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军队第一次参与的国际战争，时至今日战争的爆发和战事的演变仍然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本文就是想通过一些沈志华的文章总结朝鲜战争的爆发经过。
朝鲜战争是二战结束“冷战”开始前的爆发的重大国际事件。所以他的发生许多原因是需要从二战期间开始寻找的。朝鲜战争的爆发过程的主导因素则要到美苏这两大战胜国的对抗中寻找答案。
让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

[B]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三八”线？[/B]
　　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三国军事首脑曾同意，在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后，应当在朝鲜整个地区就美苏两国的空军和海军的作战范围划一条界线，其目的主要在于避免战争中可能发生的误会（1944年11月7日南斯拉夫就发生了美机误击苏军的事件）和责任混淆现象。会议中根本没有讨论地面作战或占领区域的划分问题。这也可以佐证海空作战区域划分主要出于纯粹的军事考虑。这么做的原因是，对于美国而言太平洋战争的核心问题是解决日本问题，因此马歇尔曾在当时的三军参谋长问及是否配合苏军可能的对于驻朝日军的进攻时明确回答：在日本未被摧毁，日本的南朝鲜驻军未被消灭之前美国不打算对朝鲜实施两栖作战。不过这并不就是说明美国对于远东的实力划分问题不关心，只是因为当时没人会预见到两个事情：1.苏军在东北的战役进展会如此顺利以至于迅速进入朝鲜。2.日本会在苏军出兵东北后不久即宣布无条件投降。既然大家都以为盟军地面部队短期内不会进入朝鲜因此自然也就没人关心划界问题，杜鲁门就确信，国际会议上从来没有讨论过以“三八”线在朝鲜划界问题。

　　从苏联的对朝鲜政策的角度来说：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下来的是战后由美、中、苏、英四国对朝鲜实行临时托管。但是当时的文件并未具体谈到托管朝鲜的问题，只是在提到哪些领土将实行托管时说“这将是有待以后达成协议的事情”。1945年5月底斯大林在会见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霍普金斯时说：“同意中国、英国、苏联和美国共同托管朝鲜”。不过这并不代表苏联不重视朝鲜。1945年6月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的两名官员撰写的一份朝鲜问题的参考报告，清楚地说明了雅尔塔会议后的几个月里苏联对朝鲜问题的考虑。该报告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两点：第一，苏联政府非常重视大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角逐，不过此时仍然认为日本是主要威胁，所以要特别防止把朝鲜作为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第二，苏联并没有提出占领或单独控制朝鲜半岛的要求，而只是希望那里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和密切的关系的政府”。

　　大体说来，直到1949年底，苏联对朝鲜的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托管或其他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第二阶段，加强朝鲜北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的统一政府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第三阶段，在朝鲜南方实行单独选举后，支持和帮助朝鲜北方建立单独政府，满足于苏联对北部朝鲜的控制，并以此与美国对抗。

　　苏军出兵东北以后，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苏军在中国东北迅猛的战役进展和日本战争机器的突然崩溃在朝鲜造成的权力真空，使美国意识到朝鲜问题已经可以提上议事日程了。于是美方迫不及待地向苏方提出美苏分别占领朝鲜和接受日军投降到的具体分界线划分建议。美方关于“三八”线的内部酝酿过程说法很多，尤其是谁在什么时候最早提出的“三八”线建议更是众说纷纭，不过最终是关于在“三八”线划界的建议迅速得到美国军方和国务院的批准并于8月14日被杜鲁门批准，15日杜鲁门以向苏方通报盟军远东地区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关于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的命令（总命令第一号）的形式，用密电告知了苏方“三八”线划界决定。16日斯大林在复信中没有表示反对。这样在9月2日麦克阿瑟在最后公布的总命令第一号中规定“驻北纬38’线以北的韩国、满城、库页岛、干岛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官投降；日本帝国政府大本营和驻日本本土及其周围诸岛以及驻北纬38’线以南的韩国、琉球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美国太平洋地区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 当“三八”线被作为正式受降范围的划分被确定下来以后苏军迅速做出反应。受降命令传到部队时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的部队已经越过了“三八”线，正在向汉城运动，但是接到命令后苏军迅速撤回汉城以北。9月8日美军第七步兵师在仁川登陆，“三八”线格局正式形成。这也是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唯一一次名副其实的合作。

　　看起来“三八”线似乎是历史的偶然，但是这条线的划定在双方都是有其背后的政治考虑的。首先美国在之前的远东政策研究中考虑了战后的朝鲜问题，美国人认为朝鲜应该是以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形式被国际社会托管，这样也可以在苏军实际占领朝鲜的情况下有效遏制苏联在朝鲜势力的发展。因此选择了朝鲜的旧都汉城作为划界的北端。作为苏联，斯大林本可以按照自己的军队进展十分顺利地否决美国的提议，并提出一条更向南方的分界线。但是他没有。为什么？实际上斯大林有多种理由和考虑。第一斯大林并不是简单的接受了美国的方案，在8月16日斯大林的回电中我们看到了两个重要的修正意见：一是将属于日本的整个前夜群岛交给苏联军队，将属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部交给苏联军队。斯大林特别强调第二点，“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我迫切希望上述的话中的一件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8月18日斯大林要求遭到杜鲁门委婉的拒绝，20日斯大林命令要求苏联陆海军全力进驻北海道，同一天苏联驻日代表向麦克阿瑟表达了苏军进驻北海道的决心，但是遭到麦克阿瑟的强硬表态。22日斯大林在给杜鲁门的复电中表示了对美国拒绝苏方要求的遗憾。虽然美国在之前的设想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朝鲜中央政府，但是出乎美国意料的苏联红军的军事优势使得美国提不出这样的要求，38度线对于美国已是沾了便宜了，除非杜鲁门愿意拿日本作为筹码和斯大林讨价还价。

　　“三八”线就这样形成了，半岛冲突的伏笔也埋下了。那么这些看似偶然的大国行为背后有哪些必然的因素呢？首先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虽然在二战末期取得了军事上的空前成功，尤其是强大的苏联陆军。（关东军的迅速覆灭甚至出乎美国的意料）但是苏联在战争中遭到了沉重的损失，斯大林需要和平的至少是缓和的外部环境恢复战争创伤。因此苏联在战后的斯大林时代奉行的是对西方的防御和缓和政策。而且苏联一直也认为自己的战略重心在欧洲，这也是为什么在关于朝鲜的问题上双方较量总是斯大林最后妥协的根本原因。除此以外，斯大林在雅尔塔和后来的波茨坦会议中确定的苏联远东政策的期望目标是恢复沙皇俄国在远东的利益。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获得太平洋的不冻港。在这个政策中重点是中国的东北、长春铁路、旅顺和大连。因此斯大林才会慷慨地同意“三八”线的划分。美国方面则一直就没有放松对于苏联的警惕，为了防止苏联的势力在远东扩大缓冲地带是必不可少的。不过斯大林也许有些乐观，那就是一开始就已经确定地答应了“三八”线的请求，让自己丧失了在北海道问题上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也许这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不过我们应该看到，美国早就将日本本土视为战后远东的美国政策重心，即使被迫放弃南朝鲜也断然不会允许苏联插手日本的。再结合前面提到的斯大林对待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态度，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如此草率。也许斯大林也没对这个慷慨会可能带来的回报抱多大信心。这种慷慨即使成为一种给杜鲁门的姿态也符合苏联的远东利益和外交政策。

　　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从解放战争和这场战争带来的美苏政策变化讲起。

　　1949年夏天，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掌握中国政权已是大势所趋，美国的亚洲政策迷失了方向。美国决策层内部对日本和中国的政策出现了严重分歧、争论充斥了白宫和五角大楼。而当时提出的“等待尘埃落定”的对华方针和“在西方实施战略进攻，在东方实施战略防御”的基本概念，也不过华盛顿决策者们面对亚洲政策的失败，既要寻找借口，又要进行补救的复杂心态。

　　这个分歧主要来自于国会和五角大楼。五角大楼坚持认为必须保卫台湾这一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不能让共产党政权占为己有；国务院的核心问题则是“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如果可以用台湾换取中国新政权脱离莫斯科的控制则是更加符合美国的远东利益的。因此就有了在毛泽东赴苏谈判期间杜鲁门发表的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台湾问题的声明，以及艾奇逊指责苏联欺负中国的公开演讲。这些行为的实质是破坏可能出现的中苏同盟。但是美国的设想没有实现，1950年2月14日中苏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既然原来的设想落空了美国自然也就调整了对华政策：4月7日杜勒斯提出美国、日本和太平洋友好国家组成某种共同防御体系。5月18日杜勒斯再次提出，为了保证亚洲不落入共产党之手，当务之急是“中立台湾”以及和让日本独立。受到杜勒斯政策的影响和鼓励，助理国务卿拉斯科在5月31日关于东亚新政策的报告中认为，中苏条约的签订证明美国1月份宣布的台湾政策已经失败，现在必须采取新政策，即美国武力保护台湾，使台湾中立化。具体步骤是，首先让蒋介石“退休”，然后再台湾实行托管，继而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与此相配合就是要增加对韩国和东南亚的援助，并加速对日媾和。

　　总之，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前，由于受到中苏同盟条约的刺激，华盛顿决策层已经消除了在台湾问题和日本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尽管尚未形成决策，但是美国对台湾政策及对日媾和方针的前景已经明朗化。需要的只是实现这些新构想的机会和条件。这种情况表明，东亚的冷战帷幕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已经拉开。如果东亚局势再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美国都不会坐视不管。

　　在战争起源的争论中人们常常使用“第一枪”这个概念。关于谁打了朝鲜战争第一枪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但是仍然毫无结果。其实这里所谓的“第一枪”的问题，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事实上军事冲突中究竟是谁先打了第一枪往往是说不清楚的问题。有意发动进攻者甚至可以诱使对方先开第一枪。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况且在6月25日战争爆发之前，朝鲜南北双方沿“三八”线的军事冲突已经发生了一年多，那么在这数千次的交火中，究竟是哪一枪算“第一枪”？所以讨论第一枪的问题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金日成挥师南下有两个主要因素1.民族统一的因素。2.苏联援助支持的因素。

　　迫切需求民族统一的因素，是战胜发起时双方的原动力。朝鲜是一个民族他们从民族感情出发迫切希望分裂的国家能够得到统一。作为当时的朝鲜南北双方都从来没有动摇过统一朝鲜的决心。分歧只是谁主导这个统一的过程。

　　苏联的援助和支持是金日成敢于发动全面攻势的直接原因。但是斯大林却并不是一开始就同意金日成的计划的。莫斯科的政策转变要从1949年说起。

　　1950年1月，经过艰苦的谈判，中国政府终于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新条约的签订使新中国收回了斯大林在雅尔塔体系中要求的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全部利益，这包括中长铁路、旅顺军港和大连。前面说过这是斯大林在二战结束时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中心所在也是俄罗斯几百年来追逐不冻港梦想之所在。但是斯大林在考虑到远东的战略格局，考虑到一个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从经济和军事上的重大价值最终同意了这样的让步。但是毕竟苏联战后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实现的远东战略目标――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至迟到1952年底将不复存在。斯大林当然不愿意牺牲苏联多年以来梦寐以求而且来之不易的战略利益。因此才会有苏联坚持要在军事方面使用中长铁路（远东地区出现针对苏联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和秘密签订的《补充协定》。斯大林这么做的目的当然是以此作为补救措施来保证苏联在亚洲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但是仅仅这些是不可能弥补苏联在远东利益上的损失的。斯大林做出如此重大让步还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原因和深层次的考虑。

　　第一，作为构成苏联在远东战略目标的两大要素之一。蒙古问题在中苏谈判中得到顺利解决，让斯大林去掉了一块心病，但是斯大林也明白，中方是以在蒙古问题上的让步作为解决中长铁路等东北问题的交换筹码。

　　第二，在美苏之间已经形成的冷战格局中，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斯大林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以对抗美国的战略安排，也是中苏战略同盟关系结成的基本出发点。如果与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战略目标比较起来，苏联在东北的利益自然要排在第二位。

　　第三，斯大林可能还有一个更加精细和深远的考虑，使得他同意中国的主张、放弃苏联在东北的全部利益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保持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这一政策的核心就是朝鲜半岛，即从苏联一直坚持得以“三八”线为界的防守战略转变为一种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前提下的进攻战略。

　　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宣布美国在远东的军事防御线时排除了南朝鲜。因此1月19日苏联驻朝大使报告金日成一再强烈要求面见斯大林商谈朝鲜的统一问题。但是斯大林迟迟未做出反应。斯大林此时的态度仍然还是1949年9月苏联领导人达成决议的态度，即苏联在远东不愿看到一场可能引发与美国直接冲突的战争。然而就在1月30日，也就是接受中方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两天以后斯大林改变了主意。他亲自复电平壤，明确同意与金日成进行商谈。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出现的武装冲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釜山或其他南朝鲜的港口将可以替代旅顺口和大连港，作为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基地。  而艾奇逊的声明则使斯大林意识到苏联的举动并未危及美国的利益。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中长铁路，这样，通向太平洋的铁路线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1月30日斯大林亲自回电说：“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明白，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 在迄今看到的档案文献中，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表示同意在战争问题上帮助金日成。毛泽东还没有离开莫斯科，斯大林便集中精力去解决朝鲜问题了。加强了北朝鲜的军事力量以及人民军的组织和指挥能力。斯大林还亲自致电金日成，对于“朝鲜人民军所需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您的这一请求”。3月20日，金日成要求于4月初对莫斯科进行秘密访问，并提出将与斯大林讨论“国家南北统一的途径和方法”及“经济发展远景”等问题。在一份“金日成提请斯大林同志帮助解决的问题”的清单中，明确写道：“关于统一国家（南方和北方）的途径和方法，拟采用武装方式统一”。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尚未发现任何文字记录。不过1966年苏联外交部曾向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其中提到这次会谈时金日成向斯大林提出了发动战争的战略部署，即朝鲜政府准备分三步实现他们的目标：(1)在三八线附近集结部队；(2)向南朝鲜发出和平统一的呼吁；(3)在南朝鲜拒绝和平统一的建议后开始军事行动。该报告确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

　　总之，完全可以断定，斯大林是在1950年1月至4月间决定支持并帮助金日成发动一场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的。

[B]那么中国的态度呢？[/B]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国工作重心已经转向经济建设，部队正准备开始大规模复员，毛泽东是不希望毛泽东此时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
在取得莫斯科的同意之后，5月13日晚，金日成一行秘密到达北京，并当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目前尚未发现有关这次会谈具体内容的档案文献。但是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会谈在开始进行的当天晚上便中断了。13日晚23时30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立即向菲利波夫（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委托转告”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显然，鉴于金日成所说情况事关重大，且斯大林不久前还明确表示反对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中国领导人心有疑惑，故必须要求莫斯科给以证实。直到这时，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5月14日维辛斯基转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看似平和的话语，却透着莫斯科的强硬态度。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自然应支持朝鲜的革命行动。面对斯大林的压力，毛泽东表示同意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

　　至此，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对于金日成来说已经畅通无阻，需要的只是确认和实施具体的作战计划了。终于，在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军队依照计划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南朝鲜发动了进攻。

　　我们可以这么说，因为存在斯大林这个强硬的苏联领导人，朝鲜战争的爆发与中国收回苏联在东北的利益是存在深刻联系的。我们从一开始就被迫拉动了远东的一个政治链条。这链条的末端就是中国出兵朝鲜。

在1954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
劳烦你改下....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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