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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粘过来一些念经，事就这么个事儿呗
对于现状的看法伍戈:经济，再现“幻觉”？
内需方面，得益于去年“防疫优化”时的低基数，同比增速将全面回升，但环比回落。商品房销售再度降至历史同期低位，二手房挂牌攀升。房企现金流仍在恶化，土地市场低迷持续。国债增发到项目推进有时滞，年内效果有限。家庭提前还款有所缓解，但仍处历史高位。居民出行热度降至半年低位，消费环比仍将低位运行。
海外方面，美联储加息近尾声，但实际利率攀升。历史上，美总统寻求连任的年份，联邦赤字率往往回落。美国经济下行斜率或超欧洲，美元承压。我国出口占全球份额总体趋降，持续向疫前回归。全球制造业新订单已连续16个月收缩，创有数据以来最长记录。我国外需未必逆转，但低基数扰动下，外贸看上去在恢复。
价格方面，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明显回落，总需求下行更能主导国际商品价格走势。国内增量政策对有色、黑色系价格有所支撑，但冬季开工淡季下环比升幅有限。今年暖冬概率较大，耗煤需求或弱于历史同期。PPI四季度同比回升斜率将明显放缓。前期节假日效应引致的服务消费脉冲结束，CPI或仍将零上下徘徊。
政策方面，经济存在同比“幻觉”时，即使环比走弱，政策往往保有定力，何况年度目标压力不大。中央加杠杆能部分对冲短期化债对增量基建的挤压，但地产放松力度已趋弱，土地收入仍拖累财政。人民币汇率趋稳，但中美利差还掣肘资金利率。低基数叠加政府发债，社融将抬升。票据与存单利差下行，表征信贷弱势。 易纲：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几个特点
当前经济运行主要有几个特点：
一是居民部门少花钱、提前还贷现象突出。4月、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长2.6%、2.5%，远低于疫情前8%左右的水平。居民中存在一定的降薪预期和紧缩心理，倾向于增加储蓄、减少负债，前五个月新增定期存款占新增M2的比重达90%，比上年同期高出13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提前还款现象增多，部分微观主体行为可能倾向于“负债最小化”。
二是企业部门分化较为严重。今年以来，新增信贷主要流向国有部门和科创领域，新能源领域增长较快但体量有限，相比过去的房地产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不足。前五个月民间投资同比下降了0.1%，对GDP、就业贡献较大的民营、中小企业信心有待提振。
三是政府部门地方债务风险有所加大。受疫情冲击、房地产调整等影响，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城投债务进入偿债高峰，“土地财政→基建投资”的链条难以为继，项目回报率较低，偿债能力脆弱，也约束了地方政府的发力空间。
四是房地产市场风险尚未出清。一季度“小阳春”后，房地产业重现下行态势。前五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7.2%；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0.9%。房企融资能力仍然较弱，流动性紧张状况有所加剧。长期看，受城镇化水平提升放缓、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购房需求总量可能还会下一个台阶。
五是国外部门进入不稳定状况，并可能与内需不足相互叠加。美国利率水平或在高位停留较久，自身的经济金融风险在上升，全球经济也趋于放缓。外需偏弱给我国稳外贸、稳外需带来较大挑战。
六是物价走势不存在通缩的基础，但也要关注供求平衡问题。通缩往往伴随着需求收缩，而我国需求还在回升，货币信贷增长较快，不符合通缩的典型特征。6月CPI同比持平，PPI同比下降5.4%。随着基数降低、经济内生动力增强，CPI中枢有望温和抬升，PPI预计四季度可能有所回升。
七是就业总体稳定，但结构性矛盾突出。随着人工智能逐步替代脑力劳动岗位，未来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错配可能长期存在。
八是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助力稳定经济大盘。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15.7万亿元，同比多增2万亿元。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前五个月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3.96%，同比下降0.39个百分点。6月份，进一步引导货币政策操作利率下降10个基点，带动贷款市场利率同步下行。
九是受美元高位运行和境内暑期集中购汇等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弱，但近期已有所回升。 NIFD季报：总体债务扩张有限，宏观杠杆率被动上升
■2023年三季度的宏观杠杆率从二季度末的283.3%上升至286.6%，上升了3.3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共上升了13.5个百分点。实体经济债务存量的同比增速仅为9.3%，处于2000年以来的低点。但名义GDP以更快的速度下滑，导致宏观杠杆率被动上升。预计全年宏观杠杆率上升12-13个百分点，四季度微弱下降。
■居民杠杆率上升幅度最小，提高了0.3个百分点，住房贷款同比增速持续两个季度为负。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继续上升，提高了1.2个百分点。企业债务增速基本稳定，但投资增速仍在下降。政府杠杆率升幅最大，提高了1.8个百分点，但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效果有限
接下来可能的步骤
A.使用更加有力的财政、货币政策林毅夫：关于当前宏观经济的三点建议
一是实施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当前，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应该主要由政府投资具有外部性和具有挤入效应的项目，恢复居民和企业的信心。这种性质的项目依然很多，例如，把空中的管线埋入地下、改善地下管网、建设公租房等。这些投资迟早要做，越晚做成本越高。这些项目的资金可以由中央财政拨款，或中央、地方共同承担。 余永定：关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几点思考
简言之，在GDP增速持续下跌的情况下，只要中国通胀率保持低水平（甚至处“准通缩”状态），或许还可以加上一条——只要不存在资产价格持续飙升的情况，就不能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足够宽松。
人为的以县城为支点“就地城镇化”很难避免资源的浪费。由于已经超越专业范围，本文无意讨论城市化本身。仅仅想指出，城市化可能是下一阶段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之一，城市化意味着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需求。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投资应该同城市化的长期规划密切结合起来。
总之，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政府支持的基础设施投资创造“挤入效应”，带动私人投资，进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沿用了几十年的刺激经济增长的老办法，但却是屡试不爽的办法。美国未必不想学，只是学不来。对于许多金融机构来说，目前存在“资产荒”，不知道把钱投在什么地方。增加基建投资，这种问题就可以解决。
当前妨碍政府执行类似“四万亿”刺激计划的主要障碍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而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当年中央财政不愿意增加财政赤字，而鼓励地方政府建立融资平台从银行和资本市场融资。这次如果政府希望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就必须接受以前的经验教训，承担为基础设施提供资金的主要责任。如前所述，中国的财政状况同其他国家相比依然是比较健康的，中国依然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支持实施规模较大的“新刺激计划”。当然，实施这样的计划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有经过反复论证的项目，要避免重复建设、要杜绝“白象工程”。 CMF：加强宏观政策协调
考虑到稳定净息差，降低融资利率，建议进一步全面降低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在置换MLF的基础上进一步释放流动性
B.包括央地、财事权责、城乡在内的结构性社会改革刘尚希：中国需要一次更广泛的改革
眼前已经到了央地财权、事权需要改革的节点。而且是迫切需要调整，不调整只会导致地方“小马拉大车”，效率越来越低，可能内生出一种风险：“治理失灵”，这种风险像“温水煮青蛙”，其过程是难以直观感受到的。
各部门把责任层层下移，但权力都是在上头，这也就形成了一个权责的严重不对称。权小的责任大，权大的责任小。从一个基本的原理来看，权大的责任小，做决策风险小、成本低，就有可能导致官僚主义；而权小的责任大，只能被迫应付，就会导致各种形式主义。
目前“权大责任小，权小责任大”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比较常见。在财政上体现出来就是“上面点菜，下面买单”，如果点菜和买单不是一个人，点菜的就会使劲点，因为他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刘世锦：以新一轮结构性改革短期稳增长中长期促转型
三年疫情，宏观政策已经尽力且呈疲态。近一年多来，M2保持12%左右的增速，而GDP平均增速不及5%，利率水平处在近年的低点，人民币与美元利率倒挂幅度扩大，货币政策继续放宽的空间已经很小了。财政减税让利力度很大，各级财政已经绷得很紧。仅有的一点中央发债空间，如果导向不对，也可能是加剧而非缓解经济转型困难。如果把稳增长注意力继续置于宏观政策上，副作用将会加大，更重要的是将会再次错失结构性改革的时机。 楼继伟：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消费市场还有广阔的上升空间。目前大部分农民工在城镇打工，暂住于城镇。让2.9亿左右的农民工真正在城镇落户，会大幅提高消费，也会产生新的就业机会，还有助于提高收入分配公平性。 陈锡文：当前农业农村的若干重要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许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都是和户口联系在一起的，而户口又是和人的稳定住所联系在一起的。农业转移人口如果没能在城镇落户，他们就享受不到市民才能享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在打工城市找个因陋就简的住所容易，但要有个能落户的住所就很难，买得起商品房和能分到保障性住房的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都是租赁私房，虽然国家有“租售同权”的政策，但愿意让承租户在出租房里落户的房东，大概也是凤毛麟角。
浙江省是全国城乡关系处理得最好的省份之一。据浙江省有关部门调查，2021年有农业转移人口1746.8万人，超过全省常住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省内农业转移人口222.8万人，省外农业转移人口1524万人。在这些农业转移人口中，有自购房的占6%，住在工地和单位的占18%，住在雇主家或投亲靠友等的占8%，其余68%的人都是租赁住房。浙江省2020年就已出台允许租房落户的政策，但到2022年3月底，全省租房落户的只有917人，其中，在租赁房落户154户487人，在社区集体户落户430人。实际落户人口为什么这么少？首先，没有多少房东同意承租人在自己出租的房内落户。其次，农业转移人口在市内落了户，就可以申请保障性住房、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优军优抚服务以及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高考升学等待遇。如果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后都享有这些当地市民才享有的待遇，那么，不仅远远超出目前城镇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能力，还会动了原有城镇居民的“奶酪”，可能引起新的社会矛盾。所以，从总体上看，主要矛盾还是当前城镇的经济实力不够、向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与本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能力不足。中国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毕竟还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因此加快发展才是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硬道理。当然，这就需要一定的时日。
正是鉴于这样的实际情况，中国规模巨大的农业转移人口，就不可能主要依靠大中城市来实现。2020年以来，对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县域的城乡融合发展问题，重新受到了重视。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分别强调“深入推进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同常住人口挂钩、由常住地供给机制”“完善城市特别是县城功能，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但能否高质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市民化与产业布局的调整直接相关，毕竟人口是随着产业走的，不对产业布局实行“内移下沉”式的调整，小城镇与县域经济的发展是难有依托的。
这个说的太多就不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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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wanwanjun
发表于 2023-12-3 14:04
