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系:人文学院历史学系
专业:世界史
研究方向:欧洲民族史
指导教师:沈坚教授
硕士研究生:王兴业
2005年5月完成
序言
在开始探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之前，有必要对该研究对象加以明确的界定。对于谁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这一问题，《不列颠百科全书》给出的答案是，自公元5世纪起到诺曼征服时止移居并统治英格兰的日耳曼民族。一般认为，他们主要就是比德在((英吉利教会史》中提到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其种族成分，包括这些日耳曼民族的成员与原先居于此地的凯尔特人、及后来的北欧海盗丹人入侵者等的相互混融。’《大美百科全书》指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一词最早于8世纪时出现在欧洲大陆，特指不列颠的撒克逊人，以与留在日耳曼尼亚的老撒克逊人相区分。“诺曼征服”以前，不列颠岛上的日耳曼人皆自称为“英格兰人”或“撒克逊人”。现代史学家认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一词比上述两个名词更清楚、且易于理解，故一直采用。2可见，英国学者在界定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定义时注重的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种族渊源，而美国学者在界定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定义时则注重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演化的历史进程。有鉴于此，本人从种族渊源和演化的历史进程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作了界定，文中研究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指自3世纪起、到7世纪初止移居不列颠的古代日耳曼人，且不包括自维京时代起入迁不列颠的北欧海盗及丹人。
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英格兰民族的深远影响是无须赘言的。对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播迁不列颠这一问题无论是从欧洲民族史，亦或是从英国史的角度均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国内学者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播迁不列颠的研究重点都集中在5世纪中期以后。对于此前，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的播迁没有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在5世纪中期以前，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的播迁是整个播迁历程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据英国学者的研究，3世纪初，盎格鲁一撒克逊海盗已经开始侵扰不列颠东南部地区，并且己经在不列颠的某些地区建立了拓植地，这可以看作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播迁的起点。3}世纪初，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播迁的历程基本结束。本文在时间上截取从3世纪初到7世纪初的这段时间，力求从整体上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组成及其在不列颠的播迁历程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结构简单的民族集团的组合。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播迁的历史，不仅仅包含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播迁不列颠的一页。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播迁不列颠之前，已经在欧洲大陆的西北欧沿海地区经历了数个世纪的播迁。在欧洲大陆的辗转流徙使得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集团中某些旧支系剥离，某些新的支系汇入。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这个雪球愈滚愈大，最终使得西北欧沿海地区，诸多日耳曼部落，或其中的某些支系最后都贴上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标签。此后，这些日耳曼人源源不断地迁入不列颠，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英国历史。4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欧洲的播迁历程是盎格鲁一撒克逊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西北欧沿海地区数个世纪的辗转流徙作深入的研究，方可以圆满地回答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组成问题。对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播迁欧洲历程，由于占尽了地利之便，德国学者普勒特克(A. Plettke )和罗德 （F. Roeder)从考古学的角度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一再为英国学者所转引，基本解决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欧洲的播迁及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组成问
题。
作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直系后裔的英国学者对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播迁不列颠的研究向来是不遗余力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当前英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上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微观研究方面，英国学者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详细地校订残留文献中有关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组成及其播迁不列颠的记载;在研究趋向上，侧重于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组成和播迁不列颠的某些细小方面的研究。微观研究成果丰硕，推动了宏观研究的发展。在宏观研究方面，不仅仅出现了专门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历程的著作，而且，出现了专门对相关著作做专门梳理的作品，如《盎格鲁一撒克逊研究》(TheStudy of Anglo-Saxon)。在该书中，H.M.查德威克(Hector Munro Chadwick)详细地展示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播迁不列颠研究的发展路径，指出了不同时期英国学者和德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及研究的侧重点。s从本人收集到的材料来看，宏观上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播迁的研究似己进入低水平重复阶段，基本上可以较为清晰地从整体上把握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历史了。但由于不同学者个人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播迁不列颠的某些具体材料有着不同的理解，微观问题的研究结论尚存分歧，因而对这些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目前仍有相当的空间。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播迁不列颠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是残留至今的一些古代文献和考古学证据。由此，英国学者由于在做相关研究时对以上两种史料的倚重程度不一可分为两派。在做相关研究时倚重残留文献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著作有:C.奥曼(Sir Charles Omen)的《诺曼征服前的英格兰史》(England before theNorman Conquest), H.M.查德威克(Hector Munro Chadwick)的((英格兰民族的渊源》(The Origin of the English Nation)、约翰?理查德?格林(John RichardGreen)的((英吉利人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等。这样的研究能够从纵向上分阶段较好地研究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播迁不列颠的历程;但由于残留文献中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的播迁记载不详，且有关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各个支系的记载数量不一;因而，这样的研究过多地集中在了某些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建国历程上，并不能从整体清晰地展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播迁不列颠的完整的历史进程。部分学者在研究时则倚重考古学证据，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著作有:马丁?J.惠托克(Martyn J. Whittock )的《英格兰的起源》(The Origins ofEngland 410-600), J. M. L.迈尔斯((J. M. L. Myres)的《英吉利人的拓殖历程》(The English Settlements)和C. J.阿诺德(C. J. Arnold)的((对罗马一不列颠到撒克逊英格兰的考古研究》(Roman Britain to Saxon England: an ArchaeologicalStudy)等，由于考古学证据本身不一定能完全提供准确的纪年，这样的研究虽则从横向方面或许能够较好展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的不同地区的播迁历
程，但不容易从纵向上较好把握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播迁。对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播迁不列颠的历史场景，20世纪以前，英国学者一般采信残留文献中的记载，认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曾野蛮屠杀不列颠人，并把幸存的不列颠人变成奴隶或把不列颠人赶到了威尔士和苏格兰;并得出了经历浩劫之后残留在英格兰的不列颠人口数量有限的结论。20世纪以来，随着语言学、文字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长足进展，英国学者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及不列颠人的人口数量作了深入研究，指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人口数量与不列颠人的人口数量比较而言，起初曾是人口上占少数的弱势群体。受制于力量上的悬殊差距，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英格兰建立霸权是一个逐步扩展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过与不列颠人的战争，但远没有文献中记载的那么惨烈。浩劫之后，曾有大量不列颠人幸存下来，他们的身份不仅仅是奴隶，而通过后来的联姻等方式，随即发生了彼此间的互融，不列颠人的名字甚至出现在盎格鲁一撒克逊小国的王室系谱中。作为社会底层的自由民众，他们更是大量地存留在英格兰各地。
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组成及其播迁不列颠，同样也是国内学者在做相关研究时难以回避的问题。不过由于国内有关材料的不足，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叙述简略，在通史中也仅占寥寥数页的篇幅，因而也就影响了从总体上的把握。在论文方面，以我个人之见，到目前为止，仅有一篇侯建新先生的《英格兰种族、语言、制度及其渊源》。一般来说，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还没有能够及时反映出国外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文将在中外学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组成及其在不列颠播迁的过程。但由于本文牵扯的时间跨度长达4个世纪，涉及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加之本人才疏学浅，从总体上要把握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这样长时段的的历史活动，难免疏漏和不足，祈请专家学者斧正。
第一章、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族源
一、关午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族源的一般认识及其存在的问题
每当提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人们很自然地想到比德关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族源的记载。在《英吉利教会史》中，比德提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包括: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其中朱特人来自日德兰半岛地区，在不列颠地区主要分布于肯特、怀特岛及西撒克逊地区。撒克逊人则来自古撒克逊地区(即今荷尔斯泰因地区)，在不列颠岛上分成了三支:南撒克逊人、西撒克逊人和东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则来自朱特人和撒克逊人祖居地之间的安格尔恩地区(即今石勒苏益格地区“)，在不列颠岛上的盎格鲁人逐步形成了东盎格鲁人、高地盎格鲁人、麦西亚人、诺森伯里亚人以及其他盎格鲁人。7比德关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组成的“三分法”对后世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此后成书的《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照搬了比德的“三分法”。a0后来的通俗读物和非专门性的历史作品中都援引上述说法，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就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的观念。
由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生活时代距今遥远，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关注不多，每每在通史的相关章节中涉及到这一问题时，大多一笔带过。侯建新先生在《英格兰的种族、语言和传统探源》一文中，参阅了相关外文材料，提出了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组成的看法。侯建新先生认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主要包括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其中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出自有着较强联系的两个日耳曼部落，他们都使用英吉利文，他们远离罗马文明、野蛮好斗。而朱特人则是居住在莱茵河下游的法兰克人的一支，他们与罗马文明有一定接触，有着不同于英格兰其它地区的独特文化。肯特(Kent)这一地名就是朱特人(Jutes)这一族名的音变。在侯建新先生看来，盎格一撒克逊人分成了文明程度较低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和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朱特人两个支系。9此外，孔令平先生亦持有类似的观点。10
比德的“三分法”和侯建新先生所引介的“两分法”能否准确说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组成情况，在没有更多确实可信的史料之前，我们是不能就此妄下定论的。但是，这两种分类法显然也有着某些不足:首先，这些古代的日耳曼人不大可能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由成份单纯、组织严密的单一部落组成的，当我们在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时候，把他们简单地设想为整齐划一的部落，显然是错误的。其次，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从比德笔下的祖居地辗转渡海迁移到大不列颠群岛，其间路途遥远，在这条漫长的迁徙之路上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与其它日耳曼部落成员的混合，也可能出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中某些旧支系的剥离和某些新支系的融入。此外，上述两种分类法都似乎都还存有谬误之处。如最为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地名肯特(Kent)就是族名朱(Jutes)的音变的说法。一般认为，罗马一不列颠时代在肯特地区生活着一个强大的，名为“坎泰夷人”(Cantaii )的凯尔特部落。这个部落在早期的不列颠史中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后来他们被罗马人征服，并且逐渐地被同化，但是，’坎泰夷人”在早期历史中的显赫地位保留在了地名当中。如肯特首府坎特伯雷(Cantabury )，就是源于该部落的名字。此后，这一地区的人自称为“肯特之民”(Cantware )，这一名字为入侵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所接受，他们亦自称为“肯特之民”，久而久之，族名“坎泰夷”演变成了地名“肯特”。‘’另外，比德除在《英吉利教会史》的开篇部分提到了构成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构成的“三分法”以外，在他的书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话，“众所周知，现在住在不列颠的英吉利人，即撒克逊人就是从这些民族中繁衍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邻族不列颠人仍然讹称他们为加尔曼人’2。这些民族分别是弗里松人(即弗里西安人Frisians)、鲁吉人(Rugins )、丹人(Danes), 13匈奴人(Huns)、撒克逊人(Saxons)和博鲁克图亚人(Boructuars) "o la可见，即便是比德本人也认识到入迁不列颠群岛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除了前面提到的三大支系以外，还有源自其它部落的日耳曼人成员。“两分法”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即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之外，弗里西安人和士瓦本人((Swabians )等日耳曼人支系也在这个时期迁入了不列颠。”这些日耳曼人支系是否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有机组成的一部分?亦或是非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支系?这些都必须在研究中予以相应的关注的。上述的种分类方法显然都不能圆满地解决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构成问题。
二、残存于文献、地名及考古学证据中的不列颠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
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在古代文献、地名、典章制度和考古学证据中留下或显或隐的痕迹，从这些相关材料中加以梳理、寻找，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能够给本文关注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组成问题提供一定的答案。
吉尔达斯的《不列颠的陷落》一书，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不列颠人关于自身境遇的记载。6世纪中期，吉尔达斯在大不列颠岛西部或是布列塔尼的某个地方写下了《不列颠的陷落》。在吉尔达斯的笔下，入侵的“蛮族”被笼统称作撒克逊人，而不是具体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残留至今的另一部不列颠人重要文献，是成书于9世纪的奈尼的《不列颠史》。在该书中，奈尼提到入侵的日耳曼人是撒克逊人。17来自高卢地区的传教士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群岛的时代曾扮演了重要角色，教士的传教活动及其生平传记保留了诸多珍贵的史料。《圣杰米努斯传》是残留至今的关于这一年代不列颠史的重要文献。该书提到，为了清除基督教异端教派一贝拉基(Pelagian heresy)的影响，高卢奥塞尔城(Auxerre )主教圣杰米努斯，两度登上大不列颠。在他第一次登岛时曾提到威胁不列颠的日耳曼“蛮族”是撒克逊人。而且，他成功地组织了反击撒克逊人的“哈利路耶”战役。la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对入侵不列颠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亦有记载。拜占廷历史学家索西穆斯(Zosimus)在《新历史》(Histria Nova)一书中提到，/“莱茵河以北地区的日耳曼蛮族不受阻碍地进入不列颠，大量屠杀当地人口”。’”考察同期欧洲大陆的历史可知，居住在莱茵河以北地区的是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拜占廷历史学家普罗柯比乌斯在《战争史》中提到，“这个岛(不列颠)上住着三个人口众多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国王。这三个民族分别是盎格鲁人、弗里西安人和不列颠人，其中不列颠人把名字留给了这个岛屿”。20在普罗柯比乌斯的笔下，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成了盎格鲁人和弗里西安人。此外，同时代的高卢文献对于不列颠的史事亦有零星记载，如曾提及“此时(410或409年)，不列颠人惨遭撒克逊人蹂踊”。21
仅仅通过对上述文献的转引，得出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就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弗里西安人的结论，显然是有欠妥当的。文献仅仅是研究上述民族集团的历史的诸多材料中的一种，此外，上述文献中一般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不一定能够完整再现这段历史的全貌。比如，在吉尔达斯的《不列颠的陷落》一书中，入侵不列颠的日耳曼人仅提及撒克逊人。如果撒克逊人在此历史阶段确曾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那么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大不列颠岛上拓殖的这片土地理应被称作“撒克逊人的土地”，而不是“英格兰”(意为“盎格鲁人的土地”)了。而吉尔达斯仅仅是从基督教所强调的“信仰和救赎”、“罪与罚”的视角来观察这段历史，显然亦欠公允。他也没有详细提及撒克逊人内部的情况，在他笔下的撒克逊人，不过是象进入羊圈的狼一样凶残的野蛮人而己。这种含混不清的记载，在不少古代文献里常常是屡见不鲜的，当然无法给我们所关注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组成问题提供很大的帮助。成书于9世纪的奈尼《不列颠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不列颠的陷落》中的模糊提法。在奈尼的《不列颠史》一书里，一些事件和人物变得比较具体生动了，如第一次出现了“霍萨”(Horsa )和“亨吉斯特”(Hengest)等人的名字，但在他的笔下，入侵者也还只是笼而统之的撒克逊人。如果过分相信该书的记载，那么将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难道这样一支数量有限的雇佣兵真的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改变罗马一不列颠发展的历史进程吗?难道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真的如作品中记载的那样组织严密吗?而传教士的生平传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照搬了不列颠学者的记载。因为教士们关注的仅仅是罗马基督教正统地位的确立，同时他们也仅从基督教所强调的“信仰和救赎’，、“罪与罚”的角度来观察这段历史，这显然是不足为训的。索西穆斯的《新历史》和高卢文献的历史价值尚待考辩，但即使两者的可信度很高，从中得出的结论也只是5世纪初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入侵了不列颠群岛这一粗略的事实而已。普罗柯比乌斯的《战争史》则与先前的记载有很大出入，以往文献中频繁出现的二撒克逊人”消失了，而弗里西安人则被作为日耳曼入侵者的两大支系之一而被提及。据考证，这段记载的可信度颇高，有人认为普罗柯比乌斯的这段记载，是源自出使拜占廷的法兰克王国使团中的盎格鲁人之口。22
英国学者曾考订过残留文献中“撒克逊人”(Saxon)一词的词意，认为该词最早源自古盎格鲁一撒克逊语中的“Seax"，古高地德语中的“Sahs”或是古弗里西亚语中的“Sax"，其意为“短剑”。从3世纪开始，撒克逊人开始袭扰和抢掠英吉利海峡沿岸的罗马行省，他们所到之处，留下了许多惨遭屠杀的居民的尸体、被抢掠一空的村庄、城镇，还有惊魂未定的幸存者。害者并不十分关注“撒克逊人”内部的具体情况，不论他们的确切名称是朱特人、盎格鲁人还是撒克逊人，对罗马人来说，这些袭击者只是给文明世界带来恐惧和死亡的野蛮人。于是，罗马人便逐渐把“撒克逊人”的标签贴到了生活在西北欧沿海地区、法兰克人居住区域之外众多日耳曼落的头上，这就成了所有这些地方居民的一个共称。凯尔特人大概是从罗马人那里知道撒克逊的，他们同样也不加区分地把“撒克逊”这个称谓赋予了当时入侵不列颠的所有日耳曼蛮族，把他们统称为“撒克逊人”。例如，麦西亚(Mercia )之王庞达(Penda)是一个血统纯正的盎格鲁人，而在凯尔特人的文献中却被称作“撒克逊人之王”。23可见，“撒克逊人”一词己不具有明确的地理和种族特征。因此，对于残留在文献中的“撒克逊人”一词必须慎重对待，不宜把它仅仅看作一个单纯的部落，而毋宁看作是一种群体性的统称。
在今英格兰的地名中，也保留了诸多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痕迹。就大的方面而言，盎格鲁人的痕迹明显地体现在下面的地名中，如英格兰、东盎格利亚((EastAnglia)。撒克逊人的痕迹则表现在下面的地名中，如埃塞克斯(Essex)、苏塞克斯(Sussex)、威塞克斯等(Wessex)。此外，斯维L匕人(Suebi ) 24的痕迹表现在下面的地名中，如林肯郡(Lincolnshire)的斯沃比(Swaby）和斯沃顿(Swaton )，剑桥郡的斯维夫西((Swavesey )，诺福克(Norfolk)的斯沃弗姆((Swaffham )，等等。
在不列颠还残留有生活在莱茵兰(Rhineland)的法兰克人的痕迹。其中，法兰克人的痕迹最为明显的就是表现在肯特地区。如肯特地区的耕地布局与利普里安法兰克人(Ripuarian Franks)的耕地布局有着较多的相似性。早期肯特王国的法典中，残留有较为浓重的萨利克法兰克人(Salian Franks)的痕迹。另外，在肯特地区也出现了许多6世纪时带有纯粹的法兰克人艺术风格的考古发现，如胸针和骨灰瓮。此外，在6世纪40年代，教皇格雷哥利一世(Gregory I)给法兰克国王的信中，用您的臣民(your subj ects)来称呼肯特地区的居民，大概也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即当地居民同法兰克之间可能存有某种特殊联系。26
通过甄别残迹，可以发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中大致包含着: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弗里西安人、斯维比人、法兰克人。但在得出这样结论的同时又面临着新的问题，即上述日耳曼人是如何加入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行列的;除了上述日耳曼人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日耳曼部落加入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群体?我想，这恐怕只有通过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欧洲的全部迁徙历程，才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其内部构成了。
三、欧洲大陆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
比德在《英吉利教会史》中提到的有关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祖居地的记载，是研究其整个迁徙历程的起点。撒克逊人的祖居地就是今荷尔斯泰因，盎格鲁人的祖居地为石勒苏益格的安格尔恩地区，朱特人则来自日德兰半岛。成书于1世纪晚期的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提到了北海沿岸地区居住着斯维比人(Suebi) o斯维比人是个人数众多的部落联盟，其中有塞姆诺内斯人(Semnones )，郎哥巴底人(或伦巴德人，Langobardi )。此外，崇奉大地之母纳尔土斯(Nerthus)的柔底尼人(Reudigni )、阿威约内斯人(Aviones )、盎格利夷人(Anglii )、瓦累尼人(Varini )、欧多塞斯人(Eudoses )、斯瓦多内斯人(Suardones)和努伊托内斯(Nuithones )，也都是斯维比人的支系。这些部落的生活地域都为河流和森林所环绕。在大洋中的一个岛屿上有着供奉纳尔土斯的圣地。27对于这段关于诸多崇奉纳尔土斯的斯维比部落的文字，学者们向来有不同的解读。过去一般认为，塔西佗本人对这些部落的记载是没有一定顺序的;文中的提到大洋有可能是北海，也有可能是波罗的海，因而这段记载只能大致确认盎格鲁人的祖居地。2s而成书于2世纪的托勒密的《地理学》(Ptolemy's Geography)，则首次提到了撒克逊人，在他的笔下，撒克逊人是居住在辛布里半岛最狭窄地区(in the neck of theCimbric Penisula)的部落。29近年来，学者们根据托勒密的记载，对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关于崇奉纳尔土斯的诸部落的记载作了重新解读。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塔西佗在文中先提到了大洋，然后再提到波罗的海，而且在塔西佗的笔下，把波罗的海称为“斯维比海”(Mare Suebicum )，由此推论供奉纳尔土斯神的圣地应在北海。他们进而认为，上述诸部落的居住地就在北海沿岸地区。同时认为，塔西佗对上述部落的记载并不是没有一定顺序的，而是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的。因而住在辛布里半岛最狭窄地带的是柔底尼人，这就是后来构成整个声名显赫的撒克逊人集团的第一基石。向北依次分布着阿威约内斯人、盎格利夷人、瓦累尼人、欧多塞斯人、斯瓦多内斯人和努伊托内斯人。3。根据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以及比德在《英吉利教会史》中提到的关于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祖居地的记载，可以认为盎格利夷人就是后来的盎格鲁人，而欧多塞斯人就是后来居住在日德兰地区的朱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欧多塞斯人都是斯维比人的支系，那么，在不列颠韵地名中或多或少地残留有斯维比人的痕迹就不足为怪了。
托勒密的《地理学》同样提到盎格鲁人，只不过这里的盎格鲁人是生活在内陆地区的部落。有些学者认为，托勒密关于盎格鲁人的记载有误。3’但是，处于高级野蛮阶段的日耳曼社会内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生性蛮劣、好勇斗狠的日耳曼人之间常会发生战争，生活在海边的盎格鲁人可能在与周边部落的斗争中一度失去了显赫的地位，被迫退到内陆。这种大胆的推测与2世纪以来古代日耳曼人社会中的变化是一致的。如2世纪时，“法兰克”成了莱茵河下游地区众多日耳曼人部落的名字，而“阿勒曼尼”(Alemanii )则成了莱茵河上游地区诸多部落
的名字。据残存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史诗《威德西思))) (Widsith，即《远方游客}))记载，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早在祖居地时就己经开始了通过战争、加速混合的历史进程。其中提到，“奥法(Ofa)统治着盎格鲁人，阿勒维奇(Alewich )统治着丹人。阿勒维奇是最勇武有力的国王，他却不能在战斗中挫败奥法。尊贵的奥法年幼时，已经在与强邻作战中建立了功业”，“他用剑艾德河((R. Eider)口划定了与米林加斯人(Myringas)的边界。自奥法之后，盎格鲁人和瑞典人((Swedes一直谨守着这条边界”。32通过战争，在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周边的部落，或周边部落的某些支系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威德西思》中提到的丹人与盎格鲁人的战争，甚至可以说是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属于日耳曼人北支的某些部落、或其支系也加入了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互动关系之中。这些部落及其支系在他们或战或和的交往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文化上的混同，以至于在外人看来，已经难以或没有必要区分出他们各自准确的部落渊源，只须把“撒克逊”这个标签贴到当时活跃在西北欧沿海地区的众多日耳曼人身上就可以了。随着这些部落后来的播迁，“撒克逊人”这个雪球也就越滚越大了。
生活在北海沿岸地区的日耳曼部落逐步在撒克逊人的名义下逐渐壮大的时候，他们离大批迁居不列颠群岛还有一段长达3个世纪的遥远距离。德国学者普勒特克(A. Plettke )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迁徙历程，作了成效显著的研究，他通过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墓地中的骨灰瓮特征及其分布年代和分布地域的分析，考订出了他们大致的迁徙路线。他的研究一再为英国学者所转引，基本上解决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欧洲大陆的播迁问题。普勒特克(A. Plettke)指出，典型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骨灰瓮的最明显特点，是在骨灰瓮的表面上有用线条刻划出来的三角形;这种典型的骨灰瓮主要出现在公元头200年时的今荷尔斯泰因西部和石勒苏益格南部地区。当与周边的日耳曼部落的骨灰瓮比较的时候，在祖居地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骨灰瓮的这一特点就更加凸显出来了。生活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祖居地南侧的伦巴德人骨灰瓮带有把手。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墓地一直使用到了公元500年前后，而伦巴德人的墓地大抵使用到200年左右就废弃了。这表明伦巴德人此时已经迁出上述地区。但不可避免的是，伦巴德人中的某些支系可能加入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之中，与他们一道踏上了漫长的迁徙历程。普勒特克(A.Plettke)的研究成果还表明，在2世纪开始，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丹人己开始向南迁徙进入日德兰地区。33涌入日德兰地区的丹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的是，丹人中的某些支系曾融入盎格鲁一撒克逊群体。
普勒特克曾在考察考契人(Chauci)生活地区的骨灰瓮情况时指出，考契人生活地区墓地的使用没有持续到罗马帝国晚期的，这一地区的骨灰瓮自200年开始产生了显著的变化，出现了与荷尔斯泰因西部地区文化特征相似的骨灰瓮。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和托勒密的《地理学》都一致认为，在撒克逊人和弗里西安人生活地域之间，即易北河(R. Elbe)与埃姆斯河(R. Ems)之间居住着考契人。34塔西陀提到的考契人，是‘旧耳曼人中最高贵的一族”，具有较强的实力和较多的人口。35在3世纪的罗马作家笔下，考契人从这一带消失，而撒克逊人则出现在这个地区。此后，在罗马文献中提到了莱茵河(R. Rhine)中部地区罗马防线受到考契人的袭扰。36考契人和撒克逊人的关系，一度成为学者们争议较多的问题。有学者根据塔西佗的记载，认为考契人或许因为有着与撒克逊人较为相近的文化特征而不易为外人所区分，最后，撒克逊人的名字被用来称呼居于这一地区的所有日耳曼人了。也有学者则认为，考契人迫于撒克逊人的压力，其部分支系可能先行迁出，把原住地让给了撒克逊人。另外一些学者还认为，考契人此刻已经失去塔西陀时代的显赫地位，在撒克逊人的压力下，该集团最终走向瓦解，除部分被迫迁出外，大部分为撒克逊人所征服，成为了撒克逊人这一松散部落联盟中的一员。37当然，也还有学者将撒克逊人看作是考契人中的一支。3“无论如何，有一种情况大致是可以肯定的:即生活在埃姆斯河和易北河之间的考契人，或其中某些支系大概最终加入其间，被贴上“撒克逊人”的标签，随着整个盎格鲁一撒克逊集团而踏上向不列颠远途迁徙的历程。这并不妨碍考契人中的某些支系被迫迁出祖居地后，转向了莱茵河中部的罗马帝国控制地区另觅居地。
此外，德国考古学家罗德尔(F. Roeder)通过详细地研究有代表性的胸针和骨灰瓮的样式及其分布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欧洲的播迁问题也作出了巨大贡献。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胸针主要有两种:圆形胸针((Round Brooch)和十字形胸针(Cruciform Brooch)。这样的一些考古发掘物，首先出现在日耳曼尼亚北部的沿海地区，在这一地区数量巨大。此外，在威悉河((R. Weser)以西地区也出现过，但数量稀少。而至弗里斯兰地区((Frisland)再次大量出现，尤其是在埃姆斯河口和须德海(Zuyder Zee)之间，密度最高。39而这一地区，在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托勒密的《地理学》，还有老普林尼的《自然史》(Pliny; the Elder' NaturalHistory)中都有载，那里生活着弗里西安人。40而在4世纪高卢历史学家悉多纽斯(Sidonius)的笔下，当地已是撒克逊人的领地之一，他描写道:“他们是天生的海盗，是最凶残的敌人”。4’此外，奥罗修斯(Orosius )也提到，“他们(撒克逊人)是一个海洋民族，他们生活在海边无路可走的沼泽地区”。42这就是说，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大陆的分布区域，此时已经包括弗里斯兰地区在内。自250年到450年间，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大量涌入弗里斯兰地区，还有诸多考古学证据可资依凭。长久以来，弗里西安人生活在海边人工堆筑的高地(Terpen或mound-settlements)上。当盎格鲁――撒克逊人大量涌入的时候，有限的高地已不敷使用。旧有的高地开始逐步加高加大，这样的过程明显地可在考古材料中表现出来。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迁入，还引起了房屋样式的变化。在弗里西安人的房子基座的周围出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房屋。这一地区还出现了盎格鲁一弗里斯安风格的陶器(Anglo Frisian pottery)，这表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已经涌入了这一地区。43不管当时弗里西安人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曾发生多大程度的接触，其中的某些支系己经融入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当中，则是没有多大疑问的，并且他们将会在以后的岁月中，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一道并肩踏上不列颠的土地。
越过弗里斯兰地区，就是莱茵河流域。在塔西佗生活的年代里，莱茵河河道己经稳定了下来，并构成了罗马帝国与日耳曼人的天然边界。那时在莱茵河与威悉河之间生活着日耳曼人的若干个支系:乌昔鄙夷人(Usipii )、邓克特累人(Tencteri )和卜茹克特累人(Bructeri )。此外，还有后续迁入这一地区的卡马维人(Chamavi )和安古利瓦累夷人(AngrlVarrl) 0 44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祖居地的情况相类似，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诸部落之间，也时常发生战争和兼并，如安古利夷人占有了卜茹特累人(后来法兰克人的祖先)的土地，其后，安古利夷人又被撒克逊人所兼并。4，对于卡马维人的种族背景，学者们并不十分清楚，现在学者多认为他们是高卢人的一支，但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却被认为是日耳曼人。46在古典作家欧纳皮奥斯(Eunapius)的笔下，卡马维人是撒克逊人支系。4，生活在莱茵河和威悉河之间的诸部落，其中的某些支系后来很可能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相融。
越过了莱茵河之后，撒克逊人继续向高卢地区(Gaul)扩散。高卢地区的民族情况较为复杂。自2世纪起，法兰克人已经逐步迁入了这一地区。到民族大迁徙时期，尽管面临着不同日耳曼集团的侵扰，但罗马帝国的高卢行省仍然顽强地存留了下来。甚至当高卢地区已经成为陷入日耳曼人重重围困的飞地之时，罗马总督埃提乌斯(Aetius)仍在延续着罗马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就记载了5世纪上半期这个地区复杂的民族局势。西哥特人(Visigoths )一度以图卢兹为中心建立了他们在这一地区的霸权。法兰克人己经作为这片土地然的主人，时而效忠于埃提乌斯，时而反叛，对邻族大张挞伐。丹人也经常由海路骚扰高卢的沿海地区。撒克人48则不减继续扩张的势头。阿提拉(Attila)率领的匈奴大军亦经常袭扰这一地区。
罗马在高卢地区的统治得以延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埃提乌斯成功地奉行了“以蛮制蛮”的策略。他本人早年为了平定罗马帝国的内部纷争，曾只身前往匈奴人的驻地搬来救兵。49451年在梅斯(Mery)的旷野里，埃提乌斯联合西哥特人、法兰克人等，击败了阿提拉的匈奴军队。50以上两个例子就是罗马政策的例证。由此可以肯定，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诸多民族集团(如匈奴人、法兰克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及其周边的博鲁克图亚人及鲁吉人等)的某些支系以雇佣兵的形式加入罗马军队中。自410年以后，不列颠脱离了罗马的统治，但罗马一直没有放弃重新征服不列颠的企图。在罗马再行征服不列颠的过程中，上述人群集团的某些支系也就顺理成章地加入其间，登上了不列颠岛。5’
5世纪时，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往高卢扩散的势头仍未减退。463年，某些撒克逊人在首领奥多亚克(Odoacer)的率领下，经由海道，一度占领昂热(Angers)附近卢瓦尔河(R. Loire)中的一些岛屿。52此后，撒克逊人与罗马人发生战争，他们中的许多人死于罗马追兵的兵锋之下，他们的岛屿被法兰克人占领。53法兰克国王曾两度镇压高卢地区撒克逊人的反叛。546世纪时，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某些支系还一度随同伦巴德人进入意大利。在意大利这些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被当地的民族集团的挫败之后，被迫在向法兰克人交出了大量的黄金之后方可返回原来的拓殖地。55撒克逊人在高卢地区的活动最终遭到法兰克人的阻遏，撒克逊人的某些旧支系不可避免地与其主体发生剥离。这种朝着高卢地区扩张的势头一旦停止，撒克逊人的内部危机便骤然加剧了，此时的他们仍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过剩问题，56因此，只能纷纷转而入侵不列颠，以释放其人口压力了。
四、关于朱特人的渊源及法兰克人对不列颠影响的争论
朱特人的渊源和法兰克人对不列颠影响均是整个盎格鲁一撒克逊集团入侵不列颠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上述问题的解答事关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组成问题能否圆满回答。因此，本节专门介绍英国学者关于上述两个问题的争论，并就此作出本人对上述问题的见解。
在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中，朱特人的祖居地被认为是日德兰半岛，朱特人入迁不列颠之后主要生活在肯特地区。但研究表明，肯特地区却有着较多的法兰克人的痕迹。此外，在一些残留的文献中，肯特人似乎常被视作同法兰克人相关。如，法兰克国王提奥德贝尔特(Theudebert)声称他征服了一个名为“撒克逊欧西”(Saxones Eucii)的部落。57在罗马教皇格里哥利一世(Gregory I )给法兰克国王提奥德里克(Theuderic )和提奥德贝尔特的信函中，均称肯特地区
的居民为“您的臣属”(Your Subjects). 58再者，关于北欧日德兰半岛(Juteland )的地名由来，学者们也还持有异议。部分学者认为，日德兰(Jutland )源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的“Jotar "，而不是源自族名朱特(Jutes )，在他们看来，二者的相似实属巧合。同时，根据考古成果得知，丹人在2世纪已经开始涌入日德兰半岛;5世纪时已经完全控制了这一半岛。而作为征服者的丹人，一般不大可能继承被征服者的名字。59因而，有些学者，如V1.伊维森(V. I. Evison )，据此得出结论，认为朱特人可能是生活在莱茵河下游地区的法兰克人的一个支系，而不少法兰克人大概曾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名目下登上大不列颠群岛。60
但另一派学者则坚持认为，肯特人来自日德兰地区。在他们看来，肯特地区的法律和耕地布局与生活在莱茵兰地区的法兰克人的法律和耕地布局有着较多的相似性，并不能说明生活在肯特地区的朱特人是祖居地就是莱茵兰，正如英格兰东部地区出土的许多骨灰瓮和胸针与弗里斯兰地区出土的同类物品较多相似之处同样不能证明盎格鲁人或撒克逊人的祖居地必然就是弗里斯兰一样。6‘至于法兰克国王一再声称对肯特地区居民的宗主权一节，并不是来自于历史事实，而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法兰克国王希尔佩里克一世((Chilperich, 561-584年在位)声称他征服了一个名为欧西安人(Euthiones )的部落。诗人维南提乌斯?福蒂纳图斯(Venantius Fortunatus，卒于609年)的诗句中曾提到一个同名的部落，这个部落生活在丹人和撒克逊人之间。62以福蒂纳图斯与比德((英吉利教会史》关于朱特人祖居地的记载相印证，恰好说明这个名为欧西安人(Euthiones )的部落可能就是朱特人。从《法兰克人史》中还可以看到，撒克逊人曾一度扩散到了高卢的许多地区，朱特人当时大概也有混同于撒克逊人而一道迁入高卢地区的。于是，对这个部落某些支系的臣服，很可能导致了法兰克国王对外宣称他对所有朱特人的宗主权。63普罗柯比乌斯在《战争史》一书中除了提到不列颠上的三大族群之外，还指出，“这三个族群人口众多，以至于不列颠岛上容不下他们，每年总有数量巨大的部分回迁到欧洲大陆，定居在法兰克人的土地上”。64这样一种由不列颠向法兰克人的土地上回迁的情况，必然是在承认法兰克人宗主权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的，否则是不会得到强大的法兰克人允许的。在肯特王国早期，肯特国王与法兰克王室之间有着频繁的联姻关系，肯特国王曾迎娶了法兰克王室的公主。65
此外，认为朱特人来自日德兰半岛地区的学者还从语言学的角度考订了族名朱特和地名日德兰的演化进程。他们认为，比德所说的朱特人(Jute )，拉丁文形式为Iutae，这一拉丁词可能来自于古盎格鲁一撒克逊语中的Iotas或Eotas。而古盎格鲁一撒克逊语中的Iotas或Eotas，更早形式是Juti-z或Euti-z。其中的Juti-z则难以变成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的Jyder。较大的可能性是，朱特人的名字更像是来自Euti-z的。Euti-z与前文所说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中的欧多色斯人Eudoses)、法兰克国王提奥德贝尔特声称征服的撒克逊欧西人((Saxones Eucii),以及诗人福蒂纳图斯诗句中提到的欧西安人(Euthiones )，却似乎有着更多语言学的相似性。语言学的究结果表明，朱特人的名字和日德兰的地名大约均来自于Euti-z。至于征服者是否可能继承被征服者名字的问题，有学者则坚持认为，地名与人群集团间常常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某一民族集团的名字也可能会在他们的居住地域留下痕迹，当新的民族集团来临时，旧有民族集团的名字有时仍会存留下来。这样的例子很多，如辛布里人((Cimbri)早在公元前2世纪晚期已经迁出了辛布里半岛((Cimbric Perusula)，但辛布里人的名字还是一度保留了下来。尽管从2世纪开始丹人已经开始向日德兰地区扩散，约S世纪时控制了该地，但松散的朱特人集团中并不一定就完全迁出日德兰地区，他们的孑遗仍可能长时间地生活在这一地区，使后来的丹人继承了他们原来的名字。“另外，朱特人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之间的联系还表现在残留文献中，如在教皇格雷戈里(Gregory)给肯特国王艾塞尔伯特(Ethelbert)的信函称其为英吉利王。67加之，肯特地区出土的骨灰瓮和胸针与法兰克地区的多有相似之处，是由于6世纪以来法兰克人和肯特人之间频繁的易往来，而不是因为朱特人是法兰克人的支系。“8有鉴于此，本人认为，朱特人不是丹人或法兰克人的支系，而是生活在日德兰地区的一个的日耳曼部落。
至于法兰克人是否大量登上不列颠岛的问题，学者们一般都持有否定的观点。在他们看来，由于肯特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在欧洲大陆和不列颠的交流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持续不断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使得肯特能够一直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而法兰克人对肯特地区经济文化活动的影响，则大都保留在诸多6到7世纪的考古发掘材料之中，但这并不能反过来作为法兰克人曾经大量登上不列颠岛的可供采信的证据。69如果法兰克人曾有过大量登上不列颠岛的事实，在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和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中理应都有明确记载，但上述两书对此并未置一词。一般来说，法兰克人是整个日耳曼群体中集权化程度较高的集团，而且较早地饭依了基督教的罗马教派，如果法兰克人大批进入过不列颠，那么肯特人至少是首先从法兰克人那里接受基督教的，而不会后来经由圣奥古斯丁的传道活动才逐渐阪依的。由此，本人认为法兰克人的某些支系曾混杂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当中，并随他们一同播迁不列颠，但是，他们并没有大量登上不列颠岛。
小结
从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欧洲大陆播迁历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一种成份单一的纯粹部落或部落联盟，而是早在播迁不列颠之前的欧洲大陆生活中，便经历过同周边其他族群数世纪的磨合、融汇，由此而形成了一个高度混杂的古代民族集团，其中包括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丹人、斯维比人、弗里西安人、考契人，等等。通过分析朱特人的渊源可以得知，朱特人是组成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群体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法兰克人的某些支系大概也曾加入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当中，但他们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组成。由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文化特征在长途的迁徙过程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混合，以致于在外人看来，难以准确区分其具体的部落渊源，而只是笼统地名之以“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了。
第二章、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的播迁
一、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播迁历程的分期
当西北欧沿海地区的诸多日耳曼部落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标签下，聚合成一个结构松散、渊源庞杂的民族集团之后，他们不可避免地沿着先辈的道路对外扩张，逐步消弹内部的人口压力。如前所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欧洲大陆陆路播迁的道路已经被欧洲大陆的其它的民族集团所阻截，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经水路向与欧洲大陆一水之隔的大不列颠群岛播迁。于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不列颠。但是，必须知道的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并不是在5世纪中期沿欧洲大陆陆路播迁的道路完全被当地的其它民族集团阻断的情况下才开始播迁不列颠的。在此之前的2个多世纪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己经开始在不列颠播迁的历程。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的播迁活动，持续了多个世纪。这个播迁历程，并不是一个同质的过程。在数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先是有限地渗入不列颠，进而在不列颠东南部建立霸权，以至进一步巩固和扩张霸权，直至基本上划定了英格兰的政治地图。如同在历史上常见的那样，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由海盗、雇佣兵到最终征服者的转变。因而在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播迁不列颠的历史时，有必要根据各种残留的文献资料，对他们在不列颠播迁的历史做一番分阶段的考察和研究，以便更好地从总体上把握这一播迁的整个历程。
要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的播迁历史作出分期，首先要弄清楚的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大量涌入不列颠的时间。国内一些学者所认定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大规模涌入不列颠的时间，一般仅仅根据《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和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中的记载，而把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大量涌入不列颠的时间认定在449年。7“当然，孔令平先生根据《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中关于不列颠人向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求助的记载而把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涌入不列颠的时间认定为433年，此外，孔先生还简单地罗列了几个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可能大量涌入不列颠的时间。71对于国内学者所认定的这些时间在没有求证于更多的史料之前，不能轻易地采信。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除了上述两部文献以外，另外的许多残留文献仍有关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大量涌入不列颠的记载。要较为圆满地回答这一问题，还须进一步借助于其它的文献和史料。我们已经获知，在某些残留的高卢历史文献中也可觅得关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播迁不列颠的点滴记载。高卢历史学家普罗斯拍(Prosper)曾提到，在441年，“经历了种种灾难和厄运的不列颠人被撒克逊人征服”。72此外，残留高卢的文献中还分别提到了在440年73和442年74盎格鲁-撒克逊人大量涌入不列颠。从这些高卢方面的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在高卢人看来，在440年、441年或442年，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大量涌入不列颠。
在597年圣奥古斯丁登岛传教之前，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还没有信仰基督教。随着作为“异教徒”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大量涌入不列颠，阻断了不列颠教会和高卢教会之间的联系，由此也就必然导致高卢教会和不列颠教会在某些宗教礼仪和宗教习俗方面出现了不同步的变化。因而，研究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基督教某些教仪的变化，对我们所关注的确定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大量涌入不列颠的时间也有一定帮助。449年，高卢地区基督教会更改了复活节的日期，不列颠教会随后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但当30年以后，高卢地区的教会再次更改复活节日期的时候，不列颠的教会却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这或许从一定程度上暗示着449年以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大批侵入不列颠造成的冲击波，导致了高卢和不列颠之间联系的一度中断。75
仅仅根据以上文献和对不列颠基督教会教仪研究成果的转引，便得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440年、441年、442年或449年大量涌入不列颠的结论，理由似乎还不太充分。笔者以为，与其依据古代文献中只言片语的记述而强下断言，硬性确定一个年份，不如作些时间上的模糊处理，考虑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较为稳妥做法是把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大量涌入不列颠的时间干脆定在5世纪中叶，而不一定非要划定一个看似肯定、实存争议的时间点。
如此看来，大致可以5世纪中叶作为分界线，在此之前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己经有少量的播迁，不妨把这一时期定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播迁的第一阶段。前面曾提到3世纪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播迁不列颠的起点。由此可知，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播迁的第一阶段大致是从3世纪初到5世纪中期。
5世纪中叶以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的播迁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历经反复，残留的诸多文献中曾提到了不列颠人在巴顿山战役中大败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这次战役以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的扩张步伐差不多被遏制了一代人的光景。76从5世纪中叶到传说中的巴顿山战役后一代人的时间，可以看作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播迁的第二阶段。残留文献对巴顿山战役的时间记载并不一致。根据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这次战役发生的时间是493年。77而根据《威尔士编年史》(The Annales Cambriae)的记载，这次战役则发生在516年。7s对于巴顿山战役的时间，英国学者尚无定论，一般倾向于认为该战役的发生时间是在516年。79这一推论可以与《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中关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播迁区域的记载相印证。516年之后一代人的时光大概是在6世纪中叶。根据《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6世纪中叶以前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的播迁区域，仅限于东南部沿海地区，而6世纪中叶以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与不列颠人重起战端，扩散范围则逐渐深入了不列颠内地。由此，不妨做出这样的推论，巴顿山战役的时间大概是在516年，巴顿山战役后持续一代人的和平时光大致是在6世纪中叶结束的。那么，从5世纪中叶到6世纪中叶这段时间，大体上可以看作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播迁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的播迁虽遭遏制，但他们己经开始在不列颠扮演了征服者的角色。
6世纪中叶以后进入第三阶段。此时，曾一度遭到遏制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又重新活跃起来，开始了新的播迁历程。这一历程迁延日久，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结束时间。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对不列颠东南部某些地区的征服，大概直至8世纪才告结束。为了从整体上把握这段历史，不妨根据《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和《英吉利教会史》中关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进一步扩张的记载，把这个时间定在7世纪初。此后，残留文献中罕有关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与不列颠人之间战争的大量记载了，而关于盎格鲁一撒克逊小国之间的互相征讨的记载则愈来愈多，这表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播迁的第三阶段至此基本结束。
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播迁的第一阶段(从罗马征服一5世纪中叶)
关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播迁的第一阶段，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我们仅知道287年以来，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抢掠不列颠沿海地区，429年，他们一度深入内地。而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大量移居不列颠之前，日耳曼人曾以充当雇佣兵的形式进入过不列颠的约克、林肯和安卡什特地区。80这样的记述似乎过于简单，并不能明确展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播迁不列颠第一阶段的全貌。其实，这个阶段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曾以雇佣兵和海盗的双重身份，广泛地冲击和影响到了不列颠的不少地区，远远不是上述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概括清楚的，作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播迁不列颠不可或缺的一个前期阶段，对此实有进行专门研究的必要。
这一阶段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同罗马行政当局“以蛮制蛮”政策的实施有关的。早在罗马势力进入之前许多个世纪，已有数批凯尔特人自欧洲大陆大举迁入不列颠群岛。这些凯尔特人与先前由西班牙进入的非印欧语系的伊比利亚人土著发生融合，形成了生活在爱尔兰岛上的斯科特人(Scots), 8’生活在苏格兰的皮克特人(Picts)和不列颠及其附属岛屿上的不列颠人三个较大的民族集团。82罗马势力的介入，首先挤压了不列颠人的生存空间，必然引发罗马与不列颠人之间的冲突。作为异族征服者，罗马为了维持在不列颠的统治秩序，曾在不列颠驻扎过相当数量的军队。长久以来，在罗马军队中，除了由罗马公民组成的正规部队以外，还有由“蛮族”雇佣兵组成的辅助部队。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某些支系的成员，最初可能就是以这种形式出现在那些驻防不列颠的罗马军队之中。随着，罗马文明的涌入，不列颠东南部地区开始发生了罗马化。但是罗马化的载体仅仅局限在部分罗马化的城镇、维拉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罗马古道沿线。83为了保障这些罗马化城镇、维拉及罗马古道沿线重要据点的安全，罗马行政当局有意识地引入了日耳曼雇佣兵，某些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就加入到了这些雇佣兵当中。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雇佣兵在罗马统治区域内的分布，在考古学方面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其中最为明显的痕迹，就是罗马一撒克逊风格的陶器(Romano Saxon Pottery ) o 84考古研究表明，在不列颠东部海岸地区亨伯河流域的奥尔德伯勒(Aldbrough ),林肯郡的安克斯特(Ancaster)和大卡斯特顿(Great Casterton )，埃塞克斯的滨海布拉德维尔(Bradwell-on-Sea)和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诺福克的布兰克斯特(Brancaster )、纳夫堡(Nurgh Castle)和靠近诺威克的卡斯托(Castor byNorwich)，萨福克的费利克斯托(Felixstowe)，肯特的里奇伯勒(Richborough )及约克，均曾发现有罗马一撒克逊风格的陶器。这种陶器早至3世纪就在上述地区有少量的分布，4世纪中期起则大行其道。这表明，撒克逊雇佣兵至少自3世纪以来已经进入上述地区，到4世纪中期以后，撒克逊人在这一地区的分布数量有所增加。8s此外，在萨福克的西斯托(West Stow)，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海布里奇(Heybridge )，埃塞克斯的马金(Mucking)，泰晤士河沿岸的阿宾登Abingdon)，哈姆(Ham)，米切姆(Mitcham)及牛津(Oxford)也发现了纯粹日耳曼风格的陶器。与这些考古发现相对应的陶器，主要出现在欧洲易北河流域撒克逊人的传统居住地上。在马金(Mucking)还出现了一些与弗里斯兰某些地区的一些人工堆筑的土堆上发现的陶器相似的陶器。考古研究表明，上述这些纯粹日耳曼风格的陶器，在罗马统治解体以前均已出现在不列颠了。86。在饭依基督教以前，火葬是典型的日耳曼人风俗。在在罗马一不列颠城镇和古道沿线的据点附近的安克斯特山口(the Ancaster Gap )，靠近诺威克的卡斯托，剑桥(Cambridge)，约克郡北部的卡特里克(Catterick)和莫尔登(Malton )，诺福克的布兰德尔(Brundall)和马克斯霍尔(Markshall )，达勒姆的休沃斯(Heworth),林肯郡的柯顿因林齐(Kirton in Lindsey)和西基尔(West Keal )，亨伯河流域的
桑克顿(Sancton )及约克，均曾发现过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火葬墓地。87这样的墓地必然是与相应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活动相联系的。这些墓地和考古学证据也进一步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某些支系已经进入上述地区这一事实提供了佐证。
长久以来，生活在不列颠北部的皮克特人就频频侵扰罗马一不列颠。为了遏制皮克特人对罗马一不列颠北方边境的侵扰，罗马先后在不列颠北部地区修建了哈德良长城和安东尼长城，并在沿线的堡垒中驻扎军队。这样，日耳曼人(包括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雇佣兵也就由此出现在了长城沿线的驻军中。考古学研究表明，在哈德良长城沿线的堡垒遗址中，如豪塞斯特(Houstead )、靠近桑兹的布拉夫(Brough-by-Sands ) 88、切斯特霍姆(Chesterholm)和伯多斯沃尔德(Birdoswald ) 89等地，曾发现过3世纪时弗里西安雇佣兵活动的痕迹。
另外，从3世纪起，盎格鲁一撒克逊海盗开始侵扰不列颠东南部地区。为了遏制他们的这种侵扰，罗马在不列颠东南沿岸地区修建了“撒克逊海岸”防线。这条海岸防线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随着盎格鲁一撒克逊海盗日益严重的威胁逐步修筑的。同时，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也以雇佣兵的形式出现在“撒克逊海岸”防线的罗马驻军当中。在“撒克逊海岸”防线的沿线堡垒及附近城镇、维拉，罗马古道沿线，都曾经发现过盎格鲁和撒克逊风格的陶器。90这表明，早在5世纪中叶大规模入侵以前，他们与不列颠之间已经存在十分密切的历史联系了。
大概在230年，罗马为了防御撒克逊海盗，在布兰克斯特(Brancaster)和里卡尔弗(Reculver)修建了城堡，但这些有限的堡垒，并不能阻止撒克逊人的持续侵扰。英国学者的研究表明，这个时期已经有相当部分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东南部地区不事声张地定居了下来。91275年，罗马修缮了从肯特西端到埃塞克斯海岸线之间的堡垒系统，并在这段海岸线的某些地区增设了新的堡垒。285年，在“撒克逊海岸”防线西端的波特切斯特(Portchester)修建了堡垒。335年，为了把波特切斯特的城堡和肯特地区的防御联系起来，又在佩文西(Pevency)加修了一座城堡。9“但是，这种沿海修长堤的做法并不能有效地保护孤悬海上的不列颠。考古学证据表明，在加的夫(Cadiff )，沃尔登堡( WaltonCastle)及海岸工事西端发现了一些在驻军记录中没有提到的沿岸堡垒。在林肯郡的凯斯特(Caistor )，或霍恩卡斯尔(Homcastle )，发现了用于弥补海岸防御不足而新建的内陆防御工事。在内陆地区的福西古道(the Fosse Way)沿线，象马吉杜努姆(Margidunum)这样的骚站，也修筑了高墙。为了有效地提升伦敦和约克的防御能力，3 0 0年后也分别在两座城市入海口附近的河岸上修筑了防御工事。考古证据表明，在“撒克逊海岸”防线之后，许多罗马民政区的城镇防御设施都进一步加固了。93由此把考古证据和有关撒克逊海盗肆虐不列颠的文献一记载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知道，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中某些支系的成员已经以海盗的形式侵袭过不列颠东南部地区，否则，便不会出现“撒克逊海岸”防线这一特殊术语，在其后面也不会相继建起用于防范来袭撒克逊海盗的内陆防御工事。
410年，罗马势力撤出不列颠以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海盗活动不仅继续威胁着不列颠的沿岸地区，而且还渗入了不列颠内地。前面曾提到高卢教士杰米努斯为应付日益猖撅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侵袭，曾领导不列颠人取得“哈利路耶”大捷。对于这次战斗发生的地点，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英国学者根据文献中所提到的地理环境，推测这次战斗大概发生在英格兰中部以东地区((Eastof Midlands). 94这表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某些支系作为无序侵入的海盗，已经成功突破“撒克逊海岸”防线的深沟高垒，渗入了不列颠内地。
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阶段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的播迁规模还比较有限，不管是作为偶尔为之、无序侵入的海盗，还是有序迁入的同盟者和雇佣兵，他们的到来，并没有打破不列颠原有的生活秩序。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大量播迁不列颠以至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时机，还是后来的事，不过，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这一阶段同不列颠发生交往的意义仍毋庸质疑。如果把整个古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入迁不列颠的历程，看作是延续多个世纪的多幕音乐剧的话，那么在5世纪中叶前，零星侵入不列颠的这些日耳曼人的活动可以看作是一个序曲。在这几个世纪里，诸多居于大陆的日耳曼人通过一再的来往，已经知道这一孤悬北海之中的不列颠群岛之广阔富庶，是他们抢掠财富、足以建立功业的乐园。作为雇佣兵，他们可以合法地在不列颠驻足，建立拓殖地;而作为海盗，他们又能随时抢掠岛上居民的各种财物，满足自己愈益膨胀的贪欲。因此，构成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诸多部落，实际上早已熟知了大不列颠群岛，对其方方面面的情况了如指掌。随着5世纪初以来罗马势力在不列颠的逐步瓦解，不列颠人随即陷入内乱，整个不列颠出现无序状态，欧洲大陆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便熟门熟路地乘虚而入，又因周边族群的挤压和自身人口过剩等原因的促动，从而沿着先辈的足迹踏上了大规模入迁不列颠之路。
三、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播迁的第二阶段((5世纪中叶一6世纪中叶)
5世纪中叶到6世纪中叶，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播迁的第二阶段，是一部重要历史篇章，是整个这段历史中的重头戏。总体而言，对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播迁不列颠的第二阶段的历史场景，国内学者著作中的相关描述过于简短，我们仅仅得知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断的战争中建立了在不列颠的霸权。很显然，这并不能揭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逐步建立霸权的完整历程。
以往人们一般认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入侵时曾大肆屠杀不列颠人，不列颠人被大量赶往不列颠的西部和北部地区，许多不列颠人被贬作奴隶。当然，目前残留的有关文献对于这个时期的历史场景都有类似的记载;而且，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似乎也可以看作是这一历史场景的佐证，现代英语中仅有20来个不列颠语的词汇。”，然而，当前英国学者的研究却表明，上述文献记载并没有真实反映这一时期的历史全貌。首先，英国学者详细考订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残留文献，指出这些文献最初只提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屠杀了一些不列颠人。后来为了凸显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勇武作风，这些记载才逐渐转变成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大量屠杀不列颠人。96其次，人名学和地名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不列颠东南部地区仍保留着大量的不列颠因素。再次，学者们通过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和不列颠人的艺术风格而指出，在经历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征服之后，不列颠人的艺术风格也得以一定的保存，并在后世出现了撒克逊一凯尔特风格的艺术品(Hiberno Saxon Arts) 0 97这些无不表明，大量屠杀不列颠人已成了当时文献的某种程式化主题，但更合乎事实的却是，依然有大量的不列颠人生存了下来。
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这个阶段对不列颠的征服，很大程度上是由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数量决定的。英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到5世纪中叶时，入迁不列颠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总数是在6.5万一13万之间，而这个时期不列颠人的人口数大致是在50万一100万之间。9“数量上的悬殊差距会大大制约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对不列颠东南部地区征服的征服步伐。残留的文献中除了提到不列颠人在巴顿山战役成功地延缓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征服步伐之外，还提到，应沃蒂格恩(Vortigern )之邀迁入不列颠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曾被沃蒂默(Vortimer)领导下的不列颠人’完全驱逐出不列颠。99
这个时期入迁不列颠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主要是由农夫组成的松散军事组织，而不是装备精良、组织严密的军队。100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这100年左右的时间里，能够成功地征服不列颠东南部一带，其实还必须借助一些其他的有利条件。
其中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北方“蛮族”皮克特人和来自爱尔兰的斯科特人对不列颠人的长期侵扰，使不列颠人不得不求助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力量。尽管，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从3世纪以来便一再入据不列颠，成为罗马巩固其早期在不列颠统治的三大威胁之一。为了防御撒克逊人的频频袭扰，罗马分期修建了从沃思湾绵亘至南安普敦(the Wash to Southampton waters)的“撒克逊海岸”防线。卡拉修斯(Carasius)曾在3世纪的最后25年里成功地击退了撒克逊海盗对不列颠的侵扰。101364年，皮克特人和撒克逊人一同攻掠了不列颠。367年，盎格鲁一撒克逊海盗曾一度攻破“撒克逊海岸”防线，杀死了“撒克逊海岸”伯爵(theCount of the Saxon Shore). 102410年，撒克逊人蹂踊不列颠。429年，皮克特人和撒克逊人再度联合入侵不列颠内地，被杰米努斯带领不列颠人击败。但到5世纪30年代以后，文献中关于盎格鲁一撒克逊海盗侵扰不列颠的记录却大体消失了。对此，我们仍不能妄下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己基本停止对不列颠侵扰的定论，大概是与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相比，此时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还不是不列颠人的主要敌人。相关文献中残留有诸多关于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严重侵扰不列颠的记载。《圣帕特里克传》(Life of St. Patrick)中提到5世纪初不列颠人帕特里克被爱尔兰入侵者掳掠到爱尔兰，后来成功脱逃。他逃到不列颠岛上之后，又经历28天的流亡才回到了家乡。在不列颠岛的2 8天流亡历程中，帕特里克所见都是爱尔兰入侵者留下的破坏惨状。103这个时期皮克特人及斯科特人对不列颠的严重威胁，在比德和吉尔达斯的笔下也有不少记述。“受这两个民族侵扰的不列颠人派
出使者带信到罗马，苦苦哀求他们的援助”，“他们就象收割庄稼一样，横冲直撞，砍杀和践踏眼前的一切”，“可怜的不列颠人被敌人(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砍得血肉模糊，就象绵羊被野兽活活撕裂那样”。在《痛苦呻吟中的不列颠人致三度出任执政官的埃提乌斯》中曾提到，“野蛮的敌人把我们驱赶到海上，大海又把我们驱赶到敌人面前。面对着大海和敌人，我们要么被杀死，要么被淹死”。104在4世纪末到5世纪中期这段时间里，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成了不列颠人的主要威胁。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对不列颠人的威胁在文献和考古学证据中均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在锡尔切斯特(Silchester)发现了一块有欧甘铭文(Ogham)的石碑，这表明在4世纪末5世纪初来自爱尔兰的斯科特人已经威胁到了不列颠南部地区。此外，在特拉普雷罗(Traprain Law)的山顶上发现了来自爱尔兰的入侵者埋藏的战利品。105可见，在这个时期，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成了不列颠的最大威胁。这也多少可以说明不列颠人在失去罗马庇护之后，为何会被迫转而求助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而其直接后果就是在不列颠王沃蒂格恩的邀请下，亨吉斯特带领朱特人渡海而来，在肯特和萨尼特岛建立拓殖地。之后，亨吉斯特的儿子埃什（Esc)也带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驻守不列颠的北部地区。106
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得以征服不列颠的第二个有利条件是不列颠人的内部分裂，正是旷日持久的内部分裂，使得不列颠人不能集中力量抗击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入侵。不列颠人的内部分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列颠人的政治分裂。410年，罗马皇帝荷诺里乌斯(Honorius)对不列颠人发布了自卫的命令。这个命令给不列颠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罗马一不列颠时代，罗马权威的存在，使得不列颠人尚可免于分裂。但这一命令的颁发，却导致了不列颠人的分裂。一时间不列颠人恢复了原有的部落体制纷纷选举国王，“不列颠人选举国王，不是依据上帝的法令，而是依据他们比常人更为残忍的天性。这些国王在没有充分展示他们的才能之前，就死于内斗，因为本性更残忍的人将会被选为国王。假如任何人显得比别人更温和、更敬重真理，人们将会把武器像指向不列颠的入侵者一样而指向他”。107可见，缺乏权威性的不列颠小国国王之间的严重内斗，瓦解了不列颠人的力量。据《不列颠史》记载，这一时期不列颠人之王沃蒂格恩的统治
权威，曾受到以安布罗修斯(Ambrosius)为首的其他小国国王的严重挑战。他还一度因邀请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雇佣兵给不列颠带来巨大灾难，而被诸小国的国王们废黯。这些不列颠小国国王进而推举沃蒂格恩之子沃蒂默为不列颠王。108另一方面，不列颠人还在宗教信仰方面陷入了分裂。此前我们已经提到过，基督教的异端教派贝拉基曾一度泛滥不列颠。为了清除该教派，高卢教士杰米努斯曾两次登上大不列颠岛。根据奈尼的《不列颠史》的一记载，高卢教士杰米努斯在不列颠的活动受到沃蒂格恩的迫害。沃蒂格恩则因犯有乱伦等罪行，而受到杰米努斯的到处追索。沃蒂格恩为此一度逃到了不列颠西部的城堡。最后，杰米努斯在上帝的面前历数了沃蒂格恩的种种罪恶，使之在上帝的神力之下最终被烧死。109对于文献的这段记载，英国学者也做了相关的研究。一般认为，沃蒂格恩本人正是信奉的贝拉基教派，而杰米努斯则是正统罗马教派的维护者，因而就有了二者的冲突。‘’。由于信仰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不列颠人内部的分裂。本来，在人口数量上占优势的不列颠人，由于本身政治和宗教信仰的分裂，也就不能集中力量抵御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入侵了。
除了借助上述的有利条件以外，这个时期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能够在不列颠东南部建立霸权，还需要经历一个与当地不列颠人充分融合的过程。到6世纪中叶时，在不列颠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大致建立了肯特、埃塞克斯、威塞克斯、苏塞克斯、东盎格利亚、林赛(Lindsey )、中盎格利亚(Middle Anglia)、麦西亚(Mercia )、德伊勒(Deira)和伯尼西亚(Bernicia)等王国。文献对上述盎格鲁一撒克逊王国的建国历程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也不能如预期
的那样对此给予清晰的展示，但可以明确的是，建立上述国家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与当地的不列颠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正是由于他们之间发生的这种复杂关系，使得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有可能逐步建立起了在不列颠东南部地区的霸权。
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与不列颠人的这种复杂关系，在各个盎格鲁一撒克逊王国都留下了一定的痕迹。在肯特王国，随着朱特人追随亨吉斯特大量涌入不列颠，外来人口的增加，引起了当地不列颠人的不满，要把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驱逐出去。为此，亨吉斯特专门游说沃蒂格恩，又从欧洲大陆招徕了16船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这些新来者中还有亨吉斯特的女儿，亨吉斯特把女儿嫁给了沃蒂格恩。为了取悦亨吉斯特的女儿，沃蒂格恩把肯特地区让给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与不列颠之王建立姻亲关系之后，亨吉斯特再度向沃蒂格恩进言，从欧洲大陆再次招徕了40船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并把他们安置在北部地区，拱手出让了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在沃蒂默死后，沃蒂格恩再度当上了不列颠之王，亨吉斯特也重新回到肯特。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并不满足于这样的领地，亨吉斯特安排了一次宴会，邀请沃蒂格恩及其他300名不列颠人参加，双方约定不携带武器。但在宴会上，当不列颠人烂醉如泥的时候，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即把不列颠人杀尽，仅把沃蒂格恩扣为人质。作为沃蒂格恩的赎金，不列颠人只得又交出一块土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3个王国，这就是后来的埃塞克斯王国、苏塞克斯王国和米德尔塞克斯王国(Middlesex)。川
在威塞克斯王国，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与不列颠人的复杂关系表现在威塞克斯
王室系谱中。根据《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495年，到达威塞克斯的彻迪克(Cerdic)和金里克(Cynric)的身份是首领(ealdorman) 0 519年，彻迪克开始统治威塞克斯，而不是建立威塞克斯王国。学者们通过考订“首领”(ealdorman)一词的词义演变过程后指出，在这个时期该词的意思是在特定的地区内地位显赫、掌握军事和民政权力的官员。这似乎表明，威塞克斯的首任国王在这个地区的“撒克逊海岸”防线驻军中取得了某种职位，他在519年经历了由驻防部队长官到征服者的角色转变。112此外，人名学的研究表明，威塞克斯王国的首任国王彻迪克并不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名字，而是不列颠人的名字。501年跟随波特(Port)一同进入威塞克斯的梅拉(Maegla )也被认为是不列颠人的名字。后世的威塞克斯国王卡德沃拉(Caedwalla)同样是不列颠人的名字。113对于涌入威塞克斯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与不列颠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不同的英国学者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如莫里斯(Morris)认为，彻迪克本人就是不列颠人。在威塞克斯王国的历史舞台上，彻迪克扮演了与沃蒂格恩类似的角色。为了应付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入侵和不列颠人的内斗，他从欧洲大陆雇佣了这些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他的指挥下，这些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最终建立了威塞克斯王国。后人在编写《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的时候，把他当作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114由此可知，在后世的威塞克斯王室系谱中出现不列颠人的名字，也就不足为奇了。有的学者则认为，传说中的盎格鲁一撒克逊英雄在进入威塞克斯之前，同欧洲大陆的布列塔尼人之间有通婚关系，因而某些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也就有可能使用不列颠人的名字。但这种观点由于证据不足，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还有学者认为，这些传说中的盎格鲁一撒克逊英雄，其实就是某些驻防在威塞克斯的盎格鲁一撒克逊雇佣兵的统领，他们在威塞克斯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与当地不列颠人之间己存在通婚。““不论上述哪种情况出现，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的一种结论，传说中的盎格鲁一撒克逊英雄及其启从和不列颠人之间已有长时间的接触，经过这样的接触，他们逐渐地取得了对当地不列颠人的统治权。在林赛王室的系谱中也同样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列颠人的因素，如6世纪时的林赛国王凯德拜德(Caedbaed )，就是不列颠人的名字。在国王系谱中，排在沃登(Woden)之后的第一个国昂尼塔(Unita)，也是不列颠人的名字。
这个时期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东南部建立了霸权，实现了由雇佣兵和海盗到征服者的角色转变。当然，这种转变并不是和平的，除充分利用了各种有利条件之外，也不可避免地通过了与不列颠人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如455年，亨吉斯特与沃尔提根作战，霍萨就在这次战斗中陨命疆场。455年肯特建国，457年，亨吉斯特在克雷福德(Crayford)大败不列颠人。这次战斗后，残留的不列颠人逃亡伦敦，放弃了再次征服肯特的企图。465年，亨吉斯特与不列颠人再度交战。473年，亨吉斯特又同不列颠人大战，掠夺了大量的战利品，此后，与肯特为敌的不列颠人就象怕火一样惧怕亨吉斯特。‘’8在几个早期王国的建国历程中都提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屠杀不列颠人的情景。这一时期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与不列颠人之间的激烈冲突，亦有考古方面的证据可资印证。如，6世纪上半叶时，不列颠人为了抵抗威塞克斯王国的进攻，在今威尔特郡(Wiltshire)一带修筑了一道名为“旺斯代克”(Wansdyke)的边墙。119在该边墙附近曾发现男性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和不列颠人的墓地，这显然是双方发生战争后留下的证据。‘2。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播迁的第二阶段，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与不列颠人之间在发生了包括通婚和征募雇佣兵的关系之后、逐步建立对不列颠东南部地区霸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血腥屠杀不列颠人的场面。但就总体而言，血腥屠杀的场面恐怕并不一定有如文献记载的那么惨烈，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与当地不列颠人之间实质上形成了一种既有矛盾对立、又含共存互融在内的复杂关系，并最终缓慢地建立起了在不列颠东南部地区的霸权。
四、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播迁的第三阶段((6世纪中叶到7世纪初)
6世纪中叶，随着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东南部建国历程的基本结束，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又再度踏上了扩张历程。尽管经历了前一阶段的准备，但在数量上处于下风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仍须借助一定的有利时机，方可从其立足的不列颠的东南部地区进一步向外扩张。
6世纪40年代，一场瘟疫袭击了不列颠西部和北部地区。对于这次瘟疫，当时的不列颠文献留有较多的记载。如威尔士人的《复活节编年史》( EasterAnnals)中提到了名为圭内斯(Gwynedd)的不列颠小国的国王梅拉死于一场瘟疫。12’爱尔兰人的《厄尔斯特编年史》(Annals of Ulster)中也提到，545年一场瘟疫席卷了爱尔兰。《克隆麦克诺斯编年史》(Annals of Clonmacnoise)则提到了545-577年间的另一场瘟疫。122英国学者对于这一时期的瘟疫做了专门的研究，但目前没有定论。一般认为，这次瘟疫与6世纪中期地中海地区爆发的瘟有关，如542-543年拜占廷即爆发了大规模瘟疫。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大量侵入不列颠后，不列颠东南部地区的港口陷落，不列颠东南部与地中海地区的贸易随之中断，而不列颠的西部、北部和爱尔兰与地中海地区的贸易联系却仍然维持了下来，这种推论有考古学方面的证据可资印证。在不列颠西部、北部和爱尔兰都发现了5-7世纪时地中海周边地区生产的陶器。随着贸易往来，瘟疫也悄无声息地传入了不列颠人当中。123对于这次瘟疫的后果，目前的研究虽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瘟疫使得不列颠人体质下降、人口减少，对不列颠人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瘟疫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文献中却不见记载，显然没有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产生严重影响。鉴于这样的有利时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便乘虚而入，再度掀起了对不列颠人扩张的浪潮。
这一阶段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的扩张，似乎还多少受制于地理因素，并不是所有的盎格鲁一撒克逊王国都加入了这一过程。由于森林密布等难于逾越的地理障碍，东南部的许多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小国未能加入其间，只有与不列颠人有充分接触的威塞克斯王国、麦西亚王国和诺森布里亚王国，积极参加了这次的扩张。有关这个时期威塞克斯王国和诺森布里亚王国扩张的文字史料较多，而麦西亚王国的文字史料奇缺，有鉴于此，在这节中，主要讨论威塞克斯王国和诺森布里亚王国的扩张状况，以便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播迁不列颠第三阶段的大致概貌留有一定印象。
6世纪中叶，不列颠南部的威塞克斯王国首先发动了对不列颠人的征服战争。552年，金里克在西罗比尔格(Searoburh)取得了对不列颠人的胜利。124根据英国学者对这次战役的考订，威塞克斯王国从索尔兹伯里平原(Salisbury Plain)及皮尤西谷(the Vale of Pewsey)向外扩张，在莫尔伯乐丘陵(Marlborough Downs)建立了据点，进而控制了泰晤士河上游地区。125这次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在经历了一代人的时光沉寂之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重又开始了新的征服历程。556年，金里克及查乌林(Ceawlin)在巴伯里(Beranburh)再次取得了对不列颠人的胜利。126568年，查乌林(Ceawlin )及卡撒(Cutha)取得了对肯特国王艾塞尔伯特(Ethelbert)的胜利，威塞克斯王国与肯特王国的这次战争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盎格鲁一撒克逊王国之间的第一次战争。127威塞克斯王国在这次战役中的胜利，限制了肯特王国的扩张，使得威塞克斯王国免于遭受肯特王国的侵扰，为威塞克斯王国对不列颠人的进一步征服提供了条件。571年，威塞克斯王子卡思伍尔夫(Cuthwulf)在比德坎福(Bedcanford)取得了对不列颠人的胜利，这次战役后威塞克斯夺取了不列颠人的4个城镇林根伯赫(琢geanburh)、艾尔斯伯里(Aylesbury)、本辛顿(Bensington)和恩夏姆(Eynsham )。这次战役为查乌林的进一步扩张、进而占领西尔滕萨特(Cilternsate )铺平了道路。577年，卡思温(Cuthwine)和查乌林在迪勒姆(Deorham，巴斯以北的一个村庄)与不列颠人作战，败杀了三个不列颠国王科因梅尔(Coinmael )、康迪月一(Condidam)和法林梅尔(Farinmael )，夺取其三座城镇格洛斯特(Gloucester )、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和巴斯(Bathanceaster) 0 128迪勒姆战役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扩张历程中第二段的决定性战役。根据考古学证据，居于赛伦塞斯特的不列颠人与威塞克斯王国之间曾展开过长达一、二代人之久的拉锯战。129这次战役标志着威塞克斯工国粉碎了不列颠人在这一地区的长期抵抗，永久性地建立了霸权。577年的迪勒姆战役的胜利，犹如在威尔士的不列颠人和杜姆诺尼亚(Dumnonia )的不列颠人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在不列颠南部基本上划定了英格兰人的政治统治区域。130584年威塞克斯向北方扩张，查乌林和卡撒大败不列颠人，功占领了许多村庄，屡获大量战利品。直至592年“沃登古家”(Wodnesbeorg)之役，不列颠人和威塞克斯人再度发生大战，查乌林被击败，威塞克斯王国的扩张重新受到遏制。13’至此，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南部的征服活动基本告一段落。
威塞克斯王国在南方取得对不列颠人胜利的同时，不列颠东北部的诺森布里亚王国也开始了对外扩张。北部地区小国林立，民族情况比不列颠的其它地区更为复杂，不仅曾有过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小王国德伊勒和伯尼西亚，不列颠人建立的诸多小国，而且还有来自爱尔兰的斯科特人也在这一地区建立了部分居留地，这个地区还生活着皮克特人。上述这些小国争端不断，但各国都没有充足的力量在这个地区的诸多小国中建立起霸权。
从总体上说，对早期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东北部的诺森布里亚地区播迁的历史，文献中没有多少明确的记载。目前仅仅知道，在巴顿山战役后，来自欧洲大陆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曾源源不断地涌入不列颠。547年，迁居这个地区的盎格鲁人伊达(Ida)建立了伯尼西亚王国。其后，盎格鲁人艾尔(Aelle)建立了德伊勒王国。132这个地区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数量上远远少于不列颠的其它地区。鉴于力量弱小，因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这个地区的征服历程比其它地区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更为漫长。133利用6世纪中叶不列颠人控制区发生瘟疫之机，伯尼西亚王国在这个地区一度建立霸权，吞并了两个不列颠人小国。伊达之后，他的四个儿子分别当了一段时间的伯尼西亚国王。然而，伯尼西亚王国在这个地区的霸权并不稳固，仍然受到了当地不列颠人小国的抵制。文献中曾多次提到伯尼西亚与当地的不列颠人小国之间战端不断，双方互有胜负。134
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这个地区建立稳固的霸权，仍有待于当地盎格鲁一撒克逊王国的联合。在伯尼西亚国王，艾塞尔里克(Aethelric )统治时期，伯尼西亚王子艾塞尔弗里思(Ethelfrith)迎娶了德伊勒公主阿查(Acha)o 588年德伊勒国王艾尔死后，由于王子埃德温(Edwin)年幼，艾塞尔里克开始统治上述两个盎格鲁一撒克逊王国，593年伊达之孙艾塞尔弗里思继承王位，两个国家正式合并，称诺森布里亚。13’在比德的笔下，“艾塞尔弗里思是一位勇猛异常且一心沽名钓誉的人，他对不列颠人的摧残比任何一位英吉利(盎格鲁一撒克逊)国王都更为厉害，没有一个国王所征服的不列颠人的土地能比艾塞尔弗里思更大。他把当地人统统赶出家园，制服并把他们变成附庸，或使盎格鲁人定居在他们的土地上”。，’“比德的这段文字显然有溢美和夸张的成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合并以后的诺森布里亚王国力量明显增加，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己经足以发动对其它民族集团的攻击并建立霸权了。
603年，为了遏制诺森布里亚王国的扩张，当地的斯科特人国王埃丹(Aedan )组织了一支军队对抗诺森布里亚王国。艾特尔弗里思在德格萨斯坦(Degsastan )大败斯科特人。这次战役以后，再也没有斯科特人敢与当地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作战了。137此后，艾塞尔弗里思领导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进攻莱吉恩斯城(LegionumUrbs)的不列颠人。在这次战斗中与艾塞尔弗里思对阵的不仅有不列颠人的军队，还有大约1250名为不列颠军队祈祷的神父。不列颠人布罗克梅尔(Brocmail )则带领军队保护这些神父。战斗发生后，布罗克梅尔带领军队逃跑，而这些神父则惨遭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屠杀。13“这次战斗在比德的笔下评价颇高，认为这是一场对不热心传播基督教信仰的不列颠人的杀戮。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并没有提到这次战役的时间。残留的爱尔兰文献中也有关于这次战役的记载。在残留的爱尔兰文献中提到了613年，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野蛮屠杀神父，布罗克梅尔仓皇逃窜，两个不列颠小国国王被杀。139因而，可以大致认定比德笔下的这次战役发生在613年。这次战役以后，诺森布里亚在不列颠北部建立起了稳固的霸权。至此，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播迁的第三阶段基本结束。
总体而言，在这一阶段，再度得益于不列颠人控制地区爆发瘟疫的有利契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成功地扩展了生存空间，巩固了先辈的拓殖成果。诺森布里亚王国、麦西亚王国和威塞克斯王国分别在北部、中部和南部划定了英格兰的地理疆界。此外，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播迁不列颠的第三阶段突出地表现为某些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扩张，这表明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力量的增强，同时这也昭示了古代英国历史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阶段一七国时代的来临。
五、小结
经过三个阶段、绵延数百年的播迁、扩展，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最终完成了对不列颠东南部地区的征服，基本划定了英格兰的政治地图。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播迁不列颠及至建立在英格兰的统治权的历程，曲折复杂，并非一IRA而就，由于其自身力量的限制，而曾迁延日久，而且在征服过程中，也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当地不列颠人相互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后来又逐渐与不列颠人充分融合，这是应该注意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的播迁历程也加速了其自身的演化过程，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由一个结构松散，渊源芜杂的“蛮族”集团逐步跨入了文明的门槛。经由海路的多批次迁徙而呈现散乱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因在拓殖过程中一再对不列颠人展开征服战争，内部关系多少得以重新调整。但囿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这种协调性还是很有限度的，不宜高估，他们的扩张势头，很快由于不久之后建立起来的盎格鲁一撒克逊王国彼此之间的争霸斗争而被抵消。从此，大不列颠岛诸民族集团各自的生存空间渐趋定型，这为他们最终发展成为种族、文化特征明显的现代民族埋下了伏笔。
第三章、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播迁不列颠对现代英格兰民族的深远影响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任何现代民族都是由特定的古代民族集团经过长期的历史性冲突与融合之后，逐步形成、发展而来的。各古代民族集团对该现代民族形成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均等的。其中有些可能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对于现代英格兰民族而言，显然就发挥了这样一种奠基性作用。
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对现代英格兰民族的奠基性作用其主要表现在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带来的日耳曼族系血统大体给了现代英格兰民族带来了浓重的日耳曼色彩。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所带来的盎格鲁一撒克逊语，奠定了她的语言基础。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引进的法律制度，确立了后来英国法律中“王在法下”的原则和习惯法传统。后世英国法律逐步完善和发展成为独特的海洋法系与此不无关系。此外，也给英格兰民族带来了的珍视传统、注重历史连续性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140
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入迁不列颠之前，伊比利亚人、不列颠人和罗马人业己在不列颠生息繁衍。由于年代的久远，最早迁居该岛的伊比利亚人留下的可以明辨的遗迹似乎不多。而后迁入、一度成为岛上居民主体的不列颠人，基本上也没有遗存鲜明的历史文化印记，以致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学者都认为，不列颠人恐怕己被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屠杀殆尽了。罗马人将不列颠引入了文明世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随着古代中世纪之交的民族大迁徙，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很快湮灭。经营不列颠数个世纪的罗马人仅在英语中留下了175个拉丁语借词。’4’大行于不列颠的罗马法也仅在后世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习惯法中留下并不十分清晰的痕迹。142
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迁入不列颠之后，又陆续有新的民族集团丹麦人和诺曼人踏上这块土地。作为强势集团的丹人和诺曼人都曾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产生过重大影响。如丹人曾在英格兰建立了丹麦区，他们将自身的文化特征、社会制度等引入了丹麦区。诺曼人则征服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并把自身的文化特征带入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上流社会。比较而言，丹人和诺曼人是数量上的少数群体。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他们都吸收和维护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文化特征。丹人和诺曼人在英格兰势力的式微，决定了丹人和诺曼人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文化因素影响的衰竭。从语言的角度而言，丹麦人带来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因素，使英语增加了几千个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借词，给英语注入了新的转换规则、词汇规则和正音规则。但并没有影响盎格鲁一撒克逊语的句法结构。143诺曼人带来的诺曼法语，也仅在社会上层流行，而下层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仍然使用当时流行的古英语。作为上层统治者的语言，影响却比较有限，只是带来了某些涉及法律、学术、宗教等方面的词汇及构词的前缀和后缀，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语言深层结构依然保留了下来。144随着英法百年战争的展开和结束，英法两国渐行渐远，诺曼法语作为敌对民族的语言而被最终摒弃。从法律上来说，丹麦人的入侵，一度强化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同北欧故地日耳曼人习惯法的联系，给后来英国法律体系带来核心词汇“law”和十二人陪审团制，但并没有撼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本传统。14，诺曼人的入侵，也没有完全改变盎格鲁一撒克逊法在英国法律史上的奠基性地位。诺曼人本身亦是施行习惯法，威廉一世在位之初即宣布尊重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法律。此后，诺曼人在编撰成文法典的时候，并没有掺入过多的新法因素，而是更多地保留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既有法律。146就政治层面而言，丹麦人的入侵，促使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团结御敌的斗争中加速了内部统一。诺曼人的征服，虽则一度加剧了他们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之间的矛盾，但就长远来看，这种对立关系还是在长期的相互接触中得到了修补与弥合，终究还是推动了英格兰的整体统一趋势。这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本身的发展、乃至最后英格兰民族的形成，仍旧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
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是古日耳曼人的一个支系;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语言属于日耳曼语的西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法律制度与古日耳曼人的法律制度并无多大差别;以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而论，他们也带有浓重的古日耳曼特色。盎格鲁-撒克逊人借助古代中世纪之交的这场大迁移，将这些古代日耳曼人的文化特征播洒到不列颠的东南部地区，并加以保留弘扬，在后来英格兰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奠基性的作用。是什么原因使得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能够在英格兰民族形成的过程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呢?囿于学浅，本人不能广泛收集和研究各方面的材料，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一番思量之后，大胆地猜测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播迁模式是使其对现代英格兰民族发挥了奠基性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与其它日耳曼人的流动相比，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迁徙模式又具备了什么样的特征呢?
欧洲古代日耳曼人各支系的迁徙基本上是经由陆路完成的，交通条件相对便利，没有遇到较为艰险的地理屏障阻隔，使得这些日耳曼人大都能以部落为单位，集结了较大的人数，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未受过多阻碍地由祖居地迁往他们乐于定居的拓殖地。可以说，这样的日耳曼人迁徙方式，犹如地震引发的海啸，大量的迁移人口从祖居地喷涌而出，一掠而过，短期内对拓殖地的冲击强度确也不小。但冲击过后，日耳曼文化因素在当地文化和人口环境的影响下，并不能够持久，而是逐渐被当地民族所同化，至多仅在当地的地名和语言中留下某些或深或浅的痕迹，而种族和文化的基因却在同当地民族的融汇和撞击下逐步消失了。造成在欧洲大陆迁徙的日耳曼文化因素被当地民族集团同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日耳曼人的迁徙模式对其文化因素能否在后世长久发挥深远影响却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与欧洲大陆发生迁徙的日耳曼人支系相比，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的播迁，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使他们不可能象奔涌的洪水一样迅速涌入不列颠。他们的迁徙，是在军事首领的带领下，乘着当时承载量有限的海船，经过航海分期、分批到达不列颠岛上的。他们的播迁有如涓涓细流，逐步在不列颠沿海一带汇集，待时机成熟后，再逐步向内陆渗透、扩展。这样的一种迁徙模式，使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不得不在一批又一批新入迁同胞的影响、推动下，不断地强化着自身的文化特征。作为数量有限的外来征服者，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为了在不列颠站住脚跟，不得不与当地不列颠人发生旷日持久的战争，用血与火的利剑为自己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无疑，这种白热化的民族冲突进一步加强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身份认同。当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东南部地区建立了许多小国家之后，他们的身份，也就由海盗和雇佣兵渐渐转变成了征服者、统治者。如何管理国家，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严峻问题。在没有任何条件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因循前例是最好的办法，他们即把在日耳曼尼亚地区的法律、语言和社会风俗引入了不列颠。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文化特征，由此移入了不列颠，并在以后的岁月中，逐渐扩展、不断强化，构成了英格兰民族发展历程中的一片亮色。
结语
一般说来，民族的形成，迁延日久，是种族背景、文化特征各异的古代民族集团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相互冲突与交融的结果。英格兰民族的形成过程亦是如此。其中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对现代英格兰民族的形成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并不是组织严密的单一人群，而是族源复杂，包含着多种的部落成份。他们在迁入不列颠之前，己在欧洲大陆生存、发展了许多世纪，因文字记述材料的缺位而长期不为人知，却同西北欧沿海地区诸多的日耳曼部落或支系都有密切的交往关系，并最终形成了被人称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松散集团。自3世纪起，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开始渐次播迁不列颠。起初入迁人数有限，5世纪中期左右发生大批迁徙的潮，逐步在不列颠岛各地扩散、定居。他们的播迁历程由于遭受不列颠人的顽强抵抗曾一度被遏制，进展时有断续，但至7世纪初，则基本完成了在不列颠的这一播迁历程。迁延日久的播迁历程，使得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文化特征和身份认同在与异族的对抗中，得到了保留和强化。此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又曾经受过丹人入侵和诺曼征服的考验。在与上述民族集团的对抗中，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自身的民族凝聚过程大大加速，文化特征和身份认同愈益强化，从而使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后世英格兰民族完全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从民族史的角度，了解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探究其渊源及在不列颠的播迁历程，对我们全面认识英国历史和英格兰民族的成就将是富有价值的。
注释:
1《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1卷，
第338页，“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条。
2《大美百科全书》，外文出版社、光复书局，1994年版，第1卷，第506页，
“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条。
3J. N. L. Myres,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Oxford&New York, 1986, p. 91.
4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四川人民出
版社2003年，第3页。
5Hector Munro Chadwick, The Study ofAnglo-Saxon, Cambridge, 1955.
6在中文版的《英吉利教会史》中，这个地名译为“斯莱斯维克”，但是更多的时候，中国
学者将这一地名译为“石勒苏益格”。故本文采用后一个译名。
7[英1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8
页。
8《盎格鲁一撒克逊遍年史》，寿纪瑜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1-12页。
9侯建新:《英格兰种族、语言和传统探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
年，第5期。
10蒋孟引主编:《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1-42页。该书关
于早期英国历史的章节均由孔令平先生撰写。
11Collingwood and Myres, Roman Britain and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Oxford,
1937,pp.346-347.
12无法求证于英文版的《英吉利教会史》，对于“加尔曼人”一词的确切所指，
无从考订。根据《英吉利教会史》一书的语境猜测，此处应当是日耳曼人
13在中文版的《英吉利教会史》中，Danes译作“丹麦人”，此处宜译成丹人。
毕竟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出现丹麦人的提法。
14[英]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23
页。
15阎照祥:《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16The Ruin of Britain (De Excidio Britannae ) by Gilds, translated by J. A. Giles,
http://www.postroman.info/Oildas/gildas history. htm,2005/3/3.
17Historia Brittonum by Nennius, translated by J. A. Giles,
http://www.postroman.info/nennius/historia brittonum.htm, 2005/3/3.
18 Collingwood and Myres, Roman Britain and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Oxford,1937, p.312.
19 Zosimus, Historia Nova, by Robert Vermaat,
htti)://www.vortigernstudies.ora.uk/artsou/zosim.htm. 2004/11/7.
20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8.20.6一10.
http-//www. vorti gernstudi es. org. uk/artso帅rocop.htm, 2004/11/7.
21 R. H. Hodgkin, History of the Anglo-Saxons, London, 1952, p.53.
22 Collingwood and Myres, Roman Britain and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Oxford, 1937
p.337.
23 Martin J. Whittock, The Origins of England, 410-600, London&Sydney, 1986,
pp.6-8.
24对于斯维比人，不同的文献中有不同的名字，如Suebi, Swaefe, Swabians,
Suevi等(参见Martin J. Whittock, The Origins of England, 410-600, London&
Sydney, 1986, p.55)。如此看来，前文中提到的士瓦本人亦可看作是斯维比人。
25 Martin J. Whittock, The Origins of England, 410-600, London&Sydney, 1986,
p.163.
26 Ibid., p.13.
27[古罗马〕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译，商务印书馆，1977
年，第75页。
28 Collingwood and Myres, Roman Britain and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Oxford, 1937
p.338.
29 Pliny, the Elder, Geograp奴ii. 11.7.转引自Collingwood and Myres, Roman
Britain and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Oxford, 1937, p.338.
30 Martyn J. Whittock, The Origins of England, London&Sydney, 1986, p.6.
31 Ibid., p6.
32 Widsith,
http://www.soton.ac.uk/-enm/widsith.htm, 2004/12/20。
33 R, H. Hodgkin, History ofAnglo-Saxons, London, 1952, p.8.
34 J. N. L. Myres,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Oxford&New York, 1986, p.50.
35〔古罗马〕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译，商务印书馆，1977
年，第72页。
36 J. N. L. Myres,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Oxford&New York, 1986, p.50.
37 Martyn J. Whittock, The Origins of England, London&Sydney, 1986, p.8.
38 Collingwood and Myres, Roman Britain and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Oxford, 1937
p.339.
39 R. H. Hodgkin, History ofAnglo-Saxons, London, 1952, pp.10-12.
41 Ibid., p.14.
41 Martyn J. Whittock, The Origins of England, London&Sydney, 1986, p.8.
34
42 Orosius, Hist. adversus Paganos, ed. C. Zangemeister(Leipzig, 1989),vii. 32.转弓}
自J. N. L. Myres,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Oxford&New York, 1986, p.51.
43 Martyn J. Whittock, The Origins of England London&Sydney, 1986, pp.9-10.
44[古罗马1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译，商务印书馆，1977
年，第71页。
45同上，第85页，“安古利瓦累夷人”注释。
46同上，第71页，第85页，“卡马维人，，注释。
47 Martyn J. Whittock, The Origins of England 410-600, London&Sydney, 1986,
p.12.
48关于在欧洲活动的撒克逊人，在比德的笔下被称为“老撒克逊人”。在格雷戈
里的《法兰克人史》中这些撒克逊人被译为“萨克森人”。两者都是源于同一
英文名“Saxons"。文中关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高卢地区活动的记载，多转
引自《法兰克人史》。为了在保持族名的统一，文中把《法兰克人史》中的“萨
克森人”转称为“撒克逊人”。
49[法兰克]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译，商务
印书馆，1981年，第59页。
50同上，第57-58页?
，’对于罗马是否在410年以后再次征服不列颠，当前英国学者并无一致意见。
一般只认为在 410年以后，在东南部地区有限的范围内，罗马曾一度恢复统治。
在某些残留文献中亦有记载，如罗马帝国晚期的历史学家伯里(Bury)的文献
中就提到了428-37年罗马的驻军仍然驻扎在“撒克逊海岸”防线，“罗马放弃
在不列颠的诸个行省的时间是442年”(参见R. H. Hodgkin, History of
Anglo-Saxons, London, 1952, p.55)。此外，部分英国学者亦考订了残留文献中
有关传奇英雄亚瑟王的记载及相关传说，认为亚瑟王是在罗马放弃不列颠后，
重新带领罗马骑兵部队返回不列颠，帮助不列颠人从入侵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
手中再次征服不列颠的(参见Collingwood and Myres, Roman Britain and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Oxford, 1936, pp.321-4 )。另外，也有学者根据奈尼的《不
列颠史》中关于不列颠之王沃蒂格恩惧怕罗马人的记载，以及关于亨吉斯特率
领下的撒克逊人最初驻扎在靠近肯特的萨尼特岛的记载，认为不列颠人曾雇佣
了某些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并把他们部署在不列颠东南部地区，以阻止罗马的
卷土重来(参见Martyn J. Whittock, The Origins of England 410-600, London
&Sydney, 1986， p44)。
52[法兰克]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译，商务
印书馆，1981年，第73页。
，，同上，第74页。
54同上，第149页，第154-156页。
55同上，第186一187页。
5“人口过剩问题是推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对外扩散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人口过
剩，考古学方面的有关证据可资印证。例如，德国学者研究2世纪盎格鲁一撒
克逊人祖居地的墓地时曾指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己经面临人口过剩的问题，
这就足以促使他们挺而走险，抓住一切机会对外扩张。德国学者在考察威悉河
流域3世纪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墓地时，也同样发现涌入此地的盎格鲁一撒克逊
人中出现了人口过剩现象。荷兰学者对于弗里斯兰地区4世纪的盎格鲁一撒克
逊人的墓地进行研究时发现，当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同样面临着人口过剩，海
水对这一地区土地的侵蚀，加剧了人地矛盾，使当地的人口过剩问题变得更加
严峻(参见Collingwood and Myres, Roman Britain and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Oxford, 1937, pp.339-45)。
57对于这个部落，学者们一般认为Ecii，源自Eutii，也就是比德笔下的Jutes,
对于这一部落的具体所指不甚清楚。Saxones Eucii可能是指与撒克逊人比邻而
居的欧西人，也可能是指臣服于撒克逊人的欧西人。但可以肯定的是，该部落
以欧西人为主体，同时可能也混杂有部分的撒克逊人(参见R. H. Hodgkin,
History ofAnglo-Saxons London, 1952, p.82)。
58 Martyn J. Whittock, The Origins of England 410-600, London&Sydney, 1986,
p. 12.
59 D. J. Fisher, The Anglo-Saxon Age, c. 400-1042, London, 1973, p.26.
60 J. N. L. Myres,，。English Settlements, Oxford&New York, 1986, p.113.
61 Martyn J. Whittock, The Origins of England 410-600, London&Syndey, 1986,
p.14。
62 Venantius Fortunatus, Carmina, 9 January 1973.转引自Martyn J. Whittock, The
Origins of England 410-600, London&Sydney, 1986, p.15.
63 Ibid., p.14.
64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8. 20.6一10,
http://www.vortigernstudies.org.uk/artsou/procop.htm, 2004/11/7.
65[英」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
54页。
66 Martyn J. Whittock, The Origins of England 410-600, London&Sydney, 1986,
p.15.
吸英]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
88页。
68 John Moorhead, The Empire Divided 400-700, Sydney, 2001，p.296.
69 J, N. L. Myres,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Oxford&New York, 1986, p.127.
70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阎照祥:《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71蒋孟引主编，《英国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88年，第41页。
72 R. H. Hodgkin, History ofAnglo-Saxons, London, 1952, p.67.
73 Martyn J. Whittock, The Origins of England 410-600, London&Sydney, 1986,
p.38.
74 Collingwood and Myres, Roman Britain and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Oxford, 1937
p.301.
" Ibid., p.327.
76 The Ruin of Britain (De Excidio Britanniae) by Gildas Translated by J.A. Giles,
http://www.postrom,an,.info/giidas/gi,ldas, history.htm，2005/3/3。
”〔英1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
50页。
78 The Annales Cambriae (The Annals of Wales)
http://camelot.celtic-twilight.com/annales cambriae/2oo5/S/9.
79 Sir Charles Oman, A History of England before the Norman Conquest, London, p.
200.
80参见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9
页。
“’国内学者一般把Scots译为苏格兰人。其实，此时并不存在苏格兰人这一民族。
某些国内学者在做相关研究时己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如成洛在其毕业论文
《关于古凯尔特人的播迁和发展》(华东师大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中，把
Scots译为斯科特人。本人认为成路的译名较能合乎这一民族集团的身份，故
而采用其译名。
82 Sir Charles Oman, England Before the Norman Conquest, London, pp.188-92.
83参见钱承旦许杰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1-13
页。
84纯粹撒克逊人的陶器是用手工制作的，在制陶过程中并没有使用转轮。因而，
形状并不十分规则。而罗马一撒克逊陶器在制作的过程中使用了转轮，因而，
形状规则。在这种陶器的表面刻有撒克逊风格的纹饰(参见J. N. L. Myres,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Oxford&New York, 1986, p.89)。
85 Martyn J. Whittock, The Origins of England, London&Sydney 1986, pp.21-22.
86 Ibid., p.22.
8' J. N. L. Myres,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Oxford&New York, 1986, p.96.
88 S. Frere, Britannia, 1967, p.186.转引自J. N. L. Myres,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Oxford&New York, 1986, p.77.
89J. N. L. Myres,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Oxford&New York, 1986, pp.77-78.
90 Ibid., p.87.
91 Ibid., p. 91?
92 Ibid., p. 96.
93 Collingwood and Myres, Roman Britain and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Oxford, 1937
pp.276-9.
94 Ibid., 1937, p.312.
95 Martyn J. Whittock, The Origins of England 410-600, London&Sydney, 1986,
p.86.
96 Ibid., p.85.
9' Ibid., pp.86-101?
98 Alock, Arthur's Britain, pp.310-311.转引自Martyn J. Whittock, The Origins of
England 410-600, London&Sydney, 1986, p.129.
99 Historia Brittonum by Nennius, translated by J. A. Giles,
http://www.,postroman.info/nennius/historia brittonum.htm, 2005/3/3.
100 Martyn J. VWhittock, The Origins of England 410-600, London&New York,1986,
p. 137.
101 R. H. Hodgkin, History ofAnglo-Saxons, London, 1952, p.42.
102 Ibid., p.49.
103 Life of St. Patrick，转引自R. H. Hodgkin, History o爪Anglo-Saxons, London,
1952, pp.62-64.
104[英]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
39-46页。
105 R. H. Hodgkin, History ofAnglo-Saxons, London, 1952, pp.57-58.
106 Historia Brittonum妙Nennius, translated by J. A. Giles,
http://www.postroman.info/nennius/historia brittonum.htm, 2005/3/3.
‘。，The Ruin of Britain (De Excidio Britanniae)妙Gildas, translated by J.A. Giles,
2005/3/3.
108 Historia Brittonum by Nennius, translated by J. A. Giles,
http://www.postroman.info/nennius/historia brittonum.htm, 2005/3/3.
109 Historia Brittonum by Nennius, translated by J. A. Giles,
11ttp://wwvv.postroman.info/nennius/historia brittonum.htm, 2005/3/3.
‘10 Sir Charles Oman, England before the Norman Conquest, London, 1929,p.198.
川Historia Brittonum by Nennius, translated by J. A. Giles,
http://w,ATw.postroman.info/nennius/historia-brittonum.htm, 2005/3/3.
112 H. R. Loyn in EHR 68(1953), 513-25.转引自J. N. L. Myres, The English
Settlements, Oxford&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