的神的名字。”(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9.194.15　9.8.159.)这并不能说明苏格拉底没有“另树新神”。一般认为，此处“新神”即指苏格拉底的“神迹”(注：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1.171.170.148.)，那么“神迹”又是什么呢?我们只有弄清这一问题，才能对苏格拉底被控的第一条罪状是否成立作出判断。
　　“神迹”即“灵异”，通过下面两段话也许我们可以对其有所认识。苏格拉底在劝尤苏戴莫斯应奉神时说，“……惟有那位安排和维系着整个宇宙的神(一切美好善良的东西都在这个宇宙里头)，他使宇宙永远保持着完整无损、纯洁无疵、永不衰老、适于为人类服务，宇宙服从着神比思想还快，而且毫无误失。这位神本身是由于他的伟大作为而显示出来的，但他管理宇宙的形象却是我们看不到的。”(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　[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9.194.159.8.159.)另一次，苏格拉底劝阿里斯托德谟要信神时曾说，神“有这样的权力，有这样的本性，能一下看见一切，听到一切，无处不在，并且同时照顾到一切事物”(注：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1.171.170.148.)。由此我们不　难发现，苏格拉底的“灵异”是一种抽象、惟一、全能、最高的存在，它迥别于雅典人信奉的有形的具体的神，它与“公共宗教相矛盾，并且使传统的宗教具有一种主观任意的成分”。黑格尔作过如是分析：苏格拉底的“灵异”是“一个转变，采取了作决定的个人的性质，他们(雅典人)认为这个决定是出于个人的偶然性；而他们，由于环境的偶　然性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因而也就把决定的偶然性当成一种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求问神谕来进行决定；——他们意识到个别的意志本身是一种偶然的东西。苏格拉底把决定的偶然性转移到自己身上，放在他的灵异上面；——正如希腊人把它放在一般的精灵上面一样，他把它放在他的意识中”(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贺麟，王太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90.)。对于雅典人而言，他们的传统宗教中没有“divinesign”和“divine voice”，他们信奉的是宙斯、赫拉、阿波罗、雅典娜，没有神的“声音”到达他们，给他们以指示，为何神意偏偏达于苏格拉底?从雅典城邦的传统宗教观念来看，苏格拉底的神的确是一种雅典城从没有过的“新神”。所以，指控苏格拉底犯有“另树新神”罪并非不实之词。

　　雅典城邦是建筑在宗教基础上的。“每逢他们要建立一个殖民地，每逢有人提议要实行崇拜外国的神，或者每逢一位将军预备临阵决战的时候，他们就请出神谕来商量”；在私事方面，希腊人也同样地“从主观决定的少，而从外界暗示的多。”(注：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书店，2001.252.)虽然自希波战争以来，人们对传统宗教的信奉程度在减弱，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城邦宗教又有兴起之势。前427～前424年，雅典人在卫城上为胜利女神雅典娜建立了一座爱奥尼亚风格的神庙。尼西亚还曾为卫城下的狄俄尼索斯建造了神庙，并为之立了一座用金子和象牙做的雕像。前405年，雅典人历数年建成规模宏大、漂亮庄严的埃列克铁乌姆(Erechtheum)神庙。在海外，雅典人于前417年向提洛(Delos)奉献了一座阿波罗神庙(注：N.G.L.Hammond.A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412.444.447.433.422.)。前403年9月下旬，雅典民主派还曾向雅典娜大献祭品以感谢其拯救了城邦和保护他们返回雅典。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前5世纪末传统宗教在雅典的地位仍是根深蒂固的。处在这样的宗教环境中，持有和传布“异教”观点自然是很危险的，诚如罗伯特所说，“没有一个希腊人会认为，出于对言论自由的尊重，而允许不敬神的观点传布。”(注：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　～209.210.207.209.200～201.)由此，苏格拉底被控宗教罪是合法的、合理的。
　　(三)苏格拉底的政治观点及其对青年人的政治影响
　　让人颇感费解的是苏格拉底被控的第二项罪名“败坏青年”，因为败坏青年似乎更应属于社会道德问题，而不合提到法庭上。那么“败坏青年”是否另有所指呢?这得从考查苏格拉底的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及其对青年人的政治影响入手。
　　苏格拉底热爱政治，热爱政治艺术(注：赫尔曼认为，在雅典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很可能主要是一个政治性人物而非哲学家。见Chroust Anton—Hermann　.Socrates,Man an Myth:the Two Socratic Apologies of Xenophon [M].London:Routledge & K.Paul,1957.191.)。他曾说：“我认为我是雅典惟一或几乎是惟一尝试真正政治艺术的人，是当前惟一管理城邦事务的人。”(注：Plato.Loeb ClassicalLibrary·Plato Ⅲ:Gorgias [M].W.R.M.Lamb.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521D.486B、511A-B、521C.521C-D.)但既然“神迹”阻止他直接从政，他满心的政治抱负就只有通过发表政治性言论去实现了。他经常严厉批评民主政治及其领导人，包括伯里克利在内，认为前者的最大恶处就在于否定政治需要专门知识。苏格拉底认为，合理的政府应由那些最懂得如何按照有益于人民的方式来进行管理的人来控制。只有专业技术优胜者才能担当相应领域的“统治者”角色，就像水手在船上是指挥者，医生在病人家里是权威，教练员在体育学校是指导者一样，人们乐于服从他们，甚至会感谢并酬报他们。反之，没人愿意用拈阄的办法来雇用一个舵手、乐师或木匠，用抽签的方式来选举官员就尤为荒谬了(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9.194.159.8.159.)。苏格拉底对当时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这些批评意见在客观上无疑起到了鼓励青年蔑视现行法制、纵容他们放肆任性的作用。又由于苏格拉底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他的生活与谈话具有极端的公开性，因此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力要远远　超过其他教师，甚至可以说在青年人中激起了一股反对民主政治的思潮。苏格拉底在被判死刑后曾说过：“目前我被弹压住，你们还不知道呢。他们年轻，更苛刻，更使你们难堪。你们以为杀人能禁止人指摘你们生平的过失，可想错了”(注：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M].严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77～78.)，这似乎暗示了受到苏格拉底影响的年青人不是一小撮，而是一群人。海尔美斯渎神案(前415年)　中两个主要罪犯阿尔克比阿底斯(Alcibiades)和他的叔叔阿克赛欧库斯(Axiochus)与苏格拉底有过密切关系，他有些学生还成了寡头政治支持者。尽管苏格拉底宣称对此没有任何责任，但这却是他无从回避的事实。
　　事实上，苏格拉底对民主政治的批评指摘及其对青年人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包括民主派领导人在内许多人的警觉，他们暗示苏格拉底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前405年，以卡里克利斯(Kallikles)和高尔吉亚的学生波鲁斯(Polus)为代表的许多人都劝告苏格拉底：如果继续这种批驳性言论，他就有被剥夺财产甚至被处死的危险(注：Plato.LoebClassical Library·Plato Ⅲ:Gorgias [M].W.R.M.Lamb.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96.521D.486B、511A-B、521C.521C-D.)。柏拉图《高尔吉亚》篇突兀地插入了当政民主派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尼都的一段话，他直截了当地对苏格拉底说：“我想你是太喜欢指摘他人了。你若听从我的劝告，我就告诫你要小心：无论在哪个城邦，也许都是害人容易助人难，尤其在雅典；我认为你本人是清楚这一点的。”(注：Plato.LoebClassical Library·Plato Ⅱ:Meno [M].W.R.M.Lamb.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94e.)这显然是出于政治警告的目的。但苏格拉底完全不屑于理会这些警告，继续他一贯的言论和教育活动。这使得民主派愈发视其为心腹大患，而且只有除去了苏格拉底，才能起到警示和震慑追随他的这群青年人的作用。此外，苏格拉底虽曾拒绝服从三十僭主的不法命令，但在恐怖时期他并没有同民主派一起撤离雅典，这也使得他有背叛民主制的嫌疑。因此，在以安尼都为首的民主派看来，苏格拉底的所言所行以及对青年人的影响已严重危害到了民主政治，构成了反民主政治罪。而他们决不会容许重建起来的民主政治“任由这种影响的摆布”(注：John.Burnet.Greek Philosophy:Part I,Thales to Plato [M].London:Macmillan,1928.188.)，因而采取相应的措施甚至激进的手段并不出人意料。
　　苏格拉底似乎深知自己为民主派当权者所忌恨，对可能降临的命运也不是没有预感：“如果我没想到在这个城邦里谁都可能会有不幸降临，那我就真是个傻瓜了。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如果我被告到法庭上处于你所说的那种危险中，……即使我被处死，那也不是什么奇迹。”(注：Plato.Loeb Classical Library·Plato Ⅲ:Gorgias [M].W.R.M.Lamb.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521D.486B、511A-B、521C.521C-D.)这也许从另一方面证实了民主派的恐惧是有道理的。苏格拉底事件后，他的不少追随者都避离了雅典，甚至连曾经打算投身到重建的民主政治中去一展宏图的柏拉图也离开了，这不是偶然的。
　　(四)雅典民众对苏格拉底的敌意和不满
　　雅典普通民众对苏格拉底也是充满敌意和不满的。首先是由苏格拉底宣说“神迹”和神谕“苏格拉底是最智者”而遭到的反感和嫉妒。这里有两个事例。一是苏格拉底和尤苏戴莫斯讨论神，后者说道：“看来神明对你比对别人更为友好，因为他们不待求问就把你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预先告诉你。”(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9.194.159.8.159.)还有一回，苏格拉底劝一个叫小阿里斯托德谟的青年人要敬神，后者说道：“当他们给我，就像你说他们给你那样，派来一些忠告者，告诉我什么应该做和什么不应该做时，我就认为他们想到我了。”(注：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51.171.170.148.)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苏格拉底的“灵异”说很有可能引起了许多人的嫉妒和敌意。而当凯勒丰将从德尔斐女祭司庇提亚处求得的神谕“苏格拉底是最智者”告诉苏格拉底之后，为求得神谕的真实含义，苏格拉底就一个接一个地去考察别人，包括著名政治家、诗人、工匠等。在谈话中，他不断指出别人的错误和矛盾，证明别人是无知的，引起了许多人的厌恶和反感。苏格拉底自己也说，“这种探究使我树了许多最坏、最危险的敌人，并且也造成了人家给我许多诽谤的机会”(注：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1.171.17　0.148.)。
　　另外，阿里斯托芬的《云》一方面证实了人们确实对苏格拉底有着普遍的偏见和敌视，另一方面又助长了这种偏见和敌视。阿里斯多芬在《云》中塑造了一个丑陋可笑的苏格拉底形象，它显然是对真实苏格拉底的歪曲反映，但苏格拉底被选为剧中主角亦非偶然。他特殊的教学方式和生活模式，使其名声远播，既招来了许多仰慕者和追随者，也招致了大量私敌。因此雅典民众对苏格拉底持有的偏见可能比对其他知识分子(如狄雅戈拉斯或阿那克萨戈拉)要多得多(注：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209.210.207.209.200～201.)。而且，苏格拉底富有特点的外貌也适合演员去模仿，较之普罗泰戈拉等人，观众们更容易认出这个特殊人物来(注：George Grote.History of Greece Ⅷ [M].London:John Murray,1855.562.)。这也许就是苏格拉底被阿里斯托芬和其他喜剧作家选作剧中主角的原因。至于他实际上教授些什么东西，对于观众来说无关紧要。因此，在多数雅典人看来，“苏格拉底”是模仿讽刺苏格拉底的。
　　雅典民众对苏格拉底的这些敌意和不满怎么可能与苏格拉底的被控和定罪无关呢?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结论：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真正使以安尼都为首的民主派感到害怕的是苏格拉底的反民主政治观点及其对青年人的政治影响，这是导致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的最重要原因。而由于大赦令的颁布，尤其安尼都本人还声称“要处死第一个违反大赦令的人”(也许正因此安尼都才羞于也不敢以主要控告人的身份出现，而把不知名的迈雷托士推到前面)，因此直接控告苏格拉底犯有反民主政治罪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败坏青年”也许是最合适不过的罪名了。宗教方面的“不信城邦神另树新神”是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的次重要原因。此外，雅典民众对苏格拉底的不满和敌意对审判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由是，从雅典奴隶主民　主政治的角度来看，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是合法的，是有充分理由的，也是合乎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公正标准的。但若超出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奴隶主民主制社会，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来看，对苏格拉底的控告和定罪显然是不公正的，将其处死更是不公正。
　　注释：
　　(36)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412.444.447.433.422.

Aristophanes is most bitter against the sophists. for it was their doctrine of man the measure which was the greatest solvent for traditional privilege and for traditional morality, and which encouraged the loquacious impertinence of sailors and artisans. In order to give force to his attack on the sophists he is willing to make Socrates, who was  himself opposed to the sophists, a butt, because Socrates was a familiar figure and his apperance and manner invited ridic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